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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组导会议
决定农村建社以集镇或较大村庄为中心
把提高社员政治认识列为工作重心之一
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于五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合作社组导工作会议，讨论合作社的组织工作问题。会议于六月二日闭幕。
会议检查了目前合作社的组织发展情况，认为去年合作社的发展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特别是由于去年下半年以来老区整社工作和新区稳步建社工作方针的正确执行，各地合作社组织已大大巩固起来，并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加以各地合作社的上级领导机构已大部建立，今后合作社的大发展已有了良好的基础。但从几个统计材料看来，目前一般合作社平均只能满足社员需要量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不能充分满足社员需要的原因，除了合作社干部还不熟悉新的经营方法外，主要是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内部机构还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上级合作社大多数还没有单独建立业务机构和业务指导机构；基层社又由于过去大半是按行政区或行政和生产单位建立的，所以不少合作社社员少，资金少，或者社址不适中，社员购销货物不方便。因此会议决定：在农村中建社，今后要以集镇或较大村庄为中心；已经按行政村建立的合作社，应在取得社员同意后合并，以便集中力量扩大经营。在城市中，今后应按以下三种方式建立消费合作社：
一、较大的工厂、学校、机关，有集中的宿舍者，仍可以按生产单位或行政单位建社。
二、在工人集中居住的地区组织工人消费合作社；凡是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工厂、机关职工都可以参加。
三、在没有工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可按区组织混合消费合作社，其社员可包括职工、其他劳动人民、学生。
在各级合作社内部机构方面，会议决定，为了扩大经营，必须单独设立业务指导机构和业务经营机构：一、大行政区、省、县的联合社应迅速在理事会直接领导下设立供应与推销两个业务行政部门，以便更好地指导与组织下级社的供应、推销业务。二、各级联合社应把供应、推销的业务指导机构与经营机构分开，以避免供多于销或销多于供的顾此失彼现象。三、县以上的各级联合社，应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情况及业务需要，有计划地在适当地点建立货栈、仓库、运输站、加工工厂等业务机构。
会议讨论了目前应组织那几种合作社的问题。会议决定：根据目前经济形势的需要，除了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外，还需要大力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渔业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会议认为：信贷业务有关国家的金融政策，合作社不易做好，建议由人民银行去做。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目前还没有成立的条件。
会议也讨论了组导部门目前的工作重心问题。会议决定组导部门目前应着重做以下几件工作：一、目前还有一部分合作社没有整顿，应继续展开整社工作。二、去秋到今春已有一亿三千多万人口的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冬明春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将完成土地改革。为了满足广大翻身农民的要求，应准备大力开展建社工作。但据目前的干部条件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应以种植棉、麻、烟、茶等经济作物地区为重点建社地区。三、要加强政治工作。目前合作社已形成全国性的群众经济组织，但它所起的政治影响还不够广泛。因此合作社必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合作社的工作和它对劳动人民的好处，以取得社会上更广泛的支持；同时，使广大的劳动人民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好处，以培养他们的集体观念。在社内要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社员的政治认识。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城市消费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各级联合社的章程准则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供销、消费合作社登记办法草案等文件。这些章程、办法，将提交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会批准后实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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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万六千基层合作社整顿后信誉大大提高
