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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购棉储棉工作取得基本经验
但尚须作艰苦努力才能完成购储任务
自中央和河北省党、政领导机关发出关于推动广大棉农开展爱国售棉储棉指示以来，售储棉花已成为河北省广大棉农的实际的行动。由六月一日至三十日，全省已购储皮棉七百四十万斤（合籽棉二千四百六十六万斤），仅石家庄专区即收购了一百二十六万多斤。目前各地棉农正在进一步大量售储中。但河北省在六月份购棉储棉的成绩，离国家所分配的任务仍相去很远，还须作艰苦的努力。就已有的经验看来，开展这一运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推行爱国公约·加强政治教育
（一）要推行爱国公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明售棉储棉即是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并进一步说明了人民政府历来就采取奖励植棉和照顾农民利益的政策，使棉农发了家，但农民也必须充分供给国家的需要。河北许多地方的棉农经过党员、干部、劳动模范的带头，激发了爱国心，一致提出“卖爱国棉”、“存抗美棉”等口号。丰南横沽村在中共支部党员带动下，全村群众四天把所存的一万四千斤都卖给了国家。
设立统一机构·加强领导检查
（二）各级领导干部一般都重视这个工作，以党、政负责干部为核心吸收有关部门（银行、花纱布公司、合作社等）组织联合购棉委员会，推动各个部门组织力量，与中心工作密切结合，开展了爱国售棉储棉运动。定县专区从专区至村都建立了售储棉花委员会，专区以地委书记和专员为正副主任，并以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主，建立了联合办公室，具体指导售棉储棉工作。该专区各级政府和中共党委分别召开了党员干部、社员、民兵、群众、存棉户等会议进行动员。为深入指导这一工作，省至县各级领导机关都组织了大批干部深入区村，进行检查与帮助，发现了许多问题。如定县专区新乐县有些领导干部在售储棉花中不善于与其他工作结合，孤立地进行收购工作，使收棉工作走了弯路；新乐县南苏庄、朱林两重点村，由于工作不深入，只收到四百三十斤（实际棉农有棉五千多斤）。石家庄专区有的县发现强迫群众卖棉等问题。这些错误都得了及时的批判和纠正。
严格管理市场·注意教育私商
（三）严格管理市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稳定棉价制止私商争购的有效措施。经验证明：凡这样做了的就大量的收到棉花；不这样作的，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完不成任务。各地都曾发生私商抬价争购的事。各地领导干部及时召开了商人、棉贩、交易员会议，进行抗美援朝与推行爱国公约的教育，规定市场管理具体办法。花纱布公司与合作社明确分工，并统一市价牌价，缩小地区差额。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后，商贩一般不但停止了争购，并把原存棉花卖给国家。如晋县召开三十四个棉贩会议后，即有三十个人自动把一万五千斤棉花卖给国家，并提出：“爱国公约上已写好协助政府稳定物价，咱们要抗美援朝，就决不再作这生意啦。”束鹿二区九个村三十一户棉商，经过教育，也自愿把原存的一万四千四百斤籽棉和一千多斤皮棉卖给国家。适当调整了市价牌价、加强了市场管理后，私商停止争购，市场上棉量大增，一般市场上棉量增加了一至八倍。辛集一般集日只上棉三、四千斤，后增到二万五千七百多斤。位伯小集镇由日上棉花三千七百斤，增到一万四千三百多斤。这就便利了收棉工作。束鹿仅十天工夫即收进了七十五万三千多斤，丰南县半个多月的工夫亦购进了皮棉十万多斤。但是也有的地区与此相反，不是积极地加强市场管理，不去教育与提高商人的觉悟，而是单纯地限制和监视强迫商人把存棉卖出，结果并没有收到多少棉花。
大量设收棉站·便利群众存卖
（四）各地花纱布公司、合作社除组织工作组到重点产棉区村收购外，大量增设收棉站。天津专区增加了十三个收棉市场，石家庄专区在各县增设了二百六十个收棉站，同时供应棉农日用品。清苑将银行五个办事处改为收棉站，每站都配备银行干部一人；此外全县七十二个基层社都代购，并在四十个集镇上设立收棉摊。望都县合作社并结合自己的业务，以布向农村交换棉花。保定专区以基层社为主建立了九十二个收花站，自本月十日至二十日共收了皮棉二十万零一千五百六十五斤。曲周县收了棉花后大量供给了各种必需品；例如一次运煤炭六十船，三天即售卖完毕。各地并及时推销了大量豆饼、水车及各种农具等。
