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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等功臣宋显魁
英韬画
（十）宋显魁等五个人，紧张地拴牢了每个炸弹。三十多个工人来回拉了五趟。谁也没有被危险吓住。定时炸弹在无畏的工人面前，像俘虏样的被拉走了；有的刚拉到河滩上，就“轰”的一声炸开了。
（十一）晚饭后，领导同志宣布了工程计划，号召为保证前线运输，在五天内把桥修好。宋显魁和修桥英雄们合计了一下，大家的意见是：“咱们把人力组织好，争取在三天内通车！”
（十二）天色一黑，抢修的英雄开始行动了。抗枕木的、打木垛的、起钢梁的互相挑了战，保证又快又稳。大家的意志只有一个：快修好桥梁，支援前线，打垮美国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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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怎样进行政治内容丰富的宣传
——记沈阳某工厂十四车间在质量检查运动中的宣传工作
中共沈阳市委会宣传部
沈阳某工厂的党的宣传员，在这一次质量检查运动中，创造了许多生动活泼的政治鼓动方式，使运动具有了丰富的政治内容，并因而保证了这一运动的成功。
通过“劳保晚会”，进行思想动员
十四车间的党组织为了作好质量检查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曾召开了党的支部委员会、宣传员会议、以及积极分子会议，讨论作好这一工作的许多办法，其中一项就是召开劳保晚会。劳保晚会上，请三个老年工人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两个时代的生活。工人董玉乔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有一次我的脚被机器压坏了不能作工，但没有人管，请假根本不准许。以后工人兄弟架着我上了班。”现在董玉乔住上了工人业余疗养所，享受了劳保待遇，这真是董玉乔做梦也没想到的。所以董玉乔向大家说：“今天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有用提高产品质量、坚决消灭废品，来回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工人的爱护。”
三个老工人报告后，党就抓紧时机向职工进行动员，号召大家想过去，比现在，响应老工友的号召。接着又分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提出：要保卫自己的幸福生活，就得响应三位老师傅的号召，坚决提高产品质量消灭废品。这次晚会结果很好，普遍启发了工人提高质量消灭废品的决心，为质量大检查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干部作示范检讨，使全体职工重视质量检查工作
接着，党建议行政上召开了全车间的质量检查动员大会。车间主任于克敏在会上检讨了自己对质量问题的错误认识。他说：“我是个车间主任，可是我自己对质量问题就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我过去总觉得我们这个车间是‘毛胚活’，活干废了还能够再修。因此我就不太重视产品的质量。”最后会上又传达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王鹤寿部长关于开展质量检查的指示，批评了“过关思想”。并说明检查产品质量是与公与私都有好处的。因为质量提高，就必需技术提高；技术提高了，工资也提高了。
干部的示范检讨及思想动员，使全车间的职工，对质量检查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废品公审台”
车间支部书记谷宝元，在动员大会后又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征求他们对质量检查的意见。霍世范建议：“对反革命分子，要镇压和公审，对于废品这种坏家伙，也来开个公审会，好不好？”于是谷宝元马上召开宣传员会议，研究霍世范的建议。大家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废品公审台是一个很好的政治鼓动方式。宣传员立即开始了这一工作。废品公审台是设在场房的中央，两边用红纸写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提高产品质量”、“坚决消灭废品”。台内桌上陈列各种废品，并附卡片说明产生废品的原因。再用生动活泼有政治内容的黑板报和漫画，及其他宣传品加以说明。
与此同时，宣传员和积极分子们在各组发动了算细帐，并将结果在公审台的黑板报上公布。五个半月的损失共计一亿三千三百二十万元。
这笔损失的款子计算起来能买一百二十八辆新自行车，或能买十三万二千二百斤大米。这就引起了全体职工的警惕。
“飞机献礼台”
十四车间有五个生产小组，因任务较多，有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危险。党为此召开了宣传员小组会，研究出一个与目前政治任务紧密结合的政治鼓动方法——建立飞机献礼台。这就是用硬纸画一个大飞机，分成五块，每一个小组领一块。上面要写上该组的生产进度。等生产任务完成后，就把这纸块交回献礼台去。只有五个组都完成生产任务，飞机才能重凑起来，在献礼台建立前，各组都进行了酝酿。二十一日，献礼台刚建立起来，各组都争先恐后的去领纸块。就这样××组在二十五日首先完成了任务，把一个飞机翅膀送回了献礼台。二十六日××组也完成了任务，另一个飞机翅膀也送回了献礼台。其他三个组也都在二十七日完成了任务，平均提前三天完成生产任务。
这个飞机献礼台所以发生了这样有力的鼓动作用，就因为它结合了当前的政治任务——增产捐献运动，发挥了工人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
