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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报纸工作的思想性
报纸应该根据他们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经常发表社论，发表关于各种工作和思想问题的评论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论文，以阐明人民群众在伟大历史斗争中所遇到的每一种现象。在报纸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则新闻，每一幅图画，也同样应该表现它的深刻的思想内容。有些人把加强报纸宣传的思想性单纯地看成加强评论工作，以为这样一来，报纸就非该发表令人厌倦的长篇大论不可，这是不对的。有些人把加强报纸宣传的思想性看成只是某些大型报纸而不是一切报纸的问题，似乎通俗化与加强思想性是对立的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应该使发表在报纸上的每一行都具有思想性。每一种报纸无论是大型报纸或者通俗的小型报纸，每一个编写工作人员无论是评论作者还是其他作者，都应该把加强报纸的思想性作为自己经常的任务和不断努力的目标。
报纸宣传的思想性的主要要求之一，是报纸应该善于根据群众的实际思想情况进行宣传，在宣传中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以便领导群众前进。我们的报纸是指导实际工作的，是党和政府或其他工作机关用以实现领导的重要武器，因此它必须“善于说服群众来相信党的政策正确，提出并实行一些能把群众引到党的立场上来，并使他们易于根据本身经验认识党政策正确的口号，把群众提高到党的觉悟水准，这样来保证得到群众的拥护，并使群众有进行决斗的决心。”（斯大林语）在群众的思想水平还没有提高到党的水准的时候，他们对国家的各项政策和工作，是会在思想上有各种问题、各种顾虑的。解释这些问题，消除这些顾虑，用各种事实材料来证明它，这就是报纸的任务。例如在去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了全国人民的庄严的任务，但当时有许多人还没有从思想上认识这个口号的正确性，还存在着许多顾虑，例如怕“惹火烧身”，主张“最好关门建设”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报纸写了文章解除了这些顾虑，批判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发表许多事实材料，以便群众能根据他本身的经验来认识这样做的必要性，这就是报纸工作的思想性的一种表现，适合以上这些要求的文章、新闻、图画等材料，就是有一定的思想性的材料。
但仅仅这样做了还是不够的。报纸是一种政治的工具，报纸宣传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种种实际工作、种种具体事实来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引导群众思想走向伟大的目标，走向我们国家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光辉前途。脱离了这种政治目的，就不能有真正的高度的思想性。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着巨大的改造和建设的工作，这种种工作的每一件分开来看都带有很大的实际性。把它们合为一个总体，就具体地显现出来我们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的今天和伟大而光辉的社会主义的明天；每一种实际工作在总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前途中都占有其一定的位置，报纸应该善于把这些表现出来，以此进行最有力的宣传。我们的报纸要经常宣传产生在各种实际工作中的种种办法、种种经验、种种创造，但如果我们仅仅做了这些实际性的宣传，而没有指明其政治意义，那就阉割了应该加以宣传的重要内容，就没有思想性，就有使群众在思想上失去方向的危险。因此，报纸对于各种实际工作的宣传，必须善于指明工人在车床边所生产的每个螺丝钉，农民在土地上所播种的每一颗粮食、每一株棉花，工商业者所缴纳的每一元税款等等，与我们国家的当前建设和未来幸福之间存在着的密切的关系，使这些工作的政治思想内容显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在推进这些工作中获得深厚而又经常起作用的动力，并由此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培养他们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奠定社会主义前途的自觉心。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报纸工作还有着很大的缺陷。我们常常沉溺于各种实际工作的事务性的宣传而忽略了说明这些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所占有的地位，忽略了对这种工作的政治意义的阐明。这是目前报纸宣传思想性不强的最主要的表现。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许多关于宣传镇压反革命的新闻和文章，但是曾在很长的时间中极少看到通过这些材料教育人民具体地认识人民政权的性质，也极少在报道中贯彻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教育的作品。难道这些思想是群众难于理解的么？