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6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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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立北京图书馆是我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它建立于一九二八年,现有藏书共二百余万册,其中有将近十五万册善本书。解放后啬了四十五万册新书,阅览了数也大为增加。一九五○年来馆阅书的共计四十万八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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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知
  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
  举行关于日本问题投票
本会在三月十四日发出的《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中,建议全国城乡人民在四月下旬尽可能普遍地举行小型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除了控诉日美侵略者及其走狗蒋匪特务的罪行之外,并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举行关于日本问题的投票。兹将签名及投票的具体办法规定如下:
甲、关于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
(一)所指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系指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世界和平理事会二月间发表的宣言的译文,已由新华社于三月二十七日订正广播,希望各省、大市和行署区的领导机关,负责翻印,并于四月下旬以前分发全区。
(二)在举行签名以前,各地会议的主持人应宣读这个宣言,并对宣言的意义及要签名的理由,向到会群众作通俗的说明。我们所以拥护中、苏、美、英、法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是为了表明我们反对侵略战争,坚持和平民主的意愿;我们是需要和平的,如果美、英、法继续反对缔结和平公约,就是证明美、英、法三国政府具有侵略的阴谋,就能使世界人民更进一步地认识它们的真面目。
(三)签名的方法:在机关学校可用个别签名方法,在农村、工厂、街道,可在集会上用举手办法代替,即凡愿在宣言上签名者举手。会议的主持者应确实计算签名(举手)人数,逐级上报本会。
乙、关于日本问题的投票
(一)所指日本问题的投票,系指按世界和平理事会二月间通过的“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的决议”所规定的内容,举行全国的民意投票。
需要投票的问题如下:
一、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
二、主张签订全面的停战和约,促进日本人民的和平、民主。
(二)在举行投票前,各地会议的主持人应将上述两点以及为什么要投票的道理向到会群众作通俗的解释,说明投票可以表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侵略中国的决心。
(三)为简便计,投票可用举手表决代替,即凡对上述两点表示赞成者即举手。会议的主持者应确实计算到会人数及举手同意的人数,逐级上报本会。
丙、凡四月下旬未集会举行签名投票者,可于五一劳动节游行前举行简短集会,按以上甲、乙两项规定补行签名投票,并逐级上报本会。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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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关于“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时唱歌的通知
兹决定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即《打败美国野心狼》)两首歌为今年全国人民在“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时所唱的基本歌曲,应当人人会唱。为了使全国人民普遍都学会唱国歌,除在正式开会及举行典礼外,唱时可以不拘形式礼节。此外,《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及《反对武装日本》两首,亦可作游行歌曲。在工人、学生中可以加唱国际歌。以上五首歌,除国歌早经发布,及国际歌须再印发外,其余三首均载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事手册》第十二期,并欢迎各地出版社将这五首歌印为一册,广为传布。这五首歌,即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地方人民广播电台教唱。希望各地工会组织、工人夜校、农民协会、中小学音乐教师、大中学学生会、部队、机关、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电影院、文化馆、读报组及其他各团体负责推广传授,并希望全国人民努力学习这些歌曲,至少学会国歌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以便在五一示威时能够热烈、纯熟、整齐地唱出。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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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美援朝总会
  举行第四次常委会
【新华社五日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五日晚八时召开第四次常务委员会。出席的有该会副主席彭真、陈叔通,在北京的常委李四光、沈钧儒、黄炎培、章乃器、彭泽民、张奚若、许德珩、邵力子、蒋南翔及该会各部负责人等二十余人。
会议经过逐条逐句地讨论,修正通过了关于“五一”大示威唱歌的通知、关于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签名及举行关于日本问题投票的通知。
最后,会议通过加推刘贯一为该会秘书长。