口头鼓动与简短报告
这次运动中除形象的宣传鼓动外，口头鼓动与简短报告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宣传员任凤祥在工段里鼓动大家说：“咱们做出来的活，如果是废品，还不如不做，因为这样既浪费了国家的财产，又不能支援前线。”又说：“出废品的原因，就是咱们做活不专心，存有差不多的思想。”接着任凤祥就发动大家展开对质量问题的讨论。讨论中大家揭发出二十七种产品上的毛病，并找出产生毛病的原因与解决的办法。结果二十七种毛病一下就解决了二十六种，仅剩一种需要与领导上共同来解决。
同时宣传员又在每天早上向工人报告质量检查工作进展的情况，如那组消灭了多少废品，解决了什么问题。大家叫它作“报喜”。
十四车间做好宣传工作的主要原因是：
（一）每件生产技术上的鼓动都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在他们的宣传中，经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怎样做才是符合抗美援朝的要求，出了废品，给国家给人民的损失怎样？……使工人们懂得了自己任何一个行动，都是关联到祖国与人民的利益。因此，十四车间质量提高的过程，不仅是工人技术提高的过程，而且是工人政治觉悟提高的过程。
（二）宣传形式新颖、生动、活泼。这是由于宣传员、积极分子与群众发挥了积极性、创造性的结果。在运动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很多有政治意义的鼓动方式。
（三）但是最重要的是党注意了思想领导，因此全体宣传员、全体职工有了饱满的政治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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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圣母军”在天津的活动
鲁西良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已于七月十三日下令取缔该市天主教内的反动秘密组织“圣母军”（在解放后相继改称为“圣母御侍团”及“圣母慈爱祈祷会”），并将该反动组织的首要反革命分子邓华光、王天赏等逮捕法办。这是天津市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又一个胜利，这是对于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教会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的又一次打击。
天津“圣母军”是在美蒋特务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天津“圣母军”是天主教天津教区的负责人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已被人民政府驱逐出境）在天津解放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创立的。文贵宾组织“圣母军”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个反动核心组织控制天主教徒中的落后分子，进行破坏人民政府的勾当。
解放后，天津的“圣母军”改名为“圣母御侍团”，在文贵宾等的控制下，先后成立了六个“区会”，下辖五十八个“支会”，每个“区会”及“支会”都有一个神甫作“指导司铎”，在三十四个“指导司铎”中，外籍帝国主义分子就有十余个。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控制了“圣母军”，“圣母军”就成了他们进行反动活动的秘密核心组织。
在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控制下的天津“圣母军”，其中不少的首脑分子是间谍和特务。“圣母军”和各种反动组织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除了文贵宾之外，该反动组织的幕后领导人之一，是美国间谍、法籍神甫卜相贤。他利用津沽大学副校长和耶苏会会长的职务的便利，领导津沽大学内的“圣母军”，指派“支会”的“指导司铎”和指挥团员搜集情报，散播谣言，并破坏天主教的革新爱国运动。特务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和“民众建国协进会”中的首脑分子，有的也是“圣母军”的“指导司铎”。已被人民政府逮捕的“公教青年报国团”特务韩景麟和臧恩荣，都是“圣母军”的团员。此外，如圣功学校“中统”学运组分子李家玲、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解放后烧毁证件，欺骗政府的罗文卿，在天津被破获的美国间谍案案犯张善缘等都是“圣母军”的团员。
“圣母军”除了在天主教教徒中吸收落后分子以外，也在天主教以外搜罗一切落后分子作为它的爪牙。在一九四九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明令取缔“一贯道”后，“圣母军”的头子就一再布置，发展一贯道徒为天主教徒，并吸收他们加入“圣母军”。在天津解放前，农村很多地主、恶霸逃来天津，“圣母军”的团员就去拉拢他们入天主教，“圣母军”某“支会”副会长就曾专门去慰问这些地主恶霸，并为他们讲“要理”。
两年以来天津“圣母军”一贯地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各种活动。