全国合作社整顿工作已有了巨大的成就。这次整社工作的目的在于使合作社能集中全力为社员服务。据今年第一季度末的统计：自去年七月间全国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决定整社以来，全国已有二万六千五百个基层合作社整顿完毕。目前还有一万一千五百个基层合作社正在进行整顿。已经整顿过的合作社已停止了与社员无关的自由市场活动，开始用调查社员需要的方法来计划供销业务，满足社员的需要；并且已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和会计、统计、计划、表报等制度。合作社的信誉因此大大提高。社员们都说：“这回合作社才真正是咱们自己的了”。尚未入社的劳动人民纷纷要求参加合作社。合作社社员、资金增加的比例很大。据统计：去年下半年内，全国基层合作社只比上半年增加百分之七点五，但社员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股金增加了一倍。
这次合作社的整顿工作能够如此顺利展开，是由于采取了以下的方法：一、先整顿业务，切实满足社员需要，所以社员关心合作社，积极参加合作社的各种组织工作。二、上级社同时贯彻为基层社服务的方针，支持基层社满足社员需要。三、在业务上已做到为社员服务后，便接着建立会计、计划、简单的定额管理与民主管理制度，巩固了整社的成果。四、有的地区人民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登记办法，规定合作社必须符合登记办法规定的条件才能取得合作社的资格，享受人民政府的优待，这样就推动了整社工作。五、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在国家贸易部门的支持下实行定量配售制，合作社间展开了评比运动。
各地合作社在整顿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有的合作社只整组织不整业务，有的地区只整基层社，上级社没有贯彻为基层社服务的方针。这些缺点曾一度使整社工作不能顺利开展。有的合作社在整顿中规定每个社员只能入一股，多者退还，合作社的资金因此减少，影响了供销力量。有的合作社机械地了解不作非社员交易的原则，使农村社员的土产不能尽量销出，社员所需要的物品也不能充分供应。上述缺点在发现后都已及时纠正。
目前在已整顿了的合作社中，又发现了营业额下降或亏累的现象。全国合作总社经过研究后，认为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二：一、一般合作社干部不会经济核算。二、基层合作社社员少、资金少、营业额少、开支大。现在各地上级合作社已开始将这些过小的合作社合并起来，以便集中人力、资金，扩大业务经营，充分地满足社员需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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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军政委员会指示各级人民政府
认真领导进行购棉储棉工作
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推行棉花保本保值存款
华东军政委员会已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政务院购棉、储棉工作指示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产棉区的人民政府）认真领导贸易部门、人民银行和合作社，结合人民团体，向产棉区农民宣传政务院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并切实贯彻执行。
与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上述指示同时，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华东合作总社也发布联合指示，并随文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棉花保本保值有息两便定额储蓄存款的章程，要求各地在开展爱国主义售棉、储棉运动中广泛推行棉花保本保值存款。如果棉农售棉需用现款的，仍应一律照付现款。这个指示又规定：凡有合作社的产棉区，花纱布公司应尽量委托合作社购棉，切实协助合作社解决购棉技术的困难。人民银行应立即在产棉区重要集镇建立营业所，便利购棉、储棉工作的开展。
上海解放日报也于六月六日以《开展售棉储棉运动》为题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有关部门召开棉农代表会议或各种座谈会，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明把全部存棉售给国家或存入国家委托的经济机关的重大意义，使爱国主义售棉、储棉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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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西合作社发展迅速
第一季度吸收五十多万社员 梨树县农民百分之九十加入
