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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三年来劳动就业和失业救济工作获显著成绩
全国各地三年来进行劳动就业和失业救济工作已获得显著成绩。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在中国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失业现象，这个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困难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三年里，已经得到初步的良好的解决。三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帮助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重新就业的共达二百二十余万人。在解放较早、经济建设发展较快的东北区，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全区职工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点八；今年劳动就业工作开始后，已登记的失业、半失业和无业人员，仅占东北区解放后四年来新增加的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五点六。在解放最晚的西南区，从一九五○年到今年九月底，也有二十七万多人得到就业机会，这个数目大约相等于全部登记的失业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三。
三年来，人民政府对于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是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方针来进行的。这一工作的成就及其过程，说明了我国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下具有逐步解决失业问题的优越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
早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后，各级人民政府一方面对九百万旧公教人员采取了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一方面对当时由于国家财政经济还暂时处于困难状况而无法解决的大批失业工人，积极设法进行救济。一九五○年，全国各地职工和广大人民曾捐款三百十二亿余元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中央人民政府同时拨出小米四亿斤作为失业工人救济基金，在失业现象较为严重的城市中建立了专门的救济机构，这些措施有力地粉碎了美蒋匪帮的破坏阴谋。当时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的主要方式是在各城市中举办以工代赈的各项市政建设工程。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北京等市在一年半时间内，采取这种方式动员失业工人翻修马路共长达一六四九里，整理下水道四八六里，不仅解决了大批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并使许多城市建设工程得以迅速完成。不少失业工人由于努力学习工程技术，因而创造了长期就业的条件，有的还被提拔为革命干部。
随着全国范围内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以及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从一九五一年开始，人民政府对于失业工人就业问题的解决逐渐采取了以转业训练为主的方针。据一九五一年十月底的统计：全国各城市举办转业训练的单位共有二○九个，参加训练的工人达三万七千四百人。经过转业训练的失业工人大部分都具备了良好的就业条件，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生产非常积极。这种转业训练的方法，不仅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正确道路，而且是培养工矿企业大批后备劳动力的有效措施。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今后转业训练的方式在劳动就业工作中仍将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今年以来，在全国各地劳动就业工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这便是由于国家工业的发展已由恢复生产逐渐走向基本建设的阶段，因而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到今年九月份为止，经过东北人民政府统一调配的建筑工人共七万多人（各省市在外），东北区并准备在今年内将现有建筑技术工人有计划地分批固定下来，以减少建筑工人的间歇失业现象。华东建筑工业部所属上海各工地今年吸收了两万多工人参加工作，比过去增加一倍半以上。目前上海市建筑工人的失业和半失业现象已逐渐好转，主要的建筑技术工人都已基本就业。
