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我们是如何领导干部文化学习的？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
河北省在职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出身；工作经验丰富，但文化水平却很低。区干部绝大部分是高小以下的水平，他们看报纸、阅读文件、写报告时都感觉困难；有一部分是文盲，他们甚至连统计数字也弄不清楚。县级机关干部，在算术方面大多数是初小程度；在语文方面多数是高小程度。专区和省两级的机关干部，在语文方面大部已达到初中程度，阅读能力比较高，但写作能力低；算术程度则多数是高小与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我们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才能使他们更好地完成当前的各项工作任务，并在今后领导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工作。
在职干部是能把文化学好的
一九五○年六月，中共河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二月宣传教育会议的精神，具体地规定了干部学习编级标准：凡文化程度（包括语文、数理、史地等科）不够初中毕业程度的，一般的均暂时停止理论学习，补习文化；对不识字的干部，要求在二、三年内达到初小毕业程度；对已有高小、初中程度的干部，要求各提高一级。省文教厅规定了学制（初小二年、高小一年、初中三年）、课程与教材，又配备了专职教员。
目前参加文化学习的干部有八万多人，占全省干部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县以上机关都设有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全省大部分县委委员和部分地委委员，已参加了学习。学员的出席率，大部分地区经常能保持百分之八十左右（下乡干部没有计算在内），少数地区已消灭了旷课现象。现在全省共有业余学校一千零九十四班，专职教员五百六十五人；大部分业余学校已走向正规化，按统一的学制课程进行教学，并订出了考勤、请假、考试等制度。
经过半年来的学习，干部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了。例如，涉县有六十三个干部，过去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已能看简单的文件、写简单的信件了。沧县专署有十八个没学过算术的人，现在学会了整数加减乘除，有的已学到小数和分数。预计一九五二年年底，仅省直属机关与直属市，即将有四、五十个班达到初中毕业程度。
在学习中，干部的思想也有了新的转变。最明显的是纠正了一部分干部由于文化程度低所产生的悲观情绪与退休思想。此外，还扩大了干部的眼界，提高了干部的爱国主义思想；纠正了某些农民出身的干部的迷信思想。
同时，文化学习使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一步。许多干部在获得了初步的文化知识以后，工作和学习时都感到了极大的方便。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了，在职干部是可以把文化学习搞好的；而且，广大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应依靠在职学习。有些人认为只有离职才能学好的看法是不对的。
要保证必要的学习条件
领导在职干部的文化学习，首先要对学习条件给以必要的保证。要使干部能够坚持每天二小时的学习；要配备教员，供给必要的经费设备，建立健全的学习制度，如考勤、请假、考试、作业等。业余学校须与各机关行政及党的支部密切联系，以贯彻上述制度的执行。党的支部应把领导与保证党员干部学习列为经常的和主要的工作之一。负责干部应以身作则，参加学习。因为负责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工作的帮助更大（如地委委员中，有不少还是小学程度）；而且负责干部参加学习以后，能及时了解学习中的问题，设法加强领导；同时还可以起带动的作用。如：唐山地委书记贺秉章同志每天早晨与其他委员相约按时到课，专心听讲；并亲任专区直属机关业余学校校长。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同志除坚持各种学习制度外，并注意复习和认真研究。
克服学习文化的思想障碍
动员干部学习文化是一个思想斗争过程。领导干部应该加强思想领导，及时纠正各种不正确的认识。过去在土地改革时期，有一部分工农干部曾产生过“老粗光荣”的错误认识，认为只要有经验，没有文化“一样能当干部”，“也一样做工作”。某些干部放不下架子，以为学习文化是降低了自己的政治待遇。有的借口工作忙，不积极学习文化。还有的因为年龄大、记性不好，对学文化没有信心。
我们曾针对以上情况，着重解决了学员中的思想问题。领导干部强调说明在今后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只凭老经验是不行的，号召大家放下架子，当小学生；并说明这正是党对工农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学习开始以后，领导干部又强调从实际出发，号召大家认真学习，巩固学习成果。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反复动员；再经过党支部、小组的检查，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才逐步地把这些思想问题大体上解决了。
