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济南工业局经营科发生集体贪污受贿案
贪污犯陆原等受党纪国法制裁
崔祝三同志积极斗争揭发贪污事件受到表扬
华东工业部济南工业局经营科发生巨大贪污受贿案件。对于其中有关的党员干部，中共济南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做出处理决定，报请上级党委批准，给以党纪处分。下面是这个决定的摘要：
华东工业部济南工业局经营科干部职员集体贪污受贿、盗卖物资、破坏政策、违法乱纪的案件，是极其严重而复杂的。自一九五一年一月份发现这个事件后，中共济南市委就派人去检查，并责成工业局党委彻底处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处也派人帮助济南市委深入进行检查。到去年七月初，才把这一案件的真实情况最后弄清。参加这次贪污案的有经营科的六个党员干部、六个非党职员，秘书科的一个非党职员。这批贪污分子，以经营科科长陆原、副科长樊刚（都是党员）为首，另有营业室正副主任徐善芝、宋德良、徐福顺三人（都是党员），营业组组长刘佃海（党员）、刘殿芳、严肃三人，以及采购员陈树森、权荣堂、会计员刘孝慈（反革命分子，已被公安机关逮捕）、统计调查员杨螽羽、事务员臧阶平等五人。因此，这一贪污案件是有组织的集体贪污行为；并以营业室作为舞弊犯法的核心。这一案件和工业局三厂的反革命分子刘子杰（刘孝慈的弟弟）、张庆吉等（都已被公安机关逮捕）盗卖库存物资案件也有很大牵连。
据调查，他们贪污的手段是：违反经营方针，接受私商大量贿赂，敲诈商人并无耻地恳求商人资助
“解决家庭困难”，勾串奸商造假货单，把公款存在银行生息自肥，走私漏税，贪污税款，盗卖国家物资等等。这些贪污分子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和商人一起吃喝看戏已公然成风，甚至经常和商人一道赌博、嫖妓女。樊刚和反革命分子刘孝慈的妹妹结婚，和刘孝慈结为心腹。一九四九年整编时，党的组织曾派党员干部到经营科工作，他们竟拒不收留。这次案情被发觉后，徐善芝多次和反革命分子一起密谋对策。由于贪污腐化，不知悔改，他结果堕落到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主要事实
陆原等犯贪污违法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现在已经查明的，仅受贿和存公款生息两项就贪污人民币二千零五十多万元、北海币七百多万元和一百个折实单位，十七钻的游泳表十二块，钢笔七支，其他如计算尺、钢尺、钳子、收音机、鞋、帽、衣物、米、面、煤炭等日用品无法统计。最严重的是徐善芝勾结暗藏在三厂的反革命分子盗卖库存物资，计有硫酸十六坛、丝弦十六公斤、颜料数桶、厚薄尺六支、小螺丝数十匣，共卖得北海币三千零二十万元（按当时市价折合小米一万一千斤），共同分赃。此外，各人账目不清，长、短款数十万至数百万，一时难以查清。
二、由于和私商勾结，出卖国家利益，造成国家资财的巨大损失，更是无法计算。如高价收买私商物资，最高的比市价高百分之一百三十七。仅据一九五零年很不完全的统计，所购私商物资，就有三十三次比市价高，共多化人民币二亿八千六百二十四万多元。经营科还买进劣货，以高价卖给自己的工厂。如生铁，市价每公斤人民币一千八百元，经营科以两千四百元卖给工厂。因货劣不能应用，浪费就更大了。宋德良因接受上海商人曹永寿的贿赂，把品质低劣的一批八呎、十呎、十二呎的活洛搬手三百八十四把，以人民币三千三百六十万元高价买进（按当时行情只值二千八百三十二万元），至今仍然积压在库里，无法处理。同时，他们更大胆地包庇私商，为私商利益打算，擅自修改合同，使预付货款长期为私商借用，使生产受到影响。
三、经营科采购人员和私商狼狈为奸，严重地走私偷税，或因受贿而放纵奸商不纳税，甚至同流合污，直接侵吞税款。仅据一九五○年一年极不完全的统计，就漏税一百二十多次。已查明的计有交易单、调拨单、合同等共漏印花税五百六十一万七千五百元，资本账漏印花税一亿九千五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元。陆原在青岛买原铁七百九十五公斤，仅货物税一项就有三十四万零七百三十一元，一文也没有缴。宋德良在天津买废报纸时，把商人交给他的二十三万四千四百一十二元的税款全部吞没，并包庇卖废报纸行商吴台峰漏行商税四十九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元。经营科所漏税款共有人民币二亿零一百八十五万零四百三十三元。在他们纵容下，私商偷漏税款，更难查计。
四、为了少出运输费和少报税率，他们竟不顾人民生命的安全，经常把易燃物品“硝酸氨”原料冒充肥田粉运输，共计六百吨，少出运费人民币二亿二千七百九十九万四千元。他们把一级爆炸性原料“海扫根”五十公斤和黑铅粉混在一起运输，把易燃品黑油纸冒充普通纸运输。这样不仅违犯人民铁路规章，而且危险极大，今春经营科所运“硝酸氨”就在济南车站发生火险。但经营科以及工业局领导干部却一直没有注意。