人民政府对广大的失业知识分子的就业问题也曾给予特殊的关心。在华东区，三年来由各大行政区前往招聘或由各省市直接介绍走上工作岗位的失业知识分子总数在二十三万人以上。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会等单位，三年来都曾为失业青年知识分子举办了政治、文化、业务的各种训练班，为他们准备就业条件。广东省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止，经过招聘、训练、录用的失业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共有四万多人，其中并包括一部分归国华侨。
三年来，各级人民政府还以很大力量组织了生产自救和还乡生产的工作。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底止，全国共有四百二十八个生产自救的单位，安置了失业工人达十一万八千多人。各地对于那些缺乏专门生产技术而又具备着从事农业生产条件的中、小城市失业人员，都动员他们在自愿原则下还乡生产。这一工作是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进行的。两年多以来，约有十三万失业人员被安置在农村，在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中起了一定的骨干作用。
对于社会上一批贫苦无依的老弱残废、流浪儿童和无业游民等，人民政府都予以收容，然后分别进行救济、教养或改造。根据不完全统计：华北、中南、西南三大行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四市，三年来收容和改造的失业或无业人员共达二十一万八千多人。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为这一部分人员开辟了广阔的就业道路，因此，人民政府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过去是而且今后还将是把单纯救济工作仅仅限于对待那些比重很小的真正丧失劳动力而又生活困难的人。例如西南全区在所有经过处理的失业人员中，发放救济金的仅占百分之十六。
目前，失业现象已日见减轻，但全部解决失业问题仍存在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会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而逐步被克服的。今后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协助下，我国历史性的失业问题，将分期分批逐步获得解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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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泛持久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中国长春铁路先进经验介绍之六
中长地区铁路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任宏
中长铁路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新的方式组织了广泛持久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二年多来，随着全体职工政治觉悟的提高，竞赛运动逐步深入发展起来。目前参加竞赛的人数，已达全体职工的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在这个有着深厚群众基础上的竞赛运动中，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生产财务计划，涌现了很多先进工作者，创造了正在全国铁路推广的李锡奎调车法，郑锡坤超轴、五百公里作业法，杨茂林装车法，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中长铁路的竞赛是以生产财务计划为基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中心。每年的生产财务计划中都规定了多少吨公里和每一吨公里的成本。但铁路是一庞大复杂的联动机。很多部门的生产成品，不能直接用吨公里表示出来。因此每季度管理局、分局根据生产财务计划的需要，提出竞赛保证条件，作为全管理局和各分局的奋斗方向。每月各业务单位根据生产指标，提出本单位的竞赛保证条件，并以具体数字表明每一生产指标的经济效果（如每一车小时的价值、每一吨公里的价值），普遍地公布了主要原材料单价等，这样就使得每一工作人员知道自己工作以及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从而把竞赛和经济核算结合起来。在这样基础上，组织同样职务的职工，围绕着共同的生产指标，而展开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的竞赛。如在乘务员之间，开展超轴、五百公里的竞赛。在调车组之间，开展压缩中转时间的竞赛。在检修工人之间，开展压缩修车时间和节省材料的竞赛等。
