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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战场速写 （铅笔画） （六）
看！这是美帝国主义在汉城的暴行，他们用汽油浇在朝鲜和平居民的身上，放火焚烧。
洪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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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三十万以上人民
收听镇压反革命广播录音
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为了普及深入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从三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反复播送了北京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讨论惩治反革命罪犯问题的实况录音，受到全市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全市收听人数最少在三十万人以上。在播送之前，北京市各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均发出通知，号召所属届时组织群众收听。中央人民政府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很多部门除通知各级工作人员注意收听外，并规定要把大会录音的内容，作为学习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主要材料之一。全市文化馆、图书阅览室及公安分局、派出所均动员市民进行收听。
在三月二十五至三十一日七天中，收听广播成了北京市人民的一件大事。二十七日晚和二十八日中午，全市各热闹街道上绝大部分工商户门前的扩音器，都放送着大会实况录音；行人纷纷聚拢倾听。三轮车工人坐在自己的车上倾耳静听着，随着录音的情节，时而愤怒，时而拍手喝采。饀饼周饭铺的伙友们因为听得出神，甚至忘了给顾客端饭。在郊区，凡是有收音机的地方，也都组织收听了录音。西郊海甸镇有很多住户都有收音机，他们都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录音。二十八日中午，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在东单广场、天桥、海甸镇、德胜门外等地设立了转播站。当日风沙很大，但听众仍然很多。仅天桥第十派出所所辖地区，就有三、四千人收听。
从听众的反应来看，这种方法确是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有效宣传方法。二十五、六两日，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曾收到一百六十多个单位的电话，报告收听情况和说明他们完全拥护政府这一英明措施。有人并提出政府应将过去杀过人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杀掉。琉璃河水泥厂六百多工人寄给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一封信，说他们收听时情绪十分激昂，像真的参加了大会一样。大家表示一定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并已有不少职工向工厂保卫科检举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北京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讨论惩治反革命问题实况录音，虽经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送七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已向全国广播，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西安等地也同时播送了这一节目，但截至目前，北京市各界人民还纷纷要求重播。合作总社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向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反映：他们认为向全市播送这种录音，对干部和市民的教育意义很大；他们希望全国各大城市都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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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三万教师学生
利用春假展开宣传
首都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重工业学校等十六院校及八十个公私立中学师生约三万人利用春假期间，分批赴首都郊区农村、铁路、工厂和市区各街道中进行广泛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已于五日出发，各中学师生将于九日出发；活动时间一般均预定为三天。北京大学教职员四百五十余人组成了二十九个工作组，理学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员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化学、物理等系全体教员都下乡宣传。化学系教员二十三人组成一队，和化学系四年级同学配合到东坝河宣传。事先他们搜集了二百七十多张图片，自己画幻灯画片，并创作快板。东方语文系系主任季羡林教授身体很弱，仍坚决要去。博物馆专修科韩寿萱教授刚拔掉四个牙，还是要下乡宣传。北京大学教育工会汪籛说：“过去什么工作都是先生跟在学生后面跑，这回我们响应教育工会的号召，工会和学生会配合起来搞，我们一定要好好完成这次的宣传任务。”清华大学营建系同学在两天内画了六百多张洋片和三十多张宣传画片，可供全校师生宣传之用。华罗庚教授因行走不便，不能下乡宣传，他说：“我要留在学校里写信给印度、日本、西欧和美国的朋友，告诉他们关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情况，做好自己一份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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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碑为证
华北大学工学院教授 丁?