（本报特约记者董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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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大工程人员技术工人奋力支援农民
洪河上游石漫滩水库胜利完工
可减少淮河洪水流量并灌溉农田九万亩
淮河支流洪河上游的石漫滩水库，自今年四月初全面开始修建，至七月初已经胜利完工。这是淮河上游第一个完成的水库，也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成就。它给新中国今后长期的水利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此，河南治淮指挥部特于七月七日在工地上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庆功会，奖励参加这项工程的有功人员。
石漫滩水库的作用在拦蓄淮河支流洪河上游的洪水，使自高山流下的湍急的山洪，经过石漫滩峡口时，紧紧地被拦蓄在群山环立的深谷中。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洪河中下游和淮河干流的洪水流量；另一方面在洪河枯水时期，还可将水库的水放出来灌溉农田。这个水库共可拦蓄洪水四千七百万立方公尺，可灌溉农田九万亩（前误为三万亩）。全部水库工程包括三个主要部分：一、拦河修筑一条连接两边山头，长四百五十公尺，高二十二公尺的土坝。二、在坝的右端山头开凿一条长八十五公尺的输水洞，洞口须装置一座控制水流的闸门。三、在坝的左端山头开挖一条四十公尺宽的溢洪道。如水库内水位接近坝顶时，部分洪水可由溢洪道泄出，以保护坝身的安全。
完成这样一座水库，在解放前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同时，在目前我国工程人员很少，技术经验还很缺乏的情况下，兴办这样的工程，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没有广大工程人员、技术工人和民工的通力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战斗在石漫滩水库工地上的百多名工程人员中，百分之八十是华东和河南的大学或专科学校的学生，其余是远道从华东、中南的水利部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抽调来的。技术工人们主要是原在西北区修筑宝天路的技术工人。工地上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以及工程器材，都是从东北、西北、山东、上海、南京、汉口、郑州、衡阳等大行政区和大城市四处运来的。这一切，充分显示出新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伟大力量。
整个水库工程进展的过程，也是工程人员和工人们不断地学习和克服困难的过程。参加工作的学生们，把工地当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在工地上组织了许多专门性的技术研究小组，如隧道组（研究凿输水洞）、土坝组、溢洪道组等等。在穿山开凿输水洞时，工人们遇到了坚硬的红英石，原来用空气压缩机的钻花打炮眼（放炸药）时，仅六分钟就可打一公尺深，但此时只能打一公寸深。工程人员和工人、学生们这时就共同想办法，终于在十七天内打通了原计划需要一个月才能打通的输水洞。因为技术工人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除了自己工作外，还要负责训练民工。以铺设轻便铁道为例，起初会架设铁道的工人，只是李玉勤一人，现在已经有三百多个民工会铺铁轨了。开凿输水洞的扶钻工人，起初仅有六个，现在已有三十八个民工学会了扶钻技术。此外，工地上还有许多民工学会了拌合混凝土、架设电线、安装电灯和开抽水机等技术，他们都是经过先进的技术工人们热心培养出来的。
在方圆不过一千二百公尺的工地上，四万民工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山坡上，山脚下，山谷里到处浮动着黑压压的人群，健壮的民工们，抬着满筐的土穿梭似地飞跑。从山坡上，可以望见一条围绕工地行驶在轻便铁道上的斗车队，三百五十辆斗车每辆由三个民工推着，一车紧接一车地将千米以外的土运到红旗招展的土坝上，坝上民工立即将土扒出平好，空车又向前驶去。斗车的流就这样整天像转盘式地循环运土，从不停留。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土坝四周来往运土的数十辆铲运机、推土车、卸土车和装土机等等，每一架铲运机由一人架驶，自装自运，每日能抵上五百到八百个民工的工作。土坝上近十部压土用的羊角辗，排成一字长蛇阵，不断将倾在坝上的新土压得又硬又结实。
