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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河北省委购棉宣传指示值得各产棉区党委参考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发出购棉宣传指示，要求产棉区的党委会广泛而深入地宣传购棉意义。指示说：党的组织应向产棉区的党员以及农民说明目前国家收购棉花中的困难情况；讲清楚把棉花售给国家或存在国家委托的经济机关，就是热爱国家、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表现，并用算账的办法，向农民说明售棉、储棉是利自己、利国家的事情。应当说明，农村中的共产党员不但应积极领导和参加农业生产，还应领导农民贯彻党的工农互助政策，时时关心和协助国家的工业建设，而目前带领群众售棉、储棉，就是贯彻这个政策的具体行动。指示要求产棉区的农村支部委员会立即为售棉、储棉问题专门召开一次会议，研究本村的存棉数量及棉农的心情，订出动员农民售棉储棉的办法；然后召开全支部的党员大会及青年团员大会，号召他们在售棉、储棉中起模范作用。同时并应帮助本村的群众组织拟定售棉、储棉计划。每个中共党员及青年团员要首先卖出自己的棉花，以实际行动进行宣传。各区、村的宣传员、传授站，应就售棉、储棉问题专门向当地宣传员讲授一次，指示宣传办法，交给宣传任务，组织他们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农村中的一切壁报、广播台，均应表扬售棉、储棉运动中的模范人物与模范事例。农村中党的组织还应利用生产空隙，分别召开劳动模范、农民、妇女、家长、革命军人家属的小型座谈会，宣传政策。一切家在产棉区或产棉区有亲戚朋友的党员干部，应给亲友写信，动员他们售棉、储棉。
编者按：中共河北省委及时发出关于购棉的宣传指示是完全必要的。在产棉区党的宣传工作应以推动爱国售棉、储棉运动为紧迫的中心任务，河北省委规定的各项办法可供各产棉区党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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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举行控诉大会
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于本月一日在上海举行控诉大会，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参加大会的有协进会全体工作人员和上海市各基督教团体及教堂的代表，共一千二百多人。
在会上进行控诉的，有协进会会长吴高梓、副会长崔宪详、执行委员陈见真、干事林永俣及前协进会会务委员会主席缪秋笙等五人。
在协进会工作已达二十多年的崔宪详，首先将他亲眼看见的美帝国主义利用协进会侵略中国的罪行提出控诉。他说：“协进会这个组织，就是著名的美国基督教头子穆德一手策划组成的。美籍传教士掌握了协进会的经济、人事、事工计划等一切大权，利用协进会调查我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况，每年都有大批的调查统计材料送达穆德。”他进而揭露协进会的“调查与占领特别委员会”就是一个情报机构。该委员会负责人施德敷从一九一六年起进行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全面调查工作。调查费用由美国资本家洛克斐勒供给，调查的范围包括我国十九个省份。该委员会在调查工作中动员了外籍传教士五千多人，并与当地封建军阀相勾结。调查的结果便是在一九二二年完成的题名《基督教占领中国》的调查报告。接着，他又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协进会破坏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勾结蒋匪帮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他说：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美国大资本家洛克斐勒曾特别以七万五千元美金供给协进会劳工部，作为向工厂工人“布道”的经费，以麻痹当时中国工人阶级高涨的革命情绪。抗战时期，美帝国主义又通过他的走狗、前协进会总干事陈文渊，勾结蒋匪帮组织所谓“军事生活辅导团”，为蒋匪帮训练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军队。一九四七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又公开指使当时协进会会长梁小初等组成南京访问团，表示支持伪国民政府以及拥护蒋匪所发布的进行反人民内战的所谓“总动员令”。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协进会进行侵略的历史罪证。