第一是造谣诬蔑人民政府，进行拥护日寇蒋匪的反动宣传。特别是自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发生后，“圣母军”有系统地散布了各种荒谬的谣言，并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例如该反动组织的一个“指导司铎”柴古值捏造说：“圣母已在美、英军上空显圣，美、英一定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起来了”。“圣母军”的另一“指导司铎”荷籍神父郑化民在圣功女子中学的课堂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要爆发”，“共产党长不了”。“和平签名没有用，一颗原子弹就完事了”。“美国兵在仁川登陆后，共产党就完了”。他们为了破坏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竟提出了“抗魔援灵”（即反对中国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而援助美国侵略军）的荒谬口号。“圣母军”的主要领导人满济世在西开中学对学生们说：“抗嘛美，援嘛朝，你们都疯了！”“朝鲜某次战役，中国军队一次就死了一万多人，中国军队怎么能打仗？”满济世、王际五等常在西开中学“圣母军”开会后放映为日寇宣传的“日本进攻锦州”、“日本之教育”、“马戏团”等反动电影，并向学生宣传蒋介石是“稀世英雄，当代伟人”。
第二是印发反动书籍，向教会学校学生灌输仇视人民政府的思想。
天津市已发现“圣母军”所散发的小册子达百余种之多。其主要内容为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人民政府，反对三自运动。例如：该反动组织所散发的一种题为《天主教怎样对付共产党》的小册子，即肆无忌惮地挑拨和煽动中国天主教徒从事反共反人民反祖国的活动，说什么“共产党与天主教势若黑白，此存则彼亡，有共产党就没有天主教，有天主教就没有共产党”。镇南道“圣母御侍团分会团部”，设有“圣玛利亚图书馆”，各“支会”设分馆，到处分发反动书刊。
教会学校的课堂里，不仅发现他们散发的反动小册子，而且过去两年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里是他们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反人民反共的教育的地方。望海楼“支会”秘书贾彬揭露说：他们强迫教友入团，说“不加入就不是好教友”。
他们不准学生唱歌颂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东方红》歌。如果学生无意中唱出《东方红》的调子，就要受处罚。去年国庆节，学生们要挂国旗，他们也竟然不让挂。
为了反对天主教爱国教徒所发动的三自运动，该团“指导司铎”们一贯污蔑天主教革新促进会的爱国教徒，并阻止“圣母军”团员在革新宣言上签名。念经时，念“学习参考”等反动小册子。
第三是进行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破坏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津沽大学天主教徒“圣母军”团员、教授杜齐礼揭露“圣母军”的破坏事实说：“他们除了每周定期会议外，尚有专题座谈和联席会，讨论与布置如何对付政府和进行破坏”。他们公开宣传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说执行新婚姻法就是“破坏家庭”。该反动组织团员贾彬结婚时曾到区公所去登记，“圣母军”就斥责她是“叛教”，禁止其他的天主教徒给她送礼。该反动组织的“指导司铎”公然宣传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咒骂拥护土地改革的农民为“穷鬼”，“没人格”。
“圣母军”的负责人并在他们所控制的津沽大学、西开中学、圣功女子中学等教会学校中，强迫该反动组织的团员们，从事搜集情报及侦察和迫害爱国的进步教师和学生。他们教唆天主教的主教和司铎们要用欺骗方法来对付人民政府，拒绝与人民政府合作。他们挑拨说：“在仇教的共产党政权下，天主教负责传教的主教与司铎们，应坚守自己的岗位……服从共产党政权的正当命令，但不合作。”
“不应当和他们合作帮忙，不应当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引自反动小册子：《天主教怎样对付共产党》）满济世威胁西开中学的学生说：“共产党是魔鬼，不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接近，会给他们引诱去的。”“少和青年团接近，少参加大会。”
当圣功女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时，他们让“圣母军”的团员们把党、团员的名单都抄下来，以便侦察他们的活动。他们公开打击爱国的进步的教员。例如满济世在西开中学先后撤换了四个进步教员，最近又企图撤换另外两个教员。他们并操纵各教会学校校委及学生会的选举。西开中学的特务分子王匪际五在各教会学校校长的秘密汇报会上说：“学生会在公教学生的掌握下，办事容易，先生也听他的话，反正是敷衍政府。”
第四，在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受到打击之后，他们更进而组织暗杀的恐怖活动。解放后，天津“圣母军”曾派遣帝国主义的走狗萧永新去南京向罗马教廷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请示活动方针，回来后即决定不再提“圣母军”的字样，而称为“圣母御侍团”，以后又改为“圣母慈爱祈祷会”，企图争取合法地位，进行长期的潜伏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曾向天津市人民政府“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与宗教团体专门登记处”申请登记。他们并准备将“总指导司铎”柏恩，换为中国神甫。对外则宣扬：“我们已是合法团体”。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加以申斥并明令停止其活动后，少数反动领导分子仍不甘心，企图化整为零，继续潜伏，并整顿组织，采取更隐蔽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向团员宣布：“我们迫不得已，忍痛暂停”，并说“必须把组织扩大与神秘化”。但是在天津爱国天主教徒蓬勃展开宗教革新运动后，他们的这些阴谋都失败了。于是他们就企图以无耻的血腥手段即他们所说的“流血的最后手段”，来对付爱国教徒。最近破获的案件证明，荷兰籍神甫、“圣母军”第三“区会”“指导司铎”满济世，在不久以前，曾领导所谓“骨干团员”——职业特务王克明，三青团员李绪武（第四“区会”副主席）和伪军官张子成等，秘密向爱国教徒吴克斋等发出恐吓信十三封，并购买尖刀，邀集一批地痞流氓，企图暗杀积极进行天主教革新运动的爱国教徒们。
