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一本极端反动的小说
——评《千古奇丐》
康濯
歌颂武训的文艺作品,除了电影、画传和连环画以外,还有一本六万多字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这是上海通联书店印行的第六种通俗图书,何公超主编,柏水著,今年一月出版,与孙瑜电影的公演、李士钊画传的发行,恰恰是同时。小说也和电影同画传一样,对武训进行了错误的歌颂。
小说一开头,就对革命作了歪曲的描写。作者说武训是“迎接着中国百年前风云起伏的大历史时代而降生的”(第一回),那时代“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危机,许多青年壮年被满清政府征募了去应付鸦片战争,有的又参加了捻党的革命工作”(第四回),可是又说“那时因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一部分农民流为盗贼”(第一回),“咸丰三年‘小阎王(捻党中的将领)造反’的时候,临清州曾被攻陷,以至十室九空”(第十四回),而武训“赶上这样的时代,也就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使他成了“中国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均第一回)。根据作者的逻辑,当时革命的农民乃是“盗贼”而临清变得“十室九空”,就是这些“盗贼”的罪过;至于武训,“时代”给他注定的命运,就是逍遥在“盗贼”以外,成了“最伟大的教育家”。
这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公开的宣传,是以所谓“教育家”的招牌,反对革命农民;以教育来代替革命,并且是为反动的改良主义者企图篡夺人民革命的功劳的公开的暴露。让我们来看作者是怎样完成这个宣传企图的。
作者毫不掩饰地歌颂着武训的奴才思想和性格。作者说:山东人“管武七叫豆沫,是讽刺他稀里糊涂,分不出好坏来”,“人家待他好,他忠实工作,没有表示;待他坏,他也是忠实工作,没有表示”。这是人民对于武训的正确的评价;然而,作者对这种评价却表示不同意。作者写道:武训“心里有数,不工作,不忍耐,就没有饭吃;说几句感恩的话或者抱怨,发牢骚,有啥用呢?能当饭吃吗?他晓得别的都是瞎扯,吃饭第一,劳动就得第一。所以,虽然挨打受骂,他总是逆来顺受,不说一句怨话,不带一点怨色”(均第二回)。作者把这样的下贱性格歌颂成“英雄”,连对封建统治者的抱怨和牢骚都要加以反对,这里,就暴露了作者自己的立场;他对这种立场显然是坚持着的。
因此,对于武训兴学的动机,作者也就“坦白”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透露了一点真相。“既没有势力,又不认识一个字”(第三回),于是要办义学,于是还要跪求进士共同办学(第九回)以便获得这种势力。
对于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作者也没有像电影那样避开不谈,而是大加描写,说“利息约定最高三分,最低二分二厘”,“由于杨娄三人的精诚合作,发展得更为迅速,已形成一个放债机关”(均第十回)。至于为什么要放债,说是钱“留在手中又没法生息,还得防备盗贼”(第九回);所谓盗贼,按作者的说法,自然是太平军和捻党了。而且“放账发财发的快。那些大地主,都是放高利贷发的财”,武训“不放账,地主也得放账。穷人不能因为他不放账就不致于穷得更厉害。他要是放了账,穷人也许沾点光”(均第七回)。多么“深刻”的解释啊!再看:武训“数十年没发生过债务纠纷”,是“由于杨娄三氏的威望,压住了一切邪气”(均第十回);作者在这里显然把他自己羡慕地把封建统治者的势力称之为“威望”,而不如羞耻地把贫苦农民污蔑成“邪气”。作者柏水“先生”是多么大胆和猖狂!他这套公开拥护封建剥削和统治的论调,不正是今天广大的农民在轰轰烈烈加以反对,加以镇压的么?
作者还正面描写与歌颂了武训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第四回)的思想,以及“买地赠孝妇”(第十三回)和做媒(第十四回)的封建行为。至于对地主阶级下跪磕头,更描写与歌颂得津津有味(第九、十回);武训见刽子手张曜的时候,虽被煊染为“长揖不拜”的丑恶的封建名士派头,但一到张曜捐了银子赐了缘簿,“立刻就磕头道谢”(均第十二回)。后来武训积了钱也买了田,一概交进士经管,他自己“照常佣工乞讨”(第十一回);这完全说明了已不是什么武训在办义学,也不只是他与进士们在合作办义学,而是他已成为一个极驯顺的统治阶级的奴才和工具,并与统治阶级互相标榜罢了。再后来,堂邑知县郭春煦给武训起名字时候,则是“武七是个小名,有身份的人不能永远用小名行世,起码应该跟地主阶级或知识分子一样有一个大号”(第十二回);张曜赐给武训缘簿以后,“武训可抖起来了”(第十三回);庆贺牌坊落成的时候,“摆好酒席,大家入座”(第十三回),武训已完全与进士知县们平起平坐了。面对这事实,作者还不承认武训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反而说得出武训是“伟大英雄”!柏水“先生”的观点与人民的观点竟是这样地毫无相同之处!
