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苏军红旗歌舞团的经历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文艺工作者大会上的报告
苏军红旗歌舞团团长 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请允许我把我领导的歌舞团，把它的一般情况和创作活动简单地介绍一下。
苏联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是苏联最大的最受群众欢迎的音乐演奏团之一。我们这个歌舞团是由男子合唱队，乐队，舞蹈组三个部分组成的。合唱队总共一百三十人。其中包括男高音，次高音，中音和低音。
合唱队中最好的歌手就是歌舞团的独唱者。舞蹈小组一共五十位演员，其中有十一位女演员。
乐队包括有由俄罗斯民间乐器如弦琴、手风琴等组成的弦乐队以及由笛、管、喇叭等乐器组成的管乐队。整个乐队有六十位音乐家。
本歌舞团由苏联政府与共产党发起，于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创立的。起初全歌舞团只有十二人，现在已经有二百五十人，其中包括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
本歌舞团的任务是广泛地传播苏维埃时代作曲家的近代歌曲、民间歌曲以及古典歌曲。舞蹈组的任务是创造和演出，主要是以俄国民间舞为基础的，反映目前苏军生活的大型舞蹈。
本歌舞团领导人除我以外，还有以下几位助理：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维诺格拉陀夫中校任本团合唱队长，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维尔斯基中校任舞蹈组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符·亚·亚历山大罗夫少校任本团音乐指挥。
本歌舞团把自己的艺术传达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在苏军部队中表演，也在俱乐部、戏院、音乐厅、露天广场向我国广大劳动者表演。我们二十四年来，演遍了苏联各地，直到最辽远最偏僻的地方。
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到前方去表演，用自己的艺术来鼓舞苏军军人为祖国的荣誉和独立而建立战功。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八年，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侵犯苏联国境的时候，我们的歌舞团就在远东前线表演过。
从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起，我们歌舞团就在战区工作。我们歌舞团的歌唱和舞蹈，鼓舞着红军指战员奋不顾身地去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斗争，四年战争期间，本歌舞团到过各个战场。在我们的艺术中，总是表现出生气勃勃的感觉、力量和必胜的信心，有些演员在前线负了伤，苏联政府因为他们参加伟大卫国战争用军功勋章表扬了他们。我们在前方表演时，亲眼看到被法西斯所毁坏了的俄罗斯城市和乡村，亲眼看到了德国法西斯的空军扫射那些聚集在火车站上的妇女和儿童。法西斯的兽行激起了苏联人民的巨大愤慨，他们决意要以全力帮助亲爱的祖国来粉碎残暴的敌人。我们歌舞团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它的艺术。
我们歌舞团以战斗的歌曲、板话和激情的舞蹈，唤起观众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获得最后的胜利，并决心去建立功勋。
本歌舞团不仅在待命出发作战的部队中表演，在休整和补充的部队中表演，也在军医院中，在飞机场上，在炮兵阵地上表演。当时我们只得不停地工作，没有休息的机会。常常碰到这样的日子：我们刚刚在一处演完，马上就坐汽车飞驰到另一个地方去表演，刚一演完，又马上到下一个地方去。
我们歌舞团本来不习惯在行军时表演，但是任何的困难和不方便的地方，都不能降低我们表演中的紧张情绪，观众由于受本团艺术感染而产生的兴奋情绪。快乐面孔，他们的欢笑声和热烈的掌声，对我们来说，乃是最好的奖励。
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与诗人列别节夫、库马奇共同创造了一首名叫“神圣战争”的歌曲。这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所创作的最优秀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平常、严肃而又雄伟，它的每一个音调都表达了苏联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表明了我国人民获得胜利的信心。
“神圣战争”最初不是在音乐厅，不是在俱乐部，而是在莫斯科车站月台上演出的，在这个车站上有许多军车开往前线。这歌曲给人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苏联人民很快地就爱上了这首歌，并且都学会唱它。“神圣战争”是我们人民、我们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一面战斗的、胜利的旗帜。