缪秋笙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协进会破坏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阴谋，并检讨了他自己曾被美帝国主义利用，参加了这一阴谋活动的错误。一九五零年十月，协进会举行第十四届年会时（当时三自革新运动已在全国展开），前任协进会干事、帝国主义分子海维德（英籍）曾指使缪秋笙在年会程序中排除讨论三自革新问题的议程，并企图通过缪秋笙以会议名义发表一项反对三自革新运动的宣言。同时，潜伏在基督教卫理公会内的美帝国主义分子黄安素，以协进会的旧宪章为借口，派遣美籍教士四人参加年会，企图控制年会的讨论，缪秋笙当时对于这些破坏阴谋并未拒绝，只是在年会中多数爱国代表的坚决反对下，才没有实现。他在控诉会上沉痛地说：“我受了帝国主义的利用，现在我表示要完全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今天的控诉，就是这个决心在行动上的开始。”
吴高梓在控诉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新阴谋。他说：就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北美差会联合会拟订了一个“中国基督教事业五年计划”。这个计划规定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的五年中，增派新教士二千人到中国来，并且详细规定了他们的工作范围和工作任务。
陈见真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协进会散布思想毒素的文化侵略罪行。他说：协进会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曾散布了很多反动的言论。例如在二卷十二期《天风》周刊上，毕范宇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挑战》的文章，公开污蔑苏联，污蔑共产党，并用原子弹威吓教徒群众。曾经麻痹、毒害了不少教徒。
大会最后由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主席吴耀宗作总结。他说：五位同工的控诉，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是长期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无孔不入的。中国基督教能否新生，就要看她能否肃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影响。他号召全中国的基督教徒们都要勇敢地起来控诉，为基督教的光明前途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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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
吕叔湘 朱德熙
第二段 从字到句
句子是什么。
一般语法书上说，“具备主语和谓语这两个部分的是句子。”（主语和谓语的意义底下再讲。）这个定义很有用，可惜不周密。一方面，有些句子并不具备这两个部分；另一方面，具备这两个部分的也不一定都是句子。因此，好些语法学者想法给句子找个周密的定义，比如说，“句子是相对地完整而独立的语言单位”。“完整”是指意思方面，“独立”是指运用的时候能单独站住，不必添什么。例如“那是人民日报，”意思完整了，也能单独说出去，使对方满足。可是这完整和独立是“相对地”，因为只有回答人家的问话“那是什么报？”的时候，“那是人民日报”才能叫人完全满足。要是你凭空来个“那是人民日报”，人家是估料你还有下文的，比如“你要看不要？”或是“六百元一份”之类。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是人民日报”就不是绝对地完整而独立了。这种定义，周密是周密得多，可是又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句子的定义虽然很难下，句子是怎么个东西是不难从具体的例子认识的。对于我们中国人，这个认识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句子这个概念一向很模糊，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也往往就在这个上面出毛病。我们平常说的“句”，意思很笼统。我们说，“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结果这句话可能说上五分钟，这里的“句”比语法里的句子大得多。可是我们又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两句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两句诗，这里的“句”又比语法里的句子短得多。表现在我们的文章上，好些句子的结构还不完全，可是作者已经圈断了；或是，更常见，一口气写下百儿八十个字，明明可以分成几个句子，可是作者一直都只用逗号（，）隔开。所以，把句子的性质弄清楚，对于我们是十分需要的。