自然,作者也并不是完全“坦白”的。小说也和电影一样,歪曲了历史事实,说武训拒穿黄马褂(第十二回)。作者还歌颂武训的不娶妻,两次描写了武训不娶妻的原因,是为义学的“牺牲”与不花“公家”的钱(第十、十四回),姑不论这材料本身还很值得怀疑,单看这描写,也恰好表现了作者对武训的封建思想,及其极驯顺地充当封建统治者的奴才的“伟大精神”和“人格”是如何推崇,而加以理想化。
作者对于封建统治者也作了极大的歌颂。作者说进士杨树芳是个“品德兼备”“热心教育的好老先生”,武进士娄峻岭和他的弟弟“都很热心教育。娄峻岭是个侠肝义胆的人,好交朋友,精于事务,有计划性和组织性”,弟弟“喜欢张罗事情,擅长办外交,不怕受辛苦。哥俩都有见义勇为的精神,并且很公正”。而对杨娄三人,“堂邑、馆陶以及附近各县的人民”“都有很好的批评”(均第九回)。那末,再看作者所写堂邑知县重视武训办学的原因:第一是西太后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瓜分之祸,就接受了朝臣的建议,提倡社会教育,以便造就人才,抵抗外患,保护她的江山”;第二是山东巡抚张曜“是个目不识丁的贫汉出身……他知道穷人的苦处,更知道穷人不识字的苦处……他对乞丐跟穷人,特别爱护”(均第十二回)。作者这里的结论,首先是说清末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是由于西太后的压迫人民和媚外求荣造成的,而西太后倒是很“爱国”的;其次是说西太后“提倡社会教育救国”,因此武训被重视而成为“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再次,说屠杀革命农民的大刽子手张曜及其帮凶们,都是“爱护穷人”的“公正”的“人民给以好评”的人物。然而,谁人不知西太后正是清末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凶恶的敌人,张曜等正是她的帮凶,因而武训就正是她和他们的驯顺奴才啊!作者的描写,难道不正说明着他的思想是与人民完全背道而驰的封建思想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么?
作者的“艺术”描写,也充满着丑恶的形象。如处理武训兴学的动机,是武训作了个梦,梦见个白胡子老头如何叫他“放弃一生的幸福”,如何“艰苦”和“劳动生产”,为“贫苦子弟上学”(第三回);这完全是反现实主义的没落阶级文艺创作的公式,和电影中的梦一样,使人怀疑作者们是从美国的反动文艺中抄来的。作者这种极端低劣的艺术技巧,这种极尽歪曲能事的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原来正是跟他的反动思想完全适应的。
书中其它错误还很多,如公开歌颂武训认为当长工“没出息”,封建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等。
作者这本书根据的完全是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材料,而作者的结论也完全是过去反动统治者的结论。然而,作者一开头就给武训定名为“中国最伟大的社会教育家”,结尾更得意忘形,称之为“一代伟人”,硬说“他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他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第十五回);姑不问武训的生平从哪个九州外国去联系无产阶级,试问:就仅仅根据作者的描写,已足够说明武训不明明是清末封建统治阶级驯顺的奴才和工具吗?不明明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而生,生给封建统治阶级当奴才;为封建统治阶级而死,死后受到统治者长远的歌颂吗?作者硬把“封建统治阶级”公开改写成“无产阶级”,硬把统治者的也即是作者自己的结论,安上个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最高贵的字眼!为了这些进步的字眼,作者也曾进行掩饰,对于这样的掩饰,难道不应加以揭露;对于这样污蔑革命,歪曲人民的传统的反动作品,难道不应予以严正的批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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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受志愿军热烈欢迎的曲艺大队
沈彭年
一支好队伍
曲艺界里以前流行过一句话:“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十样杂耍。”这句“怪话”现在已经被曲艺界赴朝慰问的行动给取消了。翻了身的曲艺界已经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明自己是好队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英勇善战的队伍!
