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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东大围子村宣传员的抗美援朝宣传
刘中舟
黑龙江肇源县东大围子村宣传员，在广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中，通过各种宣传形式，使百分之八十的群众受到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群众纷纷宣誓：加紧生产，多打粮食，抗美援朝。
东大围子村宣传员，在普及抗美援朝教育中，首先召开群众控诉大会，以群众亲身经历教育群众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在开群众大会前，全村宣传员深入群众进行了酝酿，发现了二十几个过去受日寇压迫比较厉害的人，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作为大会控诉的骨干分子。开大会时，宣传员又深入到群众中去，随时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大会共到群众一百四十七人，先由该村中共支部书记杨崇海作启发报告。但没等杨崇海讲话完，群众已激动得咒骂起美国鬼子来。丁三哭诉了伪满时代当“勤劳奉仕队”受日本鬼子迫害的情形。老池老婆控诉她爹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并用火烧了……她讲到这里，痛哭起来。这些控诉激起全场群众的愤恨。王福祥气的蹦到台子上喊着：“我们坚决不让美国把小日本子整（武装）起来，咱们大伙要好好种地，多打粮食，抗美援朝。”他的声音还未落地，全场也都跟着喊了起来。赵景阳说：“小日本鬼子过去压迫咱们太狠啦，吃了它都不解恨，美国现在又武装它，咱们坚决不让！”要求控诉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候宣传员提出以实际行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当场就有一百三十一人举手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参加大会的人总还是少数，还有老头、老太太或需要看家的年青妇女，尚没有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才能普及抗美援朝教育。在开完大会的第二天，宣传员推动各屯普遍召开了家庭会、院套会、老头会、老太太会，宣传了抗美援朝。宣传员杨臣的家庭会就开得很好。开会时首先由杨臣说话，他说：“伪满时候咱们过牛马生活，受日本鬼子的气。现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咱翻身，过上好日子了，可是美帝国主义不让咱们过好日子，侵略朝鲜，又想武装日本侵略咱中国，咱们决不能叫它整起来，全家都要反对。”经杨臣一说，全家人都愤怒了。弟兄几个都说：“咱们几个把地种好，增加生产，增加国家的力量，决不让美国鬼子侵略中国。”妯娌几个也说：“咱们除了干零活，一定参加生产。”最后全家分了工。弟兄几个拥护大哥杨臣除参加生产外还办外事，剩下的弟兄们种地。妯娌几个按活分了工。并规定每月开一次家庭会议。列席的刘国忠说：“我回去也得开这样一个会，把全家动员起来。”小西屯老头座谈会研究了老头怎样爱国，于老头说：“我老啦，不能上前线，可是我还能生产，就在后方好好生产增加国家财富，也是打美国鬼子。”于万海和孙海廷两个老头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在会上挑了战，要比比谁的生产搞得好。
东大围子村通过群众控诉大会、各种小会和幻灯等宣传方式，使全村百分之八十的群众受到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老赵的老婆从来没有参加过会议，这次开了会回家说：“可开脑筋啦，我才知道生产也是抗美援朝。”现在东大围子村群众的生产劲头很高，改变了送完粪就耽下来的旧习惯，今年群众送完粪，接着就刨槎子、拉碱土、抹房子、修理农具。现在全村除三十一付犁杖种小麦外，有二十一家拉碱土。王亚宾妇女生产组五名妇女下地，一垧半苞米槎子连刨带捡一天半就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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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郊群众纷纷举行控诉大会
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罪犯