巨大的水库建造工程，使四周翻身农民对伟大祖国产生了无比的热爱。远在数十里外的农民，每天像赶会一样络绎不绝地来到工地参观。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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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乡安阳两县在购棉储棉工作中怎样进行初步的思想动员？
新乡、安阳两县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区村干部会议上，反映出了区村干部、存棉户对售棉储棉的一些错误观点和思想顾虑，并提供了一些初步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的经验。
在会前，有些区村干部对购棉工作是不重视的。他们存在着许多错误观点，认为“棉花卖不卖是花纱布公司的事”，“群众急着用钱自然就卖了”。安阳西蒋村干部马双喜，会前曾把棉花卖给了私商。他当时的想法是：“谁给我钱多就卖给谁。”因此，做好报告，说明纱厂停工原因及对全国人民和农民自己的影响，说明人民政府对棉农的各种帮助，批判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才能把干部和代表的思想集中到如何完成售棉储棉任务的议题上来。
报告以后，大致有两种思想情况：区村干部、新翻身户代表觉悟高，存棉少，纷纷将存棉全部报出，卖给国家；但对如何发动群众卖棉，则感到困难，觉得“宣传没本钱”，“不好发动”。一部分人主张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安阳县一个村的中共支部书记说：“回去开个会，啥也别说，不卖棉花就问他是啥思想。”东灰上营村干部说：“回村就说清查户口，暗暗登记存棉，叫他自报，不报让他说道理。”新乡县许多代表主张：“回去以抗美援朝压他，问他是不是中国人。”
存棉户代表则表现沉默，按道理棉花应卖给国家，但又有一些思想顾虑：怕棉价还涨，麦价还要跌，卖棉买麦，将来吃亏。“一下子卖或存了这多棉花，捐献会拿多少？”“怕其他存棉户思想不通，骂自己；怕曾经向自己借棉而没借给的户，看到这次卖棉，说自己小气。”
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开好会议，使干部和代表觉悟提高一步，是开展售棉储棉运动的重要的环节。
第一，反复地讲清爱国卖花的道理。要用农民切身经验，对比时光，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如村干部和人民代表在讨论时有人说：“这是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他想封锁咱，想叫咱工厂关门；咱农民放着棉花不卖，等大价钱，不是也把咱人民自己的国家封锁起来了吗？一定要卖给国家，给美帝国主义个迎头痛击！”在回忆过去，对比现在的时光后说：“日本鬼子、蒋匪军在时也种了许多棉花，曾有过一斤茄子一斤棉，一百斤花三、四块钱还卖不了；有了人民政府，棉价才保了险。”“棉花不能吃，还是非卖不可；如果工厂停了工，要买的东西买不到，对咱农民也不利。”经过这样讨论，村干部和人民代表觉悟提高了，同时也感到回去发动群众有了本钱。
第二，回顾过去的工作中强迫命令的恶果，建立群众路线的作风。许多村干部、代表说：“过去参军、征公粮，不论那项工作，凡是经过从思想上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的，都顺利完成了；强迫办法总闹的几头不满意。这次买花如果也用强迫办法，任务就难以完成，而且使群众不满意，倒给以后群众增产棉花留下顾虑。”因为村干部和人民代表了解了爱国卖花的道理，又认识了强迫命令的坏处，所以就能够自动想出许多走群众路线的办法。
