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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
全国城市地方财政，经过一年来的整理，基本上克服了乱收乱支的现象，但大多数城市的地方收支仍感入不敷出。为了保证某些地方事业的开支，各地曾不断要求增加新的收入，或则请求中央补助。为此，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特召集第一次全国十二个大城市的财政工作会议加以讨论，并对平衡财政收支问题作出“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本院现批准此项决定，特令公布，希即遵照执行。
此令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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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批准）
一、城市地方某些必需的开支，应当予以保证，但因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补助地方，必须争取自给。平衡城市地方财政收支的原则，应当是根据当地必须举办的事业与人民负担能力，努力组织收入，保证必要支出，反对铺张浪费。
二、国家财政分级管理之后，市已成为一级财政。除应从整理税收、附加、规费中增加市的收入外，并须逐步发展市营企业，来奠定市财政收入的可靠基础。关于市财政收入范围，暂行规定如下：
１、各种税收：房地产税，契税，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特种消费行为税，一般均划为市财政收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在核定其全年预算时，收支有余者应上解，不足之数，再从其他税收内按比例留解。
２、市营企业收入：各种中型或小型的轻工业，建筑工程，农场，公用事业方面的电气（已属于大电网者在外）、电车、公共汽车、自来水等，均可由市经营。但目前除东北少数城市，已能依靠企业收入解决一部分财政问题外，大多数城市还只能以其本身收入扩大生产，培养市营企业的基础。为解决资金和人力的不足起见，其中一部分企业可采取大公与小公合作或公私合作等办法；此外，还可鼓励机关生产，并组织乞丐、游民、囚犯等从事生产。为奖励地方放手经营起见，今后市营企业，除须服从国家工业建设的统一方针和计划外，中央和大行政区不宜轻易接管。
３、各种附加：附加种类及附加比率规定如下：
工商业税附加：目前各城市在税收上的附加，最普遍的是工商业税，其次尚有屠宰税，交易税，娱乐税等；此外中央直属省市并有开征政教事业费者。兹规定只保留工商业税附加，其他附加，一律停征。在工商业税中，只在营业税、所得税、临时商业税上附加，摊贩业税不附加。以上附加，国营企业与合作社同样负担。各城市现行附加比率，最低为百分之十，最高为百分之二十五，兹规定附加比率只能在百分之十到十五的范围以内。
房地产税附加：房地产税划为市收入后，在正税与附加尚未整理归并以前，兹规定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公用事业附加：因地制宜，不作统一规定。
农业税附加：定为百分之二十。
４、各种规费收入：因地制宜，不作统一规定，但某些规费种类较多的城市应加以整理，能合并者合并征收之，其手续较繁、收入很小的规费，亦可不征。另一方面，规费收入很少的城市，亦可吸收其他城市经验，适当开征一些规费。
５、文教社会卫生收入：如学校学费收入，医院诊疗收入，剧团演出收入，救济机关生产收入等，均应列入市预算，使各事业部门都有组织收入的责任。
６、公产收入：原则上应争取做到公有房屋一律收租，以便用房租收入来保护现有建筑并发展新的建筑，逐步解决城市房荒问题。关于机关占用的公房收租，今年先在北京、上海、青岛三个城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明年再推行全国。
７、司法、公安罚款及没收的收入。
８、其他收入：包括人民自愿捐资协助政府兴办某些特定事业的收入，此项收入必须专款专用。
以上各种税收、规费及司法、公安罚款没收等收入，凡原来已列入中央预算的，须连同中央预算内原列各种市的开支一并划给市财政预算。市财政收支如不能平衡，除了中央拨给的市政建设费可由大行政区作适当调剂外，其余须从积极组织地方性的收入来解决。
各城市在组织新的收入时，必须经市人民代表机关通过。其对人民负担关系较大的，并须报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施行（中央直属省市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
以上决定所指的城市，只限于中央直辖市和大行政区直辖市，其他省辖市是否实行此项决定由省人民政府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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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回答关于统一币制的问题