东北区辽西省合作社贯彻全力为社员服务的方针，密切结合春季备耕工作，推销社员余粮、副业产品、供应社员生产、生活资料，使全省合作社业务迅速发展。合作社的组织也随之扩大起来。根据三月底的统计，全省已有一百五十五万三千六百五十五名社员，其中在第一季度内吸收的社员就有五十多万人，约占去年全省社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各地合作社集中力量为社员服务，使社员感到满意，许多农民积极要求入社。该省梨树县一百零一个基层社，在第一季度里就增加了四千多股，全县入社的农民已达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各级合作社实行上下级社分工、扩大省内物资交流、基本上满足了社员订货和销货的要求。第一季度仅省社外销的粮食、副业产品就值人民币二百七十多亿元，由各县、市合作社供给社员的生产、生活资料，据不完全的统计就有四亿七千余万元。
但是该省若干合作社由于方针政策不明确，或是没有结合实际业务，单纯地强调整社，因而阻碍了业务的开展。如该省北镇县大城台村合作社主任由县社开会回村后，不经过理、监事会议，也不向社员群众宣传，就生硬地宣布不做非社员生意，同时也不积极搞好供销业务，结果连社员都不到合作社买东西了。其他市、县也有些合作社因办的不好，很多社员抽股加入外村合作社，造成合作社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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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第一纺织公司
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进行民主改革
武汉市总工会主席 赵敏
公私合营的、武汉最大的纺织厂——武汉市第一纺织公司，今年三月末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接着又进行民主改革，肃清了封建残余势力；工人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开始高涨起来。
这个工厂在解放以前是个与官僚资本密切勾结的私营工厂。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就派遣了一批特务打入该厂。他们掌握厂警，并组织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区团部和伪工会，介绍一批流氓打手混入厂内充当领班头佬，控制工人，又利用拜把子、结姊妹等方式拉拢工人，结成封建帮会，以此控制全厂工人。这些特务恶霸在厂中打骂工人、镇压罢工、收捐收税贪污自肥、敲诈勒索、强奸女工，并勾结厂外稽查特务，侮辱欺压工人，帮助资方残酷剥削工人。解放后两年来，政府要做什么，这些坏分子就破坏什么。政府举办反动党团登记，他们拒不登记。该市公安机关曾抓去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改造教育。但这些反革命分子被宽大释放后，仍然威胁群众，并继续破坏生产，散布反动谣言，张贴反动标语。
放手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
今年三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开始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公安局在该厂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余人，并枪决了首恶分子十余人。这时厂内领导方面虽也召开干部会议进行了一些宣传解释，但内容不切实际，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注入，不易为群众接受。因此，群众思想仍相当混乱。受过特务残害的人都说抓得对，抓得好；多数人不了解政策，顾虑很大，不肯讲话；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和跟特务有联系的人则恐慌不安。领导干部发动群众诉苦，群众说：“不用诉了。过去诉了苦，三天哭的吃不下饭，还是不知道坏蛋在那里，没法报仇。”“还有坏人装好人，猫子哭老鼠地假诉苦。”领导干部分析研究了这种情况之后，才初步明确地认识了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决定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教育：教育工人知道为什么要镇压反革命，那些是反革命分子，以及工人如何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等；并发动受害者到各车间去以苦引苦，以具体事例发动大家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经过宣传教育，群众的情绪开始转变过来，开始谈出特务周三毛的罪恶，要求搬掉这块石头。接着，公安局就逮捕了周三毛；工厂领导干部就进一步组织群众控诉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罪行。领导方面把工人在车间诉苦和全厂大会诉苦中提出的要求和材料报告给公安局；公安局就又在该厂逮捕了七个罪恶较大的特务分子。这一下子，全厂轰动起来了，诉苦运动开始深入到小组，工人群众并要求快快处理特务。该厂就举行了四万人的控诉公审特务大会；除该厂职工外，并有各工厂工人各学校学生和一部分居民参加。控诉之后即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开庭公审，把六个特务判处死刑。以后，又进行了追根，说明特务恶霸的后台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过去人民生活痛苦都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造成的；说明我们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还要继续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群众扬眉吐气，政治觉悟一步步提高，胜利信心一天天加强。领导干部又随时讲明政策，团结争取过去被迫被骗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及一般帮会的群众，让他们安下心来，一起参加控诉。