当时在歌舞团节目中还有一首歌，是作曲家诺维科夫根据诗人阿里莫夫的词“水火壶——火绳枪”作成的。歌子滑稽地把人民称之为“卡秋莎”的苏联近卫军的迫击炮的动作与俄国的水火壶来作比较。这首歌子在前线军人中极为流行。炮兵为了感谢本歌舞团的表演，始终都是兴高彩烈地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战斗技巧。
有一次在某段战线上，我们歌舞团演出节目中有一首歌子“水火壶——火绳枪”，在我们演出之后，部队指挥官代表观众向歌舞团全体演员扼要地讲了几句话：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刚才给我们开了一个精彩的表演会。为了报答你们，稍过几分钟，我们的‘演员’也要出演了，他们要给你们看看‘水火壶——火绳枪’的动作”。
当表针到了预定时间的时候，一声口令：
“为了向红旗歌舞团表示敬意，向敌人开炮！”
这样一来，敌人身上就泼上了致命的“滚开水”。这并不是稀罕的事情。
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红旗歌舞团演奏了很多歌颂苏联人民保卫祖国的英勇行为的歌子。这些歌子按其性质来说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有赞颂歌、行军曲、抒情歌、滑稽歌。最享盛名的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的歌子“神圣的列宁旗帜”、“乌克兰之诗”、“苏军歌”；索洛维约夫—谢道伊的歌子“停泊场之夜”、“为什么在卡玛河彼岸”、“夜莺”；布兰特尔的歌子“在前线附近的森林里”、
“再见吧，城市和房屋”；弗拉得金的歌子“第聂伯河”，及其他很多的歌子。
我有时为了纪念某一部队的战斗功勋，不得不留在前线来作歌子。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我为了纪念斯大林格勒近卫旅的功勋曾写过一只歌子。歌舞团很快就学会了，就在前线音乐会上演出了。近卫军人很喜欢这首歌，也学会了这首歌，并且把学会这歌子当做是自己的战斗任务。我很快就从近卫军人那里收到一封信，他们写道：
“为了执行祖国的命令，我们部队与全苏联军队一道参加进攻战斗，要把我们的神圣土地从法西斯恶魔手中解放出来。
“我们还记得红旗歌舞团在我们那里表演的情形。歌舞团的战斗歌曲是争取新胜利的号召，是和血腥的法西斯刽子手们彻底清算的号召。这些歌子，和纪念我们旅的歌子一样，是每个人都会唱的歌子。战士们唱着这些歌子，勇敢地前进，果敢地加入战斗。
“希望你们的歌舞团继续用你们勇敢的歌曲来鼓舞苏军战士获得新的胜利。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要像斯大林格勒近卫军人那样地战斗着。我们要以共同努力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战争胜利的时刻。到那时候，歌舞团的歌子也像今天号召我们去战场上战胜敌人一样，来号召我们进行建设性的劳动”。
这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我是在一九四三年当伟大卫国战争最炽热的时期收到的。
战争结束了。渴望已久的胜利日终于来到了。和平时期一开始，根据共产党的号召，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伟大建设性劳动也立即开始了。
苏军转入和平时光，我们的勇敢军人从被苏军解放了的外国境土上回到祖国来。除了描写胜利的主题以外，英勇完成全部战争任务、怀念家庭故乡、怀念和平劳动的士兵归家这一主题，也成了本歌舞团在战后时期创作歌曲的主要主题之一。歌舞团节目中出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的“胜利颂”和“亲爱的故乡”，我所作的“胜利歌”，索洛维约夫—谢多夫的“你们现在在那里呢，亲爱的同伴们？”，布兰特尔的“在巴尔干的星光下”，诺维科夫的“为期不远”，以及其他许多歌子。在战斗部队复员之后，苏军里面又来了一批没有作战过的新的青年士兵，这种情形也反映在歌舞团节目中，出现了和平时期的士兵行军歌，怀念个别英雄的歌子，怀念苏军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的歌子，关于青年士兵进行战斗学习和政治学习的歌子，这些战士受了祖国的委托，来严密地保卫建设共产主义的苏维埃人民的和平劳动。我们祖国的战后生活也在歌舞团歌曲中得到反映：如亚库登科的“青年士兵歌”，布兰特尔的“太阳落山”和“收获歌”，杜里柯夫的“我们保卫和平”，别雷依的“保卫和平”和“马特洛索夫颂”，莫克洛乌索夫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诺索夫的“遥远的地方”，杜那耶夫斯基的“我来自柏林”，诺维科夫的“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
我在这一期间写了两首献给斯大林同志的歌子，有一首是“祝十月革命”。为了纪念不久以前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我作了一只“歌颂共产党”的歌子。