自北京市举行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北京市人民政府接受人民意见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后，广大市民欢声雷动，纷纷向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郊区各地群众纷纷举行控诉大会，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要求政府替他们伸冤报仇。四月二十三日，东郊的群众在高碑店举行了控诉大会，控诉特务方德元、恶霸周尚德等的罪行。北郊群众亦于同日在五道庙、清河镇两地举行控诉会，控诉恶霸刘永泉、吴德禄、反动地主王德胜等。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公安局内四分局、外四分局辖区及南郊等地的群众也举行了控诉大会。
在这些控诉会上，受反革命分子迫害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痛哭流涕地诉说了当年受害的经过。李宽的妻子在清河镇的控诉会上，控诉中统特务吴德禄杀害她丈夫的惨痛经过时说：“我的丈夫被他用凉水掺小米灌得七窍流血，活埋了半截，又拉出来打死了。”她指着吴德禄骂道：“你这个忘八孙子，在旧社会你把太阳捏在手里，使穷人在暗无天日中过生活；现在太阳出来了，我要求政府给我报仇！”赵潘氏在柏彦庄的控诉会上，控诉恶霸地主王德胜害死她的丈夫和公公时，许多人都难过得流泪。马店村的邵容，活了四十多年轻易没哭过，在这次控诉会上，他却把半边棉袄都擦湿了。来不及控诉的人，纷纷写控诉状，要求人民政府严惩这些反革命分子，给大家报仇雪恨。
北京市人民政府现正收集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罪证，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和意见，以便正确执行坚决镇压反革命政策。
（京市新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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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郊农民控诉“土皇上”和“四霸天”
王政人 彭军
“毙不了刘永泉，永泰庄就不能活；毙不了吴德禄，太平不了双泉堡。”六道口的农民代表崔鱼洋，在四月二十三日清河镇农民控诉特务恶霸刘永泉、吴德禄的会上，沉痛地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到会的四千多人都举起拳头高喊：“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要报仇啊！要求政府给人民做主，把这两个作恶万端的特务恶霸崩了，报仇！”
刘永泉是国民党匪帮的特务，北郊安宁庄恶霸，外号“土皇上”。他在一九四六年当过安宁庄的伪保长，伪征兵委员和附近十七个村子的伪自卫团团长。他曾组织过谍报队，刺探解放军情报；私设公堂非刑拷打农民，敲诈勒索群众钱财达一千石老玉米以上。他给国民党抓兵，逼死刘文金等四人，把赵德本的母亲急得瞎了眼。贫农刘永控诉“土皇上”害死他一家三口的情形时，咬牙切齿地说：“一九四六年，这小子抓走了我儿子刘文金，他以伪币一百八十万元的代价卖给别的村当兵。以后我儿子受折磨，死在伪军里。儿媳妇又气又急，得病死了。几个月的孩子没人喂奶，眼看着活活饿死。现在全家就剩了我孤伶伶的一个老头子。”妇女宋德珍控诉道：“解放前，刘永泉屡次三番向我家敲诈，逼得我爹逃到海甸，他还恐吓说：“要是不回来，把你家房子给烧了，人给弄死。”解放后，他冒充八路军工作人员，派我爹给他赶大车。半道上，他拿棒子要打死我爹，又诈去二十九万块钱和二石老玉米。我爹给他气得日夜流泪，不多日子就死啦。”宋德山控诉道：“解放后，刘永泉贼性不改，他还敲诈咱们三十五石玉米，剪断解放军驻军的电线。政府领导咱们挖沟防涝，他拿着铁锹威胁我们说：“谁敢动我一块土，我就跟他玩命。”这种坏蛋还留他干什么？！”北京市公安局北郊分局逮捕刘永泉的第二天，就有五十六个农民写信或亲自跑到北郊分局控诉。
吴德禄是中统特务，北京市北郊六道口的恶霸，外号“四霸天”。他在日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先后充当伪保长，自卫队分队长等职，一贯欺压人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曾逼死和杀害六条人命。解放后，他毫不悔悟，隐匿枪枝，拒不登记。后经我公安北郊分局逮捕归案，转送法院办理。被害人李宽的老婆，痛哭流涕地控诉吴德禄杀害她丈夫的惨痛经过说：“吴德禄你这忘八孙子，在旧社会你把太阳捏在手里，穷人暗无天日。一九四七年，你凶神恶煞般地到我家中，不问青红皂白，五花大绑把我当家的（丈夫）给弄到保公所，一口咬定硬说他是盗墓贼。你把他吊起来用枣木棍子抽，还用扁担打，一条扁担打断成三截，把人打的浑身是血道道。吴德禄，你生的是狼心狗肺啊！你硬要我们当家的承认是盗墓贼，他不肯，你就用凉水掺小米往嘴里灌，用铁铣拍打肚子，打得上吐下拉，七窍流血，再用凉水喷醒过来给活埋了。埋了半截，又把他拉出来，人还有口气，你又活活地把他打死了。我要求政府崩了吴德禄，挖出他的心来看看，给我们当家的祭一祭。”控诉会在悲愤激昂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散会时，这两个恶霸特务被押出会场，群众指着他们骂道：要不是解放，清河镇周围的好人都要给他们杀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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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枪毙这些反革命，我们就高兴了