第三，针对棉农具体的思想顾虑，进行说服。存棉较多者，多为较富裕的中农。这是关系中农政策的一个大问题。做好了，购棉就有了保证；做不好，不仅会影响任务的完成，并且会打击群众的植棉情绪，影响对中农的团结。新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厅长针对棉农顾虑，专门解释了政府的政策是：（一）麦价不会跌，因为政府照顾棉农也要照顾种麦的农民。棉价不会再涨；再涨纱厂就织不成布。政府要照顾农民还要照顾工厂。（二）捐献飞机大炮是要增产捐献；我们提倡卖花投资生产，以增产一部分捐献。而且捐献要完全自愿，决不强迫。（三）卖花是爱国、是光荣，其他存棉户思想不通，我们可以用道理打通他们的思想。他们思想觉悟了也会自动把存棉卖给或存给国家，决不会骂先卖棉花的人。对于那些存了许多棉花而不肯出卖的人，倒是大家都会瞧不起的。曾向自己借棉而未借给的，因为这次是把棉花卖给国家，也会体谅。报告以后效果很好。
（平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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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笼统地提出问题
——与陈有功同志讨论基本建设的设计问题
陈青
陈有功同志反对人民日报对于基本建设中没有正确设计即行盲目施工的现象的连续批评。他认为这些批评是“学者坐在玻璃窗内”，“不知事情难办”的议论。他的意见（见七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后，我已听到不少赞成的和反对的意见，说明他所提出的问题需要从认识上澄清，才能使今后的基本建设工程中不犯或少犯“没有正确设计即行盲目施工”的错误。
陈有功同志的意见之所以能够取得某些同志的拥护，或者说是代表着一部分企业领导干部的意见，是由于他笼统地提出了基本建设中以至企业管理中的多方面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确有不少困难，而为企业的领导同志所时刻关心尚未能迅速解决的。但这些问题并不都是造成“没有正确设计即行盲目施工”的原因，因之，有必要分析陈有功同志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使论点明确，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
首先他认为人民日报的批评，是把基本建设的成绩“一笔抹杀了”。这种提法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其结果，容易引起盲目的反对批评的情绪。通常不愿接受批评的人，好以“难道我都错了吗？”的反问态度，实际上拒绝批评，这是不够冷静和虚心的表现。人民日报六月十六日的社论在开始即指出，是“有些基本建设的投资，没有经过设计……就动了工。”而其结语则号召“只要我们自己肯努力、肯学习，就能积累经验，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更大的成绩。”因之，是否把成绩“抹杀了”不必争论。所以需要指出此点者，是为了防止强辩的情绪。
主要的我们来分析一下陈有功同志所提出的“客观方面的困难的极多的事实”，是否就是发生没有正确设计即行盲目施工的原因；所谓“各企业的组织刚刚建立，有的民主管理还只是形式，工资亦未全面调整，资产清理只是初步，成本核算刚刚学会，”等等，这显然是属于现有各企业的生产管理中的问题，并不涉及基本建设的设计问题。对于新建企业固然无关，即是对于在原有企业中进行基本建设，也只是共同的一般性的问题。既然过去多数的基本建设在这种共同情况之下还能进行得好，因之它就不可能是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尤其应当指出的，凡是能够进行基本建设的企业，必然是在管理和生产方面都较正规的。倘若不是这样而冒然进行基本建设，那首先在指导方针上就发生了偏差。
陈有功同志特别强调的两点是“预算送了上去，好久不批”，和“严重的任务压在头上，基本建设干是不干”。这两点是目前基本建设中极为重要的情况，值得详加讨论。
关于预算批准迟缓，我们也有此感觉。其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是上级需要考虑通盘的和长远的建设问题；另一方面，则恰恰是由于预算本身的不健全。譬如：好大求快不顾条件地多要钱，没有条件设计就要动工等等。这样的预算，上级是难以快批的，甚至是批不准的。这一点是我们提出基本建设要求的重要经验。而且预算的内容就是要钱的详细计划，就是包括：调查、设计、施工计划、拨款要求，定货和人员培养的详细计划，怎能说预算迟批会妨碍设计呢？
关于“任务紧迫”的问题：国家并未要求我们只求快，不管技术干部有多少，而盲目进行基本建设。相反地却是一再指示我们根据资源、财力、人力等条件来进行详细的设计，先要办好，不要贪多。那么有没有任务紧迫的现象呢？有的，但其原因却主要是由于我们有些同志太着急了，热心工业建设，不大顾及条件，轻率动手，弄得工作被动；即所谓“主观”都是想办好的，但却走了弯路，欲速不达。这一点也是我们的重大教训，而不是辩解设计不周的客观理由。
