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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思想领导是提高干部政治水平的基本关键
——记中共平定县委一年来的干部教育工作
中共平定县委组织部
山西省平定县的党员干部，在中共平定县委领导下，一年来，经过了党代表会、整风运动、特别是全县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思想觉悟都显著地提高了。去年春天，平定县、区干部中的个人主义闹得相当严重。尤其是重新划区的时候，不少干部都想乘机回家。这时区里形成了“旧干部已走，新干部未来”的混乱状态。全县四十六个区级主要干部，就有二十二个不安心工作。区里分配工作时，有的干部要求“家在那里，分到那里”。有些干部的思想是“工作向落后比，光景和农民比，包干制和薪金制比”。最严重的，产生了消极退休思想。有的甚至说：“困难提出不解决，要党籍干什么？”有的说：“我回家生产，让儿子念书，长大养活全家，这不是长远利益吗？”经过党代表会、整风运动与抗美援朝运动，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据县政府民政科同志谈，去年干部来信，多半是说“家庭困难”，要求不干。今年可不同了，不是报告工作，就是询问各种政策。十一区区委会组织员刘宪忠同志自我检讨说：“过去我没有群众观点，只有个人私有观念，因此，人民越富裕，自己越苦恼。现在了解了，过去所以进步慢，就是因为这个。”去年春天，二百五十四个干部中，就有一半有退休思想，甚至消极怠工。但今年有退休思想的干部只剩下八个了。
同时，干部也清除了麻痹思想，提高了政治警惕性与斗志。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在全县干部中，还有一半人有轻敌麻痹思想。经过抗美援朝教育后，有轻敌麻痹思想的干部已减至四人。李顺来同志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开始，甘井村反动地主拍手称快。美帝国主义和甘井村反动地主的行动完全一致。”梁玉珍同志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打得紧，地主反攻得紧，一贯道谣言传得紧。”因此，大家提高了阶级警惕性，加强了斗志。
干部的工作态度也有显著的变化。过去不少干部作工作是“跑工作”，下乡统计一下群众的生产成绩，就回县、区汇报。现在不同了，干部都能钻研工作，并以群众的觉悟程度与行动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效果，因此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去年冬天全县总结工作时，肯定了下磐石村的进步的成绩。会上很多同志接受该村经验，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县政府教育科的李秀峰同志说：“下磐石由落后村变成先进村，主要是工作干部引导群众把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了，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大胆依靠群众。我在白羊堡就没有这样作。”五区区长郭瑞春说：“我领导的连庄工作没搞好，不是群众落后，而是我的思想落后。”李顺来同志说：“过去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现在，事实证明，一切工作只有教育群众、依靠群众才能作好。”过去干部从县里开会回来，总是把上级讲的一套，硬向下搬；上级发下的文件、指示，很少讨论研究，甚至不看。现在大都能够根据上级的指示、决议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自己工作的方案，并能定期检查、总结自己的工作。如今春抗美援朝运动中，十一区区委首先研究分析了本区情况，具体讨论了运动的基本内容和组织领导运动的方法，制定出全区的工作方案，因而使运动迅速而有力地开展起来。区委并学会了通过典型推动一般的领导方法。过去不少区干部不愿接近领导干部，怕领导干部查问自己的工作，现在很多干部能主动向领导同志请示报告，要求领导同志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一年来平定县的县、区干部在思想上、工作上的显著变化是怎样得来的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
