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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区第一期土地改革结束
一千三百多万农村人口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
翻身农民热烈开展抗美援朝和爱国增产运动
西南区第一期土地改革已于五月结束，全区已有一千三百多万农村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这些地区包括川东区长寿、璧山、万县、大竹四个整县、县市郊区和开县、涪陵、酆都、江北、北碚、巴县六县的各一部分；川南区资中、乐山、隆昌、荣县四个整县和宜宾县的一部分；川西区大邑，崇庆等十县的五十五个乡；川北区南充、南部、三台、遂宁、岳池、阆中六个整县，南充市郊区和达县、巴中等四县的各一个区；西康省汉人地区芦山、雅安、西昌三个整县；贵州省遵义、安顺、贵阳、毕节、镇远、贵筑六个县的各一个区，清镇县的两个区；云南省昆明、保山等县的十个乡；重庆市郊的七个区。上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农民的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治已被彻底推翻，农民的自卫武装维护着农村的社会秩序。
西南区大地主多，土地非常集中。有的乡村全部土地为地主所占有。所以西南各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非常迫切。今年一月，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南区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的计划。今年二、三月间各地土地改革运动先后开始，三、四月间，运动就达到了高潮。运动中，各地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猛烈的斗争，粉碎了不法地主的一切抵抗和破坏，顺利地实现了土地改革。多少年来压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地主，都被农民打倒了。犯罪分子受到了人民法庭的制裁。
现在，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翻身农民正热情充沛地开展着抗美援朝运动和爱国增产运动。更广大的未实行土地改革地区的农民热烈要求迅速实行土地改革。本月中旬，西南区第二期土地改革即开始。全区将有三千万左右农村人口的地区，在今年秋收以前实行土地改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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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家庄市郊六区各村棉农
成群结队售储棉花
展开卖棉存棉竞赛
石家庄市郊六区各村共产党员、村干部、劳动模范、合作社员、棉农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号召，把存棉迅速卖给或存给国家。六月十日一大早，一百七十四位共产党员、村干部、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大车拉着、小车推着、抬着或提着皮棉、籽花，扯起大红旗，结着队，从十个村子向收棉处集中。许多棉花包上还飘着写着“售抗美援朝棉花”“储爱国棉花”字样等的小红旗。
六区人民政府为了鼓励这些爱国农民，特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劳动模范赵明来在会上代表西三教向六区各村挑战，保证把全村所有存棉都拿出来卖给或存给国家。他说：“过去大地主们存着棉花不卖，不管工人失业，也不管广大人民没吃穿。现在土地成了我们老百姓的，我们存着棉花，国家需要就应当拿出来；我们不能忘记谁领导我们从地主手里夺回了土地，扶助我们发了家。”合作社社员代表董述古说：“去年种棉已经得了很大好处，我们存棉一定全部拿出。要把棉田作战场，喷雾器当武器，消灭我们的敌人——蚜虫，争取今年棉花更大的丰收，早日打败美帝国主义。”会场响起一片激昂的口号声：“拥护政务院购棉储棉指示，响应中共中央售棉存棉号召，开展卖棉存棉竞赛！”“提高技术，加强生产，争取丰收，捐献飞机大炮，彻底消灭美帝国主义！”接着各村的代表都纷纷应战，保证把存棉全部卖给或存给国家。
大家以高度的爱国热情，拿出了存棉。合作社准备了大批现款和物资，迎接卖棉户。花纱布公司、棉业交易所亦派人前去配合工作。会后就在合作社门口挂秤开收，棉花包堵塞了大路。虽在麦收活忙天又热的季节里，大家一直坚持到下午四点钟以后。一边验级过秤开手续，一边就付款、取货。据合作社统计：一天中共收籽棉四千六百五十斤，皮棉八百九十多斤；其中存了一半以上，一少半支了现款或换了货物（粮、布、煤等生活必需品）。棉农对国家购棉、储棉办法极表满意，纷纷表示回去后大力向存棉户进行宣传，大批存棉将陆续售给国家。该区振头等村棉农们这种爱国行动，现已受到石家庄市人民政府通报表扬。