又我国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首届会议代表团代表,除一部分已于上月返国外,梅汝璈、赵忠尧、李纯青、崔月犁、陈定民等已于日前返国。抗美援朝总会于举行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以前曾举行欢迎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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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统战部
  招待参观土改回京教授
【新华社四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于四日举行茶会,招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一部分教授组织的华东区、中南区、西北区等三个土地改革参观团回京的全体团员。到会的各大学教授吴景超、郑天挺、楼邦彦、朱光潜、卞之琳等都热烈发言。他们从土地改革的亲身体验中,认为参加土地改革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很大益处。他们希望在今年秋后能争取参加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队。教授们在会上报告了各地翻身农民迫切地需要学习文化和科学、卫生知识,希望科学、医务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能下乡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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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津沽大学师生和爱国天主教徒要求
  天津逮捕三个美国间谍
  卜相贤等三犯以宗教为掩护一贯进行反动活动
  津沽大学师生员工举行控诉大会要求予以严惩
【本报讯】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受津沽大学全体师生和爱国天主教徒的正义要求,将隐藏在该校、以宗教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卜相贤(Bonningue Alf,法藉)、鲍翊华(又名鲍安良,Pollet Henrieus,法籍)、房如晦(Watine Ludov,法籍)三犯逮捕归案,查获美国军用收报机一架及拆散的发射性真空管器材等一部。
卜相贤等三犯,都是一贯进行反人民活动的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卜犯是天主教耶稣会天津院的“院长”,鲍、房两犯亦为天主教中的“神甫”。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干的却是间谍勾当。一九四七年十月间,我冀中人民公安机关在献县破获了国际间谍案,卜相贤等就是其中在逃案犯的一部分。当时,卜相贤等在尚匪建勋(献县案主犯)的直接领导下,在工商学院(即现津沽大学)与逃犯邓惠达(也系法籍反动神甫)等秘密架设电台,为献县间谍机关收发转送情报,供给美国间谍组织“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处”(S·S·U·)的情报人员毛德(Motte)及国际间谍头子雷振远(R.Lei)等。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卜相贤被尚建勋派来天津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海陆师团联系,卜犯亲乘该师团“准将”瓦顿(W.A.Worton)所派的军用飞机,由天津飞往献县上空肆虐,企图恫吓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当地人民。献县案各主要罪犯与天津市美军司令部联系时,都由房如晦担任翻译。他们还通过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刘乃仁(解放前津沽大学校长)与伪警备司令部连系,开黑名单,随意逮捕进步同学,解聘进步教授。总之,在解放以前,工商学院是天津美国间谍活动的据点之一。
解放以后,该犯等反动活动依然不变,反而变本加厉,利用教会中的反动组织“圣母御侍团”(即“圣母十字军”、“反共十字军”)作为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工具,每周星期五深夜在镇南道二三四号(前美国驻天津间谍机关O.S.S.驻地)秘密集会,研究如何对付各种爱国行动,为美帝国主义充当应声虫。当时,卜相贤担任该校副校长,鲍翊华任工学院院长,房如晦任商学院院长。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与同学一起到工厂参观时即详询生产情况、生产计划,并指示亲信教徒打入工厂机关,企图刺探情报。在校内不断调查我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情况,煽动同学参加“反共游击队”,并散播反动言论。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公开制造谣言,为美帝国主义吹嘘“三次世界大战”,散布无耻谣言。去年十一月,他们并曾秘密集会,商讨“如何对付抗美援朝运动”;卜犯相贤并曾亲著所谓“原子弹与宇宙精神”、“奥斯汀”等等反动小册,公开散发,还时常演映美国反动影片,组织同学收听“美国之音”,为美帝国主义进行反动宣传。该校有的爱国教徒曾要求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他们则恫吓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是帮助魔鬼,你就犯罪。”同时,卜相贤等不断地诬蔑新社会,公开指示教徒“不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并制止教徒与我党员团员及进步同学接近。在该校师生举行各项爱国集会时,他们则动员教徒回家。此外,该犯等一贯地抗拒人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今年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为维护中国人民教育主权,接受了该校师生的要求,将卜犯相贤撤职。但该犯等反以人民政府之宽大为可欺,卜犯在医院内伪装养病,继续指挥反动活动,并决定什么“三年计划”,叫教徒们为他祈祷“安全”;并曾对教徒们说:“对付他们(指人民政府)真不容易”。鲍、房两犯在学校内亦仍不老老实实。当该校爱国教徒拥护自立革新运动展开签名时,他们则滥用“神权”,说他们是“叛教”,并停止他们“办神功”、“领圣礼”;鲍犯翊华并公开对该校教授范恩锟、吴健生(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委员)说:“你们犯罪了,你们总要后悔的。”利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阻挠破坏这一运动。
