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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产棉区农村共产党员应积极推动售棉储棉
沙河东九家村共产党员带头展开售棉储棉运动
河北省沙河县东九家村的共产党支部，六月四日见到中共中央关于保证完成购棉储棉任务的指示后，当晚就和村干部、劳动模范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在本村开展售棉储棉运动。讨论了以后，大家认为：应该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说明售棉储棉正是目前棉农最实际最有意义的抗美援朝爱国行动。接着支部委员领导大家分析研究了目前全村的存棉情况，规定了向各种不同的对象进行动员的不同办法。在会上，共产党员干部、劳动模范都表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全村展开售棉储棉运动。
植棉模范薛计贤说：“今年棉苗未出土的时候，政府就贷卖给咱肥料；咱们没有粮食吃，政府又借给粮食。现在国家需要棉花，咱们决不能存放着棉花让工厂停工。”薛计贤还把今年种的棉花计算了一下，预售给合作社二千斤。妇女劳动模范王三妮把留着的二十斤棉花也存入了合作社。农会主任张庆把家里仅存的五斤棉花也存入了合作社；并要动员自己的亲戚，把所有存棉存入政府指定的机关。全村共产党员、干部、劳动模范深入地进行了宣传动员，并且以实际行动推动这一工作。全村因此展开了售棉储棉运动。仅六月五日半天中，全村就有棉农向国家存放棉花二千斤，并和村合作社预订了卖给国家棉花一万三千斤的合同。
党员杨明堂带头卖棉给国家
博兴杨家枣行完成储棉任务
共产党员杨明堂是山东博兴县杨家枣行村人，在这次开展爱国售棉储棉运动中，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将棉花卖给国家，而且积极地动员其他农民，响应政府售棉储棉号召。杨明堂一面了解这一工作的意义，另一面又了解发动大家售棉储棉是不容易的，因为许多人还有许多落后的思想，因此必须深入地、广泛地向大家宣传售棉储棉对国家和自己的好处。当他村里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杨风富、村长杨明道召开群众大会作动员时，他就在大会上说明售棉储棉的重要。但是，会上动员后仍无人报名储棉。这时有些村干就垂头丧气，失去信心。可是杨明堂并不灰心，他知道这是宣传工作还不够的原故，就深入农民杨平和家去进行个别说服动员。杨平和去年共收了一千八百五十斤棉花。杨明堂了解了杨平和主要是怕把棉花存在国家机关不如存在家里方便。如杨平和说：“我准备麦子下来后，拿棉花换麦子。”这时杨明堂就给他说明：“把棉花存在国家机关你要粮食有粮食，要钱有钱。”杨平和听了就很高兴地将剩余的一千斤棉花全部存储出去；还保证去动员他兄弟杨安和也照样办。经过杨明堂与杨平和的宣传，大家纷纷把棉花存给国家。杨家枣行很顺利地就完成了四千六百斤的存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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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武训是一课生动具体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
——东北日报社论摘要
东北日报在六月十日发表题为《批判武训是一课生动具体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社论，号召各级党的组织和文化教育界展开关于武训问题的讨论，通过这次讨论，提高党员和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
社论首先指出了东北教育界和文化界思想混乱的严重情况：“前‘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编审，东北书店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高中国文教材第三册中，即编选了‘武训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摘录’课文，文中对武训推崇备至，这本教材已在广大教师与学生中散布了有害的影响。旅大师范学校在校门前悬挂武训的画像，还计划修建‘武训亭’，提倡武训办学的‘坚韧精神’。沈阳市文教局曾在优秀文教工作者大会的晚会上特别放映《武训传》影片，以资学习，沈阳市文教局负责同志并曾在北市区第一次人民代表会上以武训精神鼓励群众办学，引起群众盲目崇拜。松江省文教厅出版的《识字通讯》，连载《武训传》连环画，用以推动识字运动。此外，在市场上流传的歌颂武训的书刊，则有《武训画传》、《千古奇丐》、电影小说《武训传》、《武训先生的传记》及关于武训的数种连环图画等等”。