天津市的多数天主教徒和全市人民对“圣母军”在天津市的活动，已表示极大愤怒。他们积极协助人民公安机关很快地破获了这个秘密的反动组织；帝国主义分子，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驱逐，“圣母军”团员纷纷退团。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全市人民的一致拥护之下，已明令取缔这一反动组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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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剿匪的胜利创造了繁荣经济的条件
——记广西省剿匪后城乡关系的改进
本报记者 朱波
在广西省的每一条公路和曲折的山路上，不断来往着运输货物的车辆和肩挑的行商、农民；河里穿行着运货的船只。这在其他地区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在广西，这却是一个多少年来没有过的新景象。
一九五○年春，当全国财经统一的时候，蒋匪特务勾结恶霸和反动地主，组织土匪武装，到处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破坏活动。他们盘踞在各个交通要道、河流，袭击与包围城市。从此，在邕（南宁）柳（州）、邕钦（州）、邕龙（州）、邕镇（南关）等公路及邕江、桂江、柳江等河道上，土匪横行，到处劫掠；匪情最严重的时候，交通中断，城市和乡村的联系完全隔断了。
全国财经的统一，曾使改造中的工商业产生了暂时的困难；在广西，由于土匪的骚乱，就更加重了这一困难。当时，广西各个城市的一部分工商业垮了台，大部分工商业陷于半停顿状态。如该省主要工商业城市之一的梧州，去年五月份，倒闭的工厂有三十八家，半停顿的工厂三十四家；六月份歇业的工厂商店达一百一十九家。广西南部最大的商埠南宁市，大部工商业陷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有些工厂因为产品推销不出去而倒闭，很多商店因失去了广大的农村消费者而垮了台。
城市是这样，广大农村也因为城乡隔离，土产品销不出去，日用品买不进来，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龙州、百色一带出产的八角（茴香）、茴油、桐油等土产品，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但因运销困难，无人购买而搁置起来。有的农民把八角树、桐树砍掉了当柴卖。沿邕江一带蔗民自制的白糖，每斤价格降落到一千九百元，价格最低的时候，一担白糖（一百斤）只能换七十斤白米，而且没人收买。徭山兄弟民族采来的香菇，一斤只能换二斤粮食。广大农村普遍地缺乏食盐、火柴、纱布等日用品。徭山少数民族地区，有的乡村九个月见不到食盐，很多人因此而得了黄肿病。那马县一带，四十斤玉米才能换到一斤食盐，百色一带，一百斤白米才换到三斤食盐。
土匪给予广西人民的痛苦太深了。因此，广西人民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土匪。当时各地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纷纷向人民政府提出了迅速剿灭土匪的建议。广西人民都懂得：如果不肃清土匪，幸福生活是不会到来的。
从七月份开始，人民解放军对残余的土匪武装进行了重点围剿。与此同时，人民政府组织了护航队，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并贷款给城市工商界及广大人民，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另外，人民政府有计划地组织了流动贸易小组和供应站等，随着剿匪部队，深入农村和山地，一方面供给剿匪部队各种日用品，一方面解决农民缺乏食盐、纱布、火柴等日用品的困难，并收购农民的土产。梧州专区贸易公司在平南地区设立了四个供应站，在桂平地区设立了四个临时购销组，运了四十五万斤食盐及价值二十五亿元的百货，深入徭山，供应兄弟民族的需要，并及时地收购了徭胞的土产。各城市的工商业由于改善了经营方法，此时也有了好转，在护航队掩护下，在公路上和河流里出现了一批批的运货的汽车和船只。梧州市七月份新开业的工厂商店有一百一十二家，八月份增到二百零三家。工商业者普遍增加资金，扩大营业范围。据梧州市二十八家工商业户的统计，共增加资金三十四亿元，有的户增加资金达九倍以上。在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城镇的工商业也都有显著的发展。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在当时，各地商车商船虽有武装护送或集体航行，但仍然时常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和抢劫，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以后，特务到处造谣，使部分胆小的政治认识模糊的商人不敢大胆投资，扩充营业。