（石家庄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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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定县北祝村农民
把全部存棉卖给国家
河北省定县北祝村的农民，在中共村支部带领下，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售棉储棉号召，一天一夜间，将全部存棉卖给国家。该村中共支部委员会和全体农民并分别向毛主席和全国纱厂工人写信，报告他们售棉存棉的情况。
中共北祝村支部在六月四日看到中共中央关于保证完成购棉储棉任务的指示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党员带动农民积极响应售棉储棉的号召。全村中共党员和农民了解到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后，都用无比的爱国热忱，在一天一夜内，将所存的一千一百四十七斤棉花全部拿出来卖给国家。
北祝村中共支部委员会写给毛主席的信说：“工人是我们血肉相连的兄弟，我们又同是新中国的主人，我们必须用全力来支援他们。你以前指示我们的‘城乡互助’还在我们心里清清楚楚地记着呢！在俺村全体党、团员的带动下，全村农民就热烈地展开了售棉储棉运动；大家把存下的棉花全部卖给国家。我们的穿和吃，是一年比一年强了。这都是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的领导、照顾的结果。今年政府又贷给了水车七辆，肥料一万两千斤，使我村的棉田已扩大到一千八百八十六亩。我们一定做好种棉工作，精耕细作，加工施肥，争取丰收，保证工业原料的供应，支援国家的建设事业。”全体农民给全国纱厂工人的信说：“我们听到纱厂原料缺乏的消息后，便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表示：农村坚决支援工厂，农民坚决支援工人，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全村已展开爱国主义的售棉储棉运动。我们相信不但我村这样，全国棉区都会支援你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工农和全国人民一致团结，支援前方，打败美帝国主义，巩固国防，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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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万人赶修淮河中游分水闸大工程
日夜不停轮班工作，争取汛期以前修成。
淮河中游现正日夜不停地赶修润河集分水闸。修建这个工程的有三万人，他们争取在汛期到来以前修成。现在，全部土方工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浇灌混凝土的工程也已完成了一部分。规模宏大的分水闸已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参加这一巨大工程的三万人包括电工，抽水工、扎铁筋工、焊工、木工、石工、竹工等技术工人和搬运工人约一万人，作土工的民工约两万人。此外，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师，和协助工程师作技术指导工作的大学生和专科学校的学生。
整个分水闸工程分三个主要部分：固定河槽、拦河闸（控制淮水入固定河槽的水量）和进湖闸（控制淮河入城西湖的水量）。为了赶修，各项工程都是同时进行的。五月十二日，全部技术工人和工程人员，集中力量进行两座闸基和固定河槽的浇灌混凝土的工程，到五月底止，已经浇灌了八千多公方混凝土。为了闸基巩固，修闸的地基上要铺设黏土，闸基附近还要抛石，这个铺黏土和砌石的工作，也在突击进行。预计六月内可完成浇灌混凝土的工程，并可开始按装闸门。七月内，全部工程就可完成。
润河集分水闸是一个技术很繁复的工程。工程上所需的水泥、块石、黄沙、钢筋和各种机械等共重二十多万吨，全部需从一百公里以至一千公里以外的地方运来。工地码头上，每天要接收四千吨物资，然后再用轻便铁道上的斗车或人力分运到各个施工的地段上去。全部工程所用的六万吨黄沙和石子，还需经过加工筛洗以后才能应用。因为缺乏筛洗的机械设备，开始时只好完全用人工来筛洗。现在已装了抽水机，用抽水机抽水来冲洗。为了保证工程能够及时完成，工地附近装了四部发电机，工地上架设了五十公里长的电线，各处装了电灯，全体工人和工程人员均日夜不停地轮班工作。入夜，工地万盏灯火，像一座小的市镇一样。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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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省金积县