在师生关系上，初期有些干部有看不起教员（多是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认为教员的政治水平低，教不了自己；甚至发生干部故意与教员为难的现象，使某些教员的工作情绪受到了影响。教员因此也就感到干部不好“侍候”，放松了对学习的领导。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首先是在干部中提倡尊师；其次是在政治上帮助教员，使他们认识到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是一桩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凡可以使教员参加的一切政治报告与会议，都设法让他们参加，借以加强教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并从政治上提高他们。同时，还要帮助教员根据干部学习的特点，改进教学方法。现在这一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了，师生关系已趋融洽。
下乡干部也一样能学习
县以上机关干部的学习，因经常有一部分干部下乡工作，发展是不平衡的。常下乡的干部往往跟不上功课，有的甚至降班。这是个比较复杂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干部的自觉，因为下乡以后学习时间仍然是可以挤出来的；同时，领导上必须加以组织和督促，并从工作中给予一定的预习机会与补课时间。组织下乡学习的办法是：在下乡前由教员有重点地给予预授（授课的多少须根据下乡时间的长短来决定），或发给学习提纲；下乡后实行自学互助，如有困难找当地教员帮助解决；回来时再补课。
区干部是经常下乡工作的，因此，组织他们学习是文化教员的主要工作。办法是把学习制度与工作制度密切结合起来。区干部每十天或半月大集合时，即进行学习（学习日）；小组每五至七天集合汇报工作时，教员轮流到各组上课，并规定了作业；平时则由小学教员帮助学习。区干部的学习直接由中共区委会领导，县委会每半月召开文化教员会议，汇报与布置工作，交流经验。
以上办法，在领导干部重视和工作制度正规的地区是执行得比较好的，效果也很好。
第3版()
专栏：
重庆处决反革命罪犯
较场口事件主犯已处死刑
重庆市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于十一日举行，讨论对一批反革命罪犯处刑问题。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二千二百五十八人。开会时，全市有三十七万八千余市民收听大会实况广播。
会上，市人民检察置检察长刘明辉向大会提出对二百四十七名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他说：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并经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讨论，对这批反革命罪犯，按其罪行轻重，四十五名判处死刑；二十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一百五十四名分别判处不同徒刑；二十八名教育释放后由人民群众协助政府予以管制。刘检察长指出：判处死刑的罪犯，都是罪恶深重，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大特务、大恶霸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惯匪等。如重庆“较场口事件”主犯之一的大特务袁西培，一九四六年二月率领特务、流氓四十多人打伤李公朴等民主人士；随后又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伤报社工作人员十余人。一九四七年二月，重庆市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军强奸沈崇暴行时，该犯又率领特务数十名，以木棒、扁担打伤学生，并用机枪扫射，造成“大同路血案”。外号重庆“土皇帝”的大恶霸田德胜，横行重庆市水市巷一带达数十年，一贯凭借反动统治势力，压榨人民。连附近居民喂鸡养鸭，他都要干涉，说是吵闹了他。重庆解放前夕，该犯与战犯张群等商定潜伏破坏计划；解放后，藏枪不缴，继续作恶。刘检察长说：像这些凶恶的反革命首犯，如不杀掉，人民国家的利益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
受害者亲属纷纷上台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后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刘明辉检察长提出的对上述反革命罪犯的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当日即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执行枪决。当这一批反革命罪犯押赴刑场时，市民沿途争看，不断地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西安市举行宣判大会
分类处理反革命罪犯
西安市人民法院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将市人民检察署提起公诉的一批反革命罪犯按其罪恶大小分别判决，其中判处死刑的并经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后，于十二日举行宣判大会，执行枪决。到会的有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机关、学校代表五万余人。开会时，西安市和附近县、市有二十三万多人收听大会实况广播。
判决的反革命罪犯分五类：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反革命首恶分子何受荪、李芝亭等一百二十二名；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有反革命罪犯史开明、祁介夫等二十一名；三、判处无期徒刑的有反革命罪犯樊仰山等十一名；四、判处不同刑期徒刑的有反革命罪犯张师民、唐永顺等一百六十六名；五、判决取保释放后予以管制的有反革命罪犯胡英杰、郜承级等一百零四名。会上，大会主席赵伯平在讲话中指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及各民族各界人民大家的事，是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全力合作才能做好的事。参加清理反革命案件工作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成柏仁、民主人士代表陈雨皋等在讲话中说明：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对于这批反革命分子的判决，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放的放，完全体现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最后市人民法院院长任扶中宣读判决书，该杀的立即押送刑场执行枪决，该关的立即押回监狱，该放的当场释放。
