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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护厂功臣王同伦（图片）
杨伯达
（十三）特务想利用抢夺油桶时溅到电滚上的油，点火烧毁电滚。他正在蹲下点火时，被王同伦抓住衣领拉了个跟头。火也被风扇吹灭了，这样大电滚就没有被烧着。
（十四）正在压延车间开会的工人，在电灯熄灭了之后，马上停止会议，在电滚附近的工友张炳臣，隐约地听到“抓特务……”的声音。他因全屋漆黑看不见一个人，就跑到守卫班报告情况，守卫班立刻把全厂包围起来了。
（十五）变电所工人李德祥迅速赶到动力室检查电门，发现电线被剪断了。王同伦腰部受了伤，躺在电滚旁昏迷不醒，经过急救后，王同伦才有些苏醒，说了声“有……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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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山西省委直属机关报告员下乡作报告的经验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编者按：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关于建立宣传网的决定以来，全国许多地方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委都已建立起报告员来，他们的工作对于提高人民群众觉悟及推动各项中心工作都起了重要作用。今后的问题，就是要使报告员的工作经常化。这里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直属机关报告员的工作经验，证明使报告员工作经常化是完全可能的。山西省委直属机关为了使报告员的工作经常化，采取了结合中心工作，按期轮批派遣报告员下乡对人民群众作报告的办法，并规定了报告员卡片等制度。这些办法和制度在山西省委直属机关中已行之有效，其他地方的党委也可以仿行。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直属机关的报告员是三月中旬建立起来的。自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九日一个月中，省委组织了五批报告员共六百七十三人，到阳曲、晋源、太谷、徐沟、榆次、太原三、五区的二百九十二个村庄，向九万三千零八十四人作了关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问题的报告，解答了群众的询问，倾听了群众的意见及要求；此外，并联系报告内容，组织了干部、群众座谈会，进行了诉苦、回忆、对比运动。据统计，听到报告及参加座谈者占报告所在村十七万一千九百二十人的百分之五十四；在四万一千八百三十八户中每户平均有二人以上听了报告，受到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
在报告员所作报告的启发下，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纷纷向报告员提出关于各种问题的意见与要求。由于报告员倾听了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并对这些意见与要求作了初步的处理，结果更加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报告员收到的群众的意见与要求中，有的是表示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与他们将如何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的意愿的；有的是要求党经常派人给他们讲解问题的；有的是要求政府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上的困难的，诸如水利、贷款、帮助购置新式农具及优良品种等；有许多人听了报告后并向报告员检举与控诉反革命分子，有的将反革命分子的像片交给报告员，有的将那些隐姓埋名的反革命分子的地点、情况告诉报告员，让政府扣捕，他们怕报告员忘掉，再三嘱咐报告员记在本子上。有些群众知道报告员是从省里（省级机关）去的，对省级机关工作的缺点及错误也提出了批评和意见，如晋源棘针村群众对水利局推销的水车有的不能用，阳曲向阳镇群众对法院判处反革命分子徒刑过轻等，都提出了批评，并要求检查处理。
下乡作了报告的同志从亲身经验中，进一步认识了建立宣传网的伟大意义，深刻地体会了宣传网的组织是党和人民群众所需要的，从而消除了认为群众只顾生产，不管国家大事的错误认识。报告员下乡后，到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要求“多住”“常来”。在报告中间，群众认真地提出许多询问、意见，诸如“朝鲜的仗打的怎样？”“汉城为什么又丢了？”“反革命分子如何处理？”等。在报告员作了报告与解答了群众的询问后，群众的顾虑即行消除，情绪为之一变。他们说：“不抗美援朝，让他打下朝鲜进来中国，和日本人一样，那咱还能活。咱们一定要好好生产，吃饱穿暖，早缴公粮，支援咱志愿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好好的瞅住反动的一贯道首和特务分子，把美国鬼子和蒋阎匪帮的眼挖了。”
山西省委直属机关报告员工作所以做的比较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党委重视，首长以身作则、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宣传部长陶鲁笳同志、副部长史纪言同志在开始设立报告员时，接连作了四次关于建立报告员工作的动员报告。史纪言副部长及各单位负责同志亲自带队下乡作报告，及时地总结和交流了经验，这些都对报告员工作的开展起了决定的作用。