第一、各种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教育了干部。一年来干部在各种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工作着，因此提高了自己。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干部不仅受到一般的政治教育，还听到群众对敌人蹂躏的控诉，看到觉悟起来的群众与敌人坚决斗争的行动。党员训练班里，党员悲愤地诉说自己父母妻子、兄弟姊妹，惨遭敌人杀掳、强奸的事实，干部听了后非常感动。县政府任进田同志说：“我听到群众诉苦后，感到非常惭愧。群众有这样多的仇恨未报，敌人还没有彻底肃清，自己却不好好地工作。”本来想退休回家的县青年工作委员会的杨志忠同志，看到全县七百余青年要求参加志愿军，内心就引起了强烈的斗争，他说：“我不如农民，一个农民觉悟起来后还能为保卫祖国奔赴前线，打美国鬼子；而我是几年的干部，又是共产党员，却一再牵挂家庭。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这多么可耻啊！”接着他也去要求参加志愿军。农民在揭发敌人一切罪恶并追其本质时，不少干部体会到“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可是咱们身为干部，有的还是共产党员，不好好为人民服务，闹个人问题，这是完全丧失了革命品质，共产党员则是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
第二、通过典型事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肯定成绩，批判缺点、错误，教育了干部。今年二月中旬召开的全县干部会议，总结了前段抗美援朝运动，以典型示范的方法，检查自己工作和思想。在讨论与总结下磐石与西冶村工作中，教育了全体干部，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不少干部表示：“下决心搞个下磐石第二”。四月底，准备迎接“五一”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县委又召开了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会上作了西塔岩典型村工作报告，每个干部联系自己的工作、思想，展开了批评，对比，作了自我检讨。王久林同志说：“在西塔岩工作的王占钦同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把工作作好了。我过去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总觉得有病，今天请医生，明天吃药丸，下乡喝不上开水就要求调动工作。过去吃药没治了病，今天吃了这付良药（西塔岩村工作报告），可把我的病治好了，今后要全心全意把工作作好。”当时全体干部争先发言，情绪空前热烈，在此检查、总结基础上各机关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开展了全县规模的工作竞赛运动。
同时，县委注意了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教育干部。县委亲自组织干部参加群众诉苦会，今年三月开全县工作会议时，就组织干部参观了平定城东关街、十字街、学门街三个街的群众诉苦大会。这样既提高了干部的阶级觉悟，又使干部学会了思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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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志愿军归国代表柴川若、董乐辅、窦少毅
向志愿军首长报告在华东区的工作情况敬爱的志愿军首长及全体同志们！
我们于三月二十六日离开上海，先后到了南京、芜湖、扬州、泰州、南通、如皋、无锡、苏州、镇江、常州、丹阳、常熟、昆山、松江、杭州等城市，加上上海、济南二市，我们在华东地区两个月中，共参加欢迎大会作报告一百四十七次，听众二百三十二万七千六百人。另外，火车站上及沿途人民所组织的欢迎会与欢送会五十余次，连同夹道欢迎的人数，至少也有一百万人与我们见过面。平均起来每天有五、六万人欢迎我们和听我们的报告。
我们在华东期间，大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阴雨天，但是大会没有耽误一次。松江专区组织的大会，到了三万多人，其中有的农民冒着大雨跑了五十里路来参加。到会的人在雨中坚持三、四个钟头。南通六万余人冒雨夹道欢迎我们，从上午十二点钟一直站到下午六点半，所有的人衣服全部湿了，但是欢迎的队伍仍旧秩序井然。无锡各丝厂纱厂的女工们为了听我们的报告，就做夜工。她们做了一整夜的工，没有吃饭就来参加大会，在太阳下站了五个多钟头。她们个个都很兴奋，就像我们打了胜仗，由于兴奋而忘了疲劳一样。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彭真副主席曾指示我们要与群众见面。的确，与群众见面就是一件很大的工作。我们从南京坐火车到芜湖，五个多钟头，沿途的火车站上，都挤满了人，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每个小站，我们都下去讲话了。当涂县东站，就集中了两万多人欢迎我们。在爆竹声中，人们把许多鲜花和礼物不断地塞进车厢，马鞍山的工人竟连矿苗也送了上来。在火车里，签名本子一堆一堆地送了过来，这些都是乘客和铁路员工的。我们离芜湖的那天，七万多人从半夜就起来欢送，队伍从江边摆到火车站上，足有十来里路长。在我们进了火车从车窗里向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的时候，忽然一群男女学生在站台上跳起来把我们的手和脸抱住狂吻。在火车开动以后，一群男女青年跟着火车跑了很长一段路。