在修渠中进行时事宣传
民工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宁夏省金积县在春季修渠工程中，进行了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使该县一千七百八十六名民工普遍受到抗美援朝教育，修渠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金积县参加修渠的民工，绝大部分没有遭受过美帝国主义与日寇的直接残害，对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都不清楚。但一提到当地恶霸马德贵（马匪鸿逵的国民兵司令），他们都咬牙切齿。马德贵在解放前逼死过很多人命，奸淫了很多妇女，是金积县的大恶霸。该县春修委员会所属宣传委员会的宣传员们，便领导各队民工举行各种会议，控诉马德贵的罪行。马德贵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宁夏时，曾将金积境内干渠——汉渠决口三十二处，淹没庄稼五千余亩，房屋五百余间，造成全县人民很大的损失。民工们纷纷提出控诉。宣传员们在他们控诉之后，引导他们讨论马德贵为什么胆敢如此横行霸道？民工们说：还不是马鸿逵、蒋介石给他撑腰！
但是谁给马鸿逵、蒋介石撑腰呢？宣传员又进一步引用种种事实，使民工们认识蒋介石、马鸿逵屠杀人民，是靠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民工们这才明白了美帝国主义原来是压迫中国人民的总恶霸，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民工们懂得了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和抗美援朝的道理以后，劳动情绪显著提高。但仍有个别民工抱着过去给马鸿逵匪帮修渠的应差的态度。宣传员们就启发老民工，引导大家讨论过去是给马匪修渠和现在是给自己修渠，是为了自己过好日子的道理。宣传员并联系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就是为了侵略中国，为了恢复蒋、马匪帮的统治，为了强占咱们的水渠，使人民再过那苦难的生活。民工们懂得了修渠和抗美援朝的关系以后，就讨论应该怎样办？他们提出：志愿军到朝鲜给咱们打总恶霸，挖蒋介石，马鸿逵匪帮的老根子去了，咱们在后方要肃清土匪特务、镇压反革命。有些民工并要求参加民兵组织和农会。大家并决定开展劳动竞赛，提出“多背一背斗石子，就是多打死一个美国侵略军”的口号，他们展开竞赛以后，劳动效率由每天每人平均挖石子零点八公方提高到每天每人平均挖三公方以上。原计划需要二万六千七百九十个工的工程，现在只用了一万四千六百六十四个工便完成了。
宣传员在民工做工时抓紧时间用广播筒作简短的“广播”，报告朝鲜前线的胜利消息和各队竞赛的成绩。他们在工地上还办了黑板报；利用休息时间教民工们唱歌；把民工中识字的人组织起来，给大家读报；并组织会唱戏的人参加文化娱乐活动。因此，民工们不仅受到了抗美援朝的教育，并且他们的生活也因而活跃起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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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疆通讯
减租政策带给新疆人民的喜悦
本报特约记者 胡中
新疆省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在民族杂居的地区是否可以进行减租反恶霸等社会改革？这个问题，经过去年九月以来的试办减租工作，已经得到了解答。在多民族杂居的新疆省进行减租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一、“减租是毛主席的好政策”
新疆解放以后，各民族民主联合的省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了。迪化、哈密、焉耆、和阗、莎车、喀什、阿克苏等专区的大部分地区，发动群众调剂了粮食、种籽和公有土地，剿灭了土匪，发动了生产建设，实行了合理负担，进行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不少地区的农民提出减租、反恶霸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新疆分局和各级党委会为了在今年秋后谨慎缓进地展开全省农业区的减租运动，选择了干德、绥来、奇台、昌吉、木垒河、景化、阜康、迪化、孚远、吐鲁番、鄯善、托克逊、哈密、库尔勒、疏附、阿克苏、莎车、和阗、洛浦等十九个县和迪化市郊共二十四个乡九个行政村，试办减租。各地试办的结果，一致说明减租政策为新疆各族人民所热烈拥护。未减租地区的农民，都恳切地要求减租工作组早日到他们村里去领导减租。他们说：“减租是毛主席的好政策！”
