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为购棉储棉工作的更大成绩而斗争！
加强棉花市场管理
近宇
棉花市价高于牌价的现象是不合理的
棉花市价高于牌价的现象在各棉产区曾普遍存在，许多地区直到目前仍继续存在。
棉产区市场上不合理的市价的存在，曾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购棉工作的进行。花纱布公司河北保定分公司所属支公司业务区域各市场，曾因小贩抬价争购，市场混乱，使公司的收购数量缩减到上市量的百分之六、七十。满城市场上公司的收购量缩减到上市量的百分之三十。石家庄花纱布公司去年收棉量占上市量百分之八十，今年五月牌价市价脱节时，降低为百分之四十。河北成安县今年五月间，小贩们不仅在市场上抢购，并且到路口截购，助长了棉农惜售等涨的心理，使上市量日渐缩减，公司的收购量也随之减少。
对于差价问题的两种处理意见
如何处理棉花市价高于牌价的问题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国营贸易公司的牌价就是合理的，保证了棉农利益的。为了消灭市价与牌价脱节的现象，保持市场平稳，便利政府购棉和农民售棉，应该严格管理市场，管理商贩。另一种意见认为：管理市场会妨碍物资交流，并且违反自由贸易的政策，因此应该以牌价适应市价。山东宁津县的工商科即曾因片面强调“贸易自由政策”而放松对市场的管理。石家庄专署工商科过去也曾有过同一观点。平原等地有的干部跟着群众喊“牌价低”。山东吴桥县工商科干部在市场上看见私商出的价钱大，便对合作社的干部说：“人家小贩能出大价，你们就不能出大价？”山东、河南等省曾一度用物质奖励的办法变相加价，向市价看齐。
管理市场违反贸易自由政策吗？
那种意见是正确的呢？应该肯定，前者是正确的。管理市场是政府工商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使社会生产事业和商业沿着正当轨道前进的必要措施之一，也是国家领导私商的重要步骤之一。对市场不加管理，便会使私商小贩在市场上的活动越出正当经营的范围，妨碍国家经济建设的进展。河南阌乡有一个私商，用一比十五的棉麦比价在市场收购皮棉一斤；消息一传出去，当地的国家购棉工作马上受到重大影响。邯郸曾发现棉商在十天中偷漏税款一千多万元的严重事件。其他各地也都发现私商在棉花中使水、搀杂等违法的行为。政府为了稳定市场，保持各种物品的合理比价，保证农民合理的收益，对市场加以管理，对于扰乱市场的行为，加以严格的限制以至取缔，是完全必要的。共同纲领第三十七条规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有些干部把政府管理市场和取缔非法商贩看做“违反贸易自由政策”，实际上就是要放弃国家对私营商业的领导，一任投机商人为所欲为。这样做去，其后果是很坏的。
管理市场妨碍物资交流吗？
管理市场、取缔非法商贩是不是妨碍城乡物资交流呢？事实证明，不仅不妨碍，反而可以促使物资交流加速。过去由于私商在各地来往乱运，追逐超额利润，河北、平原等省棉区和河北、平原、山东三角地区曾发生棉花倒流、乱流现象。山西南部的棉花，也有流向河南灵宝一带产棉区的现象。这些现象，破坏了物资流转的规律，使应该由农村运到城市的棉花，在农村中大兜圈子。这是违反交流城乡物资的意义的，决不应该提倡。相反地，通过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的收购，棉花则可以由生产者的手里正常地迅速地供应给纺织工业。这对棉花的生产者和纺织工业都有利。
跟着市价跑就能买到棉花吗？
有些干部以为只要多掏钱就能买到棉花，主张跟随市价跑。事实也已证明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这种作法刺激农民看涨心理，使农民更加惜售。私商则能以掺水掺假、漏税等伎俩，继续提价收购，使棉价更加混乱。河南等省的经验已经证明。
管理市场对购棉工作的作用
管理市场对购棉工作的作用怎样呢？这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河北邱县工商部门在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实行联购、消灭了牌、市价脱节的现象之后，棉花每日上市量逐渐增加。六月上旬每日上市四、五千斤，至六月下旬增到四、五万斤。石家庄专区在六月份加强市场管理后，并加强了群众宣传教育工作，收购量较五月份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成安县店上供销社在实行市场管理前每天收籽棉一千多斤，在实施市场管理、严加检查商贩的次日，即收进籽棉一万一千多斤。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怎样管理市场？
综合河北省若干地区的经验，管理市场的主要方法是审查登记商贩，实行联购。在采用这种办法时，可由当地人民政府、税务局、花纱布公司、集市委员会和商贩、棉农代表等组成购棉委员会，下设分级定价、过秤、记账、付款、宣传、登记棉贩、检查牌照等组。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收购，每日收市后按公私投资比例或经过协商而规定的分配比例分配棉花。
