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在中南区及武汉各界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上
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的讲话
在列宁—斯大林党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所实现的共产主义建设，把以前落后的俄罗斯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变成了进步的、文明的和文化的灯塔，成为全人类的和平和繁荣的保障，和平和繁荣的支柱。
在苏联建国的初期，新社会的建设，是由近代最伟大的天才家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列宁逝世以后，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一切发展，并且卓越地领导她走向新的高峰。苏联人民将这个时代称为伟大的斯大林时代。
最近苏联通过了重要决定，这个决定辉煌地表现了斯大林的天才，他指示在国家广大的领土上改造大自然，并且将生产力的发展再度地空前提高。
可以肯定地说，世界文化的历史，直到现在还不晓得大自然的力量能像这样掌握在人的手中，还不晓得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发展的生产力、科学和技术，能被利用得如此广泛。
民间一代一代的传说着这样的故事：伟大的力士镇压天灾，转移山河，来灌溉沙漠，将沙漠变成为肥沃的田亩和庄园。但是只有现在，这些传说才能够在实际的计划中具体实现；根据这个计划，用很短的期间，在苏联广大的领土上，进行了经济和大自然的伟大改造。
还在革命的初期，列宁和斯大林为了发展电气事业和创造现代化的大规模工业，作了一个大量发展国家生产力的计划。在当时很多人曾认为这个计划是一个空想。
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初期——一九二○年那个时候，国家还是处于破乱不堪的状态下，著名的英国作家威尔斯，来到了处于饥寒并且没有灯光的莫斯科。他被列宁接见的时候，听到列宁很兴奋地讲了关于当时苏联政府拟订的俄国电气化计划。回到英国以后，威尔斯用惊奇怀疑的心情发表了列宁的计划，他把列宁称为是“克里姆林宫的天才幻想家”。被英国人称为大幻想家的威尔斯，他的智慧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成长和教育出来的，他不可能理解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伟大，也看不见革命为实现真实乐土而创造的真实乐土。
列宁的国家电气化的伟大计划，在苏联人民生活中已经逐步地实现了。斯大林同志在解释列宁国家电气化的思想中指出：“列宁要使全国电气化，他的意图并不是把建筑的各个发电站孤立起来，而是逐步地要把国家的经济，其中也包括农业，变成为新技术的基础——现代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基础，这个基础直接或者间接的同电气化的事业起着联带关系。”（“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百五十四页）
国家电气化的计划已经实现了，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苏联国民经济作了更大规模的改造。列宁所想到的，斯大林就列入五年计划里，而苏联的人民就把它付诸实现。由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前三年之后，苏联在短短的期间内就由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最有力量的工业国家，而这样也就同时建设了大规模先进的农业经济。
现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自己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上，利用自己巨大的富源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更进一步去实现改造大自然的伟大计划和经济的发展。
生产量有富裕，是共产主义社会主要标志之一。为了使得生产量有富裕，就必定要有更高度的农业生产。为了要有更高度的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方法上就一定要有更高度的技术。
国民经济中的一切部门，包括农业在内，其物质与技术基础的实际提高，是借重于苏维埃五个五年计划。
在五年计划中的农业方面，由于提高了旱田的农业技术，和普遍加强了机械的使用，水田的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最近的几年中，能灌溉和引水的田亩将比美国大三倍。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再过六、七年，灌溉和引水的新辟田亩将要超过二千八百万公顷。这个面积比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各国领土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处处比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优越，这不过举了一个例子。此外，在五年计划中还要建造三万至三万五千个池塘。