社论继称：“《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立场，阶级观点的问题。歌颂封建统治的拥护者武训的反动宣传，能够在包括某些共产党员在内的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中间有它的‘市场’，它不仅未受到批判，而且有的同志还加以推崇和宣扬，这说明了这些同志在关于武训这个问题上，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模糊了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正是由于他们离开了阶级性去观察问题，所以才得出一套错误的结论。模糊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就会在不同程度上为各种不同形式的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所腐蚀，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所腐蚀了，所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揭露和肃清对于它的错误认识，是具有极为现实的教育意义，因为阶级斗争观点的模糊在我们这里不仅表现在对武训的错误认识这个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他的具体问题上。例如对于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的麻痹思想和认为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可以‘劳动改造’，认为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可以‘既往不咎一视同仁’，认为镇压反革命是不‘民主’等等的错误认识，其实质也都是敌我不分、敌友不分的阶级观点模糊的具体表现”。
社论最后号召文艺工作者联系《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检查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工作：“文艺工作者应该从电影《武训传》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检查自己在文艺创作上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和创作方法上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歌颂正面的积极的英雄人物的创作思想，开展文艺批评，更好地贯彻毛主席为工农兵的文艺路线。应克服那些文艺上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文艺批评上无原则的和平共居，以及那些热中于奇迹式的旧事物，而不积极地正面地歌颂新生事物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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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的工作作风改进了 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了
——京郊举行村人民代表会议的收获
史威
北京市郊区已有半数以上行政村召开了村人民代表会议或村人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是讨论和制订农业增产计划，并结合讨论了有关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其中有六十九个村已通过民主方式改选了村政府。
一般村的代表会议都开得相当成功，主要有三个收获：
（一）代表会对于教育干部使之改进工作作风有很大好处。各村群众在代表会上对干部作风提出了很多批评，一般被批评的村干部也认真地在会上作了检讨。如九间房村村长在检讨时说：“过去我作错了事，就怕别人知道。越怕人知道，别人越给你提出来。我今后必须切实改正错误。”过去常犯强迫命令错误的村干部张福检讨：“过去伪保甲长压迫群众；现在我也压迫群众，不是和伪保甲长一样吗？”一部分作风很坏的干部，在村政府改选时被淘汰了。
（二）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感。许多农民在开过代表会议后都说：“真是人民当家了”，“过去不敢向村政府提意见，以后可向咱们代表提意见了”。因为群众对代表会议已有初步认识，在选代表时，都选了老实能干、能代表群众意见的。
（三）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很多村都已订出生产计划。如十二区新发地村邓宝文等四户的互助组，共有五十一亩地，常年打九十六石粮；今年订的计划则要提高到打二百三十石粮，多养六口猪（过去只养三口），增加一头驴。