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被镇压后，工人警惕性提高了，劳动热情也高涨起来。“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时，全厂工人组织纠察队积极护厂。四月份为黄梅季节，原估计产量要比三月份降低百分之十。但到总结四月份生产时，产量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超过了百分之一点五，工人说：“出了气，报了仇，做活也轻快了！”
及时领导群众转向民主改革
初步镇压反革命后，各车间工人继续进行控诉。这时，斗争的对象已扩大到小恶霸、封建把头、流氓打手、帮会头子等身上。群众斗争了八、九天，领导上犹疑不定，下不了决心。这些人和特务分子有联系，但并不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后来，领导方面决定和群众商量后再决定如何进行。有人说：“镇压反革命，要镇压干净！”“翻身要翻彻底！”有人说：“大树砍倒了，根不挖还会发苗。”一部分老年工人也要求斗争这些坏分子，但他们说：“这些人该斗，但要想好办法，不能一律看待。”领导上研究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根据老年工人的意见，决定大胆放手支持群众的民主斗争，同时明白地确定把这些人和大特务分别对待、分别处理。从此，该厂在镇压反革命基础上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
领导干部思想上明确了以后，继续深入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打垮封建残余势力。领导方面公开向群众提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打垮封建残余势力，搬石头，翻个身，搞好生产。”并向群众说明封建把头虽和反革命分子有联系，但应分别对待；同时向这些封建把头们指出：要老老实实坦白地承认错误，向群众低头。
经过调查研究，领导方面将这些坏分子分成几类，分别处理。因为领导方面放手支持群众的控诉，武汉市第一纺织公司的民主改革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群众情绪比镇压反革命时更高涨了，多少年不讲话的工人都讲了话。大家说：“这才真解放了，真翻身了！”
在斗争中，一部分封建把头想尽办法逃避。有的拉拢请客，收买软化积极分子；有的装穷装苦；有的布置假斗争操纵会场。领导干部除随时揭露这些阴谋外，并领导群众集中力量对几个顽固的封建残余分子展开斗争，打开了局面。
武汉市第一纺织公司这一段工作的经验证明：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和企业内部的民主改革工作应该结合起来进行。旧企业中的封建把头、流氓打手、封建帮会等，正是反革命分子统治工人的基础。这些人中最坏的就是大恶霸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这样的企业中，镇压反革命实际上就是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的第一步。这些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被处决后，群众胆量壮大，信心提高，势必继续要求掀掉压在头上的封建残余势力。这时领导干部必须大胆放手，组织与领导群众向他们展开斗争。但是，领导方面也必须掌握政策，分别处理。对于其中是工人出身基本上仍是长年劳动的，特别应注意进行教育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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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察哈尔二百余金融小组深入农村开展业务
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一个多月吸收存款四十五亿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察哈尔省分行在农村普遍建立金融小组。今年二月以后，金融小组从二十五个迅速发展到二百十九个。到四月中旬，在吸收农民存款、活跃农村资金、发展农业生产、加速城乡物资交流上，起了很大作用。这项业务受到广大农民热烈欢迎。去年年底察哈尔全省私人存款余额不足二十五亿元；这次金融小组一个多月即吸收了四十五亿三千六百二十九万元。察南专区去年私人存款最高余额为八亿元，金融小组一个多月就吸收了十六亿元。此外，该省金融小组还兑换白洋一五一四五枚，白银二一八二两，办理牲畜保险一九五七九头。放款方面，金融小组共放出三十亿五千五百多万元（内有农贷十四亿二千七百多万元）。其中百分之七十用于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解决种籽、肥料、牲畜、农具、农药等困难。察北用贷款组织了粮食五十五万斤输出；察南用贷款组织了烟叶、白麻、鸡蛋、猪鬃、苇席等物资输出，并给农民带回许多布匹、杂货。