编者按：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便利全国物资交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发布命令，决定统一币制，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自政务院四月一日正式公布命令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陆续接到一些询问，现经该行综合答复如下：
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许多地方币都陆续统一了，为什么东北区货币统一较迟？
答：东北区货币统一较迟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当时的必要。由于东北全区解放较早，生产基础较好，物价已首先稳定；而此时关内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稳定物价尚待努力，为了使东北地区不受关内的战争及物价不稳的影响，使能及早恢复生产，进行建设，以便运用东北已有的基础在财政经济上更好地支援全国，所以虽然其他许多地方币都陆续统一了，中央人民政府却决定暂时保持东北原来的币制。事实证明，当时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问：人民币和东北流通券及内蒙古流通券的币值比价，规定为一元比九元五角是根据什么计算和订定的？
答：人民币和东北流通券及内蒙古流通券的币值比价，规定为一元比九元五角，主要是根据关内外交流的主要物资，就具有代表性地点的东北沈阳及华北天津两地的市场理论比值，结合双方贸易状况加权计算，并参酌山海关人民银行东北银行联合办事处对双方货币的兑换情况而订定的。并根据以下一些原则：（１）比价订定后，不使任何一方一般物价遭受波动。（２）照顾双方物资交流上不同的更多需要。（３）便利今后双方生产建设事业上的相互辅助发展。
问：统一币制后，东北区、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民银行是怎样的一种组织形式？
答：统一币制后，原东北银行总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其下各分行均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省、市分行，支行均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内蒙古人民银行总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东北区现有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一百九十二个，内蒙古有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十七个。
问：如去东北买货，或在东北有现金需要，关内到关外可以经由人民银行汇款吗？有那些地方通汇？
答：可以汇。自四月一日起关内外可以直接无限通汇的地点，东北有沈阳、锦州、安东、营口、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牡丹江、承德、齐齐哈尔等十一处；关内有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开封、济南、烟台、青岛、太原、张家口、西安、上海、汉口、长沙、衡阳、南昌、广州、重庆等十八处。此外还有许多地方，可经过山海关联合办事处转汇。
问：从关外到关内，身边存有东北流通券或内蒙古流通券的应该怎样处理？
答：应该在东北区或内蒙古自治区即兑换成人民币。不然带到关内，是既不准许流通亦不能兑换的。
问：统一币制后，关内各地是否可以兑换东北流通券内蒙古流通券？
答：不可以。不能兑换的主要原因，和以往东北流通券、内蒙古流通券不能在关内各地流通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次统一币制是人民币到关外流通，而东北地方流通券则不准进关内流通，如关内准予兑换的话，则东北流通券和内蒙古流通券将要流入关内，这将会影响关内的货币流通。同时只限于关外兑换，便于统一掌握兑换工作的进行。过去有少数不法分子，在一些来往冲要地方，作捣卖票币的勾当，从中渔利，现在币制虽已统一，但四月份仍准许东北和内蒙古地方流通券在各该区暂时流通，为了制止投机，采取不予兑换的措施，也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问：过去山海关曾有中国人民银行东北银行联合办事处的机构，现在还有吗？该地是否可以兑换东北流通券？
答：有的。不过根据统一币制的规定，将来是要取消的。现在预定继续存在到四月底。在此期间内，乘坐火车的旅客所持有的小额东北或内蒙古流通券，可在该处兑换。
问：关内外币制的统一，对两地单位的划拨清算有什么影响？