此外，在人民代表会议召开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些干部和群众对代表会的作用认识不清。有些干部认为，有领导就不算民主；既然实行民主，就不需要领导。如有的村干部说：“成立了代表会，我们的事就少了；大事找我们，小事找代表。”十四区北顶村农会组长王荣，竟认为代表是收公粮的。有些人认为“代表是解劝打架，解决土地纠纷的”；有的认为“代表会议就是积极分子会议”；也有的认为代表会只是给村干部提意见的。因此，要把代表会议开好，必须在会前进行充分的宣传酝酿工作，纠正这种错误的片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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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私立职业补习学校政治学习班
北京市私立职业补习学校共有一百一十余处，包括会计、打字、缝纫、速记、无线电等多种，共有学生六千人左右。在这些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希望学得一技之长以便寻找工作的失业、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迫切地要求学习政治。但是，私立职业补习学校多半规模很小，学校限于经费、师资等条件，还不可能增设政治课；北京市文教局一时也还没有力量照顾到他们。因此，青年服务部决定在这个过渡时期内协助政府来解决这些青年的政治教育问题，主办了“北京市私立职业补习学校学生政治学习班”。今年一月十四日学习班开课，到现在总计先后参加学习的人数约二千人。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学生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初步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观，知道参加工作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了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改变了轻视劳动的观点，知道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明确了当前国家政治的性质和国际地位，消除了民族自卑感；此外，更认识到国家的光明前途，分清了国际上的敌、友。而且，在了解到学习技术目的在于参加国家的生产建设事业后，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大大提高，自觉地遵守学校的制度、纪律。学校行政方面感到：“学生参加政治学习后，办学校也容易了。”
（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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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训到底是为谁服务的？
鲍昌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人民日报社论等有关《武训传》文件的学习，已经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这个学习运动十分重要。它已经使极大的一部分人从思想上提高了不少认识，明确了不少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样一些人，这些人仍有意无意地继续在那里为武训及《武训传》辩护着。他们对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指出的基本论点，仍存在着许多内心的抵触与怀疑。
首先，就是有些人仍然企图从根本上否认客观历史事实。他们认为武训自始至终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了“贫寒”而“兴学”的“好人”。他们不知道，武训从二十岁起就在政治上投靠凶恶地镇压农民革命的彻底反动的统治阶级了。当时不但全国正处在农民革命斗争的高涨时期，而且就在武训故乡及其周围（金乡、郓城、临清、高唐、菏泽、定陶）就有太平军及捻军的不断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的战场。
这样的“兴学”对劳动人民有何利益呢？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从农民中蜕化出来的游民，依靠着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支持，向统治者说：“修个义学吧！”（点缀点缀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向人民说“让孩子们上学来吧！”（做个顺民，当个奴隶去找出路！）这样一副嘴脸，有何革命意义可言呢？
