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9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传播着米丘林种子的人们
——苏联农业专家是这样帮助我们工作的
华恕
当我们愉快地歌唱着我们可爱的祖国的时候,立刻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在那辽阔广大的田野上,正不断地涌现着无数的农业劳动模范和他们所创造的高额丰产纪录:每亩小麦达一千三百多斤,水稻一千七百多斤,棉花九百多斤……。新中国成立才三年,但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都已超过了战前最高的生产水平。我们的丰产经验正在不断地推广和提高,我们的农业生产有无限发展的前途。
回想三年以前,当第一位来华的苏联农业专家卢森科,首次向我们介绍苏联的高额产量纪录时,不少农业技术干部还表示怀疑,认为是翻译同志折算错了。由于长年封建生产关系的限制和资产阶级“土地报酬递减律”的反动理论的影响,最初大家对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是无从想像的。今天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开始大踏步前进,我们不能不感谢苏联先进经验与苏联专家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的帮助。苏联专家们不独把苏联农业方面进步的理论和技术介绍给我们,还给我们带来了值得效法的工作精神。
从实际出发,这是苏联专家工作的第一个特点。他们认为,在他们的工作上首先感到困难的,就是对中国的自然条件与耕作习惯的不了解。所以卢森科来了不久,就到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各地农村去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作物育种专家阿·伊凡诺夫,今年二月初到中国时,大家都要求他立刻开办一个讲习班,因为他是头一个来对米丘林学说进行系统介绍的人,可是他却要求在他作过一次全国主要农业区域的考察,并与中国的专家们缜密地讨论之后,才正式开班。
解放以前,我国农业研究机关的理论与工作方法,都是从英美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硬搬来的。一个农业试验场的试验项目,往往与本地农民的实际需要毫无关系。这种偏向,甚至在解放以后,有的还仍然存在。有一次阿·伊凡诺夫参观某一个试验场时,主持某项育种试验的技术人员,向他极力地称赞一新品种的优点。阿·伊凡诺夫问他:“那么,产量怎样呢?”他回答:“什么都好,就只产量差一点。”阿·伊凡诺夫立刻提出建议,要他们纠正这种离开产量,空谈试验良种的作法。阿·伊凡诺夫又不止一次地向各地试验场建议:必须重视从本地品种中去选拔良种的工作,因为那至少在自然条件上,已经获得了成功的保证,决不要把精力集中到从远地和外国引种的工作上去。他这个意见,批判了过去某些人盲目迷信“洋种”的错误观念。
联系群众是苏联专家工作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我们的技术人员中,很多人还有着轻重不同的单纯技术观点,不知道依靠群众。比如说牲畜的防疫工作吧,总是只注意打针,好像除了打针,防疫工作就没有什么了。去年西北区发生口蹄疫的时候,苏联兽医专家班达林柯参加了这个工作。他了解了疫区的情况后,首先提出的建议就是发动群众,实行对疫区的封锁、消毒和隔离,并将主要的防疫知识传授给群众。通过群众的力量,迅速地扑灭了兽疫的蔓延。回来的时候,他郑重地告诉我们:“防疫队不是消防队,要等到那儿失了火才赶去救,火灭了事情就完了;而应该事先进行预防,使畜疫不发生。”
在工作中间,苏联专家很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去年河北黄骅县用飞机灭蝗时,六十岁的苏联专家卢森科和当地的干部群众生活在一起,每天天不亮踏着露水跑上一、二十里地去观察治虫的效果。阿·伊凡诺夫在东北黑龙江省克山县向农民讲马铃薯的栽培方法,一面说着一面就拿起农具到地里去动起手来。他们在介绍一种先进经验时,不独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动手做给你看,唯恐群众不懂。
来我国的苏联专家,都以忘我的精神帮助我们工作。帮助我们训练拖拉机和康拜因机驾驶员的专家邱尔尼克夫,已经六十多岁了。今年夏天在小淀国营农场麦收时,每天都是从天亮到晚上,在酷热的气候下到处忙着,只要作业地里机具发生了故障,他就立即跑过去,亲自下手检查修复。小淀国营农场是为附近农民代耕的。一个接受代耕的农民田永康,已经七十多岁了,看到这个老年的苏联专家这样不辞劳苦地帮助他们工作,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有一天他突然跑到邱尔尼克夫面前去,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一个劲儿直喊:“斯大林万岁!”
