第2版()
专栏：
李顺达谈“十月胜利”集体农庄
——从一个集体农庄看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历
燕凌
整整三十年以前，一九二二年十月，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庆祝了把外国武装干涉者所占领的最后一块苏维埃国土解放出来的巨大胜利。从那时候起，苏联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列宁在重病中坚持工作，拟定了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计划，为农民指出了经过合作制过渡到集体农庄的道路。乌克兰基也辅州的“十月胜利”集体农庄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它的“乳名”是“蜜蜂和蜂窝”共耕社。它是全苏联办得最早也最好的集体农庄之一，是苏联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先锋和骨干。三十年来它走过的道路，也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历史的缩影。
李顺达到苏联参观的第一个集体农庄，就是“十月胜利”集体农庄；参观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个集体农庄。这个集体农庄的主席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杜布柯维茨基，给李顺达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李顺达说：“杜布柯维茨基的出身、经历和我很是相似。在革命以前，他也是从小就在地主的土地上受苦，挨地主管家的鞭子。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分到了土地，和反革命不断进行斗争，走上列宁、斯大林指示的集体化道路，领导全村人民过着越来越好的生活，把一个穷困的地方变成了幸福的富裕的集体农庄。他二十八岁开始办共耕社，三十年来，一直全心全意领导共耕社和集体农庄；我也是二十八岁开始组织互助组，到今年有十来年了。他今年五十八岁，比我整大二十岁。在他那里参观的时候，我就想：照着他的路线再赶他二十年，我们西沟村一定能赶上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后来我又想：有了苏联的榜样，有了苏联的帮助，我们会走得更快，而且要少走许多弯路，一定用不了二十年。”
“蜜蜂和蜂窝”胜利了
当杜布柯维茨基初办共耕社的时候，整个地球上还很少有集体劳动的农民组织；他们在个体农业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航行，不免走了一些弯路。为了使自己的兄弟们走得顺利一些，他把他们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中国农民代表们。最初，工作怎么组织，收入怎么分配，家畜家禽怎么处理，私人可以有多少土地，他们都是不清楚的。但是他们坚决相信列宁、斯大林的号召：在公有的土地上，集体劳动，用新的方法耕作，就能收获更多的谷物，就能使农民摆脱贫穷，变成富裕、文明的人。那时，破坏分子造谣说：“谁参加共耕社，谁就是把灵魂卖给了魔鬼！”“共耕社的地里，除了野草，什么也长不起来。”那时，一切都是刚在开始，不少人对共耕社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坏分子的谣言暂时还能起一定的作用。有些报了名的，后来又离开了。结果，参加的只有九户。当时办共耕社，都要到县里登记；但是在登记表上的名称栏中怎么填呢？他们想：在动物中，最清洁、勤劳、优秀的集体劳动者，就是蜜蜂；于是，就把自己的共耕社叫做“蜜蜂和蜂窝”。共耕社在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了，大家选了杜布柯维茨基做共耕社主任。
起初，工作是艰难的，生活是困苦的。他们只有三对马、三张犁、六盘耙、两辆马车，要种五十一公顷（每公顷合我国十五市亩）土地。春天，该播种了，地还没有耕过，种籽也不够。粮食很少，只能吃黑面包、啃咸菜。怎么办呢？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依靠社员们高度的劳动热情，依靠青年团员的先锋作用（社内当时还没有党员，有一半青年人是青年团员）；苏维埃政府帮助了他们，借给他们种籽和农具；驻扎在附近的红军把马借给他们用。庄稼的收成证明了组织起来的伟大作用，“蜜蜂和蜂窝”胜利了，他们第一次的收成就超过了生产条件好得多的富农的收成。