从武训兴学的实践效果上也可以看到：武训到底是为谁修了义学的？武训修了三处义学，请的老师是：寿张举人崔准、聊城进士顾仲安、博平举人曹连枝、清河举人贾品重等人。当时在柳林义塾中，“每科岁考，学生入泮帮增补廪者，不下一二十人”（刘子舟：《义学正武公传》）。武训弟子沙明远在他的“记武训兴学始末”中也谈到“贽金必丰，塾规必严，入塾礼节必忠必敬……故塾中掇巍科、食廪饩者十数人”。看！这是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学生，难道还不明白吗？那里有什么“修个义学为贫寒”的事呢？和武训相识的李伯骥在“武训先生祠堂记”中说：“而柳林之义学成，历聘名师，延四方绅耆管理学务，于是负笈担簦而来者，不远百余里”。这里还可看到：不远百里负笈而来者，当然只有一些富绅子弟，而不会有劳动人民的子弟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武训的义学修成之后，连管理权也是完全交给地主阶级的。凡此一切，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武训是为统治阶级修了“义学”，这是无可怀疑的。
除了在“兴学”问题上纠缠着不少的糊涂观念外，武训辩护者还打着另外的一个旗号——“利他主义”。认为武训辛苦了一生，究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认为武训所标榜的“利他主义”，也是对统治阶级“利己主义”的一个“斗争”，因而武训仍是“革命者”云云。这种议论也是很荒谬的。武训的“利他”者，利反动统治阶级之谓也。武训号召统治阶级“利他”，其实就是号召统治阶级施小惠以成大谋，借以瓦解人民革命、巩固封建统治。武训号召劳动人民“利他”，其实就是号召劳动人民对于统治者舍己忘生、吞声饮恨。究竟这种“利他主义”给谁带来了好处？清朝皇帝说的好，他在听到武训事迹以后说：“都哉！有此义人，可以激励风化，培养人材。尚其建立专祠，毋其缓！”（引自“武训先生祠堂记”）。清朝皇帝未必是傻子，武训如果培养出净是像洪秀全那样的人材来，绝不会给他立碑坊、建专祠、付国史馆立传。而武训“利他主义”的实际内容不过是为皇帝“激励风化、培养人材”而已。难道这种“利他主义”是应当由我们来加以宣扬的吗？
其实武训自己早就供认了，他原是为了“有名”“行好”“子孙坐八抬大轿”而修义学的。他自己从五十三岁起“至临清寓于钞关街施君善政家时，历任州牧及学正”。（陈恩普：“武训先生兴学碑文”）这就是武训逐步“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的一个过程。大家看看！武训兴学的动机是“纯洁”的吗？如果他真的“忘我为人”的话，他早就应当投身于农民革命队伍中，做一个无名英雄，虽流血牺牲，死而无怨。但武训却走了相反的道路。人们不去宣传无数革命农民流血牺牲的忘我为人，却偏要去宣传一个连宣传者自己也不甚了了并且也不能效法的武训，这不是很可令人深长思之吗？
武训辩护者认为：武训的“苦行”究竟是为劳动人民立下一个“勤苦”的榜样；究竟是在当时感动了统治阶级的一个“武器”；说的再好听些：武训的“苦行”和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比拟起来，还存在着不少的“积极”意义哩！
我认为这类看法也是荒谬的。从本质上看，武训所做的并不是苦行而是丑行恶行，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这是“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的一种“丑恶的行为”。它只能在统治阶级面前，创造出一个典型的奴婢形象来，只能巩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精神上的胜利，只能增加统治阶级进行反动宣传的政治资本，而不能示劳动人民以任何榜样。想想看，武训究竟有什么可以取法呢？向地主下跪可以取法吗？吃蛇蝎屎尿可以取法吗？不劳动而讨吃可以取法吗？讨吃其名而放债收租其实可以取法吗？宣传武训的人们，究竟准备取法他的那一条呢？
武训的性格是卑贱的。为了“博得雇主的欢心，在推磨时和牛马似的戴上蒙眼，学着牛马的鸣声，很兴奋的推磨”。（汪濂泉：《武训先生的精神》）只有封建统治阶级才认为“其志量品格卓立乎万物之表”（袁树勋：“奏义丐武训积资兴学请宣付史馆立传”）。而武训的信徒却一定要从这个奴颜婢骨的叫花子身上找出“苦行”“坚毅”的美德来。我们知道，蒋介石也歌颂过武训：“独行空前，仁乐义协，允无愧于坚苦卓绝……”云云。为什么我们的武训信徒竟与蒋介石应声而和，且不知觉悟呢？
当人们对武训的批判已经铁案如山的时候，我们还听到一种怀疑派的论调。他们认为：“武训不能像‘辕门射戟’的吕奉先可以在一时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把武训捧的过高……他不值得我们歌颂，也不该评的一文不值。”（弃名）或者说：“电影《武训传》上那些虚构的不合情理的故事，确是污蔑了中国的农民革命，污蔑了中国民族和中国历史，这些在陶先生生前是绝没有想到的……这个责任在电影，而不能归之于陶先生。”（按：即不能归之于陶先生崇拜的武训）（李士钊）。总之，这些人的怀疑点在于：武训本人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么坏？我们所引证的批判武训的史料是否可靠？“武训传”的讨论是不是“过份”？
完全可以看清楚：武训批判的怀疑论，在实质上就是想拒绝批判武训并嫁罪于人。
我们的批判必须征诸于可靠的史料。已有的批判都是根据确切的历史事实。纪录这些历史材料的正是那些彻底拥护武训的人，难道“武训兴学歌三十五首”不是这些人保留下来的吗？难道这些材料还有什么疑问吗？