始终为祖国人民利益服务的红旗歌舞团，无时无刻不在想用自己的歌舞来反映祖国的大事和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在歌舞团节目中出现了歌颂城乡劳动人民的和平劳动的歌子，歌颂苏联人民争取全世界和平的歌子，歌颂伟大的斯大林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的歌子，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除此之外，歌舞团最近期间的节目又添增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朋友们的民族歌曲。红旗歌舞团已经在两年来很有成效地在我们国内演奏了中国人民的歌曲，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为了祖国的解放”。至于作曲家莫拉特里作的“莫斯科—北京”是我们亿万苏联人民都会唱的歌子，更用不着我来介绍了。
为了最有成效地解决摆在我们歌舞团面前的创作任务，我们在我们工作人员当中大力进行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在富有经验的教师们的指导下，我们的歌手、音乐家和舞蹈家都在提高自己的业务，并且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来扩大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眼界。这种学习帮助我们把每个演员都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苏联艺术工作者。
歌舞的表演艺术是带有深刻的人民性的。它朴素、鲜明、有力、充满了人民创作所特有的现实精神。
苏维埃国家关心人民天才的发挥和培养，极为重视并支持艺术方面不断涌现出的幼芽，因为这些幼芽能够使艺术更加发展和更加丰富起来。苏军红旗歌舞团原来就是这种新生的幼芽，它为苏联的表演艺术创作了新的形式。
歌舞团产生在苏军中并和苏军一道发展起来。歌舞团的诞生是与苏联人民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一九二八——一九三三）所出现的劳动和文化高潮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苏军文化提高的直接结果。
苏军是一支新型的军队。它受过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教育，并经历过与祖国的敌人作战的锻炼，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它已经是培养勇敢精神与共产主义道德的伟大学校，同时也是先进的苏联文化的传播者。
与苏军血肉相连的苏军歌舞团，从苏联军人们的生活中汲取灵感，在自己的创作中培养起对祖国及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勇敢精神及乐观主义，这些都是苏联军队的特色。
苏军是苏联人民的亲人，因而描绘苏军军人形象的歌曲也就成为极受欢迎的歌曲。歌舞团从最初成立之日起就抱有确定自己的创作道路的那种令人鼓舞的崇高目的，那就是利用苏军中流行的歌曲来歌颂苏军的英雄功绩，使这些歌曲成为人民的享受物，帮助苏军作曲家及诗人去创造能反映新条件下苏军生活的新歌曲。
远东游击队歌“沿着高山，沿着平原”产生的经过以及它后来流传的情形是非常有趣的。这支歌子的作曲者已经查不清了。人民创造了这只歌子。一九二九年歌舞团到苏军部队中去表演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教授听见有一连战士唱着这支歌子来参加我们的表演会。他同这个连的连长相识之后，便根据这个连长所编的调子写了一首新歌，又经过他在音乐上的加工，这首远东游击队歌使当时这歌舞团的表演节目大为增色。这歌子很快地便从歌舞团流传到全苏联人“老老少少”的嘴边了。苏联人到处都在唱，它受到了外国人民的喜爱，外国人民也在唱。
歌舞团经常在苏联士兵歌子上大大地用工夫，帮助创作了许多新的优秀的歌子，这些歌子不但受到苏联各族人民的热爱，而且受到国外亿万人民的热爱，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在内。
我们歌舞团创作的一些优秀歌曲已经成为苏联作曲家、诗人、歌唱家的创作的典范。
人们把红旗歌舞团称做“苏联歌曲的实验室”。其所以叫做“实验室”，是因为我们的歌舞团不仅演出诗人和作曲家的最优秀的歌曲，而且它自己还同作者共同研究，极力协助他们找出一条创作新的优美歌曲的可靠的道路。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经常举办创作座谈会，讨论并从各方面分析歌舞团准备演出的一切新歌。在这样的座谈会上，苏联作曲家协会、苏联作家协会和苏军总政治部都派有代表参加。
参加会议的人对音乐及新歌曲所提出的具体意见，可以使我们最客观地、精确地评价某一歌曲，并帮助作者明了歌曲的缺点，以便更准确和更完美地解决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任务。
从歌舞团表演的歌舞节目中，可以看到苏联人民的精神领域。歌舞团的多种多样的节目内，既包括有苏维埃时代的歌曲和舞蹈，又包括有民间音乐及古典音乐，这些节目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择的。它在思想内容方面，在艺术性方面，在形式的明朗性和朴素性方面，都必须是广大民众所熟悉所了解的。歌舞团的一切创造活动都和苏联人民及其强大军队的生活紧密联系着。歌舞团是建筑在俄罗斯的民间艺术和古典艺术的优秀传统上的。