简单句、复合句、分句。
让我们还从上一节头上的定义出发，“具备主语和谓语这两个部分的是句子。”例如“我们必须克服困难，”这是一个句子，“我们”是主语，“必须克服困难”是谓语。同样，“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句子。那么“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这是一个句子还是两个句子呢？这是一个句子。这是一个“复合句”，是由两个简单的句子拚起来的。原先那两个句子，就它们的内部构造说，我们管它叫“简单句”；就它们作为复合句的部分说，我们管它叫“分句”。
是不是所有的简单句都能随意拚凑成复合句呢？不成。要看它们的意思是不是密切关联。比如“我看的是人民日报”，跟“你看的是光明日报”可以合成一句，跟“他是不看报的”就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儿。要合也成，得稍微改动一下，比如说，“你看光明日报，我看人民日报，他却什么报也不看。”读者可以在每天看书看报的时候注意那些复合句，看它们里头的分句是不是密切关联。有些句子是很松散的，是可以分成两句甚至三句的。
句子形式。
在上一节的例句里有“自己不懂”四个字，也能分成主语（自己）和谓语（不懂）两部分，这算是句子不算呢？这不算是句子，因为它被包含在一个句子里头，作为那个句子的一个成分。它跟分句不同，分句是半独立的，它是完全不独立的。我们管它叫“句子形式”，意思是它只有句子的形式，没有句子的作用。一个句子里头包含一个或几个句子形式，还是一个简单句，不算复合句。
“自己不懂”是“东西”的附加语。句子形式还能做别的成分，如“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情”里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我们反对美帝武装日本”里的“美帝武装日本”都是句子形式，前者是做主语用的，后者是做宾语用的（第四段里讲）。
字和句之间——词、短语。
句子是字积累起来的，写在纸上是这样，说在嘴里也是这样，这都不用细说。可是讲语法的人不大理会“字”这个东西，要讲“词”。词是什么呢？跟字有什么分别呢？粗疏一点说，字是形体和声音的单位，词是意义的单位。一个字可能也是意义的单位，那个字就同时是一个词；但是许多词是两个字合成的，有些词是三个或四个字合成的。前者我们管它叫单音词，后者我们管它叫多音词。如“人”“手”“吃”“喝”，每个字都是有意义的，所以都是词。这是单音词。“言”“语”“民”“义”这些个，说在嘴里，听在耳朵里，意义都不明确，都只是字，不是词；只有“言语”“语言”“文言”“口语”“人民”“农民”“民主”“主义”“意义”这些才有明确的意义，才是词。这是多音词。两个单音词也能合成一个多音词，跟两个简单句合成一个复合句一样；例如“火车”“报纸”“解放”“斗争”。
这样，从语法讲，构成句子的是词，不是字。词和句子是语法上的两个重要单位。可是好几个词连在一块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句子，例如“克服困难”“词和句子”等等。这些不止一个词可又不成为一个句子的东西，我们管它叫“短语”。这只是语法上的一个术语，千万别误会，以为短语一定都是短的，事实上有时候可以比一个短句子长得多。
短语可以依照它内部结构分成好几个类型。（一）联合短语：它的部分是平等相联的，如“词和句子”“完整而独立”。（二）主从短语：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主体，另一个部分是附加的，如“我们的祖国”“主要形式”“老老实实地学习”。（三）动宾短语：一个动词加上它的宾语，如“克服困难”“保卫和平”。（四）主谓短语：一个主语加上一个谓语，中间用“的”字连接，如“中国的解放”“态度的坦白”。
这四种短语之中，前两种虽然也常见，我们没有常常说到它们的名字的需要。后两种短语是要常常提到的。尤其主谓短语是个生疏的名字，要说明几句。主谓短语在形式上跟主从短语很相像，如“中国的解放”和“中国的历史”；但是实质上等于一个句子形式，只是当中多了个“的”字，比如“庆祝中国的解放”，跟“庆祝中国解放”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从前人把这种格式里的谓语部分解释为抽象名词，这是不妥当的。名词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受副词的修饰。可是我们能说“中国的终于解放”，能说“态度的不坦白”，“终于”和“不”都是副词。