“苏联老大哥万岁!”
兽医专家恩·伊瓦诺夫帮助我们开办讲习班,他连夜赶编讲义。因为他有不能久坐的腿病,有时熬到半夜,便只好勉强站起来,靠紧着棹子,一只手写字,一只手不断地揉擦着那有病的腿。作物育种专家阿·伊凡诺夫,在米丘林讲习班开课的前几天,因为过度工作把眼睛熬坏了,医生要他休息,可是他说:“讲课只用嘴,不要用眼睛。”他还是来上课。畜牧专家托罗易茨基去年冬天在察北讲课时,由于连续的露天工作的时间过长,突然发烧,我们找了汽车要送他回北京去休息,可是他说:“斯大林同志是要我们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他照常每夜还编写讲义,坚持到讲习班结束。
伟大的苏联的朋友们和热爱他们自己的祖国一样热爱新中国。有一天,托罗易茨基住所的附近失火,他马上跑去帮邻居去救火。有一次,班达林柯参观一个畜牧场,那时正是羊只开始脱毛的春季,地头墙角到处都有羊毛失散着。他马上向我们提出:
“这种不重视国家财产的态度是不应该的。”邱尔尼克夫有一次在国营农场的院子里发现扔掉的一块破旧的帆布,他立刻去找着农场的负责干部说:“这块东西留着以后补康拜因机上的帆布输送带多好。”
苏联专家对我国农业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不久以前,阿·伊凡诺夫从各主要农业地区考察回京时,恳切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农业技术是具有着世界地位的,问题只是在于怎样去进行很好的总结。”卢森科在他工作期满归国之前发表的文章中说:新中国“由于中国农业上应用进步的米丘林科学的成功,更显明地看到它远大的前途。……载誉一时的美国农业科学,也要向中国农业学习进步的时期已为期不远了。”
看到苏联专家的工作精神,使我们联想起解放以前美、英等帝国主义派来的所谓“农业专家”。他们有的坐着飞机去“调查”农村,实际上为帝国主义收集侵略我国的情报。有的则闭着眼睛贩卖资产阶级的一套“理论”“方法”,甚至实习的标本也是外国带来的。更可恶的,是他们撒布种种诬蔑、侮辱中国人民的说法,借以制造侵略阴谋。例如美国侵华组织之一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发表的报告书里,就公然无耻地说:“在中国减少人口繁殖的任务,比土地改革或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更为重要”。这种企图消灭中国人口的险恶的阴谋,今天已被中国人民彻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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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俄国人的路
——记清华大学教师的认识苏联、学习苏联
金凤
“在政治上要一面倒,要走俄国人的路;但是在科学上,是不是也要这样呢?”在中国知识界中间,一部分人曾经这样怀疑过;也有一部分人迟迟疑疑地回答:“科学技术方面,还是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吧。”现在,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肯定地回答着这个问题:科学上也要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倒向劳动人民;科学上也要“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一)眼光开始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炎热的暑假,清华大学的教师们不休息地在讨论着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为祖国建设服务的方向是肯定的了,但是从那里着手呢?感谢苏联,送来了各种工科大学各门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三天之内,一百多位年轻的教师和毕业生突击着把二百零五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翻译出来了。
教师们的面前,闪耀着苏联科学技术的光芒。
必须进一步打开这宝藏。
三百多位教师,先后分三批突击学习俄文。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改变着几十年来读书的习惯,和几十个中年、青年的教师在一起,大声地拼音,专心地背诵,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做着练习,小心地准备着考试。
半个月到二十天以后,这些教师们都能够独立阅读本行的俄文专业书籍。
一百多位教师,已经开始翻译俄文的教材。开学以后,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中,翻译仍在继续着。深夜,教授们俯身在厚厚的俄文教科书上,辛勤工作着。第二天,翻出来的教材,散发着新鲜的油墨气息,送到学生手中。