社内个人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最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在第一次分配劳动果实的时候。杜布柯维茨基建议留下一部分公积金，买播种机、马车等等，其余按实际参加劳动的人数分配。可是，平时最懒最不积极的一个人，这时却“积极”地捣起乱来了。他煽动了几个人，要求按全部人口平均分配。他们说：你反对平等，那还算什么集体呢？还算什么新生活呢？他们并且反对留公积金。那天夜里，他们一直争论到鸡叫两遍。杜布柯维茨基坚持他的意见，多数人都支持他。结果，第二天，有三个人把他们的马从共耕社牵走了——退社了。
共耕社碰到了危险——只剩了六户，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这就不能成为一个共耕社了。这时，德尔诺依区党委援助了他们，动员了二十个男女青年团员参加了他们的共耕社。为了使庄稼少受损失，为了远大的发展前途，他们把共耕社搬到离村子较远的一片草原上，重新开起荒来。一九二四年春天，联共为纪念列宁逝世而吸收了一大批优秀份子入党，杜布柯维茨基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成了一个更有力量的人，领导大家战胜了重重困难。因为移了地方，土地都没有经过秋耕；春天播种时，仍然没有播种机，只能用手播种。可是，因为发挥了集体的力量，秋天还是获得了丰收。他们买了一些马和农具，还盖了几所公用的房屋。
共耕社的敌人眼红了，又来进行破坏。一个夜里，坏分子放火烧了共耕社的房子，还反锁了杜布柯维茨基的屋门。社员们惊醒了，把杜布柯维茨基放出来，把火扑灭了，粮食幸而没有受损失，可是放饲料的房子被烧光了，马被烧死了几匹。
他们在斗争中继续前进。他们坚决执行列宁的指示：组织起来的农民要帮助一切贫农，要团结中农。他们买了脱粒机，除了自己用，还帮助个体农民打谷。组织起来比单干强的事实轰动了很远的地方。其他地区许多农民都到他们那里去参观，很多人要求加入；过去脱离了共耕社的，现在也回来了。
一九二六年，他们开始使用拖拉机耕地，开始在区里的农业员指导下订了一年的耕作计划，改进技术，实行科学化的耕作方法。一九二七年，他们的冬季作物每公顷收了一百八十普特（一普特等于我国三十二点七六市斤）。他们一天比一天富裕起来了。他们开始种了许多苹果树、樱桃树、梨树，有了用柴油机发动的磨坊，修了一个可以养鱼、蓄水的大池塘。到一九二九年，全社已经有了三十五户，有了二十六匹马，还养了三十五头奶牛，五百只猪，养了一些蜜蜂，池塘里收了几百斤鱼。
走过一段弯路，跨上康庄大道
生产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他们要盖住的房子了。那时，碰到了一个问题：盖一些小房子每户人家分开住呢？还是盖一个大房子，大家集体合住呢？——当时，大家对于集体生活充满热情，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盖一座两层大楼。一九二九年，全社的人都住进这座新楼房去了。楼房里面设立了公共食堂、面包房、洗衣房、托儿所；大家可以在食堂里随意选菜吃，每星期要杀一只大猪。他们把共耕社改变成了公社式的集体农庄，从集体劳动进而集体生活。他们想，这幸福的生活都是十月革命带给的，他们又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五个周年纪念日开始组织起来的，就在这时把自己的集体农庄命名为“十月胜利”。
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九年，苏联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好多拖拉机工厂已经建立起来；同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增长着，已经积累了一些集体化的经验。有了这样的基础，苏联就在一九二九、一九三○年间在农村开展了吸收大批农民成立或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过渡到全面集体化。这两年间，几乎每天不断有人到“十月胜利”集体农庄参观。他们这个活的榜样对于全面集体化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去参观过的人，都成了集体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幸福愉快的生活摆在他们面前，坏分子制造的“集体农庄是一切归公；大家每天只许吃一样的饭”，“集体农庄的人不分男女，要伙盖着四十公尺宽的大毯子睡觉”，“机器种地会把地压实，汽油味会把地薰坏，庄稼长不成”等等谣言，都被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实粉碎了。他们一年间就帮助全德尔诺依区办成了十个集体农庄。