以上贪污犯罪行为，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补偿的。这些事实也证明了工业局经营业务上的混乱。单以和私商大量交易不经当地贸易机关统一采购而论，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同时，这些人员已经丧失了国营企业人员的应有品质，他们所作所为，已堕落成为投机奸商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国营企业的政治威信。这一贪污集团竟然是以党员干部为首。这些党员在入城以后的环境中，经不起考验，完全蜕化了。徐善芝甚至堕落到反革命的立场。工业局领导方面对他们长期姑息放纵，使他们的犯罪行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对这个事件也是应该负责任的。崔祝三积极向贪污行为作斗争
工业局经营科的贪污案件，是由经营科第二副科长崔祝三同志（党员）检举而被发觉的。他在这次反贪污斗争中自始至终起了积极作用。可是，他却不但遭受过贪污分子的有组织的攻击和诬陷，而且也遭受到工业局领导方面的打击和压抑。当最初崔祝三同志检举杨螽羽的贪污事实，接着又牵连到徐善芝、臧阶平等三人集体贪污的事实时，樊刚就把持着机关党的支部，百般阻挠，说崔祝三同志“这样搞得草木皆兵不行”；并向上级反映：“崔祝三是对杨螽羽施行报复。崔祝三也有贪污行为。”樊刚去上海后，还写信给工业局党委，提出：“如果不处理崔祝三，就向华东局控告。”机关党的支部委员会在总支部书记苗丰雨、工业局党委组织干事纪学明等的支持下，也极力压制对徐善芝的追究。
工业局领导方面在这一事件中竟颠倒是非，几次拒绝采纳崔祝三同志的建议，反而说：“你科有贪污，你也有责任！”令崔祝三同志反省。崔祝三同志迫不得已，便直接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中共济南市委控告。杨螽羽被送法院后，工业局党委对徐善芝仍不严加追究。甚至臧阶平已坦白出修理门市部时经徐善芝批准假造预算、贪污款项，三人共同吃喝五十多次的情况后，工业局党委副书记董仲池还在大会上武断地说“徐善芝是同流合污，没有分赃”，极力袒护徐善芝。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中共济南市委责成工业局党委必须彻查贪污案件之后，工业局领导方面仍然强调经营科是闹“干部关系”问题，强调崔祝三同志“作风不正派”、“也有贪污行为”。工业局党委书记王新民向中共济南市委反映：“崔祝三简直不像个共产党员，如不处理，经营科干部就要辞职了！”并布置大会，想“斗争”崔祝三（后经市委制止）。又派人查崔祝三的账目，多方搜集崔祝三的生活细节和历史材料；还曾三次通知崔祝三到上海受训。工业局党委副书记董仲池在很长时期内想不通，曾再三向中共济南市委写信，牢骚不满，说市委“听片面之词”，对市委指示表现了抗拒态度。
经过中共济南市委的批评指正和多次会议的分析批判，工业局领导方面虽也有所转变，对贪污分子进行了追查，但在全部情况已经暴露之后，工业局党委仍然强调事后必须处理崔祝三。工业局党委在第一次处理报告中，对因贪污招致国家资财的巨大损失一事仍然没有总结教训，仅简单列举每人受贿数目了事。直到最后，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处帮助中共济南市委重新进行深入检查，又发现了更多的严重材料，并查明崔祝三确无贪污事实之后，工业局党委负责人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错误；但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仍是不够的。
工业局党委领导干部在干部政策上“用人唯亲”，凡事凭“老上级”、“老部下”的关系，无原则地信任自己所喜爱的干部，邪正不分，毫无党的原则立场，对待问题缺乏严肃正确的态度。党委的作风，是不民主的，没有实行党委制，不能开展思想斗争，不能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形成个人决定
一切的家长制作风。凡对领导方面有不同意见的，就遭到压制，甚至受到打击和报复。领导方面的这种作风就助长了犯错误的人员拒不接受批评的气焰，拖延了对这个案件的处理。贪污的党员受到党纪制裁
为严肃党纪，中共济南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贪污案件中有关的党员干部，决定给以党纪处分，并已报请上级党委批准。
一、陆原——江苏武进县人，三十六岁。家庭成份是贫农，个人出身是手工业工人。一九四零年参加工作，一九四一年第一次入党，曾因贪污腐化被开除党籍。一九四三年重新入党。历任管理员、股长、工业局经营科长。在这次贪污案件中，他利用职权勒索商人。仅查明的就贪污了人民币二百七十多万元和手表、毛衣等物，和商人吃喝数十次。他的账目至今不清。为达到受贿目的，他曾高价收买商人物资。仅买钢四次，就多化人民币一亿多元。他身为科长，率领本科干部、职员贪污乱纪；而且过去在苏中工作时，曾和徐福顺用公款贩卖金子，从中牟利，可见贪污是一贯的。这次贪污受贿案件被发觉后，仍避重就轻，不向党彻底坦白。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已撤销职务，送法院依法惩办。
二、樊刚——江苏苏州人，三十八岁。家庭成份是职员，个人出身是学生。一九三九年参加工作，一九四零年入党。历任班长、连长、会计主任、经营科第一副科长。在党内任总支部委员、支部书记。平日和徐善芝、刘孝慈、刘子杰等结为一气，腐化享乐。已查明的他贪污受贿的物资有人民币一百八十多万元，手表三块，收音机一架和其他衣服等。他在上海买糟子铁四百四十五公斤，支款多时而货物没有到；后来樊刚竟诡称货物“损失了”。一九四九年他在天津把公款存入银行生息，渔利北海币七百万元。经营科反贪污斗争开始后，他在上海，仍敲诈商人。他平时把持党的支部，有组织地对检举人攻击诬陷。当贪污事件被揭露后，他仍百般抵赖，拒不坦白。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已撤销职务，送法院依法惩办。
