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控诉美国特务骆爱华
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 胡翼云
我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董事的地位,控诉青年会前美国干事、美帝国主义分子骆爱华,他的英文名字是:E.H.Lockwood。
北美协会通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派美国干事到各地青年会,他们都是宣传反共、反苏,散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能手,还有不少是从事反人民利益的活动的。解放后,这些美国干事,先后撤离中国,停留在香港和东南亚各地活动,例如广州的布克礼(H.A.Brunger)在香港青年会,长沙的唐克儒(K.Stange)在曼谷,企图是很明显的。
骆爱华就是许多美国干事中的一个。他身兼百职,担任青年会、教会、学校、医院、救济机关的总干事、董事、委员等职务。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特别是抗日战争后到广州解放初期一个时期中,勾结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进行反动阴谋活动,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本来面目。他的中国名字叫骆爱华,实实在在是“骆害华”。(笑声)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青年会组织“国际问题研究社”,勾结国民党反动头子,进行反动宣传,麻醉毒害青年。解放前,他又主持“国际时势讲座”,宣传原子弹威力,宣传美国是真正的民主,诬蔑苏联是“极权主义”国家,并经常在教会群众中灌输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对立的思想;又说什么中国没有人才,没有希望,破坏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他和美帝国主义特务机关——美国新闻处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通过了他,青年会成了美国新闻处散布反动书刊的代理人:经常把小册子、书籍杂志,分发到华南各地的学校、医院,并放映有毒素的影片,举行各种宣传亲美反苏的讲座。解放后,有一千多本书刊摆在青年会,要我们把读者情况和反应经常报告香港美国新闻处。我们要这样作了,奥斯汀的谰言中,又将多一项重要材料。
他和美国领事馆关系极为密切。在抗日战争时,他实际是广东曲江的领事。解放后,他是美侨协会主席,实际执行美国领事职务。
他和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战犯宋子文有密切的关系。不但请那些人到青年会来宣传反苏反共,并经常与宋匪子文、张发奎、李宗仁、余汉谋这一批战犯有往来,他可以随时走进这些反动头子的办公室或家里,他赞扬宋匪子文有才干,有希望,是一个“人物”。一九四七年,蒋匪帮的“要人”欧阳驱、李大超、高信等,出面为他主持六十寿辰的庆贺会。
骆爱华负责不少救济机构的工作。他的救济工作是怎样作的呢?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曲江主持“国际救济委员会”,支持美国特务亚当斯通过这个机构,调查各地的地形、港湾、交通和生产情况。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在中国的经济支付,只有三个人有决定权,骆爱华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直接与华盛顿联系,毫无疑问地是美国国务院的代理人。
解放后,从他发出的电报中,发现他还是反动通讯社——美联社的负责人。在解放后的第一个早晨,他就拍电报到美国去。
通过这些事实,很清楚地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是怎样有计划地利用教会,培养教会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反动活动。
另外,我还要揭发美帝国主义利用香港,通过教会来进行侵略和破坏三自运动的情形。
香港是政治的垃圾堆,也是宗教的垃圾堆。不少基督教败类也先后跑到香港,进行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活动。在中国的西差会,不少仍停留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继续进行他们的阴谋活动,如长老会、浸信会、信义会、宣道会、卫理公会、同寅会、加拿大联合会等,仍然利用金钱的引诱,散播种种反动宣传品,并幻想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进攻大陆”,卷土重来。
差会的办事处或代理人,在香港勾结基督教败类勾结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匪帮,进行反人民活动。如信义会所谓“难民服务”,就是为逃亡香港的蒋匪军服务。约老会编印《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基督教的新神学》、《改革杂志》等,从香港分寄国内各地,他们有许多以宗教书籍作伪装的反动刊物,大批寄入国内。