可是，过早地过公社生活是不行的。最初成立公社时，参加的户数还少，而且大都是较长期在一起受了集体劳动的锻炼的，情形还好。后来，杜布柯维茨基出去学习了，一两年间农庄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而且没有进行应有的教育，没有坚强的领导，一两年间就换了三次主席。那时，农庄的土地由一百五十公顷增加到了五百多公顷，可是经营得很不好。当一九三二年春天杜布柯维茨基回到农庄的时候，看到农具到处乱七八糟地放着，食堂里充满了烟草味，桌子上堆着许多吃剩的面包，面包皮扔了一地。因为劳动得好劳动得很坏都一样享受，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发挥，打的粮食不够吃，牲口的饲料缺得更多。杜布柯维茨基非常伤心，他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农庄重新整顿好。该怎么办呢？他去找党的区委书记，得到了指导和帮助。他回到农庄，和积极分子商量之后，就召集庄员大会，动员大家放弃公社，仍然采用按劳分配的办法。那时，已经尝到公社生活的“甜头”的人，很不愿意改变过来。他们有的嫌自己照管家务麻烦，觉得有了公社，“到晌吃饭，到季穿衣”，自己不用操心；有的干脆是想在公社不多劳动也和别人一样享受。这样下去，集体农庄就会垮台；即使幸而不垮，也只能勉强维持，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经过一再动员说服，多数积极分子还是赞成按劳分配。最后，通过决议把公共食堂取消了，还订了一些劳动纪律。
最初，“十月胜利”集体农庄和别的一些集体农庄都没有明确的计算劳动日的制度。每人做一天活就拿一个竹签，或者在本子上划一道。有的懒人在树林里睡了半天觉，也还是记一个整工。一九三五年第二次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定下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才确定了定质定量计算劳动日的办法。
“十月胜利”集体农庄终于完全改变成了劳动组合，在正常的轨道上发展着，产量不断提高着。每一个年头，都有新的事实向农民证明集体农庄制度是农民的唯一正确的劳动和生活的方式。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粮食的平均产量达到了每公顷一千八百五十公斤。一九三九年，他们获得了全苏联集体农庄的第二名奖状。那时，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用的农业机器，有了实验室，有了自己的农业技术专家，从宿舍到牛舍都装上了自来水，还装设了风力发电机，有了电灯。他们还有了葡萄园、冬天种菜的玻璃暖房、酿酒厂。男庄员都有了哔叽衣服，女庄员都穿上了绸子衫裙。医疗站、学校、有电影放映机的俱乐部、合作商店也都渐渐建立起来了。他们又开始建筑新的房舍了。这时，谁也不赞成盖大楼房了；每家都希望有一幢单个的房子，有几个房间，有厨房，有走廊；一踏下走廊的石阶，就是自己的小花园；打开窗子，就是玫瑰和牡丹。
战火摧毁了他们的农庄
他们把农庄建设得更美丽
一九四一年六月，新房子正在建筑着，柏油路正在铺设着，估计每公顷可以收到二千八百到三千公斤的冬小麦正在变黄。可是，德国侵略者的大炮打来了。和平幸福的生活被摧毁了。青年们为保卫祖国参军了。杜布柯维茨基和别的一些人撤退到了后方。
一九四四年三月八日，基也辅州德尔诺依区解放了；三月九日，杜布柯维茨基就又回到了这里。有些房子还在燃烧。德寇把一切能带的东西都抢走了，粮仓、畜舍都是空空的；带不走的东西，都被破坏了。地里长满了野草；池塘被水冲坏了；池边的柳树和九公顷果木都不见了，葡萄都死了。自来水、发电机、磨坊等等，都没有了。
他们决心重新建设自己的庄园，要在最短的时间使它复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就必须把粮食供应军队；为了重新得到机器，就必须以粮食供应工厂。春耕播种必须马上着手。他们发挥了苏维埃人民的无坚不摧的精神，在一片废墟上从头干起来了。他们把埋藏的一台拖拉机修理好，又从政府贷到了几匹马，就开始进行春耕。拖拉机和马不够用，他们把仅剩的几头奶牛也牵出来拖犁耙，手铲子又使上了。他们和附近同样被摧残了的“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展开了友谊的竞赛，紧张地耕作着，把耕地种上了百分之七十。到麦收时，他们修好了一部收割机，又把早已不用的大小镰刀都用上，白天收割，月光下也收割。在最艰苦的情况下，还是得到了好收成。
一九四五年，卫国战争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在战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的苏联人民，用双手重建自己的和平生活。“十月胜利”集体农庄在战后的第一个夏季，就用自己的力量修好了所有的播种机、收割机、中耕机和犁，重新建筑了一些房舍，装上了发电机，榨油机，电动的磨子，水果树、蔬菜、蜜蜂都恢复了起来。一九四六年，他们就把耕地全部种上了。