完全不能这样说。北京举行的控诉会中，不是有一个普通的老大娘向特务恶霸说出“那时政府法院是你们的，我无法伸冤，现在人民政府是我们的了”这样尖锐而明确的语句么？根据人民由本身经验所得到的这种认识，就可以进一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论的基本内容。那么，我们长期地忽略了用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评论和报道，具体进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不是很不应该的么？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一文中指出：“‘要发家，种棉花’，这句话仅仅说了事情的一面；真理和基本的一面，则是保国才能发家”，这道理原极平易，但是我们报纸上关于种棉花的宣传岂不正时常是在“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下进行的么？扩大一些说，报纸上关于“生产发家”的宣传，岂不也常是单纯从农民的眼前利益出发，而没有联系到国家建设的利益，没有指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前途么？关于工农业生产的宣传，岂不都常充满了这种性质的单纯经济鼓动么？
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问题。葛烈勃涅夫在《论报刊述评》一文中指出：“报纸是政治的机关。在为执行经济计划的斗争中，在党、苏维埃、经济组织的工作的报道中，它必须表现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性、原则性和敏锐性。政治与业务是分不开的。假使报纸在刊载春耕、秋收、缴粮的消息，那么它在进行这些运动时，就必须学会从政治的立场报道集体农庄的具体任务，把区的任务和全国的任务联系起来。对于集体农场、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实际业务工作，报纸必须不是从官厅的，而是从政治的、党的观点来评价。”（《怎样领导党报》五八——五九页）没有经常注意这一根本点，就造成了我们报纸思想性贫弱的后果，这问题必须予以严重的注意，须要每一个编写工作人员都来努力，以求得不断的改进。
近半年来，各地重要报纸一般地已注意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的问题，许多报纸已加强了评论工作，这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些方面的改进已经使我们报纸的思想性提高了一步。但仅注意了这一方面是不够的。必须注意报纸上的每一篇新闻和通讯的思想性，善于从政治的立场、党的立场来报道各种实际工作，指明这种种工作的政治内容。反对在实际工作的报道中漠视政治的倾向。用具体的事例说明什么是对于各种现象、各种实际工作的报道中的政治的、党的立场，是加强报纸的思想性的重要关键。报纸编辑部应该经常注意这个问题，并领导编辑部工作人员，在这方面进行经常的学习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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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述评
关于省级报纸的通俗化
在全国省级报纸中，除东北各省报纸在通俗化方面曾作了一些努力并已经有了一些成绩以外，关内各地的省级报纸一般地是不通俗甚至很不通俗的，这是目前报纸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缺点。今春以后，这个问题已开始引起各地的重视，西北区已于今年一月召开了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实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见本刊第十六号）。华北、中南、华东各地有些省报也已先后进行了全面的和部分的通俗化改革，有的并已有了较大的进步。
在华北、中南、华东各地已开始进行通俗化改革的几种报纸中，大体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已经开始进行了全面改革的，如察哈尔日报。从六月一日起，察哈尔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新闻及评论文字大体上口语化了，新华社的一部分电讯稿在发表时都经过了适当的改写，各版的栏目基本上固定了。为了使编写人员能较好地进行通俗化工作，察哈尔日报每星期日休刊一天，星期一的报纸改出半张。从报纸上发表的读者来信看，群众对这样的改革是表示欢迎的。此外，河北日报也在四月中提出了实行通俗化的初步计划，关于通俗化的标准、内容、形式等，都有了一些规定。另一种是实行了部分的通俗化改革的，新湖南报是一个较好的例子。新湖南报除了注意把一般稿件写得比较通俗，重视工农群众写来的新闻和意见之外，并增辟了一些内容通俗的栏目，以适应各种群众的要求。此外，河南日报、浙江日报、苏南日报，也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初步的改进。
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一切报纸都应该向通俗化努力。当然，由于各地区群众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把一切报纸都办成专供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阅读的报纸或把任何地区的省报都办成农民报自然是不对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一切报纸都应该通俗化这一条原则。