武训是谁捧起来的？是人民么？不是！人民在当时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豆沫”放在眼里。如同“豆沫”也不把人民看在眼里一样。相反地，把武训捧起来的正是封建的反动的统治阶级。正是郭春煦、庄洪烈（当时的县官）、张曜、袁树勋（当时的巡抚）、光绪、慈禧、梁启超、张謇以及蒋介石、汪精卫这些人。请看山东巡抚张曜在奏片中说：“仰恳天恩俯准堂邑县民武七，自行建坊，给与‘乐善好施’字样，以示旌奖。”而后任的袁树勋就说：“仅予寻常旌表，诚恐苦操奇行，不足以示来兹。”又要求宣付史馆立传、进忠义孝弟祠。到了民国以后，徐世昌“大总统”给他“热心公益”的匾额，山东人民刽子手韩复榘给以“教泽长存”的匾额。汉奸汪精卫题给他“廉顽立懦”，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则有“武训先生传赞”，推崇备至，而武训就是这样出了名了。武训临死时，确实没有“把鱼的眼睛当珠宝看待”（弃名语）的遗嘱，但武训这块“珠宝”是统治阶级雕琢出来的，却是肯定无疑的事实。
有人还替武训抱冤屈。认为“武训既不是宦门后代，也不是士大夫之流”，只是反动派才把他捧为“万人师表”的，只是“电影把他描写的那么崇高伟大”（弃名），结果今天挨了这么大的骂，岂不冤哉？甚至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与愿违的大悲剧！……假如我们要求生长在典型封建农村里的武训，来一个超历史的跳跃，似乎是过高或过苛的。”（董鲁）这意思就是说：武训被造成一个罪人，纯粹是统治阶级的罪过，武训自己是不应当负责的，而我们今天这样严格要求武训，武训太倒霉了。
实际上，武训不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么？难道武训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以高利重租盘剥劳动人民，积田至九百亩，并完全投靠反动地主，与反动地主同流合污，互相标榜，这一切不是甘心情愿的么？不是因为他自觉这是他的利益所在么？而武训及“武训精神”之所以被统治阶级捧得这样高，并对社会起了不少影响，其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由于武训的行为符合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么？如果武训真的坚决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时，也早就会像太平军一样地被曾国藩骂为天朝“狗逆”了。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来严格批判武训，绝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跳跃”。列宁说：“要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下，在规定的具体环境中，去估计历史的客观内容，要去先懂得什么阶级的运动乃是这个具体环境中的可能的过程之主要原动力。”我们正是在这个原则上去批判武训的。我们说武训在当时不但没有推动了革命历史的发展，却起了阻碍作用，既有人颠倒是非大大捧场，就必须大大批判以明功过，这难道还有什么偏激吗？
一切对武训批判上的怀疑论者，今天正是应当大胆地怀疑、批判自己的思想，以便从思想水平上提高一步的时候了。
目前，在全国各地关于“武训传”的学习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国思想战线上是存在着怎样混乱的情况？我认为，目前在批判武训及“武训精神”时最主要的思想障碍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并且也是最主要的乃是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问题。我们知道：对于武训的宣扬与歌颂主要的是反动统治阶级传播的结果，但其中也有一大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动的改良主义的作怪。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认为：不要政治斗争，不要武装斗争，人民也可以翻身。因此，他们宣扬武训的兴学运动，认为这也算是一种文化革命，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地位，文化地位。其实，这种理论的实质就是要求人民逃避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不谈，向统治阶级缴械投降。另外，改良主义者还认为：通过和平妥协的方法也可以向统治阶级求得某些政治自由、群众生活的改善，得到统治者的某些让步。甚至于可以和反革命敌人和平共居。他们害怕严重的革命战斗，害怕流血的武装斗争。但在实质上是害怕人民革命的群众运动。
