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我和协和医学院
中国协和医学院院长 李宗恩
不可否认的，我的出身和过去所受的教育对于我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我的家庭是旧中国典型的“士大夫”家庭。所谓士大夫，它是和官僚地主一而二，二而一的。虽然我是这大家庭中的长子长孙，但在我出国之前，家庭对我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及我在国外所受的教育的影响之大。十八岁时，我偶然地出了国。当时我并未想到我为何出洋。到了英国，因为官费是指定给学医的人，我就学了医。及至学了医也就安心读书，安心做事；等到后来想到该回家的时候已经近三十岁了。在这十二年中，尤其是在英国，我的思想就深深地被个人主义、改良主义所支配，所以我读了斯大林同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后所得的感触也最深。
回国后到了上海，我不愿依附家庭，希望脱离家庭而独立。北京的协和是当时全国设备最充实的一个医学校，我认为它适合我个人的志愿和兴趣，就在这个小天地内一过又是十几年。我在这里执行着教学和研究任务，享受着“学者”的美名，而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又充分满足了我个人的要求。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的美梦被扰乱了。那时日本人的凶残无理，打击了我的自尊心。又想到日本人来了以后，我的“事业”将无从开展，于是对个人的前途有了顾虑，遂另找出路，远走贵阳办学。
我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当时我俨然以医学教育专家自居，在抗日战争时期只管办我的医学院，却不问为谁办学，也不问办学的经费是从那里来的。除了取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支持以外，美军剩余物资我要，美国煤油大王的钱我也不拒绝。于是学是办起来了，学校里也就跟着来了国民党的特务分子训导主任。我就抱着不与人争的妥协态度和他相处。自己明明知道他很多事做得不对，但也没有及早反对。因为这样做会影响我的所谓“事业”。到后来他扰乱了我的整个教学计划的时候，我才把他解聘了。但也因此替我找来了许多麻烦。虽然如此，我并未认识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国民党送来了党证我并未拒绝，甚至把我留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随同其他大学校长一同受训时，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参加了。
后来美国洛氏基金委员会聘我做协和医学校校长，我答应下来了。这更充分表现出我对于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没有考虑过的。我认为这样可以更进
一步地发展我的“事业”。
由于我长期在英国学习，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于社会发展的看法同威尔斯一样，认为社会制度是可以由渐变的方式变更的；旧秩序本身在瓦解着，可不用革命的方法来把它推翻，也不必用暴力的革命来建立新的社会。这种改良主义的看法使我走入“教育救国”的歧途，我自以为我所办的教育对社会秩序的变革产生着一定的作用；我认为提高了自己学校的质量就可以影响中国新医学的发展。及至学习了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后，我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的实质，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是学医的，褊狭的客观主义使我认为治病是医生的首要任务，而忽略了产生疾病的社会原因。教学生的时候，只知道传授一些医学学理和技术知识，至于学生将来为谁服务那就不管了，至多只是抽象地谈到医生的任务是为人类解除痛苦。我的这种“超阶级”、“超政治”的态度也就影响了部分和我相处的人们。
我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来处理事务的，对一切总是保持着所谓“客观”的态度。因此，我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的现象，而未能领会其本质。对革命形势我采取这种态度，对同学们的爱国运动也是这样。就像处理学校行政工作时也不例外，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对的，在我过去所办的所谓“事业”中曾发生了不少错误。例如，我硬搬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医学教育制度来做为我国的医学教育制度的准绳。
由于我常常孤立地看问题，钻牛角尖的习惯也就难免了。我对医学教育的看法就是如此，充满了单纯技术观点，而把人民对医学教育的要求忽略了。解放后很久我还提出过医学教育的国际水平问题，继续维持着协和的纯技术观点，一直到我清楚地认识到纯技术观点对我个人对协和教师的思想改造成了最大的阻力的时候，我才体会到技术必需和政治结合的正确原则。
我以为我在自然科学的范畴内是一个机械唯物论者，实际上并未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我虽非宗教徒，但常常以“博爱”去劝勉人们，对“以德报怨”的说法我是点头赞许的。我认为斗争和革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理想的办法。我也是从一切人都是好人这个前提来看问题的。我常常谈到一个人多多少少总还有他的好处，我们应该隐恶扬善。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是唯心的，因为我没有追究一个人的阶级本质。
在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中，听了报告，读了文件，通过小组学习及个人体验，我对我过去那些陈腐的、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但这只能算是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开始，至于如何在实践中去建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待于我的主观努力。我愿意在同志们的督促和帮助下彻底改造我的思想。