苏军的每一个军区都有自己的歌舞团，其演员数量虽比红旗歌舞团少，但都是依照红旗歌舞团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各军区歌舞团的领导人定期在莫斯科聚会，以便交流创作经验。
红旗歌舞团经常在创作经验和组织经验方面，帮助自己的弟弟——苏军各军区的歌舞团。
苏联的空军歌舞团和海军歌舞团，也是按照我们歌舞团的样式建立起来的。
苏联现有的一切歌舞团都经常地帮助战士开展业余艺术活动：教连队的领唱学唱新歌曲，或表演新的舞蹈，领导民间乐器的乐队，为军区的游艺检阅和游艺大会准备当地的业余艺术表演。
优秀的歌唱家、舞蹈家及音乐家就成为歌舞团的演员。我们红旗歌舞团在内，也有不少的人是很有才干的业余艺术活动者。例如我们的独唱家萨夫楚克和普奇柯夫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独唱家库兹聂卓夫的经历是很有趣的，他在进军队之前是一个农村的牧人，他在军队里服务时，歌舞团的领导人发现了他有美妙的、响亮的喉音，库兹聂卓夫就开始练习嗓子，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后来就加入了我们的歌舞团。他在歌舞团内，由于工作上的成就，获得了共和国功勋演员的称号。
我们歌舞团的第一个领导人是苏联老一代的有名的作曲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他有名的作品是“斯大林颂”及“苏联国歌”。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在一八八三年生于加桑省一个不富的农民家庭中。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在一些平凡的、但富有音乐天才的人们中生长起来，他从这些人那里打下了民间音乐思想的基础。当亚历山大罗夫还小的时候，他那响亮的嗓子，清晰的音调，准确而迅速的音乐记忆力，就为同村人所喜爱。幸运的机会使这位年青的亚历山大罗夫能受到音乐教育。他在莫斯科音乐大学作曲班及独唱班毕业后，不久就成了音乐大学的教师，一九二二年起，成了音乐大学的教授。同时他领导了莫斯科最优秀的合唱团。
在一九二八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就来领导初成立起来的苏军红旗歌舞团。他领导这个歌舞团共十八年，直到一九四六年他去世的时候止。在这个时期，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创作了许多美妙的歌曲，流行在苏联的人民和军队中。这些歌曲里除了我已提及的“斯大林颂”及“苏联国歌”外，还有“斯大林之歌”、“生活变好了”、“伏尔加船夫曲”、“祖国进行曲”、“神圣战争”、
“苏军歌”、“乌克兰之诗”、“亲爱的故乡”。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领导下，红旗歌舞团成了富有艺术价值的团体，是苏联艺术的先进部队之一。依照苏联政府的决定，赋予了红旗歌舞团以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的称号。
歌舞团的创作活动曾三次获得苏联政府的奖赏。我们全体人员获得了荣誉革命红旗奖，有些人得了红星勋章及战斗红旗勋章。歌舞团内有五位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两位获得了功勋章艺术家的称号，十六位歌唱家及舞蹈家获得了俄罗斯共和国功勋演员的称号，二十位演员是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与学生联欢大会得奖者。很大一部分人获得了苏联勋章和奖章。
我们歌舞团在许多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国、芬兰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功地表演了苏联的艺术。在巴黎国际技术展览会上，本歌舞团获得了一只大锦标杯。
我们歌舞团怀着最愉快的心情来到了我们友好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歌舞团演出最好的节目介绍给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看。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伟大中国人民的高度的文化，并用中国人民优美的歌舞来丰富我们的节目。
如果我们歌舞团在中国的表演能促进中苏两大人民间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进一步巩固，那么我们将感到无限的荣幸。（新华社）（附图片）
鲍·亚·亚历山大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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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苏联艺术工作团领导人楚拉基
林淡秋