宣判后，许多市民写信给大会主席团表示拥护政府的公正判决。数百里外的长武、凤翔、邠县等县的工厂、学校、机关和人民群众，也纷纷打长途电话向大会主席团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政府为民除害的正义判决，并向人民政府公安人员致敬。
在市人民法院判决前，西安市市、区两级清理反革命案件委员会的一千六百多委员，曾分别协助市人民检察署搜集、分析这批反革命分子的罪证，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他们深入群众调查，征询人民群众的意见，收集和审核各反革命罪犯的罪证，并开会讨论具体处理办法。经过一系列的缜密调查，反复讨论，最后才由市人民检察机关将一切罪犯的罪证以及处理意见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杀害刘胡兰的主谋凶犯之一
侯匪雨寅在万泉落网
同谋凶手徐得胜在祁县伏法
杀害刘胡兰的主谋凶犯之一侯匪雨寅（本报六月五日报道中误为侯丙寅）已在山西省万泉县落网。侯匪雨寅为阎锡山匪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副营长，在杀害刘胡兰等同志之前，曾与该部营长冯匪效义共同召集连长徐匪得胜、连指导员张匪全宝谋商执行计划。侯犯现年四十二岁，为山西省稷山县宝泉庄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阎锡山特务组织“同志会”及国民党，历任蒋阎匪军的上士文书、少尉组员、中尉组员，少校处员及副营长等职。一九四七年二月，侯犯在山西省离石县为我军俘获，改名侯震宙，自报为匪军排长。同年三月十六日被我释放。但侯犯回家后竟组织所谓“汾南游击支队”反动武装，自任队长，图谋待机暴乱。但侯犯并未逃出人民手掌，于四月十七日被我万泉县公安机关逮捕归案。
（王沁声）
杀害刘胡兰的凶手之一徐匪得胜（原名许凤英），已于四月四日在山西省祁县伏法。徐犯是山西省祁县武乡村人，恶霸地主出身。一九三七年参加阎锡山匪军，后又参加阎匪特务组织“同志会”。一九四七年，徐犯任阎匪军连长，于当年一月十二日指挥他的部队包围文水县云周西村，将刘胡兰等同志用铡刀铡死。徐犯因此被阎匪提升为营长。同年二月我军解放文水县城后，徐犯逃至原籍祁县武乡村，继续作恶。一九四八年我军解放祁县，该犯又逃至本县贾令镇，潜伏在万和堂药房，企图待机活动。此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人民把这个隐藏了五年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检举出来。政府接受人民的要求，已于四月四日在祁县武乡村将徐犯枪决。
（闻）
第3版()
专栏：
在深入抗美援朝运动中应注意些什么
——北京市第四区抗美援朝运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今后的计划
中共北京市第四区委员会宣传部长 金建
北京市第四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已做出了初步成绩；在普及的基础上，根据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订出了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
基本上做到了普及
从去年十月抗美援朝运动展开后到今年三月，四区除机关、学校及部分工厂外，街道居民及各零散行业工人，绝大部分未受到抗美援朝教育。从今年四月份起，全区开展了一次普及抗美援朝运动，全区工人受到一次至十次宣传的有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八人，完全消灭了各业工人群众中的空白点。全区四千余工商户，五千余摊贩，也都受到一次至五次的教育。总计连居民在内，全区受到教育的人数共有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三人，占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经过这次普及的抗美援朝教育，群众的政治认识已提高了一步：普遍地知道了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和中朝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等。从切身生活的体验中觉察到解放前后生活的不同，也就更加增强了对毛主席的热爱。从道理上认识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初步地树立了仇恨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加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信心，知道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人民团结起来就可以战胜美帝国主义。