对广东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他们极力破坏。用恐吓信教威胁会的开明人士,甚至还把两广浸信会联合会负责牧师和干事在宣言上签名的新闻,用红笔圈出寄到华南内地各教会,挑拨离间教会内部的团结。还有一次,他们在香港用两个私人的名义,不通过浸信会总机构,直接寄信给各地堂会,说是如果需要钱,可以把地址和预算寄去,他们将设法寄钱来。另外,他们还把我们教会产业的证明带到香港去,不还给我们。
他们在香港设神学院或训练班,培养反动的传教人员。他们又利用金钱,引诱中国教会的负责人到香港去开会。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在去年六月,就在香港举行过一次决策会议,讨论协会工作和协会与差会的关系。差会的代表说:“愿意作经济的协助,但经费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这就可以看出,他们是的的确确利用教会来实行文化侵略。协会在解放前,设立了香港办事处,由美帝国主义分子主持。设这个办事处是他们的主意,因为解放后联系不方便所以要设立,这也可见他们的阴谋是无微不至的。
我揭发这些事实,是要我们提高警惕,注意美帝国主义利用香港教会的鬼技。
我们长期受帝国主义思想上的麻醉,做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工具还不知道,我们感谢政府的领导,从学习中使我们提高了政治认识,才恍然大悟。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差会,往往存在藕断丝连的心情,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们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分会,决心立即断绝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拒绝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引诱,撤消原有驻港办事处,停止居留香港的外国传教士的职务。并决心接受政府领导,实现教会革新,建立中国人民的教会,领导同工和教徒努力学习,提高政治觉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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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控诉基督教败类陈文渊
中华卫理公会华北区会督 江长川
今天我以无比愤怒和惭愧的情绪,来控诉潜藏在卫理公会里面、甘心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特务所利用、作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基督教败类陈文渊。我也要检讨我自己,政治觉悟不够,警惕性不高,既不能主动地防止我们当中的败类所做的反人民的工作,又不能在这危害人民的罪犯逮捕之后,及时作深刻的检讨。我要向卫理公会全体信徒、全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和全中国人民谢罪。
陈文渊与蒋介石匪帮勾结的罪行,是很多的,我现在只举出其中比较重大的几件。
第一,他从一九三八年以来就跟蒋介石匪帮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勾结起来,参加了武汉珞珈山训练杀人的三青团干部的工作,担任训导长,向别人灌输反动的思想。以后他还当了三青团的评议员等职务。他就因了这样关系,与国民党反动派来往得更密切了。
第二,战犯宋美龄和黄仁霖所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也利用了基督教的败类做他们的工具。他们组成的那个组织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外围组织,一方面虚伪地提倡“礼义廉耻”,另一方面灌输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毒素。陈文渊在那个组织里面,担当多年理事职务。
第三,陈文渊又勾结了美帝国主义作种种反动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先后奉了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命,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到英国去宣传,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八年又到美国替蒋介石匪帮宣传,并且进一步自称为非正式的蒋匪大使,到处向美帝国主义请求“美援”,来做残杀中国人民的帮凶!
以上这些反动行为的事实,足以证明陈文渊是如何披上宗教的外衣,与蒋匪帮及美帝国主义来共同破坏中国人民革命,危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我们要把他的罪行揭发出来,控诉他是教会的罪人,人民的罪人。
陈文渊在解放以后,对教会爱国革新工作仍然进行破坏,阻挠了卫理公会教友对于爱国革新工作的积极参加;更可恶的,是还在他重庆的家里发现了美帝国主义的军用收发报机,直到今年二月间,这件事才由重庆卫理公会爱国信徒检举出来。陈文渊于一九五○年七月就到了上海,但他并未坦白过去所做种种罪恶,假装安静,企图隐瞒。