三、徐善芝——上海人，二十八岁。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个人出身是工人。一九四二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徐善芝曾勾结反革命分子刘子杰、张庆吉和奸商李耀南等主谋盗卖库存物资，共卖北海币三千零二十万元，共同分赃。此外，他并贪污受贿人民币五百四十多万元和一百个折实单位，以及手表、钢笔等物。当杨螽羽被检举后，他为掩盖罪恶，曾和樊刚等有组织地向检举人进行攻击。在杨螽羽被送法院后，他在两个月内共津贴杨螽羽的家属二十五万元。他和刘子杰、张庆吉等反革命分子开会三次，阴谋抗拒反贪污斗争。徐善芝更用手枪威胁苏保成说：“谁坦白打死谁！”这说明徐善芝已完全走上叛党的反革命道路。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已送法院依法惩办。
四、宋德良——江苏南通县人，二十六岁。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个人出身是学徒。一九四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四九年在烟台拿公款通过私商作金子生意，从中贪污。在天津曾贪污税款。曾和上海私商勾结，私改合同。仅查明的贪污受贿就有人民币二百九十余万元，手表两块，钢笔一支，计算尺一卷，钢尺三支及其他物品等。他受了私商的贿赂，买活洛搬手时以高价买回不能用的劣货，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五、徐福顺——江苏启东县人，二十八岁。家庭成份是贫农，个人出身是工人。一九四一年参加工作，一九四三年入党。在任营业室第二副主任期间，经常接受商人请客送礼，向商人借钱。计查出贪污人民币二百二十余万元，手表两块，牛皮一张及其他物品等。过去就曾和陆原一起犯过贪污的错误。
以上二人所犯错误严重，表现了品质恶劣，但还能坦白。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并建议行政方面给予撤职处分。
六、刘佃海——山东吴桥县人，二十三岁。一九四五年入党，一九四六年参加工作。已查出他在任经营科营业组长期间，曾贪污人民币三十八万元及钢笔、衣服等。但因为是初犯错误，所以决定给予当众警告的处分，并建议行政方面给予撤职处分。
其他非党人员，除杨螽羽已送法院判罪、刘殿芳已被解职、反革命分子刘孝慈等已由公安局逮捕处理外，另有严肃、权荣堂、陈树森等，将由行政方面分别给予撤职或记过处分。压制反贪污斗争的王新民、
董仲池受到处分
工业局领导方面对这样严重的贪污腐化、作奸犯法、破坏政策、混乱经营的行为长时期熟视无睹，甚至在整风时已经暴露出来了初步情况之后，仍然不追查，当有人检举时还不重视，仍然感情用事，对贪污分子姑息、袒护，使检举者受到打击和压制。他们在中共济南市委的多次指示下，虽然逐渐有所转变，但已使这一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因此，工业局领导干部不仅对这一案件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在处理这一案件中是有严重错误的。这应由工业局党委书记王新民同志负全部领导上的主要责任，党委副书记董仲池同志负具体领导上的直接责任。为了惩前毖后，决定给予王新民、董仲池两同志以处分。对于工业局党内的整个领导作风、干部政策等方面，必须继续加以检查、整顿和改善。对于工业局机关总支部、支部中犯同情、包庇贪污分子错误的同志，应由工业局党委进行教育，并责成他们作深刻的检讨。
工业局经营科副科长崔祝三同志，站稳党的立场，不顾打击压制，坚决检举、反对贪污分子，并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这些行动是正确的。这种积极对党负责，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精神，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中共济南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予以表扬。
第2版()
专栏：
西北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李仲英等
贪污腐化不肯坦白已被撤职
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李仲英等四人贪污蜕化，违法乱纪，不肯坦白认错，已被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撤职。
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李仲英，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曾历任红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团长、军长、军分区司令员等要职。在他任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时，因执行民族政策犯了错误而被调职。但他未能很好接受这次错误的教训，在新任现职——公安部管教处处长后，仍是工作消极，学习松懈，并曾前后吸食毒品数十次，和奸商建立极不正常的私人关系，把管教处主管的劳动改造经费两亿多元私自借给奸商，至今尚不能全部收回。一九五一年六月他曾令管教处财务科长卢生根转告他弟弟代买了二十万元的毒品。