群众的爱国意志和热情，还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中。各阶层人民纷纷订立爱国公约，捐款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自四月中旬至六月初旬，约计四千万元）。工人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已提高了产量、质量。工商户、居民则集体缴纳工商税及房地产税。这次运动不但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认识，也教育了干部，加强了干部的群众观点。如二十一派出所所长谢昉同志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工作做好。”
需要继续解决的几个问题
群众的政治认识虽经过这次大运动已普遍地提高了，但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还需要继续加强或进行系统教育：（一）对日本帝国主义仇恨深，但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不深。群众一提起日本，都咬牙切齿地痛恨；但提起美国，虽都知道是敌人，但总不像恨日本那样恨。（二）群众的爱国热情虽被激发，政治认识也提高了，但认识多限于感性的，从个人生活出发的。如对祖国的认识，则大半是从“解放后生活好了，不再吃混合面了”等方面出发（当然这是对的，但只看到一点），还不能从祖国的伟大，祖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祖国美好远大的前途等方面来认识祖国。（三）未能将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同帝国主义区别来看；表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看法。有的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坏的。”（四）不了解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对帝国主义及对人民自己的作用和意义，只知道为了和平而签名，只知道人民团结起来，就可以战胜帝国主义。但不很了解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已超过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阵营的力量。
由于在订立爱国公约中，对群众没能进行充分的酝酿与宣传，不少群众还不了解其意义。如太平胡同，在已订爱国公约的三十一人中，经过酝酿学习后订立者仅有七人，其余二十四人都是在“组长动员，让订爱国公约”的情况下订立的。在这三十一人中，了解订立爱国公约实际意义的仅二人（一教员、一中学生），仅知道为了抗美援朝订立爱国公约者十二人，其余十七人则不知道为什么。在内容上具体而能切实执行者仅三人；订的抽象空洞，或多是生活琐事，不易执行者有十八人。“订了爱国公约”但还不知其内容者十人。这就说明，在推行爱国公约中还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现象。
在群众宣传队伍中，群众积极分子兼职过多，负担过重。有的积极分子，身兼八个职务——区代表、妇女代表、卫生委员、文教委员等，身兼四个职务者是普通的现象。但他（她）们并不嫌其苦，这就表现了群众已具有高度的觉悟和积极性。不过兼职过多也必然要影响工作。
今后的工作计划
六月十七日，北京市第四区举行了各界人民临时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推行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的三项爱国运动的工作计划：
一、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认识从现有认识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主要是加强仇视美帝国主义和认识祖国光明的前途的教育，加强世界和平力量必胜和中苏友谊合作的教育，以巩固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
二、对爱国公约普遍进行一次教育和检查，务使订约者了解其意义。对已订约者要针对其存在的问题和缺点进行修订；对未订约者更要充分发扬民主，自下而上地普遍订立。公约内容要具体，既结合经常工作，又结合政治任务。特别是要将捐献武器和优待烈属、军属工作，作为爱国公约中重要内容之一。为了认真执行爱国公约，各派出所支会要建立定期的检查制度。
三、为了推行三大爱国运动并将宣传工作经常化，决定：（一）在工厂普遍建立读报组，点将台，建立时事测验制度，加强对宣传员及工会宣传队的领导。职工业余学校将爱国主义教育经常化。（二）加强对宣传队的领导，整顿居民宣传队，调整宣传队员的兼职，吸收新的积极分子，扩大宣传队，建立对宣传队员的传授制度，培养与提高宣传队员的政治认识与工作能力，建立宣传队员的工作制度，分工包干。并于六月底以前，以宣传队员为骨干，有重点地建立读报组和广播收听组。（三）解决宣传队与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配合问题。抗美援朝宣传由抗美援朝支会统一领导，各组织分工负责，发挥各群众组织的作用。对工商界学习的领导要加强。
四、为了具体推动捐献武器运动，决定：（一）在工厂方面，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由工会召开劳动模范、技术、敬老等座谈会和工会小组会，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改进技术、提高质量，用超额生产的奖金来捐献武器。在零散行业中，则结合本行业务，改进经营，节省开支捐献武器。（二）在工商业方面，号召工商户改善经营，捐献武器。（三）街道居民主要以参加生产、实行节约的方法捐献武器。
五、在优待烈属、军属方面，决定：（一）首先发动机关、团体、学校对烈属军属进行一次普遍的慰问，在慰问中了解烈属军属的生活情况和需要。（二）向全区各阶层人民群众宣传优待烈属、军属的意义，介绍烈属、军属的生活状况和需要。（三）号召各阶层人民，并发动各种群众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如帮助劳动、减价优待、介绍职业、帮助子弟入学等等，解决烈属军属的困难。并发动军属给志愿军写信，报告烈属军属在后方受优待的情形，以鼓舞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情绪。
