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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规模最大的游泳场 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揭幕
彭真市长说：我们把最脏的地方变成了美丽的地方，把有害的地方变成了有用的地方。
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已于六月六日下午揭幕了。参加揭幕典礼的，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北京市彭真市长、吴晗副市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冯文彬同志、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廖承志同志、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和作家舒舍予，以及政府、机关、人民团体的观礼来宾二千三百余人。
彭真市长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过去，什刹海这个地方是北京市最脏的地区，是对市民健康很有害的地方。现在，我们把最脏的地方变成最美丽的地方，把有害的地方变成有用的地方。消灭有害人民的旧东西，建设有益人民的新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将这样来改革与发展我们的首都。”荣高棠、廖承志和舒舍予等也先后讲了话。舒舍予在讲话中说：“我今天看见这么美丽的游泳场，简直不敢想像啦！不敢想像十年以后的北京，要变成什么样儿。我是北京人，我是多么爱北京啊！那么臭的龙须沟没有了！这里，过去也是个臭水坑。我小时候，常到这儿来玩。那时是怎样的情形呢？四面是茶棚，中间是个又脏又臭的死水坑。许多人在茶棚里喝茶，有些人拿喝茶当职业，能喝一整天，而且下边还是那么臭！现在，这个地方变了，变成青年们锻炼身体的地方了，拿喝茶当职业的人没有了。这个游泳场的北面，过去是聚贤堂，那里有戏楼，很多所谓‘达官贵人’，坐在那儿看戏，吃鲜藕，吃鲜菱角。现在，那些‘达官贵人’也没有了。这不是平白无故地生出来的，这是政治作用，这只有人民政府才能做到，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修游泳场，花几个钱能说是浪费吗？不能这么说。我们要打美国鬼子，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就要有好身体。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设备，就要利用这个设备，把身体炼得棒棒的。”
典礼毕，即举行游泳比赛、水球比赛、跳水表演。
按：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建设工程开始于去年八月，今年五月底完工。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完成龙须沟整修工程以后，即大力整理全市河湖水系，疏浚三海（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并听取了广大市民的意见，利用天然水系，原来的地形，在前什刹海西小海修建了这个游泳场。
游泳场分参观区和游泳区两大部分。游泳区分设：儿童池、浅水池、比赛池、深水池。此外，还设有日光浴场、露天淋浴处和供游泳后休憩的绿荫草坪。参观区设有书报供应站、阅览处。全场面积共三万三千五百平方公尺，可容四千人，为全国规模最大、设备较完善的一个游泳场。
该场自七日起正式开放。每日开放两场，上午八时三十分至十一时三十分，下午一时至六时。以后并准备增加晚场。开放时须有该场指定的医院或医师签发的“体格检查合格证”才能购买游泳券。游泳券分为普通券、参观券、月票、季票等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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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山东、苏北、皖北等省区人民政府
领导组织群众大力捕杀蝗蝻
河北、山东、苏北和皖北等省区人民政府，现正领导和组织群众大力捕杀蝗蝻。上述四个省区因今春雨水稀少，自五月上旬起先后发生蝗蝻，严重地影响着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河北省的黄骅县五个区，已发现三百一十片蝻群，约合面积一万六千五百亩以上。该省沧县、景县、恩县等县也相继发生蝗蝻。皖北区泗洪县沿湖五个区九个乡，发生蝗蝻面积约长二十里，宽四里，每平方尺有蝗蝻百余只。山东省的新海连市和苏北区的灌云等县的蝗虫和蝗蝻为害相当严重。
蝗蝻发生后，各地人民政府准备了大批药械，发动农民群众大力捕杀。河北省黄骅县人民政府组织群众四千余人，已在该县蝗区挖好四十里长的封锁沟，以防止蝻群蔓延。该县并计划发动蝗区农民使用药械捕杀，争取在麦收前将蝗蝻全部消灭。沧县专区提出“打小打少打了”的口号，号召农民迅速消灭蝗蝻。皖北区泗洪、永城等地农民已成立捕蝗队，并携带农药一万斤，喷粉器二十四架，赶赴蝗区捕打。阜南县农民已捕打蝗蝻三百余斤。此外，山东省和苏北区的人民政府也贷放了大批药械，组织农民消灭蝗蝻。（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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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紧急动员起来防除虫害