通俗化的根本问题是内容问题，而不只是形式问题。已经进行了通俗化改革的报纸一般地已经注意了这个原则。华北各报提倡利用“活人活事活道理”以加强报纸内容的群众性的办法是正确的。察哈尔日报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努力。例如六月十二日第一版上所发表的一个工人小组和一个村的增产捐献计划，内容具体而切实，便于各地学习推广；六月八日第二版农村栏用几个互助组的成绩与单干户生产对比，说明了“组织起来”的好处。这种“活人活事活道理”的宣传是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的。
“活人活事活道理”的材料从那里来？从群众中来。为要获得这种材料，首先必须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认真负责地处理工农通讯员和一般读者的来稿来信。工农通讯员和其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是他们实际感受的结果，是真正的切身经验，因而常常会是真正迫切的和有指导意义的。把这些材料和意见好好的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再贯彻到群众中去，其作用往往比坐在编辑部编写出来的材料大得多。例如今年五月间，湖南祁阳县发生夏荒，该县嶷山乡农民刘正平及时向报纸反映了情况，提出生产度荒的具体意见；益阳专区生产检查队干部向报纸反映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积水的情况，建议滨湖各地领导机关立即领导群众大力排除积水，类此的许多事例都证明了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来稿来信中常反映了当前群众生活和生产中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有时甚至是领导机关和报纸无法确实了解的。新湖南报重视了这些材料，把它们发表在最显著的地位，有些并写社论加以说明，这样就不仅指导了实际工作，而且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报纸如果真正充满了群众的声音，反映了群众中的各种实际情况，并能给群众以经常的指导，就一定会为群众所理解所爱读。
关于时事的通俗宣传和政策的通俗解释是通俗化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察哈尔日报、河北日报、河南日报、浙江日报、苏南日报等，都注意发表帮助群众读报的补充材料，如政策、名词解释，时事讲话，宣传员讲话材料等。浙江日报在时事版中经常有“强大和发展中的和平民主阵营”“脆弱和没落中的帝国主义阵营”两个专栏，综合新华社稿和其他材料，用对比方法说明两个阵营的完全不同的两种趋势。这些材料是为读者所欢迎的。河南日报在六月一日创刊两周年纪念日综合了数百件读者来信中对报纸提出的意见，其中就说到：“他们对本报过去登载的通俗、短小的‘时事广播台’、‘宣传员讲话材料’表示欢迎，要求成为经常的固定专栏”。
采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是使群众掌握真理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各地报纸仍旧存在着很大的缺点。文风不正和语言混乱的现象，非常严重。有些进行了通俗化改革的报纸对于通俗化缺乏正确的了解，使通俗化在实际上变成了庸俗化，不加选择地采用流行的语汇，存在滥用方言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不好的。列宁指出：“好的报纸必须要通俗化，在思想上接近千百万群众，但决不是堕入庸俗。不是迁就落后的读者，而是要稳重地逐渐提高读者的进步性”（转引《文教参考资料》第八辑第五十七页）。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争取语文的纯洁”（见《文艺报》第三卷十二期）一文中，更为我们举出了很好的鲜明的例子。他说，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描写了沙皇俄国的监狱及其全部黑暗和丑恶，描写了妓女、窃贼——没有恶骂，然而描写得很好。他说他不相信有些爱用粗话的作者如谢甫林娜和格拉得考夫等会有勇气到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去把自己所写的某些人物所说的话重说一遍。列宁的指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举出的事实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研究的。
省级报纸的通俗化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必须克服一切的怀疑和一切抗拒的情绪，坚决贯彻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报纸更好地联系群众，成为指导工作和教育群众的真正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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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大汉族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地理学观点