某些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从前灌溉的土地、住人的地区、古老的都市和沙漠中的良田等毁坏的原因，是天然——历史的过程。
例如一九四八年，有一个比较著名的马尔萨斯论者威耳牙穆·弗格特，在美国发行了一本所谓“拯救的道路”一书，他利用土壤学的科学理论来做欺骗的分析。弗格特企图证明农业中土壤的肥沃性是递减的，理由就是科学和技术好像是不能同这种过程作斗争。根据弗格特的认识，这是不可能避免的，所以人类要走向文化的毁灭。
按照弗格特的理论，地球上耕种面积的绝对数量是不很多的，大约是在十四至十六亿公顷左右，并且地球上新的后备土地实际上好像再没有了。弗格特所证明的是世界上的耕种面积，因为农作而产生各种不满意的现象，将不断地减少；他算了一算各国的耕种面积，认为因为人口不断的增加，每个人仅有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二公顷，这些个国家的食粮是不能自给的。由此就得出了所谓唯一的“拯救的道路”，其内容就是要减少欧洲、印度、中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人口。人民的仇敌弗格特，他也要把自己美国的人口减少四千万。
苏联的科学工作者们，打破了这个臭名远扬的理论。
由于苏维埃社会农业的经验，证明了北部地区、半沙漠地区、沙漠地区、山区对于人类能很顺利地贡献着新的大片的肥沃土地，适宜于食粮作物、亚麻、棉花、蔬菜、水果和树木的种植。
苏联的科学院士Л·И·伯拉绍夫和他的学生，对于土地资源的蕴藏和能贡献于人类的程度，研究了多年，结果证明了对于人类发展农业、生产食粮和工业原料方面，土地是有无尽的蕴藏的。
农业的主要土地——黑土地所有的面积，不过占地面的百分之三十或者三十五，不能生产的土地所占的面积还非常之多，尤其是在沙漠中，在荒野中，在热带地方占的更多。
这样一来，弗格特关于地球上土壤所贡献的限度，是科学的伪造物，他替希特勒法西斯的生活资料不够用的反动学说做了辩护。
资本主义摧毁了古代的灌溉田亩，是由于不合理的灌溉把土壤摧毁。数千年来保持着肥沃的地亩，被资本主义的农业方法在十数年之间即行摧毁。例如英国人在埃及、印度统治的结果，被第二次盐硷化的灌溉土地面积，有三百五十万公顷（注：第二次盐硷化的定义是由于不合理的灌溉，把地下水升高，因此在地面上产生盐硷化的成分）。
卡尔·马克思写过：“勉强的发展农作物，而不按照它的自然方向……其结果是一片不毛之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十五页）
只有社会主义的建设——有计划的、多目标的改变大自然，才能取消土壤中不适宜的成分，并且能增加他们的肥沃。
土库曼主干运河，仅是改造大自然伟大计划的一部分，可是它就灌溉了一百三十万公顷沙漠的土地，而将不毛之地变成为繁荣的庄园。
随着发展灌溉和引水的同时，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口比较多和工业比较密的地区，也注意到大规模的排水问题，以便利用排完水的土地，来种植粮食作物和工业作物。
排水的主要地区是“巴拉宾斯卡亚”洼地和“伯列斯卡亚”洼地——这个洼地，包括白俄罗斯共和国、乌克兰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由于排水增加的土地面积，达到原有的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
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已经修完了的第一个工程，有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有齐姆良蓄水库。正在大力建设中的有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这两个水电站，有世界上最大的蓄水库，此外还有南乌克兰运河和在莫洛奇河上有蓄水库的北克雷穆斯基运河，有土库曼主干运河和运河上的蓄水库，还有高穆斯水电站、郭力阔夫水电站、民节高尔水电站、高货夫斯基水电站、乌斯奇·高民郭尔水电站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水电站。
这些工程建设实现了以后，仅是在能控制的水量上来讲，其体积就有一千三百亿立方公尺，至于蓄水库的容量比这个水量还要多几倍。
在水量不足因而受灾的区域里，将要建设许多的人造海，这可以从根本上把气候改变，在这些区域里湿素循环会自然改善。
在新开辟的灌溉地亩上，将会得到确保的高度收获量，将不受大自然中气候变化的任何影响。农业经济在广大的面积上将得到保障，不会因偶然事件的发生而遭受损失。
由集体农庄庄员的实践中证明了，每一公顷的灌溉地亩可以产糖萝卜五万公斤，产葡萄九千公斤，产小麦两千五百至四千五百公斤，产棉花三千至三千五百公斤，也就是说收获量比以前起码要增加二倍以上。
发展灌溉和排水的面积，提高使用机械的水平，并且改善一般的农业技术，这是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的必要条件之一。
还想要特别地谈一谈，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开垦、耕作、除草并抽水，采用与电气有关系的农业技术水平提高的问题。
根据五年计划来发展内燃拖拉机，这对于农业机械化是一个重要任务，但是以利用电气为基础，尤其是在大发电区来发展电气农业机械和电气拖拉机械，也有同样的重要性。古比雪夫水电站对于农业用电供给十五亿瓩时，或者是等于其全部发电量的百分之十五；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对于农业用电供给二十亿瓩时，或者是等于其全部发电量的百分之二十，齐姆良水电站十六万瓩，几乎全被灌溉利用。