最近许多地区发现蝗蝻、稻螟、棉蚜及小麦吸浆虫、金针虫、红蜘蛛等为害作物，虽然是刚刚开始，但却相当普遍。发现蝗蝻的地区，目前已有皖北、山东及河北的不少县份。在这些地区蝗蝻大量迅速生长，再过两三星期，即可变成飞蝗。据调查，去年各地“散居型”飞蝗密度很大，今年蝗虫有大量发生的可能。发现稻螟的，已有福建、浙江、皖南、苏南等地。棉蚜虫则在河北、平原、山东等地都已发现，并正从寄生的杂草中爬到棉苗上。此外，发生其他虫害的地区，面积也不小。
根据上述情况，各地领导机关如不立即抓紧防除虫害的工作，势必酿成大的灾害，影响爱国丰产运动的成就。
为了迅速做好防除虫害的工作，我们认为在已发生虫害的地区，当地领导机关应立即组织除虫指挥机构，把广大农民，紧急动员起来，集中力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虫害彻底扑灭。发现蝗蝻的地区，要求立即加以消灭，不让它变成飞蝗。发现棉蚜的植棉地区，除准备棉油皂、烟草梗、石灰、碱面等农药外，应立即发动妇女儿童展开清除杂草运动。发现稻螟虫地区，亦应马上组织捕捉，务求在未成大灾时予以消灭。此外，在发现害虫的邻近地区，亦应组织群众进行田间检查，随时发现，即予消灭。为此，区乡间应建立情报联系。一处发现，立即报告上级，组织力量扑灭；并通知近邻，立即防范。
有些虫害的防治需要配制和使用药械（如安全棉油乳剂、石灰硫磺合剂等），各地应利用农隙召集区村干部、劳动模范等，进行短日程的技术训练，通过他们传播到群众中去，使能普遍掌握运用。
在整个夏季生产工作中，各地应把防除虫害列为主要任务之一，领导农民安排时间，与进行夏选、夏收、夏种同时，丝毫不放松地交错地进行防除虫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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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郊春耕播种基本完成
北京市人民政府郊区工作委员会，在六月四日召开了郊区各区区长联席会。会上各区汇报了雨后抢种的情况，郊区工作委员会布置了评比选举劳动模范运动和田间选种工作。
到六月四日止，除了个别的洼地因为地湿还没有播种以外，各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春耕播种。一般作物出苗都很好，棉苗出了有八、九成，十一区有的农民作了移苗工作。但是，有的农民怕移苗后不结棉桃，不肯移苗，现在干部正在积极动员农民移植棉苗。如果再没有意外的灾害，估计今年旱地每亩麦子产量有四斗至五斗。火蜘蛛在雨后大大减少了，个别地区还有蝼蛄、地蚕、串皮虫等为害，各区、村政府正领导农民捕捉。
郊区工作委员会为了交流农业生产经验，使农民在生产技术上向前推进一步，指示各区，在麦收前完成村的评比选举劳动模范运动。评比的条件是要在符合农业生产发展方向，执行爱国公约及带动群众生产为基础进行。（丁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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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
关于一九五○年工作总结及一九五一年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续）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钱之光副部长在政务院第六十八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
（二）一九五一年的方针与任务
根据一九五一年国家财政经济的政策方针、投资计划以及纺织工业的实际情况与客观需要，一九五一年纺织工业的方针应是：提高生产，改善管理，重点建设，准备发展。
根据以上方针，拟订一九五一年任务如下：
一、生产计划：根据全国人民需要及机械设备能力、原料供应等条件，进一步实行计划生产，全国公私营纺织工厂的生产数字如下：
甲、棉纱——生产各支纱比一九五○年增加二五·三五％。其中国营增加一三·六九％，公私合营增加三一·○一％，私营增加三九·三九％。
乙、棉布——生产各种布比一九五○年增加七九·七一％。其中国营增加二○·三三％，公私合营增加六○·七六％，私营增加五九·一一％（手织未列入）。
丙、印染加工——各种漂布、花布、色布增加三三％。
丁、麻袋——全国生产麻袋增加一二六·一％。其中国营增加一五一·七八％，私营增七六·○八％。
戊、毛纺织品——全国生产呢绒、工业用呢、绒线等生产，暂以一九五○年实际产量为标准。
己、丝绸——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继续生产，提高质量，减低成本，以争取向外推销。
庚、人造丝——进行小型试验，逐步恢复上海之人造丝厂，培养技术员工。
二、基本建设：国营厂部分按照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进行重点建设，并在发展地区预行勘测、设计，为今后发展准备条件：
甲、新建纱厂增设新纱锭一六二、○○○枚。
乙、制造织布机二、○○○台。
丙、建设纺织机械制造厂一处，争取在年内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三十，并绘新型纺织图样全套。