列宁曾说过：“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软弱性。”毛主席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有过这样的分析：“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明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因之，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一些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样热忱于崇拜武训，而对中国历史上革命战争中“结伙上山”的人物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样热忱地宣扬武训，而同时却尽量地去轻视、忘记、埋没甚至污蔑我们历史上的人民革命战争传统。总之，从今天“武训传”的批判过程中、我们确实发现了这种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
其次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革命斗争、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在其未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使其生活群众化之时，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而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出身于旧社会，思想上还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保留着各色各样的联系，所有这些思想上的联系都未曾彻底批判和清贫过。他们又是长期盘踞在文化要津，有的人甚至又穿上“马列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外衣，空谈革命。然而，一遇到具体的革命实践，就很容易地暴露出来，他们所向往的原来并不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而是武训式的“革命”。
列宁说过：“革命的词句，是革命口号的重复，而不估计客观的情况，无视事变之现时的破绽，无视现有事物的现状。口号是漂亮的、诱人的、醉心的……却没有其立足的余地——这便是革命词句的实质”（“论革命的词句”）。我们不能再说漂亮话了，现在必须要老老实实地、虚心而认真地批判自己、改造自己。像毛主席所号召我们的：“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地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才是我们今天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也是我们学习“武训传”所应当得到的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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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把群众宣传工作经常化！
向广大农村开展宣传工作的轻骑队
——山西各县的文化宣传小组
阮章竞
山西省各县为了提高广大农村群众的政治、生产热情，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建立了文化宣传小组。从去年七月省文教厅艺术训练班第一期学员训练完毕之后，各县就开始陆续建立这种小组。到今年二月首届文艺新闻给奖大会时统计，全省九十二县除武乡、沁源、平定、石楼、交城、河曲六县外，都先后建立了文化宣传小组。各地文化宣传小组，大部是以艺术训练班学员为主，又抽调县剧团、教员、学生、在乡知识分子组成的。每个小组最多的十人以上，最少的二、三人。全省参加宣传小组的有六百六十人（缺大宁、永和两县材料）。
文化宣传小组主要的任务是经常结合中心工作，利用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形式进行宣传。如：说鼓书、快板、放映幻灯、洋片；携带通俗读物、小人书、漫画下乡等。还采用了设立文化棚、画壁画、写标语、散发小型传单、出大众黑板报等文字的和美术的宣传方式。文化宣传小组还帮助农村剧团、盲人宣传队或学校，教歌、教舞、排戏；并根据需要与可能，组织农村剧团与民间艺人观摩、竞赛或举行座谈会，改造旧艺人思想，改编旧剧本，改革旧戏班的制度等。半年（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二月）以来，文化宣传小组结合了秋季生产、冬学运动、和平签名、春节宣传、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等工作，做出了初步的成绩：