要对棉商小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采用这些办法时，应该对棉商小贩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使他们自觉地遵守各种规定。石家庄专区各县在实行市场管理时，普遍召开了各集市商贩座谈会，使商贩了解政府购棉储棉的政治意义和政府管理市场的方针。平原高唐县在管理市场中，召开了全县规模的商贩会议，棉花商贩在会上订了爱国公约，保证不抢购；买了一定卖给国家；保证不掺水、掺杂。
要帮助部分棉花商贩转业
实行管理市场和联购的结果，部分商贩会因此暂时失业，政府应该适当加以帮助。河北各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让商贩为国家代购，或暂作国家的雇员。有的可以组织转业。河北元氏县有四十五户小贩，已经在当地政府帮助下转入生产或贩盐等行业。束鹿县位伯镇也有四十余户小贩转向为当地土产公司收购土产。南宫县政府在管理市场中除帮助棉贩转业外，并吸收了一时转业困难的三十六户棉贩为花纱布公司做加工活。有的地区在实行市场管理后，商贩见公司收棉品级严格，自己再想掺杂使水已不可能，同时由于地区差价缩小，也不可能在棉区之间通过运销攫取高利，也就相继自行转业。满城集市上原有棉贩二、三十人，实行市场管理后已减少至四、五人。
市场管理工作要经常化并全面实行
审查登记商贩和实行联购的工作应该经常化，不能时有时无，忽紧忽松，以保持管理的成效。辛集、石家庄等地，在管理市场稍显松弛时，即发现黑市，这现象值得注意。
同时，管理棉花市场应该在各产棉区和邻近产棉区的城市、集镇全面实行。甲地管理，乙地不管理，则甲地可能发生黑市，引起棉花乱流。
要准确地掌握棉花的等级和品质
在管理棉花市场的同时，并应准确地掌握棉花的等级、品质。各收购部门对棉花的等级、品质的划分不一致，给商贩制造了钻空子的机会。六月间棉贩从晋南买棉花运到黄河以南出售，一方面是因为存在着地区差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河南灵宝一带评级较高。所以，准确掌握等级和品质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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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疏于检查领导对病虫害防治不力
山东莱阳专区棉田缩减
超过计划的十万亩将全部落空
山东莱阳专区棉区发生棉田面积缩小现象。造成这种严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棉花立枯病和棉种发芽率较差，部分地区缺苗现象甚严重，目前全区又较普遍地发生了棉蚜，部分棉农对植棉信心不高，而领导干部又只满足于棉花播种面积，疏于检查及领导，以致农民大量改种其他作物。就莱阳专区全区来看，虽播种时已超过原计划近十万亩，但经立枯病、缺苗、改种、和棉蚜的损害，棉田面积已大为缩减，估计现仅可完成原订计划二十三万亩，超出的十万亩将全部落空。
莱阳专区棉田缩减的严重情况，已影响今年棉花增产任务的完成。目前部分地区领导干部已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组织群众移苗、治虫，但大部地区领导上尚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对病虫害的防除认识不足，不能掌握病虫害发生的时间和规律，因而病虫害发生后即显得被动应付；部分地区（特别是无种棉习惯的地区）因开始植棉时工作干部对棉农未进行充分地动员教育工作，事后又未能继续教育、检查，因而部分群众对植棉的顾虑未能根除，有应付上级的观点。
（二）防除棉花病虫害、移苗等办法虽很多，但未被广大棉农所接受，大部分棉农（除有治虫、移苗习惯的地区外）对治虫、移苗仍然缺乏信心；大部分干部又抱着单纯向上级要办法的观点，不能将已有办法亲作试验或通过群众作出样子教育群众。
缺苗、改种现象与棉蚜为害，不仅影响今年棉花增产任务的完成，且将影响到明年增种棉花。因此，各地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认真领导棉农积极移苗、除虫、修棉，保护棉苗成长，以保证棉花增产。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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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疏于检查领导对病虫害防治不力
山东莱阳专区棉田缩减
超过计划的十万亩将全部落空