陈有功同志虽然列举了很多客观困难，但他自己也未能和“没有正确设计即行盲目施工”的主题联系起来。在他的意见的最后一段也只能说出“设计不周，还不是因为技术人员缺乏吗？”经验不足，干部缺乏是人所共知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共同纲领才规定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方针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政府的各种指示和决定，始终是贯彻着这个总的方针。但有些机关在执行这个方针时的情况就表示：照顾全局的精神还不明确，而是从局部的情况和需要出发，希图走近路（不愿认真设计），结果适得其反。因之，检讨我们已经发生的错误，应从基本建设的指导思想入手，从对待设计的态度入手。“客观原因”只能限制我们的量的发展，不应限制我们对于质的要求。尤其重要者是以如何的态度来努力克服客观的困难，力求进步。
企业的基本建设中确有许多困难，诸如物资供应，交通运输，包工，拨款等等，这主要是施工过程中的问题。各级工作中的缺点是造成工作困难的一个方面，应用力克服，但对已经发生的错误，则务必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检讨。一味强调客观困难，只能妨害自己的进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及政务院对这一问题的决定和指示，都还需要我们企业工作者好好学习，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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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购棉储棉工作中的几种错误的典型
有些干部做了落后棉农尾巴不注意政治教育和市场管理
新乡专署负责干部曾亲往新乡、获嘉、修武等县检查了购棉储棉工作。一般说，各县领导上均已注意这个工作，召集各经济部门作了研究，订出工作计划，现正准备召开扩大干部会议与棉农代表积极分子会议，采取大发动方式往下贯彻，这是很好的。但以上三个县工作中有些问题还应十分注意。据了解，在购棉消息传出后，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差，有的同志宣传中不是完整的全面的解释政策，仅简单片面地说国家困难，要购棉花，反使部分棉农认为棉花是宝，越发珍藏不售。获嘉有从上海回来的商人告群众说：“那里纱厂因缺少棉花停了工。”有的棉农听了就说：“这可得把棉花保存好，等好价钱再卖。”据调查七里营几户棉农就存棉三万六千斤，再三动员仅储存到银行六百斤；亢村一户有棉一千二百斤，只承认有二十斤。这说明棉农对个人与国家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还没有什么认识。有些领导干部也缺乏整体观念，片面强调农民暂时的经济利益，忽视国家与农民的长远利益，不了解牌价政策也不研究物价规律，做了农民落后思想的尾巴，也在喊叫“牌价低、市价高”。目前少数市场虽牌市价相差，但也不过差三百元上下，合麦子不过五两左右，只要我们加强市场管理，是可以争取平衡的。如果我们跟着提价，私商势必再提，这样必然会引起物价波动，市场混乱，对棉农不利，仍解决不了牌市价的差额问题。
根据以上情况，各级领导同志必须很好地教育干部，纠正尾巴主义思想，并迅速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爱国热情与政治觉悟。使农民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平原日报）
洛阳专区许多干部盲目乐观半月完成任务不到百分之五
河南洛阳专区各县的购棉储棉运动，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放松领导，致未获得应有的成绩。许多干部在开始时，都认为动员参军任务都完成啦，这还有啥困难！群众中积极分子也普遍反映说：售棉储棉政府不但付给足够价钱，而且是光荣爱国，只用政府一号召，很快就可以完成啦！各县对存棉数量估计，只以一乡或一区推算整个县，究竟每县存棉数字多大则不摸底。具体进行时，只一般地作了号召布置，没有很好地展开宣传，不能及时解除群众顾虑。没认识到解放时间不长，群众觉悟和认识还不高，怕“冒尖”，怕提高成份，怕说富，怕加派“捐项”等各种顾虑很多。目前棉花生了蚜虫，更怕秋后缴不了预购棉花。对这一些顾虑，事前都没有预见到；结果使购储工作遇到了严重困难，障碍了运动开展。洛阳县因为对存棉数字不摸底，个别区向下布置时，让乡干部挑战自报，有的乡干部不根据实际情况，多报了数，回乡没办法，就把任务分配到村，村里又均摊到户。结果没棉户还得买棉售储；又加之有些私商投机取巧，高抬棉价。工商行政上忽视了市场管理，以致原来九千六百元一斤的棉花现在提高到一万四千元，闹得棉市很乱。