率领苏联艺术工作团前来我国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的楚拉基，是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副主席，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之一，苏联有名的作曲家。他的“第二交响曲”、“假未婚夫”和“青春”三部曲子，使他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在创作这些曲子的时候，他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每一部曲子的创作时间都在一年半以上。“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纸张呀！”他笑着说。但他是那样谦虚，关于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得很少。他回答记者们说：“创作经验吗？创作主要靠努力，写了一个曲子，觉得不好，再想，再写。写十个曲子，有一个可用，就算不错了。”
这种认真负责的创作态度，正是苏联艺术家们所共有的。这是苏联艺术界所以获得卓越成就的原因之一。
“苏联艺术界的最大成就，就是使艺术成为广大人民的东西，成为广大人民所理解的东西”，楚拉基说。“苏联艺术家从现实生活中或从历史材料中选择主题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人民所关心，能否给人民以教育。人民的光辉事迹，都是苏联创作家们所要表现的对象。但这不过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方面，苏联艺术家们非常注重作品的质量，竭力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具有高度感染力量的艺术品。苏联艺术作品所以能得到国内外人民的普遍爱好，那是容易理解的。”
他举了好些例子。例如雕塑艺术吧，在许多表现现代伟大主题的作品中，首先值得介绍的是巨人斯大林的塑像。这个塑像，建立在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伏尔加河那一段，高达五十公尺，有可以保存三千年的耐久性。这是一个杰作，是苏联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丰碑。“自由女神”一向被称为全世界最高的塑像，但它的高度不过十八公尺，不到斯大林塑像高度的一半。在苏联，雕塑艺术方面已经订出了全面的创作计划，有一部分计划已经实现了。在苏军跟德国法西斯匪徒作战的战场上，已经出现了大批表现激烈战斗场面的雕塑作品。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歼灭了三十三万敌人的地方，正在建立着雕塑作品。雕塑艺术品还出现在各种建筑物上，出现在地下铁道，出现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以提高一般人民的艺术兴趣。
在音乐方面，苏联作曲家们最近创作了许多以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为主题的曲子，例如关于经济建设问题、保卫世界和平问题等。这些曲子在团结和鼓舞千百万人民的意志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绘画方面，苏联画家们不但表现自然，而且着重表现人改造自然的伟大劳动，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不断提高劳动热情。为了普及各方面的艺术，苏联艺术界尽量举行音乐演奏会，尽量多印绘画复制品，尽量多印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之，我们尽一切力量来实现列宁和斯大林的指示：艺术属于人民。我们跟反动派相反，非但把艺术介绍给人民，而且大力培养人民自己的创作，改进和提高现有的人民艺术。艺术在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就是教育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如果没有巨大的艺术财富，实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楚拉基着重地说。
为了教育人民，苏联艺术家们正用各种辉煌的艺术创作来反映国内和平建设的伟大成就。“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各方面的艺术家都要以各自的艺术手段，表现出党代表大会所反映的各项建设成就。他们要用艺术本身的进一步普及和提高来回答这次党代表大会。”楚拉基说。
谈话转移到苏联艺术与资产阶级艺术在本质上的区别，接触到资产阶级艺术所以腐化堕落的基本原因。楚拉基说，资产阶级艺术不是以博得广大人民的爱好为目的，而是看不起人民，脱离人民，不表现人民的先进思想和健康感情，结果变成了形式主义的消遣品。这样的货色当然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其次，资产阶级的艺术跟苏联的艺术相反，轻视民族的特点，不尊重每个民族的艺术宝库，抹杀艺术的民族性。脱离人民的生活，取消民族的艺术传统，就等于摧毁了任何艺术的发展基础。