答：币制没有统一以前由于（１）两地的银行，对货币管理的具体做法不完全一样，（２）两地的单位记帐和收付所用的货币不同，（３）关内外的汇款大多要经山海关联合办事处转汇，不甚方便，所以要开展相互直接的划拨清算是有困难的。因此币制未统一前，关内单位对关外交易往来中，只有一部分通过银行用公款汇兑的方式来办理。现在币制统一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与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正在商订关于关内外物资调拨，通过银行划拨清算的协议书；即将由贸易部门开始，先组成关内外单位间的直接结算，其他单位也将陆续办理。这样，关内外的划拨清算工作，也将全部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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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学会企业管理和加强工会工作而斗争！
丰台机务段的管理工作和工会工作
本报记者 陈国黄
鲜明的对比
丰台机务段是铁路系统的一个基层单位，它的任务是运用和修理机车，全段职工共有一千一百十四人。该段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解放的。解放之前，它曾受过英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国民党很早就在这里扎了根，国民党员占全段人数百分之六十，其中有少数的特务分子。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压迫工人的封建势力也很强，如乔家车房、李家机场、三十六友、北霸天等，都是工人们所切齿痛恨的封建势力。在内外反动派压榨之下，工人以“磨洋工”态度对付敌人，生产情绪极其低落。解放初期，全段机车不像机车，机车的日车公里（一台机车每天走行的里数）平均最高仅达一○五点二公里，机车用煤也很浪费，并且天天出事故。到了去年，该段已完全变了样，日车公里提高到四○七点一公里，用煤量比解放初期减少一半，而且机车质量提高，减少了事故，走行十万公里无事故的机车已有十台，走行十五万公里无事故的机车也有一台。现在该段月月完成任务，并且多半超额完成任务，该段一九五○年全年各项任务均提前一个多月完成。 依靠工人阶级，改革旧制度
丰台机务段之所以能从过去的“老朽腐烂”转为今天的“生气勃勃”，主要的原因是该段领导干部初步地执行了“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的方针。
解放初期，该段领导干部想尽了种种方法，和工人群众接近，了解工人群众的要求。该段领导干部曾接受了工人群众的意见，把解放前由反动工会所操纵的合作社清算了，把特务分子田丰、田盛齐等四人扣押起来，并开除了六名工人痛恨的坏分子。几十年来被侮辱被迫害的工人们经过了这样的斗争，逐步的提高了政治觉悟，认识了共产党是他们自己的政党。工人说：“这一下，咱们顺了气，真真翻身了。”有的说：“共产党知道咱心里事，坏家伙被赶走了，咱干活多高兴呵。”工人开始体会到主人翁的地位。
改革旧的官僚的管理制度和建立新的民主的管理制度，是丰台机务段实现管理民主化的重要步骤。丰台机务段及时地调整了人事，把冗员去掉了。过去该段运转部门有五个不事生产的监工员，他们天天坐在办公室内，喝茶聊天，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监视”乘务员。解放之后，该段就把这五个监工员调走了。该段对于那些靠私人关系贿赂方法而挂名领薪的人，也作了适当的处理。过去该段有一百二十八个司机，而经常开车的只有六十六人，其余的人“只拿薪，不干事。”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已经改变了。该段又初步调整了过去十分混乱的工资制度。
与改革旧制度同时，该段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下简称管委会）。该段在一九四九年六月成立管委会时，工人们激动地说：“咱们真的是机务段主人哪！”该段管委会共有十五个委员，其中有九个委员是由职工选举出来的。管委会每个星期开会一次。会议之前，所有委员都广泛地搜集群众意见，提到管委会上讨论。管委会作出决定，由委员们分别向工人传达。该段管委会认真讨论和决定了有关工人生产的重大问题。去年六月，该段工厂的电镐（检修机车的电动机器）坏了一台，因此，只能完成甲检机车任务的一半（该工厂只有两台电镐）。段长把这个问题提到管委会上讨论：“上级要我们完成甲检机车七台，我们坏了一台电镐，完不成任务，怎么办？”有的委员说：“按照设备能力，我们只能完成三台半甲检机车任务”，有的委员说：“我们要求上级减少任务！”会上，工人委员提议：“我们还不知道群众的意见，我们不妨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讨论。”管委会同意了这个意见，接着召集工人开会，把这个困难问题提出来，经过几次讨论，工人们想出了“歇人不歇马”的办法，把使用两台电镐的工人组成日夜两班，轮流使用一台电镐，使一台电镐发挥两台电镐的效能。但是工人们想：“恐怕制造配件的工友赶不上吧？”因此，他们主动地和配件工人联系，说明“上级有困难，咱们能不克服吗？”配件工人说：“咱们加油，包管你们不等配件。”这样，六月份甲检七台机车的任务，终于被工人们胜利地完成了。作为该段管委会的基础的职工代表会议是由工会领导的，每月开会一次。会上由段长和其他行政干部报告管委会的工作，并听取和解答群众提出的意见。去年整风运动时，行政上要求职工代表根据整风的精神多提意见，职工代表们便搜集了工人的意见四百多条，交给行政。行政干部研究了这些意见，逐一向工人解答，工人很满意，认为“领导不官僚”。