在我离开学校致力于所谓“个人事业”的时期，多半的时间是在协和。及至一九四七年协和复校，我又负责协和的行政工作，这样协和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而我个人对协和的影响也不小。检讨起来，解放以后协和所以进步慢，我是应该负相当的责任的。
协和是在一九○六年由几个英美教会团体创办的，一九一五年由美国洛氏基金委员会接办，其中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办了六年，洛氏基金委员会统治了这个学校整整三十年。洛氏基金委员会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侵略机构，除了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它的侵略基地，洛克菲勒建立这笔基金的动机从他个人方面说至少有两个很明显的目的，一是名利兼收，既可得到“大慈善家”的名义，又可扩大他的倾销市场。一是可以用办“教育事业”“慈善事业”为名而逃避一笔很大的所得税。但是要输出这一笔相当大的免税而无直接利润的美金（估计两亿五千万美元）到国外去必须通过国务院，而被认为是符合于国务院的整个侵略计划的。这充分说明了协和是美国的侵略计划在远东的一个重要环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更可证明美国国务院的文化侵略政策和洛氏基金是密切结合着的。在过去洛氏基金曾设立了很多“奖学金”的名额，来诱骗某些国家的部分学生。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就吸收了这个经验，大量地设立这种“奖学金”，其名额较洛氏基金多达三十二倍，洛氏基金就这样为美国国务院创设了一种文化侵略的办法。协和的过去正如邓家栋大夫所谈，一切是特殊化，也就是说协和的一切制度、教学方法、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都是从美国原封不动地搬来的。也正如周金黄大夫说的，协和的一切教学、研究、医疗作风无不以资产阶级的水平为准绳。这样就训练出来一批高度个人自由主义和亲美、崇美的医护人员。他们强调个人兴趣、盲目研究和自由营业。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的进展不但无动于衷，反而认为是扰乱了社会的安宁。总而言之，美帝国主义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以二千三百万元的美金达到了它的文化侵略的目标，在医药卫生工作者中造成了一批所谓“民主自由”分子，让他们服服贴贴地为它服务，要不是在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下，我们恐怕要永远跌在深渊里而不知自拔。
过去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因此处理协和的一切行政事务也是从这一个观点出发的。解放以后我也察觉到协和有些制度是应当改变的，可是不敢也不肯放手去改。对于那些应该改变的制度，我顶多认为不合潮流，而未站在人民的立场（那时我根本还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去批判和否定协和过去的一切。我只肯定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协和固然有缺点，但是也有优点。这正好暴露了我的保守的惧怕变革的思想，根本否定了思想改造是一种革命。因此至今协和仍保留着很多的旧制度和旧作风，例如一年一轮的教务长制度、各系各自为政的自由作风、对苏联的科学理论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我过去把“超政治”、“超阶级”的看法也贯彻到行政工作中，希望协和的一切人也超政治超阶级。我以为应该竭力使教授们可以安心地在实验室中工作，学生们闭门读书，而不被政治所“扰乱”。我认为对于技术专家的科主任的意见是应该尊重的，一切科内事务以及进修生的安排都本着他们的意见进行，但是我把窦威廉之流的帝国主义分子也认为是“学者”“教授”，竟不分敌我地一律看待。这种单纯技术观点也是阻碍协和进步的主要因素。
在这次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协和不可否认地是已经动起来了，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协和的过去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过去错误思想的进一步澄清，还有待于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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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衷心的快乐
新疆各民族新闻 工作者参观团团长 阿·祖努尼
认识了伟大的祖国，
内心充满了快乐；
关于美丽的将来，
更加相信可靠。
我很想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认识自己的祖国，是一个人很大的不幸。的确，我是赞成这个结论的。我是过去不好好地去认识祖国及对祖国缺乏认识的人。我现在认识了这一点，感觉到我过去确实是一个可怜的人。认识祖国和为了认识祖国尽一切方法来向祖国学习，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个青年和知识分子最神圣的任务之一。我和我一同参加新疆各民族新闻工作者参观团的同志们在三个月的过程中参观了内地许多省份，脑子里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一同认识了祖国的伟大，对于祖国的热爱实实在在地在增加着，好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了。我们这个参观团参观了西安、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吉林、抚顺、鞍山、大连、旅顺、天津等美丽的城市及其他有关地方和乡村以后，到达了我们祖国的首都——北京，继续着我们的学习。我们在北京除参观名胜古迹，文化教育机构之外，还听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负责同志的报告，对于新闻工作也得到了新的认识。听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同志关于民族政策的报告，更进一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政策的正确。