在农业中采用电气拖拉机，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手段。采用电气拖拉机，可以产生最高级劳力，这也是共产主义社会里必要条件之一。
利用电力从事农业生产，列宁很早就注意到。根据他的主张，在一九二一年制造了第一个由电气播扬机来工作的电气犁。
一九四九年，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制造了第一批三十台电气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在三年里，一共耕了六万公顷的土地。
像这样真实的利用电气拖拉机在田亩里工作，历史上还没有过。使用电气拖拉机在田亩里工作，不仅能减轻和改善劳动力，而且生产力要比内燃拖拉机提高百分之十六，而工作成本则反降低百分之七至三十。
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在农业生产里，和庄员们在习惯上所用的，已经有了四百多种不同的集体农庄电气工具和机械。
在灌溉的抽水上，也将要广泛地采用电气。尤其是在配水方面，或者说是往田亩里浇水，采用电气，其意义更为重大。
机械化浇灌农作物，在共产主义伟大建设范围中的灌溉方面，是重要任务之一。它将要同电气化灌溉，与电气化多目标的农业工作，顺利地一道取得功效。
曾经有过这样的计算，如果把农业生产的全部过程电气化，则农业产量能增加五倍以上。
天才的斯大林所创造的改造大自然的伟大计划体现到各个角落，体现到我们祖国民族、人民在科学和技术工作中所创造的丰富经验，并且指点了苏维埃社会的劳动者们，在生活的需要上来征服自然。
当我们国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代，不断有新的大量荒地变成为肥沃的良田，使生产品造成空前的丰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对于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人民，将能保证无限的幸福和文明。同时，中国人民，也开始了征服大自然的事业。
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万岁！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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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为中国人民怀念的苏联医学教育专家比阔夫
敏增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在莫斯科某医院里，一位永远为中国人民怀念的苏联医学教育专家佛·斯·比阔夫同志逝世了。
佛·斯·比阔夫是一九五一年一月由莫斯科来中国帮助卫生建设的苏联专家之一。一年多来，他对中国人民卫生事业作了极大的贡献。
比阔夫是从一九一九年即加入苏联共产党的，是苏维埃卫生保健组织与培养医务人材的老干部，是苏联医学候补博士。他毕生从事于卫生事业，特别对医学教育有着多年的研究成绩和工作经验。由于他对苏联人民卫生建设的贡献，曾经荣膺苏联红星勋章。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以无比的爱国热情参加了。在这一战争中，为了祖国的幸福，他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因此光荣地获得了卫国战争二级勋章与奖章。
比阔夫从来到中国的第一天起，就担负起了介绍苏联先进卫生保健制度和医学经验的光荣任务。他以大部分的精力从事了帮助改革中国医学教育制度的工作。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卫生建设的丰富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情况，他对中国卫生事业的恢复发展及医学教育制度改进的具体措施上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为了解中国医学院校的基本情况，他访问了东北中国医科大学，到过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大连医学院，也考察了上海、杭州每个医学院校。通过缜密的调查研究以后，花费了半年的时间，经过多次的讨论，五六次的修改，终于，中央卫生部在他的具体协助下编制出了医学院中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公共卫生、口腔、眼科、皮花科、耳鼻喉科等九个学系及医士学校、护士学校、助产学校的统一的教学课程表。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举办了一个高级卫生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在比阔夫建议之下开办的。学员是由全国各地在职的卫生干部调来学习的。比阔夫同志担任了这个班的主讲。