我是卫理公会一个负责人,对于这个事件的疏忽与不负责,应该作深刻的检讨,并受到处分。我要感谢政府已经把他逮捕,同时还要请求政府将他依法严办。同时,我们要作个深刻的自我批评,并且号召卫理公会一切教友共同来肃清会里的败类。我决定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来整顿我们的教会,对于陈文渊这样的分子,有一个除一个,有十个除十个,一定要彻底加以清洗!(大鼓掌)使卫理公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清清白白的一个卫理公会,在政府领导之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同心协力,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和一切的反帝爱国运动,建立新中国的新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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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诉美帝国主义走狗陈文渊
重庆中华路德会牧师 李牧群
我控诉我们基督教的败类、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走狗特务——陈文渊。
解放前,陈文渊是伪国大代表,又是反动的三青团的教育长,又是蒋匪介石的顾问。他当时对教友说:“我并没有拿薪水,也没有穿制服”,想欺骗教友,好隐藏在教会里面,进行他的特务活动。
当全国学生愤怒抗议美军在中国的暴行时,陈文渊在成都华西大学事务所的讲道会上说:“有些人对‘美国朋友’有‘误解’,这些情形我还没有收到情报,据我所知道的,美军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战’,这种牺牲精神,简直和耶稣上十字架的牺牲精神一样。”替强盗们作辩护,而且利用讲道会来散布他的谬论。
因为陈文渊是蒋介石的忠实爪牙,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把他搜刮民脂民膏所建筑的黄山“官邸”,送给了陈文渊。陈文渊把黄山改名“蒋山”,打起宗教的牌子,用战犯宋美龄和美帝国主义的“捐款”,创办“中正福幼村”,由一个美国人负责,对中国儿童,施行奴化教育,前些时的控诉会上,一个十二岁的“福幼村”的孩子控诉说:“他们经常宣传美国怎样富足,怎样好,说中国怎样穷,怎样不好。常常放美国电影给我们看,看电影上美国孩子吃奶油面包,喂白糖牛奶,同时又放映在中国乡下或者灾区拍的电影给我们看,看中国的孩子怎样受苦。使我们很多孩子羡慕美国、爱美国,而不爱我们自己的祖国。”
解放前夕,卫理公会一位同工,因为薪水不够维持生活,向陈文渊要求加点薪,陈说:“我也困难,没有钱。”他是不是没有钱呢?当时他家里替战犯宋美龄养着十条大洋狗,这十条狗吃的东西,就可以养活中等家庭四家人。有一次有人打了他的洋狗,陈的太太恶狠狠地说:“不能打蒋夫人的狗呀!蒋夫人还要回来的哪!”在反动政权要垮台的前夕,他还人仗狗势!他的家里还在说反动派还要回来!
重庆解放后,陈文渊继续进行反人民的活动。
他拒绝在革新宣言上签名。卫理公会的同工韦恕生道友亲自把宣言送到他家里去,他看了以后,顽固地说:“我不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基督教是超政治的。”诸位代表,他是伪国大代表,又是三青团的教育长,又是头号战犯蒋介石的顾问,这是他的超政治吗?简直是鬼话!(鼓掌)
他利用华西卫理公会会督的职权,把一个名叫卓伟的从成都调到重庆,担任重庆教区的总会计。卓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披着宗教外衣、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美国大特务。——根据已知道的事实,卓伟就有下列这些反动活动:第一,重庆解放前夕,美国特务诺兰飞到重庆,在美国新闻处与卓伟密谈,门禁森严,任何人不准入内;第二,解放后,密电香港美国新闻处,报告重庆的情况。第三,隐藏“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大批物资。第四,收听“美国之音”,用打字机打出来,通过教会发给各地教会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这样一个美国大特务,陈文渊有意把他安置在教会里,这就证明他是执行美、蒋匪帮的计划来做的。
他隐藏的美国军用电台,一直到今年二月,政府接到卫理公会爱国教友的检举,才搜查出来。这部电台,收发报机都装置得好好的,这不是进行与美帝国主义联系的特务活动是什么?另外,在他家里还搜出很多军用品。
感谢贤明的政府,替我们在教会里清除了十三个特务;这些特务,都是陈文渊在解放前后一手布置的。华西大学男生指导长周允文,是个中统特务,解放后,陈文渊把他安置到华西卫理公会当总会计。华西大学训导员陈明道,是解放前夕成都著名的十二桥血案凶手之一,中统特务,解放后,陈文渊把他安置到卫理公会重庆教区当会计。此外,还有简阳、遂宁两个教区长,求精中学前任和现任校长等,都是陈文渊布置的爪牙。这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利用教会进行特务活动的铁证,也充分证明陈文渊是美帝国主义指使的国际间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美、蒋走狗。
我们离开重庆前,开了天主教、基督教教友们的控诉预备会。所有的教友对教会叛徒陈文渊的反人民罪行,都愤怒万分,一致要求把陈文渊押到重庆交给人民公审,要求政府严厉惩办!