二、试办减租证明了什么？
试办减租的结果证明了什么呢？
首先证明减租可以加强民族团结。试办减租的地区中，除南疆大部分乡村是维吾尔族聚居地区外，迪化专区所属的乡村中，租佃关系多发生在维吾尔族、汉族和回族间。在减租中，维吾尔族农民一致帮助回、汉族农民反对维吾尔族地主，回、汉族农民也一致地帮助维吾尔族农民反对回、汉族地主。各民族农民内部团结得更巩固了。鄯善县一区四乡东湖村减租后，回族农民自动借口粮给生活困难的维吾尔族农民，表现了高度的阶级友爱。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仇视，已逐渐消失。农民说：“今后我们农民要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
其次，证明了减租是解放新疆农民生产力的一个必要的步骤。新疆虽然地域辽阔，但因水源的限制，耕地仅集中在绿洲。各族农民都受着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土地占有的一般情况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六的地主，占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甚至有达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的收获有百分之六十以上被地主阶级所掠夺。在租额特别高的地区，遇到歉收，农民要借债缴付租粮。除租粮外，地主还普遍地剥削佃农的无偿劳动。
这种封建剥削制度，使新疆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试办减租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有三百九十余户农民得到了四千四百九十六石（每石四百七十斤）的减租利益。农民们都要把减回的租粮用到生产上去。疏附县塞满区九乡农民新买了二辆大车，一匹马，八头牛，四十三头驴和许多犁、镰、砍土曼（维吾尔族挖土用的工具，类似内地的铁锹）、口袋等生产工具。吐鲁番七十二岁的维吾尔族老汉托乎尼牙孜在减租后兴奋地说：“现在毛主席和人民政府领导我们减了租，有了肥料种籽，我干得有了劲，好像成了年青人了。我要从新拿起砍土曼，和我儿子一起种地。”
第三、在新疆，减租运动同样是农民和封建势力的一场激烈的斗争。地主阶级曾经用各种卑劣的手段来破坏和抗拒减租。比如散布谣言，收买积极农民等。有的恶霸地主甚至杀害过农会干部。因此，在这种地区减租，同样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加强农会，组成农村中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第四、减租是一个艰苦的发动群众、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过程。农民在没有组织起来以前，一般只希望政府用命令来迫使地主富农减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新疆试办减租的经验是：在宣传减租政策时，应该与诉苦运动、算剥削账相结合，以改变农民那些认为自己穷是“胡大”（维吾尔语：上帝）注定的落后思想，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减租后的地区，一般农民已划清自己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界限，他们对地主说：“过去是你们的政府，你们随便加租；今天是我们的政府，我们就要实行减租。”
三、毛主席的好处写不完！
各族农民热烈拥护减租，因此，热烈拥护毛主席。疏附县塞满区九乡五十多岁的雇工托乎提在减租后说：“我还要享几年福呢！我现在弹棉花，准备积些钱到北京去看望毛主席。”莎车县二区二乡减租中得到九十秤（每秤十六斤）包谷的雇农库万尼牙孜在礼拜寺做“奶麻子”（维吾尔语：祈祷）时，赞不绝口地说：“我们救星共产党，我们恩人毛主席，我们靠山人民政府。”哈密西花儿园子村减租后，农民热情洋溢地歌颂着：
“把天下的树变成笔，
天下的河变成墨，
即使天下的人都会写，
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好处也写不完！”
一九五一、六、四、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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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海通讯