察哈尔省农村金融小组的活动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到村后要经过干部会、群众会和个别访问农民，深入了解村中政治、经济情况，群众的思想情况、具体困难和要求，然后经过干部、小学教员和劳动模范等，利用男女民校和群众聚集场所广泛宣传，使群众了解银行要做什么工作，这些工作对国家和对农民自己的好处。
二、和村干部一起，依靠群众开展业务。万全二区盆窑村金融小组的业务，是通过中共村支部委员王连进行的。王连帮助金融小组吸收了四百多万元的存款，还帮助找好贷款对象。张北金融小组动员土兽医和群众来鉴别牲口，使牲畜保险能顺利进行。其他如粮食牌价、贷户审查、牲畜评价、粮食保管等工作，都是通过村干部、依靠群众办理的。
三、结合中心工作，统一布置。察南延庆支行干部到村，除做金融工作外，也做发动浸种、拌种等中心工作。党政干部除做中心工作外，也帮助开展金融业务。这样使中心工作和金融工作都做出了成绩。
四、结合贸易、合作部门，处理吸存的实物。在大同小南头活动的金融小组，与合作社订立稻籽五千斤的合同。约定吸收不够由银行负责，输不出去由合作社负责。商都支行与粮食公司约定：由公司以每斤高于市价五元收购金融小组吸存的粮食，并派收购小组结合金融小组进行活动，使实物处理迅速及时。
五、经过金融小组的活动，在各村“扎根”，建立村的金融委员或金融委员会，在条件许可时建立群众信用组织。金融小组本身，受支行或营业所领导。条件成熟时，准备逐渐固定起来。这样就使各地农民能随时主动地和银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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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交通银行开始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
交通银行自六月一日起，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指定，开始办理国家对工矿、交通、公用（包括市政建设）、农业、水利、贸易、地质勘测等事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并监督其使用。这一工作，系根据一九五○年十二月政务院《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货币管理实施办法》第五章《监督基本建设投资》的原则办理的。为适应目前具体情况，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特草拟了《交通银行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并监督其使用的临时试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将财政预算上的基本建设拨款改由交通银行拨付。各地交通银行根据总管理处发出的拨款许可通知书和建设单位提送的经上级核准的月份用款计划办理付款，并对各单位支用的款项负责就地检查监督。交通银行监督基本建设投资，是国家迈向计划建设、树立科学化的经济建设制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其作用主要在保证长短期资金严格的划分，贯彻专款专用的原则，使建设资金合理节约而有效地使用，按计划完成国家基本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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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汽车装配厂工人
继续推行高速切削法
车间生产效率比爱国劳动竞赛以来最高时提高了二倍
天津汽车装配厂工人用原有机器、刀具，采用苏联先进的高速切削方法，获得成功。天津市总工会机械技术研究会曾在五月二十日举办表演会请他们表演。表演时，他们用厂内原有的立式铣床和刀具铣平板，效率比过去提高达二十二倍；又用日本式八英尺车床和钻石钢刀（高速钢刀的一种）车内燃机偏心轴和曲轴，效率比平常提高达十二倍半，车活塞环工具的效率也提高了七倍。
这一优异成就是首先由工人邢德禹取得的。该厂工人在北京看完高速切削表演会回厂后，都顾虑苏联先进切削方法不能在自己厂里应用。有的说：“咱这床子可比不了苏联的，怕不够条件吧！”有的说：“搞高速切削法应该使用硬质合金刀具，咱这种刀怕不准能行！”也有人怕把机器用过了力，使机器受到损失；也有人考虑工作物吃刀太深，会不会发热。但邢德禹心里却想，苏联和东北的经验证明，在现有的设备条件下，也可以提高切削速度。要完全换新机器、新工具，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于是邢德禹在业余时间开始了他的试验工作。他把一部日本式六英尺车床的高速钢刀具拆下来，照着在北京参观表演时听说的角度磨成了负前角装上。他又把车速由三十一转大胆地开到二百五十转。这时他看到机器飞快地转动着，铁屑火花四射，他紧张得心直跳。他仔细看了看车床，车床依然那样稳固，摸了摸工作物，不但未发高热，未变形，而且比过去更加平板光滑。他这才放了心。这次切削的活，在过去是要用六小时才能完成的，但现在只用三个半小时就完成了。
工程师金奎和工务员寇文宝听到邢德禹试验初步成功的消息后，主动地根据讲高速切削法的书籍，画了图样，来指导邢德禹，帮助他把刀子的角度磨得更加精确，并帮助他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接着邢德禹在日本式八英尺车床上开始了第二次、第三次的反复试验。由于得到金奎工程师的具体帮助，邢德禹又克服了马达力量小、光杠在高速时带不动刀架等困难。第二次和第三次试验的结果使切削效率较以前大为提高。过去需要十二小时的工作三小时内便完成了。