他们的农庄有一条小河流过。杜布柯维茨基说，在二十多年前，他就梦想着利用这小河的水力发电。一九四七年，他们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他们从破坏了的坦克上拆下一些材料，把破坏了的别的战争工具改造成了车床，在新参加的一个庄员——退伍空军、电机机械师斯基别茨的领导下，自造了两只巨大的各二百瓩电力的水力透平机，安装在小河上。把农庄原有的发电机搬来，建设成功了一个四百瓩的水力发电站。现在，一切重劳动都可以由电力来担任了。电力把他们进一步解放了。挤牛奶、饮牲口、铡草、磨面、榨油、锯木料都用电力来做。不但每种工作需要的人减少了，而且做得又快又好。电炉子、电暖壶、电熨斗、收音机，每家都有。养早熟的蔬菜和培苗用的暖房，也利用了电热。就这样，他们的电力还用不完，还可以供给附近别的农庄使用。
一九四九年，苏联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已经有了大的发展。为了更便于使用电力和新式大型农业机器，集体农庄合并运动开始了。附近的“浪”集体农庄合并到了“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中。他们总共有了一千三百九十三公顷土地（其中有一千一百零二公顷耕地），二百五十七户，七百零一口人，三百二十七个劳动力，有一百一十三头牛，一百零五匹马，还有许多猪、羊和家禽。一九四九年政府公布了发展集体农庄公有牲畜的三年计划；他们这个农庄的计划在一年里就超额完成了。政府为这奖给他们两辆大汽车、一辆小汽车、一万卢布现金。他们实行着草田轮作制、种植了防护林带、新建了十个大池塘，产量一年比一年提高。一九五○年他们的收入总值是一百三十一万四千卢布，一九五一年就达到了二百万卢布以上。
难忘的日子，难忘的人
我国农民代表到“十月胜利”集体农庄的时候，正是农事比较松闲的季节。杜布柯维茨基和农庄里的许多人领着他们到农庄的田间、畜舍、蜂场、果园等处详细地参观了一遍。那时，黑麦正在开花，长的有六七尺高，进去个人就看不见了；小麦正在出穗，已经长了拦腰高。李顺达说，他们的庄稼长得真是喜人。
在“十月胜利”集体农庄的一些日子，是我国农民代表最难忘的一些日子。他们在参观中看到那么多新鲜的事物，得到许多非常可贵的集体化的经验和丰产的办法。在晴朗的日子，他们坐在桦树林里，听杜布柯维茨基和农庄里的农业专家、畜牧专家、会计师作的关于劳动组合章程、牧草轮作制、收入支出情况、畜牧的发展和集体农庄生活上的各种问题的报告。每天晚上都有联欢晚会，农庄的歌舞团、音乐队表演了精采的节目，大家一同为毛泽东、斯大林的健康干杯。
李顺达最难忘的，还是农庄主席杜布柯维茨基和他的妻子楚芭恩。他极其敬佩他们的集体主义的事业精神。他们两个都是雇农出身，现在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得到了苏联最高的奖章——金星奖章。杜布柯维茨基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当选为全苏最高苏维埃代表，在克里姆林宫见过斯大林；一九四七年二月联共中央全会讨论关于改进耕作方法的历史性决议案时，马林科夫曾请了十个集体农庄主席去参加讨论，他也是其中的一个。楚芭恩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就参加过有重大意义的第二次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那次大会制订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并建议政府宣布集体农庄耕种的一切土地交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法令），也见过斯大林。后来，她还参加了第七届全苏联苏维埃代表会议
（那次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宪法修正案）。他们都是那么热爱集体农庄的事业。他们忘我地工作，积极地劳动，真是数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集体农庄服务。楚芭恩是乌克兰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在区执委会工作，可是她仍然要求到田间工作，做一个生产队长。她领导的一个队，创造了每公顷生产两万多公斤马铃薯的高额产量纪录。
李顺达说：一天早上，我们到杜布柯维茨基家里去了。他们有一所很简单又很漂亮的住宅。走进屋门，就看见墙上挂着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像，还有他们历次得到的奖状。还有两个青年的照片。楚芭恩说，这是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卫国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季在前线光荣牺牲的。现在他们就只有一个女儿玛罗西娅了。玛罗西娅在战争期间学会了开拖拉机；现在在他们农庄的水电站工作。有一个外孙女和他们老俩口同住。李顺达说，他们去他家时，看到这个女孩子正在明晃晃的钢丝床上睡着。窗子上，放着几盆鲜花；窗外的樱桃树和梨树在细雨中显得特别清新翠绿。这使人特别感到和平的可贵。德寇摧毁了他们一二十年辛勤经营的成果，可是他们几年之中就恢复了自己的农庄，而且把农庄建设得更美丽了。这就是保卫和平的一支最可靠的力量。