正如句子里头可以包含句子形式，短语里头也可以包含短语。例如“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这是一个动宾短语；“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是一个主从短语，里面包括“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统治”三个附加语；“对待反革命阶级”又是一个动宾短语，那里面的“反革命阶级”又是一个主从短语。不但这样，短语里面还可以包含句子形式，例如“自己不懂的东西”就是一个主从短语，里面包含“自己不懂”这个句子形式。
第三段 词类
区分词类。
区分词类，是为的讲语法的方便。可是有一个先决问题：汉语的词能分类吗？有人说，一个词可能一会儿做名词用，一会儿做动词用，一会儿做形容词用，一会儿做连接词用，根本不能分类。这个话有点过甚其辞。汉语里的词能做两类或三类词用的究竟是少数，别种语言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要肯定汉语的词能分类。
汉语的词应该怎么分类呢？拿什么做分类的标准呢？我们不详细讨论。一则语法学者中间还没有定论，一讨论就会没结没完。二则词类区分虽然在语法理论上是很重要的问题，在实用上并不是语法的最重要的部分，远不及句子结构的重要。可是无论怎么分类，最好能服从一个原则：词的基本意义不变，所属的类也不变；这样，词类的分别才有意思。如果说，附加在名词上头的都是形容词（如“木头房子”的“木头”，“活动房子”的“活动”），放在“的”字后头的都是名词（如“中国的解放”的“解放”，“态度的坦白”的“坦白”），可以加“了”字的都是动词（如“人老了”的“老”）——如果采取这样的看法，那就不但词类的区分没有多大意思，而且自然而然会走向“词无定类”的结论。
词分八类。
我们暂且把汉语的词分成八类。
一、名词。 不必举例。这里面又分出一小类：
副名词 个、只、件、尺、斤，等等。表示人物或行为的单位。一般名词不能直接和数词相连，当中必须加个副名词。
二、动词。 不必举例。这里面又分出一小类：
副动词。 把、被、从、往、向、给、对于、由于、关于、除了，等等。副动词的特征是不能做谓语的主要成分，如“我把报纸”是不能成句子的。大多数副动词从前叫做“介词”。我们为什么取消“介词”这个类名呢？因为照从前的说法，“他在家养病”的“在”是介词，“他在家”的“在”是动词，这是不合于词类区分的原则的。所以我们把介词归并在动词里，只把其中不能做谓语的主要成分的分出来做一小类，叫它副动词，从文言里继承过来的“于”和“以”也包括在内。
三、形容词。 范围比有些语法书里的形容词广些，包括所谓“状态副词”。例如“慢车”的“慢”和“慢走”的“慢”都是形容词，“慢慢地走”的“慢慢”也是形容词，只是用来形容动词罢了。这样，形容词就不会一会儿是形容词，一会儿又变成副词。附属在形容词这一类的是：
数词。 一、二、三、十、百、千、万、半、几、些、点，等等。
四、代词。 我、你、他、谁、什么、怎么、这、那、哪，等等。
五、副词。 比有些语法书里的副词范围小，只包括先、再、又、也、还、就、很、不、常常、偶然，等等。这些副词是不能作形容词的。
六、连接词。 和、跟、但是、因为、要是、除非，等等。
七、语气词。 吗、呢、吧、啊、啦，等等。
八、象声词。 包括“叹词”如啊、哟、唉，“问答词”如噢、嗯、嗄？和狭义的“象声词”如砰、乓、哗啦。这类词的特点是写法不很固定。
这八类词里面，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意义比较实在些，可以称为“实词”；代词、副词、连接词、语气词的意义比较空灵些，可以称为“虚词”，和从前所谓“虚字”的范围大致相同。副名词、副动词、一部分数词，也可以归在虚词里。在整个的词汇里，实词占绝对多数；但是虚词的数目虽然小，在语法上可比实词重要得多。
词尾。 不成为词的字有两类。一类就是“言”“语”“民”“义”这些，是组成实词的主要成分。另外一类，像“子”（桌子、椅子），“头”（木头、石头），“们”（我们、孩子们），“么”（这么、那么），“着”（看着、写着）这些，既不是独立的词，又不是实词的主要成分，只是附著在实词后头，像个尾巴似的，我们就管它叫“词尾”。词尾的作用跟虚词差不多，不过因为它不独立，不能归在虚词里，可是“虚字”是可以把它们包括进去的。
“呢”“吗”“吧”“啦”这些字也是不能独立的，可是它们不是附著在词的后头，而是附著在句子（或句子的部分）后头，因此我们只能还把它们算做词。词尾本来是词变成的，现在还有两个词正在转变之中，还没变完全。一个是“了”，原来是个语气词（吃饭了），后来又分化出一个动词词尾来（吃了饭了）但是动词和“了”之间有时候能插进一个词（吃好了饭了），可见它的词尾的性质还不完全。另一个是“的”，原来是个连接词，但是在“我的”“红的”“慢慢的”里头可以，也须应该，算词尾（尤其是在后面不跟别的词的时候，如“这是我的”“这是红的”“慢慢的！”）。但是在“我看的报”里面，“的”还是一个连接词。现在把“慢慢的”写成“慢慢地”已经很普通，把“我的”写做“我底”的也很多，这个“地”和“底”不成问题是词尾。还有一个“儿”字，又特别些，它已经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音缀，常常不写出来。写出来的时候，自然也是个词尾。