我们的住处，时常有很多青年学生花几个钟头的时间等着和我们握手或要我们签名，有时门口挤得断绝了交通。他们有的半夜就来，有的等到半夜不走。不知有多少人要求我们签名。这实在是一件繁重的工作。有时太多，实在签不完，有的机关、学校就把我们的签字制版付印。镇江市一个叫做聂影梅的青年给柴川若同志的信写着：“首先我该向您致谢，谢谢您今天给我的赐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多么沉重的撞激了我的心。虽然这八个字对我已经不是陌生的了，但今天我更深深的体会到这八个字中间的联系是多么的密切。当我得到这久思难得的赐言后，禁不住跳了起来，我张开簿子给我的亲友们看，他们每人的眼睛里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谁都在说：‘看你运气多好。’同志！看！祖国的人民是多么的敬爱这代表着千万志愿军的代表。”
我们在前方，一想到祖国的人民，身上就增加了力气，这次，亲眼看到祖国人民对我们志愿军的热爱，就更增加了我们的力气。华东的人民也普遍反映：“我们一想到志愿军，就浑身有劲，听了你们的报告，见了你们，就更加有劲。”华东和全中国的人民是决心支援我们志愿军去彻底战胜敌人的。我们从济南到杭州，到处听到人们喊着：“为了支援前线，巩固国防，我们一定作到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我们在镇江看到光荣的妈妈黄亚兰，她把七个子女全部送出参加各种革命工作，她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好孩子。她并送给我们三个人每人一本大日记本子，上面写着：“为祖国的千千万万的儿女们的幸福而战斗吧！”南京大、中学生报名参军的达百分之三十八，其中有一位知识青年叫苏达生，为了报名参军，耐心说服他的父母五次，他从社会发展史一直讲到美国的金融寡头政治，又从中国革命的胜利讲到抗美援朝。最后他的父母完全同意他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他的父亲是中国银行副经理，他以后对人说：“现在我才相信‘志愿军’是完全名符其实的了。”
我们在苏北，看到苏北人民战胜严重的灾荒，使我们感到人民力量之伟大。在苏南参观了土地改革展览会，使我们受了最好的教育。在杭州，参观了土特产展览会，有很多参加展览的工业品，已赶上与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说明祖国人民在解放以后正在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事国家的建设，这使我们益加相信自己的力量，益加爱护自己的祖国。
华东人民支援我们，还表现在慰劳救济方面。根据抗美援朝总会统计，目前全华东已送给总会五百余亿元。南京市有的黄包车工人，辛辛苦苦拉了一天黄包车，把所得的钱捐献出来。五台山一位小学教员，全家九口人，负担很重，他把每天三顿饭减为两顿，节省出三十斤粮食，全部捐献出来。杭州市一位姓汤的看门工人，他现在每月只赚到五万元，但他最近一次却捐献十万元，并且一定要我们亲自打收条。我们在华东亲手收到大批的礼物和慰问品，仅锦旗一项就有三千多面。有些锦旗上面，有好几千人签名。镇江市所献的锦旗中有一面上面缀满了世界民主青联的纪念章。慰问品的数量非常庞大。例如我们留苏州五天中，亲手收到的礼物就有锦旗二百四十三面，红领巾二十六条，慰问金二千七百六十多万元，书籍一万三千九百多册，慰问信四千九百多封，慰问袋一千六百多只，日记本、练习簿二千二百多本，毛巾一万九千多条，牙刷一千多把，铅笔二百二十三打，军鞋一千一百二十六双，肥皂两千多块，洋火三百五十多包，手表二只，自来水钢笔三十二枝，献词一千份，银盾二只，镜框四个，袜子一百多双，酒二百斤。此外还有子弹、风镜、板刷、颜料、图章、衬衫、古玩、食品、徽章等等。有些礼物，是珍藏了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还有结婚证书上的彩带，以及许多珍贵的礼品。苏州抗美援朝分会为了保证把这些礼物送到前线，组织了十余个人专门保管、清查和登记。镇江市把慰劳品集中起来，布置成展览会，上千上万的人都去参观。
我们看到浙江省和杭州市的人民正热烈进行着抗美援朝的各种工作。杭州的人民正在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他们召开数万人的大会，控诉与公审反革命分子，举行“五一”大示威游行，召开全省劳动模范大会和全军区的战斗英雄大会，又在百忙中举行大会欢迎我们。在大小十五次的欢迎会中，有三十七万人与我们见了面。在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中，据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市及四十九个县统计，截至三月底止，共举行大小游行三百二十次，参加人数共五百三十七万零七百零五人。杭县有五万以上农民报名要求到朝鲜去参加志愿军。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全省人民捐献金额达一百八十八亿五千余万元，并有慰劳袋三千余只，药品一千五百件，其他物品十九万余件，另有新华书店代收书籍五万册。浙江省抗美援朝分会收到转发之慰问信三万余封。
亲爱的首长和同志们！我们上面所报告的，仅仅是我们三个人离开上海之后的四十天中，在匆忙中所看到或听到的一点现象，但就是这些现象已经给我们很好的教育和鼓励。这些欢迎大会和实际行动都是给我们上的最好的政治课，都是华东人民在检阅自己的力量，向我们的敌人示威。它证明了一万万四千万华东人民正在全力支援我们，它有力地证明我们伟大祖国人民的空前团结与无比的强大。这更加提高与巩固了我们的胜利信心，使我们感到祖国人民的可爱，感到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