太阳照耀着青海草原
——毛主席的贸易政策带给青海各民族农牧民的幸福
青海省人民政府商业厅长 薛宏福
青海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和贸易政策，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绪都提高了。拦羊的青年男女，都穿上了新新的红色或青色的斜纹布衣服，愉快地牧着羊，唱着歌。牧民们多方面地研究如何把羊儿喂肥，多产羊毛。贵德县藏民秋尔吉说：“马步芳剥去我们的衣服，毛主席给我们穿上了衣服。毛主席是太阳，暖烘烘地照在我们身上。”各种带色的斜纹布、礼帽、白面，现在已流行在游牧区了。蒙藏人民和人民政府的干部见面时，总是举起个大拇指表示感谢。不少人到了湟源、西宁，总要把毛主席像带回家去。兴海县的藏族妇女在过年时，穿着新的棉袍（代替舞衣）跳着舞高唱着：“共产党是我们的父亲，解放军是我们的母亲，工作人员是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拯救了我们，我们康乐，我们的牛羊肥壮。”
三十年来的遭遇
青海居住着回、汉、蒙、藏、土、撒拉、哈沙等七个民族。这里有辽阔的天然草原，有一望无际的盐田，盛产驰名中外的羊毛和销行世界的大黄，还有埋藏在地下的黄金。但是，在解放以前，在马步芳匪帮几十年来的黑暗统治下，城市凋敝，商业萧条，农、牧民大量破产，或贫困不堪。不少善良人民为生计所迫，或外出流亡，或起而反抗。在湟源一带，有许多出卖子女的凄惨事实。
马匪步芳为了有计划地掠夺各族人民的财产，在全省各县设立“德兴海”商店（老百姓称它为“百姓害”），以极低的价格强买青海所产的皮毛、大黄等，而以极高的价格，把大宗茶、布，卖给牧民。牧民百斤羊毛，仅可换到茯茶一封半（每封六斤），宽面细布二丈，麦子二市石。果洛区的藏民不肯俯首屈服，曾遭到马匪多年的武装惨杀，三十年来和外界隔绝了经济关系。他们的羊毛、酥油、牛皮等，被封冻在本地，成为废物。他们不得不终年挖草根、杀牲畜、喝牛血、穿羊皮过活。因此，青海的羊，在马匪统治时期迅速地减少。同仁县过去有羊八十万只，刚解放时已不到二十万只了。牧民终年见不到白面。冬天穿不上棉衣的，更是普遍。人民购买力的极度低弱，加上马匪对市场的垄断，青海的工业就更不用提了。西宁仅有的皮革、火柴、肥皂等八个工厂，比不上大城市的作坊。商业也一样：湟源县在一九二九年时是青海羊毛集散之地，商店很多。到一九三○年后被马匪“德兴海”操纵排挤，外商他往，本地商号也陆续倒闭了。
解放以后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青海解放了。这是各族人民大团结与生活改善的开端。人民政府首先注意用公平的价格来收购农牧民的生产品。
一九五○年国营贸易公司在青海收购羊毛八百二十四万多斤，肠衣七万三千多根，食粮五万四千多石，还有大黄等十六种土产。在大量收购土、特产中，共投放人民币八百五十六亿以上，折合四十码宽面大布二十八万五千余匹（每匹三十万元），茶叶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余封（每封六斤，价六万元），面粉八千五百六十六万余斤（每斤一千元）。
贸易公司特别注意供给各族人民以日用品。在上述期间，共供应大布、土布、茶叶、粮食、百货等，总值达二百十一亿以上。
这仅是国营贸易所经营的数字。如果把私商经营的数字加进去，全年只羊毛一项即输出一千八百多万斤。
在贸易自由的政策下，全省大小市场的商业，也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商业户数，现已较解放前增多了一千七百七十九家。靠近新疆南部的都兰，商户由二十三家增到六十七家。各行业的生意，也由解放前的萧条冷落走向繁荣活跃。人民政府对牧民的照顾，可以从牧民生产的羊毛与他们所需的茶、布、粮等交换的情形中看出来。在马匪统治时期，羊毛每百斤换青斜布二丈，小麦二市石，茯茶一封半；一九五○年，每百斤羊毛可换青斜布二·四五匹，麦子五·八市石，茶叶一一·九五封。以上述八百二十四万多斤羊毛计算，过去只能换到大布一六、四八二匹，小麦一六四、六二四市石，茯茶一二三、六一八封；现在能换到大布二○一、九○九匹，茯茶九八四、八二三封，小麦四七七、九八九市石。如果再加上私商输出羊毛一千万多斤，人民所得的福利就要增加一倍以上。
太阳照在巴颜喀喇山上
散居在黄河源头巴颜喀喇山南北，在马匪步芳统治的年代中一直过着非人生活，和外界断绝了来往的果洛区游牧民族，现在也开始到湟源来出售羊毛，购买粮食、布匹和茶叶了。他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平等待遇和经济利益。他们中间的一个知识分子用藏文写道：
“毛主席像太阳，
暖烘烘的照在人身上，
牛羊也健壮；
马步芳像冰雪，
太阳出来融化光，
终久没有好下场。”
又写道：
“喝牛血，吃野果，三十多年没破伙（在一起的意思）。今天，一袋一袋装青裸；
毛主席就是我们的救星啊！”
★ ★ ★