评：《边疆地理调查实录》严德一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年十二月初版
《新中国的地理》 盛叙功著 同上 一九五○年八月初版
《地理教学手册》 张粒民编 同上 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
目前一些地理学书籍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思想错误和政治错误。最近我读了上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本书，现在把这三本书中主要的几个严重思想错误，提出来研究一下。
《边疆地理调查实录》是作者严德一在一九三四——一九四一年间考察“边疆”的报告论文汇编。所谓“边疆”，是指康、青、滇三省的边地。把康、青称作边疆，就是一个严重错误。虽然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是“栉风沐雨，披荆斩棘，胼手胝足，流汗流血得来”的，我们也应该承认这本书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具有若干参考价值；但是本书渗透了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其基本政治论点都是错误的、荒谬的。更可怪的是：作者在“前言”中也自承有“庸俗的旧地理观点和不正确的语气”，却以“原稿既已制成纸型”为理由，不作任何修改就出版了。不论作者对自己的错误承认得如何不够，但既已明知有错误，还要以技术上的借口原封不动地来出版，这不是不负责任的作风是什么？这种作风，现在很普遍。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旧版重印书，都是这样地不负责任。所以特别指出来，让大家知道，这种不顾出版物对国家对人民的有害影响的出版工作，是有失人民立场的。
盛叙功的《新中国的地理》是另一种典型。作者企图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对旧的东西进行“批判”，结果出现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必须把它指出来。
张粒民的《地理教学手册》代表一种更恶劣的作风。编者在某些地方引用了一些进步词句，但是他编集材料完全站在资产阶级错误的角度。他依靠极少数的过时的书籍，抄袭附会，谬误百出。这本书几乎没有什么思想系统可言，是标准的不学无术的编辑匠的劣等产品。
以下主要从民族问题和地理学问题两方面，把这三本书的内容加以简明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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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执行新中国国内民族政策，应该反对传统的大汉族主义的思想。《边疆地理调查实录》就是一种露骨的大汉族主义的著作。
第一个问题是对各少数民族称谓的问题。本书作者虽曾指出一些少数民族的正确的名称，如说滇边的“摆夷”应为“掸族”，“野人”应为“整颇”，康青番民应为藏族，但是极大多数地方仍然袭用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称谓，或称“夷”，或称“蛮”，或称“番”，或称“野”，或加“犭”旁，例如摆夷、倮夷、夷人、蛮夷、濮蛮、番子、番民、野人、??、野??等。因习尚不同而给少数民族各种称谓，本来只表示称呼者的无知和民族歧视，本书却仍然袭用了那些丑恶名称，如水摆夷、旱摆夷、山头、尖头阿卡、平头阿卡、露屁股阿卡等。
不仅如此，本书还用种种诬蔑的词句评价各兄弟民族，如“自幼懒闲懦弱”、“懒得可怜”、“懒惰落伍的人种”、“无知无识”、“心最贪气量最小”等等。这是不合事实的，我们必须肯定各兄弟民族都是勤劳的，良善的、富有创造性的民族，是能够为自己美好的前途而努力奋斗的民族。即使他们具有某些个别的历史的弱点，那是以往反动统治所造成的，并不妨碍他们和汉民族同样具有坚忍、勤劳的品质。
第二个问题是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所居地位的问题。在这里，两种观点是尖锐对立的。第一种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观点，就是以奴役其他民族为目的的观点。第二种是进步的人民民主观点、无产阶级观点，就是各民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共同为争取幸福的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的观点。本书正是用第一种反动观点来看问题的。书中把少数民族都看作理应被统治的“小民”，写道：“本地小民，原来无知，谁来征收钱粮，便认为归谁所管。”因此，反抗国民党大汉族统治的各少数民族，便被诬蔑为“叛族”、“叛乱”、“刁顽”、“割据”、“缺乏国家观念”、“专以劫掠为生”等等，向国民党反动派屈服的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人，便被称为“顺民”、“诚服”、“忠义”。真理在这里完全颠倒了！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斗争的少数民族，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因为他们正是推翻压在我们各族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的历史的进步力量，正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力量的斗争成员。叛乱的、刁顽的、割据的、缺乏国家观念的、专以劫掠为生的，恰恰是以国民党为首的一切国内反动派。