各位同道,在全国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今天,在全国人民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今天,陈文渊这种败类是广大的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也是我们爱国教徒所不能容忍的!(鼓掌)为了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我们坚决拥护政府逮捕陈文渊的英明措施。我们要求政府对陈文渊予以应得的处分!(鼓掌)为了搞好三自革新运动,彻底斩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关系,肃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我们教内的影响,我们要求卫理公会的同道们,严正地表明态度!(鼓掌)革除陈文渊在教会里一切职务,把陈文渊这一类的败类从我们教会中清除出去!(鼓掌)
陈文渊的罪行,给我们很大的教训,我们要引为警惕,提高政治认识,揭发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坏分子,肃清教会里帝国主义的一切影响,使教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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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诉美帝国主义走狗梁小初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 江文汉
曾经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过将近四十年的梁小初,从我们今天新中国人民的立场来看,是一个甘心服役于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工具。他在充当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期间,紧密地勾结了北美青年会协会,使中国青年会直接或间接地服役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崇美、亲美、恐美思想的宣传。
梁小初一向就是重视美国干事和轻视中国同工的。青年会全国协会中许多重要职位,他总是委任美国干事担任的;许多关于青年会政策的重要决定,他很少和中国负责同工商量,相反的,他总是接受美国干事的意见。在美国干事当中,不少是替美国政府做情报特务工作的。像费吴生夫妇,公开地勾结蒋匪帮和李承晚傀儡;骆爱华在广州进行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胡籁明以研究回教为名,到中国的西北做情报工作。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虽然在解放前后都回了国,然而他们还在美国人民中继续进行诽谤新中国的宣传。
梁小初是一个典型的所谓“高等华人”,他把青年会搞成一个十足洋化的机关:开会用英文,记录用英文,报告用英文,连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宪章也是从英文翻译出来的,甚至在一次会议里,他对内地一位代表说,“你可以用中文讲。”他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梁小初在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任期内,经济从来就不公开,我们在协会多年的同工,直到最近政府办理宗教团体登记的时候,才了解协会的经济情况。
梁小初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几次往美国活动。等到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他以“告老退休”的名义,坚持在继任总干事还未就任以前离职。当他跑到香港以后,就配合着美帝国主义利用世界性的基督教团体奴役亚洲人民的政策,先后担任了世界基督教教会协会和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协会亚洲区的职务,进行违犯全亚洲人民利益的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曼谷召开的世界基督教教会协进会的亚洲会议中,梁小初发表反动的言论,比如他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说成是“中国帝国主义”,在今年二月份的世界青年会月刊里,梁小初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新中国说成是“共产党中国”,又说中国人民的自由,已经受了限制。他又说青年会在新中国无法募捐,然而事实上最近上海青年会的征募运动,就超出了目标四亿元。
去年八月世界青年会在丹麦举行了一个会议,事先来信要中国青年会派遣代表参加,我们立即回信申明不派代表,并不赞同邀请任何国外的中国人充当代表。然而梁小初未得我们的同意,自称代表中国青年会出席该会,并且来信质问我们。在那次会议里,他们假名朝鲜战俘工作,企图到北朝鲜替美国做间谍活动;并拒绝通过斯德哥尔摩和平呼吁书。