这个班，经过四十五天的学习，十四次苏联专家的大报告，使学员们懂得了为什么学习和怎样学习。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王聿先在学习后说：“经过这次学习，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苏联卫生工作的先进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里，人民健康才能获得最大的保障……”这些学员们——原是卫生部门高级领导干部，他们都把在这次学习中所学习到的苏联卫生保健工作先进经验带到他们的岗位上去了，传达给他们所领导的广大卫生人员，扎下全国卫生人员向苏联学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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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专家比阔夫，他不仅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经验，更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党员的认真负责坚苦朴实的优良作风。来中国一年多，他很少空闲地度过星期日——这个自己的假日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为建设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工作着。平常日子，从办公室回到宿舍后，他还经常翻阅书籍、写报告、看文件一直到深夜。高级卫生干部训练班开班以后，他每晚在十二点以前睡觉是很少的。白天，一个报告就要站着讲四、五个小时；夜里，他要准备材料写讲义，写提纲，为学员们详细解答提出来的所有问题。“做好这件工作，对中国人民是很有用的。”他从来没有一点劳累的表示。他经常说：“来中国的时间很短，要做的事很多，不应该有休息的时间，我要抓紧时间工作。”
杭州是中国和世界出名的风景区，人们来到这里总会先要去看看西湖名胜。比阔夫到了杭州的第二天，大家邀他去看风景。当时，他毫不迟疑地拒绝了。“我们是来工作的，不应该先放下工作去游山逛水。”直到工作完毕，离开杭州的前夕，他才利用星期日畅快地观览了杭州名胜。
一九五二年二月中旬，他患感冒，头晕。别人劝他休息，他仍然坚持工作。后来病情稍重，躺在宿舍里，心脏病复发了。二十四日才愿搬进医院。
三月一日，卫生部负责同志去看他，他在病床上很高兴地用简单的中国话说：“谢谢！”他相信他的病过几天一定会好。他讲起了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段病史：他得过很严重的病，医生说他要死了，赶紧准备后事吧。但是他有信心能够战胜死亡。终于，由于医院的耐心护理和他爱人比阔娃同志的看顾而痊愈出院了。这次他抱着同样的信心说：“过几天我就可以回到卫生部去工作了。”
然而，病情的发展不随人愿，一天天地恶化了。除了原来的心脏病，又得了半身不遂，不能吃饭了，只能从鼻孔里灌牛奶。往日他那张喜欢讲故事的嘴，现在，嘴唇、舌头都不能动了，只会说一句简单的俄语“是”或“不”。
他的爱人比阔娃从莫斯科赶来看他。虽然他不同意比阔娃来中国，但是她来了，使他的病情立即有些好转。比阔娃问他：
“送你回莫斯科去休养吧！”
他毫不考虑的摇了摇头。
“你不要离开中国吗？”
“是”，他点点头，说出了他只能说的一个字。
卫生部的同志也劝他回莫斯科去休养，他同样的摇摇头。他坚信能够在中国养好，可以继续工作。
在病床上过着痛苦寂寞的日子里，他没有想到他的病，他的生命；他时时想念的是当前重大政治事件和他所要做的工作。他以手表示要求翻译读报纸给他听。翻译找了一篇电影评介的题目读给他，他摇摇头表示不要听。他用手指指东北的方向，翻译会意了他是要知道朝鲜战场的事情。当他听到美国破坏停战谈判和在朝鲜及我国东北进行罪恶的细菌战的消息，苍白的脸上立即表露出极度的愤怒。
同志们来看他，他用手、用嘴唇、用眼睛表示要求别人向他讲话。“你是要知道我自己的生活吗？”他摇头。“你是要知道北京苏联专家的情况吗？”他仍然摇头。“你是不是要听听卫生部的工作呀？”他吃力的说了一个字“是”。他闭着眼静静地听着卫生部工作进展的讲话。当他听到他亲手协助草拟的医学院校教学计划已经公布并在各地院校实施了的时候，他高兴极了，眼睛里发出微笑的光彩，一张已经歪了的嘴，嘴角上裂出了几条笑纹。
中央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亲自去看他，劝他回莫斯科去休养，并告诉他病好了再来中国。比阔娃也几次的向他讲：“回莫斯科安心地去休养吧！中国人民需要你，病好了，还可以来中国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他答应回莫斯科了。
然而，很不幸，比阔夫的病已不治了。回到苏联仅仅四天，就与世长辞了。
中国人民将永远记着比阔夫的名字，他的工作，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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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执行党关于正确选拔干部的指示
——苏联“真理报”九月三十日社论
列宁—斯大林的党在群众中进行着巨大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在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中获得了新的胜利。我党过去和现在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它知道事情将向何处发展，并胜利地引导事情前进。
在为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斗争中，干部有着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还在一九二七年就曾指示说：“为要领导建设事业，仅仅有正确的指示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这样的人们配备在我们苏维埃的、经济的、合作社的和一切其他建设工作的领导岗位上，他们了解这些指示的意思和意义，他们能够忠实地执行这些指示，他们认为执行这些指示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荣誉的事业，是自己对党和无产阶级的崇高义务的事业。”