山东莱阳专区棉区发生棉田面积缩小现象。造成这种严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棉花立枯病和棉种发芽率较差，部分地区缺苗现象甚严重，目前全区又较普遍地发生了棉蚜，部分棉农对植棉信心不高，而领导干部又只满足于棉花播种面积，疏于检查及领导，以致农民大量改种其他作物。就莱阳专区全区来看，虽播种时已超过原计划近十万亩，但经立枯病、缺苗、改种、和棉蚜的损害，棉田面积已大为缩减，估计现仅可完成原订计划二十三万亩，超出的十万亩将全部落空。
莱阳专区棉田缩减的严重情况，已影响今年棉花增产任务的完成。目前部分地区领导干部已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组织群众移苗、治虫，但大部地区领导上尚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对病虫害的防除认识不足，不能掌握病虫害发生的时间和规律，因而病虫害发生后即显得被动应付；部分地区（特别是无种棉习惯的地区）因开始植棉时工作干部对棉农未进行充分地动员教育工作，事后又未能继续教育、检查，因而部分群众对植棉的顾虑未能根除，有应付上级的观点。
（二）防除棉花病虫害、移苗等办法虽很多，但未被广大棉农所接受，大部分棉农（除有治虫、移苗习惯的地区外）对治虫、移苗仍然缺乏信心；大部分干部又抱着单纯向上级要办法的观点，不能将已有办法亲作试验或通过群众作出样子教育群众。
缺苗、改种现象与棉蚜为害，不仅影响今年棉花增产任务的完成，且将影响到明年增种棉花。因此，各地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认真领导棉农积极移苗、除虫、修棉，保护棉苗成长，以保证棉花增产。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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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购棉储棉中要集中力量突破各种障碍
石家庄专区治蚜除虫应与购棉储棉工作紧密结合
各专业公司、银行、合作社应克服本位主义思想
编者按：现在许多产棉地区发生蚜虫。“蚜虫很严重，必须治；购棉储棉工作很急，也不能放松。”不购棉，现在纱厂急需棉花；不治虫，秋后棉花就更成问题。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十分巧妙而又省事的办法是没有的，只有每一个干部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不怕麻烦，不辞劳苦；各部门紧密配合，集中一切战斗力，投入这场紧张的斗争。购棉储棉和治蚜除虫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不能认为是绝对不能并行的。首先，宣传动员工作就是完全可以合并进行的。在治蚜中，同样应该而且可能进行爱国主义的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教育，使棉农认识国家和自己的关系，明白党和政府的生产政策，以鼓舞棉农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不会失望地、短视地放松治蚜而毁掉棉苗。棉蚜时常会复发，需要经常与之作斗争，把治蚜和购棉截然分为两个阶段来做，定出几天治蚜、几天购棉是不妥当的。只要棉农群众已从思想上发动了起来，购棉储棉的具体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干部就可以做得了，棉农从家里把棉花拿到合作社或收棉站去也并不需要多长时间。河南南阳专区购棉中“以区为单位收购，以乡为单位集中，分级检验人员到各乡巡回检查指导”，就是节省人力和交棉时间的好办法。
收购工作人员不够和供应棉农必需物品不足的问题，有关部门必须切实配合解决。片面强调部门工作，派到联合工作组的干部不服从统一的领导，只顾自己部门的业务而不注意购棉储棉，甚至擅自不到工作组去；有的下级粮食公司争购小麦，哄抬麦价，使棉农售棉后买不到麦子。这些本位主义思想是极端有害的，应该赶快纠正。
石家庄专区和石家庄市的购棉储棉工作是布置得较早的，自六月一日开始，六月中旬贯彻到村。但截至七月十三日，购、储棉花共折皮棉只有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三百六十斤，不及总任务的四分之一。其中七月一日到十三日，仅购、储皮棉三十八万一千七百九十一斤。
这个工作贯彻到村时，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六月中旬购、储棉花工作得到了很大成绩。六月中旬以后，由于各县棉田普遍发生蚜虫，党政部门都集中力量去突击治蚜，购棉储棉工作一度松了下来。
中共石家庄地委于六月二十六日向各县发生指示，要求各县在七月上旬大力突击，完成购棉储棉工作。各县通过纪念“七一”，普遍大力贯彻了地委指示的精神；加以各县治蚜已有成效，所以在“七一”后四、五天中，购储棉花工作又有开展。