中长铁路是把组织竞赛，当作完成国家任务的经常方法。自一九五○年生产财务计划公布之后，就组织了全管理局的红旗竞赛，并且把掌握日常业务和掌握竞赛条件完成情况结合起来。所以二年多来，中长铁路的竞赛，从没有间断过一次。每一个月管理局都要评定竞赛的结果，颁发优胜循环红旗。在竞赛过程中如管理局要掌握各分局、特等、一等站和各主要段、主要企业的竞赛情况。分局要掌握二、三、四、五等站及各分段的竞赛情况。各基层单位要掌握各生产小组竞赛情况。这样就能经常地把全体职工都组织到竞赛中来。每月月终管理局的各主管处根据日常业务中掌握的材料，提出各分局、各站、段的竞赛成绩，交党委、行政、工会、青年团参加的会议上讨论、通过。在每月五日以前管理局在电话会议上，向全路宣布竞赛的结果，不仅公布最好和最坏的单位，而且公布所有单位的位次。公布后，由丢掉红旗的单位，派代表将红旗送到新得的单位。在基层单位，每天都要公布竞赛的结果。所以基层单位的竞赛更能及时地促进工作的改进。比如各机务段每天公布费煤的情况，要求大家注意省煤，因而获得了效果，今年上半年有三百三十一台机车费煤，今年九月份却只有七十二台机车费煤了。为了克服单纯地加强体力劳动的偏向，在竞赛运动中，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领导方面注意培养掌握先进技术的新的英雄人物，并推广他们的先进方法。目前中长铁路李锡奎、郑锡坤和杨茂林的先进方法，已经成了领导竞赛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了。各单位在竞赛中还注意了培养本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以推动本单位前进。
在评定红旗中，是把行车安全和劳动保护放在第一位的。某个单位即使完成生产指标很好，但只要出了死亡事故或重大事故，就要被评为最末位。
中长铁路是把职工经济情况的根本改变，作为竞赛的基础之一。中长铁路领导方面，在竞赛中非常注意职工生活的改善。二年多来中长铁路职工的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九十四点七。虽然原材料、燃料的价格上涨了，但在中长铁路的总支出中，工资所占的比重是不断增大的，一九五一年工资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一九五二年却占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六。这说明了职工在减低成本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也说明随着生产的提高，职工生活也随着提高。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长铁路的竞赛是广泛和持久的。由于某些中国同志对苏联专家所介绍的丰富的经验体会不够，对完成任务，推广先进经验，组织竞赛的一致性认识不深，所以某些单位在竞赛中还有形式主义的偏向，需要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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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行一村
本报记者 田流
在建军节和国庆节之间，我访问了山西武乡县一个农村。想想过去老根据地人民的艰苦斗争，看看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让人特别振奋。
山西省武乡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太行老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抗战初期，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就驻在这里。日寇为了把八路军赶出太行山，摧毁这个指挥华北抗日战争的司令台，曾用最野蛮的手段——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攻这一带英勇不屈的人民。那时候，这里的人民的斗争情况，是全华北以至全中国人民所熟悉和关心的。现在，太行山上的农民怎样生活着？他们是否已经医治好了那沉重的战争创伤？在建设我们亲爱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他们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到窑上沟村去吧。”中共武乡县委书记李鹏飞同志对我说：“你这许多问题，在那里都能找到最好的答案。”