陕西长安县引镇区小芋口有地主李宪通和李宪顺兄弟二人，解放前对农民欺压剥削，十分凶恶。在斗争大会上，由他们家里交出的契约账本，就有几尺高一大堆，其中不知有多少农民的血泪故事。这一大堆当众烧了，但是农民们仍放不下心，怕地主家里仍有隐藏未交出的，将来再生事故；因此一定要地主保证，未交出的不再有效；并由农民自己想出一个办法，要地主立了一碑，碑上写道：
我家是封建剥削的地主家庭，过去靠剥削人民过生活；赎地不退约，还债不勾账，罪恶重大。今经农会说理斗争，所存契约账本完全交出，其余未交出的契约账本，一律无效。今后愿在人民政府及农会领导下，遵守政府法令，从新做人。恐后无凭，立碑为证。
这碑是农民智慧的创造，记下了这件划时代的大事——土地改革，农民翻身。这碑文读来有兴奋又有庄严的感觉；但在每个字的后面，是一部封建的历史，如今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历史才转入了新的一页。
以前的碑石上面，从来不曾刻上过农民的话。不是歌颂专制君王的功德，就是宣扬封建道德的贞孝，有钱有势的地主家人死了总要刻一块墓碑，记下他们个人剥削生涯的起讫年月和剥削的显赫程度。
如今，才第一次有了农民自己的碑，“恐后无凭，立碑为证”，用这碑来证明地主阶级的永远灭亡。
这碑是一个革命里程的记录，它的价值不是碑林（注）中的任何古碑可以比拟的，值得我们好好保存起来，留作农民翻身的永久纪念。
【注】碑林在西安，是中国集有古碑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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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五彩影片《阴谋》
苏影 译
《阴谋》影片的内容，是述说东欧某一个走上了历史发展新道路的国家内，人民民主力量和反动势力间所展开的尖锐的政治斗争。
这部影片生动地揭露华尔街帝国主义特务们组织的，反对劳动人民民主果实的反人民阴谋的真实原因和意图。影片显示了这个国家一切进步力量的增长和团结，这些力量不顾反动势力绝望的反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设新的生活，并在反对法西斯阴谋者及其美国支持者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沼泽地上的茂密树丛中，一个女人很费力地走着。她穿着集中营囚犯的衣服，脸色疲惫不堪，赤着脚。她匆忙地前进，时常陷在泥泞中，滑跤，跌倒。传来狗吠声，妇人惊悸地倾听一下，又继续向前跑去。她很快地被繁茂的树丛遮掩不见了。
秘密警察在追逐着她。他们追寻了很久，怎样也找不到她，便回去了。
就在这时候，这个女人跑到附近村子的贫农——可斯他·瓦拉的家中。为了防备秘密警察的追踪，他们把她藏匿起来，因为她是那干娜·李赫达——人民的忠实女儿，无畏的反法西斯奴役者的战士。在集中营里，她因为自己的活动被判了死刑，但她逃了出来。
夜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干娜·李赫达出发到游击区去。
经过了数年………。
苏联的军队把这个国家从法西斯侵略者铁蹄下解放了出来，为该国的劳动人民打开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但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织了一个阴谋，来反对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这个国家内部的黑暗势力也参与了这个阴谋。他们企图把权力从人民手里夺去，把它奴役在“马歇尔计划”之下，并且使它转身反对苏联。
在举行为解放该国而阵亡的苏军战士纪念碑揭幕典礼时，当了国务总理的干娜·李赫达讲话。她说明年青的国家所面对的困难，以及对企图妨害建设新生活的敌人斗争的必要性。她号召大家提高警惕。
与此同时，美国大使麦克黑尔正忙着向华盛顿国务院报告干娜·李赫达被刺，因为他知道刺客在路上等着她。
会后，干娜乘车回首都，在山地里遇刺。一群法西斯暴徒们，穿着天主教神父的衣服，阻拦国务总理的车子，并且重伤干娜·李赫达。马尔克·皮诺从这里经过，突遇重伤的干娜，他急忙送她到离着遇刺地点不远的可斯他·瓦拉家中。
附近村子的农民听说干娜·李赫达被刺，纷纷跑到可斯他·瓦拉家里。干娜的朋友，党的领导者们，部长们都来了。同时，也来了些意外的客人，其中有公安部部长、社会民主党的老首领岳西姆·皮诺，毕尔恩赤主教，民族统一党领袖赫里斯奇娜·帕代拉——这些谋杀干娜的真正罪犯。他们在她的床前流着虚伪的眼泪，企图掩藏他们的罪恶行径。
干娜·李赫达的被刺，在人民的心里燃起了仇恨人民公敌及其帮凶的火焰，人民愤怒的浪潮澎湃全国。
坦克车工厂工程师，左翼社会民主党员马尔克·皮诺愤怒地说：“刺杀托里亚蒂，刺杀德田球一，逮捕福斯特和但尼斯……不，这不仅是反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阴谋，这是反对整个民主阵营的阴谋。”
阴谋者们并不止于对干娜·李赫达的暗害。
音乐在美国大使馆的大厅中响着，一对一对的男女在跳着舞。而在美国大使麦克·黑尔底宽大的办公室里，有人围着打牌的桌子，正在进行着窒息年青共和国的阴谋：麦克·黑尔给工业部部长、大资本家谷高·瓦斯奇斯下指示，在国内制造饥荒，把剩余的食粮运往南斯拉夫，然后经过美国人的手把这些粮食发给这些饥饿的人民。
………于是载着粮食的列车驶向国境。而城市中到处是饥饿的行列。
干娜·李赫达召集会议，指示大家对于破坏者必需采取迅速和严厉的手段，剥夺富农的余粮，并保证工人的粮食。
为粮食的斗争已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决定因素。在国会的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人民的叛徒们建议向美国求援，就是说要接受所谓“马歇尔计划”，使自己国家被奴役。