但没有几天，各县棉蚜又猖獗起来，火蜘蛛及红叶病（蚜虫过于严重的结果）也同时发生。据石家庄专署统计，今年全专区共种棉二百六十三万亩，截至七月十二日，发生蚜虫及火蜘蛛的棉田估计有二百来万亩。栾城、赵县、元氏、获鹿等县，均有因火蜘蛛无法救治而拔掉棉苗，或在棉垅中栽上山药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县党、政干部就又集中力量领导棉农投入治蚜灭虫运动。中共石家庄地委和专署亦指示各县，全力突击治蚜；在不妨碍治蚜的原则下，密切结合进行购棉储棉工作。但实际上在七月四、五日以后，购棉储棉工作已陷于停顿状态。因蚜虫很厉害，棉农和干部都挺着急，所以购棉工作组下去以后无法进行工作，连个会都召集不起来。在虫害进一步严重后，连县、区干部也顾不得配合购棉工作了。购棉工作组要求各县干部帮助，各县的回答都是：“治蚜哩！顾不上！”比较起来说，县级对购棉储棉工作还是较关心的，还常考虑和研究这问题。到了区、村就根本没有这回事了。
专署工商科于十二日召集各县购棉工作组汇报情况。十三日又召开各专业公司、银行及合作社负责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行购棉储棉工作。大家一致说：“蚜虫很严重，必须治；购棉储棉工作很急，也不能放松。”但这两个工作究竟应如何结合，特别是下边的力量如何配备与组织，谁也想不出具体办法。会议最后决定：一面请示上级，一面由原来的九个购棉工作组（五十六人）继续下乡。工作组打算于十九日下乡后集中力量作几天治蚜工作，到二十二日以后再集中力量购棉。
关于力量的组织问题，工商科本来想再补充一部新的力量，扩大工作组的组织，但各专业公司、银行、合作社、则连按原来组织继续下乡的决议都表示不能接受。大家都强调部门工作忙，又正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实在抽不出人。经再三说服解释，才勉强答应了。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各专业公司、银行、合作社等单位对购棉储棉工作所持的态度问题。上次派下去的联合工作组中，就有不少单位的干部没有能够很好地服从当地领导，认真履行自己的职务。原定参加获鹿县工作组的粮食公司和煤建公司的干部，不经上级，就擅自不去工作。银行干部下去后只顾作自己部门的业务，不管或放松购棉工作。这情况在汇报中反映出来后，领导干部也未认真进行批评。
花纱布公司与合作社、各兄弟公司没有结合好，麦子和其他必需品供应不上，也影响了购棉储棉工作。如花纱布公司与专区共销社的购棉协议，至今尚在手续费等一些小问题上打圈子，拖延着没有签订。合作社报不上账来，领不下款去。棉农背去棉花，瞪眼看着不能买（如正定县五区市场）。麦收后，群众需要卖了存棉买小麦，这是习惯，年年如此。但粮食公司对这一情况估计不足，只是埋头购麦（粮食公司收麦任务也很重）。有的就没有给棉农留出来一定的小麦市场，以支持购棉，反而发动各下级支公司及小组展开突击购麦竞赛（支公司领会分公司指示精神也有偏差），以致在市场上形成粮食公司、合作社及私商三方面争购小麦的现象，抬高了麦价。棉农买不到小麦，就不肯出售棉花。购棉工作组在束鹿县（非产麦区）找存棉户动员卖棉时，棉农说：“你们说卖了棉花要啥给啥，俺就是要小麦。”现专署工商科与工商局已与粮食公司商定供应棉农小麦与面粉的办法，并暂停购麦。
（黄黎、夏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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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反对长敌人的志气
灭人民的威风！
——对电影《方帽子》的意见编辑同志：
最近在北京上演的影片《方帽子》（陶秦编剧，李萍倩、刘琼导演，长城公司出品）是一部坏影片。它是描写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大学学生的。但它的主题不是轰轰烈烈的学生救亡运动，而是描写一个一心想向上爬的裁缝和他的没有骨头的儿子。这个裁缝很厌弃自己的职业，一心想让儿子上大学戴“方帽子”，做官发财，于是跪求儿子上学，把儿子送进一所洋化大学。有一位大学生是部长的儿子，便利用和收买了他，而毕业后却又把他抛在一旁。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这位失望的大学生就抗日去了。影片中还有一个低级公务员的女儿是被当作正面人物表现的。她办义务学校，不愿受部长儿子的侮辱。但是她的父亲却拼命巴结这位部长的“少爷”，终于借此升了官。后来因为女儿不肯和部长的儿子要好，以致他也失掉了官。他便对女儿大发脾气，最后，这位女儿也抗日去了。
银幕上的重要情景是什么呢？一方面是裁缝和公务员对部长少爷的卑躬屈膝，以及裁缝对妻子及学徒，公务员对裁缝的蛮横无理；一方面是部长少爷的威风凛凛及其走狗的奉迎。这些反动的或值得批判的人物统治着整个银幕。而那位进步的女儿和一些进步的学生和教授，只是当作烘托黑暗面的配角，偶然出现而已。十分荒谬的是，编导者让反动校长发表了一篇反对爱国的谬论，而进步学生鼓吹救亡的话反倒只有几句。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这问题不是完全孤立的，它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在某些戏剧或电影中，为了强调敌人的凶恶和残暴，把敌人的威风作了特别夸张的描写，而把人民的反抗斗争加以轻描淡写，或甚至忽略了。舞台上或银幕上出现的是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反面人物的活动，表面上似乎是说：“你看他们多坏！”实际上却给人的印象是：“你看他们多神气啊！”它使进步的人作呕，使落后的人迷惑；长敌人的志气灭人民的威风。我们反对反派人物统治我们的舞台或银幕，我们对反动派应该是无往而不专政。
