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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训传》使我猛醒
田汉
从朝鲜回到天津，就逢祖国思想界展开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多年来以为不错的人物，和看过去还颇受感动的影片，一旦经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耀，便原身毕露、无所遁形。各方检讨文字单就我所看到的已经有数十篇之多，通过这一具体问题上的深入考察，寻根究底，的确把我们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了一步。
首先是谁代表了“中国人民勤劳、英勇、智慧的最高典型”的问题。那样几乎一切靠“磕头”来解决问题的武训能代表中国人民勤劳、英勇、智慧的品质吗？倘使武训值得那样的赞词，那又何以处今天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呢？今天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所表现的精神品质与所谓“武训精神”实际就是“奴才精神”不正是恰恰相反的吗？只有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勤劳、英勇、智慧的最高典型，我们迄今还没有能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十分生动有力地刻划和歌颂这样的战斗的典型，却浪费我们的笔墨歌颂了那些不应该歌颂的对象，传播极端有害的影响，真是应该痛自悔改的事！
武训之所以一度被人重视，甚至被人当作孔子以后的人物看待，是由于他从小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以致备受欺骗践踏，因而一朝发愤，行乞兴学，仿佛单凭他个人这种可怜的努力就可改善穷孩子们的运命，正是在这一点上，投合了那些“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者的可怜的幻想。这里便涉及一个已经十分陈旧的政治路线问题：还是“教育救国”呢？还是通过革命斗争来根本解决教育问题呢？“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幻想，在中国早已破产了；在朝鲜也有过同样的情形。朝鲜在解放前由于日帝广施奴化教育，限制朝鲜人民享受初等教育权利，以致失学者达其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六以上，五十岁以下的文盲二百五十六万人之多。当时朝鲜的一些民族改良主义者也曾提出“普及教育”等口号来代替独立运动。企图在日本统治者所允许的可怜的限度内来从事普及教育。在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三、一”暴动之后，日益醒觉的朝鲜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不断的残酷斗争的年月，这些民族改良主义者不敢去触动日本罪恶统治的毫发，而用各种欺骗的花样来模糊、削弱朝鲜人民的民族觉悟与反帝情绪。这些“朝鲜的武训”们除起了上述的可耻作用之外对朝鲜文化教育状态的改善没有任何贡献。他的主子们决意不让朝鲜人民真能获得知识进步。直到“八、一五”北朝鲜人民解放以后，才结束了这种黑暗的日子，开始有了可能与条件来解决人民教育的问题。
首先从思想上大力肃清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残余，提倡新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肃清文盲委员会，朝鲜语文学校，成人学校遍布各地方的工厂，农庄和渔村。北朝鲜的文盲已基本肃清。教育经费提高到占国家整个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三（日本统治时期只占百分之一、三）原来一个大学也没有的北朝鲜，短短五年间出现了规模壮大的金日成大学以下十五个大学，五十五个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十四个师范学校，二十四个初级技术学校。初级中学比解放前多二十倍，高中一百七十多个，增建校舍共达四千多所，训练出教育干部三万三千余名。这样迅速而辉煌的成就岂是向帝国主义统治者磕头所能获得的？
这是我现在的认识和看法。过去我也曾经错误地写过一首歌颂武训的题诗。因我跟陶行知先生是知友，对于他所支持的教育事业我从来一样支持，他曾经赞扬过武训，我也就盲目地跟着赞扬一番而不甚深考，这都足以说明我当时甚至今日还严重存在的自由主义和不严肃作风。我应该深自愧悔、深自警惕。
武训这个人物，由其长年苦行，极容易迷感人，使人只同情其行之苦，而忘了他为谁辛苦！这正是武训这个人物的可怕处。《武训传》电影的制作者们又把他的苦行大大加以美化，并加上“革命”的色彩，这就越发容易迷惑人了。但这一种对历史人物的不适当的歌颂与艺术创作上的不老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作者警惕的，我们得深刻记住这个教训。
最后我想到如何正确地认识与表现历史人物在艺术创作上，特别在戏曲创作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旧戏曲中有不少表扬与歌颂封建奴才的，如“黄天霸”之类。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们重视并且积极参加《武训传》的讨论。根据不久以前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于旧有戏曲节目及表演方法联系自己思想，进行认真的深刻的检查。这样，就一定能使我们戏曲界在这次《武训传》讨论中，在思想上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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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