曲艺界听到了赴朝慰问的消息,真是争先恐后地报名,争取工作的机会!变戏法的孟宪友老先生(快手刘)已经七十多岁了,是从来不出北京的大门的,这一回却坚持要去。老先生换上了军装的时候更是高兴,老问别人:“像老兵不像?”住在沈阳的时候,到医院去慰问,老先生就到每个病房里变手彩,大受欢迎。到了前方,每逢他上场,战士们知道了他的年岁以后,都喊他“老爸爸!”他常常是感动得流泪,因为老先生没有儿女,从来没有人喊过他“爸爸”。战士们的热情也鼓舞了老先生的工作精神。有一次,有个单位因为演出条件的关系,只要求听说唱节目,他却非跟去不可。结果,他仍然表演了戏法,而且大受欢迎。孟老先生这一队是由连阔如先生领导的。队里还有一位坠子琴师李炎城是跛子。别的队的曲艺界演员常常是想起连先生这一队就不放心。作完工作到沈阳会师的时候,一交换情况,大家都鼓起掌来。因为李炎城从来不掉队,快手刘到处受欢迎!同时,这一队比其余的任何一队干的活儿也不少!
镇静
我们在平壤附近的地方,开晚会招待志愿部队,会场里灯光辉煌,谈笑风生。忽然,城里拉了警报。照规矩,会场应该熄灯,于是灯就灭了。人民的空防部队立刻在空中组织了强大的火力网,敌机只好抱头鼠窜而去。会场里灯又亮了,大家才又要大说大笑,却又楞住了。原来,在防空之前,总团文工团员尹玉宏、刘有庆正在台上耍横碟子。每人都耍的是八个碟子,灯灭了,他们没有办法停下来,就继续耍,稍一心慌,就会把碟子都摔得稀烂。但是就在炮声隆隆的情况下,而且眼前漆黑,他们仍旧耍得很好,这需要高度的镇静!所以电灯大放光明之后,大家一看台上的十六只碟子仍然在旋转就楞了,继之而起的是潮水般的彩声和掌声。大家是为了人民演员的高度镇静而兴奋。
随总团走的曲艺队,行军到了一个地方,要分散宿营。顾荣甫、尹福来两个伙伴找到一个小防空洞,那地方是山脚下的一片小盆地,杏花、迎山红开成一片,松柏树也多,天正在下小雨,风景真是美极了。两个人正在看风景,一架敌机又来瞎转悠了,骂了一句街就要进洞子。忽然发现洞外有一箱美国鬼子逃命时扔下的炮弹,就慢慢的把它抬到不远的一个河沟旁边,准备等会儿交给部队。走回来,进了洞子,点了个洋腊头热上行军壶里的水,一边等水热,一边编新词儿。等水热了,词也编了一大段。“金胜云打飞机”就是在小洞子里生产出来的作品。
克服困难
到了前方,表演说唱节目比较方便,练武活儿比较困难。有一天在一个山洞里招待战士,先演了几个说唱节目,每结束一个节目,战士们就高呼口号鼓掌。练武活儿的演员实在忍不住了,纷纷要求表演。在山洞里顶子低,光线不足,地面不平,前后左右的石头又七出八进的,实在不好练,但是,飞叉,毽子,顶碗,仍然都大练了一气,战士们非常高兴。演员里的王清源、宋蕙玲都说:“这是我们向战士学习克服困难的成绩!”最难练的是“顶扔杂技”,可是演员金震就在那样的条件下也还是表演了很不好练的“打鸡蛋”!山洞顶很低,就跪在地下顶;光线不足,就多点两支腊。结果也练得很圆满。大家都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山沟里的晚会
五一节的晚上,在一个高地上开晚会招待志愿军同志。一千多位战士在黄昏以后就陆续到会了。演员们也都换了表演服在会场上团团围坐。这对于没脑袋苍蝇似的,瞎飞乱撞的敌机简直是一个示威。会场上点亮了电石灯、桅灯之后,就开始了表演。演员们都想:“今天是劳动节,战士们又跑这末远的路来开会,应该多卖力气!”