其次，我认为影片中把那个手工业者裁缝描写成为无耻的向上爬的狗，也是一种对劳动人民不可容忍的侮辱。即如那位下级公务员，也不是我们应该着重讽刺的对象。像影片中那位裁缝和那位下级公务员，不是说过去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有的，但这只是极其个别的，他们所以有向上爬的思想，也是在旧社会中，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对于劳动人民的缺点和落后的方面，艺术工作者的职责不应是讽刺，而应该采取教育改造的态度。
再者，这部影片对学生和对历史事实的描写也是歪曲的。要描写“九一八”到“七七”的大学情形，选择一个只有几十个学生的洋化大学，这个大学被少数的“部长”“处长”的少爷小姐统治着，这也不是具有代表性的。学校中的几个进步学生和教授，他们只对少爷小姐讲演，骂……，这也不足以说明他们进步的实际作用。那两位男女青年一个是向上爬不成功，一个是厌弃部长的儿子，受爸爸的气，最后抗日去了，难道这是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的普遍动机吗？这是对于爱国的青年学生的侮辱，对于从“九一八”到“七七”全国轰轰烈烈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歪曲。
丁木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影片拍摄前应广泛征求意见编辑同志：
由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我想到如今还有不少粗制滥造的坏影片出现的现象是应该加以严重注意的。电影对于人民思想的影响极大，而且花费人力物力很多，我们不能不要求电影工作者尽量减少以至消灭有严重错误的产品。电影厂在每一部影片的开始拍摄以前，最好把主题、故事要点等提出，广泛征求意见。甚至应尽可能把电影剧本先发表，了解各方面群众的反应。特别对于与剧本内容有关的部门，更必须事先征求意见。演出以后检查效果作总结也要迅速而不耽搁。我们要求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等机构足够地重视电影工作；加强领导它，尤其不可以让私营影片厂的摄制工作发生自流现象。这是对广大人民精神食粮负责的问题。文艺废品是会产生坏作用的，还不仅是废品而已。
丁木编辑同志：
电影《武训传》的错误是严重的。我们觉得还有其他个别的片子，虽然没有这样严重的错误，但由于编导者对党的政策、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生活、品质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对现实生活作了很大的歪曲，如影片《关连长》，就是这样，演出后给观众以不良影响。
为了防止人民电影传播封建主义及资产阶级有毒害的思想，为了能够正确表现人民斗争生活和人民的形象，使电影真正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我们建议：
一、电影剧本在摄制前一定要由负责审查电影的机关中央电影局，以高度向人民负责的精神，对每个电影剧本认真进行审查，如有缺点或有不良思想内容的剧本，要使编导者修改，或禁止摄制。以免浪费人力物力，对广大观众发生毒害。
二、尤其应加强对私营电影厂的领导。最近我们不仅看到有严重错误的《武训传》及有严重缺点的《关连长》，而且还看到了《太太万岁》、《影迷传》和《方帽子》之类的私营电影厂出品的影片，都有着程度不同的、比较严重的缺点。中央电影局应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强对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的领导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和艺术水平。
孙实 刘宗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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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漫画中的不恰当的比喻
方成