我们的山沟也有远大的前途
李顺达说：“我们的西沟村，在抗日战争中也受到了敌人的惨重破坏。那样一个小村，就被杀死十几口人，被烧了五十多间房子，连草垛、窑门都被烧掉了；还被抢走了七头牲口。我一定要学习杜布柯维茨基的精神，领着全村群众好好实行三年建设计划，把西沟建设得更好。过去，我也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我到北京天津也看到了种地用的各种机器。可是，我总想着，我们山里地块小，机器搁不下，使不开；恐怕不会有多大发展头。因此，信心总是不很高。这次我瞧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怎么样养牲口、种树木，就看见了山地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路。乌克兰的气候和我们那里差不多。我们那里好多树木都可以栽。我已经学了一套造林的办法，还带回来一套接树家具，一些好樱桃种籽。苏联最注意改良品种了，连野生的也拿来改造。我们不怕有些树不适于在我们这里生长，我们可以研究改造它。我们那些羊出羊毛少，而且不好，也要想办法改良品种。农业技术上也还差劲，看了苏联农民的种地办法，我们要多打粮食非更讲科学技术不行。我们那里拦住山沟也能蓄水养鱼，养蜂更没问题，养奶牛，也不是办不到的。这一次到苏联参观，我算把前途彻底看清楚了。”李顺达谈起来非常兴奋。他说：“谁不爱吃果子？谁不爱穿毛呢衣服？国家大建设要用多少木材！咱们的军队要用多少皮子！好好发展林业畜牧业，照着苏联农民的路
往前走，我们的山沟前途是很远大的。”（附图片）
“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主席杜布柯维茨基（中）正在和李顺达（右）谈话。他把政府发给他们集体农庄的“土地永久使用证书”拿给李顺达看，说明苏联的土地是国有的，但从一九三五年起宣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各个集体农庄耕种的土地永久归各个集体农庄使用。
这是“十月胜利”集体农庄用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四百瓩电力的水力发电站。我国农民代表正在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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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行一村
本报记者 田流
（续完）
很大的合作社
窑上沟有个很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二百二十一户农民，已经有一百七十三户参加了合作社。合作社经营着全村百分之七十八——二千五百多亩土地，有十几座砂锅窑，还有七、八百只羊的牧畜业。
刚到窑上沟时，我还担心这样大的合作社能不能办好？了解情况以后，才感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的很好。社员们都积极热情地劳动，大家互相关心、互相批评、互相帮助。来到窑上沟的第二天，就有好几个社员要我去看看他们新近落成的蓄水池：“去看看吧，很大很大呢，池底都抹着石灰。”“早先，咱看着老天爷的眼色种地，现在它听咱使唤，给咱浇地。”这真是个大蓄水池，能存四万多担水，使周围三百亩庄稼免除了旱灾的威胁。窑上沟在一架很高的山梁上，它的土地大部在山顶和山坡上，山下虽然有泉有井，可是在山上挖井，挖下十丈八丈还看不见水珠儿。人们吃水全靠旱窖积存下的雨雪。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受着旱灾的威胁。早些年，也有人提倡过挖蓄水池，把雨水存起来，在干旱时候浇庄稼。可是，池小了不抵事，挖大池又没有这样大的气力。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七十多户，力量大了，从七月下旬开始挖池，完工的第二天正是“八一”建军节，村里人开大会庆祝，都说：要不是共产党领导咱们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解放军保卫咱们的好时光，再别想挖成蓄水池，我们就把它叫“八一蓄水池”吧。大家还写了个信给毛主席，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给窑上沟村带来的幸福。今年，窑上沟的庄稼长的特别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二千五百多亩土地，每亩平均产量将达到二石四斗，比抗日战争前高一倍多，比去年高百分之四十多。我访问窑上沟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把大田耕作完毕，就等开镰收割了。