我们的党培养和锻炼了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工作干部，他们忠实于列宁—斯大林党的事业，能够胜利地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我们的干部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都从党和国家的利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们的觉悟性、对缺点的不调和精神、克服困难的顽强性和向前进以求努力达到新的成就的志向，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的非凡品质。
我党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中所面临的伟大任务，要求进一步改进选拔、配备和培养干部的事业。这一要求表现在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党章修正草案中。
党章修正草案责成每个共产党员有义务：在党所付托的任何岗位上，坚决执行党关于按照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正确选拔干部的指示。凡是破坏这种指示，按照朋友关系、私人情面、同乡和亲戚关系选拔工作人员的行为，都是与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
必须承认：在党、苏维埃和经济的许多组织中，有一种重大的恶行，这就是用不合理的方法选拔干部。常常有按照朋友关系、私人情面、同乡和亲戚关系选拔工作人员的情形。在各共和国的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揭发了干部工作中的严重缺点。
问题首先在于：许多党组织破坏了按照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选拔干部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在白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对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持不负责态度的人们有时被提拔到共和国的领导岗位上去。个别领导人有时持着按照同乡关系、私人情面、朋友关系选拔工作人员的反党原则。
在阿尔明尼亚的党代表大会上，干部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和缺点受到了公正的批评。在该共和国的某些党组织中，特别是在列尼那堪斯克，一些不止一次没有完成他们受委托的任务的人们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
在其他一些党组织中也有着类似的事实。显然，破坏选拔干部的布尔什维克原则会给党带来危害。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严格地执行斯大林同志关于正确选拔和配备干部的指示。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七年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的二—三月全会上说：“正确选拔工作人员和正确地把他们分配在工作岗位上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选拔工作人员，首先要按照政治品质，即是他们是否值得政治上的信任，其次要按照业务能力，即是他们是否胜任那种具体工作。
“这就是说，当人们关心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而不关心他们的政治面貌时，不要把业务的观点变为事务的观点。
“这就是说，当人们关心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而不关心他们的业务能力时，不要把政治的观点变为唯一的和包罗一切的观点。”
在活生生的实际工作中研究和审查干部是正确选拔干部的最重要的条件。党教导我们不要根据许诺和宣言，而要根据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党和政府的指令和指示的情况来审查工作人员。这种方法能够看见每个工作人员的优点和缺点，正确地给他的能力以评价，最适当地把他运用在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的这个或那个岗位上。然而，在地方党组织的实践中，还常常遇到不根据工作而仅仅根据履历表上的材料判断工作人员的情形。
现在，在任何一个州、任何一个区里，有着受过足够训练的、有经验的一切工作部门的干部。任务在于：要更大胆地把正在成长的年轻工作人员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采取老干部和青年干部结合的方针。应当特别注意提拔和培养妇女干部。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要爱护和重视干部——党和国家的宝贵资金。在对干部的工作上，在培养干部上，不能吝惜时间和精力。提拔人们到领导岗位上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创造帮助他提高和表现其组织才能和其他才能的条件。斯大林同志说，领导人必须十分关怀工作人员，“小的”和“大的”工作人员——不管他们在什么部门工作，关心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他们以援助，当他们做出成绩时，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前进。