最高的山头上都有对空监视哨,敌机来时就打两枪,敌机滚蛋之后就打一枪。听到两声枪就熄灯,休会,听到解除的信号就马上点灯、进行表演。正在侯宝林说相声的时候,敌机来了。宝林说:“这孙子怕咱们累着,请咱们休息休息!”大家都笑了。
会程就是在这样的战斗气氛中,胜利的进行着,宝林说了头二本的戏剧杂学,还饶了一个新编小段儿叫“狗腿子李承晚”。高元钧说了上下本的山东快书,《武松装姑娘》,还饶了三个小段儿。山沟里到夜间很冷,演员们都说得练得满头大汗。战士们也听得高兴,看得满意。我们开了许许多多这样精神饱满的会,曲艺界的演员们就在这样的会场里,锻炼得越来越坚强,同时,实践了曲艺为战士服务的口号!
把悲愤变成力量
跟着总团走的曲艺队,有几位演员在行军过了平壤以后,较早地从后勤工作人员那里听到了常宝坤程树棠二先生牺牲的消息。几位知道消息的演员里有常程二烈士生前的知己:相声演员侯宝林和山东快书名家高元钧。他们当时都没动声色。因为别人知道了,也会难过,会影响工作;希望这消息不真;万一是真,自己应该以加倍的工作来补偿二烈士的损失!宝林、元钧过了平壤以后,慰问志愿部队的时候,努力说,多表演,是有替常程二烈士工作的意思的。
回到安东的早晨,大家都知道了两位烈士牺牲的消息。第二天,随着总团到镇江山去吊祭浮厝在烈士公墓的常程二烈士的灵柩。举行了严肃简单的仪式,大家都记住了团首长的讲话:“把悲愤变成力量,用行动来替烈士报仇!”
宝林原先计划着回到北京,先整顿相声小组和演出阵地;元钧计划着回到南京去看一看阔别一年,即将生产的爱人。回到天津,听到和大号召到全国各地去宣传的消息以后,他们就和全体曲艺界一道响应了号召。因为,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又一次用行动来打击敌人,为牺牲的亲人报仇的机会!曲艺界已经把到全国各地去宣传的曲艺队扩充到二百八十人。他们更希望能接受第二次赴朝慰问的光荣任务。老艺人孟宪友说的好:“活得九十,我也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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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中小学的美术宣传活动
锡人
解放以前北京市的中小学美术活动大都限止于画些香蕉苹果一类的静物或者是到校外去画些风景,这是旧中国教育和现实斗争脱节在美术教学上的反映。解放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北京市的学生在学校中成立了美术小组,经常临摹许多和现实斗争结合的连环画、讽刺画和宣传画,在假期或节日中在城市和近郊农村中去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热情是很高的。举例说:市立二区中心小学学生在春假时,几天之内就画了一千多张画(临摹较多),以后连区里开群众大会也来借用;六区中心小学学生自动组织了美术工作队,学校进行帮助,也画了许多画,连附近有些商店也来借画去张贴,河北省立师范同学也用美术下乡宣传,群众非常欢迎,还请同学把当时农民进行副业生产的口号,画成墙壁画;育德中学同学下乡宣传,临走时群众硬要留下他们的画,学生和农民建立了感情,过了很久,还有从乡间来的老太太到学校来看望他们。这件事应该引起专门的美术家注意。我们有许多美术作品不能大量普及到群众中去,而中小学的教员和同学们把它临摹放大,加上颜色,拿到群众中去,这就扩大了宣传效果,因此不可轻视学生们的这种临摹画的工作。我们在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美术宣传运动中,应该把他们的成绩和作用估计在内。
北京市中小学的美术活动,除了上述的活动外,今年还举行了两次较大展览会,最近由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办的中小学抗美援朝宣传画展览会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学校美术创作有着很大进步,具体表现在:一、一部分作品已经开始从临摹的阶段发展到创作的阶段。育英中学美术小组创作的“潘腊三血泪史”(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主题),师大女附中杜洙创作《谁是可爱的人》的连续画就是属于这类的例子。二、许多作品注意做到和现实斗争结合,表现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题材的画非常多。三,在展览会中已经有少数创作是反映了学校生活的创作,它们都有着很好的政治内容。举例来说:市立女一中学生集体创作“提高警惕,不受坏人的引诱”连环画,就是以学校的一个女同学提高警惕,检举了坏蛋的实事作为画的题材;汇文中学刘长沂画的“一封信就是一粒子弹”表现少年儿童队员向志愿军写慰问信的主题。我们不反对学生画其它方面的题材(不论政治讽刺画,宣传画或连环画)但是由于学生对其它方面的生活体验少,因此他们在创作上就必定感到困难,只能“依样画葫芦”,照样临摹。如果在平时,中小学的美术教师们注意要学生从他们的生活实际中,寻找能够反映有教育意义的题材,那么学生们同样也能创作出新鲜而生动的图画来。
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引起我们的专业美术工作同志十分重视,因为这也是群众美术活动的一种;如果对他们进行适当指导,利用这部分力量,是一定能扩大我们政治宣传的效果的。因此,在不妨碍他们学习其他课程的条件下,我们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应十分热情地对他们加以帮助和培养;这样做,同时也就加强了整个美术工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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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篇歪曲了现实的小说