社员们正集中力量割蒿压肥，翻耕麦地，准备种麦。今年社里共种了七百六十亩秋麦，其中有十五亩半要创造明年的麦田丰产新纪录，达到亩产千斤，另有一百七十八亩要培养成丰产地。九月一日，小麦播种的前几天，王锦云召开了耕作组长会议，检查种麦的准备工作。各组的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着：麦地已翻过两遍到三遍，种子翻晒过三遍以上，拌种消毒用的王铜、赛力散已准备好了，就是肥料还没有达到社的要求——“新纪录”地每亩二百五十担，丰产地一百五十担，都预备好了，就是一般麦田每亩只有七十担，还差二十担。但各组都在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努力补足缺少的肥料。韩金木耕作组决定“再卧三夜羊，拆三条炕解决”；史华元组已发动组里的妇女儿童扫垃圾、拾羊粪、再割两天柴熏肥，补足缺少的数量。各组有各组的办法，而且已经开始实行了。九月六日第二次检查时，普通麦田平均每亩已有八十三担肥料，只差七担了。组长们说：“离种麦还有四、五天，保证超过社的施肥计划，绝不能达不到。”
一天夜里，外面正在落雨，我被吆喊声惊醒了，和我同屋睡的王锦云也醒了。他听了听告诉我：
“这是叫人们起来，收拾场上晒的大麻子，社里这几天已经收了不少大麻了。”
“这是谁们叫人起来呢？”
他侧耳听了听，说：“有栓锁，有海彦—好些人呢，”停了停他补充说：“谁先听见，谁就起来叫吧。”
社员们已经像关心自己的家庭一样地关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切了。老王又说了很多社员因社忘私的模范行动：就拿刘海彦说吧，他留下的那二亩菜地，长的不好，有草，可是他一天也不耽误社里的集体劳动，他说那二亩地长不好是自家的，社里的地种不好大家吃亏。他决定“明年自己只留下够吃菜的一点儿地，免得分心。”再说史怀旺——那个结婚不久的青年人吧。今年春天，社里号召社员们拿出余粮余钱，暂借给社里买公共耕牛，他一家就拿出四石米，他当时说：“合作社使我生活好了，粮食多吃不清，我多借出点儿。”
社员们积极热情地参加社的集体劳动，自觉地完成社的生产计划，像关心自己的家庭一样地关心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社员们这样高的思想觉悟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呢？
“主要是党多年来对群众的教育。”王锦云这样说。他的记性真好，从窑上沟支部成立那年一九三八年起，党领导群众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工作、运动，都记得很清楚，窑上沟支部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历来就十分重视。一九四三年日寇侵占了离村八里路的蟠龙镇，又在窑上沟村边安上炮楼，支部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坚定群众的胜利信心，领导群众创造了“窑洞保卫战”的斗争艺术。他们坚持战斗八个月，配合八路军拔除了村边的敌人据点，驱逐了蟠龙镇的敌人，毙伤日寇八十多名，活捉十多个，成为对敌斗争的模范村。一九四七年支部又领导群众挖穷根、找富根，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全村农民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土地。窑上沟支部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从毛主席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后，就热烈响应，积极推行。从一九四四年开始组织互助组起，村里的劳动互助运动年年发展，年年提高；去年，支部根据全村已有了七年的劳动互助经验，已有了百分之八十的农户组织起来的情况，在上级党的有力领导之下，成立了以王锦云为首的二十一户农民参加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党在农民中长期的政治工作和王锦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巨大影响，今年便发展为包括百分之七十八的农民，一百七十三户社员的很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了。
“光是群众思想觉悟高，还不能把社办好。”王锦云结束他的谈话时说：“还要有党员的骨干作用和各种制度的保证。”