作者“夷夏之分”的谬误思想非常明确，他到处使用“蛮夷之邦”、“汉官威仪”之类的民族自大的词语，甚至把所谓“汉官”的“威仪”联系到满清奴才、屠杀少数民族的刽子手赵尔丰的“武功”上，不胜赞叹地称述他的“武功文治国威远扬”！作者真是被大汉族主义麻醉得近于昏乱了！赵尔丰究竟是哪一种“汉官”啊！
第三，由于立场不正确，作者“胼手胝足”地筹划出来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也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民族问题只是由于“交通困难”，“山性使人闭塞”，“三十年来西藏对中央之孤立态度非有他故，实即因青藏青康两路之荒凉，不便于多人远行也。”这种抹煞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是造成过去民族间隔阂的根本原因的枝枝节节的方案，当然是有害的。而且他还主张继续实行民族奴役的方案，如所谓“恩威并济”、“以武力为前导”、“以夷制夷”等，更是严重地违反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此外，他又慨叹国民党反动派的“汉族正统文化”提倡不力，主张所谓“同化异族”。国民党的“正统文化”是反动的文化，不能用它来“化”，是不用说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各族按照自己的社会经济情况和风俗语言习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学习先进民族的文化。如果自封为“正统”，粗暴地要别人同化，并且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同化”；那也是十分有害的。
应该指出来，关于大汉族主义，《地理教学手册》也有着类似的严重的错误；《新中国的地理》，在这方面也不能令人满意。限于篇幅，这些都不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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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地理》宣称反对资产阶级的地理决定论和人地相关论，主张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建立新地理学。但实际上，这本书犯了许多地理决定论的和不符合爱国主义观点的重大错误。
本书丝毫没有说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对于推动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而只是在描写封建社会中自然条件对于生产力的作用，这种作用许多地方被称为“决定”的、“主宰”的。在作者看来，在封建的农业社会中的生产力，正是被地理环境决定的。
例如关于水系，作者写道：治水事业的兴废，是“决定这种社会治乱兴亡的主要因素”。关于气候，作者更引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样的句子，肯定它是国计民生的“主宰因素”。关于雨量，又是“主要的决定了我国以往农业生产以及利弊之所在”。
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因为第一，自然条件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但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决定的因素。所以，决不是像作者所说，封建的生产关系改变之后，自然条件对社会生产力的“决定”、“主宰”作用才告改变。大家知道，人类社会的特征，就是能够以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服务。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改造自然的斗争和过去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中改造自然斗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立足于明确认识自然发展的规律上，在斗争中，又没有落后的生产关系的阻碍。中国古代人民在封建社会中改造自然的斗争，即使从普通农民的开井修渠、植树造林、轮耕选种、改良工具等日常农事上，也可以看出来。至于我国古代在天文、数算、水利、资源发掘、五金冶炼、器械制造等方面的创造发明，更是大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本书作者完全忽视这些古代中国的文明，是不对的。其次，虽然作者抨击了封建土地剥削关系造成生产方式的落后，但仍然错误地得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依赖自然。‘风调雨顺’才是‘五谷丰登’，否则就饥荒立致”这样的错误结论，又把“历来水旱之灾”归因于“雨量不足和降雨失时”。所以，作者在实际上是把造成封建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主要”因素委之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不是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影响了。这当然也是不对的。