在人民解放军和广西人民的猛烈打击下，大批土匪被击毙、击伤、俘获或自新投降，至今年三月间，全省土匪已由最猖獗时期的八万余人，减到三、四千人，分散潜伏在百色一带的深山里。至此，全省土匪武装遂告基本肃清。城乡关系出现了从来没有的新局面。特别是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七日全省土产会议以后，除了各地贸易公司派出干部到各地收购土产之外，很多私商也组织了联营，深入农村收购土产。至此，全省工商界度过了困难，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国内很多大中城市如上海、西安、郑州、广州、汉口等地也来人收购土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如龙津县八角乡，全乡八百户人家，家家都有八角树，他们共卖出三十多万斤八角，得到七亿多人民币，用来买了牛（全乡的牛已由七百七十头增加到九百五十头）、农具，扩大生产。损坏八角树的现象没有了。全乡并开了一千多亩荒地，加种了八千多株八角树。
广西省人民懂得这种幸福的生活是怎样得来的，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剿匪的胜利，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对美国侵略军的严重打击，美帝国主义所指使的土匪武装，就会把我们拖入极端贫困的泥潭。正因为如此，目前，广西人民正积极地协助人民解放军搜捉散匪，为支援志愿军、巩固国防掀起了增产捐献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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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市举行首届青年代表大会
选出青联执行委员正式成立京市青联
北京市首届青年代表大会于十五日至十七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各种不同职业、民族及宗教信仰的青年代表八百五十二人。大会总结了北京市两年来的青年工作，制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通过了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会章，选举了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正式成立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廖承志、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都出席大会讲话。
张大中同志代表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北京市两年来的青年工作及当前任务》的报告。他首先总结了北京市两年来的青年工作。接着指出当前北京市青年工作的任务：第一，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三大号召，继续深入与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第二，积极参加进一步建设民主政权和继续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要积极协助政府在街道、工厂、机关、学校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把一切反革命残余肃清得干干净净。第三，注意解决青年的特殊要求。
大会选举了张大中等六十七人为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
代表们在会上纷纷发言，表示要把大会的精神贯彻到青年群众中去，团结广大青年，为完成北京市青年工作的各项任务而努力。
大会最后通过了向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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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设立文化教育普及工作奖金
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发出关于设立中南区文化教育普及工作奖金的决定，及中南区文化教育普及工作奖金暂行条例。其目的在于鼓励与表扬那些在文化教育普及工作方面有优异成绩及特殊创造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包括教育、卫生、新闻、出版、文艺、科学、体育等方面）。该条例规定：有关工农教育、工农文艺、工农卫生奖金约占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文化教育普及工作奖金每年评奖一次。
《蒙古人民共和国鸟瞰》出版
人民出版社七月五日出版了一本介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书——《蒙古人民共和国鸟瞰》，查布金著、梁彦译。全书分九章，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理、历史、人民的斗争、国家政权的组织、国内建设的成就和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中的贡献，都作了清晰的叙述。这书对了解我们的亲密邻邦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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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第二讲）