正确培养干部，就是说要经常关心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关心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党组织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干部不断扩大他们的政治眼界，在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有很好的决定方向的能力。党组织的任务是要在其全部活动中以对党对国家忠诚老实的精神，以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纪律的精神、以原则性和对缺点的不调和性的精神教育干部。必须努力使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具有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在一切事业中表现创造的主动精神。
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教育干部的久经考验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帮助反对满足于表面成绩的情绪，反对由于工作中的成绩而冲昏头脑。它能帮助锻炼我们的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警惕性，克服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那些企图带引工作人员逃避批评，怜惜他们的自尊心的党的领导人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的领导人忘记了：用掩饰他们的错误的办法来怜惜和保护干部的企图，对培养干部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联共（布）党提交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拟订了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这个纲领鼓舞着全体苏联人民去建立新的劳动功勋。为了胜利地实现新五年计划中的任务，必须更高地提高我们的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水平，不断改进选拔、配备和培养无限忠于我党的干部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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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我们的中国朋友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苏联美术学院院长
亚·格拉西莫夫院士
对自己的伟大邻邦怀着热爱心情的苏联人民，不久之前庆祝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日，他们把这个纪念日看作愉快的节日、看作伟大兄弟国家的多方面胜利的标志。
我们苏联人对于你们伟大的、解放了的国家在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巨大任务时的那种真正突击的速度，表示极大的喜悦。对于那种也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尤其是美术方面的建设所特具的广泛的革命建设的人民性，我们不能不表示高兴。在苏联每次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上，不仅艺术传统的高度水平——中国美术中所包含的几世纪甚至几十世纪的经验，使苏联艺术家和广大的苏联舆论界感到惊奇，而且，中国新艺术的不可遏止的日益加强的社会目的性也是令人惊奇的。这种新艺术现在已日益成为对人民进行革命教育的强大因素。这个强大的创作巨流不断地吸引着，并且往往首先是唤醒着成十个乃至数百个有天才的新、老艺术家来进行创作。
中国人民正在创造新的艺术，而且是在前所未有的广泛的人民基础上创造着新的艺术。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过一篇谈话。他说，中国新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而文艺的主题应当是人民。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谈话成了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里程碑，它规定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方向。