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几天来我也已经了解了。全村有三十八个党员，个个都是群众的榜样，他们的模范事迹是说不完的，举出这个事实就可见一斑了：从土地改革以来，三十八个党员没有一个雇过长工，没有一个放过高利贷，没有一个出租过土地，没有一个不参加互助组，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除支部决定的少数党员仍需留在互助组领导尚未入社的群众进行互助生产外，全部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许多较好的经验，特别是他们组织劳动的经验。王锦云说：“只要使社员们都能积极劳动，大社也能办好。”他们组织劳动主要有三条经验——在社员自觉的基础上，把多劳多得的按劳取酬原则，和定额管理的包耕制相结合。我到窑上沟那天，正是社里“查田、评工、定产量”开始的一天。这是明年生产的重要准备工作。社的领导干部：社长、生产队长、技术员、总会计等人，组织成“查田评产组”，到每一块地里去仔细评查它明年适宜种什么？能有多少产量？需要用多少工？应该付给土地所有者多少租额？初步决定后交给各个生产队、耕作组讨论，最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郝冬莲—支部委员、妇联主席、合作社的副社长告诉我：“明年我们社的好些工作，全仗这回评的好不好。”
“查田、评工、定产量”经社员大会通过后，就分配给各个生产队，再分给各个耕作组。各队、组便根据社的耕作要求、产量计划，订出自己的计划。如果社里规定这一块地用二十个工，实际只用了十五个工，又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秋后分配收获物时，社仍按二十个工付给报酬；社里规定这一块地每亩产量三石，如果实收四石，超过的部分用超额奖励的办法，分给组员一部分。因为在社员觉悟的基础上，实行了耕作责任制，又用定额管理、超额奖励的办法贯彻了按劳取酬的原则，这就大大加强了社员的责任心，提高了社员的劳动情绪。窑上沟村虽然是由距离很远的四个自然村组成的，人们住的很分散，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这样大，但这个合作社仍然办得很好。
“报告毛主席……”
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就，了解党对农民的领导和教育后，对于窑上沟村农民普遍富裕的幸福生活，已经没有一点儿的惊奇和疑问。但为了慎重起见，把我在村里了解的情况、材料和对各种事物的印象，最后校正一番，离开窑上沟村的前一天，我同支部书记王锦云同志整整谈了半天。我问他：为什么窑上沟从土地改革以来，没有阶级分化，只有生活上升？为什么旧的思想、风俗和习尚这样迅速地被新思想、新风俗、新习尚所代替了？
王锦云没有立时回答我。他偏着头沉思着。这是他的习惯，不论作什么工作，解决什么问题，总要用心想一想，考虑成熟后，才着手去作。从一九四七年他担任窑上沟村的支部书记后，村上的各项工作一年比一年进步，支部真正成了领导群众前进的核心，几年来连续被选为全县的模范支部，王锦云也成了群众爱戴和信任的人。从一九五○年他便被选为山西省的模范干部和劳动模范。因为他平常沉寂寡言，深思熟虑，村里人们都亲热地叫他“参谋”。
“主要是因为组织起来。”王锦云说。
“可是有的村庄组织起来了，还是有阶级分化呀。”
“我一下还是说不出个门道，”他说，“我告诉你几件事情吧……”
前年，村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经过六、七年的劳动互助后，土地产量提高了。一九四八年时，每亩只产九斗五升九合，一九五○年便提高到一石三斗八升，不仅医治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人们的生活还丰裕起来了。许多人就开始买地，那年共有七十四户农民买入了一百七十九亩土地。本村卖地的只有九户——两户作贩卖牲口的投机买卖赔垮了，三户出远门需路费，等等，共卖了二十四亩土地，大部分是从外村买入的。支部觉着这种情形不对，专门召集会议，研究这个问题。王锦云向全体党员说：“我们是要发家致富，可不是要别人变穷，总买外村的地，不是把人家变穷了么？”讨论的结果，党员们都说不再买地了，同时还劝告农民停止买外村的土地。“不买地怎能满足群众发展生产的要求呢？”会议决定引导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提高土地产量，满足群众的要求。第二年春天便以王锦云为首成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就提高到每亩一石七斗六升，事实教育农民：要想发展生产，不一定增买土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这便把群众引导到土地加工、改革技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道路上来，避免了因大量购买土地所必然引起的阶级分化，走上了共同发展、普遍富裕的道路。