第一户人家
从县委驻地到窑上沟村，在山腰间绕来绕去，六十里路走了一整天，掌灯时分才到达目的地。昏暗中已看不清村庄的面貌。支部宣传委员王来秀同志领我进入一户人家。这是我看到的窑上沟第一户人家，一户十分美好的人家：房子漂亮，陈设美观。炕上铺着崭新的毡子和华丽的羊毛毯。被褥都是鲜艳的花布作的。炕厢被彩色的图案画装饰着。雪白的墙壁上贴着好些画报，中国人民的好女儿——刘胡兰那永远不会低下去的骄傲的头，高高昂起遥望着远方。毛主席巨像的下面，挂着他亲笔写给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字。迎面是一幅彩色山水画，它的左右挂着一幅对联：“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这是一户什么样的人家？正沉思间，院里传来快乐爽朗的话语：
“谁们来啦？北京来的？”一个身穿海昌蓝上衣，下着黑色宽脚裤的青年妇女，一阵风似地走进来。她大方热情地同我握手，用同样快乐爽朗的声音不停地说着：“远路啦，快坐快坐。”
“妇联主席郝冬莲”，支部宣传委员王来秀介绍说，“这就是她的家。”
妇联主席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硕长的身材，满头黑发，一对大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中闪闪发光。她关心多少事情啊，先问朝鲜停战谈判，再问首都建设，还问各地生产情形……。我把朝鲜的胜利，首都夏天的奇迹，各地庄稼都长得很好的情形告诉她，她把头一扬，又快乐而爽朗地笑起来了。看到她这种情形，我立刻想到了这幅“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对联的意义了，即便它不挂在这里，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它的。谈话中，知道郝冬莲不光是妇联主席，还是本村的支部委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担任这么多工作，忙得过来么？”我问她：“家里的生产怎么办呢？”
“忙是忙些，算起来一年总有半年时间办工作。”冬莲平淡的回答，好像谈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
“个人误点工，大伙作得好，总抵得过了。”她这是刚从后沟——窑上沟村的一个自然庄开罢妇女大会回来。夏锄期间，每个妇女计划割五百斤蒿草，今天开会检查成绩，全村一百三十五个妇女，平均每人已经割了六百二十斤。这时，支部宣传委员王来秀说：“别看冬莲工作忙、误工多，生产可是最好的，她已割了一千斤蒿草了。”
郝冬莲有个七、八岁的女儿，在本村小学读书。这时放学回来了。一入门就扑到妈妈怀里，两条小膀臂搂着妈妈的脖子说：“老师叫我们写大字了，你给我买毛笔……”。及至发现还有一个陌生人在屋里，她使劲地钻到妈妈怀里，再不肯抬起头来。不久，冬莲的丈夫张五福也从田里回来了。他是一个老实农民。问过我从那里来、路上辛苦后又出去了。不大功夫，他左臂夹着张案板，右手拿着把明晃晃的菜刀进来。冬莲说：“走的渴啦，吃个西瓜吧。”武乡县村村出西瓜，这一带尤其出名。冬莲说：“如今家家都种着些，谁家也摘六、七十个。不为卖钱，专为下地回来热慌慌的解渴。”
漂亮的房子，美丽的陈设，女儿在学校读书，劳动过后吃那又凉又甜的大西瓜——这是什么样人家过的生活？
老根据地的人民和革命干部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战斗情谊。我和房主人还是初次见面，却像久别重逢的知心朋友，见了面就无话不谈了。
原来郝冬莲的家庭是这样的。
早先，家里很穷。父亲死的早，母亲给地主作饭，养不活她姐弟四人，两石米卖了哥哥，几斗粮卖了姐姐，冬莲跟着母亲给地主看孩子，大些了也作饭。可是生活没有使这个女孩子屈服，反倒使她更坚强起来。她饿得宁肯喝涮锅水，也要把饭留给妈妈吃，浑身冻得像个红萝卜，一片破布也要补在妈妈的破衣上。因此，母亲几次想把她卖掉，几次都舍不得这个好闺女；几次想把这勤劳貌美的女儿嫁给财主家，几次都被这倔强的小姑娘拒绝了。最后，冬莲看上了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给地主放羊的张五福，结婚了。这是“七七”抗战那年的事。五福弟兄五人，虽然都是如铁似钢的好汉子，一个赛一个的“好劳动”，却连自家的肚子也填不满。他全家只有二亩三分坡地，弟兄五人一个下煤窑，两个扛长工，一个佃种着地主几亩地，五福给地主放羊。一年到头，只有腊月三十晚上，五弟兄才能见一次面。那时，弟兄们双肩扛着一张嘴，两手抱着个空肚子，齐聚在那眼破窑里，从荒山上刨来几个荆圪塔，拢着个火，面对面地叹息到天明。而后，又各自回到“东家”那里，牛马般地劳动去了……。
“不说这败兴的话了，那种日子永世也不会再来啦！”冬莲摇了摇头，改变了话题：“如今我家有三十四亩地，一头牛，去年收了五十四石粮食，今年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顶少要收入七十石。”
一家七口，收入七十石粮，生活怎么会不好？