（本段完，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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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试拿一枝尺来量武训的为人
黄炎培
批评人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不立什么标准，光是短中取长，说是某人总比一般人好；某甲比某乙好，但某乙还比某丙好。第二种手头掌握一枝尺，在这枝尺上，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标明，什么是新的事物，什么是旧的事物，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落后的，倒退的。某人某种行为，是不够我这枝尺所定限度的，在这限度以上当然也可以比较短长，但基本要求，须先够这枝尺所定限度。过去论人是第一种，结果不免把思想陷于混乱，现今论人论事是第二种了，手头有一枝尺了。
如果评论现在中国的人物，这一枝尺是什么？就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序言和总纲写明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基础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就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这就是说明了这一枝尺和这枝尺所定的限度。评论历史上的人物，也同样要有适合当时的历史情势的尺。批评人和事，应该先把这来量一下。当然，我们虽崇敬反动社会下的先觉者，也不应该粗鲁地苛责那时代一般人为什么还不觉，但我们站在今天新民主主义时代，论人论事，这“是”和“非”总须求得正确的。合乎这枝尺所定限度的，就是“是”，不合的，就是“非”，否则思想就会陷于混乱。
根据了这个意义，试来批评武训。
过去一般人光宣扬他办义学，而忽略了他三点：一、他是给人家做把戏，吃驴粪蛋，吃蛇蝎，用种种丑恶的方法来行乞得钱的；二、他是向穷人放债生息成为高利贷者，因此成为有地二百三十多亩的地主；三、他到后来出了名，是和满清知县，巡抚等大官往来的，武训是这样一个人。
恕我没有能直接地多化工夫去批评武训，只想提出比他稍后出世的两个人来比较：
距今五十年前，当满清末年的时候，上海有个叶澄衷，是创办澄衷学堂的，又有一个杨斯盛，是毁家创办浦东中学的，一般歌颂他们的，每用武训来比美，这是不配的，叶是上海黄浦江上摇舢板船出身。杨是水泥工人出身，都是从劳苦工人起家，当时有些人看劳苦工人和乞丐同样是微贱，可见那时思想太不正确了。尤其是杨斯盛在浦东中学开幕的一天，他自己训勉学生，提出“勤”，“朴”两个字说了许多自立，自尊，自爱的话，他办浦东中学出了名了，满清巡抚要把他事迹奏告满清皇帝请奖，他大大反对，连一张履历都倔强地不肯写来送。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它们自身都有其自然趋向没落的规律性存在，但从深微地看，人类的自尊心，就是反封建的起点，从劳苦作工，取得生计上自立，因此表同情于穷人们，要扶助他们自立生活，有了这个念头，前进一步，就和反抗剥削阶级，反抗资本主义走上一条道路了，当然这些都说不上革命的。
我们在今天应当判定武训这些丑恶的行为，高利剥削的行为，向着官僚摇尾乞怜的行为，是无耻的，是“非”的，不能因他办学而宽恕的，不值得歌颂的，我们论是非是有一枝尺的。
附告：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我在大公报上发表一篇短文，题是一个“情”字。说：“武训因自己的苦痛，想到人们的苦痛，为了要求解免人们的苦痛，不惜自己身受终生苦痛，这样的一个人。”这些事实，根据李瑞阶所写武训年谱。（此文大公报同日发表）把丑恶行为，高利剥削行为等，年谱上都略去了，当时我不知道，现在读了人民日报谢兴尧“武训其人其事”，我明白了，过去所说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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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召开全国学生第十五届代表大会的通知