丁、继续建设东北亚麻制造厂与亚麻原料厂，并恢复东北建设中之麻袋厂、印染厂及棉纺织厂。
戊、由上海迁移西北毛纺锭一六、四八○锭，洗毛机二台，今年先进行迁运、勘测、设计等准备工作。
己、组织棉纺织机及其附属机器的制造工作——对全国公私营纺织机器制造厂，加强组织领导，使能逐年增产纱锭，以供扩展新厂之需。
庚、继续完成新型毛、麻机器的制图工作。
辛、勘测棉、毛、麻新厂厂址及设计等工作，为一九五二年建设准备条件。
壬、严格执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先设计后施工的指示，加强组织领导，并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癸、除国营外，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在内地增加新的设备，并予以必要的协助。
三、根据公私兼顾原则，按照全国原料供应，机器设备能力，市场销售情况，合理分配原料与开工日数。并组织毛纺织业与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定货。加强对私营工厂的辅导工作，密切与同业公会的联系。继续召开纺织机械制造与棉、毛、丝、麻、复制、印染等专业会议及辅助设备，棉、毛检验分级，保全、运转工作法等技术性专门会议，以便更进一步提高与改进技术与管理工作。
四、培养干部与技工：为今后纺织工业发展准备人才，为一九五一年新建各厂配备干部，目前各厂现有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数量均感不足。因此培养干部应列为今后的主要任务之一。一九五一年总的要求是培养中级管理干部与技术干部五百人，技术工人与熟练工人一万二千人。各地区可抽调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技工，加以短期训练，加以培养；对原有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应加强政治教育；对原由解放区参加工业工作的干部，应给予学习业务与技术的机会，并提拔有一定水平的干部担任副职，使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此外，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举办公私营工厂业余技术训练班、短期技训班、专业训练班，以培养一批新的管理干部与技术干部。
五、继续改进工厂管理，并为实行经济核算制打下基础：
在国营纺织厂行政干部中，进一步进行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思想教育，进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教育，加强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的工作效能，明确行政与工会双方职责范围，使工作能密切配合，以达到提高生产、改进劳保的目的。在私营纺织厂中加强劳资协商会议的组织，以促进劳方与资方的关系、并加强职工团结。为使这些工作能够很好的进行，继续开展公私营工厂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组织经验交流，发扬与推广合理化建议，加强责任制，实行奖惩制与职工服务原则，并建立各种必要制度，以提高劳动纪律。在劳动条件与劳保福利方面，根据需要与可能的原则，督促公私营工厂增设必要的安全装置，改进温湿度与卫生条件等，并划拨一定百分比的劳保福利基金。
技术管理方面：首先研究过去的及苏联的先进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定额测定，使各种技术定额逐渐达到合理的标准，并改进机械设备，调整劳动组织，以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劳动强度来提高产量的不正常现象。其次，励行保全制度，定期检修，延长机器使用年限。
财务管理方面：国营工厂实行统一的财务制度，严格收支计划与货币管理制度；试行厂长基金；同时推动公私营工厂加强成本计算、节约原物料、减少管理费用、减低成本百分之一到二。并尽可能地扩大计件工资，实行计时考绩。
业务管理方面：组织原料调配，改进加工标准、研究市场情况，使供、产、销密切结合，健全国营纺织工厂的保险及仓库管理制度，并补助私营工厂进一步改善管理机构，以适应计划生产的需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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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生产
依靠广大群众开展畜疫防治工作
目前各地牛瘟口蹄疫防治情况及经验