这些情景是动人的。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这样怀着求知的热情,怀着为祖国建设服务的热情,来学习俄文、学习苏联的。
中国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眼光开始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这变化反映了自然科学工作者开始通过自己的道路,由科学技术的道路来认识共产主义,认识祖国的今天和明天。
(二)由于阶级的偏见……
转变是迟缓的甚至是痛苦的。
由于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由于阶级的偏见,清华大学一部分教师(和其他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对苏联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受了帝国主义反动派欺骗和蒙蔽的他们,闭目不看苏联的事实。“美国的科学是权威”,一些崇美派这样深信。有的人敌我不分地把自己的论文送往美国。从英国和德国回来的大陆派则以为:
“学术上美不如英、英不如德;至于苏联,更谈不上。”“一九三三年苏联实行五年计划的时候,还要向国外订货和聘请工程师,可见苏联的科学技术不如西欧”,
一位在欧洲待了八年的教授这样说。他现在回想起来,说话的当时就少了一点—没有考虑时间,那是十八年以前的事情。有一位教授到去年依然用英文讲书,学生反对他也不在意。他固执地以为他是“为学生好”。“因为”,他认为,“要看工程技术参考书籍非看英美的不可,让学生用惯英文将来工作方便。”大多数的教授都认为:“不能设想离开英美的参考书可以教书。”
阶级的偏见使得他们不自觉地采取不科学的态度来抹煞、忽视和误解苏联科学的成果。他们声言:“在政治上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科学技术方面还是英美资本主义一套的好。”这就使得旧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事实上不能适应祖国建设的需要。
(三)第一流的科学
转变的关键在于教师立场的改变。自以为爱国的教师们在“三反”运动中看到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青年、对于祖国的危害,他们绝大多数初步地和资产阶级思想分了家。资本主义的东西在这些知识分子心目中破了产,他们的眼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于是,一向“视而不见”的三年来在我们国家建设中苏联先进经验的作用,一系列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的革新,使他们的头脑豁然开朗。
在他们面前,展开了有着俄国科学光荣传统而又飞速发展的苏维埃科学的宝藏。
纵然他们所接触的还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但他们不禁发出赞叹:苏联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确是很高的!他们特别爱和一向崇拜的美、英、德国相比:电力拖拉机美国是没有的,古比雪夫水电站世界第一。一位长期留恋着纽约百老汇豪华的教授,他看到电影中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十几辆汽车在并行飞驰;他看到地下铁道的富丽堂皇,他又看到建筑中的莫斯科大学,房屋的墙壁和地板直接从工厂中制造出来用起重机装配。看到这些,他完全信服苏联的科学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重要的是苏联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一位机械制造系汽车制造专业的教授这样说。他算了一下:和一九二九年比起来,美国的汽车工业在这二十三年内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而苏联汽车工业在同时期内增加了三百倍。
“更重要的是”,一位老教授这样说,“苏联科学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为社会全体成员不断增涨的物质及文化需要而服务,因此苏维埃科学生气蓬勃地不断发展。”“而在美国”,他坦白地承认自己直到最近才明白,“美国的科学是掌握在垄断资本家手中,为大老板的超额利润服务的。这就使得美国科学的发展日益萎缩、停滞以至倒退。”
(四)第一等的教材
现在,当他们接触到他们的具体业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时候,他们立即发现以前的看法,例如认为“苏联科学只重实际、不重理论”“苏联学术专而不深”等等的错误。苏联工科大学教学计划排列的课程使他们吃了一惊。教学计划内基础科学课程非常广博,内容比他们以前所鼓吹的“美国式”或“英国式”计划都要广泛。以前航空工程系的学生只读物理,现在苏联的教学计划中还包括化学和原子物理。而当他们看到教材的内容时,又使他们吃了一惊。一本大学一年级读的工科用的普通化学所讲的内容包括化学系高年班所读的近代化学许多材料,材料力学和物理足足比以前的内容增多一倍。苏联大学的教材完全是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武装起来的,这使得许多先生在预备教材时都有重上大学一年级的感觉。而专业课程的内容切合实际,分得非常精细。苏联科学的先进性在大学教材中完全反映出来了。