——记北京东郊高碑店农民控诉反革命分子大会
丁紫
四月二十三日上午，北京市东郊高碑店村一万多农民开会控诉反革命分子宋希广、方德元、周尚德、张长连的罪行。
当这几个反革命分子被押上会场时，群众立即沸腾起来了。被恶霸地主宋希广害得家破人亡的张玉芳，奔上控诉台控诉道：“一九四六年，我公公垫碾子道，宋希广说我们挖了官道，抓走就吊起来打，打掉了三个门牙，我公公回家后就死了。我姐姐因为回婆家没销户口，被他打得鼻青脸肿。我婆婆一看就病了，没几天也死了，我丈夫被他抓去当壮丁，后来也被他打死了。”张玉芳一边哭着一边控诉，台下群众一片喊声：“杀人偿命！”“枪毙宋希广！”张玉芳指着宋希广跺着脚说：“枪毙了你都便宜，一刀刀剐了你，也解不了我的恨。”宋希广过去是高碑店一带的伪保长、伪乡长。他以日寇配备给他的手枪和电台作卖国祸民的罪恶。一九四三年，他用枪吓死刘玉海，打死王世明的叔叔，逼得李冲文一家人流离失所。他强征壮丁，使侯张氏、刘王氏带着孩子们挨饿守寡。无缘无故遭他毒打的人，更不计其数。
方德元也是个恶霸地主，当过伪保长，伪自卫队长。陈老太太控诉他说：“一九四五年，他打死我大儿子陈福和，还要杀死我们全家。要不是解放军来了，我们家人都没命了，我恨不得咬他两口。”方德元替日、伪、蒋抓农民当壮丁。有一个叫王元的农民被抓后又逃脱回来，被他枪毙了。他唆使他弟弟方德休强奸幼女，抢劫路人。解放之后，他仍旧造谣言，破坏政府的威信，群众恨透了他。在这次控诉会上，有十几个人上台控诉他的罪行。
西店村恶霸特务周尚德，当过日伪保长、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张树龙控诉他：“周尚德，一直就和人民作对，他是个中统特务。一九四六年他砸过北平解放三日刊。一九四七年，他镇压过学生爱国运动，抢了学生的自行车、毛衣、照像机。土地改革时，他家里还有特务给他的信！我们不能再叫他在我们村里抖威风，要求政府枪毙他。”另外，周尚德借口周家隆是八路军的探子，抓去严刑拷打，周家隆回家就死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抓壮丁，吓疯了张德力的儿子，气死山德明的母亲。许多农民被他抓走，到现在没有信息。解放之后，他又密派走狗高峻打入农会，造谣生事。群众对这个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恨到了极点，一致要求政府枪毙他。
六里屯马马氏控诉一贯道点传师张长连。她还没开口脸就气白了。她气愤愤地走到张长连的面前指着他说：“我们被你强迫，花了半个月薪金入了一贯道。我丈夫因为没钱过生活，急病了，你又装神装鬼把他治死。我儿子吃了我的急火奶，也得病死了。现在就剩我和女儿，没吃没喝，都是你害的，请大家说他该枪毙不该！”台下群众一致回答：“该枪毙！”“该枪毙！”。此外，张长连曾迫使王慧全买安眠药害死她丈夫；还造谣说“八路军杀人放火”。王慧全一想起这事就气得打哆嗦。三十几个人一个跟着一个上台控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大家都说：只要枪毙了他们，我们就没话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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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郊区黑桥村农民 联名控告恶霸地主
北京东直门外黑桥村农民全体联名控告该村恶霸地主宋万田、宋巨田、宋绍元，并推派代表到北京市人民法院，请求政府将上列反革命分子严惩法办。
宋万田，绰号“活阎王”在日伪统治时期，充任伪七村联保长。他家里有三十几个警察保镖。他把眼一翻，说打谁就打谁，说扣押谁就扣押谁。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解放军来了。黑桥村的农民翻了身，八十五个长工组织起来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宋万田的势力垮了。他迫不得已给长工拿出一千斤补给米，可是怀恨在心，下决心要报复。
蒋介石匪帮发动了大规模内战，黑桥村被蒋匪军占了。这一来，宋万田可有了报复的机会。他勾结蒋匪军和伪东郊分局抓走村干部何济亭等。何济亭在他家里做过长工，解放军在的时候，是村干部。宋万田把何济亭恨透了，愿意花几百万元买掉何的一条性命。何被捕后，由伪警察局转到伪警备司令部，压杠子，打火镰把，几次严刑拷打，几乎丧命。
抓走了何济亭，宋万田还不满足，非要把黑桥村的农民给制个死去活来不可。宋万田回头就收拾农民宋珍田。宋珍田也是给他当过长工，得过他的补给米的。他逼着宋珍田补工，他说：“你要老子的补给米，老子就要你补工。”可是宋珍田家里没吃，自己身体也有病，只好央告宋万田借给一点粮食养养家。宋万田把脸一沉，不借。宋珍田又饿又病，支持不了。宋万田仍不准他休息，强迫他干活。宋珍田就这样连气带病的死了。