鼓舞工人热情，开展生产竞赛
在民主改革运动中丰台机务段的工人初步发动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生产运动。“毛泽东号”机车从哈尔滨来到丰台，给丰台工人们指出了生产斗争的方向。有些司机说：“东北大哥们能把破损机车变成亮堂堂的‘毛泽东号’，咱们怎么不能？”工人们自动地要求把一台破烂不堪的死机车——“七六二号”机车，修成一台崭新的活机车。这个要求被上级批准后，工人高兴万分，纷纷献交材料和工具。在业余时间内，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参加了这个工作。到一九四九年五一节，“七六二号”机车终于被工人修好了，并且变成全段最好的机车。工人们推选了有觉悟的技术好的司机和司炉来驾驶这台车。铁道部滕代远部长亲自向工人贺喜，并且命名这台车为“五一劳动号”。工人们感动地说：“部长都亲自给咱们贺喜啦！咱们过去被人叫作“臭工人”，现在地位真的提高啦！”从此以后，工人的生产情绪一直高涨，生产效率一再上升。同年，该段又发动工人修复了另一台更破损的机车，作为党的生日的献礼。这台机车就是今天铁道部直接管理的“七一号”机车。在复活破损机车的同时，工人们又开展了一次“生产节约立功运动”，向生产中的浪费现象作了无情的斗争。一九五○年五、六、七月，该段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个创造新纪录的生产大竞赛，四十一个工人创造了一百二十多件新纪录。作为创造新纪录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段曾展开模范机车队运动，获得很大的成绩。全段模范机车已占全部机车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李永号召铁路工人开展超轴运动，该段工人首先响应，有十五台机车实行“超轴”。去年年底该段机车超轴牵引一万多吨，增强了国家大量的运输能力。最近该段工人又向马恒昌小组应战，提出了“团结全体职工，搞好经济核算制的准备工作”的响亮口号。有些工人自觉地帮助上级查定工时和材料消费定额。
推行负责制，订立集体合同
生产成绩的好坏，是一个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标志。丰台机务段开展了生产运动以后，又普遍推行了负责制，把已有的成绩巩固下来。该段典型机车“一九三九号”，在过去常常出事故。自从司机李永禄包乘该车之后，两年来未出事故，安全走行了十五万公里，并经常节省燃煤百分之十以上。修理机车的工厂实行之负责制——包修制，工人们也自觉地提高了责任感：“咱们包修的机车，出了事故，就是咱们的耻辱。”该段包修组甲组负责包修“毛泽东号”机车，甲组的工长杜德林说：“咱们包修‘毛泽东号’，一定要保证它的质量好，决不让它出事故。”今天“毛泽东号”机车走行了二十三万多公里未出事故。该段由于实行了负责制，就使得原来被坏机车、被旧监工所奴役的司机和司炉成了管理机车的自觉的劳动者，创造了很好的成绩：全段所有机车曾两次走行了一百万公里，仅发生两次事故。
该段行政和工会订立了集体合同。该段一九五○年的第二季集体合同规定：行政“应负责把每月工作计划在前二日通知工会，工会‘接到行政生产计划时，应组织职工讨论’，并‘领导各小组及各人订立集体生产计划’，这样，就使得行政方面规定的生产计划变成了工人群众的生产计划，工人们知道了他们应该完成多少任务和应该保证怎样的质量，因此，他们的责任心大大提高了。去年，该段订立了第二季的集体合同，工人们超额完成了任务。该合同规定四月份的生产任务是完成日车公里。三二八点五公里，但实际上完成了四○七点五公里。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工会检查了执行的情况，并督促行政增添了煤台的安全栏杆，装置了工人宿舍的纱窗，给矿工发了安全眼镜。工人说：“合同真顶事！”在第二季集体合同中，工人们节省了两亿多元材料费，得到了大批奖金。
此外该段又推行了合理化建议运动，改进了生产。一九五○年五、六、七三个月内，工人提了五十四件合理化建议，其中三十三件，都被采用。技术主任说：“对生产真有好处。”工人认为：“提合理化建议，是为了咱们生产。”
培养工人干部，健全工会工作
在生产运动中，丰台机务段出现了许多生产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该段领导干部曾经注意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现在丰台机务段除段长、中共总支部书记和人事主任是外来干部外，所有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从该段工人群众中培养出来的。两年多来，该段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段长级干部有五人，主任级干部三十八人，工长三十八人，各部门的干事八人，此外，还有党的和工会的干部。如中国铁路工会北京区委员会的副主席李永禄，就是该段的司机。