莫斯科最近举行最有意义的中国年画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引起了爱好这种艺术的莫斯科人的很热烈的评论。展览会证明这一最独特的创作的高度艺术水平，这里面可以看到真正的杰作。这种艺术是中国人民斗争和建设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这种年画的题材，很明白地向我们苏联人说明了中国人民现在的思想感情是什么。这些应用极广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很亲切地和很生动地向我们说明了中国人民对他们的英明领袖毛泽东是如何的爱戴和忠诚。在这些画里，苏联观众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和斯大林同志在一起，看到他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看到他在少年儿童队员中间，他在那热望倾听到他每一句话的农民中间（画家古元画），而在一幅综合的作品里，他在人群中间象征着中国各民族的兄弟团结（画家冯真、李琦以及叶浅予画的构图不大的壮丽的作品）。
中国画家的民间画也向我们表明：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已经起了如何深刻的变革了。新中国的画家怀着这样深刻的爱国主义的感情，以致他们的每一页画都成了歌颂祖国新面目的歌曲，成了鼓舞人们在劳动和斗争中更加团结的恳切的号召（画家金浪、周觉钧、张怀江和曹思明等描绘土地改革、新家庭、劳动、大建筑工程等的作品）。
在新中国的艺术作品里非常生动地反映出来的，还有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战斗友谊，以及他们对于侵略者的共同的英勇斗争。在这些卓越地表达出中朝人民斗争的大群人物中，有多少创作天才啊
（如画家阿老的“中朝部队前线胜利联欢”及其他许多作品）。
在中国画家的作品里，生动地反映出来的，还有伟大人民对于劳动与和平的意志。男女老幼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表现出他们对于和平劳动的意志。
描绘中苏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图画，给苏联观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观众在画家武德祖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一幅画旁边停留了很久。画家用极亲切的感情描绘出苏联专家在工厂里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中国同志的情形。这里不由地令人想起刘少奇同志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宣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词里的几句话：“世界上一切进步事业都是和苏联的存在与发展分不开的……。在帝国主义长期奴役下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看见苏联建设的成就，苏联为世界和平的努力，因而百倍地加强了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勇气。”
在中国画家——老的一代的有经验的大师们和在最近英勇斗争年代里加入战斗队伍的人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种类，说明这大部分石印画片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这就是艺术家的生活观察力（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卓越地窥出人们可作为特征的动作）和构图机敏的才能（甚至在最精巧的、似乎是修饰过了的形象、衣服、集团、环境的联系中，它也保有画面的活的自然性）。
所有这些创作都渗透着那找到了正确历史道路的强大人民的乐观主义。
中国人民的艺术在苏联艺术家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心坎里愈加强烈地燃起了对于伟大人民、对于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我们的盟友、兄弟的友谊的感情。
中国艺术的形象无论在整个的构思上或最小的细节上，都是十分具体的。观众从这种艺术中所得到的感觉是特别强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的几句话，明白地说明了中国艺术的胜利的原因：“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地运用苏联共产党关于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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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保保夫同志给我们的帮助
李华清
三年来，东北的卫生工作，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的亲切耐心的帮助下开展起来了，而且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工作中，苏联医学专家保保夫同志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不问在贯彻国家卫生工作方针和开展医疗预防工作上，他使我们学习了许多先进的经验，少走了许多弯路。