像梁小初这样甘心服役于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工具,我们应当提出严重的控诉。我们自己也要检讨过去深深被美帝国主义所利用,未能早日觉悟。今后我们全体青年会同工应当加强警惕,切实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肃清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影响,使中国的青年会,在毛主席与人民政府领导下,走向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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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诉美帝国主义走狗朱友渔
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主教 陈见真
在充满着羞愧、悲痛和愤慨的沉重心情中,我站在这里控诉朱友渔——前中华圣公会云贵教区主教,中华圣公会中央办事处总干事——他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是基督教会中的败类。一个中华圣公会的主教,如果要控诉另一个主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爱祖国,爱教会,我今天必须控诉他。我巴不得他听到我们这两天的控诉,让他知道,自己受了多年基督教教义的栽培,没有表现出一个真基督徒的精神,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而堕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反革命的败类,是如何对不起祖国,对不起教会。
我控诉他背叛人民,做了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反动政治工具。一九三八年他和陈文渊参加了反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九四四年他往重庆见蒋匪介石,事后坐陈纳德的轰炸机回昆明,还觉得这是可骄傲的。抗日战争后期,他又做了美军牧师,穿上美军制服,并且以此为荣。解放后他曾两次非法以伪国民党政府护照私自出国。一九四九年七月,他在加拿大参加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中央委员会会议,该会议通过了支持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朝鲜战争的反动决议案。
还有令人愤恨的,是在上海解放后,广州解放前,朱友渔在广州散布反共反苏言论,说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不能共存,说中国不应该以苏联为好朋友,中苏同盟实在是中国吃亏等等。
我控诉他不爱教会,而且破坏教会三自运动。中华圣公会陕西传道区素来是中国信徒自养教区。但自他兼任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传道部总干事后,便以美国差会捐款供给陕西传道区经费,破坏了原来自立自养的基础,一九五○年拟开的全国基督教会议,他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却不顾工作,便私自离开中国。一九五○年十一月,他辞去中华圣公会中央办事处总干事职务时,原称到华南教区做副主教,但是十二月初离开上海后,即赴香港转往美国。最近还来信说他可在美国为陕西传道区捐款,企图破坏教会三自革新运动,此事已经该传道部严词拒绝。
从朱友渔的思想为人来看,他是一个典型的亲美者:从小受的教育是美国式的教育,生活方式模仿美国人,平日最欢喜与洋人来往,而不愿接近中国人民,写信记录用英文,计算账目以美金为标准,甚至说中国话都要模仿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腔调。他一生往美国有十余次之多。解放前全家都迁往美国。这样的生活那能不亲美、崇美呢?其次他是一个迎逢权贵、谋求个人利益,没有高尚原则的人。只举一个实例来说明:一九四七年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会议时,朱友渔竟提议由吴匪国桢任传道部部长。虽然他的提案被大会否决,但从这里可使我们看出他只知逢迎国民党反动官僚,而不以教会事业为念。
像朱友渔这样亲美崇美,不爱祖国,以致堕落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反动政治工具、应声虫,是可耻的。这样不爱祖国的人,是人民中的败类;若不觉悟,只有跟着美帝国主义走向灭亡。这样不爱祖国,不爱教会的人,不能为基督的真理在万人面前作见证,反羞辱了教会,这是教会的罪人,是不配在人民中国的教会里被称为主教的。我们的教会中不能容许这样的败类存在。我们要请华南教区说明朱友渔是否仍是他们的副主教,并立刻加以处理。