运用比喻，是漫画的主要表现方法之一，但选择正确适当的比喻需要经过作者的细心考虑，严肃认真地加以选择，特别要从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上去着眼，抓住比喻和所要表现的问题之间的共同点，以引起读者的联想力。否则就会歪曲与损害所表现的问题的本质。
最近有些读者来信批评的几幅漫画，就是片面地，形式地乱用比喻，在宣传上起了相反的效果。
例如展望七卷十七期封面上余白墅同志所作的一张漫画，画的是：杜鲁门坐在满载着军火走下山坡的车上，一条瘦弱不堪的牛拖着车子。牛身上写着“英国人民”。艾德礼和贝凡（比万）牵着牛走。贝凡把鞭子一丢，手按着额，向艾德礼悲观地说：“我不能为跟着美帝走向死路的使英国破产的扩军备战政策继续效力了。”
这样的比喻是极不恰当的。把和我们站在一条阵线上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战友——英国人民——比做战争贩子们所豢养的一条瘦小难看的牛，作者显然没有认清自己的立场，对英国人民没有战友的同情，对敌人没有任何憎恨；同时，作者也没看到今天的英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力量。英国广大群众正在不断地用罢工、集会、示威游行等各样的方式要求政府不要追随美国的政策，要求政府撤兵，退出在朝鲜进行的侵略战争，要求进行五大国和平公约的签字，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绝不是像作者所比喻的，他们是一条驯顺而无力的小牛。
另一方面，作者没有认清问题的本质，而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了。贝凡的辞职，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在人民反对侵略战争要求和平的运动高潮之下所作的一种欺骗把戏，绝不是什么贝凡之流在反对英国政府的政策，因此这张画却给他做了掩饰性的宣传。
又如在漫画月刊第十一期中，郑拾风同志的诗，把中朝人民在杀伤三万多美国侵略军之后，主动撤出汉城，比成麦克阿瑟“偷了一只鸡，蚀掉米一担”，这比喻已经不伦不类；再从张乐平同志所画的插图看来：麦克阿瑟带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三万官兵”，左手像撒米一样地抛出一堆骷髅头，正在要“偷”一个比作“汉城”的大公鸡。这张画经不起仔细分析：第一，把美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比作偷窃；第二，把在中朝人民痛击下而遭遇严重伤亡的美国侵略军当成了麦克阿瑟随意自动抛出的“米”；第三，把属于英勇不屈的朝鲜人民的汉城比作供人屠宰软弱无力的公鸡；第四，对于我们为创造更有利的杀伤美国侵略军的条件而自动撤离汉城，变成了美帝国主义自动来“偷取”。
这幅作品又把中朝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保卫全世界和平，在百般艰苦的条件下所作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来作比喻，不但把这一神圣的自卫行动庸俗化，而且歪曲了战争的本质。
同样的，在同一期的另一张林剑修同志所作“长线深水钓大鱼”的画中，也有类似的毛病，特别是用汉城比作鸭子，当成钓饵，也是错误的。
在漫画的创作上，应该尽量吸取民族的、人民所熟悉的比喻或成语，因为它可以丰富我们漫画的表现方法，也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但是，比喻的运用必须精密地，经过批判地加以择取，不能由于形式上的相类而忽略了本质上的差别。如何选用比喻，是与作者的政治水平分不开的。
（根据读者杨杨、李树军、启芳、骏贵、崇琦、陈韦桢的意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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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取缔含有毒素的旧书编辑同志：
前些时候，我在东单市场发现好多的书摊上摆着不少带有反动毒素的旧书，如《希特勒自传》、《墨索里尼自传》及蒋介石匪帮的《西北铁道建设计划全图》等，还有一些带有色情毒素的画报、小说等等。我以为我们不能容许这些旧书摊做那些含有毒素的旧书的防空洞。北京如此，其他地方也可能如此。我建议各地方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应该进行检查，予以严格处理。希望你们把我的信发表。
蓝天
编者按：蓝天同志这封信，我们曾转给北京市新闻出版处，他们已作了初步处理并对售卖的书商予以适当的批评教育。据了解：本市各旧书摊中，不断有解放前出版的反动书籍零散出现。由于这些书籍大部是书贩零星自市民处当作废纸买来的，所以不易一次全面地检查处理。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对书商加强教育；动员他们自动检查和停售一切含有毒素的旧出版物。我们发表蓝天同志的来信，希望引起全国各地书商和出版管理机关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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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杰作思想”和“雇佣观点”