山西省委直属机关报告员在进行工作中所已获得的较好的经验是：
第一、报告内容必须密切结合群众的思想实际，以群众自己的事例、经验教育群众。如中朝人民部队暂时撤出汉城后，反革命分子乘机活动，反动地主也向群众进行恐吓倒算，群众有所顾虑，我们了解了上述情况后，即将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的关系，及中朝人民必胜的道理向群众作了报告，揭破了敌人的造谣，群众情绪为之一振。当我们了解了群众认为抗美援朝只是出兵出粮时，我们即向各界群众作了如何结合本身业务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的报告。我们讲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时，联系当地群众所熟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与今日美国在朝鲜屠杀人民的残暴事例，这样就更加深了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如在徐沟讲了城关西南方姚巧仙的男人被日寇杀害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兽行，听众有的切齿，有的愤怒流泪；当转而讲到中朝人民部队英勇事迹和胜利的时候，听众都兴高采烈。
第二、在报告后可根据报告内容，组织群众座谈，进行诉苦、回忆、对比。但召开座谈会，事前必须有很好的准备，要以群众自己切身的经验和真实的事例为座谈内容。这样让群众想想过去悲苦情景，以激发群众对敌人的仇恨；看看今天欢乐的时光，以增强其对祖国的热爱与对政府的拥戴。座谈会开的好，对群众有很大教育意义。有些地方的群众经过座谈，通过了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抗议书，订立了爱国公约，讨论了增产计划。太谷水秀村的群众说：“前方抗美用枪炮子弹，咱们后方抗美要用锹镢斧头。”阳曲西南洼村农民张贵在诉苦对比中说：“阎锡山在时我讨吃；解放后我分到房子分到地，找下对象，有了小孩，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恩典，这样的好日子可不能让坏家伙们破坏。”这些都说明群众在诉苦中自己教育了自己，提高了自己。
第三、报告员作报告时，应按照报告所在地的情况，尽可能分别召开各种群众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中进行报告。这样，既可使该地区的群众普遍听到报告，也可使报告内容更好地结合群众的思想情况，使报告收到更好的效果。报告员在徐沟县城作报告时，首先向有组织的干部、群众（县级机关干部，抗美援朝代表会代表、村干部、妇女、学生、教员、民兵、商人、基督教徒等）作了报告，然后又召开了五个居民会，专门向居民作了报告。结果城关五千人中即有二千八百余干部、居民听了报告。全城九百户中，平均每户有三个多人听了报告。
第四、报告员下乡前，须请所到地区的党委负责同志报告工作情况与群众思想情况，以便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并根据当地情况写出报告提纲。报告提纲应交支部审查，并在总支的领导下组织讲演预习会，交换报告的心得与经验。下乡后，须随时了解群众思想和群众熟知的生动事例，将报告提纲再加以必要的补充和修改。到村后，必须向村干部说明来意，了解其工作，并予以帮助，以启发村干部的积极性。作报告的顺序，可由党员到一般干部，由有组织的群众到无组织的群众。另外，到村了解情况时，切忌面面俱到，要抓住对自己报告有关的材料进行调查了解，否则，将会顾此失彼。
第五、报告员可利用简明地图、漫画、小人书、小型流动展览等作自己报告的辅助工具。它们既可吸引群众，又可帮助报告员说明问题，加强群众对报告的了解。讲中朝关系时，用地图中的中朝地界毗连作解释，群众最易接受。讲新民主主义国家连成一片力量大，美国后方远战线长时，一指地图，群众即一目了然。报告员到太谷、徐沟报告时，因预先得知该地群众对一贯道的反动性认识得不大清楚，因此，除带了一批图片、小人书外，还带了几件一贯道的反动证件在群众中展览，效果很好。
第六、建立报告员卡片制度，是督促和检查报告员工作的重要方法。这种卡片由省委统一制订，由报告员带交报告所在地的党委，报告员报告后，当地党委即把听众对报告的意见及其他要求填写在上面，然后即转交省委，以作检查报告员工作的根据。根据已有的经验，群众对报告员卡片是十分重视的，他们除了在卡片上提出他们对报告员的意见外，并积极提出对政府的要求及批评。因此，报告员卡片一方面可以帮助对报告员工作的检查，另外亦可使党与政府了解群众的要求。对群众提出的要求和问题，报告员都应在返机关前向当地党委（包括县委在内）作交代，并交换意见，返省委机关后，再加以整理，写成书面材料通知有关部门作检查与处理。有一部分可在报纸上公布，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省委也须将报告员卡片在机关内部展览，这对于帮助报告员改进自己的工作有很大好处。
（原载第十八期时事手册）（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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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中国原始社会陈列室”参观记
陈维仁
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的“中国原始社会陈列室”，是一幅中国原始社会的缩影。它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与学习《社会发展史》的人，无异是一部注解明析的参考书。它可以告诉你：劳动怎样创造世界，猿怎样变成人，从而使你认识到谁是真正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