该犯等的罪恶破坏活动,举不胜举。今年年初以来,津沽大学师生和爱国教徒,曾连续集会,不断地控诉该犯等的反动罪行,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将他们逮捕法办。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也曾收到很多要求惩办该犯等的信件。天津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于日前一举将该犯等捕获,并将依法提起公诉,予以制裁。
【又讯】潜藏在津沽大学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尚有邓惠达(又名邓尼Vde Denis)、柯守义(Petrus Klok)、狄守仁(Eduaurdus,Pctit)、刘乃仁(国民党特务)等,他们也都是天主教反动神甫。在解放以前,也均为献县间谍案的逃犯,与卜犯等勾结美蒋,狼狈为奸,进行反人民活动;解放以后,在我广大人民和公安机关的威力震慑之下,先后畏罪潜逃。
【本报讯】天津津沽大学师生员工七百余人于二日下午举行反帝爱国控诉大会。会上天主教徒教授缪钟彝等、同学高树楷等二十余人沉痛控诉国际间谍卜相贤等的罪行,并对过去受他们蒙蔽表示愤怒。在控诉时,台下不断迸发出“津沽大学同学团结万岁!”“肃清校内帝国主义分子”等口号,天主教自立革新促进会代表吴健生及该校教务长王金鼎均在会上讲了话,号召津沽大学师生团结起来,彻底肃清校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最后通过要求政府严厉处置美国间谍的决议。(附图片)
美国间谍卜相贤
卜犯相贤等隐藏电报收发的假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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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津沽大学爱国学生向政府检举潜藏间谍
【本报讯】天津市天主教教会学校私立津沽大学,包括公教生与非公教生的五十个学生,最近几个月来,纷纷写信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检举潜藏于该校内的美帝国主义间谍法国籍神甫卜相贤、鲍翊华、房如晦,要求政府把他们逮捕起来依法惩办。
早在去年十二月,该校土木工程系学生张俊士、艾长庚、徐广泉、郑人龙、刘景和等五人,就以“揭穿津沽大学的黑暗,我们要控诉”为题,写文章给天津日报,揭露卜相贤等的反动破坏事实,要求政府严厉惩办这些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分子,并协助该校彻底改革学校行政。
今年一月,该校广大师生对该校董事会将卜相贤撤职,使该校行政得到改革,表示满意,但对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卜相贤等美国间谍仍然逍遥法外,继续在校内活动,甚为不满。因此纷纷写信给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检举卜相贤等反革命罪行,要求政府予以惩办。在学生徐维忠、王俊槐联名写给许建国局长的检举信中,详细列举了卜相贤等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散发反动宣传品,阻挠威胁天主教徒同学志愿报考军事干部学校,诱迫同学参加“反共游击队”,搜集军事情报等反革命罪行及间谍活动。在其他许多检举信中,也都举出卜犯等劝诱学生收听“美国之音”,诬蔑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分裂同学团结,破坏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等罪行。学生张肇铭、韩云屏等八个同学在一月十二日联名写给该市公安局的检举信中说:“这些事实,是我们新中国的青年所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求政府逮捕并严惩这些美国间谍,检查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方——“神甫楼”,彻底清除这些反革命分子,以保障我国家之安全。”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共收到该校学生的检举信十四封,写信的同学有李婉如、裴秉镛、汪更新、关学成、梁德芳、袁礼贤、李象涛、徐维忠、王俊槐、王瑞华、林锡恩、马浩然、方志厚、胡恩升、王宗源、刘之颖、冯佑葆、田树国、周耀光、刘锡沅、李杏村、刘士钢、田万、林天骥、褚永贵、周寿柏、王泉、王联国、王士瑛、王幼田、李秉彝、孙国梁、刘景和、孔荣璋、李子明、张家瑞、陈继祖、谢光铭、聂淑兰、朱干慧、张肇铭、李应驹、张浚、韩云屏、李志广、路永奇、王学哲、李铭贤、孟昭随、夔兆丽等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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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叶剑英发表声明
  斥香港英政府无理宣判劫我渔船的美蒋匪徒无罪
【新华社广州五日电】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香港英政府宣判劫夺我在香港渔船的美蒋匪徒为无罪。对此种无理措施,广东省人民政府叶剑英主席特发表声明如下:
我广东省人民政府所有留香港五艘渔船,其中渔时、渔连、渔扬三艘,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突被以阿诺、宋亨豫为首的美蒋匪徒三十余人劫走。香港英政府事前既准其非法结关,而在美蒋匪徒劫夺时,在傍停泊之英水警轮又竟将报警船员以“报假案”罪加以扣押,且更以机枪制止我船员之抵抗,护送匪徒劫船出海。此事发生后,被劫船员当即向香港法院指控,而香港英政府诸多为难,并变相地将劫余之渔浦、渔琼两船加以冻结。香港英政府蓄意为美蒋匪徒洗刷罪名,并企图与他们互相勾结,进一步劫夺这五艘渔船的产权,竟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无理宣判劫夺三渔船之美蒋匪徒为无罪。早在一九五○年三月十八日我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章伯钧部长即已发表声明:“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项神圣的产权(按指我政府对在新加坡、香港以及各国港口的中国轮船的产权),如在新加坡、香港和各国港口的各轮有被侵犯、损坏、扣留、转移或干涉其行动情事,则各该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引起相应的后果。”本人兹特郑重声明:香港英当局此种公然庇护美蒋匪徒劫夺我国家财产的行为,是非法的,无理的。香港英政府应对此事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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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一)不能容许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
在抗美援朝伟大的爱国主义号召下逐渐开展起来的天主教革新运动,已日渐有力地唤起了天主教徒的民族觉醒,使他们毅然地斩断同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天津市公安局接受津沽大学师生与天主教徒的正义要求,逮捕美国间谍卜相贤、鲍翊华、房如晦,便是在抗美援朝运动深入情形下天主教徒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之爱国爱教的具体表现。
卜相贤是天主教耶稣会天津院院长,鲍、房两犯也都是天主教的神甫。他们披着天主教外衣,实际上替美帝国主义服务来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美帝国主义利用这些天主教徒正如同利用梵蒂冈一样,把天主教作为它进行侵略阴谋的工具。卜相贤等犯的被捕,有力地揭破了某些帝国主义分子在天主教中散布的谬论,他们说什么天主教是“超国际”的,“超政治”的,“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因此也无所谓割断联系”等等。这次天津破获的天主教美国间谍案件,完全揭露了这些反动论调之本质。他们所说的“超国际”,只是不分国籍地给美帝国主义作特务,这真是对爱国天主教徒的莫大污辱。过去人民政府抓住过不少这种“超国际”的特务,现在又抓住了卜相贤这样“超国际”的特务,而他们都是披着天主教的合法外衣来在中国进行破坏勾当的。难道这不就是他们所说的“超国际”吗?所谓“超政治”,也是清楚易解的,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可能把天主教耶稣会天津院院长卜相贤等所进行的特务活动,解释成为“超政治”的。这些罪犯作情报、破坏土地改革、破坏婚姻法、诬蔑人民政府、为美帝国主义帮凶,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既没有“超”破坏中国之政治,也没有“超”为美帝国主义服务之政治;恰恰相反,他们死心塌地地参与着反动的政治活动。“超政治”不过是一块破烂不堪的遮羞布而已。再看所谓“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请问,天津逮捕的这几个天主教美国间谍,有那一个与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呢?这几个匪类,和前天津美军司令部联系,给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供给情报,破坏抗美援朝运动,说什么“圣母”给在朝鲜的美国侵略军“显圣”,破坏天主教革新运动,诬蔑爱国教徒为“叛教”,“魔鬼”,所有这一切,不就是他们和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联系吗?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联系,而是秘密的联系,特务工作的联系,特务电台的联系。是不是还有比这种罪恶联系更可耻的呢?既然如此,帝国主义分子制造这套反动论调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他们畏惧中国的天主教徒和他们割断联系,因为这一来,他们就在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立足之点,他们派来中国的走卒披的那张羊皮,戴的那副天主教的合法面具,就会被剥掉,露出了他们特务的本相,他们就要被人民所不容。不是吗?津沽大学的爱国天主教徒,一经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就纷起检举像卜相贤这样的特务匪类。爱国天主教徒的这种正义行动,也决不是如像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叛教”,正是这些爱国的天主教徒,帮助祖国扫除了一个美国特务巢穴,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运动;正是这些爱国的天主教徒,才维护了天主教的尊严,帮助中国天主教驱除了这样的败类,因而是好的教徒。全国的每一个爱国天主教徒,都应该学习津沽大学的爱国教徒,作一个好公民,好教徒,时时刻刻警惕地注视着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检举他们,揭发他们危害中国人民,因而也是危害天主教的罪行,使他们的反革命伎俩无所施。全中国爱国的天主教徒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特务活动的罪恶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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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二)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三月三十一日批准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决定见今天本报第二版)。这个决定根据目前城市财政工作情况,规定了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道路,这是关系今后城市建设与城市人民福利的一件大事。