保保夫同志曾经给我们提出：“乡村卫生工作，决定于卫生机构。因此，乡村医生要明白治疗，也要会做组织工作。”这是他首先考虑到我们乡村中广大劳动人民的保健问题。在东北乡村卫生工作的重点实验工作中，保保夫同志，更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例如沈阳西十五公里的沙岭区卫生实验所，就是在他的亲自帮助下而建立起来的。在该所建立的前后，保保夫同志曾经三番五次地亲自到该区，协助选择地址以及筹划其他事宜。
我们东北区继一九五○年四十个卫生实验县之后，又开辟了十二个卫生实验县，建立了五十个新型区卫生所，进行了重点的实验。这些工作是在保保夫同志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
三年来，东北广大农村的卫生组织，在这些卫生实验县的推动和影响下，有了蓬勃发展。至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止，全东北的县旗，已有百分之九十四点六有了县卫生院或县立医院，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二；区卫生所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一七八一点四，占全东北的农村区数百分之六二点二，部分县区已发展到村一级，中心村卫生所和村卫生站已达八四○个。这些成绩，都是与保保夫同志的帮助相关联的。
在医疗预防机构发展方向上，保保夫同志更告诉我们要争取实行“地区制”和“医师区制”。这样才能不因机构的重叠而浪费人力，才能在目前卫生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以最少的人力发挥最大的效能；这样也才能更好地贯彻“预防为主”。这个建议是很重要的。仅以东北工业部系统为例，在大连就有几个管理局所属的二、三十个工厂，各厂又都有自己的卫生所，甚至机械七厂和二十厂的厂部，同在
一个楼里，而各有各的卫生所。这些卫生所，每天只能看几个门诊患者，不能解决更大的问题。如果统一起来，以现有人员组织医院，在人力和时间上都能有所节省。因此，我们就接受这个意见，将鞍山市与鞍钢的卫生工作，以及将抚顺市和抚顺矿务局的卫生工作，减去了工作中许多重叠以及步骤不一致的现象。
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上，保保夫同志的看法：单纯认为预防只是防止传染病的发生是不对的；对劳动者有了照顾和观察也是预防，对衣、食、住注意也是预防，关怀儿童的身体发育、定期的检查劳动者的身体、提倡体育，也是预防。同时早期发现病人、早期诊断、用新的疗法治疗病人，也是预防工作的内容。为了完成上述的任务，治疗医师，仅仅做治疗工作，而对病人的衣、食、住不进行调查，不经常来观察病人的生活情况，是不对的。这些有益的启发，对我们的工作及医务人员的帮助很大。
在医疗方面，保保夫同志也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给我们介绍营养、理疗等疗法。大家知道过去我们对理疗工作上是不够重视的；自此部分医院和疗养院已开始建立理疗设备，进行泥疗、水疗、电疗、光疗、热疗等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果。因此提高了治疗率。当然保保夫同志不光是嘴讲，并且也亲自帮助中国医大附属医院建立和改进了新的理疗科，协助培养了理疗工作干部。这给我们在理疗工作的开展上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东北的医疗机构大多数存在着重视门诊不重视病房，重视工作人员占用的房间而不重视病室，以及缺乏必要的住院处、卫生厨房等现象。保保夫同志针对着这些情况，给我们提出了首先在医院里建立住院处、卫生厨房的建议。目前在省市一级以上的医院已建立卫生厨房二十个，住院处十八个。扭转了卫生人员不重视厨房工作反而认为这是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的思想；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只讲口味不讲营养价值的饭馆式的作风，因而提高了卫生人员对营养疗法的重视。
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几年来东北曾经进行了部分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基本建筑的设计上，保保夫同志更协助我们制定一系列的合乎科学的设计标准并亲手培养了设计干部，使东北的医疗设施的设计工作有了基础，走向了既科学又实用的道路。
在设计当中保保夫同志特别强调的是：“一切为了病人”，“处处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明确而彻底地批判医疗设施设计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人民大众的医疗设施的设计工作必须既重视门诊又特别重视病房，因为病房是病人比较长期住院休养的地方，必须有优美的环境。要有一定绿化地带，要有良好的通风换气设备。病房必须在阳面占院房内最好的地方，而工作人员办公室可以占次的地方，而且面积的比例也不要太大。同时，必须按病情的需要而划分病室的等级。为了贯彻预防为主又必须注意医院的下水的合理处理，注意院内外感染的防止。为了节省物资在化验用具上主张集中使用等。
保保夫同志经常这样讲：“做一个苏联公民能够参加人民中国的建设工作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因此，他能光荣地完成了苏联人民所交给他帮助中国人民的任务，直接地教给我们许多苏联保健工作的先进经验。我们卫生工作者，除了衷心地感谢苏联政府和保保夫同志给我们的帮助之外，还要继续努力向苏联学习，向保保夫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