陈列室共有四十二个陈列柜。室内除陈列着与各个时期有关的出土物外，还系统地用模型、布景箱、油画、图表来帮助说明。
一、“中国猿人”的发现
陈列室的全部内容，包括从人类的发生到原始公社制解体、阶级社会出现为止的一段漫长时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陈列室开始显示给我们的就是人类进化的大概过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猿人”。“中国猿人”是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现的。他的时代是在地质学第四纪之初，距今约五十多万年前。这种猿人是猿演变成人的第一个阶段的代表者，是一种尚有猿性质的人类。
显然，“中国猿人”的发现，不但在中国，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首先从“中国猿人”头盖骨的诸种特征，证明了这种猿人是从“古猿”演变而来的。其次，由于这种猿人是知道制造工具的，因此，考古学家判断：这就是中国大陆上最初出现的“人类”，是从动物中划分出来的第一种“人类”。更重要的，“中国猿人”的出现，不但更有力地证明了“从猿到人”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雄辩地驳斥了中国人种起源学上所谓“盘古”与天地并生、“女娲”用黄土造人等类的神话；另外，还证明了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的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学说。
至于“中国猿人”是否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祖先，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因为直到现在，从“中国猿人”到现代中国人之间的“中间诸人种型”，除了至今仅发现一个门齿的“河套人”（约二三十万年前）及“山顶洞人”（十万年前）之外，尚无更多有系统的发现。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猿人”的发现，证明了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远在五千多万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和劳动创造，它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
二、“河套人”的类族
对旧石器文化，陈列室亦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个时代即是中国历史上的蒙昧时代。蒙昧时代初期的原始人群，因初离森林生活，其体质形态，还没有完全从“树上型”转化为“地下型”，手臂和脚趾都还很长，与“类人猿”的差别尚不甚显著。但自从下到地面上来之后，他们开始挺直了身躯，即用粗壮的双手，开始劳动，制造工具，并在劳动中逐渐改变着他们的手，使手运用更灵活，同时为使手更自由地劳动，于是后肢担负起来支持全身的作用，身躯挺直起来。这样，就揭开了人类历史的帷幕。不过，这时的工具，还只是些粗糙的石头和木棍，他们还不能有效地征服凶恶的野兽。
但是，这些原始人群，为了取得自然界的一切生活资料，他们在共同劳动共同享用的条件下，曾经以无比的勇气和智慧，同自然界的一切困难作斗争，逐渐提高了战斗与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并知道了用火，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到蒙昧中期。
蒙昧中期亦即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的原始人群，就是至今仅发现一个门齿的“河套人”，从陈列柜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河套人”所用的石器已比较进步，有削皮器，尖头器。这说明当时的人类已可以更有效的进行狩猎，有了大量的肉食。
在原始人群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火”的应用。因为“火”的应用，改变了远古人类历史的面貌。从陈列柜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了石器、骨器和“火”的原始人群，已经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了。这时，他们不但可以使食物“炮生为熟”，使人类的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可以用火来驱逐猛兽。这时原始人群的经济生活，不完全依靠采集生活了，他们还展开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获取生活资料。原来猛兽横行的森林和原野，这时已充满了猎人们胜利的声音，洪荒世界的沉寂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三、“山顶洞人”的文化
到了地质学上所谓后冰河期的时代，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到蒙昧上期，亦即旧石器时代上期。这一时期生产工具无疑是更加改进了。周口店的“山顶洞人”文化就是代表这个时期史迹的重要发现。