陈涌
近几年来，我们文艺工作的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成就，但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有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或者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已经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它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倾向在现在还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讨论的。
萧也牧同志的一部分作品，主要是短篇《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可以作为带有此类倾向的作品的例子。
这两个短篇都写于一九四九年的下半年，它们都曾在读者中间发生过较大的影响，其中赞誉的词句我们是听到过很多的，有的说前者是我们模范的作品，因为它证明了即使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也能发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亦即“两种思想斗争和真挚的爱情”。（注）
的确，文艺作者往往需要从“一件很平凡的事”发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的，但首先还要看是什么样“平凡的事”，是否能表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的“平凡的事”，而且还要进一步看我们怎样去表现它。《我们夫妇之间》，写的的确大都是平凡的事，并且作者也的确打算从平凡的事里发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一对出身不同的夫妇，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和工人出身（更恰当地说是农民出身）的妻子，他们在共同生活中思想感情发生了分裂，后来又重新得到结合，作者是打算从这具体事件里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问题的。
这作品有一些写得真实、令人感动的地方。例如，为了一个穷苦的小女孩无端被人猜疑有偷窃行为，那个做妻子的便感到愤慨、苦痛，这时候，我们会感觉得到站在我们面前的的确是一个具有天然的阶级感情的工人；而当她由于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受到批评时，她的那种勇于接受批评的态度，也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不易做到的。在这里，作者真实的表现了工人干部的一些特点。
但除了这少数地方外，作者又怎样描写了他的人物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呢？
作者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描写这个工人干部和她丈夫的一些争论。在作者笔下，他们争论不休的，大都是些“平凡的事”，但也正如作者自己也不只一次的意识到的，都是些非原则的日常生活的琐事，例如丈夫认为吃饭最好在比较堂皇的饭馆，而妻子却为了节省坚持去饭摊；丈夫认为应该抽烟而妻子却为此不满，因为她打算替小孩子做一件小褂；丈夫在得到稿费以后打算买皮鞋、香烟和冰淇淋，而妻子却在她丈夫实现这计划之前，暗地从他枕头下把钱拿走，寄给了她的母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情几乎都在他们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作者也总是绘声绘影地、一丝不苟地跟踪描写这一切细节的。但试问，这些“平凡的事”能表现多少“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呢？难道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过程中间发生的问题，便是这类问题么？
应当说，作者在这些地方是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两种思想斗争”庸俗化了的。
而且首先，那位叫李克的，经过长时间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怎么一进了城，见了有花的地毯、沙发、爵士音乐便发生动摇，便感到“新的生活开始了”呢？我们的干部又何其脆弱！我这样说也并不是打算否认我们有少数像李克这样的干部存在，而且，对于这类人物加以批判，对于广大的干部并不是没有教育意义的。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有条件的，除非作者同时正确地表现了李克这种思想产生的各种条件，否则，人们会以为这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客观上是歪曲了现实的。