现在，青海各地的国营贸易公司正用贸易小组的形式努力争取与各兄弟民族进行直接贸易，把贸易政策带到每个帐篷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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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动态
经济生活动态
湖北水利岁修工程超过往年
湖北全省今年水利岁修工程的成绩，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据四月底不完全统计，该省堤防工程共已完成四千六百八十二万余公方土。其中民堤完成的土方比一九五○年多出百分之八十五。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上，已完成二十四万三千多处，不但使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亩受益田得到了保障，并且扩大了一百十五万余亩的受益面积。
该省水利局为做好今年防汛防旱工作，特召集各县的分局长、修防处长、工程师等一百余人，在五月十五日到二十日连续举行了六天会议，在总结了今年岁修工作之后，详细讨论并作出了防汛防旱的具体办法。
（湖北省水利局通讯组）
湖南及川西大部地区喜雨
湖南各地喜雨。湖南省自插秧以来，雨量不足，大部地区已呈旱象。湖南省人民政府为此曾发布指示，号召各地农民抗旱保苗。本月十日至十四日，各地普降时雨，一般雨量在二十公厘以上。旱象较为严重的西部、南部各县，雨量达四十三公厘。这次雨水极有利于禾苗，棉花等作物的成长。
（新华社）
川西大部地区于十一、十二两日普降时雨，成都平原降雨量达一二点六公厘，旱田已经湿透。全区各地自入夏以来即呈旱象，部分棉田的棉苗已干死三分之一。这次降雨后，已出土的棉苗和秧苗已可救活，干土寄种的棉花、玉米可全部出土，未栽秧的秧田即可插秧，旱地（大部山地）即可播种玉米、红薯等作物。
（新华社）
公私合营天津投资公司成立
公私合营的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于十日正式成立。该公司第一期股款共募集三百亿元，较原定数额超出百分之二十。在三百亿元的股款中，私股占百分之七十九以上。该公司业务经营范围如下：（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之投资；（二）承受工矿、交通、公用事业发行之公司债；（三）代募或承募前项企业发行之股票及公司债；（四）保管前项企业之还债基金并代理发付股息暨债券本息；（五）发行投资证券暨接受委托投资；（六）呈准政府代理买卖有价证券；（七）代客计划投资；（八）呈准政府办理其他有关经济事业之投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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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不同意李士钊先生对于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的看法编辑同志：
李士钊先生的“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一文。这个检讨是浮面的，而且很不诚恳，已有好几篇文章加以指出了。因此，我不打算再对这方面发表意见，而打算就李士钊先生再加肯定的关于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有积极作用的这一点来谈一谈。
为什么李士钊先生还会武断地说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是有积极作用的呢？这不是李士钊先生有意地借陶行知先生来为自己辩护，就是无意地把陶先生的革命行动和表扬武训混为一谈。因此我以为把陶先生和武训加以区别是有必要的。
首先陶先生创办学校和武训创办学校不同，这是关于正确的理解“文化”的问题。容易使人迷惑的是：无论如何武训对于发扬文化不会是没有一点作用吧！这就是把简简单单的读书、写字认为是文化。我们先给文化来一个定义，高尔基说：文化——这是人要想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智力量去创造“第二个自然界”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对的，文化只能是进步的，不能是反动的。因之我们说以原子能用之于屠杀人类的美帝国主义是野蛮的、不文明的，而同样的原子能，把它用在改变自然的苏联，我们认为这是最文明的，具有最高度的文化，那还不明白吗！
假使武训在他的时代创办学校去教育人民，配合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帮助总结革命经验、建立革命理论，我们也认为这有很大的进步作用，因为它服务于革命；而他独独相反地办了学校去模糊农民的阶级意识，巩固封建统治，阻碍革命，也就是去阻挡生产力的推进，那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呢，也和陶行知先生有什么相干！附带一提，我们现在称读书、识字为提高文化，对的，因为这只能帮助我们劳动人民去提高政治觉悟，去提高技术、改进工具，而不会是别的。