人们刚刚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幸福的大厦还没有最后完工的时候，突然的灾害、病苦，常会使人的生活发生困难。最近四年，村上有李培明、张先元等七人害过较长时间的病，不光不能下地劳动，还化了二百多万元药费。如果不加以帮助，他们七家就会发生困难，甚至出卖土地，变成贫农。在长期的对敌斗争、对封建地主斗争，向自然灾害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的人们，是互相关怀、心心相连的。当支部号召帮助困难户时，大家抢着响应，好几家拿出钱来借给这七户，“甚时有了甚时还，不要利钱”。互助组员们帮助他们耕种，秋后收下粮食后再给工资。在全村人的关怀帮助下，七户长期生病的农民，生活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也没有下降。
许多旧的风俗，特别是婚丧大事，人们曾经是很铺张的。结婚要送礼、买嫁装、大张酒筵——美其名叫“喝喜酒”；至于丧葬，就更厉害了，人们会习惯地说：“干了一辈子，舍不得化个钱，死啦可该风光风光。”如果死了父母，还不能排场排场，会被人们说成“不孝”。常常有的人家办一次婚丧大事，破产了。很久以前，窑上沟支部就注意改革这种旧风俗。四年来，村中有十七人病故，六十二个婴儿诞生，但在支部倡导下，很少有请客送礼、大张酒筵、铺张浪费的。事情都在“少化钱办大事”的原则下办好了。史怀旺结婚的事，人们至今还是念念不忘、津津乐道。都说：“新式结婚真好，两人手拉手地到区上办个证明，开个大会就把事办了，又光彩又省钱。”
王锦云说：“在这方面我们尽量节省，可是在生产建设上，我们从不怕化钱。”他说，土地改革后，窑上沟修盖了一百四十五间新房新窑，增加了三十二头耕牛，五百二十只羊，上千件旧农具和数十件新式犁、喷雾器、轧草机、脱粒机等新式农具。土地投资仅肥料一项，就由原来的四、五十担粮，增加到一百来担，整整增加了一倍。
窑上沟村一带，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巩固的根据地，八路军刚进入华北时，朱总司令和总部就住在离窑上沟八里路的王家峪村。就从那时起，窑上沟的人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人们知道自己的幸福和人民军队是血肉相连的，人们关切着军属生活，甚于关切自己。从一九四九年起，窑上沟一直是代耕模范村。有个别的村庄，因军属缺乏劳动力，生活变得困难了，但在窑上沟，军属生活不仅不会发生困难，他们的土地比群众产量还高，生活比群众还好。全村四十七户军属，缺乏劳动力享受代耕优待的有十七户，这十七户从没因生活困难出卖过生产资料，还有三户存余粮在十石以上，其余都够吃够用或稍有余剩。那天我去访问军属徐腊梅时，遇见了韩万良耕作组长，他这一组代耕着军属韩栓柱家的八亩半地。他说，为了使军属的土地获得更高的产量，他们自动捐助韩栓柱六十担肥料，并由组员们出钱卧了一夜羊。他们把一亩玉茭培养成了丰产地，能收九百斤；六亩秋田（那二亩本是麦地）今年能收二十石，每亩比群众的平均产量高一石。虽然村里代耕工作是“包耕包产制”，可是组员们把超过的部分完全给军属，自己一点不要。问他为什么，韩万良组长说：“作好代耕工作，也是抗美援朝。”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用他那粗大的手指指着一页让我看。原来上面是他们的爱国公约，其中关于代耕的那一条是：“代耕工作要作好，三耕四锄准作到。上追肥、担水浇，拔除病株保秋苗，军属土地丰产了，就是抗美和援朝。”
第二天我同王锦云同志一块到县里去——我回北京，他去县参加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最初，我们看着那初秋的阳光照晒着的、正在成熟着的庄稼，谈天说地地闲谈着。可是走过一阵，老王沉寂起来了，我以为他累了，也就不再说话。慢慢地我发觉他在想着一件什么重大的事情，又好像要同我讲什么重要的话，他一会匆匆地走到我的前面去，一会又落在我的后面，几次想说，几次又停止了。
“有什么事情么？”我问他。
“我想北京，想毛主席。”他沉思地说：“你说我还能到北京么？能看到毛主席么？”
我没有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好。可是锦云并没等我回答，又接着说下去了。
“去年，毛主席派人来看我们，问我们生活过的好不好，嘱咐我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你回去报告给毛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医治好战争的创伤，生活好起来了。
“报告毛主席，我们一定按着他的指示做：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我们支部已经领导全村群众，作出全村的五年建设计划。五年后，我们全村的土地，要由现在的每亩产量二石二斗五升，提高到五石四斗。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将变成包括全村农民的集体农庄。”
锦云不说话了。我们俩都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情绪激动着。柔和的秋风，送来了庄稼成熟的芳香。收获的季节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