对于那位女工人干部，也应该有同样的看法。如前面已指出过的，作者一面写出了她某些工人的优点，但又写了她经常为了日常的琐事而争吵，而且这后一方面在这作品里是占主要地位的。问题只是作者自己也正如那位批评者一样以为这也可以表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依据作者的介绍，这位女干部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在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曾经领导过别的女工反对日本人的“扫荡”，也领导过女工在工厂失火时抢救机器，后来还当了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对于这样一个经过长时间锻炼的干部，就算她身上还带着一些农村的狭隘保守的观念，也怎么可以描写成为一个经常为了一些非原则的日常生活的琐事而争吵的人？
但我们的作者正是这样的描写了她的。
作者特别聚精会神地加以描写的她的许多形象，往往是令人难堪的。在作者笔下，我们这位女主角经常满口令人不忍卒听的骂人的话，例如“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而且还有更甚于此者。依据作者的描写，我们这位女干部是在进了北京之后好久才停止了使用那些骂人的口头语的。当然，依据这种看法，这位女干部如果不到北京，这个缺点大约是很难纠正，而且在农村里，像她一样的人，一定是很多的了。
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么？在差不多三十年以前，鲁迅先生便曾经严厉地批判过类似的思想，他说：“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三十年前说过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的作者，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还有许多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位女干部丑化了的描写，例如写到她嫌饭馆吃饭太贵，拉了丈夫到饭摊去吃饭，作者特意写了这样一段：
“大概她见我（即他的丈夫——摘引者注）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而在另一段，写到丈夫对于农村的灾荒、对她的家庭不关心因而她生气了时，作者写道：
“……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通到我的额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
被作者这样绘声绘影地描写的我们这位工人出身的女干部，会给我们一种什么印象呢？我以为作者是应该知道，只有过去的讽刺小说才能有这种写法的。
当然，作者也可以辩解说，小说里所有关于这位工人干部的形象，都是通过她的知识分子的丈夫的眼光来表现的，而作者后来是表示批判她丈夫的看法的。但实际上，形象的力量总是远超过作者另外宣布的“态度”的力量，作者更真实的态度，是在他的作品的形象里面的。无论作者后来宣布什么，也是不能改变这位女工所给人的印象的了。
我们再来看“海河边上”。这是描写解放以后城市工人生活的作品。作者主观的目的大约是描写解放后工人自由快乐的生活，描写他们新的合理的婚姻关系。一个叫大男的男工，和一个叫小花的女工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共同身受过许多苦难。虽然彼此都并没有明白的表示，但他们是互相爱恋着的。但由于一些误会，大男却常常感到小花心里爱着一个也是从小和他们在一起的叫宝才的工人，他为此常常发生嫉妒的感情。直到后来，他从小花口中知道了宝才已经和另一个女工结婚，他的疑忌才算消释，他和小花才正式的表白了彼此的爱情。
这便是这个短篇的梗概。由于作者巧妙的布局和对恋爱和对一些生活细节的细心的描写，这作品是很能吸引读者的。但这作品不能不令人感到有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气氛。在这里，最吸引作者注意，而且也写得最津津有味的，是年青工人大男和小花的恋爱，而他们的恋爱，以至他们的个性，都是加上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趣味和想像的。作者写到他们从小就曾被看作“小两口子”，长大了更是形影不离，他们所做的事几乎都是一样的，“马小花参加了剧团，张大男马上也参加了。张大男参加了生产互助组，马小花也就报了名。马小花参加了青年团，张大男马上就申请入团……”不但这样，他们甚至外表也简直十分相像：
“旁人以为他们是兄弟俩；这样，这两个人的相貌仿佛也极相似了：都是细高条，长眼毛，直鼻梁，脸面虽然都有点清瘦，可是看起来——特别是他们那眼神，忽撩忽撩的，显得很清爽，很聪明……他俩穿着一个样式的网球鞋，胸前别着一个样式的毛主席像……如果再仔细看看他俩别在胸前的那‘服务证’，才知道是说差了——男的姓张叫大男；女的姓马叫小花，分明不是一家子。”
几乎整篇小说，都是用类似的笔调写成的。
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小花给大男提意见。小花说，大男“生产上、工作上、学习上都不赖，除了不好学习；就是生活上还有两个小缺点，”那两个“小缺点”呢？“第一，你好抽烟，又浪费又有味儿……”第二，“值不得一提——看你那小褂，谁像你呵？太拉塌啦！”于是作者接着描写大男的反应说：
“大男不好意思地笑了！心里有一种又高兴又难为情的滋味儿！”
这的确是写得“细致入微”的，但这样的“细致入微”有助于我们真实的了解工人的生活、工人的感情么？我想，读者是不应该不表示怀疑的。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这位被称为“生产上、工作上、学习上都不赖”的年青工人，许多地方都表现得十分狭隘，十分缺少领导阶级的人物、新国家的主人公的感觉的。在作者的笔下，他经常为一种嫉妒、猜忌的狭隘的恋爱感情所支配，所捉弄的，例如当小花在他面前提起宝才的好处时，他便不能忍受地说：