宋巨田，和宋万田一样，鬼计多端，外号“小诸葛”，他想着法儿剥削穷人。他总是以大斗进小斗出，租田户得额外按每亩地给他纳柴十斤。穷人不但受他的各种压榨，而且还得受他的辱骂和毒打。一九一八年，长工陈台被他用鞭棍和枣树枝打得满身是血，这还不算，这个“小诸葛”还以上药为名，往陈台身上撒碱面，痛得陈台死去活来。
一九四五年解放军在时，他也拿出过补给米。就在蒋匪军侵占黑桥村的不多几天，他召集反动地主十二名到自己家里来开会，策划倒算。
宋绍元在伪高等警官学校毕业，为日寇充当爪牙。他曾为日寇在本村诱骗穷人五十八名去宣化龙烟铁矿作苦力，并从中克扣安家费。
一九四八年，宋绍元当伪北平自卫队十二中队的教官时，强征暴敛，勒索民财。远近乡里，莫不切齿痛恨。他与伪孙河镇壮丁队长聂栋臣勾串，强迫村民每亩地出粮十五斤。宋绍元又征第二次粮。规定每亩地二十五斤，限期交齐。谁交得稍迟就被抓来禁闭，还要挨打受罚。
宋绍元坑害老百姓的事情是数不清的。什么坏事他都干得出来，他把本村农民宋绍刚的儿媳给拐跑了，直到现在还无下落。一九四八年旧历二月初十的夜间，宋绍元会同伪北平市第二十区郊八分局将朱玉良逮捕起来，严刑拷讯后枪毙了。朱玉良平日赶大车为生，是一个良善的老百姓，一直到今天，他家里的人还不知道朱玉良是为什么被枪杀的。
这三个恶霸地主罪大恶极，害苦了老百姓。今天老百姓翻了身，站起来了，要求伸冤报仇。黑桥村的农民在控诉书里写道：“我黑桥全体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在地主面前站起来了。现在虽然翻了身，当了主人，但以往的仇恨实在难忍，该三人的罪恶理应受到严惩。”
（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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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郊十一区举行控诉大会
万余农民控诉蒋匪罪行
北京市郊区第十一区人民政府于二十五日在南苑镇广场举行控诉反革命分子大会，到农民群众一万余人。四、五十里以外的农民也都赶来参加。被控诉的土匪、特务有二十四人，都是积欠了人民无数血债的罪犯。当他们被押到人民面前时，群众一齐高呼：“要枪毙他们，为人民复仇！”会场的一角陈列着被特务李阔亭杀害的尸骨，这更增加了群众的愤怒与仇恨。
控诉开始，控诉人争先发言。贫农张徐氏控诉徐家场凶杀案主犯李荣华和常德芳。去年阴历二月十四日的晚上，李荣华、常德芳等四个人闯入她家，向她家要枪，把她哥哥捆起来打死了，又打死了她的弟弟和父亲，连她八十岁的翁翁也被他们打成了残废。她的丈夫躲在外面，至今还没有回来。李园村的张王氏，哭诉蒋匪特务李金铭和李金元。日本投降后，有一天晚上，李金元闯进她家来胡闹，被她赶了出去。第二年三月间，李金元就把她的闺女拖在破庙里强奸了，她闺女才十四岁，回来不久就死了。临死前她闺女对她说：“将来弟弟大了叫他给我报仇。”白发的老太太张王氏在控诉时因悲痛过分，当场昏了过去。农民元连善控诉李金铭和李金元二人在日伪时代当日本人的特务，到处强迫百姓买枪。抗战胜利了，又当国民党特务头子张荫梧的狗腿，残杀共产党员，压迫学生运动，到处强奸妇女。仅李金元一个人就强奸妇女十六人。解放后他们又到处进行反革命活动，说：“国民党就要回来了，你们等着吧。”
前后上台控诉的有四十六人，群众一致要求政府严办这些匪徒，不让他们再来残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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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一幅不好的漫画
最近本报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对于四月七日本报一版刊登周路石同志所作《对于反革命分子的仁慈就是对于人民的残忍》的漫画，提出了严正的批评；这幅画中出现了一个女干部的形象，她对于行凶的特务分子，表现畏缩、惊慌、恐惧和毫无斗志；没有表现中国人民在向敌人的斗争中，那种沉着勇敢，坚强不屈的无畏精神；我们的民族曾经有无数的人民的优秀代表，在反革命势力最猖獗时也都表现了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就以妇女来说，像刘胡兰、丁佑君以及无数英雄先烈们英勇的自我牺牲，就是中国人民这种高贵品质的典型；因此这画中表现的干部的形象，是不真实的，是不正确的，也是失掉立场的。
我们要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要随时警惕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和报复，但是必须认识今天人民力量是强大的；只要我们正确掌握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只要人民提高警惕，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就无法得逞，因此片面地去夸张了敌人的凶焰，也是不真实的。画的另一缺点是表现手法不够明确，第一图中释放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究竟是政策错误呢？还是执行政策中的偏向？没有加以形象的说明，或是文字的注解，也引起读者费解和猜测。因此这张画的发表对读者是无益的，甚或是有害的。