本书的另一个严重的错误，是作者在抨击封建生产关系的落后性的时候，竟把我们祖国自然条件的优厚性也一概地否定了。
例如作者竟把我们祖国“地大物博”的这一事实称作“洋八股”。当然，旧的地理学者是惯于无视旧中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黑暗而抽象地谈论“地大物博”的，这个观点应该反对。但“地大物博”这个概念本身，确实是中国的真实情况。
作者把中国地理作了这样一个分析：“平原丘陵及一部分的近海的冲积盆地，适合于生产的，最多亦不过百分之三十。虽则其余占百分之七十的山岳、高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生产，然而终因过去封建农业社会生产力的薄弱，落后的生产技术不能使之生产，以致大量人口都密集在仅占三分之一不到的平原地方，生产的不均，造成了粮食的恐慌，成了号称‘地大物博’的农业国家的中国的一种讽刺！”这样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第一，被列入山岳、高原的“贫瘠”地区的，如作者所指出过的，仍有着富饶的或一般并不贫瘠的农业地区；同时，这一地区也还有丰饶的非农业的地下资源；而且，任何国家的疆域都不可能全部是平原、丘陵的富饶地区，以作者曾拿来比较的美国说，至少也有三分之一的地区是“不毛之地”。第二，封建生产关系统治下造成的生产方式落后，广大地区未被开发，只能使我们得出结论说：封建的生产关系是应该被破坏的，却不能得出结论说：中国地并不大、物并不博！
我们不可以把旧中国的许多落后的现象拿来代表新中国。我们应该对旧中国的落后感到痛恨，但尤应该使读者认识我们祖国的地理的优越性，认识新中国的建设有无限光明前途，这样才能正确地激起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本书侧重于搜集旧中国的落后现象，对于新中国，则叙述得极为简略，甚至仍然着重说到缺这缺那。例如：“我国虽是世界产米最多的国家，但民食仍感不足……”，“全国棉产量……仅能自给百分之九二”，茶叶“全国年产额约为四百八十万市担，居世界第一。惟对外输出，却早已为日本和印度、锡兰所压倒”，烟叶“平均年产约一千四百万市担。这又是英帝国主义利用我国低廉烟草和劳动力在我国设厂制烟所引起的”，桐油“为我国输出大宗，不过过去亦是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操纵的”，水产、林产和畜产“不是保留着原始性的，就是表现着落后性，同时还受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我国农牧是落后的，而渔业过去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掠夺的”，“在我国，迄今还是把森林看作破坏的对象”，“中国铁矿储藏量并不太多，而开采的尤少，而且以前大多都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一九四九年全国粮食生产……比战前降低了四分之一，棉产亦较战前缩小百分之三七……”。诸如此类，都是与本书的标题很不相称的。这些现象不但在今天事实上已有许多被人民创造性的劳动建设事业推翻了，就是在前年和去年，这样的侧重揭露过去的黑暗，看不到新中国经济建设必然有的伟大魄力，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短视。
对于中国人口众多这一点，作者也备加嘲笑。他写道：“单是四亿七千万这个数字，是不能说明什么的”。应该怎样说明呢？他指出了中国人口“分布不均”；又指出了中国人生得多也死得多、早死、男多女少、农业人口多于其他职业人口等等特征。但是我们难道可以根据这些由于旧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而造成的落后现象来否定我国人口众多所产生的伟大优点么？人口众多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生产力和战斗力潜在力量伟大的标志，在新民主主义的优越制度下就能够发挥出伟大的作用来。
这本书显然是充满消极情调的著作，在书中看不到我们祖国的地理条件的优越性，看不到我们祖国的历史文明，看不到我国人民的伟大的劳动创造力，看不到我们今天的祖国的强大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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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学手册》犯了这样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有许多崇美的论点，它把旧中国的经济和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了一百多年并且进入帝国主义腐朽阶段的美国经济，作一些纯数量的对比。
在本书中热心地叙述美国的资源如何丰富，什么什么都是美国第一。但对于苏联经济的叙述又十分简单。对于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工农业生产效率，机械制造以及工业装备，电力工业和水力的利用等等方面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一点没有提到。对于美国缺少许多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料的事实，如缺少锑、钨、锡、水银、铬、橡皮、丝、白金、羊毛等等，也没有提到。对于中国钨占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三，锑占全世界百分之六十七，以及中国其他丰富的出口产品如桐油在世界经济上的重要意义，都没有提到。这难道是站在中国人民立场来写的书吗？