“我怎么就比上他了？我是个老几？人家又机灵，又有能耐，又是青年团的小组长，小伙儿又长得漂亮！”
即使在他参加了青年团以后，为了小组不分配他和小花竞赛，他便拒绝参加竞赛。下面是为了这件事情他和小花发生争吵的一段描写：
“这时候，小花忍不住说了话了：‘嗨！看你那个样子！连点团员味儿也没有！’大男就火儿啦：‘你行你行！你有团员味儿！你有团员味儿！你跟李宝才挑吧！’小花也不让他，说：‘你得记着你是个团员，你知道团员的责任是什么？’大男说：‘我没有那好记性，我不知道！’”
便是这样的一个年青工人，青年团员，当他知道家里要另外替他娶亲，而小花也含糊其词地劝他听家里话的时候，他便“混身发冷”，“两眼一动不动的盯着流水说：‘小花，我宁愿死！’”我们看看，作者所表现的这个年青工人，这个青年团员的精神世界是何等狭窄！他的觉悟程度又何等低下！如果我们要想在这里实在找寻一个领导阶级的人物、一个新国家主人公的特点，他是不能不大失所望的！
自然，作者也描写到大男后来终于参加了竞赛，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成绩。但应该一提的是，大男起初那样坚决地拒绝竞赛，后来忽然又那么积极地参加了竞赛，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推动他那样做，我们是不很清楚的。
显然，在这个作品里也和在《我们夫妇之间》一样，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能否描写日常生活，描写恋爱事件，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能否正确地去描写。经过日常生活，经过恋爱的事件，也可以表现新人的品质，新社会的特点。
一个熟悉工农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并无间隔的作者，他是不会给《我们夫妇之间》的女主角以那些粗恶、丑陋的形象的；同样的，他也不会像《海河边上》那样描写工人的性格和生活。《我们夫妇之间》虽然也真实地描写了因而也肯定了那女主角的那种天然的阶级感情，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我们的作者所以集中和夸大的描写了我们女主角的日常生活的作风、习惯，应该在这里得到说明。
至于《海河边上》所描写的工人的生活、感情，实际上只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感情。在这里，作者似乎还没有考虑到应该分别什么样的生活、感情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什么样的生活、感情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事实上他是把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想像、所向往的生活、感情加到工人的头上了，这结果使他这个作品许多地方仍然逃不出毛主席说过的“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个范围。
我们还应当记得，写了《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的萧也牧同志，还写过不少并不包含这类思想问题的作品。例如他最初的集子《山村纪事》一般说来是一个好的集子。虽然，读者也会感觉到，经历过异常复杂、壮烈的斗争的解放区农村，还要求比这集子更丰富和更坚实的作品。作者在这里所接触的面还是不够宽广的。但无论如何，这集子表明，作者对农民是有热情的，因而他能够亲切地描写着农村里的平凡的人物，描写着农村的风习、气氛。并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到抗日、减租、土地改革过程中解放区农村的变动。
这集子包括一九四三年的作品，可见作者已经有过相当长的创作生活，也可见他曾经过了较长的革命生活的锻炼，但他到了近年还写了像《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包含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作品，这也许是令人感到惊奇的吧。但这事情正好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是长期的，一个忘记了警惕自己的人，在特别复杂的城市的环境下，便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情感的抬头，也特别容易接受各种外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因此，研究和讨论《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这样的作品，我以为是有意义的。
（注）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白村：“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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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电影《武训传》含有美国电影的思想毒害编辑同志：
我们国际新闻局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有两位华侨同志认为电影《武训传》包含着严重的美国电影的思想毒素，如电影中描写武训“三十年如一日”，终于达到办“义学”的目的，这和反动的好莱坞影片及美国许多反动的书刊上，所常宣扬的“卖报童子，只身苦门，终于做大总统”的思想有多少不同呢？美国所风行的这类小说，麻醉着不少贫苦的人去“安份守己”地去“奋斗”。这种掩盖阶级对立，取消阶级斗争，鼓励“个人苦斗”，“有志者事竟成”的反动理论，正是美国统治阶级所大事鼓吹的。而电影《武训传》也包含了和这类似的观点。所以有位同志说：“假如把这部影片拿到美国上演，一定会大受统治者的欢迎，因为这正是好莱坞影片所要宣扬的”。