如所周知,去年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拥护之下,统一了全国财政工作的管理与领导,稳定了金融物价,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奠定了初步的但是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全国城市地方财政也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工作,城市财政乱收乱支的现象,现在大体上已经没有了,各城市并获得了初步管理城市财政的工作经验。这样便提供了今年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可能性。
根据一年多来的经验,证明城市地方财政是与农村为基础的县地方财政有很大区别的。一般地说,现在的城市财政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城市过去曾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城市都被日寇占领过,长期间内只有破坏,没有或很少基本建设。现在各城市普遍存在着的严重问题是:下水道、自来水管、马路、河道和房屋等多年失修,医院病床不够,消防设备不足,公共厕所太少,失学儿童太多等等。仅上海市内各河道积存的污泥,据估计即须三年才能挖尽。房屋问题,以北京为例,去年雨季即垮了九千余间。人民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年以来虽曾进行了各种艰苦工作,但全面解决这些问题,还须一个较长的时期,而且因此而来的财政负担是很巨大的。第二、城市人口集中,城市人民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要求,都与农村的居民不同。城市中没有医院、没有消防设备就不行。没有公共厕所、公共交通工具也不行。自来水管出了问题,市民就没有水吃。城市对于解决儿童失学问题的要求,也比农村更为迫切。总之,许多在农村不成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事情,在城市都是重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对城市人民生活影响很大。第三、城市人民负担能力较高,政府为了办事可以向人民多要点钱,特别是某些为市民迫切需要的事情,如市内交通、卫生与安全设备以及收容乞丐等,如果市民乐意出钱,要政府办事,政府是应当接受市民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采取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而不应当坚持“量入为出”的方针。第四、城市有发展工业的许多便利条件。因此,在城市财政工作中,我们还须把组织市营企业收入放在一定的位置上。东北经验证明,市营企业收入,不仅远较税收可靠,有前途,而且也是发展城市生产,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十分显然,这些特点,在我们研究今后城市财政管理问题时,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一文中,指出今后城市地方财政平衡收支的原则,应当是“根据当地必须举办的事业与人民负担能力,努力组织收入,保证必要支出,反对铺张浪费”。这就是说,城市地方财政一方面只能根据自己的财力,举办某些当地必须举办的事业,而不是百废俱举。饱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及日寇长期破坏了的城市,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全部恢复和建设起来。另一方面,城市地方财政也不应只是消极的“量入为出”的方针,我们还须在人民负担能力范围内,积极组织收入,以保证必要支出,满足城市人民要求。这就是既符合当前国家财政情况,又符合城市财政工作特点的城市地方财政的工作方向。
根据这样的方针,不难理解,今后城市财政工作,应当而且已经有条件改变供给财政为建设财政,以适应城市的经济情况。所谓建设财政,就是不能以只管穿衣吃饭就了事。对于必须举办的事业与必要的、合理的开支,财政上应该主动支付。其次,不能只是简单地“向上要,向下发”,或者是“向上多要,向下少发”,而应当去积极组织市的收入。第三,不能只在税收、附加、规费等方面想办法,更应努力去组织市营企业,以便逐步从生产收入中解决市财政问题,只有这样做去,才是进一步做好城市地方财政工作的正确道路。
这里必须指出,由于目前大部分城市尚无市营企业生产基础,少数已有生产基础的城市,目前也只能以企业收入来继续扩大生产,还不可能依靠市营企业收入解决当前急迫的地方财政需要。因此,城市地方税收不仅在过去且在将来一定的时期内,仍不得不作为解决城市地方财政开支的一个主要来源。而城市地方税收,过去各城市又是主要地依靠税收附加,其中最普遍的是工商业税附加,其次尚有交易税附加,屠宰税附加,娱乐税附加等等,华北个别城市曾停止了税收附加,收征政教事业费。为解决城市地方财政需要,并统一征收范围起见,因而决定保留税收附加,停征政教事业费。在税收附加中,又决定各城市今后只在工商业税上附加,其他如交易、屠宰、娱乐等税的附加,则停止征收。工商业税中也只在营业税、所得税、临时商业税上附加,摊贩业税不附加,这是十分恰当的。
另方面,各城市的情况不尽一致。各城市的历史条件,解放先后,以及人民负担习惯等,都与地方财政收入有密切关系,因而在整理地方财政中,给各城市以一定程度的机动范围,以便各城市因地制宜,也十分必要。在政务院批准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中,除将城市地方财政收入统一规定为八种外,至征收标准或征收细目则分别作了稍有弹性的规定,例如工商业附加比率,各城市现行者,最低是百分之十,最高百分之二十五,经整理规定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房地产税附加比率,规定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公用事业附加及规费收入,则因各地负担习惯不同,未作统一规定。但各城市凡属新增的收入,均须经过市人民代表机关通过,其中对人民负担关系较大的,并须报经上级政府批准施行。所有这些规定,说明政府一方面考虑到各城市的不同情况,为了照顾城市人民对于建设城市的要求与奖励地方积极开源起见,在城市财政组织收入上,国家不宜限制太严,以便地方能够因地制宜,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弹性放得过宽,以免发生苛扰。十分明显,这些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各城市解放以来,城市财政工作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已获得显著的成绩,政务院这个决定,更加明确了今后城市财政工作的努力方向。我们相信,城市财政工作必将继续在各城市人民的协力合作之下,对于城市的恢复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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