因为以上原因，所以自六月七日任务布置后半月时间，全区完成数字不及预定任务百分之五。目前该专区各县亟应纠正此种盲目乐观、不正视困难条件的偏向，否则工作无法前进。（河南日报）
片面宣传对农民的眼前利益大营购棉储棉工作走了弯路
中共河南省陕州地委工作组在陕县大营乡进行购棉储棉工作中，因为没有从政治上启发农民爱国热情，只片面宣传购棉储棉办法中对棉农经济利益的照顾，曾经起了相反的作用，使工作走了一段弯路。经过是这样：工作组初到该乡时，群众正忙于麦收。大家便分头个别了解存棉情况，并召开小型座谈会，进行个别宣传。但在宣传中没有掌握从政治上提高农民觉悟的方针，而是单纯帮助农民算经济账，宣传售棉储棉如何如何对自己有利。农民认识没有提高，于是纷纷揣测。有一部分人以为棉花成了宝物，奇货可居，越发深藏不露。甚至有的乡干部也想不通，觉得现在棉缺，麦后粮价要跌，国家号召售棉，“反正是叫群众吃亏”。工作组在一个闾召开中农座谈会时，二十多户中农只到了七户。一般富农则逢人便哭穷。有一个青年团员报了家中存棉，回家就受到他父亲的责备。
以后工作组研究了这个教训，决定召开代表会、群众会、各种座谈会，系统地宣传政府为什么要号召售棉储棉，将棉售给国家对支援抗美援朝、对工人弟兄、对各阶层人民以及棉农自己有那些好处。同时也讲解售棉储棉的具体办法，消除了若干棉农的误会。在各种会议上注意启发棉农回忆过去，看看现在，想想前途，认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样做的结果，群众普遍反映：“价钱是顶够了，多少年也没有一斤棉花能顶十斤麦。”“为了抗美援朝，我一两花也不留了。”接着就掀起了售储爱国棉花的热潮。六月十六日到十八日，三天时间，即售出棉花一万余斤（另有籽花一部）。
经过这段运动，该工作组初步体会到以下两点经验：
第一，发动售棉储棉运动，必须结合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使群众了解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不能片面地宣传售棉对农民有那些眼前的经济利益。经验证明，当群众了解了售棉储棉的政治意义后，爱国售棉的热情是会发扬起来的。
第二、必须深入地宣传与贯彻生产政策，解除群众、特别是富农与富裕中农的思想顾虑，比如怕露富、怕复查、怕斗争或提高成份、怕加重负担、怕将来调整斗争果实等。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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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批评缺点并不是抹杀成就不讳言缺点才能改进工作
——对陈有功同志的信的意见
读了七月十日人民日报上陈有功同志的信，我们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陈有功同志认为批评了基本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就是抹煞了基本建设工作中的成绩，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以来，党和政府领导着全国人民，在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成绩是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这些成绩是应该肯定也是已经肯定了的。但不能说有了这些成绩就可以忽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相反地，正因为我们党对工作中的缺点采取了不妥协的斗争，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今天的伟大成绩。因此，我们认为陈有功同志的认识等于这样说：批评个别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就是抹杀中国共产党光荣伟大的成就。这样说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对缺点的容忍，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歪曲理解。