教材的目的性和思想性很突出。每门课程、每一章、每一节乃至每一堂的课程内容都是有目的地适应国民经济计划的。学习着苏联的经验,清华新开了许多课程。有一门起重机运输现在是各系的公共课程,过去是从来没有的。因为根据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的工程师不可不知道劳动运输的过程,不可不关心劳动过程的自动化和机械化。这就是社会主义培养的工程师对于劳动、人和机器的态度。教材中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普通物理的序论中,引用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叙述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对马赫主义的批判。这使得许多教师迫切感到要学习一门必修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联科学成就密切结合着生产实践而前进。因此教材(特别是专业教材)几乎每年补充新的内容。这就使得许多教师感到自己在业务上也要加紧吸收新的养料。在从前,有过一本教材教二十年的事,教师的工作一年一年总是这样,看不到前途,看不到结果。现在他们一面翻译一面学习,边教边学,天天碰到许多新的需要学习的东西:观点是新的,材料是新的,叙述的方法也是新的。祖国建设的前途和他们工作的成果又鼓舞着他们。他们感到创造性的劳动的喜悦。
(五)科学上也要“走俄国人的路”
为什么苏联科学在短短几十年中会有这样的成就呢?为什么苏联教材有这些优点呢?想了一想,他们明白了:这一切是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分不开的。从这里,从自己的业务,从科学技术方面,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认识到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也更认识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要建设我们的祖国,科学技术也要“走俄国人的路”。他们热情地采用苏联先进的教学方法——通过集体主义的教研组进行讲学。教过十多年“电工原理”的教授,花了二十个小时准备着“序论”,虚心地试讲,倾听年轻教师们的意见。在教材中许多教师开始贯穿爱国主义的内容,将教学和祖国建设密切联系起来。
清华大学的教师们,从自己的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是不可能的。教育上是这样,政治、经济方面更是如此。在十月革命节来临的时候,他们对苏联满怀着感激的心情。有些教师准备把所翻译的教材寄给原作者,感谢他的帮助。有些教师增加翻译的进度,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机械制造系的教师意味深长地说:“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我们的感激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只有这样的思想可以安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现在在清华的工作——由于有了苏联帮助而使得我们可以担负起为新中国培养工业建设干部的工作,是为我们祖国、也是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创造着幸福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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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属刘秀银写给志愿军功臣李金明的一封信金明同志:
你知道我在给你写这封信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啊!自从接到了你的立功喜报以后,丰台车辆段的同志们和街坊、邻居,见了我就道贺。金明,请你接受我转达的他们的祝贺,和我自己对你的祝贺吧。
丰台车辆段已经给你开了庆功贺喜大会。我和妈坐在会场的最前面。桌上铺着毯子,放着鲜花,沏着茶。主席台上放着一个镜框,框内夹着你立功的奖状,无数双眼睛被它吸引着。工会主席刘启同志向大家报告了你的英勇事迹。女工委员阎玉苓,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立功奖状上的词句。念一句,大家鼓一次掌。在掌声中,我和妈走上了主席台,刘启同志亲自给我们带上了光荣花。咱孩子的胸脯上也挂了一朵大红花,把小脸都映红了。我的脸也觉着有点发红。嘴里没说,心里在想着你临走时的话:“我去抗美援朝,一定争取立功,你等着听好消息吧!”我终于等到好消息了。