窑上沟村，并不只郝冬莲一家过着这样丰裕的生活。我连续访问了十多家，家家如此。现在，窑上沟村共有二百二十一户人家。支部书记王锦云告诉我：村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家——一百二十七户有余粮七百二十五石；“全村只有四户贫农，有八户缺吃粮——一户差三个月粮，那七家差个把月。”
“怎么四户贫农，倒有八户缺粮？”
“贫农是从土地、农具上看比别人少些，生活倒不坏。”锦云解释：“这八家缺粮户都有特殊原因。就像郑国胜家吧，本来日子挺好，他偏偏异想天开，去年作起投机买卖来，结果赔了账，垮了。”
“村上有富农么？”
“没有，”锦云回答：“我村没有雇长工的，没有出租地的，大家生活都很好，也很少有借贷的。就是有的人家一时手里不方便，乡亲们也不要利钱。”过了一阵，他又补充道：“眼下，我们正准备成立信贷社，把人们的余粮余钱用起来。”
早先那社会，要是有一家富起来，那就会有许多人家穷下去。现在，在新中国，在窑上沟，那情形已经完全倒转过来了，已经不是一人富万人穷，可说是万人富无人穷了。
恋爱和结婚
窑上沟村，不光人们的物质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已从穷困走向富裕；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在迅速地变化着。旧社会遗留给人们的旧思想旧风俗，正为新思想新风俗所代替。我在窑上沟看到了一对正在恋爱的青年人，也认识了一对刚刚结婚的新夫妇。
这一对正在恋爱的青年人，男的叫韩银旺，女的叫史娥子。
史娥子十八岁了，细眉大眼，配上她那圆圆的面庞，显得又秀丽又英俊。她的性情淑静温柔，从没跟人发过急，红过脸。她的劳动在全村妇女中是数得着的：锄草便锄草，追青便追青，收割便收割，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夏天割蒿压绿肥时，妇女们的任务是每人割五百斤，全村一百三十五个妇女都超过了任务，可是割到八百斤以上的，全村只有八个人，史娥子就是里面的一个。
村里的青年们人人都爱史娥子，可是她只爱一个名叫韩银旺的青年人。
韩银旺是村里的民校教员，今年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自己的耕作组里，最早开展起读报工作，后来别的耕作组都学着这样作，可是赶不上韩银旺组作的好。韩银旺还是村里图书室的管理员，每次娥子去借书时，他总是向她说：“又来新书啦，这本你看着最合适。”就是这样，两个人在图书室，在民校，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劳动中，慢慢恋爱起来了。几个月以后，两个人就要求订婚了。可是困难也在这里，沉寂寡言的史娥子，到这时候还没有把自己同银旺恋爱的事情跟父母说过一个字。固然，如今的婚姻是自己作主，可是如果闹的全家不高兴也不好啊。
“两个青年就找我来了。”支部书记王锦云谈起这件事情时说：“我一看，觉着二人挺合适，就帮他们跟娥子她娘说去了。你猜娥子她娘说什么？”
“她娘说：‘自由婚姻是好事情，他们只要自己愿意，我当娘的没意见，既然她问我啦，我也得说说：银旺也是个好孩子，模样儿品行都不错，就是劳动上差点。’我就说啦，银旺劳动上不坏呀！‘是不坏，’娥子她娘说：‘可也不像俺娥子是全村最好的呀！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他们自己愿意，我没意见，这不过是当娘的一片心……。”
“真是好妈妈，不包办儿女亲事，也尽了当母亲的责任。”几天以后，我看到史娥子的母亲，想起那天王锦云说的话，就这样向她说。娥子的母亲笑起来，她说：“其实我是故意那么说说，银旺可是个好孩子，也是恨铁不成钢，为儿女瞎操心呗。”
“两人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日子呢，”她回答，随后又满意地笑起来：“我那意见灵验啦，银旺非要等着当上社里的劳动模范才结婚哩。”
我问起她们的家庭生活情形，她说：“去年打了三十石粮，今年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她爹说，社里庄稼长得好，至少能分四十多石。”
“收这么多粮食，娥子结婚时，可要作两件漂亮嫁装了。”
“我也是这么说呀！可是你不知道我们那姑娘，人家说：什么也不要。如今只要有人兴出个新道道来，谁都抢着学。”过了一阵，娥子母亲又对我说：“这几天你尽跟怀旺他们在一起，总知道他的事吧，我们这位也要跟他学呢。”
怀旺的事谁不知道？受过上级表扬，也登过报，一位青年诗人还为他写过一首长诗呢。
怀旺姓韩，青年团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劳动模范。他们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六月间。
六月正是麦秋的时候，人们顶星星戴月亮地在地里割麦，忙的伸不直腰。可是怀旺却找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请假去了。合作社社长就是支部书记王锦云。论乡俚，怀旺叫锦云表叔呢！
“表叔，我请个假。”
“大忙的麦秋，请假作甚去？”那时候，锦云正和县里一个干部谈合作社的麦收情况，漫不经心地问。
“到区里去一趟，”怀旺申述理由：“有要紧的事。”