我们看到全华东人民都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热爱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爱护我们志愿军。不知有多少人向我们发问：“究竟你们需要什么？你们需要我们如何支援你们？你们看我们工作有什么缺点？”我们觉得，我们对人民的支援除了感谢而外，只有继续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前线，坚决打击侵略者，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对得起人民。我们觉得我们的胜利，是依靠着人民的支援而得来的。这种胜利是人民的胜利，这种光荣是人民的光荣。
我们一定要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为我们伟大祖国不断的强大而奋斗！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柴川若 董乐辅 窦少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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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怎样协助政府处理反革命问题
上海市市、区两级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最近曾协助人民政府审查了六百六十三件反革命案件，对人民政府处理反革命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审查反革命案件，分市、区两级审查，采用了大会审查、小组审查以及派代表到人民法庭参加陪审、预审等方式。
在开会审查时，有关各案犯的证据、供状、调查材料的卷宗等，都由公安、司法机关送到会场，并由公安、司法机关的负责人逐件报告案情，提出公安、司法机关拟予处理的初步意见；然后由各委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进行审查和讨论。
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每一案件的审查都非常认真负责。在审查工作中，有不少委员对若干案件的处理反复研究，积极地发表意见。如有的委员提出某一案件情况复杂，建议政府再加以调查，搜集补充材料；有的委员提出某一案件判刑应该加重。例如恶霸特务陈小毛之妻陈张氏，是陈小毛的帮凶，她不但利用反动道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且帮助陈小毛强奸了一百多名妇女；因此，不少委员认为原判该犯十五年徒刑太轻，建议人民政府将其判处死刑。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在审查今年四月二十七日逮捕的一批反革命案犯时，曾组成工商、文教、党派等三个小组，到群众中及有关单位进行深入的调查工作，对所审查的案犯的罪证，搜集到许多具体的补充材料。该委员会并建议人民政府公安、司法机关，将若干罪恶深重、血债累累、民愤很大的反革命罪犯及个别罪恶较轻、可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尽先迅速处理。在市公安、司法机关审理这批反革命案件时，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又推定江庸、胡子婴、荣毅仁、陈仁炳、卢于道、严谔声等六委员分两组到法院参加陪审，并由胡子婴委员向市协商委员会报告陪审经过。
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获得了市民群众的协助。许多人主动地提供反革命罪犯的罪证材料和帮助调查。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在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审查一批反革命恶霸案件时，有不少苦主亲到协商委员会，指着他们身上的伤痕，诉说反革命恶霸残害他们的血腥罪行。
上海市公安、司法机关对市、区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关于反革命案件的审查意见非常重视，并迅速地连同案件判决书呈请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核。