二、陈有功同志认为基本建设工作中的缺点是由于客观困难造成的，这理由是不充足的。我们承认，在旧中国这么一个烂摊上进行建设是有困难的，但我们看看报纸上批评的单位，是不是都是由于客观困难造成了这些缺点？如阳泉矿务局四矿修建了八栋工人宿舍，竣工不到两个月，工人占用不满一月，就因另一工程需要这一块地基而全部拆除；材料库的围墙在不足半年的时间内更改三次。太原建筑公司设计之晋南面粉厂修建工程，没有勘测地基是否适用，就盲目制订图案，使山西建筑公司修建乙种仓库时，挖掘地面六十公分就发现泥水；原设计的乙种职工宿舍，挖掘不足四十公分也发现泥水。同时，又因上述建筑物地点有碍厂内铺设铁轨，只得全部被迫弃工，重新清除厂内堆积的大批废砖瓦砾，另行施工（见七月六、七日人民日报第二版），难道这些都是由于“企业组织刚刚建立”、“预算决算极不及时”“任务既重，时间又急，资材更不充裕”等客观困难造成的吗？
三、陈有功同志认为人民日报的批评是“学者坐在玻璃窗内”，“不知事情难办”的议论，更是错误的。我们党的特点之一是紧密地联系群众，党报的批评任务是从群众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然后提出问题指导改进工作，决不是坐在玻璃窗内的官僚主义者。因此我们认为陈有功同志的意见是没有根据，不能成立的。这仅仅说明陈有功同志对批评的错误理解和对抗情绪。如果有一部分企业领导干部存在着像陈有功同志一样的认识，将要严重地阻碍我们克服建设工作的缺点，妨碍我们在建设工作中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因此我们认为陈有功同志的思想应彻底检查并进行深刻检讨。
北京牛街四十二号读者 李盈 沈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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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家口搬运公司工人搬运沥青块多人中毒
有关部门应进行检讨
工人日报在四、五、六月份曾连续报道了搬运工人中毒事件，以提起各地机关、公私企业部门及搬运公司注意。但在六月六日，张家口竟又发生工人搬运沥青中毒的事情。东北贸易部京津办事处委托张家口察哈尔省信托公司代销沥青块。他们运到张家口的沥青块系用草袋包装，搬运时很容易中毒。但他们却不事先通知对方。察哈尔省信托公司不知道沥青的性质，搬运公司在承揽时，也未注意到沥青有毒。所以，工人在搬运时毫无防备，结果有三十九人中毒。夏玉泉、朱文华两工人因中毒较重，以致吐血。幸因救治及时，全部中毒工人很快即恢复健康。
工人日报曾一再揭露了工人搬运毒品中毒事件，但东北贸易部京津办事处往张家口发货时，为什么不向对方说明物品的性质呢？而张家口察哈尔省信托公司及张家口搬运公司，不弄清物品是否有毒，就随便让工人搬运。这说明他们对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均极不重视。我希望他们接受此事件的教训，并在报纸上公开检讨。
张家口市总工会劳保部 夏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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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防止搬运工人中毒！
最近数月，在青岛、烟台、天津、张家口、北京等地，曾不断发生搬运工人因搬运毒性物品而中毒的事件，最严重的如青岛、烟台两地，曾接连发生八次，共有五百七十个工人中毒，并有两人中毒至死。这事应引起各地公私企业、搬运公司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严重注意。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有关干部对搬运工人的健康和安全问题极不关心，不给工人设置必要的防毒器具，不向工人进行防毒教育；不问货物是否有毒，就随便让工人搬运；有的甚至明知有毒，也不去设法保护工人的安全。对各地已经发生的工人中毒事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应认真查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在报上公布，以便教育大家。