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公安团政治委员朱明晓，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历任县保安科长、公安分处股长、保卫营营长等职。他虽身任人民公安部队的团政治委员，但不能以身作则，保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成为战士、干部表率，反而贪污腐化，任意破坏人民军队纪律。一九五一年八月，结识了西安华达商行经理黄维元、秦丰商行惠崐生。在这些奸商的引诱下，他数十次地吸食毒品，并接受奸商贿赂多次；同年二月，他以公家自行车一辆换取别人六轮手枪一支，四月又以公家自行车一辆换取别人卡宾枪一支。特别严重的是：奸商黄维元曾要求朱借给军衣两套，开军人护照一张，并借用汽车一辆，将两大包毒品送至火车站。朱竟毫无立场地答应了，幸经其他同志反对，未成事实。
公安部管教处财务科长卢生根，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曾任区长、保卫科长、公安团供给主任等职。他也曾受过多年的革命培养，但不能保持艰苦作风，也不肯忠诚地工作，他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一九五○年七、八月间，即与西安秦丰商行、鸿丰文具店、庆元商行等部分奸商结交，前后吸食毒品三十余次，又为公安团政治委员朱明晓代买毒品四次。管教处长李仲英把公款两亿元借给奸商时，卢为协助者。在公安团出卖旧军衣时，卢贪污手表一只，又以三号驳壳枪一支私自换取别人十子连手枪一支。
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总务处处长梁建华，不负责任，不求进步，生活腐化，行为不轨，经初步检查，已发现接受奸商贿赂一千零七十余万元，因吸食毒品侵吞公款一千五百万元，私自挪用公款和借给奸商公款二亿七千六百余万元。
上述四人，都是革命队伍中的贪污蜕化分子。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展后，他们仍不能坦白认错，痛改前非，直至被别人检举揭露，才肤浅承认。
西北公安部、财政部对他们的罪行现仍在继续调查中。
第2版()
专栏：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召开运输会议讨论贪污浪费现象
官僚主义分子王廷琦被撤职降薪五级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运输管理处，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了第二届运输会议。到会的有机务段、列车段各站、段长及职工代表计八十八人。大会听了关于一九五一年运输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一九五二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和王世泰局长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指示。
大家根据这两个报告作了深刻的讨论，一致肯定了过去一年来已经获得的成绩，并具体讨论了如何克服困难，完成一九五二年节约一百五十亿元的任务。机务段提出从超轴、节省机煤及加强机车的保养和检修等方面来实行节约；各车站准备加强车辆的调配工作，提高货车周转率，缩短车辆停留时间，以节约车辆，加强业务学习，减免责任事故，发挥最大的运输能力，为在一九五二年通车兰州而奋斗。
会议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检查各地实际工作的时候，给大家的教育启发很大。会上已暴露出不少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贪污浪费现象。拓石站长朱朝祯将文件放在抽屉内六、七天不看，别人来问他还说是保密。原彦家河站长李广炎，值班不接车，在家睡觉，有人来叫，他还说：“来这么多的车，麻烦透了！”林家村站长吴斌和副站长不团结，甚至不和参加运输会议的职工代表说话，隐瞒事故，在东沟站时和别人合伙做木柴生意（卖柴）。机务段前任段长王廷琦官僚主义作风很厉害，不求进步，不团结群众，不深入下层，结果造成国家资金巨大的浪费。如锅炉钢板本来不需要，他却搞到六千公斤，积压起来用不上，放在院里让风雨侵蚀，浪费二千五百万元；作机车工具箱时，尺寸没弄正确，结果七个大箱作成以后，机车上放不下，浪费了一千一百六十万元；顶镐买了不能用，又退回材料厂，浪费六千万元；一九五一年原计划甲检机车十台，每台一亿三千万元，结果甲检机车每台仅用三千五百万元；单从目前了解的几项材料的粗略统计，浪费的、积压的、损失的就有三十五亿九千多万元。大家知道了官僚主义造成的巨大浪费，尤其是王廷琦惊人的浪费数字，纷纷发言，与官僚主义作风作了无情的斗争。许多人这样说：“我们在山沟里一张纸、一点油都舍不得多用，想不到机务段竟有这么大的浪费！”最后处长接受大家一致的要求，经局长批准后，宣布给官僚主义分子王廷琦以撤职及降薪五级的暂时处分，最后处分待民主改革后再作决定。