再问，还是说有要紧的事，但什么要紧的事呢？便不说了。要是别人像这样请假，准请不下，可是怀旺就不同了：从去年到现在，论劳动、论学习，不管那方面全是第一，每回过爱国日检查爱国公约时，都是模范，回回光荣榜上有他的名字。所以怀旺这种毫无理由的请假，竟例外的被批准了。
傍晚，人们正要收工回家的时候，忽然看见怀旺兴冲冲地从区上回来了。他肩上扛着一条花被子，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包。最惹人注意的是怀旺身后还跟着一个穿花衣裳的年青姑娘。
社员们老远就向怀旺打起招呼来：“扛的什么呀，怀旺——给人捎的？”
“自家的。”
真怪，怀旺竟这么回答。他那黑苍苍的脸，高兴得简直要放光了；他后边那个姑娘只是低着头，抿着嘴儿笑，脸红得像黄昏的彩霞。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哈！怀旺要结婚了吧。”
人们一涌而上，把怀旺他俩围在中心。这个跟怀旺开玩笑，那个向怀旺作鬼脸；有的把花被子抢过来，反过来倒过去地察看着；有人抢过他手里的小包包，一个劲儿地只顾捏，急的怀旺赶紧嚷道：
“别捏，别捏，那是挂面。”
这姑娘叫香花，是北面二里路上合村的人。
刹那间，怀旺结婚的消息就传遍全村了。怀旺和香花刚到家，全村男女就都挤到院里来了。合作社社长听说了，也赶来啦。
“你这孩，这有甚害羞的，告假还不肯说。”合作社社长一面说，一面双手分开众人来到中间，便又问二人道：“甚日子结婚呢？”
“就今日晚上。”
“那么——好，咱们举行个结婚会吧。”锦云说：“我当主席。”
结婚典礼开始了。这个结婚典礼不拜天地，不祭鬼神，只向毛主席鞠躬；不骑马坐轿，不大张酒筵，连结婚的被子都是新娘子家带来的。但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婚礼，好像整个村子都搬到怀旺家里来了，嘻嘻哈哈，嚷成一片，笑作一团。每逢村里开什么会，总是青年们说呀道的嚷在前头，老人们蹲在一边叭哒叭哒地吸烟，可是这回也不同了。
“这样好，”老汉们评论：“过去咱穷人就娶不上个媳妇，这咱二斤挂面就把事办了。”
老婆婆们张着没牙的嘴，一个劲地笑。
“一辈子的大事，这么了草，”快要聘闺女的史大娘笑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眼里又有点湿润：“连个轿也不坐，走着就来了。”
“你大婶可别那么说”，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头发都快白了的老太太说：“咱那时坐轿，可两眼哭的铜铃似的，看人家这走来的，笑的嘴都闭不上了。”
“结婚大会”越开越热闹，人越来越高兴，青年们闹腾的最欢，提的问题最多：“你俩怎的恋爱来，也教教咱”，“谁先跟谁说的？”……说啊、笑啊、唱啊、闹啊，夜深了，怀旺家还像唱戏样的热闹呢。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耕作组的人们早已在地里匆忙地割麦子了。紧张的劳动，一点也妨碍不了人们对怀旺的喜事的谈论：“人家这结婚是不是也像早先人们结婚那样，头一夜谁也不肯先睡，背对背的坐一夜？”
“问怀旺吧，”眼快的人说：“你看，他俩来了。”
现在的事情就是新奇，昨天的结婚仪式已够让人忘不掉了，结婚的第二天，新郎新妇就下地生产，更是没有听人说过。人们也顾不得问新婚之夜究竟是何情景了，便七嘴八舌地说：
“看他俩割的快慢吧，要是割的慢，就是昨天夜里没好好睡觉。”
“那要叫香花负责……”
新郎新娘不答言，两个人对看了一眼，就弯下腰去，镰刀飞舞起来，不大一会，怀旺就割到大永前头去了。香花紧紧地跟在他身边。大家欢笑着，镰刀闪闪发光，追赶一对新人。（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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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昆嵛县人民政府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
编辑同志：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以后，山东省昆嵛县人民政府对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还是没有重视。
具体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该县人民政府秘书室，本应该设专人负责，但结果却只是兼职“代办”。一九五一年由该县检察署“代办”；一九五二年由该秘书室助理秘书“代办”两个月后，又由该秘书室收发员“代办”。所有这些“代办”的人，实际上只是“转办”，直接办理的极少，或只等于做了一次“收发”手续。其实，“转办”也不及时，还有拖延三、四个月甚至一年未“转办”的。如一九五一年八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给该县一件反映土地改革问题的人民来信，由该县检察署“代办”，压了一年未“办”；省人民政府曾经催办两次，也置之不理。后来，直到一九五二年八月才作了处理。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到九月这一段期间来看，该县人民政府共收到人民来信一百四十八件，仅“处理”了三十三件；其中关于在“三反”运动时反映该县区、乡、村干部贪污违法等的五十九件，仅由该县“三反”办公室“处理”了两件，由该县检察署处理了一件。处理的态度，不是有关部门互相协商，而是互相推诿。我建议昆嵛县人民政府彻底检查并改进这一工作。