编辑在处理这幅画稿前未能发现这个错误并加改正，不慎重和不仔细考虑一幅图画对读者应起的教育作用和政治的效果，是一种不应原谅和不严肃的工作作风；有的读者也批评编辑应当慎重考虑作品发表后的影响，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的读者所提出的意见，表现了广大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负责精神，他们对一件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高度的批判能力；凡是不符合于广大人民思想情感的作品就必定受到读者的批评，因此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和报纸杂志的艺术编辑，必须努力提高自己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使我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现实，正确地指导现实，产生更多对人民有益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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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人民印刷厂全体职工举行控诉大会
两千余职工一致举手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北京市中国人民印刷厂于本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举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控诉投票签名大会。全厂职工都参加了这次大会，过去不大关心时事的老工人和技师也都参加了。大家以激愤的心情，倾听着受难者的血泪控诉。当检封课女工彭翠荣诉说她父亲的耳朵被日本鬼子割下，还要她父亲吃时，很多人激愤得流出泪来。工人梁瑞刚控诉了日本鬼子压过他三次杠子，美蒋反动派来了又赶他出工厂。工人于鸿回忆了过去在敌伪的统治下，吃野菜，全身发肿，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这些为许多职工亲身经历的惨痛生活，句句都激动着大家的旧仇新恨。有些人在递条子时就难过得哭了。作了三十多年工的老工人张汉寿说：“过去我认为生活苦是我命不好，现在才知道了是帝国主义和蒋匪帮造成的，我要上台向大伙说说。”在群情悲愤之下，工人彭翠荣提出：“咱们得拿出行动，不让美国和日本鬼子再来糟蹋我们！”群众立即高喊：“我们要搞好生产，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我们要订立爱国公约！”最后二千多职工一致举手，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拥护缔结和平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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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人学生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成仿吾
在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从来没有过工人上大学念书的事情。旧中国的大学对工人阶级筑下了一道又高又厚的铜墙铁壁，是绝对无法进去的。当然，那些大学也是工人们流血流汗盖起来的，不过这只是为了有钱人的子弟能够很愉快地学会一套本事，将来好维持他们的统治，也就是说，稳稳地压在工人们的头上。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从有了革命根据地起，就为中国工人实现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过去了的那些日子，我们还没有很多的高等教育机关，工人们只是参加了一些训练班性质的政治军事学校，还没有能够受到长时间的正规的高等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的开办，开始了工人教育的新的时期，因此，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确是一件大喜事。当中国人民大学将要成立并决定招收工人学生的消息传出以后，有些地方的工人就开始赶来报名，甚至有的地方工人们开了会，推出了代表来校学习。当然，今天我们的国家刚刚成立不久，台湾西藏还等待解放，美帝国主义又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抗美援朝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的时候，我们还不可能用更大的力量来大量吸收工人学生。目前我们还只是吸收不多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来学习，从他们的学习中来吸取经验。