谈到接受民族优秀艺术遗产问题时，楚拉基同志劈头就说：“这是苏联艺术界最基本的问题。”他说苏联艺术界对艺术遗产的态度，完全是建立在尊敬的基础之上的。没有遗产，就不可能建设今天的艺术；发扬过去优秀的艺术传统，正是发展今天的艺术所必需的，否则所谓新艺术，不过是沙滩上的楼阁罢了。形式主义者是否认艺术遗产、否认民族形式的，他们以谁也不懂的“新形式”自炫，但人民不需要这一类东西。“艺术遗产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否认遗产，就是否认人民！”他这样结束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
楚拉基同志关于中苏友谊和两国文化交流的谈话，给与我国文化艺术界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说中苏目标的相同，保证了两国友谊的日益发展和巩固，保证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这对于两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与世界持久和平都有莫大的助益。两国代表团的相互往来，不断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例如我们这次来此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就是发展和巩固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方法。”他说苏联人民热爱新中国的艺术，莫斯科文化宫在“中国音乐节”（七月十七日），在可容一万五千人的音乐堂里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中国音乐演奏会。苏联许多作曲家都在研究中国音乐，创作关于新中国的曲子。例如最近柯尔契马寥夫就作出了名为“解放了的中国”的曲子。
“苏联艺术界的各方面经验，对新中国艺术界有很大的用处”，楚拉基同志接着说。“例如苏联艺术界过去在接受民族遗产、发展民族形式问题上曾犯过错误，后来改正了。有了这个经验，中国艺术界就可以不再犯错误了。这就是帮助。一定要发展民族形式，脱离了民族形式，要创作出为广大人民所热爱的作品，是不可能的。”
在记者们访问他的前一天晚上，楚拉基同志看了中国旧剧，很感兴趣。“中国旧剧的表现方法，是数百年来积累起来的表现方法，”他说。“自然，要表现现代的生活和人物，旧的艺术形式应该适当地加以改造和提高，但决不能根本舍弃这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是中国人民所喜爱的。像中国这样特殊的艺术形式，世界上是少有的，应该充分加以尊重。我再说一遍，应该发展这种形式，不能抛弃这种形式。放在新中国艺术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这样的古国，这样丰富的艺术遗产，要是好好加以研究，一定可以从过去的艺术宝库中吸取许多东西。自然，一国新艺术的创造，是不可能在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的，各国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互相影响，应该从其他国家优秀艺术中吸取有利于本国新艺术的创造的东西。但绝不能机械地摹仿外国的艺术，一定要在本国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以丰富自己的艺术宝库。中国的新艺术，必须具有中国民族特色。”
需要请教楚拉基同志的问题还多得很，但时间已经不容许了。即使在这不到两个钟头的谈话中，楚拉基同志不但提高了我们对于苏联文化艺术的认识，而且益发加强了我们对自己祖国文化艺术的发展的信心。为了更好地执行我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加速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发展，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学习苏联艺术界的先进经验。楚拉基同志的谈话，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启发呀。（附图片）
楚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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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越剧“西厢记”的改编工作
戴不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所属的越剧团在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演出的越剧“西厢记”，在改编工作上是取得一定成绩的。他们在使这部古典名著通俗化的工作中，采取比较严肃的态度，根据王实甫的原作，以张生和莺莺为主角，改变了以红娘为主角的处理方法，不再只由红娘一人在其中说情作合，使主角反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符合“西厢记”原来故事的主题的。