第3版()
专栏：
让群众掌握镇压反革命政策
——上海市大力宣传惩治反革命条例
上海市正大力宣传“惩治反革命条例”。目的是使群众能正确掌握镇压反革命政策，进一步检举反革命分子，订立保安公约。出版印刷机关最近大量印制了有关材料，向群众进行宣传。解放日报社在五月底以前，已陆续印发了十六万八千五百份“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新华书店在短期内售出了有关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活页文选二十二万六千多份。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初版一百五十万册已经销完，现正续印五十万册。文汇报也出版了“坚决镇压反革命”学习手册三万册。各工厂、学校、机关、团体正组织本单位人员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许多里弄也都利用公告板、大字报、广播、幻灯等，向群众宣传这一条例。法商电力公司工会，把“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放大成二丈高、二丈五尺宽的巨幅彩色连环图，张贴在马路口。街道居民和来往行人，都仰首驻足，细看细读。目前，有关部门正用各种方法继续将有关宣传品、学习材料向群众推广。如报业公会和广播业公会印制了六十三万份“惩治反革命条例”，向群众散发。散发的方法有二：一是通过各区的抗美援朝支会散发；一是通过广播电台广播介绍，动员听众前往电台索取。后者是一种较新的而且收效很大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十八个电台，在十二天中就发出了十六万份。前往电台索取的包括工厂、机关、学校、冬防服务队、农会、识字班、福利救济团体、回民团体、佛教团体等单位的代表或个人以及失业工人、里弄居民等。邻近各县，如苏州、嘉定、南汇等地人民，也都写信向电台索取。各电台在散发时都注意照顾无组织群众；对大量索取的各单位，先估计该单位的人数，然后适当发给。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九三学社讨论《武训传》
九三学社于六月十七日下午召集京市社员，讨论《武训传》和有关思想问题。到会者有戴修贤、楼邦彦、魏建功、游国恩、俞平伯、李祖荫、黎锦熙、黄国璋、孟宪章、王之相等六十余人。会议主席为许德珩，他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思想，并号召全体社员用批判的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讨论“武训传”。社员们也发表了对武训以及所谓“武训精神”的看法，批判了自己的思想。
青年团中央青年文化服务团
将革命文献赠中央革命博物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青年文化服务团，最近将在访问江西老苏区期间所收集的十年苏维埃运动时期的革命文献实物一百二十三件，拨赠给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在这些文献实物中包括有苏维埃时期的油印文件、土地证、货币、学校课本、工农红军衣服、武器等。
华东区一百二十万人转入常年民校继续学习
一九五○年华东各地冬学有很大的发展。据初步统计，全华东区冬学学员数共达六百六十万人以上，现已转入常年民校继续学习的亦在一百二十万人以上。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在最近发布了关于巩固与坚持常年民校的指示，着重指出：农忙时应适当改变学习组织形式，灵活运用多样的分散学习方法，有计划有系统地向农民进行生产教育。并督促各级政府文教部门在适当时期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第3版()
专栏：
郑州市群众性的控诉与检举反革命运动
本报特约记者 苑丁
郑州市自四月份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以来，经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已初步形成群众性的控诉、检举运动。
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经过向群众宣传动员，特别是政府捕了一批、杀了一批、关了一批、放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之后，群众认清了镇压反革命政策，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改变了过去认为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看法，消除了怕政府不给做主，而不敢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顾虑，积极行动起来，展开了控诉运动，并纷纷检举反革命分子。如汽车修配厂工人在控诉之后，检举了厂内外土匪、特务三十余名。中南鞋厂一女工，过去对潜伏本厂二年、杀害过她的父亲的特务，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大胆把他检举了出来。市郊农民也卷入这一运动，控诉了“保长神”李福海等。全市各界人民在两个月中向政府写了四百余封检举特务的信件，市民王自成在“五一”游行时，当场检举了喊反动口号的特务岳子信。儿童陈敬安，机警地捉住了以糖果收买他的特务分子。在运动中，妻子检举特务丈夫，儿子检举恶霸父亲，以及检举反革命亲友的事例，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的统计，自运动开始迄今，全市各单位共召开过控诉大会一百七十二次，参加人数达十二万五千余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七千二百四十八名被害人或被害者家属进行了控诉；政府共收到群众要求镇压或检举反革命的信件共二万零二百六十封，仅在五月十九、二十两日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上，就收到有四万人署名的信和纸条四千六百七十九件。