那天,工会给咱全家照了一张相之后,大伙簇拥着,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咱家——新的工人宿舍。
咳,我倒忘了,还没把新宿舍的事告诉你呀!前些日子,刘良桂同志到咱家说:“李大嫂,铁路上盖了新房子,工会要我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愿不愿搬去。第一次盖的新房子,先尽光荣军属住。”我跟咱妈一商量,她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搬家那天,段上来了很多人,他们都是下夜班没休息就来帮忙的。多数同志我都不认识,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我一客气,他们就说:李大哥抗美援朝为大家,这点小事算啥。还说:以后有事,只要捎个信,我们就来。真的,同志们待咱家太好了。
咱们新房子的门牌是九十八号,北房,雪白的墙,洋灰地,白顶棚,玻璃窗户,玻璃门,光线充足,可真漂亮。咱家住一间半,挺宽阔的。刚搬进来时,咱妈抱着光荣儿,瞧瞧这儿,看看那儿,可把她老人家乐坏了。
上次你来信说,我写的信不够清楚,要我好好学习。我正准备参加识字班,妈也同意。她说:“放心去吧,把孩子交给我!”咱的孩子都很健壮。迎春会到处跑着玩了;光荣也很活泼。咱妈挺健康。这两天,他忙着到处捕耗子,她说:“把苍蝇、耗子打尽,打败美国鬼子的细菌战!”
妻 刘秀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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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人民的慰问团到了马良山
志愿军某部 胡汝骏
十月十四日夜里,祖国人民慰问团到达了马良山前线。
宣传队的女同志捧着从山野里采来的鲜花,乐队敲锣打鼓从前沿赶来,从工作室里跑来的同志和背着自动枪的战斗队伍汇合在一起,唱着歌儿,喊着口号,把代表们高高地抬起来了。一个个健壮的手臂伸向他们,谁都想和代表握握手,说句话,问一问祖国的好。虽然是深秋,山风夹着细雨,但是人们头上冒着汗,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愉快和幸福。
第二天,守卫在马良山的志愿军某部的功臣代表、直属队的机关干部和慰问团联合举行了欢迎、慰问大会。穿着新衣,戴着抗美援朝纪念章的队伍,向祖国人民的代表献花、献词致敬。部队长用几个数目字当做欢迎慰问团的献礼。他说,在马良山三个月的守备中,歼敌六千二百余名,击毁击伤敌机八十五架、坦克七十二辆。他说,我们今后一定以更大的胜利来回答毛主席和祖国人民的关怀。慰问团把代表祖国人民的心意的一大幅锦旗献给部队。旗上写着:“你们是祖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亚洲和平与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念着这两句话,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骄傲和喜悦。
会上,七位功臣代表接受了慰问团的献花。这里有七天打落打伤敌机七架的功臣高瑞增,有全军著名的狙击手杨纯贤,有熟练的炮手,有冲锋陷阵的突击英雄,有模范工作者。他们有的是曾经在解放战争中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有的两年前还是在生产战线上的工人和农民,今天都已成为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了。
慰问团的代表在掌声中向大会献词。工人代表李双禛说出了祖国人民的豪语:“祖国工人阶级已经站立起来了,我们有力量支援你们;你们需要什么,我们支援什么;你们打到那里,我们支援到那里!”农民代表孔庆寿介绍了他们村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志愿军的情况。他谈到了战胜旱灾,取得丰收,也谈到了互助组的成长和新式农具的普遍使用。末了,他谈到了农村里一天一天走向富裕、健康的新生活。说到这里,他嘿嘿地笑起来,黑红的脸上透出骄傲和幸福的神情。这使我们想起了祖国无数翻身农民的形象。随着他们的话,我们仿佛回到了祖国,看到了肥沃的农田土地,烟囱高耸的工厂,唱歌跳舞的青年和欢笑的老人,还有,社会主义的美丽远景。
傍晚,晚会开始了。中南军区文工团演出了大鼓
“抢救泸定桥”,把我们带到了长征生活的回忆里。红军英雄们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如在眼前。无数先烈为建设祖国铺平了道路,我们绝不允许美国侵略者破坏祖国的和平建设。
当慰问团到达马良山前线时,这儿的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指战员们在热烈欢迎、招待慰问团的同时,都在那儿精心计划着:“要以战斗的胜利作为迎接慰问团的献礼!”