经过这一次斗争，大家看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真是害死人的东西，非彻底揭发消除不行。大家保证把反贪污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精神贯彻到各段、站，并对今年通车兰州的各种技术指标，表示了贯彻执行的决心；很多单位都订出了具体的增产节约计划。
大会最后听取工会路克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问题的报告。大家说：这次会议顶上一年学校，今年开了这样三次大会，教育确实太大了。
（群众日报）
第2版()
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向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作坚决的斗争
在我们人民民主的政权下，为什么还有许多人敢于肆无忌惮地偷盗和侵吞国家的财产呢？济南工业局经营科的贪污罪犯们被揭发和被惩治的经过情形告诉我们，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若干机关的领导干部不仅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而且有着严重的宗派主义。他们在使用干部和处理干部问题时，完全不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标准，而是从“老上级”、“老部下”之类的庸俗关系出发，毫无原则地偏袒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甚至发展到“用人唯亲”的地步，完全丧失了革命组织和革命机关应有的原则立场和优良作风。
在这个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济南工业局党委正副书记王新民、董仲池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经营科科长陆原等不仅勾结非党干部和奸商，贪污腐化，赌博嫖妓，而且发展到勾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拒绝收留党所委派的干部到经营科工作。其性质已和叛党无异！但是经营科副科长崔祝三检举罪犯时，工业局的党委竟几次拒绝接受！并且颠倒黑白，反诬崔祝三：“你科有贪污，你也有责任！”令揭发者反省，而不追究罪犯们！甚至在有的贪污分子已经在法院里坦白了分赃的罪行以后，工业局党委副书记还在武断地说这个贪污分子“没有分赃”。他们拚命地找寻揭发者崔祝三的缺点，要布置大会来“斗争”崔祝三，诬陷崔祝三也有贪污行为。
如果没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中共济南市委坚持正确的方针，对这一事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处理，那末，济南工业局及其所属机构会变成一种什么性质的机构，是可以想像的！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反贪污的斗争不仅是对贪污盗窃分子的斗争，也是对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的斗争。不严重地惩罚这些可恶的袒护者，可恶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宗派主义分子，正气就无法抬头，邪气就无法压倒！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各地领导机关的严重注意！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宁湘矿务局某些技术人员不关心国家财产
编辑同志：宁湘矿务局某些工程师有雇佣观点和纯技术观点，致使国家财产发生严重的浪费现象。全局职工已经揭发了大小浪费事件数十件，浪费的数目很惊人。比如，老工人龙云程在作振动筛和漏斗工程时，曾返工三次，其中两次都是因为工程师草率从事所致。这次共损失了二张铁板（每张重三百余斤），一百七十多斤铆钉，几十个人工。又如一九五一年一月，矿务局开采石头，因计划室科长事前不加审核，致开出的石头有三百五十方无法使用，浪费了一千多万元。某些技术人员对于这种浪费行为，不从思想上去挖根，而推到客观的原因上面。如有的说：“我承认浪费，但基本问题是我没有经验。”甚至有一个总工程师说：“我们的动机是好的，就是效果不好。”其实，根据现有材料来分析浪费的原因，主要是这些技术人员有雇佣观点和纯技术观点，不关心人民的财产。我认为矿务局应注意进行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刘流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中国石油公司
华北区公司应深刻检讨一再设宴招待检查人员的动机