一、各县农村剧团的文化娱乐活动多数是自发的、季节性的。参加活动的人热情很高，但缺乏专人指导，不能很好提高。文化宣传组建立之后，对他们有很大帮助。如临县的文化宣传组，在很短的时间里，帮助了二十多个农村剧团排戏、编剧本，教会两个完全小学的学生“打霸王鞭”，一个民校组织了腰鼓队。为了做好今年春节文娱活动，去年十二月召开了伞头（民间娱乐活动中带头的人）和剧团、道情班的负责人，及盲人宣传队、画匠及其他民间艺人的联席会，交流经验，讨论和布置了今年春节的宣传工作。改革旧剧方面，召开了全县历史剧团的负责人会议，讨论了戏剧改革政策，总结了经验，订出了今后的工作计划。
二、文化宣传组的活动方式最好的是壶关文化宣传组。他们先选好几个重点村，分头下去向村干和群众进行访问，搜集当地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群众的思想情况，用真人真事，画成幻灯片，或编成快板、鼓词等，利用庙会或集会进行宣传。白天用文化棚、画展等方式，晚上用幻灯放映。集中与分散活动结合得很好。清源文化宣传组自己创作了《大生产》、《如此美国兵》、《登云鞋》等剧。群众看后都说这比旧秧歌有意思。
由这些活动中，得到几点经验：
一、要掌握政策，配合中心工作；宣传内容要紧紧地和群众的思想情况相结合。如临县文化宣传组，去年在碛口村配合骡马大会进行宣传时，正赶上天旱，又有一贯道在造谣。村里祭神求雨，还买了一口猪献神。有些农民听了谣言便偷跑了。文化宣传小组知道了这些情况，就在骡马大会上，利用各种形式做宣传，在群众中组织座谈。经过两天，群众接受了献神求雨不顶事的道理。恰好当天晚上下了一场雨，群众愈发相信宣传组的话了。宣传组就抓紧机会，大量揭露一贯道的造谣阴谋。从此碛口一带求雨的鬼话再也听不到了。因此，要使宣传深入，解决问题，必须随时掌握群众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
二、宣传形式要多种多样，要时常有新创作，并充分利用民间的艺术形式。如晋城文化宣传组，幻灯放映已不是老一套。他们根据一定的内容说唱或配合乐器。如放映毛主席像时奏“东方红”，过军队时奏“解放军进行曲”；还按照一定的画面配合各种效果，如汽车喇叭、枪响、马蹄声等，使得银幕上的形象更加真实生动。还有利用幻灯和皮影戏（以画片为背景，再把剪好的人物拿线吊着，在画片前活动）结合放映。利用幻灯教歌，一面教唱，一面放映歌词，效果也很好。腰鼓也加了唱词，配合了更多的乐器。根据歌的内容，创作了各种舞姿，如进军杀敌、锄地、收割等。这些文艺形式的改造，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潞城文化宣传组把旧魔术加以改造，给以新内容，如“八宝箱”改为“刘聚宝（劳动模范）的小农场”。从空箱子里变出刘聚宝培养的许多优良品种（棉花、谷子、八瓣蒜等）以及改良农具（空心锄等）。还有把未浸过的种子和已浸过的种子结出的果实对比，演出时配合快板说明，借以提高农业技术。
三、文化宣传组不但自己要积极带头工作，还应该组织或配合各种文化娱乐机构，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和其他有关部门一起进行宣传活动。乡村中有许多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如盲人宣传队，八音会、自乐班等，应注意研究，加以适当的改造，领导组织他们从事宣传活动，发挥他们的作用。汾阳文化宣传组因当地农村剧团多，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就和农村剧团配合演出。这样并可以改造和提高农村剧团，教育他们接受新的东西。
配合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宣传，如和公安局配合宣传一贯道的罪行。把一贯道的罪恶活动排成戏，通过真人真事的演出，揭发一贯道的真面目。演出后，有很多人诉苦，要求退道。猗氏文化宣传组和农业部门合作，宣传“温汤浸种”，农业改进推广的同志先做说明，文化宣传组利用幻灯、快板等形式，宣传“温汤浸种”的好处和方法，然后改进推广农业的同志再帮助群众实地试验。卫生方面也是这样做法，效果都很好。
四、创作上不但自己努力，还要发动和组织群众创作。今年春节从群众中产生了很多较好的作品，闻喜一县新创作有二百多件。昔阳、武乡等县的创作，在数量质量上都有些提高。这说明县里只要有人注意群众的创作，群众就会供给很多的材料，增加了文化宣传组的宣传武器。
山西各县的文化宣传组，以轻骑队的方式活跃在广大乡村，进行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同时使乡村群众文艺普及运动的辅导工作获得解决，使远离城镇的广大劳动人民在热烈的生产运动中，要求享受到文化生活，有了政治的思想的指导，有了健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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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响应政府售棉储棉的号召
劳丁 陈今言作
（十）王顺也娶了媳妇，会纺线织布，是一个好劳动妇女。
（十一）一九四九年政府号召种棉花，王全福在村里首先响应了号召，将大部分土地都种上棉花。
（十二）一九五○年，王全福将全部土地都种上了棉花，由于他的精耕细作，秋天收到四千六百斤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