干娜·李赫达和民主统一战线的代表们发言反对这个建议，并揭穿美帝国主义走狗们的阴谋。人民群集在国会周围，支持自己的代表们的要求，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提议被打消了。
按照着干娜·李赫达的提议，国会决定派遣代表团到苏联，去签订友好互助条约。
但是阴谋者们并不干休，他们组织叛乱，由麦克·黑尔从美国大使馆指挥一切。他的计划的直接执行者是毕尔恩赤主教及民族统一党领袖赫里斯奇娜·帕代拉。
统一战线的代表们表现出警惕性，及时地揭发了阴谋家的计划，迅速镇压了叛乱。毕尔恩赤，赫里斯奇娜·帕代拉和他们的帮手们被逮捕了。而这个失败企图的指挥者麦克·黑尔，匆匆离开了这个国家，以便在国境外继续从事反对和平民主阵营的侵略计划。
影片以劳动者庆祝与伟大苏联签定条约的盛大示威游行做结束。苏联向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伸出兄弟般援助的手。狂欢的人民向苏联人民及伟大的人民领袖斯大林同志发出誓言，要为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的煽动者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保卫与伟大苏维埃盟邦的神圣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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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
号召为志愿军捐书报
北京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二日发出为我人民志愿军募集图书、杂志、画报的通知，原文如下：
我人民志愿军自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以来，已数次打败美国侵略军，取得了光辉的决定性的胜利，对保卫远东与世界的和平，有极重大的意义。
为使我人民志愿军了解祖国人民在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各方面的成就，并满足他们对文化食粮的迫切需要，本会特发起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募集图书、杂志、画报。并号召全市所有工厂、学校、党派、机关、团体积极响应此项工作，踊跃捐赠，以期在文化上与精神上给予我人民志愿军更大的鼓励。
具体办法：
（一）由各界人民普遍发动踊跃捐赠各种适合于战士阅读的通俗书刊、画报、连环画等，（其内容以歌颂人民英雄事迹及有关抗美援朝爱国生产竞赛积极生产者为最好）。
（二）各界人民捐赠书报可交到各单位的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或本会委托的北京新华书店各分店，以便代收汇集转送人民志愿军。
（三）此项工作自四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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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川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制订本年度抗美援朝工作计划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川南区及泸州市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相继制订一九五一年度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并已开始着手执行。现已订立计划的，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川南分会、川南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川南区党委、中国民主同盟川南区工作委员会等十四个单位。
各单位的计划都将全年抗美援朝运动分为三个阶段，逐步推行。
第一阶段，从现在起到“五一”止，为普及宣传教育时期。通过各种群众性的集会，使全区人民树立蔑视、仇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正确观点，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反对侵略战争的必胜信念。在这一时期内，未订立爱国公约的单位应即订立；已订立爱国公约的，应检查公约的执行情况。到“五一”节时，各界人民举行大规模的集会示威游行，将运动推向高潮。
第二阶段，自“五一”至十月一日国庆纪念日止，为运动的深入时期，使爱国主义时事学习经常化，并结合各项中心工作，使运动逐步深入。例如工人应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组织工人纠察队，防止特务破坏生产；农民要加速分配土地，打垮残余的封建势力，铲除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侵略的社会基础，并发展农业生产，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商界应做好生产和城乡物资交流，踊跃纳税，稳定物价；学生要提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造成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政治学习的热潮；宗教界要进一步开展宗教革新爱国运动。各单位并计划于十月一日举行盛大的国庆纪念会，以检阅抗美援朝的战斗力量。