编辑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了读者张振芳对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在仓库失火后设宴招待检查人员的批评。我没有参加这一事件，但在另一事件上却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一九五一年七月，我代表中国石油总公司参加了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组成的“检查小组”，到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检查一个案件。当开始检查时和检查结束后，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曾两度设宴招待所有检查人员，包括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天津市人民检察署（第一次不在）的代表和我个人。我作为总公司的代表，在检查工作时，对于华北区公司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非但不加以阻止，而且接受了宴请，这是十分不对的。我除了公开承认错误和作深刻的反省外，并希望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深刻检讨这种一再设宴招待检查人员的动机。
中国石油总公司业务处 张美祥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我要深入地检查铺张浪费的思想根源
编辑同志：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给我上了一课。这一事件说明：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人，就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只有能够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进城以来，有很多同志多多少少地沾染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以领办公用具来说吧，我不管工作需要与否，总想多领一些，这就造成了浪费。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我要深刻地检查铺张浪费的思想根源。苏文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天津市工商管理部门
不重视检查土产品规格质量 造成了奸商图谋暴利的机会
编辑同志：河北省邯郸镇的公、私营土产业，认真检查产品规格，努力保持产品质量，所以各土产山货栈的货物，老是供不应求，甚至过去在天津采买花椒的东北客人，都直接到邯郸来采买。最近其他地区（涉县、林县）有些不法奸商，为了牟取暴利，竟在花椒内掺入大量花椒籽。据我们了解，他们在每百斤花椒内就掺三十斤花椒籽（花椒每斤二万四千元，籽每斤才一千多元）。他们因怕检查规格，不敢到邯郸出卖，都直接运往天津；而天津市工商管理部门并不很好地检验产品规格，也不合理地掌握各种花椒的差价，以致使奸商有暴利可图。掺花椒籽的花椒在天津的出售价格每斤二万四千元，而邯郸的好花椒运到天津，只卖二万四千五百元（成本就有二万四千元），如把运费、税收等项开支加在一起，还要赔钱。因此，最近一个月来，邯郸镇花椒的上市量突然减少，正当商人因无利可图，经营情绪低落，他们说：“咱邯郸土产规格搞得这么好，外地的土产商还是照样掺籽卖，政府也不管。”
我们认为天津市工商管理部门忽视检查产品规格和合理地掌握花椒差价，是使奸商有暴利可图的重要原因。我们建议，天津和其他土产产销地区的工商管理部门，应和土产公司、工商业联合会共同研究办法，统一掌握土产规格质量，并成立检查组织，经常进行检查。凡在产地不合规格标准的土产品，不准外运，让他重新加工；在销地检查出不合规格标准的土产品，不准出售，也让他重新加工。
杨荣昌 杨增贤 李天泰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抗美援朝”影片观后感
我要努力工作支援我们最可爱的人
编辑同志：我是一个小学教员，我在北京看了“抗美援朝”纪录片，受了十分深刻的教育。我从影片上看了朝鲜战场上的真实纪录以后，对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的认识，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当我看到朝鲜人民遭受美国飞机扫射的时候，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个朝鲜小孩因为失去了亲人，在破瓦堆上哭泣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志愿军从火中救出了朝鲜小孩，并立刻用棉衣替他盖上，这是多么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志愿军不怕一切困难，在朝鲜爬山、渡河、挖工事、运输、追歼敌人、俘掳敌人和战胜敌人；美帝国主义者所依靠的一切武器，都失去了作用。
今后我一定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努力钻研，认真作好教育第二代的工作，来报答和支援人民志愿军。赵增蕙肃清思想中的敌人，建设祖国