——对丁克辛的小说《老工人郭福山》的意见
刘浩
《人民文学》第四卷第一期的头一篇,登载了丁克辛同志的小说:《老工人郭福山》。作者通过对当年被日寇残害过的老工人郭福山的描写,表现解放了的工人正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以后,老工人亲眼看到:当年救过他的朝鲜工友老金的祖国和他自己的祖国都在受美帝国主义的破坏。他坚决不走,他要:“美国强盗来,我能撕他们两半。”在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疯狂的轰炸扫射,最残酷最紧张的情况下,他勇敢地带领着青年工友,不分昼夜,抢修把中朝两国人民联在一起的鸭绿江大桥。炸弹落下来时,他不顾生命的危险,用他的身体盖住了段长;在炮火纷飞的时候,他抢救着负了伤的青年工友,一直到吐了血,晕倒在地上……。
这些都是极感动人的事实,也正是英勇的中国工人,在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事实,作者及时地通过文艺作品来表现这些,是应该令人兴奋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作者在处理老工人郭福山的儿子——郭占祥这一重要人物时完全违反了现实,对工人,对党做了极大的歪曲,致命地损害了这篇作品。
作者最初告诉我们郭占祥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是共产党员,工务段的支部书记,比他父亲早入党两年多。老工人郭福山在党公开以前,还不知道他儿子是党员时,便已看得出:“……儿子的工作做得不错,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人们对工作有意见,相互之间有问题,家庭里有困难,都是一个劲儿找占祥商量……”在公开党以后,郭福山在所有“他不错”“他够资格”的党员中轮流地比了一下:“……原来儿子占祥,确乎是比谁也强一点,高一点……”郭占祥不仅总结推广了他父亲创造的筛石碴的新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在布置试行模范养路队的工作时,他用很正确的道理说服了大家的争论。老工人自己想:“……儿子比自己强”,因此“他放下了作父亲的架子,小心谨慎地服从着儿子的领导,不让自己在任何事情上有半点缺点”。
当抗美援朝这一伟大的运动发生以后,大多数五十以上的老工人也和郭福山一样坚持留下工作。为了适应战斗环境,工人们过着集体生活,提出:“坚持岗位,搞好工作”的口号;党员还要经常开支部大会,写下决心书:为了抗美援朝,把自己的生命和一切交给祖国,交给党。
这种时候,这位“简直没有一点不好”的支部书记郭占祥怎样表现呢?丁克辛同志的小说里出现了非常令人惊异的答案——
“……在这英勇斗争的时日里,竟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一个批评大会上,人们尖锐地批评着个别怕飞机,怕轰炸,怕死的软骨头……”“这人是谁呢?——是工务段的支部书记郭占祥”;在批评大会上成为众矢之的的,就是这位作者一再介绍的:“……什么都好:领导工作计划好;深入现场钻研好;大公无私品质好;团结群众关系好;简直没有一点不好”的郭占祥。那样一位优秀的工人,共产党员,支部书记竟一落千丈,突然变成了“怕死的软骨头”了,这不仅像作者所写的:“发生在几乎不可信的人的身上”,而且是发生在完全不能令人相信的人身上。
我们姑且不说,在抗美援朝这一伟大的运动中,全国人民如何提高了政治觉悟,掀起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热潮,而郭占祥的行为却不可解释地与此发生了矛盾;单就作者在小说里所表现的郭占祥这一人物本身的发展来说,突然出现了这样奇异的变化也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我们知道:“勇敢”是不可能离开阶级觉悟而孤立存在的,一个平素毫无觉悟的人,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忽然十分坚决、勇敢起来,这是不可想像的;同样道理,像作者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平常具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的党的领导人,到了抗美援朝的紧要关头,许多非党群众都表现得异常英勇而顽强的时候,独有他一下变成“怕死的软骨头”了,这也是令人不能理解的。
作者也通过郭占祥告诉我们一点理由,那就是:一九四四年郭占祥被日本抓到北满当劳工,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因为要暴动被发觉,敌人用机枪扫射,占祥在队列西头,从死人堆里逃出来。这件事给他的刺激很深,直到现在他的神经和心脏还不很健康。因此,在批评会上他畏惧地看了他父亲一眼,带着哭音说:“……我真的不怕飞机,也不怕炸弹,可是我不能听机枪的扫射,我要一听‘哒哒哒’这几下,我立刻就心跳得不行,身不由己的要往远处奔……”
我认为:这一理由是决不成为理由的。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过,在控诉会上听到过:千万个遭受过敌人迫害过的人们,不是“刺激”得变成“怕死的软骨头”,而恰恰相反,更激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因而产生无比的力量,为了报仇、为了解放,更勇敢坚决地走向斗争。但是丁克辛同志笔下的工人郭占祥却为什么适得其反呢?