从国庆纪念日开始进入运动的第三阶段，即巩固运动成果，总结经验，准备迎接一九五二年的新任务。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川南分会为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已通知各县市及各区立即普遍建立抗美援朝支会及小组，深入开展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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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中学文教工作会议及小学干部大会
确定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计划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继续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曾在三月二十八日，和市学生联合会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今后各校教师、职员、工友和学生应密切联系，统一行动步骤。并在二十九、三十两日分别召开大、中学文教工作会议及小学干部大会，传达了通知和确定了具体工作计划。
文教工作会议首先总结了过去在学校教职员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并由燕京、清华、汇文、男一中等校工会报告了进行时事学习和控诉会的经验。指出过去运动在学校中是开展得不平衡不普及的，有不少学校和一部分教师和学生没有受到运动的教育或受到教育很少。参加宣传工作的教师还是少数。同时过去运动在学校中还不够深入，联系思想的回忆会控诉会只是在少数学校举行过，时事学习的热忱一般没有很好地巩固起来。为此，会议认为首先应加强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时事学习，广泛利用思想回忆和控诉会等方式，控诉美、日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和回忆过去，比较现在，以激发爱国热情和提高认识。同时做好强的带动弱的，公立学校帮助私立学校，使得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首先普及到每个学校的每个教职员工和学生，再深入下去，使时事学习成为经常的制度。各校教师应通过教学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中小学还可用朝会周会等时间对学生讲解时事。各校教职员工与学生在春假期间组织小型宣传队，展览会等多样的方式，对附近市民和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春假以后则使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变成经常化。小学教师宣传对象主要为儿童和家长，可普遍召开家长会，进行宣传工作，儿童们可通过少年儿童队的活动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结合各校具体情况，师生共同订立爱国公约，以巩固并提高爱国的热情和认识。四月中旬，市教育工会和市学生联合会将联合召开全市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代表大会，交流抗美援朝运动经验，并制订全市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爱国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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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参观土地改革中得到的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马特
一、加深了对封建剥削制度的仇恨，在情感上更靠拢了农民
知识分子惯常从理性去考虑问题，很少感性的体验，往往容易发生偏差。例如，对于封建剥削制度，在理论上虽也承认必须废除，但也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解。尤其是对于地主阶级怎样通过这种制度压迫农民造成滔天罪恶，懂得不够具体，甚至非常模糊，有的事情还会半信半疑。例如，电影《陕北牧歌》中地主吊打雇工的情形，要不是下乡去看看，也许会以为这至多是个别情形，不会是普遍的现象。这次我们有机会到乡下去看看，的确有许多事情是书本上看不到，或者是看到了也看得不够真切、不够具体的。
曾经听到“江南无封建”的说法，“理由”是：地主有田底，农民有田面。这个说法，我们到乡下一看，就知道是个骗局。其实我们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农民向地主交租，还是地主向农民交租？这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事实的真相是：田底田面的“分家”，正是江南地主的狡猾、欺骗、和巧取豪夺的证据。