编辑同志：我们回民学院全体师生员工，最近都看了“抗美援朝”影片。
这部影片，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有的同学说：“过去我虽然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工作，但由于思想上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做的事情太少了。”有的同学说：“过去我认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既然是合法的，那我就拿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去看问题、去生活吧。现在我看了这部片子以后，感觉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是不对的，觉得站在伟大的志愿军面前是太渺小了，我应该学习志愿军，把他们作为我学习和工作的榜样。”还有许多同学都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生活上的缺点，大家一致表示：从今以后，我们一定要更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工作；肃清思想上的敌人，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准备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王文禧 李佩伦我要为争取抗美援朝胜利而斗争
编辑同志：我看了“抗美援朝”影片，觉得我们祖国真是伟大。
我们从影片上可以看出：我军对待俘虏的人道主义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受美帝国主义欺骗、驱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俘虏，受到我军的教育以后，纷纷表示不再给华尔街老板们卖命。当我看到朝鲜的城市和乡村被炮火毁坏的情景时，我是这样痛恨侵略者的罪行。但是，我们要化仇恨为力量，更热烈地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为抗美援朝胜利而斗争。
人民海军战士朝尾我随时等待着祖国的号召
编辑同志：看过“抗美援朝”影片，我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我在该片中看到了我们的“最可爱的人”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情形；并亲眼看到美国飞机滥炸朝鲜和平城市的疯狂行为，看到无辜的朝鲜和平居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苦境。当我看到一位老太婆的一家人被炸死、房子被烧光，只剩她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废墟上的时候，我是多么难过啊！我握着拳，咬紧了牙，想道：我现在不能马上上前线消灭美国鬼子，但我要在后方加强学习，努力锻炼身体，随时等待着祖国的号召，准备走上光荣的国防岗位，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幸福生活。
徐容彬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家”出版社审查全部书刊为提高出版物质量而斗争
编辑同志：本社创办以来，共出版书籍七十二种、期刊“家”杂志七十期。其中有一半书籍是在解放以前出版的，有四十二期的“家”杂志也是在解放以前出版的。最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也发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的号召，我们身为出版工作者，负有供给读者健全的精神食粮的重任。我们觉得我们在解放以前所出的书刊，有很多是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在解放以后所出的书籍，也有一部分是观点有问题或态度不够认真的。我们为了做好出版工作，并为求自己的改造，决心对我们已出版的书刊，来一次比较全面的审查。
经审查，我们决定：把三十一种内容不好的书籍和第一期到第四十二期“家”杂志停止发售；十二种质量不高或过时的书籍售完以后不再重版；十三种书籍待本版售完，修正其内容后再重版。
我们作出上述决定，是经过了多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剧烈的思想斗争的。当然，这一决定如果从单纯经济观点来看，是对我们有着一个不小的损失。但是我们觉得作为新中国的人民出版工作者，是应该摆脱单纯经济利益的打算，而以读者和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我们决心毫不顾惜地清除质量不好的书刊。
这次初步审阅书刊的结果，也许还不完全恰当和彻底；但是这足以表示我们今后做好出版工作的决心。我们决心认真做好出版工作。
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