在“山顶洞人”文化中，最足以说明当时人类高度智慧的，就是“有孔的骨针”的出现。这种有孔骨针，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已经知道缝制皮革。这一个事实，我们也可以从陈列柜中，清楚地看到：许多蓬首垢面的原始人群，不再是赤身裸体，而是穿着各种兽皮做成的围裙了，大批钻孔的兽齿等骨器亦被用作装饰品。生产工具不但体形缩小，外形也大体上趋向统一。这就证明当时的原始人群，已经能够有计划地控制石材。此后，人类向前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文化的时期，亦即中国历史上的野蛮时代。
四、陶器与磨光石器的出现
陈列室中有关新石器文化的陈列柜，一共是二十五个。这个时期人类的生活方式亦是共同劳动共同享用。但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经济组织也有所改变，特别是婚姻制度已经从蒙昧时期的杂交、群婚、族内婚演进到族外婚的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并已进步到对偶婚姻了。
这个时期的人类生活已更加安定并有了专门化的手工业，据说后期还有了比较恒常的交易。就生产工具来说，新石器文化的开始，就是以陶器及磨光石器的出现为其主要特征。人们有了陶器，就解决了生活中储水及烹煮食物的困难问题；有了石斧石刀，就可以砍伐林木，用以搭架房屋。长期的大规模的狩猎和采集活动的结果，人们渐渐知道了驯养牲畜和种植植物。此外，大规模的渔捞，亦在这个时期出现。男女之间也逐渐有了分工。女子多从事制陶器、纺织。而男子则多从事耕作、狩猎、捕渔、作战，并因而掌握了经济大权，使社会组织不能不从以前的女性中心变成了男性中心。人们开始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农业遂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此外，在这个时期的陈列柜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陶器”介绍。当时的陶器大体上可分“彩陶和黑陶”两个大系统。陶器的发明，使人们的生活得到大大的改善，解决了储水及烹煮食物的困难。正如其他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一样，陶器的发明也表现了人类的高度智慧。这种智慧同样是劳动创造出来的，是前人生产经验和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彩陶文化”，制作精巧，绘画艺术亦极高妙。这充分说明了人类在有了分工及生产力发展之后，便自然而然地趋向于艺术的创造。
五、铜器与原始公社的解体
陈列品最后说明了铜器的发明、战争的频仍与阶级社会的产生。这时已是野蛮上期。这个时期的人类，在历史文化上的创造，已经是相当的辉煌了。不但战争与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已经空前提高，还发明了手臼、车、纺织、及油酒的制造，并已知道制造金属工具，甚至还知道利用杠杆及滑车搬运大石，修造坟基与建筑房屋。
很显然，铜的发现促成了原始公社制的解体。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提高了，人们的生产便有了剩余，于是使剥削成为可能；加以战争频仍，有些强有力的军务酋长便成了独裁者，过去公选酋长的制度也自然被废除。这就是所谓“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据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的推断，当时的农业生产也从随地耕种变为固定在一块土地上的轮耕，农田所有权也由于氏族制向着大家族崩溃及大家族的分化而从公有、分配变成世袭和私有。牧畜、狩猎、打渔等亦因生产力发展，土地的分划和占有而趋向个人化。私有财产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逐渐出现。特别是战争中的俘虏，这时也变成私有财产，不再被杀而是被统治者们强迫着为他们从事生产劳动。这就为奴隶社会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而“奴隶”实际上就是此后人类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从此，中国大陆上的人类即跨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阶级之间再也不是“共饥其饥、共寒其寒”的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不是别的而是残酷的阶级斗争。
谁是历史的主人？谁创造了世界、改变了世界？历史已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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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西北局
通知所属单位认真学习党史