现在，郑州市镇压反革命运动仍在继续开展；虽然有些群众还有顾虑，但大多数群众已投入运动。
★
郑州市的群众性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怎样展开的呢？
一、领导干部抓紧进行了思想动员和具体领导。运动开始之先，中共郑州市委曾几次开会研究镇压反革命问题，并三次召开干部大会，进行动员。运动开始后，领导干部又具体组织了宣传力量，做了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向群众讲解政策，批判“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和“仁慈”、“仁政”等错误观念；并亲自掌握控诉运动，适时地把群众控诉美、日、蒋罪行，转移到控诉反革命罪行，使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二、政府给人民群众撑腰，充分发动群众。运动开始时，郑州市没有注意很好发动群众，群众知道很多反革命的材料，但不敢向政府报告，怕“得罪人”，怕“政府不给撑腰，画虎不成反类犬”。某些单位的群众当场检举了反革命分子，但政府未能及时处理，又未进行必要的宣传工作，群众便后悔起来，怕反革命报复，而不敢控诉检举了，暂时地影响了运动的开展。因之，反革命破坏活动仍然屡次发生。经过向群众进行教育，组织了群众性的控诉运动，特别是政府逮捕、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之后，群众思想转变了，开始投入了运动。之后，镇压反革命运动立即改观，变得有声有色。同时，反革命的材料发现得多了；因缺乏证据无法结案的案件，可以结案了；在广大群众监视下，反革命破坏事件大大减少了。人民欢欣鼓舞，反革命颤抖失色。
三、根据群众在运动中变化着的思想情况，随时进行教育，不断提高群众觉悟，使群众情绪经常饱满。开始时，郑州市在这一点上做得也不好；没有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逐步深入，向群众进行有效的宣传教育，以解决群众中新发生的思想问题。这就使部分群众产生了新的顾虑。譬如有人说：“杀的那一批里，就没有一个屈的？”群众的这种反应，给领导干部指明了宣传工作的新内容。中共郑州市委立即决定迅速展开系统的宣传教育工作，并采取了如下措施：①举办群众讲座。前后共举办二次，共一百三十九场（各单位自己办的不在内），听众达八万余人。第一次着重讲解为什么要镇压反革命，说明政策，划清敌我界限，号召大家起来向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第二次着重批判“仁慈”观点，“人才”观点和单纯“教育改造”等错误认识，说明政府一定给人民撑腰，并具体揭露了反革命罪行，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这些讲座都是由政策水平较高的报告员直接主持的，所以收效很大。②通过各界代表会、居民代表会、居民小组会、治安小组会、民警积极分子会、宣传员会、大型的和小型的控诉会，进行宣传动员。各群众团体，保证向本单位群众进行宣传。各工厂还召开了生产小组会、学习会等，进行宣传。各种会议，都有明确的宣传教育中心，宣传教育材料也具体实际，作用很大。③开展群众性的控诉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郑州市的经验证明，群众的控诉一般是由远及近，由过去到现在，由控诉帝国主义到封建势力到土匪、特务，由控诉公开的敌人到隐蔽的敌人，由控诉死去的反革命分子到仍活着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一规律，领导上有意识地引导群众大胆控诉，充分揭露反革命罪行，不断提高群众觉悟。④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各种宣传机构，组成了一支坚强的宣传大军，向群众进行宣传。首先是运用报纸宣传，通过报纸指导运动。全市一千七百零一个读报组，担负了经常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任务。广播电台也被有效地运用起来。全市曾一次组织了六万群众，收听扩大的各界代表会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实况广播。广播电台聘请负责干部，进行了十六次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广播讲演；组织了被害人或被害家属控诉广播二十一次。有关部门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展览会，观众达四万余人。文艺工作者编演了镇压反革命文艺节目二十二个，观众达六万余人。幻灯、连环画、传单、黑板报等宣传工具，都被充分运用起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
★
目前，郑州市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热烈展开。但还有些问题须在今后运动中求得解决。这些问题是：运动发展得还不平衡，如宗教界、工商界还较落后；某些人还没有认清镇压反革命的重大意义，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积极性还十分不够；某些人还怀疑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特别是有些反革命分子，还不敢向政府坦白登记；某些人还认为镇压反革命是突击性的工作，“一阵风，过去就完事”。上述种种，都或多或少地妨害了运动的开展，并妨害使运动经常化，必须尽快求得解决。
第3版()
专栏：
朝鲜战争速写
（铅笔画）十五
这是在汉江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担架队，他们都是一些翻了身的东北农民，他们为了保卫祖国，为了帮助朝鲜人民求得独立、解放而走向朝鲜战场，英勇地救护中朝人民的勇士。
侯逸民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