经过审查反革命案件后，各委员更深刻地认识了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政策的正确。蒉延芳说：“我参加了审查反革命案件的工作之后，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及其危害人民的严重性，这证明严厉镇压反革命是完全必要的。”王芸生说：“人民政府是完全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所规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他并举例说：经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巨大武装特务组织“顺政国皇帝”案中，全部罪犯中有三分之一罪大恶极的分子判处了死刑，其余罪恶较轻的则分别判处徒刑或交人民管制。陈仁炳在代表市、区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向市、区各界人民代表第二次扩大联席会议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审查了这么多的案件以后，我们更加信任政府，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从审查案件中，我们也更确实地知道人民政府没有冤枉一个好人。”
按：上海市市、区两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是在四月底先后成立的，市级审查委员为三十五人；区级审查委员会，委员自十三人至二十七人不等。这些委员代表了各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及青年、妇女、工商、文教、宗教等各界人民，并有革命烈士家属及革命军人家属代表参加。（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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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川南隆昌县人民政府
破获匪“青年党”组织
主犯周文涛等已执行枪决
川南隆昌县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协助下，破获了长期潜伏该县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匪“中国青年党”组织，主犯匪“中国青年党”候补中央委员兼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周文涛、隆昌县党部代理主席朱蔼如、隆昌县设计委员会委员李修为，及该匪机关报《新中国日报》总编辑张功灿等已在隆昌县伏法。
隆昌县是匪“中国青年党”的巢穴，该党首领曾琦的家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隆昌解放前夕，周匪文涛即匆匆由重庆赶回隆昌，召集党徒，拟订“川南应变计划”，决定以武装暴乱和潜伏活动为其工作方针，一面烧毁全部档案，准备长期潜伏；一面又组织匪“川滇黔游击第五十二纵队”，伪称“共产党地下武装”，盘据于隆昌与泸县边境的云顶山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隆昌解放后，李匪修为又冒充共产党员，拉拢当地大恶霸陈能芬（已枪毙），组织所谓“人民委员会”，并以“新民主主义解放社”名义吸收落后分子及国民党反动军官等，指挥和勾结土匪，于去年二月先后烧毁我龙市区公所，围攻普润乡，骚扰响石镇，屠杀人民，破坏政府各项工作。去年四月十三日，张匪功灿曾联络在隆昌城内受训的原国民党七十二军起义军官中的落后分子及当时盘据在圣灯山的匪首郑银武（已枪毙）等，企图里应外合攻打隆昌县城，但因人民解放军驻军防备严密，该匪等未及行动，即被镇压下去。去年六月以后，在我剿匪部队围剿下，该匪等即由武装活动转入隐蔽活动，一面搜集情报，用电台供给台湾蒋匪帮残余；一面在减租、土地改革地区大肆造谣。隆昌县公安局经长期侦查后，于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将周文涛、李修为、朱蔼如、张功灿等反革命首恶分子加以逮捕，并查获其与台湾蒋匪联络的收发报机一部及其他电讯器材、枪支、证件等多件。该匪等经逮捕后，经人民法庭公审，并经上级政府批准，判处死刑。（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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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汉寿县
会道门暴乱被我打垮
干部麻痹大意造成人民很大损失
湖南省汉寿县四月中旬破获反动会道门“宗教哲学研究社”武装暴乱案，击毙匪首周克传、王世锦以下五十人，捕获匪首项海滨、李华德、周太山等及匪众四百多人。匪首周克传系汉寿县五区上花村人，现年五十岁，绰号“黑胡子”，为一贯道点传师。汉寿县解放后，周匪克传等即利用封建迷信团体“宗教哲学研究社”发展反动组织，组织兵痞、流氓，秘密活动；又制造谣言，欺骗一部分落后群众入社。今年二月以后，匪首多次秘密开会，筹划组织反动武装，商量如何暴乱。又指使李匪华德、郭匪道蕴、周匪大伦等打入我村级组织，企图掌握群众，扩大反动势力。与此同时，匪徒们积极赶制鋑镖等武器。
四月十三日，匪众三百多人（多系社徒及被释放后的反革命罪犯）会合于王匪石景家中，夜半时分向我亚西乡政府进犯。匪徒们打入亚西乡政府后，捆起正副乡长周文阶、邓春阶及农民协会主席毛洪源，强迫他们入社，并烧毁了各种文件。接着匪众就向酉港派出所进犯，杀死民兵、门卫、县大队生产班队员等十余人，并放出在押不法地主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七十二人，其中有一部分当时就参加了暴乱。当匪徒被我打死打伤十余人、项匪海滨为我击伤后，匪众见“符水不能避刀枪”，开始动摇，纷纷跑散。