今年春季以来，各种牲畜疫病在广大地区内流行。其中蔓延最广、流行最速的就是牛瘟和口蹄疫。牛瘟发生于山西、绥远、察哈尔、河北、甘肃、青海、西康、云南、广东、广西等十省的七十一县。据不完全统计，患病牛达八千零七十三头，死亡六千四百五十二头。山西省防治牛瘟时，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农林厅长都曾亲自领导。有的县份对这一工作不够重视，省人民政府主席就用电话及时地批评纠正。兽医人员在以防为主、以治为辅的原则下，主动积极地进行了封锁、隔离、消毒、预防注射等工作，终于在两个月中将该省十八县、市的牛瘟完全扑灭。河北省提出“牛瘟发生在那里，扑灭在那里”的口号，及时防治，也在短期中基本上消灭了牛瘟，如临城县二区祁村发现牛瘟后。该县人民政府一面报告上级，一面主动地严格地封锁疫区及其周围交通，绝对禁止好坏牛只出院出村。每户门外都设石灰一堆，实行鞋底消毒，各单位首长亲自下乡，一方面领导植棉工作，一方面领导防瘟，县长亲到疫区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号召群众严防牛疫蔓延。为防不法分子造谣破坏，并派公安人员驻在疫村。村干部也都积极负责，配合防疫队进行工作。仅十三天工夫，就把一、二区所有牛只全部完成预防注射，使疫势未得蔓延扩大，没有耽误了春耕。绥远、甘肃、青海、西康、云南、广东、广西等省，现仍有牛瘟流行。正加紧防治中。
口蹄疫于去年五月发生于新疆莎车区。因情报迟缓，未能及时封锁疫区，施行防治，致疫势扩大至全新疆面积的四分之一。今春一、二月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西康相继发生此病，很快地流行到绥远、山西、察哈尔、河北、内蒙古、热河、苏南等省区一百五十六县、旗境内。据不完全统计，有三百四十六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头牛、羊、猪、骆驼染上疫病，死亡牲畜约二千四百五十多头。各省自接得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中央农业部指示后，大都采取了紧急措施，很快成立了各级口蹄疫防治委员会分、支会，进行全面防治工作。据各地不完全统计，动员干部与兽医一千三百九十一人，以封锁、隔离、消毒配合治疗。目前新疆南部、青海东部、宁夏大部分地区、陕北和关中，牛疫已停止蔓延。全国还有二十一县、市、旗未扑灭，现在正大力防治中。
以今春牛瘟口蹄疫的猖獗蔓延和防治情况看，凡是行政领导干部重视，成立了防治委员会或指挥部，经过大力宣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及时封锁疫区，隔离病畜，认真执行防疫措施的地方，如山西、河北、热河、上海等地，防止牛瘟工作都有显著的成绩。凡是没有这样做的，牛瘟、口蹄疫即得以蔓延，造成灾害。（汤建华）
绥远省的兽疫防治工作
绥远省的兽疫防治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由省至专区、县、区各级，都成立了兽疫防治委员会。行政村和较大的自然村，都组织起防疫组。每个有牛户都是防疫组员。在交通要道和牲畜以及皮毛等畜产品集散的地方，如包头、归绥、丰镇等地，都建立了检疫站。各机关团体部队都配合了防疫工作。驻在武川、乌兰不浪的部队和省防疫队，组织了联合兽疫防治队，分成五组，下乡帮助群众进行防疫。绥远省防疫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
第一、防治兽疫不只是技术工作，而且是群众性的组织工作。特别是我们的兽医技术很低，有些疫病还没有有效药品可以防治时，只有靠组织群众，才能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绥远省防治口蹄疫是这样作的：首先经过发动和组织群众，疫区内每一个村都组成防疫组，制订公约，大家遵守，互相监督，武川四区的红大都、保尔合沙、公忽洞等村，防疫小组组成后，立即逐户检查病牛，把病牛禁闭起来，不准外出，严禁和其他牛在同一槽里吃草、喝水，不准和任何牛接近。把病牛死后残存的毛、骨完全清除、烧毁或深深掩埋。结果，这几个村的牛口蹄疫很快就扑灭了。
第二、地方政府要负防疫的责任。如有兽疫发生，首先要由当地政府负责防治。上级政府派来的防疫队或防疫人员，是协助当地工作，应接受当地政府的领导。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绥远省目前各专区、县、区都成立了防治兽疫委员会，一切兽疫防治计划和布置，都由各级委员会负责，一致负担起这一任务；并通过各种会议讲解防疫工作，组织群众和当地中兽医，对疫区进行严密封锁，搜集有效验方，治疗畜病。他们采用了食盐、白矾水溶液医治牛口蹄疫，很有成效。并在群众大会上讲解使用方法，由防疫人员作了实例示范，教会了群众。这样治好了大批患口蹄疫的牛。
第三、要建立健全的兽疫情报组织，制止疫病的蔓延。村防疫小组组成后，谁家的牛发了病，就赶快报告小组，立刻实行禁闭，并及时逐级上报，请区、县防疫委员会派员前往检查处理。
第四、根据牲畜流动方向，从根源地区着手预防，可以制止疫病蔓延。按一般规律，牲畜多是由畜牧区流向半农半牧区或纯农作区。如果畜牧区的兽疫不能及时扑灭，很容易就带到农业区来。因此，目前绥远正在结合内蒙古防疫队，在乌兰察布盟的茂明安旗、达尔罕旗、四子王旗普遍进行牛瘟预防注射，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防治兽疫。（赵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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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读者们回答对武训批判的怀疑
编者按：六月一日本栏发表了一部分对批判武训表示异议或怀疑的来信后，到今天为止我们已接到四十五位读者的来信，批判了怀疑者的意见，现选载四篇于后。希望读者继续来信，参加讨论。
武训“兴学”的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六月一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弃名、董鲁、野痴等先生对批评武训和“武训传”表示异议或怀疑的来信。这些来信中有着一个共同的意见，就是武训“兴义学”的动机是好的，因此不能完全否定。