为了表示对祖国的忠心和热爱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爱戴，我们谨向我们亲爱的领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献旗致敬。中央人民政府林伯渠秘书长指出我们目前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参观。总的说来，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和明确认识了祖国的伟大和美丽，祖国是可爱的，我们亲眼看到了解放以后的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迅速地向前发展着。
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由于解放以后新的生活的鼓舞，充满了爱国的精神，正在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创造着惊人的新的物品。于此我可以断定，今天我们的祖国什么物品都能造。工业品和各种复杂的车床等，目前我们祖国都在制造着。我们祖国目前所制出的轮船、汽车、无轨电车以及大小广播器等都利用在对人民有利的事业上，打破了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封锁。我们看到这些以后，很好地认识了工人阶级底伟大力量，认识了他们是建设新中国的首要力量，认识了他们确实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我们也参观了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我们看到了农民们从被压迫的穷苦的生活中翻了身，正在进行着快乐的劳动和建设幸福的生活。他们吃着白面、大米，衣服不但是好的而且有了多余的。有的农民的房子里按着电灯和收音机。他们由于这快乐生活的鼓舞，正努力劳动着，一年比一年获得更大的收成。我们在事实上看到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解放人民的党。我们看到了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的高涨。我们看到了他们正在热烈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新的科学技术。我们看到了他们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蒸蒸日上地展开了抗美援朝运动，给予美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人民对于伟大祖国的这样浓厚的热爱和对敌人坚决斗争的精神，实在鼓舞了我们，使我们十分兴奋。
另外我们又和几个少数民族，如朝鲜民族及回族同胞相会，了解了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都用着很兴奋的心情来叙述今天的平等富裕的生活。使我们感觉最得意的，就是祖国的各民族正在过着平等的、友爱的、团结的生活。各民族用这样空前的友爱合作的精神来建设新的生活，尤其是我们老大哥的民族——汉族同胞们对于少数民族（我们新疆的各民族同胞也在内）深刻的热爱和尊敬，实在使我们感激流泪。
这些及其他许多说不完的事实，使我们加强了对伟大祖国的认识和热爱及对关怀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的尊敬和爱戴，尤其是加强了我们建设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信心。
我们现在是幸福的，是光荣的，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中国。
我们一定用实际工作的表现来发挥和加强对伟大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尊敬和爱戴。
我们现在有责任来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改造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思想，并利用我们新闻工作的工具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教育人民。我们有责任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努力宣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更加友爱，更加团结以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让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吧！我们热爱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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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新疆各民族新闻工作者参观团已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到迪化。
他们到达迪化后，迪化市的新闻工作者曾举行欢迎晚会。会上，参观团团长阿·祖努尼和副团长哈利、党巴表示：全体团员将以全力把参观得来的收获向新疆各民族人民作深入的宣传，以加强各民族人民对祖国的认识和热爱。
▲北京、天津美术工作部门已出版一九五二年新年画共约两千万份，这些年画已发行全国各地。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去年九月曾组织北京各美术工作部门成立了一九五二年年画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画家创作。到去年十二月中旬为止，年画工作委员会共收到画稿一百零五件，选印了四十种；该会并重印了十七种一九五一年比较优秀的新年画。这些画稿用照相彩色印制了一千二百二十万份，并由新华书店陆续向全国各地发行。
天津市公私合营的华北画业联合出版社出版的新年画约七、八百万张，该社为了适应华北区农民春节的需要，已将大批新年画通过各地邮局、新华书店、合作社等机构运往华北区广大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