一、自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闭会以来，已经两年多了。在这两年中，中国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学生由于执行了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的正确决议，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和新民主主义教育下，在学业方面、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根据上述情况，为了在学生中更普遍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和进一步地提高学习成绩，准备更好地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而服务，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四届执行委员会按照会章，决定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五届代表大会。
二、本届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
（一）总结两年来中国学生运动的经验；
（二）确定中国学生当前具体任务；
（三）修改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
（四）改选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三、本届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及名额分配：
（一）区域学生代表：以省（区）、市（中央直辖市及大行政区辖市）为单位，原则上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每五千人选派代表一人之比例产生，但高中专科、大学与初中应有不同比例，其余额不足五千人而在二千五百人以上者可增选代表一人，全省学生不足五千人者亦可选派代表一人。在少数民族学生较多地区，此比例可酌予放宽。兹根据以上原则及各地具体情况，分配各大行政区代表名额如下：
华北四十一人，东北三十八人，西北二十五人，华东一○○人，中南一○四人，西南四十五人，内蒙二人。
各大行政区学生联合会根据以上原则，分配各省、市代表名额。各省、市学生联合会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以选举方式或其他方式产生代表。
凡已成立学生联合会之省、市，由学生联合会负责进行代表选举工作；尚未成立学生联合会之省、市，由上级学生联合会委托该地教育机关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协助选派代表。（台湾省学生代表由本会另行通知选派。）
（二）华侨学生代表：由本会另行通知选派。
（三）国外留学生代表：由本会另行通知选派。
（四）邀请代表：为鼓励同学与工农兵结合，树立学生与工农兵结合的模范旗帜，本届大会特设立邀请代表。凡离校不超过两年，参加土地改革、军事干部学校、抗美援朝工作、工业农业建设、科学研究及从事文教、艺术等工作、表现成绩优异者，由各大行政区学生联合会邀请出席大会（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学生由本会直接邀请）。各地邀请代表名额如下：
华北六人，东北六人，华东八人，中南八人，西北五人，西南五人，内蒙一人。
四、各地学生联合会在选派代表时，应注意代表的广泛性。代表中应包括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学校的同学及主要省、市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
五、各地学生联合会、学生会在选举代表时，可在同学中广泛征集对大会的提案或建议案，并加以归纳整理后由代表向大会提出讨论。
六、各省、市学生联合会，应搜集并整理以下各种材料和报告，于本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寄来本会：
（一）两年来的工作总结。（包括开展学习和课外活动的情况和经验，目前同学的健康状况及学生联合会的生活福利工作等，可就一、二个城市或一、二个学校的具体经验写成报告。）
（二）学生反美爱国运动的总结。（可就一、二件工作的具体经验写成报告）。
（三）各地学生联合会的各种统计材料。如学联的数目、编制、学生会的数目等。
（四）有关学生运动的书刊、照片、展览物等。
七、各地学生联合会应于本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将出席大会代表名单和简历报告本会。各地代表应携带当地学生联合会之介绍信，于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到达北京东长安街十七号本会报到。
八、各地代表来京旅费由各地报销，返回时旅费由大会发给，开会期间伙食由大会供给。