在苏南吴江县溪港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农民没有“田面权”的所谓小租田，一般的每亩农民要交给地主租米八斗，有“田面权”的所谓大租田，一般的要交租米五斗。八斗与五斗自然有些区别，但大租田的地税却归农民缴，这样，剥削的分量，也就跟小租田差不多了。农民为什么要拉紧肚皮把节省下来的仅有粮食去买得这份“田面权”呢？主要也就是怕地主抽佃。地主为了利上加利，常常以抽佃恐吓农民，胁迫农民拿他们维持命根子的粮食去买这份并无任何保障的“永佃”的“保险”。事实上，这种“保险”只是地主阶级耍的花枪，地主阶级依仗政治势力，随时随地都可借口收田。普通的情形是：只要碰上灾荒，农民缴不起租米，地主就可以把田抽回；而地主在这一转手间，又可从中取得许多额外的剥削。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除“正规的”剥削以外，还会巧立名目，剥削之上再加剥削。例如，溪港乡地主宋子瑜在任伪乡长时，说要成立自卫队，向全乡强迫收取枪米二百余石。但他收到枪米后，却全部放在家里，大吃大喝，娶小老婆作乐。
地主阶级之所以敢于横行霸道，主要就是依仗他的政治势力。
在南库乡，单就河南帮的三十户地主说，其中当过国民党自卫队司令的二人，伪保安团长一人，伪区长四人。全乡中，在解放前，有匪首二十三人，伪军官十四人，国民党员十八人，三青团员七十人，以及便衣队、自卫队等。解放后，这些势力并未受到严重的打击，仍然潜伏在基层组织中进行破坏。如整顿组织时，发现村干部中，竟有三青团员二十三人，国民党员一人，地主三人，富农二人，伪军官二人，伪保长五人，伪自卫队十五人，土匪五人，便衣队一人。其中地主马祥森，曾为三青团负责人，解放后任农民协会大组长，曾征粮二千多斤，全部落入自己的腰包。伪军官魏荣奎，在解放后亦任农民协会大组长，以干部名义强奸妇女，放走了伪区长。
溪港乡没有这样突出，但情况还是大同小异。例如，最近枪决的地主唐桂林，曾任伪乡长，自卫团副团长，日本军密探，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军官。解放后逃往上海，又于一九五○年四月潜回溪港，阴谋组织江南反共人民自卫军第五支队特务大队。
在地主、官、匪、敌、伪、特务，六位一体的重重剥削和压迫下，农民们从他们的心底发出这样的叹息：
农民身上两把刀，
租税重，利息高；
农民出路有三条，
一逃、二牢、三上吊。
在溪港乡，从解放之前的若干年算起，农民因缴不起租米而吃官司的有九十六户，因而坐牢至死的十五名，出卖儿女的二户，被夺佃的八十二户，被迫卖牛五头。其中地主徐子光，曾枪杀或打死农民六人，霸占了两户农民的房子，五百亩湖田，强奸了十一个妇女，其中一人因打胎致死。
这仅仅是两个乡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大致而远不完备的情形。面对着这种情形，我已经能够理解，土地改革为什么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农民们面对着他们血海深仇的阶级敌人，在情感上是如何的难于抑制。在过去，我是了解得不够深切，往往也就犯了情感和理智不能一致的毛病。这次参观土地改革，不但使我理性认识得与感性认识相印证，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感性认识，在情感上我已经加深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同时也就更靠拢了农民。
二、从听天由命到阶级觉醒，农民的思想跟从前大不相同
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理智和情感，一般都被压缩了。鲁迅《故乡》中的闺土，很能代表解放前农民思想的典型：听天由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香炉烛台上。
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是一个大革命，对农民却是绝好的教育。正如农民自己说的：“土地改革，不但使咱们翻了身，也使咱们翻了心。”
在溪港乡，许多农民都不迷信鬼神了。问农民，为什么不信神了。回答是干脆利落：“菩萨和地主是一家，过去地主压迫咱们，菩萨从未帮过咱们的忙，现在咱们翻身了，还要菩萨干吗？”
我们从平望镇到溪港乡的船上，听到溪西乡几个农民妇女唱着自己编的一首歌，这首歌很能说明农民思想情况的转变：
二阿嫂，二阿嫂，
有桩事情不明了：
又会算，又勤劳，
究竟看是命不好？
你错了，你错了，
命运本是自家定，
只因租重利息高，
现在土改大家好。
农民们从听天由命的思想到今天认识了自己穷苦的根源以后，一般地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都异常强烈，因此也就敢于公开地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例如，地主庄培德的雇工俞龙生，在追缴四大财产（指：房屋、余粮、农具、牲畜）的斗争大会上，就公开揭发庄培德不法分散粮食的事实，连日期、数量、分散的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使得庄培德老婆（庄本人已于斗争前夕逃跑，仅仅斗争了他的老婆）无法抵赖。事后她对她家人说：“他们全都知道了！”
又如，在斗争地主宋子瑜时，一个老太太把宋子瑜的罪恶，详详细细有条有理地揭发出来，使得在场的许多农民都流下了眼泪。老太太一般都是很怕事的，在这样公开斗争的场合，敢于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实在不是容易事。
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后，一般地都能团结互让，私有观念跟从前已大不相同。工作干部在讲政策时，只要把“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或把“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贯彻下去，农民就可无条件地接受。