暴乱消息传出后，次日（四月十四日），汉寿县人民政府及第五、六区政府各派武装部队，配合以当地民兵会剿匪徒。周匪见势不敌，向太白乡溃逃。当时被我击毙匪首王世锦以下十二人，伤二人。十六日另一批部队赶到，沿途散发传单，向匪众展开政治宣传攻势，号召匪徒及胁从分子登记自首；一面又组织群众检举和协助政府捕捉散匪。当天就捕捉匪徒二百余人，及时清理释放五、六十人。
这一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特务、反动地主、反动会道门企图垂死挣扎；而我干部麻痹大意，对反革命分子管制不严，对其报复阴谋缺乏警惕，也给了匪徒们以可乘之机。（王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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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教徒
控诉赵世光顾仁恩罪行
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在上海的各教堂牧师和教徒一千多人于三日举行控诉大会，控诉该会前会长赵世光和著名的美国特务顾仁恩以传教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该会代理会长周福庆及灵粮堂执事刘淑兰控诉赵世光在香港散布反苏反共言论，并企图破坏国内基督教徒的三自革新运动。他们指出：赵世光曾于一九四九年三月离开上海潜往美国；同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又于九月二十六日突然回上海，十月二日又潜往舟山，经台湾转赴香港。他在香港主办《灵粮周刊》，专门制造反动荒谬的宣传。例如该刊第五期曾发表了一篇题为《起来，往南走》的谬文，公开煽动国内教徒离开祖国，向南洋逃亡，并且歌颂美、英帝国主义差会给予中国人民的“恩惠”。赵世光并造谣诬蔑中国基督教徒爱国的三自革新运动。周福庆说：“对这个披了宗教外衣进行反动活动的赵世光，我们还能容忍吗？”他正式宣布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执行委员会已开除赵世光的会籍，并且已与赵世光控制的香港分会断绝联系。
控诉顾仁恩的，有灵粮堂执事陆传芳、牧师金罕、教徒代表孙戴芳、谈国兴等。他们指出：灵粮堂是顾仁恩在上海“传道”和“医病”的地方，有很多教徒受了他的欺骗和麻醉。陆传芳说：“顾仁恩不但在传道时散布反苏反共的荒谬言论，并且利用医病的名义，向病人散发反动传单。有的传单上竟写着：“要为在火山口上的中国祈祷”，他对中国人民的敌视竟到如此地步，我们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办他！”该会代理会长周福庆在会上检讨了延请顾仁恩来堂“讲道”“治病”的错误，并提出保证：今后一定要加强学习，提高警惕，检举并肃清教会内部的一切帝国主义的爪牙及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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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天津工商联常务委员 资耀华
过去中国工商业的不发展，原因固然很多，总的来说，不外两个大原因：一是外来的，一是内在的，两者又互为因果，千丝万缕，分工合作，压迫得中国民族工商业无法抬头。所谓外来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侵掠，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变成为它们推销商品、输出资本、掠夺原料、榨取廉价的劳动力、吸取中国人民血液的大市场。它们当然不愿意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最初为英国帝国主义，次之为法国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为美国帝国主义，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狠。这是过去铁的事实，已用不着细说。所谓内在的原因，就是数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尤其在农村中的封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不事劳动，不事生产，用超额剥削的地租，坐享佃农收获物的八成甚至百分之一百，还用“驴打滚”的高利贷，剥削贫雇农的全部劳动所得，农村中普遍喊着“糠菜半年粮”（就是半年要靠米糠与菜草过活）。普通年成，农民就没饭吃，没衣穿。一遇荒年，就饥饿载道，流离失所，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大好美丽的农村，悉变为“寄生虫”的“安乐乡”。不但工商业者以外的人，不愿意投资于工商业，即工商业者本身，虽经营工商业，并不是以发展工商业为最后目的，而是利用由工商业所赚的钱来购买田地。这样，工商业当然不会走向扩充与发展。