今后，为防止此类事故发生，搬运部门对搬运毒性物品应规定必要的安全制度，备置必要的防毒器具，向工人进行安全防毒教育；若发生事故，绝不得以“不了解物品性质”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各出售和购运毒性物品的单位，必须把物品性质事先告知搬运部门，如不这样作，则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生产毒性物品的企业，在毒性货品出厂时，必须严加包装，并在包皮上注明物品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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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山东省人民监察委员会
对青岛搬运工人孙奎端中毒身死事件已作处理编辑同志：
四月二十三日山东大众日报刊登了青岛市搬运工人因给中国进出口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搬运毒性物品而中毒的消息（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亦刊登了关于此事的来信）。我们看到后，立即开会讨论，认为这是欺骗工人阶级，玩忽人命的严重问题。当即与山东省总工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劳动局、山东省人民检察署等各有关部门共同组成检查组，于四月二十四日到青岛调查。现将此事的经过及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批准的处理办法告诉你们。
事实经过：
搬运工人中毒，在青岛，烟台已共发生八次，中毒工人五百七十名，并有二人中毒身死。仅该公司搬运毒品安尼林油，致使工人中毒的即有三次，中毒工人一百零二名。最严重的一次是三月二十七日给该公司搬运安尼林油，有二十人中毒，工人孙奎端中毒身死。该公司对搬运安尼林油，事前不把物品性质通知搬运公司，以便工人准备预防，反诡称“搬运杂货”，欺骗工人。在搬运当中，工人提出质问，该公司指挥工人搬运的收发员王文科仍不告诉工人。工人感到有毒，已觉手麻面烧，再度追问，王文科却无理斥责工人。这样，工人再也不敢问了，勉强把二百五十一桶货全部搬完。结果，造成二十人全数中毒、一人死亡的惨痛事件。事后，该公司副经理龚志恒一直不肯检讨错误，并处处包庇辩护。储运室主任朱鸣高则忙于奔走搜寻口实，坚持否认中毒事实，并强将死者剖腹化验。在工人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经本委员会发觉，派员组织调查时，该公司某些领导干部，仍以对抗态度，抹煞事实，强辩理由，推卸责任。直到总结会上，一切事实证据具在，他们才勉强承认错误。
责任分析与处分决定：
（一）该公司收发员王文科，亲身负责指挥工人装运货物，早知安尼林油为毒品，却一再欺骗工人，实负工人孙奎端中毒身死的直接责任。决定撤职法办。
（二）该公司仓储科科长于良德，是储藏货物、调拨工人、筹划装卸的直接负责者。前两次工人搬运安尼林油中毒事件，他都清楚地知道。而此次他事前欺骗工人，事后又捏造事实，说搬运安尼林油事先已通知工人准备防毒，企图以此欺骗上级。因此，对工人孙奎端中毒身死，应负重大责任。决定撤职法办。
（三）该公司储运室主任朱鸣高，事前既不接受过去数次发生事故的教训，事后又用种种办法推卸责任，如说死者孙奎端抵抗力不强，直至逼使死者剖腹化验，造成极端恶劣影响。故对此次事件亦应负重大责任。决定撤销职务，并交由人民检察署查究法办。
（四）该公司副经理龚志恒，身受人民重托，担负领导任务，却拿工人生命当儿戏。事件发生后，他对搬运公司的抗议和青岛日报的批评，均置之不理。对中毒身死的工人，直到剖腹化验证明中毒身死后，他对上级写报告仍捏造称：“检查结果，据大夫说：可能主要是心脏病。”始终不肯老实虚心检讨错误。决定给以撤职处分，并交由人民检察署查究法办。
此外，并责成该公司除对孙奎端家属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之“工人因公伤亡抚恤条例”及工人中毒耽误上工的损失，以及食宿所耗一切费用的具体情况，负责优恤补偿；该公司并须对此事件进行深入检查，订出妥善的安全制度，教育干部贯彻执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山东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