像这样一个人竟然能在我们教会中担任主教十多年,我们对自己的教会,就不能不有所检讨。首先,过去选任工作人员,未能注意其立场与骨格。其次,我们的教会中缺乏学习和公开检讨的制度,不能及时纠正工作人员的错误。负领导责任的工作人员缺乏责任感,容忍流于放任。我自己也要作检讨: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情面观点太重,斗争的坚决性不够,缺乏嫉恶如仇的精神与正义感,警惕性不高,否则我不会等到参加此次大会才知道“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反动决议案。
我们要把今天的惭愧、悲痛、愤慨化为力量。我要请参加此次大会的圣公会信徒回到本工作岗位,不但传达大会的精神和决议,更要负起责任来说服、感化、教育、改造我们圣公会里的落后分子。如果有堕落分子仍不悔过自新,我们就要检举、控诉、驱逐他们。我们要学习,对教会中残余的美帝国主义影响展开斗争。如果我们在思想意识上不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毒害影响,则纵令教会在形式上实现了自立自养自传,还是给帝国主义留下可钻的空隙。无孔不入的帝国主义分子仍将企图利用基督教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朱友渔。
我们有信心,能够肃清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影响,使我们每一个信徒成为真正爱祖国,爱教会的人民,参加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行列中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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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诉美国特务顾仁恩的罪行
青岛基督教联合会书记 王重生
顾仁恩是宗教界的败类。他是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由天津到青岛的。到了青岛,他便披着宗教外衣,借布道为名,来进行无耻的反革命反人民的破坏活动,一面公开诬蔑人民政府,破坏政府与我们基督教的关系及各界人民的伟大团结,更进一步认贼作父,散布谣言,散播亲美、崇美的毒素,进行特务活动。我是在青岛基督教联合会里工作的一个爱国基督教徒,对于顾仁恩的种种反革命的罪恶事实,我都亲眼看到。现在,我要来控诉,在人民的面前控诉顾仁恩残害人民反对政府的罪行。
第一,顾仁恩披着宗教外衣,假借传道为名,散布谣言,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他在青岛“讲道”时,曾好几次造谣说:“我在上海讲道治病的时候,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人及枪毙人的红色汽车,曾开到礼拜堂门口;武装同志等多人,曾持枪布置于讲台左右,准备下手捉我。但是经过我将病人治愈(哑吧说话,瘫子行走等)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红色汽车及武装同志们,便不得不悄然离去。……”他又常常用诽谤诋诬政府的口吻说:“我们只要有信心,就是阻碍我们的大山小山也能挪移,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红色汽车就是阻碍我们的大山,武装同志就威胁是我们的小山,但是我顾仁恩有信心,有神与我同在,所以他们便不能不被我挪移,更不能不悄然地爬窗越墙而走!”他还曲解圣经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作比喻,把劳苦大众比作牛马,把毛主席比作主人,来挑拨人民政府与群众的感情,使群众抱怨毛主席。他不但用造谣来诽谤政府,而且还为在朝鲜的美国侵略军作反动宣传,肆意诬蔑英勇斗争的朝鲜人民。他说:“美国军队是天兵天将,朝鲜人民被炸是前生有罪。”
第二,顾仁恩利用圣经上“医病赶鬼”经句,以“抹油祷告治病”的骗术,来残害病人。他在青岛济宁路浸信会,龙山路聚会处“讲道”时,自称“奉耶稣基督之命,赶鬼医病”,他说:“一切病人只要在头上抹了橄榄油,经过祷告后就可治好。”他还造谣说:“我曾召集了山东大学医学院和市立医院两个院长开过会,凡是他们不能医治的病人,都可以交给我来医,我都可以医治好。因为我有耶稣附灵,神与我同在。”有许多落后的病人受了他的欺骗都去请他看病,但结果没有一个医治好,原来病很轻的反而变为重病,病重的给他治死了。譬如山东大学医学院药剂师的小孩孙世锡抹了他的油,反而病死了;龙山路二号杨详森的腿医治后反而更加痛起来;大连路李绍唐大夫妻子的二根肋骨,住禹城路十号的齐老大娘的腿骨,请他医治,越医越痛。如果遇到一些病重而无法欺骗的病人,便说:“你这个病是先天遗传下来的,不能治,因为上帝没给你创造,人类当然也不能给你补上。”或者说:“你没有信心,这个病医不好的。”“这是福气病,是上帝恩赐的,这种病如果治不好,不但不能埋怨,而且应该好好的当作福气保留,感谢神。”他用种种欺骗的手段来蒙蔽病人,不知有多少患病的人,受了他的造谣欺骗,由于在路上往返疲劳的缘故,弄得病更加重了。不但如此,顾仁恩为了加强他的欺骗宣传,并且组织了啦啦队,用播音器来帮助他作欺骗勾当。本来没有什么大病或者是半聋、半盲、半哑的人;经过他抹油后,其实和原来一样,他便说:“好了!”于是啦啦队便同声说:“哈利路亚!好了……”,马上就用扩音器播音,帮助他作虚伪的宣传,欺骗群众。上面这些,都是顾仁恩所干的“治病赶鬼”的罪恶勾当。后来,一一都被受骗的爱国教徒揭穿了。