正建筑师 戴念慈 副建筑师 王坤祐 副建筑师 严星华
编者按：工程技术人员对于国家的各项建设工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新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旧社会工程技术人员应该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呢？唐山李一之同志和武汉市陈家珖同志均对这一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今天本报又发表北京戴念慈等三位建筑师的文章，希望全国工程技术界热烈参加这个讨论。
人民日报接连披露了关于“没有正确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许多事实。这些事实大大地警告了我们在基本建设中担负技术责任的建筑师们和工程师们。使我们更高度地认识到“非正确设计”的严重性，认识到虽然我们满心想替人民做事，可是只要一念之差，就反而会作下大孽，使人民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然而，这一念之差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它一定的根源。那就是旧社会在我们脑子里存留下来的一些不良的思想意识。因此，在人民日报所号召展开的这个运动中，来挖一挖我们思想上的旧根子，应该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以为主要的思想根源有两种：
第一种我们叫它“杰作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把他手里的工程任务不看作是人民的建设事业；而看作是显示他自己的本领，表现他“一家之说”的杰作。记得过去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授“建筑师业务及法令”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建筑师的设计图案，是他个人的作品。他对作品负责，并且享有著作权。因此在工程进行中，建筑师是决定一切技术问题的最高权威。唯有如此，才能发挥建筑师的意匠，使房子造得尽善尽美。”（大意如此）
由于这类思想的存在和发展，有些人在设计工作中，便往往要求一切客观条件来迁就他，满足他的意图。于是，为了表现他的结构算法的奥妙，表现别人所不敢做的东西他能做得了，他就会不顾实际用途，而坚持他的冒险设计。如果他是某一国留学的，他就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一国进步。你们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就说你们技术落后。他又会认为工程的施工工作好比在出版事业中的印刷工作：印刷工作者不能乱改文章，因此施工工作者也只允许分毫不差地照图施工。拿我们自己来说，过去旧社会里的营造厂对我们唯唯诺诺惯了，在今天的工作中，有时施工同志提出困难情形而要求更改设计时，心里就会产生“你们老强调客观原因，而不愿克服困难”的感觉。
这一类思想，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中，是出现得很多的。有的同志为了觉得他的图案中加一个礼堂可以更“艺术”一些，他于是希望委托建筑者多造一个礼堂。为了墙壁上需要来几条横的线条，他就不问事实上需要与否，在门厅里做上满墙壁的书架。也有的同志去年刚从南方来，把某工程设计了碎砖三合土的底脚。当施工同志告诉他北方工人做不来碎砖三合土，一般北方的楼房都采用灰土底脚时，他的态度不是热诚地主动地去研究灰土的性能，而是说“你们要改灰土底脚，由你们签字负责”。去年还有一个工程，负责建筑设计的同志因不接受结构工作同志的劝告，不顾目前技术条件的不足，在挑出的阳台上坚持做清水砖砌的栏杆，结果阳台裂缝了，工程受了损害。虽然这个损害不算大，但是我们说它和人民日报七月十三日登载的，河南老王坡蓄洪工程灾害田地三万多亩的错误设计，是出于同一种思想根源的。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思想清除，那么同样严重的错误，是很有可能在今后工作中，出现于我们自己手下的。
我们认为具有这种“杰作”思想的人，他并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他自己的“杰作”服务。