为了真正贯彻管理民主化，必须做好工会工作，这也是丰台机务段的经验所证明了的。丰台机务段全段有工会小组八十七个；车间委员会三个，由基层工会委员会领导。职工中，除了一百一十名学徒工正在申请入会外，其余都参加了工会。该段行政干部很重视工会工作，这是丰台机务段工会工作作得好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段段长说：“没工会，就好像缺了腿。”从该段成立工会的那天起，党和行政都把有力的干部配备到工会中去。行政对于工会的经费也大力支持，替工会购用具，拨房屋，工会干部说：“行政真够帮忙！”段长又常常亲自到工会去了解工会的困难。段长每次接到上级任务时，必先通知工会，并和工会商量。
面向生产是工会工作的首要任务
该段工会之所以有成绩，基本上由于明确了“面向生产”的方针，去年年初，该段工会曾拟定了一九五○年生产奋斗目标。这是该段做好工会工作的关键。丰台机务段工会怎样面向生产呢？
工会在掌握了行政上所订的生产计划之后，先召开工会委员会，进行讨论，然后传达给各工会小组，再由工会小组召集全体职工讨论完成计划的办法，并拟出每月、每旬、每日的生产计划，有时还拟出个人计划。这样就使得全段职工明确了奋斗目标。
该段工会大力发动和领导了工人的生产竞赛，并注意培养典型，推动生产。两年来该段所展开的生产竞赛，都是工会领导的。在生产竞赛运动中，该段涌出了七名劳动模范，其中两名参加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还出现了一百十四名模范工作者和二十七个先进小组。
为了保证完成生产计划，丰台机务段工会发动工人，制定了一套必要的制度。运转部门要消灭事故，节省燃煤，就由乘务员自己拟定怎样消灭事故，怎样节省燃煤的制度，在机车开出前，乘务员宣读这些制度，保证每人严格遵守。工厂部门为了消灭反工现象，也拟定了上班之前的宣誓制度。如工厂甲检组宣誓的内容是：实行“三不交”制度：不够标准不交；各部门发热不交；泄漏不交。实行五检制度：做完了活，交给工长、检查员、乘务员、包修组和验收员检查。实行“三不要”制度：翻砂有砂眼，镟床不要；镟床镟得不标准，装修工不要；装修得不合格，乘务员不要。该段工会就这样发动群众拟定制度自觉地保证完成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丰台机务段工会的宣传鼓动工作，对生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该段工会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表扬先进生产者；批评落后分子，激励工人搞好生产。该段的文字宣传方式有十二种：大字报、壁报、黑板报、喜报、快板、标语、贺信、油印小报、红黄黑榜、红黑榜、机车竞赛板、表扬信。此外还有广播、庆功会、话剧和漫画等。
关心工人福利，组织工人互助
此外该段工会并及时地解决了工人家庭和工作的困难。如“一九三九号”机车司机刘贺廷的小孩有病，但他正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工会知道了，马上把他的小孩送到医院，医院没药治，工会便派人去北京城内买药，把小孩治好了。刘贺廷非常高兴，更加努力工作。铁匠房没有天窗，烟气弥漫，妨碍工作。工会向行政交涉，在铁匠房装置了两个天窗。工厂砂轮没有防护罩，磨东西时，火星常钻进工人眼里，工会便告诉行政，装置了三个防护罩。
该段工会这样地保证生产，因此就能从发展生产中来改善了工人生活。比如一九五○年一月至十月，工人们所得的奖金达到了三亿九千万。行政上也不断地获得了奖金，改进了工人们的福利事业。
在尽量关心工人福利，解决工人困难的原则下，该段工会并发动工人用互助方法解决自己的困难，领导工人组织了互助会。参加互助会的人只要向会里交很少的钱，遇到临时发生了困难，申请工会小组批准，即可向互助会借钱。去年一年之内，向互助会借钱的工人就有三千四百人，工人说：“这真解决问题！”过去该段工人宿舍、食堂、礼堂等，或是破烂不堪，或是残缺不全，而行政方面一时又无力解决。工会根据工人要求，发动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拆掉过去日、蒋修筑的炮楼，以其砖木新建了一座礼堂，还修补了十多间房屋。当工人家庭有重大困难时，如死亡、疾病、嫁娶等，工会能够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发动大家帮助。
丰台机务段虽然初步地实行了民主管理，生产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要进一步实行经济核算制还须作艰苦的努力。因此，必须很好地吸取过去的经验，牢牢地依靠工人阶级，把生产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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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恩德”！
江西九江“仁慈堂”婴儿死亡率几达百分之八十编辑同志：
九江“仁慈堂”以“仁善”事业为名来残害中国儿童。该堂婴儿死亡率将近百分之八十。
“仁慈堂”是一八八七年帝国主义分子胡培德（法籍传教士）创办的。“仁慈堂”里挂着许多写着“德被群婴”、“恩施赤子”的横匾。所谓“恩德”的真义是什么呢？去年四月底该堂负责人法籍姆姆董静修给九江市人民政府的报告中所揭发的婴儿数字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四月一年中，该堂共收入婴儿三八九人，而死亡婴儿竟达三○四人。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的“恩德”！