吕叔湘 朱德熙
第七段 简称
我们的语言里，一方面复音词在不断的增加，一方面又出现了大批的简称，这好像是矛盾的，但实际上简称正是复音词发达的结果。因为复音词增多了才需要简称，而且如果都是单音词，要简也无从简起。常见的简称大致是依照下面几种方式构成的：
一，把一个字数比较多的短语分成几节，在每一节里选择一两个字（通常是第一个字）用作简称。例如：抗战（抗日战争），土改（土地改革），北大（北京大学），民主妇联（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共北京市委会（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大部分的简称都是这样造的。这种方法很像西文的字头缩写。好处是简便，毛病是往往不容易从简称悟出全称。如果是新造的，就往往让人家莫名其妙。例如：
（一）业校（业余学校）行政由工会直接领导。（期）
（二）必须提高警惕，展开政攻（政治攻势）。（稿）
（三）释放的释放，劳改的劳改（劳动改造）。（作）
（四）正确贯彻省专（省政府和专区）的方针任务。（稿）
（五）公安、人武（人民武装）、合作社、银行等各部门。（书）再如：生救（生产自救），冬产（冬季生产），地富（地主和富农），男劳（男劳动力），建政（建立政权），纠偏（纠正偏向），镇反（镇压反革命），群团（群众团体），劳保（劳动保险），利废（利用废料），特休（特别休假），文体（文化娱乐体育）等等，或是历史太短，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或是只在某些区域中流行（如“人武”“冬产”“生救”在农村中比较流行；“劳保”“利废”“特休”在工厂中比较流行），写给大多数人看，就不见得能懂。此外，有些简称，如保反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建网工作（建立宣传网工作），省略过多，原意全晦。有些词语原来并不长，就没有另造简称的必要，例如土法（土地法），秧剧（秧歌剧）一类简称，都应当反对。再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时简称“人代会”，有时简称“各代会”，一个词有两个简称，也是很不好的。
二，两个平列的附加语公用一个被附加语。这种办法本是古已有之的，例如：南北朝（南朝和北朝），前后藏（前藏和后藏），新旧唐书（新唐书和旧唐书）。按照这种格式造的简称，已经通行的有：教职员（教员和职员），进出口（进口和出口），中小学（中学和小学），贫雇农（贫农和雇农），指战员（指挥员和战斗员），伤病员（伤员和病员），大小便（大便和小便）等等。这种方式运用时没有第一类自由，不宜任意仿造。譬如教员和职员，可以说教职员，演员和职员却不能说演职员；中学和小学可以说中小学，大学和小学却不能说大小学。下面这些新造的简称都是极生硬的：
（六）与病虫害（病害和虫害）作斗争。（期）
（七）村内整半劳力（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发动了。（书）
（八）组织挑应战（挑战和应战）。（期）
（九）合理使用劳畜力（劳动力和畜力）。（报）
（十）每人都有他的长短处（长处和短处）。（作）有时连创造简称的人自己也没有信心，便在第一个附加语之后加一个顿号，把两个附加语隔开，避免读者误会。例如：
（十一）检查和督促各地百货公司处理冷、背货。（报）
（十二）每亩用五斤肥田粉，再掺些鸡、羊粪。（报）
（十三）大、中修次数太多。（期）南北朝、新旧唐书、教职员、进出口之类是用不着加顿号的。加顿号，正表示它还没有被大家接受，还不是一个合法的简称。可是有了这种加顿号的办法，就有可能从两合发展到三合，当然也更加显得生硬了。例如：
（十四）以群众现有人、财、物力为基础。（书）
（十五）非灾、轻灾、及产麦区。（稿）以上的例子是几个附加语公用一个被附加语。还有几个动词公用一个宾语的：
（十六）替农民念、写信。（稿）
（十七）申请入、退党。（报）
（十八）一天到晚打、骂人。（稿）或是几个宾语公用一个动词：
（十九）向他借钱、农具、牲口。（报）
（二十）乱打灯、旗、吹喇叭（乱打灯、乱打旗、乱吹喇叭），司机无所适从。（稿）简称只指词或是习用短语的简缩，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在句子里省去一些成分，应该叫做省略。不过这种省略是不合于我们的语言习惯的。写在纸上，勉强还可以利用标点符号帮忙，如果在嘴里念，就没有人能听懂了。
三，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例如双减（减租减息），三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四防（防匪，防特，防火，防空），五拥（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同纲领，拥护人民解放军）。这种简称省略太多，初次看见简直无从猜测它的含义。应当少用。
最后附带谈一下地名简称。地名是两个字的居多，通用的简称方法是略去一字，例如：川（四川），浙（浙江），津（天津），杭（杭州）。省市数目有限，且为大家熟知，省略一个字不会发生问题。县名就不宜于用简称，例如：
（二一）根据我们在金、嘉、鱼三县几个重点村工作中经验证明。（书）一般人不见得知道这是指山东的金乡、嘉祥、鱼台三县。所省有限，不如用全称。
赣（江西），闽（福建），渝（重庆），沪（上海）之类原是别名，不过既比原名简单，也可以算是简称。这类简称现在除了用于铁路名称如成渝路，浙赣路之外，已不太流行了。因此有人用了简称，又怕人家不懂，再加括号注解：
（二二）很快即蔓延至华北的（北）平（天）津唐（山），华南的榕（福州）穗（广州）昆（昆明）等地。（期）简称原是为了省事，现在双管齐下，反而更费事，实在是多此一举。
（本讲完，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