九、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各地学生联合会应认真充分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结合当前中心工作和各地具体情况，在广大同学中宣传这次大会的意义和目的，号召全体同学以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和努力学习的实际行动，来迎接这一标志着全国学生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胜利前进的大会的召开！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
第3版()
专栏：
新区群众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的一个典型例子
四川涪陵恶霸地主诬告干部案已判决
在第一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作了一个典型报告，报告该会于去年十二月间，调查处理的四川涪陵县罗云乡恶霸地主，“哥老会”头子李炳烈等诬告干部刘巨文一案。
李炳烈在解放前曾杀害共产党员李焕堂等四人，贪污壮丁优待谷数十石，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解放之后，把持农会，抗缴公粮，破坏政府法令。更纠集该乡特务罗泽君、何龙江、李懋馥，勾结“联汉社”、“大同社”、“汉明社”、“福全社”、“一心社”等封建团体及地主李祝荣等，散布谣言，千方百计陷害该乡指导员刘巨文。李炳烈先诬告刘巨文为“特务恶霸”，没有成功。后又唆使特务罗泽君前往暗杀刘巨文也遭失败。最后利用其次子李树生与驻该地解放军某部副排长李天恩曾同在蒋匪青年军共事的关系，向解放军某连副连长刘万钧诬告刘巨文。刘万钧竟擅自派李天恩到该乡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刘巨文。刘万钧赶来参加大会时，李炳烈等又请刘万钧吃饭，以十八岁的姑娘赵碧莲作陪，又用袜子五十双贿赂刘万钧。此后，李炳烈更进一步使用奸计，指使李祝荣等数十人去当地驻军某团部“喊冤”。该团政治处李副主任不对“喊冤”人进行调查，竟擅令将刘巨文押送涪陵县专署处理。李炳烈得知后，又指使李淑尧用银元六十元贿赂刘万钧，嘱在途中将刘巨文杀死，幸被该团干部发觉，未造成惨案。李炳烈见多次阴谋未成，便进一步盗用“和平签名”及借“斗争恶霸”名义，凑集起一千八百七十九个名字（连小孩及死者的名字都写上去），写了“人民反霸请愿书”，捏造刘巨文四十三条“罪状”，向区人民政府直至中央人民政府二十余处投告。“请愿书”中并捏称刘巨文的“反动事实”，业经人民解放军某连召开“全乡人民民主斗争大会”四次，“查明确实”。
此案虽经涪陵专区法院、公安局等机关调查，但因未能深入群众进行了解，故都认为李炳烈等千余人的联名控告，“有理有据”，拟判处刘巨文五年徒刑。
西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察觉此案案情重大。遂派人前往调查。调查人员配合当地政府，结合检查工作，通过个别访问，小型座谈会，先了解本案有关人的历史情况，作了分析之后，又深入群众进行调查。最初，群众思想顾虑很大，怕恶霸报复，不敢实说。经过一个多月才把情况了解清楚。接着帮助当地工作人员整顿农会，清洗不纯分子，召集群众大会，很多人都当众揭穿了恶霸地主的阴谋花样。会上，宣布解散了“联汉社”等一切反动组织。
此案经涪陵专区法院复查公审判决，已于去年十二月将李炳烈及特务罗泽君、何龙江执行枪决。某连副连长刘万钧由涪陵军分区给以撤职处分。该乡指导员刘巨文，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负责，仍继续担任工作。
反革命首恶分子被打击后，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争取了一时被欺骗的落后分子，摧垮了罗云乡的整个封建集团，农民挺起了腰板。农民何家树说：“这下子可算清了罗云乡的历史账，挖了祸根，以后再也不怕地主捣乱了。”被恶霸利用现已觉悟了的刘懋伦说：“今后再不会上恶霸地主的圈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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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防反革命残余报复
云南破获放毒案多起
云南省近在蒙自、开远、建水、宁洱、玉溪、武定、澄江等地先后发现反革命分子放毒杀害当地居民及干部事件。反革命分子二月份里在蒙自县一区八个村放毒。中毒者肚疼、头晕、混身发麻。据该县逮捕的四个放毒的反革命分子供称：他们共有三十余人，化装成乞丐、烟民分三批到开远、蒙自等地放毒。三月五日至十一日，蒙自、开远、建水等地又发现反革命分子放毒事，并捕获了放毒的反革命分子八人，缴获毒药一部。驻宁洱县东岳庙之某部队十余人中毒。该县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罗恒盈，曾制造三十五包毒药。中共曲靖地方委员会干部训练班，在一次晚会上，有三十多人喝水时中毒。玉溪县逮捕了放毒犯六名，其中有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小孩。该县并发现一名司号员被反革命分子收买，阴谋在机关水缸里放毒。反革命残余更恶毒地使用麻疯药毒害人民。在武定地区发生的九起放毒事件中，据化验有六起是麻疯毒药。上述事件，是反革命残余有计划地进行的，各地应积极教育广大人民，提高警惕，严加防范。