阵地前面,有标高一七九和一五九的两个山头,两个排的李伪军守在那儿。某连的勇士们在安置好攻击准备之后,便在一天夜里一气就攻占了山头。但敌人早在山上构筑了坑道,残余的敌人龟缩到坑道里去了。我军守住了坑道口,压迫敌人出来投降。
八班战士宫玉福蹲在一个洞口监视敌人。当他正在想办法解决洞里的敌人时,蓦地,从另外一个洞口窜出一个伪军,黑呼呼地,直向他冲来。两个人面对面了。宫玉福一下子摔掉了敌人手里的自动步枪,接着摔开了交。宫玉福把敌人压在地下,可是那家伙个子大,一蹶一蹶地想翻过来。经过紧张的战斗和搏斗后,宫玉福很疲累了。在危急中间,他涌起了一种庄严的心情:难道能让敌人翻过来吗?不能!他决定与祖国永别,和敌人同归于尽。他摸出自己的手榴弹,拉响了。
黑洞洞的山头上,阵地静静的,宫玉福清醒过来了。他摸了摸身上沾有血渍,身旁躺着敌人的尸体。原来那家伙正要翻身起来,手榴弹爆炸了,敌人的肉体挡住宫玉福。勇敢的人胜利了。
当战友们赶来时,宫玉福正在检查敌人留下的枪支,战斗已经结束了。
在另一个阵地上,前沿的战斗也打响了。这是一个月黑天,照明弹照得满山通亮,红色弹道掠过夜空。而后,枪声沉寂了,光亮熄灭了。这时祖国的代表们在这个阵地上,亲眼看着祖国最优秀的儿女们的英雄姿态和获得的伟大胜利,成批的俘虏带下来,成堆的战利品背下阵地。攻击部队的指导员向慰问团代表作了如下的汇报:
“昨晚,我们没能亲自欢迎代表,我们以战斗的胜利迎接慰问团的到来。这一次,全歼敌人一个连,战斗中出现了很多英雄人物。一排副刘允和从攻上第一个山头就负伤,一直指挥部队打到最后。当攻到最后一个山头时,他和其他四个战士冲上有一个多排的敌人驻守的阵地,消灭了敌人。”他说:“伟大的祖国支持着、鼓舞着我们,使我们英勇无敌。我以能代表部队向祖国人民的代表汇报胜利的战绩感到幸福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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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命和友谊
——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故事
习之、光诚、侯良
在朝鲜战地,无论你走到那里,都能听到和见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亲密团结的动人故事。临津江前线的某个山村,曾发生过这样几件事情:
去年十一月,志愿军某部通讯连在这个村驻下了。二十八日晚,正轮到电话员成治清在家值班,忽听一阵刺耳的啸声,敌人一排炮弹飞过来,在附近爆炸了,接着又听见有人叫喊。他急忙跑出去察看,靠山坡处的面人民委员会的防空洞被打塌了。里边还住有几个地方工作人员哩。这可把成治清急坏了。他冒着不断爆炸的炮弹,动手就扒。第一个扒出来的是女教师金真姬,虽然呼吸还没断,但已人事不省了。成治清不顾夜风的寒冷,立刻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盖在金真姬的身上。这时指导员杨乃堂和尚伯华都赶来,大家一起又扒。救活的第二个人是面副委员长朴厚道,另外又扒出三个人。连续三个钟头,大家才把人都扒出来,又急忙把他们背到自己的防空洞里,用大衣、毯子包起来,给他们灌热汤,大家忙了一夜没睡觉。等天一亮,就把他们送到卫生队去医治。