邢育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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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应该用细致负责的态度对待革命工作
编辑同志：我们革命工作人员，本应该用细致负责的态度把工作做好，但实际上却有一些人员是用粗枝大叶的作风工作的。如我们松江省人民政府财政厅接到有关单位送来的一些表报，便常常有细数和小计对不起来，小计和总计对不起来，横的和直的总计不符，金额上没标位数，表上没机关首长签署及制表人不盖印等等情况，使看表的人很难看清楚。当我们汇总上报时，只好又向发表单位问。可是有的单位离我们很远，须用电话或信件问；紧急的，就得用电报或由专人出差去问。这样，原预期完成的任务便不能按期完成。这就要影响到其他工作的进行，甚或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我希望我们革命工作人员，都树立细致负责的工作态度。
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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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唐山市人民政府建设局等部门应彻底检查官僚主义
编辑同志：唐山市人民政府某些部门在处理人民群众的意见方面，拖拉现象很严重。如西辛庄村赵玉珍代表群众建议在该村建立水泵，经本会于八月十八日转给唐山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我们曾经先后用电话催过十次，并前去面谈过四次，都被应付过去了。何时修建，不得而知，但群众要求具体答复。十月二十日下午，本会李绍诚同志去找该局管理科科长鲁子安了解，鲁说：“经我们检查，来件没有收到……”我们问，为何以前和该科贾友芝同志谈时，曾经答复“已去西辛村看过按水泵地址”；为何在电话中催时，曾经答复“将来一定修建”，“已催自来水公司”等等。该局无话可说了，才说“研究后马上处理”。又如回民代表提出的关于国庆节牛羊肉食问题，应该是在国庆节前答复的。我们于九月二十日把这项意见转给唐山市人民政府工商局。该局拖到十月六日才答复说：“已失时效。”另外还有八件提案，我们已催过好几次，也还没有处理。我建议唐山市人民政府有关单位结合机关民主建设，彻底检查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官僚主义作风。
唐山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李长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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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山西省高平县第五区人民政府
应深入检查婚姻问题方面的旧法观点
编辑同志：我们是山西省高平县第五区的读者。在这次司法改革运动中，我们曾经听了第五区人民政府前秘书李同的检查报告。从他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旧法观点、旧司法作风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婚姻问题方面的。如青年郭富保和李其楼到区人民政府要求登记结婚时，连跑三次都未被允许，秘书李同说，男方的两个哥哥都没有结婚，所以他们要结婚是“不合理的”；又主观臆断他们是“买卖婚姻”，最后说他们是“先奸后婚”，所以“不能结婚”。郭富保不知道应该如何反抗，在绝望之下自己活埋致死。县司法科前科长张培森验了郭富保的尸首后说：“这是他自己愿死，与咱没关系。”这是什么话！由于旧法观点、旧司法作风作怪、婚姻法未被贯彻执行，一连串的命案发生了：如铁炉村一个十八岁的妇女因婶母干涉婚姻自由而投井自杀；酒务村一个妇女跳窑坑洞而死等等。我们建议有关领导方面对这些情况作深入的检查。
张广基 焦道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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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慈云寺村干部王永明等违反婚姻法