弃名先生说：“武训死了一百多年了（按：武训死在一八九六年，距今仅五十五年），我们无法了解他当时的居心为何。”其实，从武训一生的丑恶事迹来看，他的居心是不难了解的。
武训的一生事迹说明，他是封建统治阶级最驯顺的奴才和得力的帮凶。武训虽然也受过某些地主的欺压，但他却循规蹈矩地遵守着封建统治的秩序，向地主阶级下跪磕头，“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地为地主阶级干活。武训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出卖《文昌帝君文》、《阴骘文》等“善书”，宣传“贞节”，颂扬“坐八抬大轿”。在他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赏识而挤进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里后，他又用放高利贷、剥削地租、包办婚姻取利、拉房纤等手段来剥削农民。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统治的拥护者，而后来又是骑在农民头上的剥削者，难道可以设想，他会为了“穷人不受欺压”而兴学吗？事情很明白！武训的兴学，正和他一生的丑恶行为一样，是为了宣传封建文化，维护封建统治，替封建统治阶级训练更多的像他一样的奴才。武训的什么“苦行”、“坚毅精神”，也只是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竭尽奴颜婢膝能事的丑恶行为吧了！
从西太后到蒋介石，这一帮反动统治者很懂得武训“兴学”的苦心，并且赞赏他“兴学”的成绩；因而不惜赐以“乐善好施”匾额，赞为堪称“为人师表”甚至为他立祠祭祀，把他捧进封建统治者的庙堂。弃名先生等，也承认武训兴学起了“缓和阶级斗争，麻痹人民思想，对革命起阻碍作用”，“给统治阶级帮闲，帮忙，以至帮凶”的效果，但却又唯心地否认效果，毫无理由地肯定武训的动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此外，又有某些人企图用这样一种说法来推翻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来为武训辩护。他们说：“效果不一定是检验动机的标准呀！故意杀人与过失杀人一样杀了人，但动机却不一样呀！”是的，过失杀人者的动机并不是要杀人；他杀人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历史上也是有偶然事件的。但是，武训“三十年如一日”来“兴学”，起了阻碍革命，维护封建统治的效果；难道还可以说，他的动机是好的，但却“事与愿违”而碰上了“三十年如一日”的偶然吗？
最后，我觉得有许多对批判武训表示怀疑或异议者所提出的问题，报纸上许多文章都已说明过。希望他们认真地阅读旁人的意见，以使讨论更深入地开展。
仲毅
武训“兴学”是为了地主阶级也是为了他自己编辑同志：
读了贵报六月一日读者来信栏所载“怀疑对武训和‘武训传’批评的意见”后，使我更进一步地感到“武训精神”流毒之深，以至竟有这样一些人：在各地报纸、杂志发表了许多批判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文章，“武训精神”是否值得学习的问题已经求得解决之后，仍然为武训辩护，为“武训精神”辩护。辩护者所持的“理由”，仍不过是那么几条。例如弃名先生，如有所悟似地，“发现”了“问题就在这儿”：“武训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弃名先生是认为武训不是为自己利益的，因之他认为“武训不是历史罪人”。董鲁先生这样描写武训：“在兴学的长途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从没有气馁或灰心丧气，这种坚毅的精神与兴学相结合……。”因之他的结论就是：武训“似有未可厚非的地方”。野痴先生则提出“武训兴义学，意非不正”，“择其善者而从之”等等。这一连串的“理论”，不管话是怎样讲法，都是肯定武训和“武训精神”的。
首先要弄清，武训“兴学”是不是为了自己。我认为，武训“兴学”是为了封建阶级，也是为了他自己。很多人曾提出武训的所谓“利他主义”、“苦行”、“大我”等等。利“他”，究竟是利了谁呢？他的“大我”是指的什么？“为了穷孩子”，那是假象，那是欺骗；为了封建统治者，却是实质。武训的“大我”，也就是指的地主阶级。这些道理，历史材料，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中已讲的很多，我不重复了，请董鲁先生等查阅报纸即可。我这里只着重指出一点，即武训为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两者完全是一致的，因为武训是站在当时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的。很多人为武训的所谓“苦行”所迷惑，就好像有些人，曾为压榨和残杀过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装出“吃素”、“行善”的假善人面孔所迷惑一样。这些行凶者和帮凶者，都有这样一套办法。请看：武训成为职业乞丐之后，不从事生产，把农民一年辛苦所得果实，拿来办为封建阶级服务的“义学”，拚命支持将要崩溃的封建社会，这还不是对封建阶级有利吗？武训有功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进封建阶级的庙堂，这还不是对他自己有利吗？这种“坚毅精神”，为了敌人的“坚毅精神”又有什么“可从之”的地方呢？为什么又“不可以厚非呢”？这种“兴”敌人之“学”的“意旨”，又有什么“正当”之可言呢？一切脱离开阶级的、物质基础的所谓“武训精神”是不存在的。武训的想尽一切办法支持将要崩溃的封建社会，为人民的敌人服务的“坚毅精神”、“坚毅行动”是反动的，人人有“起而诛之”的责任的。