“仁慈堂”现在还收容着一百二十三个女孤儿、四十一个孤老婆婆。孤儿们都是一岁左右入堂。她们从小就受堂方的奴化教育，竟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知道。幸而未死的孤儿长大了，就被堂方像出卖商品一样，卖给肯出钱的教徒。
稍大的孤儿和老人们必须为堂中从事繁重的劳动。堂方剥削了她们的劳动力，每天仅给她们喝两顿少见米粒的稀粥；还要伪善地说是“救济”了她们。
广州、南京、北京、福州、上海、烟台……，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发现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我建议各地人民政府迅速彻查所有外人创办的所谓“慈善”事业，绝不容许他们继续残杀中国儿童！
读者 应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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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和我的女儿团圆了
安贾玉梅感谢政府接管“迦南孤儿院”编辑同志：
最近，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北京分会接管了北京“迦南孤儿院”，我的孩子（现名安夏娃）跳出了苦海。我的孩子已被送到北京市立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四年级念书。我感谢人民政府救出了我的孩子，使我们母女得到团圆。
我叫安贾玉梅。我的丈夫是一个电灯匠。十四年前，我的丈夫因病不能工作，生活毫无办法。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把三个月的女孩子送入“迦南孤儿院”。
我的孩子入院以后，就像被卖掉了一样。只有每年清明节、中秋节、我才能看一次孩子，但不能随便说话。我因为想念孩子，眼睛也急瞎了。
解放后，我的二儿子进了工厂做工，我家生活就不愁了。最近，我的大儿子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了。我觉着什么都变好了，只有一件事还使我心里不大痛快：这就是我的女孩子还在“迦南孤儿院”里受苦。
现在，我高兴极了。我衷心感谢人民政府，感谢毛主席。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和我的女儿是永远不能团圆的。我要写信告诉在朝鲜的大儿子，叫他英勇地打击美国侵略军队。我要好好地教养我的孩子们，让他们长大后为人民服务，报答毛主席的厚恩。
西城东廊下八号 安贾玉梅
（张琇生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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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天津“育幼院”、“仁慈堂”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编辑同志：
去年八月，我曾访问了天津西开天主教医院附设的“育幼院”和“仁慈堂”。我发觉它们都严重地残害着我国的儿童。
“育幼院”收容的是初生至六岁的女婴。在院方的虐害下，那些可怜的婴儿都瘦得皮包骨头。婴儿们吃的东西，据我所见，只是一点极稀的面糊。
“仁慈堂”收容六岁至十八岁的女孩。孩子们的住房外面，都有一道一天到晚锁着的木栏子。
孩子们除了念经以外，大部时间是做工。五、六岁的孩子就要缝袜口、编带子；稍大一点的就挑花、绣花。院方接受外活的定价虽然很高，但孩子们长时间的工作，只换来破旧的衣服和缺乏营养的食品。
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分子披着“慈善”的外衣来残害我国的孩子。我们请求政府把这一群现在还在苦难中的孩子们，从帝国主义分子的禁地里解放出来。
刘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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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通县西田阳村干部姜春田等
私伐农场树木三十六棵
通县法院已判处犯者徒刑并限期赔偿损失编辑同志：
通县农场在通县七区西田阳村有二百多亩土地和一百六、七十棵杨、柳树。没想到，这些树木竟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被该村私自伐倒近四十棵。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他们运到北京卖了。据我们调查，这一行动的主使者是该村干部姜春田和沈天禧。对这种公开强行盗卖国家财物的行为，我们认为应该予以必要的惩处。
河北省通县农场