其次，虽然陶先生自己也不严格地和武训区别开来，认为和武训具有“一无钱，二无靠山，……”某些相同的地方。我们能理解吗，无钱、无靠山怎么能够办学校？！不但武训有钱、有靠山；陶先生也有钱、有靠山，不过是截然不同的武训靠封建地主，陶先生靠人民。武训办学校服务于反革命，陶先生办学校却起了革命作用，这又有什么地方相同的呢？
陶先生的革命是一回事，表扬武训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同意杨耳同志的说法：“如果陶先生在这件事上错了，那并不足以掩盖了陶先生的全部光辉。”更补充一句：如果陶先生在这件事上使一些人误解了武训，我们就一定要替他纠正了这一错误的影响。
最后，我以为李士钊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态度是极不严肃的，对于人民日报转载的几篇文章，没有好好地研究过。所以我建议李士钊先生再重新严肃、深刻地来一个检讨。
北京大学第三院 石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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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萧奏先生对“存在决定意识”的意义理解错了
（一）编辑同志：
萧奏先生以“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为“武训”及“武训精神”辩护。但是，萧奏先生把这个命题运用错了。我们知道，要批判一个人的“全部人格思想、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搞清楚他当时的历史条件，然后看他的思想行为，在这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但萧奏先生则仅仅提出了搞清楚“历史条件”这一点，而忘掉了后者。
萧奏先生用“这种单枪匹马的唐·吉诃德式的举动（按：指讨饭和卖把式），在一种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社会里，是十分自然的”及“武训的时代是‘进士老爷名流学者’和‘三纲五常’‘唯我独尊’的时代，没有这两样‘宝贝’，学校就根本办不成功。这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等理由来说明武训思想行为的“历史条件”及“武训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可惜的是，萧奏先生并没有以革命的观点来评价武训的可耻的行为及其效果，相反地倒肯定武训的“价值”，这实在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任何倒退的腐朽的人物，都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地主恶霸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们剥削、压迫农民，也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那末，我们是不是能够不进行土地改革呢？蒋介石这个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人民公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我们难道应该容忍他的卖国罪行吗？
萧奏先生片面地、错误地理解“历史条件”的意义，是极为有害的。应该反对这种错误的观点。
王干桢
（二）编辑同志：
萧奏先生以“存在决定意识”来为武训辩护。萧奏先生认为：武训所处的时代，就必然使武训把传播封建思想的义学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很显然，萧奏先生对“存在决定意识”的了解是机械的、片面的。
在封建社会中，有地主阶级的拥护剥削、要农民甘心做奴才的思想意识，同时也有着农民阶级的反抗地主剥削的思想意识。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以及在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下所支配的不同行动，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萧奏先生错误地理解了搞清“历史条件”的意义，抓住了当时社会中落后的思想意识来为武训辩护，而对轰轰烈烈震动封建统治的农民大革命——太平天国运动不理解。