张少华
谁懂得革命，谁不懂得革命？编辑同志：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野痴先生的来信，对报纸登载有关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感到不安与担忧。我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与野痴先生来研究。
一、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根据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所作所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不应该死扣一点，妄下结论。武训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呢？是受压迫的人民不堪再受压迫，而组织起来，用实际行动来反抗统治阶级的时代。武训当时干些什么勾当呢？他用“不识字”来掩饰阶级压迫与剥削，来模糊人民的阶级仇恨。野痴先生认为武训兴办统治阶级奴才训练班式的“义学”，“意非不正”，因为是“兴义学为广大人民都要读书”。这样说来，难道野痴先生也会认为美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在中国开办学校进行文化侵略也是“意非不正”吗？难道对于蒋介石提倡的“读书救国”也可以认为“意非不正”吗？
二、野痴先生说：“武训既不识字，他明白什么叫剥削？”“什么叫革命？”我觉得：“剥削”两个“字”确是“读书人”才会写会读，大多数农民确实不认识这两个“字”。可是农民们很懂得什么叫做剥削；知道谁是被剥削者，谁是剥削者；而恰恰正是当时“读书人”才是不愿意明白“什么叫做剥削”。农民们很知道“什么叫做革命”，他们在不能容忍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时，就会起来革压迫者、剥削者的命；而恰恰正是那些认为“不合潮流”的人们才是不懂得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意义呢！野痴先生断定“不识字”的就“不明白什么叫做剥削”，“什么叫做革命”，这是不合事实的。
时舫
没有超阶级的教育编辑同志：
读了六月一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所发表的怀疑对武训和“武训传”批评的意见，我觉得有许多混乱思想是由“教育超阶级论”这个错误观点引起的。
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有些人却对此毫无所知，如董鲁先生就认为“兴学”总是好的，武训“行乞兴学”更是“难能可贵”；而根本不问武训兴的什么“学”，对谁有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何？解其渡先生承认武训的“兴学”给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了一批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但他又把有着不同思想内容的教育混为一谈，而产生了很多他所认为的“问题”。武训在封建统治没落时期，农民阶级起来革命的时期，却“兴”维护封建统治的“义学”，来缓和阶级斗争，因此是反动的，是历史的罪人。是不是在解放前一切“兴学”的人都要不得了呢？那应该要看兴的什么“学”。陶行知先生兴办的育才学校，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因此是进步的。
解其渡先生问：“如果没有从前的‘教育’，又怎能有很多革命工作者出现呢？”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十分混乱的。是的，现在有许多革命工作者是受过反动教育的。但他们之所以革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结果，决不是受反动教育的结果。譬如说：在过去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燕京大学，有许多学生也是革命者。很显然，这些革命者是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而参加革命，决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教育出来的。
杜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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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人民游泳场全景
新闻摄影局 刘庆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