几个月后,女教师金真姬和其余几个人健康地回到村上来了。他们感激志愿军救活了他们的生命,并亲自带着礼物到通讯连来道谢。村里的老乡们都为这件事情所感动,常常念着女教师金真姬在学校门口写下的一条大标语:“学习志愿军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今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可恶的美国飞机又来轰炸这个村庄,一颗炸弹落在军属韩桂花的房子旁边。把房子震塌了。正在河边洗衣服的韩桂花看见了,立刻想到正在屋里做饭的志愿军和他的小妹妹,急忙丢下衣服往家里跑。烟雾里,他看见两个志愿军战士倒在地上,火苗还不断地伸向他们。“啊!”她惊愕了一声,抢救女教员金真姬的成治清的面影鲜明地出现在她脑海里面。她立刻不顾一切地跑上去,先背起志愿军战士张同科就往防空洞里跑,回来又把震昏了的另一个同志背进防空洞。她第三次又返回房子去时,在锅台的石头下边找到了年幼的妹妹——但妹妹已被弹片打伤了勃子,又被锅台上的石头压住,因急救晚了,已断了呼吸。韩桂花沉痛地抱起已死的妹妹,望着空中的强盗,她愤怒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
七月,正是朝鲜的雨季,临津江的大水涨过了江岸,眼看两岸村上老乡的房子就要被淹没了。驻地的志愿军战士们冒着大雨,跃入水中去抢救。这时生病躺在家里的九班长侯振华,看见外面的水越来越大,妇女、孩子在喊叫,他决心也要去抢救,可是刚一下炕,身子幌了几幌,四肢无力,他又坐下来。正好这时指导员在外面山上对抢救的同志们喊:“努力游呀!同志们!我们决不能让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侯振华听见了指导员的喊声,再也耐不住了,他想:我有多大气力就使多大气力,反正我要去!一定要去!他忽的一下站了起来,向水边跑去。
许多同志都在水里来回游动着,有的扛着粮食,有的背着小孩,情绪非常紧张。侯振华趁大家不注意,很快地跳进水里,直向一所房子游去——那里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水里焦急地呼喊!
侯振华游到妇女那里,用手比划着,让他们赶快和他一起过去,那妇女看见侯振华气喘嘘嘘的样子,就先让侯振华把孩子抱过去,回来再救她。
时间不容过多的考虑,侯振华抱起孩子就往回游。
岸上的同志正在忙着搬东西,突然看见水里又慢慢地游过来两个人,近了,大家才看出是侯振华和那个孩子。同志们都惊呼起来:“九班长!你怎么也来了?”
侯振华和孩子都上了岸,同志们凑过来,指导员望着侯振华瘦弱的身体,心里很感动,劝他回去休息。他急促地说:“那边……还有一个人!”说着,扭头就又跳进水里,急流送着侯振华的身体,飞快向那边流去,浪花互相冲击的响声,充满了他的耳鼓,他没有听见指导员的喊声。
他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游到那所将要被淹没的房子附近,这时,那位妇女已经被水逼到房顶上了。妇女看见侯振华又来救她,感动得直掉泪。她望着上了岸的孩子和岸上的志愿军同志都在向着她招手,就急忙和侯振华往岸上游来。可是侯振华这次逆水再向岸上游来时,身上已经觉得没有力气了,但他想到这位妇女的生命完全在他身上,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支持着他,他用最大的努力慢慢地向岸游去。
岸上的同志们看见侯振华来了,都在向他欢喜的招呼,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浪头打来,两个人影不见了。同志们的心里立刻紧张起来。指导员急促地说:“周惠英!快去!”随着周惠英又有几个战士也急忙跟着跳下去寻找。可是找了半天,哪里找得到呢!