照小说所安排的逻辑,只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是生理上的病症——不怕飞机,不怕炸弹,单怕机枪。我不敢担保世界上没有一个从机枪扫射中死里逃生的人,不会产生惧怕的心理,但把这“天下难得”的生理上的原因加在一个被作者颂为英雄的工人身上,使他一降为“怕死的软骨头”,却显然是作者主观的臆造,是达不到他解释郭占祥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的目的的。
我反复地思索: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是为了以儿子郭占祥的动摇怕死而突出父亲郭福山的坚强不屈吗?是为了告诉人们:平常积极的人到斗争最残酷的时候也会动摇的教训吗?是为了追求故事的“曲折”而故意来个“起伏”吗?……
作者这样来描写在抗美援朝中变成“怕死的软骨头”,“稀屎一滩”的是平常在群众中具有很高威信,各方面表现得都好的共产党员,支部书记呀!这说明什么呢?显然作者对抗美援朝运动中党在群众中所起的伟大的领导作用,同这一运动中大量出现的共产党员模范行为是没有认识的。
就这样,一位在斗争中表现得胆怯怕死而被撤了职的支部书记郭占祥,到了他父亲领头抢救鸭绿江大桥时,忽然他又出现了:“……儿子占祥也在里面,这小子现在也坚强多了,跑在前面,还对父亲打了个‘招呼’”。这位“怕死的软骨头”不是听了机枪声就“身不由己的要往远处奔”吗?为什么他这会儿突然又“坚强多了”,“跑在前面”了?难道这会儿没有机枪声了吗?不像!那时敌人轰炸、扫射得很紧张的呀!那么如果是他克服了怕死的思想,究竟怎样克服的?在作品中却没有一点表现。根据作者的描写,只能使人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郭占祥的转变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而不是由于党的教育的结果。这样把共产党的教育作用降低到不如群众的影响的描写是不真实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
作者在另外几个地方,也不加选择地表现了一些极偶然,非本质的事件。譬如:日本占着的时候,老工人郭福山因为工资不够吃,与人合伙“偷煤”被警务段捉住,敌人把他装在麻袋里乱摔。这场残害是怎样解决的呢?“出乎意外”的因为朝鲜工友老金会说几句日本话,跪到日本人面前一请求,“日本人哈哈大笑一场”就不再摔他了。再譬如:郭占祥小的时候和老金的孩子打架,他骂道:“你们朝鲜是亡国奴,跑到咱满洲国做工,好不要脸!”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和前面所暴露的问题有联系,这里同样地表现了作者的错误认识。
难道说日寇不是和残害中国工人一样地残害着朝鲜工人吗?可能因为朝鲜工人会说几句日本话“哈哈大笑一场”就了事吗?也许千万件里真有这么一件“出乎意外”,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作者要选取这样一件极其偶然的事情来表现朝鲜工人呢?
在伪满时,不可否认地有些人是受了奴化教育,泯灭了民族意识,也称起“满洲国”来,但据我所知多少有些民族意识的人,都不肯这样叫。为什么单单要按在受苦受欺但又刚强志气的老工人郭福山的儿子身上呢?