越剧“西厢记”把故事发展到“哭宴”为止。这是比较干净的处理方法。前人传说，王实甫写“西厢记”至“长亭”这一折的起首“碧云天，黄花地，……”时，精疲力尽而死。这虽然不足深信，但从这一传说，多少可隐约看出前人对“西厢记”结尾的态度。——他们对“长亭”以后的情节，是很不满意的。“王西厢”的结尾是“惊梦”，用梦来代替团圆，这在王实甫那个时代，不失为一个美丽的想像，可是今天看来未免有过于凄苦的感觉。另外，如果把莺莺处理成出走，就情理而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莺莺和张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精神，但由于他俩的阶级条件、性格和所处的时代、地位，他们的斗争性不可能是高度强烈的。要是斗争性很强，张生在夫人赖婚时就该据理力争，莺莺至迟应在“拷红”后刚强地站出来和母亲讲理，不待“哭宴”后在半夜三更背母私逃。因此，如越剧‘西厢记’改编者所采取的方法，适当地加强莺莺的反抗性，在长亭送别时结束剧情，留下莺莺的结局给观众去判断，这是不妨害主题和故事的完整性的。
改编者对场面的处理是用了一些力量的。例如，他把原来的“惊艳”和“借厢”合并成一幕，把惠明下战书的明场省去，使全剧比较精练。另一方面，改编者也去掉了原作中的胡闹和色情部分，将“闹斋”演至张生赴斋为止，免去了众僧出场，为一个已死的封建贵族（崔相国）大做道场的丑恶场面，也除去了和尚们在佛堂中对一个女性挤眉弄眼的庸俗噱头。“酬简”则演到莺莺入房为止，删除了色情的部分。这样做，并不损害原来的情节，而使剧情更紧凑和干净。
使古典作品通俗化，而仍能保持原作的神韵，改编者在一些方面也做出了成绩。例如“酬简”之前，原作只有张生唱的“仙吕”“点绛唇”半套曲文，如今把这七支曲子改为有动作，有唱词，有独白，仅仅用了三四百字，而仍能表现出原作的精神，较生动地刻划出张生的面貌，使观众理会他等候情人的焦急心情。
从上面所举的看来，越剧“西厢记”在若干情节的处理上，基本上还能掌握原作的精神，并在不损伤原作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这是应当肯定的成绩。不过从演出效果看来，越剧“西厢记”却还不很能引起观众心情上的共鸣，全剧似乎有些平铺直叙，甚至于使人有沉闷之感。
这是什么原因呢？
除了导演和演员在掌握角色上的缺点以外，主要的是由于改编者没有充分掌握和发挥“西厢记”的主题精神，在人物处理上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人物色彩不够鲜明，性格不够突出，给观众的印象当然是不会很深刻的。
就女主角莺莺而说，她之所以会受到观众喜爱，是由于她具有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不管封建社会中的门第之别，去同情并爱上了张生这位飘零的书生。她的善良的性格，是能够打动观众的心肠的。王实甫在“寺警”的前半折和“琴心”“赖婚”等两折，以高超的笔法，细腻地刻划出这位相国小姐处处怜悯张生的心情，使观众仿佛也感受到她的一往情深。可是，改编者在剧中并没有把莺莺这种动人的性格描绘得更鲜明一些，相反，由于生硬地把原本中莺莺一人独唱的曲子改为二人或数人对唱，反而冲淡了这个人物的色彩。例如“赖婚”时，在原本中原都是莺莺的唱词。从莺莺口中唱出张生“你而今烦恼犹闲可，你久后思量怎奈何！”这些地方描绘出这位小姐的热情和善良，但越剧中，却把这些唱词改为张生自述：“而今烦恼犹可过，久后思量怎奈何”，这样的改法，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原作的词句，但却削弱了莺莺的性格。另外，在不超过当时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适当地加强莺莺的反抗性，也是可以的。改编者对此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以“酬简”来说，莺莺在决定二次送信前，虽然唱着：“母亲哪！你纵有铁壁铜墙，我也自插翅飞奔”，可是，像这样的“警句”，并不曾使观众受到感动。这是由于改编者虽然加强了莺莺的反抗言语，但却没有写出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抗性，没有深刻表达出莺莺内心中爱情战胜封建传统观念的矛盾过程，所以这样的反抗性，像是不扎根的，因此也是不动人的。在剧本的最后一场“哭宴”中，按莺莺的性格的发展，这是她大胆表露自己对封建制度的态度的时候，但我们所听到的，只是莺莺凄苦诉别之词为多，（这些话当然是有必要的）而强烈表示她如何不满母亲的无理决定的话语则很少，使这个主角在最后出场时还显得相当软弱无力。观众在莺莺身上不能很满足地找到她的热情和善良，以及她对封建制度的一定的不满情绪，是这个人物不能动人的基本原因。
对张生这个人物的处理也不够完整。改编者似乎很想着重描写张生的大胆、热情，所以一面用张生的唱词来描绘他这种性格，例如“游寺”一场见莺莺回去时，竟唱出“我心里痒骨头酸”的句子来，
（注：“骨头酸”三字似乎是从原本“我明白透骨相思病缠”中演化出来的，未免有些过火）；一面又用张生的行动来表示他的神魂颠倒，例如同场唱完了“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以后，还叫张生
“模拟莺莺脚步”（这是“王西厢”中没有的）；另一方面，改编者还从剧中其他人物的口中，来描写张生的疯魔样子，例如“闹斋”前安排琴童出场，嘲笑张生“我看你不是拜菩萨，啊！倒像是去拜那水月观音”，（这也是“王西厢”中所没有的）；自然，我们是反对拘泥于“王西厢”情节和原词的改编工作的，可是这样处理的结果，很易使观众误会张生是个轻浮子弟，就很难对这个人物发生同情。张生虽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人物，但他在那个社会中的地位是比较低微的，他也读过一些所谓“圣贤之书”，处在“湖海飘零”的境地中，遇到的对方则是个相国的女儿，在这些条件下，要是把他处理得如同一位花花公子，是违反本剧主题（通过“等级有别”的一对男女身上表现反封建的精神）所安排的这位男主角的身份的。