萧奏先生所谓“搞清历史条件”，是站在历史倒退、落后的那一方面看问题的。他孤立地以“存在决定意识”来为武训辩护，而忽视了思想意识对社会的影响。这不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而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
张华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控诉“武训精神”给我的毒害编辑同志：
我过去非常崇拜“武训精神”，因此受了很大的毒害。我现在要控诉“武训精神”给我的毒害！
一九四一年，我满怀热情离开北京，到了重庆。蒋介石反动政府贪污、腐败、反人民、不抗战，使我感到失望、气愤。正在最苦闷的时候，我得到一本张默生著的《武训传》。这本书使我找到了“出路”——我开始崇拜武训了。以后，我考入重庆北碚相辉学院文史系。该校文史系主任就是《武训传》作者张默生，我打算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武训精神”。结果我如“愿”以偿，从张先生进一步学习了武训精神。
我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不相信的。我对当时澎湃的学生运动是不闻不问的。我错误地认为别人没有看清楚事情的根本症结。我崇拜武训完全是唯心论作祟。有人写诗赞武训：“线头缠出千秋业，谁道乞人无下场。”我也深信武训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自己埋头苦干，就会创造一番“伟大”的“事业”。因此，我不相信群众，不愿意参加任何团体。这思想一直影响着我。解放后，有同学介绍我入团时，我就表现了犹豫。
最近，我到了东北，空前地感到政治学习的迫切需要。经过学习，我的政治水平提高了一些。自从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展开后，我才惊醒了。我热情地读着报上批判武训的文章。在我心中巨大的武训偶像，已经逐渐被马克思主义的阳光晒成一滩污水烂泥。我必须一点也不留地把它倾吐出来。
郎需才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电影《武训传》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残暴和毒辣吗？编辑同志：
萧奏先生说：“电影《武训传》深刻地、彻底地、全部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残暴和毒辣。”这种说法是不合乎事实的。电影《武训传》固然也表现了张举人欺压劳动人民的凶恶面貌；但却又歌颂了娄峻岭、杨树芳、郭芬等封建统治者。如郭芬在说明为什么要帮助武训办“义学”时说：“张举人说武七是疯子，可是武七吃苦积钱，决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要为穷孩子们念书，给庄稼人想办法呀！像他这样的疯子，骗子，咱们这个世界上还嫌太少哪！”而电影的编导者孙瑜先生在剧本里说，这是“激昂正气的呼声，像黄钟大吕响彻了大厅。”这就告诉观众：像郭芬那样的封建统治者也是要使“穷孩子”们“念书”的。穷人们不要闹革命，统治者也是在为穷人们服务的。这难道还不是对封建制度的歌颂吗？电影《武训传》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极不深刻，也不彻底；它只涉及到了一些封建社会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揭露出封建社会的阶级本质。作者的主题，是歌颂武训这个封建阶级的奴才，因此就不可能正确解剖封建社会。
张耀曾、于民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武训的“兴学”是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编辑同志：
萧奏先生认为“武训如果能够像洪秀全那样闹革命当然更好，否则，老老实实地为穷孩子们办学校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极糊涂的说法。武训办学校决不是为“穷孩子”，而是为了替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奴才，是为了骑在穷孩子头上、“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的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因此，武训的行动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反革命行动，与当时的农民革命决不能相提并论。萧奏先生所说武训“老老实实”“办学”，也就是“老老实实”为当时封建统治者服务。我认为萧奏先生的理论是很错误的。
读者 许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