去年二月本科招收了一百三十六名工人学生，十月专修科又招收了二十七名。这些学生一到学校就开始积极地学习，他们的努力是显著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是共产党交给他们的，工人阶级交给他们的，人民交给他们的光荣的任务，是为了建设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为了培养工人阶级在建设中的骨干，而没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骨干，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他们由亲身的经验深深地懂得，他们取得了上大学念书的权利，是由于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由于无数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结果。往日无法实现的幻想，今天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他们非常珍惜今天的学习。他们热爱学校，热爱每一个工作人员与同学。他们鼓起劲来学习。“一天要当三天用”，“只能学好，不能学坏”，他们这样要求自己。
学习的东西是崭新的、陌生的，困难到处都有，但是他们这样说，“党的任务过去没有不能完成的，今天学习上的困难一定要克服。”因此，他们抓紧一切时间，克服各种困难，顽强地学习着。平均文化水平相当于高小毕业的这些工人同志，由于发挥了刻苦钻研的精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政治理论课，数学、物理、化学、制图、俄文等文化课，把这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学问，一门又一门，一课又一课地“突破”了，“弄通”了。同时他们联系实际好，学到的东西，能够马上应用。
工人学生不仅有高度的学习热情与顽强的钻研精神，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或特色。根据初步的材料，就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首先是政治热情：工人学生对政治活动是最关心的。去年学校动员干部参加抗美援朝志愿部队的时候，工人学生都要求准许报名；选派军事干部学校学员的时候，全体青年工人响应号召最快，大家都主张自己完全合条件，有的说，“我留恋人民大学，愿意学成一个专家，但是当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家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走上国防的最前线”。其他如街头宣传，给抗属拜年，慰劳前方将士，工人学生都是最积极的。大家知道的李凤莲同志，尽管功课负担那样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与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处的工作总不放松，宁愿全不休息来赶功课。工人学生绝对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同时觉悟到自己的光荣而艰巨的责任，这些就是工人学生的高度政治热情的来源。
组织性，纪律性：工人学生遵守学校规则、坚持各种制度、服从领导，是最好的。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他们总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按步就班，按时作息，准时到课，干起活来齐心合力，没有散漫现象；因此，他们显得整齐、活泼、愉快，他们中间的工作好推动。这种自觉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正是列宁所说的“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的历史阶级”（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下卷、“伟大的创举”）——无产阶级的本性之一。我们的这些工人学生正是富有这种特色的典型。
互助友爱：工人学生虽然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学习，但是有个别困难的同学时，大家就自动自愿地给以帮助，使他也能够跟上。比如女工金秀玲同志过去只读过五年小学，记笔记、看参考书等本来已够困难，又因为当选代表到布拉格出席世界学生第二届代表大会，缺课两个多月，困难是更多的。但是工人同学们大家做计划，一人帮助一门，加上她自己付出比别人更大的努力，结果学期考试时一门“优”，其他都是“良”。又比如做过十八年工的林春泉同志实在有很多的困难，但是由于组长齐佐治同志（旋盘工）和其他同学的耐心帮助，加上自己的惊人的努力，学期考试大部分是“优”与“良”。