越剧“西厢记”把老夫人这个人物，也处理得不很近情理。老夫人不是莺莺的后母，这位未亡人对自己的独养女儿应当倍加体惜。不过由于她存在着浓重的封建观念（不愿招白衣女婿，尤其是像张生这样的外路人），这种对女儿的爱是完全走错了路的。写出她的封建思想压倒了爱惜女儿的心情，以致不顾女儿的幸福与死活的矛盾过程，是可以从加强她的封建性上，来暴露封建社会的残酷和罪恶的。固然，这一点在“王西厢”中原也做得不够，可是在原本中，第一场也写出老夫人很体谅女儿，着红娘陪她去庭院散心；张君瑞病了，她还着红娘去“问太医下什么药，是何症候，脉息如何？”（现均改为暗场，由莺莺口中一言带过，使人印象不深。）这样写，比较可以看清这位老夫人的真面貌。而在越剧“西厢记”中，老夫人给人的印象，一贯的是个一心要拆散女儿自由婚姻，凶板板得几乎不近情理的老太婆。这种概念化和脸谱化的人物，是不会怎样引起观众注意的。最多只能使观众去仇恨老夫人一个人，而不能使人提高去仇恨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京戏和一些地方戏中，把红娘处理成“西厢记”的主要人物，这当然不是最合适的。越剧“西厢记”的改编者似乎很注意这一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改编者过分削弱了红娘的作用，这就很难使观众满意了。全本“西厢记”在舞台上已绝迹多年，而“红娘”则尚在各种戏曲里面流行，这固然是因为“红娘”旧本中有些色情成分，可以迎合以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落后观众的低级趣味；但不可否认的，经过舞台上多年来的创造和积累，红娘已经成为一个性格很鲜明的形象，她的热情、大胆和正义性，是观众喜爱她的主要原因。可是，越剧“西厢记”中却把她的地位贬得比“王西厢”中还低。在“王西厢”中，“前候”、“闹简”、“后候”等几折，全是以红娘为主的戏，很生动地显示出红娘的作用。以“前候”为例，红娘没有敲门入张生房中时，“王西厢”中红娘先唱从“点绛唇”到“元和令”六支曲子，这些曲文表现了红娘同情崔、张恋爱的心情；但改编者却把六支曲子简化为十句七言句，而其中五句好像还是在嘲笑张生“披衣危坐”“中疯魔”的。对于原作中“……凄凉情绪，无人服侍，涩滞气息，渐弱声息，黄瘦脸儿，张生呵！你不病死多应闷死。”（“村里迓鼓”）这样能表现红娘同情心（正义感）的句子，却加以割爱了。像这样处理红娘，显然不够恰当，因为在崔、张的恋爱中，红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同时，给予红娘以应得地位，写出她丰富的感情和一片好心肠，还可以丰富“西厢记”改编本的血肉，使观众在剧中体会到更多的人民性。
总的说来，越剧“西厢记”人物的色彩都不够鲜明、突出，该使人爱的未能使人热爱和同情，因此在观众中未能收到预期效果。这个重大的缺点固然有一部分是受“王西厢”的影响所致，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改编者比较着重于技术性的改编工作，（在这方面是有收获的）却较少从掌握原作精神入手，细致而周详地去具体分析这些人物的处境和他们的内心矛盾，这样一来，莺莺和老夫人的性格便变成简单化，张生则陷于轻薄，红娘的地位则大为削弱。因此，改编本对情节的取舍虽较原本为好，而整个剧本看去却仍缺少光彩，缺少以人物性格的鲜明对比所造成的戏剧效果，因而不能给予观众足够的思想上的启发和回味。
其次，这个戏对古典文学通俗化虽已做了一些工作，但还做得不够。在语言上留着不少毛病。改编者在不少地方采用了“王西厢”的原句，使一般观众颇难理解它的意义；有些地方改编者似乎是为了适合越剧唱词的形式，还对原句作了不适当的割裂，例如同一场莺莺原唱“想嫦娥西没东升有谁共”，改本去了“有谁共”三字，便不很贴切莺莺的心情；有些地方原来是主角很重要的唱词，如“琴心”莺莺原唱“绵搭絮”：“怎得人来信息通，便道十二巫峰，也有高唐来梦中”，现改为幕外合唱“怎得人来信息通，只有高唐来梦中”，也较原作大为逊色。总之，戏剧这一形式是在舞台上和观众见面的，把已经衰亡的杂剧改为演给现代人看的越剧时，叫古代人说现代俗语固然不对，但过多的采用古人口语也是不大适当的。保持原作的神韵，应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加强主题和人物性格的描写，而不应从技术上采摘原著的语言入手。现在把几百年前剧曲中的口语不加融化的翻译或搬用进越剧里去，自然会使观众感到文人气味太重，甚至于听不懂的。
改编古典名剧，这是一件繁重复杂的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不够丰富。我们还应从如何保持并发挥原著的积极意义这一方面多加努力。多多从主题的发挥，人物性格的深入分析，从剧情安排的妥切合理着手。我们改编“西厢记”是给现代人看的，我们的“西厢记”内容还不应停留在“王西厢”的思想高度。只要是不超过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原作的基础上把“西厢记”的内容提高一步，使这个故事更动人、更为人喜爱，这是今天的戏剧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