我们已经指出本书是胡乱抄袭而成，是错误百出的。我们不能在这里举述其举不胜举的甚至是常识上的错误，现在再指出一些和上述错误相关的错误。例如在一幅叫做“职业分布”的图表中，它竟把苏联和中国都归入牧业区、渔猎业区和农业区的范围，而美国则拥有工业地区，欧洲全是工业地区。又说日本大阪是合上海、宁波、苏州之长的“亚东一个大都会”；“伦敦汇集世界货物”；巴黎是“全欧文化艺术的首都”。试问作者对世界、对苏联以及对自己的祖国有一点皮毛的认识吗？
是的，我们有许多资源的现有数字的确少于美国。美国积累了一百多年的资源勘测成绩，而我们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还在刚刚发轫时期，因而有无数的丰富的地下资源都还来不及勘查出来。苏联在十月革命前，煤的储藏量只被断定为二千三百八十余亿吨，一九四○年就已重估为一万六千五百四十四亿吨；石油在革命前估计为九亿吨，现在则估计为八十六亿余吨，铁的储藏量从二十亿吨重估为二千六百七十四亿吨。其中铁和石油都占世界第一。（本书说美国“铁矿最富”，“新中国的地理”说美国石油储量世界第一，都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应根据现在所知道的各种数字来造成中国资源贫乏的印象。对我国资源的任何悲观都是没有根据的。
而且，问题还并不在于数字上。离开社会制度和政治条件来单纯地比较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地理学者惯做的把戏，这种把戏，必须揭穿。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帝国主义经济的腐朽性，例如美国经济的崩溃危机，正在因其生产的过剩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而日益临近。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在于它的社会制度巩固与否，在这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是绝对优越于帝国主义的美国的，难道一切事实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事实不是这样说明的吗？因此，单纯从数字上比较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完全错误的。
林之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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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另一批不好的小辞典
本刊上期综合批评了五种通俗性的小辞典。根据读者反映，下列的几种小辞典也是不好的：
一、王志鸣编、北京万聚合记书局一九五一年三月再版的“学生四用字典”。这也是旧书新印，里面有不少的政治错误。（北京吴雨来信）
二、冉名达编、北京文达书局版“标准国音学生新字典”和“最新国音学生字典”，两本书内容完全相同，其实是一本书，材料很陈旧。更荒谬的是：在“学生字典”的版权页上注明“一九四四年初版”、“一九五○年七版”，而在“学生新字典”上却注明“一九五一、初版”、“一九五一、四版”，这种欺骗读者的行为应该受指斥。（北京余再春来信）
三、张公民编、北京益昌书局一九五○年九月初版：“五用大众辞典”，思想性、政治性和技术性的错误都很严重。（山西襄陵崔世成来信）按：该辞典曾经光明日报《读书与出版》第二期（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提出批评，出版者并作了检讨，表示“正将市场存书收回修改”，崔君这封信是我们最近收到的。所谓“收回修改”，可能只是一句话，这种不老实的坏作风也应该改正。
还有很多军队干部、县区干部和小学教师先后对北京书店版《青年五用辞典》，上海宏文书局版《新名词学习辞典》，上海长风书店版《新名词手册》，上海春明书店版《新名词辞典》等提出批评和责难，并说明这些书在军中和县区中都很流行。这些辞典有的已在前本报副刊“图书评论”上批评过了，有的已在其他书评刊物批评过。这些辞典错误的根源都是编著者思想政治水平的不够。这些坏辞典所以能够行销各地，是因为广大的读者迫切需要一本切合现在需要的字典或辞书。我们希望这样的字典或辞书能够在最近期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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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用儿科学》不应提倡节制生育
诸福棠主编、中华医学会发行的《实用儿科学》（一九五○年修正重印版）第七章《儿童幸福之预防设施》主张“节制生育系预防要着，在我国现状之下，实有热诚提倡之必要”。石家庄读者范保齐认为这种论点极端谬误。范保齐同志来信指出“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只有在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才利用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去提倡节制生育，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都是奖励生育的。在今天，还因袭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并且替它作宣传，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中华医学会接受了范保齐同志的批评，决定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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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的中国》的两个译本