溪港乡在调整村与村之间的土地时，曾碰到一个大困难：东边地多，西边地少，东西相距十余里，不好调整。只有两个解决办法：要吗是农民搬家，少地的村的农民搬一部分到多地的村去；要吗是重新调整，一个乡要分成两种平均数，东边的村一种平均数，西边的村又一种平均数。当时工作干部为了这事几天几夜放心不下。在农民协会委员会上讨论这问题时，多地的村，首先表示愿意将没收到地主的最好房子和最好土地分给从别村搬来的农民；少地的村干部表示愿意自己首先搬过去，起带头作用，并负责说服农民。一个大困难很快就得到解决。
南库乡在分配四大财产时，个别农民表示：“分土地容易，分四大财产可不简单。”“国民党时代分一条鱼都要打架。”但在分配时却有许多生动的场面：
例如，有一个村，分两头牛，一大一小，一好一坏。照一般的办法，抽签解决。但农民却不这么办。一个农民不声不响地牵着一头小的坏的牛走了留下一头大的好的给别人。许多农民说：“分得好！毛主席有福！”
另外一个村，有牛七头，须分一头给别一村。照我们想法，把自己分剩的一头送给别一村也就很好了。但农民却不这么想，他们挑选出长得最好最大的一头郑重其事地敲锣打鼓送过去。
自然，在分配四大财产和土地时，个别农民不满意的地方仍然免不了，但很快就得到农民自己的纠正。例如，南库乡农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有一农民对分配给他的房子表示不满，马上有一个农民纠正了他的错误，说：“房子长不出庄稼来，生产劳动才能发家致富。”
在溪港乡一个分田小组上，个别农民对分配给他的土地表示不满，很快地也得到农民自己的说服：“过去没有田都没有饿死，现在有了田，还嫌什么好坏！”
由于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后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一般地对于保卫胜利果实必须抗美援朝都有正确的认识。在同里镇，我们参加了全区的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农民们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的乡村赶来镇上参加，经过一段诉苦后，立刻展开参军热潮，当场报名的就有一百零五名。许多参军的农民都表示，能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他们最大的光荣。他们说：“国民党抓丁抓不到，参加解放军比考秀才还难！”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意见是：“地主不会死心，只有台湾解放了，蒋介石打垮了，美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才能死心。”
三、干部的政策思想和工作作风，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知识分子对于政策经常有两种不正确的看法：一种是抽象地了解政策，不懂得政策所包括的深湛的内容；另一种是喜欢找干部的“偏差”，而不能从干部的立场去体会所谓“偏差”。
这一次我们下去，亲眼看到许多干部执行政策的负责精神和虚心态度，使我们大大地感动。我自己曾经这样地设想：假使自己也做这样的一个干部，会不会在每一细小事情上都坚持政策，而不致于犯错误呢？
例子是随手可拾的。
南库乡的农民协会主任张锡生，在分配四大财产时，把地主的两顶帐子连同卧床分给了农民。这件事，很快地得到反应。地主乘机造谣说：南库乡乱得一团糟，连细软都给分了。张锡生感到这件事情不太妙，提到干部会议上讨论。会上决定将两顶帐子还给地主，张同志并在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借以引起大家注意和教育其他干部。
一方面是政策思想，另方面是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就成为干部工作的整个灵魂。
在溪港乡，我们曾经看到这样情形：区级干部侯育义同志以及工作队几个同志，跟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简直如同一家人。工作队半夜三更出去工作，工作在那里，就吃在那里，睡在那里。在溪港乡，侯育义同志成为农民群众快乐的中心，侯同志一到，连三岁的小孩都亲切地叫出他的名字来。在两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时，我们看到侯同志从这一个小组跑到那一个小组，启发群众发言，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在他总结的时候，总是抓住群众的思想情况，反复说明政策的界线和深度，及时地指出他们可能发生的疏忽。他的简明有力的话，像铁搭一样，紧紧地扎在每个农民的心上。
溪港乡在追缴四大财产时，关于追缴解放前的分散粮食问题上，有些地方考虑得不够细致，当时陪同我们参观的县级干部金佩扬同志是看到了这点的。检查工作时，金同志用启发诱导的方法把问题引导到症结的所在，让干部自己去检查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使自己干部感觉到发现问题的是自己而不是上级。这种艺术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动了。
群众路线的作风，通过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传播，很快地成为农民群众的常识和习惯、溪港乡合兴村一个农民在分田时不肯好田坏田搭搭配配抽出来，小组长说他自私，他却反唇相诘，说：就是你小组长一个人不好。为什么你不让大家来说话呢？——意思是：小组长一个人不好对付这件事，让群众对付不就好办！
一向惯于关在房子里做研究工作的我们，不善于根据群众的要求来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的我们，面对着这些生动的事实，我们知道如何来修正我们的作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