所有这些错误正说明这篇作品是缺少现实性的,而且也说明作者对工人,对党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许多地方是凭着作者这种不正确的主观想像凭空虚构的。这样,把许多错误的内容供给读者,这不是表扬了抗美援朝中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积极,以鼓舞人民前进;也谈不上这是批评工人阶级内部某些可能存在的缺点以求得改进。不能不说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极大的歪曲,对共产党在工人当中所起的作用的极大歪曲!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间,我们中国工人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样不知创造了多少英雄事迹,把这些英雄事迹用文艺作品表现出来,歌颂他们,教育人民,这是一切有机会了解这些生活的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但有人竟违反现实地对工人、对党加以歪曲的描写,我觉得这是不能容忍的。
(作者注:文中所有引号内的语句皆系引自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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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应重视小人书的编绘出版工作编辑同志:
最近电影小人书(即把一部电影印成连环图画)在北京很盛行。许多大街上和巷子里都有出租这类书的铺子或小摊。因为租价便宜,又可拿回家看,所以它拥有大量的非常广泛的读者,如学徒、店员、小商人、家庭妇女、中小学生、三轮工人等。这是一种群众很喜爱的艺术形式。在已出版的电影小人书里,有一些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如《红旗歌》、《光荣人家》等,但这样的作品在数量上实在太少了。还有一些是照着解放前后上海私营影片公司出品编成的,如《万家灯火》、《我这一辈子》,《大团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这些作品虽在内容上还存有某些缺点,但还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可惜这类作品也为数很少。绝大多数的电影小人书都是解放前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和汪精卫卖国时期,以及近来香港摄制的有着重大毒害的作品,像《卿何薄命》、《红粉飘零》、《风月恩仇》、《侬本痴情》等,一看名字便知其内容是庸俗不堪的作品;又有像《古装巨片》、《新梅龙镇》、《一夜皇后》等歌颂封建帝王在皇宫里玩腻了三宫六院,又跑到民间去耍一番“风流”的故事影片;更有与好莱坞影片含有同样毒素的《女大当嫁》、《桃花依旧笑春风》与向福尔摩斯看齐的《艳尸》《雨夜枪声》等等;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公开歌颂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地下工作者”的,如《粉红色的炸弹》、《大地回春》,它们明目张胆,而又恬不知耻地把蒋介石匪帮的“地下工作者”和蓝衣社特务们描写成为“抗日”、“爱国、正直、勇敢、机智”的战斗者。这些宣扬淫欲、歌颂敌人、颠倒黑白的反动电影小人书竟在数量上占着“压倒的优势”。这种现象,不能不提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群众迫切需要看进步内容的电影小人书,但这些落后的东西为什么还拥有不少读者呢?这原因并不奇怪,因为进步的作品少,读者不得不拿这些有毒害的作品充饿渴。于是一面摇头说这些作品不好,一面还是租来看。
这种情况,文艺工作者是应当积极地负起责任来使之改变。我们不要把这块阵地让给反动和落后思想盘据着。我建议:
一、与小人书有关的领导机关,应有组织地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电影小人书的出版、发行及出租的详细情形,并对之加强领导;二、希望电影局和出版方面合作,及时地把优秀的故事片及新闻纪录片编印成电影小人书,大量出版和发行,并注意不但发行到各城市,更需要发行到广大农村去。因为翻身后的农民对文化食粮的需要更迫切。三,严禁反革命作品的出版和发行,对已出版发行的反动作品,应即勒令使其全部收回;对于落后内容的作品,应予以适当的批评和限制。奖励优秀的人民电影印为电影小人书,多方面给以帮助,使它获得更多的读者。四、大力推广电影小人书的出版、发行的既得经验。
冯湘漪编辑同志:
上海同康书局出版,连联书店发行的电影小人书“第三次打击”是根据苏联电影《第三次打击》缩编的,但是内中错误百出,最使人不能容忍的,例如德寇司令和希特勒对话说:“如果我们被打死,请追认我为共产党人。”(第三三○页)难道共产党员的称号,可以这样加以侮辱和歪曲的吗?又如把红场的克林姆里宫说成“居民已逃避一空,因为德军已划为警戒区。”请问什么时候莫斯科“居民”曾经“逃避一空”?什么时候被德军划为“警戒区”呢?其它如把画中的苏联军队的形象注释成为纳粹军队(二二七页,二二九页,二五二页、二八八页),戴着纳粹钢盔的却成为苏联军队(二九四页);所有苏维埃的字样都变成“苏埃及”。画中的美国兵仍然在夸耀美国的装备和“胜利”(十二图);称赞李承晚的士兵的“天真”(十七图);借美国兵之口骂“朝鲜这个鬼地方”、“连鸡蛋都比美国小”等的崇美思想。为什么容许这种恶劣的连环画出版呢?