西蒙诺夫著《战斗的中国》有两个译本：一、钱新哲译，文光书店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二、施星火译，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钱译本是根据俄文本译的；施译本是根据英译本译的。
读者莫林写信给我们说：他曾把这两本同是三十二开、同样用五号字排的书对照了一下，施译本比钱译本多九十五页，推测钱译本可能有删节。再把译文对照一下，施译本也比钱译本强些。例如：“钱译十八页末一段：‘——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人毫无辉煌成绩地放到蒋介石及其一伙吞纳一切的口袋中的六十亿美元装备的。’非特句子读起来佶屈聱牙，意思也译得不全正确。施译是：‘这就是近几年来美国人倾入蒋介石和他的集团的“无底袋”里去的毫无代价的六十亿美元的投资中的一部分。’这便比较清楚。又如钱译本竟将众所皆知的吉普车照俄音译为美国的“威里斯”牌汽车，实在太轻率了。”
来信指出：不论钱译本或施译本，对书中我国的许多人名与地名都没有认真地探究，求得翔实，都只标出音译字样，表示是否正确，不负责任。“这是不太好的，因为这是谈到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同意莫君对这两个译本的看法，希望这两本书的译者在再版前都应该有所修订。
第6版()
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新创刊的通俗性画刊：《群众画报》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于本月十六日创刊了一种通俗性画刊《群众画报》（七日刊），企图“办得使广大工农群众看得懂和喜欢看”。该刊计划围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工农业的爱国增产运动等四件大事进行宣传。第一期用了整两面照片表现了河北省束鹿县农民抗旱种棉的积极运动，另外有三套连环图画，两套是记录了朝鲜战场的英勇故事的，一套是“欧秀妹巧计活捉土匪丈夫”，是表扬女英雄欧秀妹的正义行为的。
商务印书馆全面检查旧存书刊
商务印书馆五十多年来出版书刊的总数约为一万五千多种，直到现在还有存书可供发售的约近八千种，很大一部分书籍，无论在观点上、思想上，或是文字上，都有问题。该馆在一九五○年夏，曾就存书作了初步检查，决定绝版销毁的书有五五四种，售完为止不再重版的书有四五○种；从一九五○年夏到现在，陆续决定绝版销毁的书又有四百多种。但这些检查工作做的还不够切实，以致内容有问题的书还是常常发现出来。该馆决定在本月份中采取紧急措置，动员全馆人力，并要求各地读者协助，把旧存书刊的检查工作全面地、认真地加紧做好，在七月一日以前全部办妥。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中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因此该馆最近所采取的初步处理办法，一般地说来是适当的。希望与该馆存在着同样性质问题的其他出版机构也能全面地、彻底地检查自己的出版物，分别加以处理。还须指出：就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来说，对旧存书刊的检查固然很重要，对解放后出版的新书的检查也不容忽视，我们本期批评的该馆三本新版的地理书，便是一例。
天津画业联营出版社
天津市旧年画业十一家，裱画庄一家，书店一家（大众书店），印刷厂八家，合计二十一个单位，五月间在天津市新闻出版机构的领导下，组成了天津画业联营出版社。联营出版社以出版新年画为主要业务，同时准备出版一些宣传画、挂图和连环图画。该社已组织了一个编审委员会，进行审查参加单位出版的旧版年画，组织新的画稿，团结画家等工作，这样就可以使年画和其他宣传画的质量逐步提高。通过这一个联营组织，不但统一了年画的出版，而且实现了出版、发行、印刷的分工；不但明确了、端正了年画的发展方向，而且把原有的季节性的业务，发展为经常性的业务。天津市的这种经验大可以供各地参考。
华东大力推销《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
华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已由新华书店华东区各分支店大力推销。各分支店在当地党委与政府领导下，密切结合了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着的严厉镇压反革命运动，动员与组织了各种帮助的力量，并普遍掀起了争取推销的革命竞赛，该书发行工作得到极大的开展。原来决定在华东全区发行一百五十万册的初步方案，已经提高到争取在华东全区发行三百五十万册以上；而事实上，按最近的进展，已有达到五百万册的可能。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号召在发行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到广度和深度，要尽可能做到城市中每十个人有一两本，农村中识字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人手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