编者按：放毒事件，除云南外，在华北、华东、东北、西北等行政区亦发生过。从许多放毒犯的供词中可以看出，这种反革命分子恶毒的阴谋活动，是在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统一指挥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各地机关、团体，应十分警惕反革命分子的放毒阴谋。并须加强对广大人民及勤杂人员的教育，注意对形迹可疑分子的检查；对人民常食用的水源，添置必要的设备，以防受反革命分子的毒害。
第3版()
专栏：
人民久望的一天
——记昌南县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华社记者 剑秋
山东省昌南县（原昌邑南部），是蒋匪军在山东重点进攻解放区时，与地主、恶霸一起向人民进行屠杀最残酷的地区。仅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到十月的短短时间，被杀害的人民即在三千以上。这笔血泪交凝的仇恨，在人民的心里一直压到现在。不少反革命分子在昌南解放后仍继续作恶。
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昌南大张旗鼓地展开以后，县里曾搜集了敌人杀人的凶器和漫画举行过一次展览。展览会陈列有铡人的铡刀，挖人心、剥人皮的刀子，绞人的绳子，烙人的火柱，钉子床，血衣，死难者的碎骨；还有用火油烧、“五牛分尸”、“点天灯”、活埋、奸污妇女等反革命匪徒罪行的漫画。这个展览会虽规模不大，但很多人都不忍看完就含泪退出了。这就是国民党匪徒们所说的他们的“模范县”的“模范事迹”的一部。
血的岁月虽已过去，但人民对这些不共戴天的仇人，对死难者最后的声音，却时刻未忘。饮马村妇女会长张李氏和她十五岁的女儿被敌人活埋时，女儿留恋着她的青春的生命，不肯跳下坑去。母亲便告诉她：“孩子下来吧！有一天，有人会给你报仇的。”
昌南人民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中动员起来，积极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在清明节前逮捕反革命分子的前夜，全县各乡都举行了农民代表会，讨论镇压反革命。大家严肃认真地进行讨论。有的提出：前方打虎，后方打狼。有的说：除了家贼，不怕外盗。他们讨论什么样的反革命分子该杀，什么样的该关，什么样的该管。大家情绪很高，并订出监视反革命分子和保密纪律。辛赵乡在讨论应当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时，杀人凶犯王好文的亲哥、农民王好学也参加了会议。他说：“我负责监视这个坏蛋，他不是我的弟弟。”经过群众讨论后应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由于群众的监督而无一漏网。
清明节这天，昌南各区各乡的人民一致要求政府要在这天惩办反革命罪犯。人民政府接受了人民的要求，全县各区都组织了人民法庭。这天全县各区共有六万人首先公祭了死难烈士和被杀害的亲人，接着在各区的法庭上进行了控诉。第九区日戈庄的农民在控诉杀人的恶霸地主赵玉荣时，被害农民姜士果的母亲控诉道：“赵玉荣，你杀了我的儿，我的眼也哭瞎了，今天我不打你、不骂你，我摸一摸你是不是个人。”人民将埋在心里的血海深仇，一字一泪地控诉出来。意见书和诉状像雪片一样地送到法庭上。会场上卷起了一片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怒涛。
人民法庭伸张正义，依法将一手扒了三个活人心的凶犯郭丙建，用手雷插入生殖器内炸死村妇女会长的恶霸地主于述前等处决，将十四个罪恶较轻的反革命分子分别判处徒刑，将二十几名应管制的分子交给人民管制。农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占味就杀，我们是分别罪恶大小，不同对待。在处理了这一批反革命分子后，农民高兴万分，他们纷纷高呼：“毛主席的太阳照到咱的家门了。”
压在昌南人民心里的石头搬掉之后，农村充满一片新的气象。在盛大的五一节时，七十岁的老人也参加了扭秧歌。人民把毛主席像放在花轿里抬着游行。农民们热烈响应政府的一切号召，不倦地进行生产。全县种六万亩棉花的任务，结果种了十万八千亩。农民把种的棉花叫做爱国棉、抗美棉。小麦有的已锄到三遍到四遍。农民们正动员二万五千个民工修河。镇压反革命做得最好的辛赵乡，农民组织了秧歌队一直把民工送到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