鹤岗市第五完全小学校 校长 张浩程编辑同志:
我馆在最近,从新华书店北京分店买了上海连联书店发行,泰兴书局出版,翼民编稿的连环图画“少爷兵”,这本连环图画的内容坏到让人不能容忍。我们又看到北京晚报五月十二日第五版、姬承文同志对此连环图画所发表的意见又经过我馆干部共同讨论,我们认为应该严禁这本画继续发行。这本画是描写“南朝鲜”女学生朴永媛。“用她的智慧和勇敢,以人民的力量使美军官马拉特从一个顽固的侵略分子”一变而为前进的革命同志。这些暴露了作者严重的亲美、崇美思想而且完全丧失了中国人民的立场。敌我分不清侮辱了朝鲜人民。作者把马拉特描写成“有人性的美国军官”。我们认为作者对敌人的残暴的本质,不是仇视、鄙视、而是同情甚至崇拜。
作者翼民为什么不描写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偏来这样描写两个完全丧失民族立场的人呢?还有作者把朝鲜人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说成是“上帝的恩典”。最不妥当的是:作者最后还把朴永媛和马拉特画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下面!我们建议:这本连环画应即停止发行,出版的书局和画的作者应作公开检讨。
北京市门头沟文化馆 李希昌
编者按:小人书是广大群众最喜爱的读物,现在各地出版的小人书的数目是很多的。其中不少是好的,应该加以介绍推荐;对于内容有害的小人书就必需批评。上面读者所提到的一些小人书的内容都有严重的错误,读者的批评,应当引起从事编绘出版小人书工作者的注意。我们希望各地有关机关对这项工作加强领导。


第5版()
专栏:国内文艺动态

  各地文艺工作者展开捐献义演运动
全国各地文学艺术工作者热烈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动全国文艺工作者捐献“鲁迅号”飞机的建议,纷纷捐献稿费,版税,订出创作计划,举行义演、义展等。首都京剧界前辈、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实验学校的师生,于本月十七日晚在大众剧场举行首次联合义演,参加演出者有:七十九岁的名武生尚和玉、七十二岁的名武生马德成、张德俊,六十六岁的名净郝寿臣,七十岁的须生谭小培、五十八岁的青衣刘喜奎等,分别演出《晋阳宫》、《武松打店》、《火烧百凉楼》、全部《法门寺》、《当锏卖马》等。这些京剧前辈都是脱离舞台生活已数十年至二十多年的,但高度的抗美援朝热情鼓舞他们不惜去掉十多年的胡子重登舞台,这种爱国主义行动,令观众十分感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青年艺术剧院也举行了音乐舞蹈义演,演出节目有独唱、舞蹈等二十余种。上海戏曲界许多剧种也都纷纷举行义演,华东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剧团于十九日起义演夜场三天,由周信芳主演《四进士》,曹慧麟亦参加演出;更生滑稽剧团六月十七日早场义演反特反霸剧《小三毛与雌老虎》;南北滑稽剧工作者于本月十四日在华东大众剧院举行联合大公演,由杨华生、张樵侬等参加演出;天蟾舞台演《墨黛》,并将一星期夜场营业所得三千余万元捐献出来;中国大戏院梁益鸣剧团义演《群英会》、《花钿错》;评弹改进协会于本月十七日举行新评弹大会书一场,演出《太平天国》、《武松》等;淮剧改进协会决定发动十五个淮剧团举行义演日夜两场,有的连演三场。他们为了增加生产,每日再行加演早场,把捐献运动经常化,编导者保证义演时不演老戏,每个淮剧院均排练爱国主义内容的新戏曲。上海舞蹈艺术工作者亦准备定期义演。
南京及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将举办戏剧、音乐、舞蹈义演及美术义展,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并于本月十四日有二百多人集会,纷纷认捐了二亿五千万元。中南部队艺术学院教职员于本月十六日起亦在该院实验剧场义演舞剧《母亲在召唤》及话剧《母亲的心》及歌剧《歌唱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等。齐齐哈尔及辽西等地也均为捐献“鲁迅号”飞机而举行义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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