编者按：据本报调查，通县农场所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通县人民法院对此事已予处理。西田阳村村干部姜春田、沈天禧带人砍伐农场树林，是他们一贯贪污自肥、吃喝、赌博等恶劣作风的继续发展。据姜、沈二人亲口承认的，就有如下事实：
一九四九年春至同年十月间，姜、沈等先后盗卖公粮米一百一十七斤、玉米十二石、白黑豆五石；并贪污了多征公粮黄豆十石及人民解放军归还借用村中的马料一千二百斤。为了满足他们贪污腐化的行为，姜、沈等人竟然丧失立场，侵占农民的胜利果实。
去年十二月，姜、沈等又以建筑学校为名，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砍伐该地农场林木。他们说：“不刨也是白不刨”，还说：“谁不赞成谁是反动派”，并强作决议，由姜、沈等为首，于同月十九日率领群众多人，砍伐农场树木三十六棵。后运到北京出卖，共卖得人民币三百九十余万元，姜、沈等即用去一百六十余万元。
根据姜春田和沈天禧一贯的违法行为，通县人民法院已判处姜春田三年徒刑，沈天禧一年徒刑；并限期追还贪污款项，赔偿农场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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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北京市若干机关建立正规工作制度编辑同志：
关于北京市机关工作制度，我提点意见。首先，我觉得机关工作制度应该正规化，工作不宜过于突击。目前，北京有些市、区级机关，工作制度比较混乱，干部从早到晚都在忙碌。每天工作时间总是在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之间，有时还得突击、开夜车。这样，不但做不好工作，而且影响了干部身体健康。
我们建议各机关注意这样几件工作：
第一、应该建立正规的工作制度，改进工作方法，以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工作时间。但目前有些机关的领导同志对这一点是不重视的，常常片面地认为谁的工作时间长，便是积极；对于提倡八小时工作制的人，便认为是落后，有雇佣观点。这种领导思想无形中鼓励了干部不研究如何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只是整天闷着头干，结果是工作做不好，把身体也搞垮了。
第二、应该搞好机关文化娱乐活动，调剂机关生活。很多机关干部都有这种要求，但是没有人组织。这首先要求各机关行政、工会重视文化娱乐活动，有组织地开展这一工作，并且拿出一定的经费，购置必要的文化娱乐设备。机关文化娱乐活动可以多样化。在文化娱乐活动中，应该贯彻时事学习和抗美援朝的教育。这样，既可以促进干部身体健康，又可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第三、各机关应尽量搞好伙食，并注意环境卫生及患病同志的治疗。只有保证了干部身体健康，才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
读者 刘志光 刘天郊 王琦
第2版()
专栏：来信摘要
读者纷纷致函本报
痛斥帝国主义分子残害我国儿童罪行
本报揭发了广州“圣婴婴院”和南京“圣心儿童院”残害我国儿童的罪行后，连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一二封抗议信，具名的有四○二人及三十六个团体。
所有来信者对帝国主义这种绝灭人性的罪行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北京市电话局聂荫昌小组来信说：“我们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流血流汗地工作，就是为了争取我们美好的将来，为了我们第二代的幸福。可是，帝国主义分子竟还残害我国的儿童。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辅仁大学天主教徒丁道中同学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慈善事业的名义来残杀中国儿童的罪行。”华北大学工学院电机专修科全体同学和山东潍坊市立第三小学刘秉信、董丰久等来信中都提出：“希望把这些事实用各种方法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使全中国人民都认清帝国主义的罪恶。”吉林省双阳县尹家村小学教员杨云亭来信说：“我要用这些事实来教育孩子们，使他们深深记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北大医院及北京大学医学院，燕京大学家政、护预、教育、社会（儿童福利）四系，北京盛新女子中学等，都举行了座谈会，许多同学批判了自己过去对帝国主义“慈善”事业的错误看法。山海关市各人民团体在三月十六日举行了抗议座谈会；三月十八日又举行了四千八百人的抗议帝国主义利用“慈善”事业残害中国儿童示威大游行。北大医学院和北大医院等医务工作者一百二十七人，向本报提出“愿意协助政府进行这一检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