现在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已为我们英明领袖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出了中国大陆，使这些成群结队的掠夺榨取人民血汗的强盗们，已不能再用“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以及卖国的“中美商约”等来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但是，压迫民族工商业的内在的原因，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若不予以彻底地铲除，则一方可以自由向上发展的活动力还会被压迫下降的封建势力所牵制，民族工商业依然要陷于停滞与落后的阶段。这样的情况，在先解放乡村后解放城市的地区，土地改革早已基本完成，工商业已渐走向发展，或不感觉怎样明显；但在乡村与城市同时获得解放的全国大部地区（总人口三亿一千万），封建土地制度在解放前实为工商业不发展的最大原因。所以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期中，工商业就发生或多或少的牵连与纠纷。例如中南区的武汉市，工商业兼地主者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沙市，工商业兼地主者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邻近农村的小城市则几为百分之一百。所以中南军政委员会在今年年初，乃颁布了一项英明正确而及时的措施，即《关于在土地改革期间处理城乡关系的决定》的十条规约，同时并在各城市中设立“城乡联络委员会”和“城乡联络处”，依据各地不同的情况，作合理合法的处置，来保护城市工商业。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小城市工商业比较落后的症结与政府保护工商业不受侵犯的苦心。而中南区各地城乡联络处实协助政府妥善地处理了很多地主兼工商业者和农民间的纠纷案件，使有土地关系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商业者，能够安心经营，并已初步呈现发展景象。
关于土地改革这一个伟大的工作，依个人此次在湖南地区学习土地改革中所得的认识，深信由于上级首长领导得好，下级干部工作得好，理论与实践是一致，政策与行动是一致，里面与外面是一致，实彻底地符合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与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尤其是这一大群有无限忠心，有坚强信心，有极度耐心，千锤百练的基层青年工作干部，积累了数月实地的经验，再加以暑期的学习，今年秋收后的土地改革工作，相信会做得更快，搞得更好。再看到土地改革完成后的新农村，更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好气象。农民在分得田地后，正是当家作主人，忙着施肥耕田，兴修水利，欢欣鼓舞地迎接春耕生产。这就充分证实了农村生产力一旦获得解放，翻了身的农民，就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真是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了道路。但是土地改革完成后的结果，对于城市民族工商业，可谓是“一则以喜”——走向胜利的喜，也“一则以惧”——走向胜利的惧。
何谓“一则以喜”呢？就是土地改革完成后，对于民族工商业有如下的利益：
（一）土地改革完成，农民生产情绪高，农业生产必然要大大发展，全国粮食生产，去年已达二千四百亿斤，遂使多年来依赖粮食进口转变为粮食出口。今年土地改革面积更广，粮食更可增产。此外，如经济作物，出口原料，商品粮等一切农业产品都会随之增加。这就为民族工商业供给有利的发展条件。
（二）土地改革完成后，农业产品增加，农民购买力自然随之增加。例如东北区因土地改革早已完成，所以对于城市工业产品，需要日增，即以纱布一项而言，一九四七年销售棉布不过八十万匹，一九四八年增至一百二十万匹，一九四九年增至三百二十万匹，一九五○年竟增至九百万匹；而且农民要求的品质，亦每年增高，即由粗而到细，由细而到花。这样，工商业当然就跟着繁荣。
（三）许多工业原料及出口物资，如猪鬃、大豆、羽毛、桐油、茶叶等既年年增加，出口贸易亦必跟着发展，一方固可增加进出口贸易的数量，一方更可换进许多本国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材料，更可促进工商业的大步前进。
（四）提供工商业的资金与劳动力，亦更是有利条件之一。依资金而言，今后工商业本身，每年所获得的利益，再不会“回家买田”，一定要用到再生产与扩充本身事业上去；而将来农民亦可积累资金投到生产事业上去，工商业所渴望的资金来源，就可以日见丰富。依劳动力而言，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劳动力亦有剩余，毛主席曾经很明确的指示过：“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式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论联合政府》）