关于《武训传》影片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从这个角度提供以上意见，作为孙瑜先生作深刻检讨时的参考。
国际新闻局 陈封雄编辑同志：
我认为《武训传》受了美国电影很深的思想毒害。像武训梦游地狱、天堂，醒来大觉大悟，武训与小桃搞恋爱，富有“诗意”和“悲剧性”，都是受了美国影片影响的。武训三十年如一日的“事业心”，终于“有志者事竟成”，这与美国老爷鼓吹的“叫化子成百万富翁”的“事业心”，没有什么不同，我想这部影片如果拿到美国去演，一定很受美国政府的欢迎。我希望我们的电影界从对《武训传》的批判进而肃清美国反动影片在我们电影编导工作上残存的恶劣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 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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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反对传播封建与帝国主义思想的洋片编辑同志：
五月十三日，我在青岛市湛山村湛山寺的庙会上，看到有个玩洋片的，那里围了一大群观众，其中有不少是小孩子。我怀着好奇的心情也去看了一下，想看一看解放后洋片的新变化。但恰相反，我看到的不是新内容，而是几幅极其恶劣的画片。一幅是直奉战争时的画片，上面插着“红黄蓝白黑”的“国旗”；一幅是画着一只军舰起火，但画面已经模糊，看不出是什么战争，玩洋片的说是什么“火烧日本国”“天塌地陷”；有一片北京前门的风景画，画着前门前边摆着桌椅，周围坐着几个身穿满清服饰的女人，正向站在她们旁边的一个拉毛驴的男人投媚眼；在“天津旧租界”的风景画里，出现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横行无忌的凶恶相，……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些含有传播封建和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画片。
今天在我们祖国的上空飘扬的不再是“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而是伟大的五星红旗了；在天津和祖国所有的领土上，已经再没有什么租界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洋片作为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宣传工具之一，还宣传这种有毒害的思想，我觉得应引起有关文化机关的重视，不应对他们放弃领导，应积极地教育改造他们，使他们能为抗美援朝及其他各种群众运动而宣传。
中华全国总工会青岛休养院 王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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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对于“反对迷信、恐怖的戏”的答复编辑同志：
我们看到了五月十三日发来的读者人夫先生的来信，对于粤剧《蔡中兴建造洛阳桥》与尚小云剧团演出的京剧《钟馗》的意见。这两个戏的确都存在着严重的封建迷信的毒素，特别是后者，满台的鬼出现，阴森恐怖。它们基本上是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关于剧目审定标准中所反对的宣扬麻醉与恐吓人民的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的一项相抵触。
我局戏曲改进处对上面两个戏，曾作了的处理：
对于《钟馗》，我局戏曲改进处在该剧团演出第二场时，即约尚剧团剧务方面负责人谈话，经过劝导说服，使他们认识了该剧所含的严重毒素，谈后经过研究修正，因此该剧在第四场演出时，已经作了部分的修改（如前面的大小鬼怪改为强盗等）。现在我们还在帮助他们作进一步的修改，同时向剧团指出：该剧虽经修改，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迷信毒素，还是应该尽量减少演出。
对于粤剧《蔡中兴建造洛阳桥》一剧，我局也曾召集演出的剧团负责人谈话，告以戏改政策，并且劝导他们对一些过分封建、迷信的旧剧不再上演，或修改之后再演出。另方面因目前上海上演之粤剧绝大多数是旧剧，且内容陈腐，现正着手搜集粤剧旧剧剧目，了解其内容，以作进一步审定之准备。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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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让我们来歌唱中国人民志愿军编辑同志：
我觉得在我国人民志愿军中，有着无数可以歌颂的事迹，值得我们作为歌曲创作的题材（如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郭忠田英雄排，孤胆英雄吕松山等）。可是，迄今为止，我还很少见到有一个歌子是关于歌唱抗美援朝的人民英雄的。希望音乐工作者，今后能更好地创作出歌颂人民英雄的歌子，把英雄们的事迹，唱遍全中国的每个角落！同时，也可以克服目前歌词创作中一般化的现象。