现在该厂工具部工人都在向邢德禹学习，车间里许多机器主轴的转数都在惊人地增加着。车间的生产效率已比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以来最高时普遍提高了二倍。铣工王玉林的工作效率竟提高了二十一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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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铁路管理局戚墅堰厂
领导干部不注意依靠工人 合理化建议受到严重影响
上海铁路管理局戚墅堰铁路工厂各级领导干部缺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使合理化建议运动受到严重影响，今年工人的建议逐渐减少。当工友们提出合理化建议时，领导干部不是认为“建议太小，没什么价值”，就是认为“建议太大，实行起来有困难”。客车工场今年三月做一一二九换椿头时，原来要把内外墙板全部拆光，拆下来的木料就不能再用。工人建议只拆里墙不拆外墙，这样可以节省三百三十平方英尺的企口缝板。但是领导上却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如果这也叫合理化建议，工场领导人倒该扣薪水了。”工人们反映：“咱们提建议，倒叫领导上扣薪水，以后咱们就不用提了。”翻砂工厂工人多次在工人代表会上建议将烘模炉改装为烧废木屑，可以省煤。领导干部只强调“工程大实行不易”，而不和工友们商量克服困难的办法。工人们提的意见有时不够完整，领导干部也很少给予具体帮助。领导干部更没有随时检查生产情况和技术设备，发现问题，提出“课题”请工友们钻研解决。工友们的建议使工作得以改进，领导干部也没有及时给予表扬奖励。厂里也有合理化建议委员会，但是他们对工友们的建议采取敷衍拖拉不负责任的态度。有的建议甚至被积压十个月不予答复。该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迅速地改变这种情况，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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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愿向志愿军捐献食物者
可捐现款以便统购编辑同志：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廖承志团长在答新华社记者问中谈到志愿军目前的需要，其中有一条是需要具有丰富营养的大量食品：猪肉松、牛肉干、肝类、猪油罐头、各种压缩干粮等。
我们工会小组在研究如何捐献这些食物的时候，讨论到为了简便，为了更适合于志愿军的需要，决定今后不再捐献零星食品，而直接捐献现金，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一购制。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特务钻空子；目前有的地方——如贵州遵义县发现了特务放毒的事件，这确是应引起我们注意的。
现在各地已展开如火如荼的捐献运动，我们愿意将自己的一点意见提供准备捐献食物的同志们作参考。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处工会小组
编者按：这个意见很好。捐献零星食物，既不便于保管运输，而且也难以完全适合志愿军需要，各界人民如有愿捐献食物者，可按照这个建议直接捐出现款委托有关机关统一购制即可。
枪毙了反革命分子张振凯
门头沟矿工欢庆“二次翻身”编辑同志：
京西矿区门头沟煤矿的大把头张振凯，在五月二十二日被枪毙了，矿上的职工，庆祝他们的“第二次翻身。”
张振凯在矿上开过五个包工柜。他从前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当上了机电组主任。他欺压剥削工人二十五年，从来不拿工人性命当回事。他的四号柜上，有一回一下砸死了十五个工人，他还说：“不多！”有一次南石门透水，他为了保存他的水泵，就关了水闸门，把一百多工人关在里面。他说：“臭工人没有我水泵值钱！”结果，工人淹死了两个。在日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时期，工人一天才挣一斤棒子面钱，每天都有人饿死在河滩上，可是他还丧尽了天良，好几次克扣全体工人整天的工资，给日寇佐野小队长送金图章，给任县的汉奸警备队长的妈立功德碑。国民党匪帮统治时，他又纠合地主恶霸，成立“任县旅平同乡会”，克扣工人的血汗钱，给还乡团招兵买马，进攻解放区。他剥削工人的方法是无孔不入的，他扣发工人的煤；吃工人的空额；发工资时，该一块的给四毛；放高利贷时，借九毛算一块。他用贪污剥削来的钱，开了三个布店、两个米粮店、三个五金行、一个胶皮鞋店，工人穿的鞋、厂子里用的五金器材、绸子、布匹，都得到他的铺子里去买。工人磨面得上他的铺子去磨，他磨的面，十四两算一斤，无数的工人饿死在河滩上，他的粮食店用剥削来的粮食养了十条大肥猪。
张振凯在解放以后继续与人民为敌。他隐瞒了国民党党员的身份，私藏了四枝枪，照常欺压工人，和人民政府作对。很多工人听说要枪毙张振凯，高兴得一夜没睡。枪毙他以后，工人们当天晚上就开了庆祝会。矿长、职员、工人包括他的侄子在内，在讲话时，一致表示这个吃工人肉、喝工人血的大把头，早就该死。职工们只用两个钟头的工夫，就编出了相声、快板、大鼓等等，生动地描写他当初作威作福，欺压工人的凶像。以前，张振凯经常在机电工人和采煤工人之间挑拨是非，动不动就挑拨大伙儿打群架。在这个庆祝会上，采煤工人薄德禄，热烈地抱住机电工人说：“咱们原是一家人。大把头过去尽给咱们使坏，现在他死了，咱们得多多亲热，好好生产。”
去年张振凯被捕时，很多工人还有顾虑，怕他被“宽大”出来以后再进行报复。现在，人民政府把他枪毙了。工人说：“这回大把头可回不来了。”在庆祝会上、在壁报上、在漫画上，职工们纷纷保证：绊脚石搬开了，咱们可得努力生产，好好学习，要不然可对不起毛主席。