仅就以上所举各点，还不是民族工商业的大喜讯吗？何谓“一则以惧”呢？就是如下所举工商业者的责任所在，不能不“临事而惧”了！
（一）如何搞好城乡互助。过去的城市，无可讳言的是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及官僚资本服务。城市与农村是对立的，南方与北方是隔离的。现在不同了，土地改革第一步，是满足农民生产上与经济上的要求，而跟着第二步，就是扩大城乡互助与搞好物资交流，因此既要恢复旧的商业网，还要创造新的商业网。务使农民多余的粮食、土产、山货、工业原料等，能够很快地及时地推销到城市去，或者组织出口；并由城市供给他们比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及生产必要的材料。所以，发展城乡贸易，促进物资交流，在土地改革后的当前经济形势中，尤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就成了民族工商业的重大任务。
（二）如何适应农村购买力。由于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大大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当然增加，然而农产品的生产速度，在目前工商业的现状下，当然要比工业生产品的速度快，因此，就发生一个新的情况，即有没有充分供应农村广大市场的工业产品，尤其是有没有充分供应农业生产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如农具等。本来农村购买力，还可分为“必需的购买力”与“剩余的购买力”。剩余购买力，还可用储蓄等吸收资金的方式来缓和。但对于必需的购买力，就只有及时地用工业产品来满足。即以纱布而言，广大的贫雇农，每一人要做一条裤子，就需要一个很大的数量。所以如何能使农民一手售出土产，一手就能购进他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而满足其必要购买力，乃工商业所特别注意的问题。尤其既不可扩大剪刀差而致“谷贱伤农”，更不可因此打击农民生产热情。
（三）工商业如何面向农村而适合农民真正的要求，又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城市工商业者，根据多年习惯，城乡隔离已久，多半不是为农村服务。土地改革完成后，情势发生巨大转变，工商业就要及时调查研究，对于本身的生产品，既要适合农民大众的需求，还要分清需要数量与要求缓急。既不可“闭户造车”，更不可粗制滥造，即如农具一项而言，各地区情况就不同，有山岳地区，有丘陵地带，有大平原，东北与华北不同，华北与中南不同，水田与旱田又不同，非统筹兼顾不可。
（四）城市要领导乡村与支援乡村。务使农业产品与工业原料等，既要产与销互相适合，还要统一规格，保持规格，改良品质。当然，这一切不是民族工商业者所能单独负责，还需国营经济领导推进，但民族工商业者，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也有其应当尽的重大责任。
总的来说，压迫民族工商业不能抬头的两大原因——两大敌人，一个是已经被打垮而永远被赶出中国大陆了，就是帝国主义与其仆从的官僚资本主义。一个是正在很顺利地进行铲除和消灭之中，就是封建制度尤其是封建地主。在当前经济形势中，出现了新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困难。民族工商业者就应当重视这个走向发展生产的新的情况，来克服这个走向胜利的新的困难。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及财政经济部门领导机关，从去年以来，已极端重视了城乡互助物资交流这一艰巨工作，曾经召集了一系列的大小土产会议及各种不同形式的物资交流会议，解决了不少城与城、乡与乡、城与乡的产销问题。所以民族工商业者，应当义不容辞地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先由各地工商联合会，将这一工作视为经常重大任务，由省与县的工商联合会，省与省的工商联合会，市与市的工商联合会，区与区的工商联合会，进一步紧密地、交错地联系起来，互相调查研究，互相交流经验，互相通报情况，互相组织参观团，各自发挥其创造性，来达到“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以其所余”，“补其不足”。其次，更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组织联营、联购、联运、联销或代营代购、代运代销。业务要有计划有步骤，一方在运输上务求直达而避免辗转起卸的损失与时间上的经济，一方在包装上改良技术，研究防火防雨防霉，尤其在经营上务期减少中间牙佃的剥削而降低成本。此外，各地还须将大小乡镇的小工业、手工业和小贩组织起来，积极地适应各地实际需要，来指导并扶助其生产发展。诚如是，则既可继续鼓励农民生产热忱，提高农业生产，更可打开城市工业产品的销路，而扩充工业生产。只有这样，才能胜任愉快地迎接土地改革后，“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刘少奇同志《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新形势，才能从发展生产走向发展生产，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