第二种思想我们叫它“雇佣观点”。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他的工作仅仅看作是饭碗。或者，即使并不看作饭碗，也抱着“反正我自己份内的工作已经尽心尽力，此外我根本管不着”的消极态度。这种态度，正好比我们所熟知的笑话，说：“有人身上中了一箭，他请外科医生治疗，那医生把露在外面的箭尾锯掉了，说他的责任已尽，那肉里的箭头是内科医生的事情。”
由于这种不负责任的思想，使我们在设计工作中往往不调查，不研究，不掌握全面的材料，而事情坏了却推说是客观的原因。例如我们所设计的总工会招待所，在设计之初向建设局了解了基地的建筑线。当时设计的同志虽曾怀疑李阁老胡同宽度太小，可是毫不深究地仍旧依照建设局的指示进行设计。事隔半年，等到全部设计完成，向建设局正式请照的时候，才收到建设局的正式通知，说要放宽胡同，该屋应再退后五公尺。于是不得不重新设计，使开工日期延误了一个半月之久。我们最初认为这完全是建设局不好。可是后来认识到，我们设计人是应负较大的责任的。事前既不深究；事后隔了半年，照例应该在进行正式施工图的时候，再度向建设局请示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仅仅在委托设计者面前把责任向建设局一推完事。
其次，由于这种“雇佣观点”，也常使我们在设计工作时只求完成任务，而不从工程的全面利益来考虑问题。例如我们所设计的电讯局某机器房，该地的地下水位很高。设计中途，负设计领导责任的同志，发现锅炉房设计在地面以下，当时感到并不合适。可是一问建筑图样和该部分结构计算都已经快要完成了，再一想委托者又催得紧急，又一想锅炉房在地面以下对于暖气装置还有些好处；于是马马虎虎，反正早点把图样搞出去就算了。结果呢，施工的时候碰上雨季，到处坍塌土方，工程因此延长了三个月，比当初更改设计所要花费的时间长得多。而且因此多花了人民小米约五十万斤。
再次，“雇佣观点”又常常使我们在工作中无原则地迁就委托者。而如果委托者是个外行的话，（绝大多数委托者对技术是外行的）那就很容易发生毛病了。人民日报连日揭露的这类事实已经很多。我们今年所设计的某干部学校，也发生了同样的错误。
该校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因为经费不多，我们曾建议委托者把房子集中造在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地区里。理由是限于经费，目前的房屋标准不能造得很好。而将来添建的房屋，随着国家财政的好转，经费充裕了，大家要求的标准也提高了，那时就可以把这些较好的房屋，添建在适中的地位上。然而他们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们搞了一个总平面的设计，依照他们理想中的阵势，把一幢一幢房屋都排定了。除了办公楼以外，一概都是平房。把偌大一块基地，排得满满的。并且说这是他们开会决定的。我们当时曾感到这样的布置方式不好。并且还提出这个排法不合当地地形，施工中土方工程很大。但他说他们有的是劳动力，开一个部队来，一下就把土方解决了。这样，我们于是依照他的意见，进行了设计工作。大部分设计完成了，大部分平房盖好了，他们的首长开始认为这样造法不对，一大片平房，排得像火车一样。于是提出那即将开工的办公大楼必需造成三层楼房，同时改为平屋面才好。（原设计是中间三层，两翼二层，瓦屋面。）要求我们重做设计。我们说：你为房子不够而多盖一层，还可说得过去。如果为了好看而多盖一层，那又何必多花钱，多延长工程时间呢？他说：这是他们首长决定的。现在他们有钱了。延长工程时间也不要紧。我们又告诉他，更改为钢骨水泥平屋面不但多花钱，而且我们得重新做结构设计，工程时间将要延得更长。而且瓦屋面也一样可以做得好看的。他说这也是首长决定的，非改不可。我们于是重新做了设计。工程的时间延长了三个月。并且由于设计上的翻工，使我们今年少完成五千平方米的设计任务。
然而，从我们设计人的观点看来，主要损失还不在这里。问题是那整个总平面布置的草率决定，就是最大的失策。第一，这个布置是没有扩充余地的。如果将来增加学员而要添建楼房时，势必把现在造好的平房拆掉。不然就得另找扩充的地盘。第二，由于基地铺展过大，东西南北距离过远，将来在管理上会增加困难。第三，分散的平面形式，增加了道路沟管的工程，如果集中起来造楼房的话，那么道路沟管可以节省一半以上。第四，这种分散的平房是最不宜于装置暖气的。假如将来全部校舍需要装设暖气的时候，就会遭受相当困难和浪费。
我们设计人感觉到这是一个错误。但始终认为我们的错误只是做了委托者的尾巴，而主要是委托者不接受我们的意见，因此他应负较大的责任。直到最近我们才认识到，较大的责任不在委托者而在我们自己。我们虽然提出意见，但提得并不充分，更没有站定立场，向不正确的意见作斗争。这就是表示对人民事业并没有负责到底。
基本建设是一个艰巨的工作。领导我们的同志经常警惕我们，说：“建筑工作者是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先锋队。任何建设都首先要造房子。如果我们不努力，那么本来十年完成的建设，就会因为我们工作不好而延长到十五年二十年。”最近从人民日报上，更认识到新社会所要求的“正确的设计”，和旧社会所要求的，是高到不能以道里计算的。我们设计工作者所要担负的责任，是何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