斗争精神：顽强地学习，从来不叫苦，总是刻苦努力，想办法克服困难。这些已可以从上面所举的例子看到。同时工人同学间有一种很好的批评精神。如果发现了错误或缺点，能够立刻展开互相间的批评。比如有人对教师不够尊重，大家就起来批评他。如果只管个人学习好，不肯帮助别人，也会受到批评的。工人学生间非常团结，但是他们的团结是有原则的。
没有思想负担：工人学生对学习非常专心，意志集中，不因为个人的或家庭的问题而影响学习。比如有的同志家庭生活实在很困难，但总是尽力设法克服，从不影响学习热情，因为他们看到国家还在困难的时期，不能只顾自己。又比如学习中功课好的从不自满，差的决不悲观。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的那种坚定的、乐观的、朴实的特质。
以上是工人学生的一些重要的特点。但是他们有一个最严重的缺陷，这就是他们的文化程度赶不上他们的需要。比如他们的文化常识较低，常常阻碍他们对各门学科更深入更广泛的了解。他们的国文程度往往使他们写作时不能如意。这确是他们的极大困难。中国人民大学根据这样的具体情形，已经成立了文化补习班，让那些文化水平太跟不上的工人学生和革命干部先补习文化课一年或两年，同时教师们也利用一切可能找到的时间，给这些文化水平低的同学进行辅导。
虽然工人在文化上确有困难，但是在学习中他们能够和革命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同样学好，而且工人还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一般说来，在政治经验方面，工人虽不如老干部，但是工人由于自己的阶级特点，亲身体验过各种政治的与经济的压迫，所以在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时候，他们是一样容易深入，比青年知识分子要强。在文化方面，工人虽然比青年知识分子差，但是比某些老干部又强些，特别是年龄较轻，记忆力好的多。除此而外，工人都有一定的工业生产知识，他们学某些技术课的时候较容易懂，“过去活是会干，就是说不出道理”，这是一般老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所没有的。本科第一学期考试的结果，工人没有一个不及格的；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都有不及格的几个或十几个。而平均分数这三类学生都在四分以上，几乎是相等的。（４．２２∶４．２３∶４．３２）。事实上，工人学生经过几个月到一年的学习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政治理论与专门业务学得很好，文化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困难已经不多了。所以，工人学生是很有培养前途的，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中国人民大学招收工人学生，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人民大学现在正准备把财政经济各系的学习期限由三年延长到四年，在第一学年主要补习一些文化课，这样就会更便利于工人与革命干部来学习。如果将来各地的工农中学迅速办起来，我们国家就能够在大学内吸收大量的工人学生，培养出成千成万的工人专家，工人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使我们国家的建设干部的雄壮队伍有强大的工人干部的坚强骨干，保证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成功。这样的日子是不会很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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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服老
关键作
（七）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两个朝鲜同志，踏着大雪，抬着身受重伤的大春，向后方医院走去。
（八）后方医院的崔大夫是个朝鲜人。因为大春流血过多，十分危险，崔大夫就自动地抽出了自己的血，救活了这位为中朝人民光荣负伤的战士。大春伤愈后，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八一五”后，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立了大功。
（九）“八一五”东北解放以后，共产党、毛主席给老百姓带来了幸福！李老头家分得了土地，儿媳妇当了村中妇女生产小组长，老伴搞副业，李老头被选为模范军属。三四年来，生活过得很富裕，一家子欢天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