为着这件事,大家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老乡们也不知一天到连部来多少趟,干部们愁的连饭都吃不下去。有的说恐怕没有希望了,但大家都不愿意这样想。
原来,大水把侯振华和这位妇女冲到一个山坡上,他们都爬起来了。因为侯振华本来就有病,又经水一泡,雨一淋,病又重了。这位妇女就把这位同生死的侯振华同志背到一家老乡家里,那家老大娘听说这位志愿军是为救老乡而被冲来的,心里很感动,老大娘和这位妇女日夜周到的守护着他。
几天以后,侯振华的病渐渐好了些,那位妇女怕家里担心,就决定赶快把侯振华送回部队。这一天,连里一些同志和老乡们又到河边去望望,忽然看见那边有两位妇女架着一个志愿军同志过来了,大家都很奇怪。走近一看,“啊!九班长回来了!”而架着九班长的正是前天被救的那个妇女和一位老大娘。同志们和村里的人一时都欢喜得掉下眼泪。同志们说:“要不是这位大嫂,我们九班长也许回不来了!我们真感激你们!”老乡们说:
“要不是志愿军,我们全村的人还不早被大水冲走了!你们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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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母亲的愿望
去年二月,当朝鲜文化宣传相许贞琡代表朝鲜人民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会议的时候,经常有许多德国妇女前来访问她。有一天,一位住在西德的母亲——栖尔·王戈尔突破美国占领军的监视网,到民主德国的柏林找到了许贞琡。她叙述她的愿望说:
“我只有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又勤劳又聪明的好孩子。但是,不幸他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壮烈牺牲了。我是如何悲痛啊!我现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发扬这孩子的遗志。他酷爱和平,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他是在十月二十八日那天牺牲的,所以我常常想,我要在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最前线的朝鲜人中间,找寻一个在十月二十九日出生的婴儿,把我儿子的愿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她拿出随身带来的七件礼物——洋服、帽子、内衣和手套等,要求许贞琡带回朝鲜,代她寻找这样一个婴孩,把礼物送给他。
今年一月,许贞琡又收到了王戈尔女士从德国寄来的一封信,还有六十多件送给婴儿的礼物——小孩洋服、内衣、帽子、毛毯、被子、皮鞋、摇篮……
王戈尔女士在信上写道:
我在去年拜托您的事——请您替我在朝鲜找寻一个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出生的婴儿——如果您已经替我找到了,那么我真是高兴。我想他一定能继承我死去的儿子为和平而献身的坚强意志的。我现在虽然不可能到朝鲜来亲自看看这个婴儿,但是我好像每天晚上都站在这个婴儿的睡床旁边在看护他。同时,我衷心祝贺您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作更大的努力。俗语说:“和平育成万物,战争破坏万物”,德意志人民都深切体会到战争是如何的残酷。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多么好呢!谨祝朝鲜人民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辉煌的胜利。
许贞琡完成了王戈尔女士的嘱托。在平壤市找到了一个在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的孩子。他名叫安平国,父亲是现任朝鲜职业总同盟代理国际部长安奎祚。今年一月十八日,许贞琡把王戈尔女士的礼物全部送给了他。
婴儿的母亲许玉灿女士回信给王戈尔女士说:
我们之间虽然还没有会过面,但是我认为您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和丈夫很高兴地愿把安平国当作您的孙儿。我一定遵照您的希望,以您儿子高贵的品质来教育他。和您在反法西斯战斗中丧失了儿子一样,我们许多朝鲜母亲在反对凶恶的美国侵略者的激烈斗争中失掉了儿子,您的心情完全为我们所理解。我们恨死了战争挑拨者,誓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战斗到底。我们的安平国在战争中长大,他一定会继承您的儿子的志向,成为一个保卫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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