卢念高
提高警惕严防地主反攻
德清县白彪乡地主竟敢杀农会主任
县人民法庭判处主犯姚杏元等死刑编辑同志：
浙江省德清县新市区白彪乡曾发生恶霸地主杀害农会主任的事件。经过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侦察和当地农民的协助，凶手很快就被捕起来，并经过公审判处了死刑。德清县白彪乡是刚刚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该乡第九村发动群众不够充分，地主的威风也没有彻底打垮，土地改革时地主姚杏元、姚庆元、姚芝元三家的田地、农具、船虽然都被分配了，但是他们却怀恨在心。他们并蓄意要将土地改革中工作表现得很积极、现在当了农会主任的农民王阿林杀掉。今年四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姚杏元、姚庆元、姚芝元三个地主分子即同姚炳初（农会委员，抗战期间曾被日寇捕去，姚杏元等把他“保”回来了，地主们即利用这一点收买了他）、徐赞文（本村教员）、蒋金虎（一个中农）等六人，在姚杏元门口开会，决定好了谋杀王阿林的计策。四月十六日下午，因天下雨，街上无人，蒋金虎就将王阿林叫到姚杏元的草屋内，首先由姚杏元将王阿林推倒压住，徐赞文用手扭住头发，蒋金虎拿了二根稻草绳，套在王阿林头上，姚庆元、姚芝元拉紧缢死，将尸首吊在梁上，姚芝元又拿死者的套鞋从外边泥地上做好假脚印。
在凶犯们没有被审讯招供前，凶犯的爪牙还写了匿名诬告信，说王阿林是被施阿掌（逃亡地主）杀害的。但因我们公安机关经过详细侦察，对该案已掌握了确实的材料，立即觉察这是诬告。经审讯后，诬告犯也都供认了自己的阴谋。
五月二十七日，举行追悼大会，各乡群众的代表都拿了花圈、祭品、挽联，来祭奠王阿林同志，群众代表们并登台讲演，号召农民兄弟不要麻痹，要警惕恶霸地主的暗算，要协助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
县人民法庭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当场开庭公审罪犯。公审完毕，判决该案杀人主犯姚庆元、姚杏元、姚芝元、徐赞文等均处以死刑，所有财产，除留给其家属生活部分外，全部没收；凶犯姚炳初判处死刑，以其在该案中居于较次要地位，所以准予缓期二年执刑，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从犯蒋金虎在审讯中首先坦白，有利于破案，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诬告者也分别判处了徒刑。
农民们听了宣判，并看到把凶犯姚杏元、姚庆元、姚芝元、徐赞文等拉到刑场执行枪毙，非常高兴。
苑宝芳、国静波
张全宝就逮及伏法情况
可拍成电影附入《刘胡兰》影片编辑同志：
看到人民日报今天刊登的杀害刘胡兰的凶犯张全宝已在山西省万泉县就逮的消息，真使我高兴万分。这又一次证明了凡是一切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刽子手们迟早终会落到人民的手里，受到人民的制裁。为了证明这一道理，我建议将凶犯张全宝被捕以及处决的情形拍成电影，续在电影《刘胡兰》的后面，使广大人民都能目睹这个杀人刽子手的下场，以申张正义，鼓舞我们的革命志气。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军需部 刘承宪
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落后商人以本国米冒充“西贡米”
北京市工商局已予取缔编辑同志：
五月九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所载郑直同志反映东四牌楼有些米摊拿本国米冒充“西贡米”问题，我们已进行了检查。最先以国产米冒充“西贡米”出售的，是朝阳门内大街振兴生米庄。该商号在本年一月起，由长沙购运籼米及油稻谷三批，共八百一十四包，加工后在市场批发，也在门市零售，在市场上是按原品名出售的，在门市上，为了迎合一部分顾客的心理，就冒用“西贡米”的名义出售。附近粮摊随后就相效冒充。直到五月三日才经朝阳门内大街摊贩管理处制止。
商贩们拿国产米冒充外国米出售，基本上是一种投机思想在作祟；出售冒牌货，欺骗顾客，更是一种非法行为。我们的市场管理处近在咫尺，竟未能即时取缔这种不正当的商业行为，正说明了我们对市场管理工作领导不够。今后我们当加强市场的管理和教育工作，进一步肃清市场上的投机行为。
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
临清镇人民政府公安局
对违法干部已作处理编辑同志：
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水上分局通讯组反映船民们对临清镇（原信误为临清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水上派出所某些公安干部作风的批评。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现在，我们将此事的处理情况告诉你们。
临清镇水上派出所公安人员违犯法纪、欺压船民的事情，发生在去年十二月。当时我们已知道了这个情况。在去年年关干部鉴定时，我们就作了总结检查，对有关干部根据其错误大小作了处理：水上派出所所长冯月营，思想落后，生活腐化，无原则地纵容干部，且不服从组织调动，已被撤职。治安干事方振岭（共产党员），他的工作作风极不正派，贪污腐化，且丧失立场、勾通反革命分子。现党内给他开除党籍处分；政府并予以扣押，现正在处理中。警察李春海，违法打人、欺压船民，已被开除。
这个问题虽然已经处理了，但我们时时作为自己的教训，因此报上提出这个问题，对我们仍然是有帮助的。
河北省临清镇人民政府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