陈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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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内文艺动态
国内文艺动态
上海、济南、齐齐哈尔文艺界展开镇压反革命宣传
上海、济南、齐齐哈尔市文艺界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宣传活动。上海自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曲艺界举行了一个镇压反革命演唱宣传周，全市各戏院大都上演了以镇压反革命为内容的戏；街头艺人由戏曲改革工作者协会供给了几十种演唱资料，也在街头和游艺场中展开演唱。全市各剧种的二百个编导，在曲艺界时事宣传委员会领导下，完成了一百五十多出剧本，其中包括京剧、越剧、沪剧、滑稽话剧、评弹、江淮戏、维扬戏、甬剧、常锡剧等。宣传周内估计观众约达七十余万人。其中有不少戏获得观众好评。全市一百数十家戏院、书场、游艺场等结合镇压反革命演唱宣传周，在戏场中布置了漫画、剪贴、红布对联、放映幻灯、扩大机报告、活动广告模型等，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向观众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济南曲艺界组织了一个宣传大队，在取缔反动道会门展览会中，举行露天演唱。自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共连续演出五百一十四场，观众约达七十余万。演唱的新节目有四十八个，内容大部以镇压反革命为主，结合抗美援朝时事宣传。其中《揭露一贯道》，《枪毙刘岐山》等，很受群众欢迎。齐齐哈尔文艺界，在该市镇压反革命宣传委员会领导下，从五月十三日到二十六日，戏剧、曲艺、电影、音乐、美术等广泛地展开了镇压反革命宣传活动。活动方式较灵活，有六个固定地点举行露天演出；另组织省文工团、艺曲公会、文化馆等单位轮回深入街道居民，演出《姚大娘捉特务》等；露天放映电影《党证》、《无形的战线》等，京剧团演出新评剧《圣人道》。在十四天内，戏剧、电影、曲艺观众达十六万多人，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以镇压反革命为内容的大量的歌曲、宣传画，均深入工厂、学校、机关、居民中去，获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几篇指导写镇压反革命作品的文章
在全国展开以镇压反革命为主题的创作运动的时候，有些报刊登载了一些指导创作的文章。像本报上月三十一日登载的《把文艺力量动员起来参加镇压反革命宣传》（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江文艺四卷四期登载的《大量创作镇压反革命的文艺作品》（柳映作）、东北文艺三卷五期登载的《关于镇压反革命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白石作），东北日报五月十日登载的《对创作以镇压反革命为主题的作品的几点意见》（郭锋作）等文，对于这一创作运动是有帮助的。综合这些文章的意见大致有四：一、要写出镇压反革命的政治意义，不要只停留在个人的伸冤报仇上。要写出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最主要的手段，是与人民的幸福生活与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的。要写出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的联系，对土地改革，生产建设的作用，并要写出这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斗争。二、要揭发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本质，揭发他的政治阴谋，同时要揭发这些阴谋活动和蒋介石、美帝国主义的内部联系。要阐明人民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三、要集中地写出人民力量的强大，描写那些勇敢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新人物。在描写反革命分子对国家人民的危害性及其恶毒阴谋时，不要过分地渲染反革命份子的嚣张气焰，和故意描写那些阴森恐怖的场面，造成读者或观众的畏惧、恐怖。四、要更确切地刻划各种反革命分子的面貌，真实地彻底地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不要把反革命分子描写得个个都是歪戴帽子，一眼都能让人看破。
苏联音乐广播欣赏会即将开始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苏联音乐广播欣赏会”。将于本月十二日开始，每星期二下午晚八时至九时向全国广播一次，为加深听众印象起见，每一节目于次周重播一次。主要节目是介绍格林卡、柴阔夫斯基、莫梭尔斯基、米亚斯可夫斯基等十七位苏联著名音乐家及其代表作品。第一期和第二期预备广播格林卡的著名乐曲《卡玛琳斯卡雅》、男高音独唱歌曲《我记得美妙的一刹那》，及其著名歌剧《伊凡·苏萨宁》中的精粹舞曲等，这些作品都是苏联音乐遗产中的重要作品的一部分。这个欣赏会，将帮助中国音乐听众更多地了解优秀的苏联音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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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志愿军攻打敌军坦克的收获（木刻） 李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