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七月二日发出关于西北区在职干部学习的通知，其内容如下：一、在七月份内，各处都应当很认真地领导各级干部对党的斗争历史，作一次初步的学习，给以后进一步学习党史及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打下初步的基础。高级程度的干部，学习刘少奇同志在北京庆祝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同志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陈伯达同志所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陆定一同志所写的《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习仲勋同志的《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以及中央各负责同志的文章；一般干部只应以学习乔木同志的文章为主，再参阅其他文件（不一定要全部读完）。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且应组织几次有关党史的报告和有准备的讨论。在学习党的简要历史时，一定要针对各地干部思想情况去进行思想教育，严肃地批判与纠正思想方法上的经验主义与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居功自满情绪等倾向。二、党史初步学习结束后，从八月份起，高级程度的干部，仍按自己原定的学习计划，照常进行；中级程度的干部，可以学习一本《论列宁主义基础》，或是别的读物；初级程度的干部，当地如未预定学习计划，即可开始学习政治常识读本（《学习初级版》）。三、十一月开始举行各级干部的全面考试，并以这次测验的结果调整程度，最后确定编级，为明年全党有系统地理论学习准备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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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西北区级机关委员会开始布置中共党史学习
中共西北区级机关委员会，于本月四日，召集了机关支部书记及学习负责同志会议。根据西北局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通知的精神，由赵守一委员，就学习党史的目的、方法作了说明和具体布置。会议规定学习党史的时间，按学习的发展情况，由各机关自行规定。务使每个同志在学习党史以后，对党的历史、党的路线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问题有初步的认识。会议又着重讨论了教员问题。为了加强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会议决定成立党委讲师团，团长由党委书记洗依同志兼任，秘书由党委副书记杨雨林同志兼任，主持日常工作。讲课内容、地区划分、讲师分工等问题，即将由讲师团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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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辞去了世界教会协进会主席之职
赵紫宸
一九五○年七月世界教会协进会中央委员会在加拿大的京城开会，公布了一个文告，指责北朝鲜为侵略者，并怀疑斯德哥尔摩的和平呼吁的真正动机。从这文告公布到我辞世界教会协进会主席之日，中央委员会或协进会总干事竟没有来函将文告通知我。约在本年二三月间，我才在一个杂志上看见那荒谬文告的片段。这一点也是使我痛恶的。
世界教会协进会是一九四八年八月间成立的，内中有全世界一百五十余个基督教教会为会员。当时筹备委员会征求了菲律宾、日本、朝鲜、印尼、缅甸、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代表团的同意，提我为六主席之一，以我代表后起教会。后起教会里有许多前进分子，都是与帝国主义不妥协的，我代表他们，当然义不容辞。其他五个主席，一个代表美国教会，一个代表英国教会，两个代表欧洲教会，一个代表东正教教会。
一九四八年九月回国之后，我不曾参加过一次主席团的会议，也不曾到过中央委员会。我屡欲辞职，总因恐怕对不起菲律宾、日本、朝鲜、印尼、缅甸、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后起教会，没有立即成为事实。本年四月十六至二十一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集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我参加了，使我增加了警惕，深深地痛恶美帝国主义利用了世界教会协进会进行其侵略政策。回到学校之后，我即与同事们商量，决定辞职。辞职的信是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发的，是一个抗议。信上说：主席团：
去年七月世界教会协进会中央委员会公布一个文告，指责北朝鲜为侵略者，并怀疑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会议的和平呼吁的动机。这个文告将我置于莫明其妙的地位，因为一方面我是世界教会协进会主席之一，另一方面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忠实的人民。近来我更觉得居留在这种地位上的不可能。我既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民，自不能不对于托朗托的文告提出抗议——这个文告多么像华尔街的口吻——而做了一个主席却好像应当是赞成这种言词的。我不能再做世界协进会的主席了。因此，我辞职并请将我的姓名从我所参加的协进会的各种委员会上完全勾消。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要说我有全部自由肯定我对于吾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与忠心。
在基督恩导下的赵紫宸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