编辑同志：据我了解，某些农村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原因之一，是某些村干部和共产党员还有封建思想。北京市东郊区慈云寺村的情况便是这样。该村副村长王永明，早年因借过刘金元的十块钱，便把年仅九岁的女儿王文英订给刘金元的儿子刘启凤为妻。去年冬天他俩要被包办结婚时，王文英（十九岁）在王永明的威逼下领了结婚登记证。但她很不愿意，就到村中青年团支部书记于宝琴面前痛哭，于不管。结婚后两个月，王文英又去找于宝琴请求帮助离婚，于仍然没有积极支持她。王文英到村妇女会主任任忠敏处请求帮助时，任不但不帮助，反而说王文英“不要脸”。后来王文英向村人民政府提出，因为她父亲是副村长，被她父亲压下去了，没向上级人民政府反映。她母亲也对她表示：“你活着是刘家人，死了是刘家鬼。”现在王文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并且气得生了重病。又如该村李斌，是共产党员，但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今年九月，李斌到北京城里运输东西，因违犯交通规则，被扣留了一小时。李斌气冲冲地回家时，正赶上他妻子卖了四个鸡蛋，因为没有通过他，他便黑白不分地打他妻子，竟把他妻子的一只眼睛打瞎了。又如该村人民代表李吕氏，经常虐待儿媳。她儿媳李白氏，自从由父母包办到她家后，没好过一天，不是不给吃，就是挨打受骂，怀了孕也要照常作重活。解放后，李吕氏已经当选为人民代表，但对儿媳的虐待不变。全家吃饺子，却让李白氏吃玉米面饼子，即使剩下饺子，也宁可晒起来而不给李白氏吃。李吕氏还挑拨儿媳和儿子间的情感，唆使儿子打儿媳。李吕氏也曾经亲手打过儿媳两次。
上述村干部、共产党员、人民代表，本应该做群众的楷模，结果却带头违反婚姻法。我建议有关领导方面检查纠正，并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
王政民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关于改进收发工作的经验
编辑同志：我打听了好多机关的收发工作的情况。大多数的收发手续还是很繁杂，工作人员总感到“忙”，仍然没有克服文牍主义。现在我想把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总公司对改进收发工作的一点经验介绍出来，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过去，我们机关“收文”要经过三次手续：外来文件送到外收发室签收后登记一次，再送内收发室签收；内收发室登记后，又送给承办单位的文书签收；文书登记后，才送交承办人，档案部门的手续还没有算在内。我们研究后，把这样的“收文”登记已改为一次。我们把内、外收发工作和档案工作合为一体，收到文件时，由档案组复写两份登记单，一份作为内、外收发和档案的根据，一份随文件送交承办单位。关于“发文”，本来要经过五次登记手续：文件办好后，交本单位的文书登记，送档案组签收；在档案组登记后，送内收发室签收，登记后又送外收发室签收；在外收发室登记后由交通员签收，再登记后才送走。经改进后，这已减为登记两次。即文件办好后，由承办单位的文书复写两份登记单，一份存该单位，一份随文件送交档案组，然后由内收发登记，即发出。这样改进以后，做收发工作的同志们不“忙”了，更重要的是加速了公文的处理。 赵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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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共闽侯县委员会有些干部不重视学习
编辑同志：十月六日早上，我在中共福建省闽侯县委会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县委会的七个同志学习十月四日福建日报刊载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秋收工作指示”。上午六时开始学习，十五分钟后他们读完了这个指示，并决定要讨论。我也想听听他们的讨论（因为这个指示刚公布，我也没有学习过）。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人发言。六点二十分以后，一个同志提起手表问题，接着大家都谈起手表来。从手表谈到脚踏车、留声机、电影、铁路等等。谈到七点半钟，吃早饭的哨子响了，大家才结束了这场“讨论”。早饭后，我和其中的一位负责同志谈起，他说：“因学习没有统一布置，读报也是为了凑足这个学习时间；已有好几天都是这样。”十月七日早上，我就特别注意他们的学习。这一天早上是学习薄一波同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成就”一文，又是读了两段便谈起闲话来。谈了十五分钟，昨天和我谈话的那位同志才赶快把大家纠正过来继续读下去。但大家仍表现了不很安心的样子。
这虽是一个小问题，但却反映了一个县委机关干部的学习情况。据我了解有很多区干部和工作组同志的学习都是自流的，有时连报纸都不看，甚至把上级发给的学习材料也放着不看。我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全体革命工作人员如不努力学习，就不能完成最少也难于完成伟大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建议中共闽侯县委会、各区委会必须注意机关干部和工作组干部的学习问题。
福建日报记者 吉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