第三,欺诈剥削。顾仁恩一面在讲道时宣传自己会“抹油治病”,一面便利用治病来诈骗教徒。他说:“要请我治病的人,就要先将自己过去或现在欠人的新旧债款,一律还清,否则不治。如果多年的旧债,找不到债主的,可把钱还给我,我再用这钱来周济穷人,代还冤孽债。”几天之内,便骗到了人民币六百四十余万元,金耳环一付,金戒指两枚,银洋三块,美钞拾元,黄金一两。
第四,顾仁恩不但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而且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他是美国随军牧师特务麦森一手培植的走狗。他自己也承认他是麦森的干儿子。他在讲道时曾说自己是从台湾来的。有一次在浸信会布道,一个美国教士范爱莲也在听讲,他开始用伪装进步的方法,说什么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后来马上又改变口气说,主是和平的君,反对流血,反对斗争。讲完了下来,那个外国教士范爱莲很称赞他布道的技巧,便送了顾仁恩一包巧克力糖,一盒奶油蛋糕,还写信鼓励他,叫他要继续努力。这就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证明。
顾仁恩,美国特务所豢养的忠实走狗,他披着宗教的外衣,借了“传福音”,“医病赶鬼”的名义来进行帝国主义的特务活动,不知危害、欺骗了多少善良的老百姓。诸位代表,像顾仁恩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怒吼:该杀!该杀!)青岛自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曾先后在教会中逮捕了几个重要的反革命特务分子:一个是被卫理公会信徒所检举出来的该会特务刘次萧,一个是被安息日会信徒检举出来的该会会长张乐古(蒋介石匪帮中统专员),还有一个便是顾仁恩,青岛市人民政府这样做法,是完全合乎人民的要求的。因为这些反革命特务分子,潜伏在教会里干着破坏新中国的勾当,对于我们教会,对于人民,对于新中国都是有害处的。我们不把这些特务分子清除掉,我们的教会便没有一天干净与安宁,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也将会得不到永久的巩固。
顾仁恩固然已经被我们检举出来由政府逮捕了,但我们相信,潜伏在各教会团体里像顾仁恩这种大小特务分子一定还有,因此,我们要号召全国爱国的基督教徒紧紧地团结起来,提高警惕,进一步揭露隐藏在教会中一切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分子,以保持宗教的纯洁,彻底实现三自革新运动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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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顾犯仁恩在杭州的罪行
杭州基督教协进会副会长 钮志芳
我控诉顾仁恩在杭州的罪行有以下的几种。
(一)顾仁恩在杭州开始“传道”时就以青年学生为对象,大肆散布反革命思想。开始的时候,就说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论,早在解放前已有彻底的研究”,但研究的结果是“毫无意思”。他又说“很早就参加过革命,是和毛主席在一个时期的”。并且因为“革命入狱”,后来由于他认为“革命是一将成名万骨枯的事情”,所以他就“传了道”。这一派胡说,正是执行了美帝国主义要他“借传教的机会作反对共产党的宣传”的阴谋。
(二)假借医病进行欺骗。他说他有宋向节博士传给他的橄榄油。有一位牧师说,这油就是在杭州买的。他在杭州鼓楼堂使哑吧说话的骗局现在也拆穿了。中国耶稣传教会的杨牧师说:“那哑吧的母亲就是我们礼拜堂的教友,那哑吧是个半哑,他能听也能跟人讲简单的话。顾仁恩给他祷告后,他在讲台就跟着顾仁恩在播音器前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其实这几句话,那哑吧很早就会说的。”
(三)顾仁恩还是一个大扯谎家,大骗子,他曾亲自对一位牧师说,他是“政协代表”,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宗教界民主人士中绝对没有他。他却无耻地说,一定有他。这位牧师翻遍了全体政协代表名单,仍然找不到他。再问,他说:“我是列席”。此外,他还这样说,苏联的教会曾请他到苏联去布道,企图用谎言来抬高他的身价。他在骗钱时,为了捐款曾和鼓楼堂的耿牧师及福音堂的其他牧师们都有争吵。
(四)顾仁恩的污辱妇女到处都是一样的。他在一九五○年五月到了杭州兴奋会,有一位死了丈夫、有三四个孩子的广济医院的护士,就首先受了他的欺骗,使他不能不离开杭州。还有一位同他极好的牧师,他一向称为大哥的,而他竟企图污辱他的大嫂。这样的传教人,他怎能有上帝的大能?
讲到这里我就不能不检讨我们自己。由于刚解放时,自己的学习不够,政治的认识不高,因之对人民负责不够和爱国心不切。当我知道他的反动言论后,仅仅是告诉我的同工,不让顾仁恩和我们有关的地方讲道,要我们同工也不要去听他讲道。但是没有进一步对他的活动引起必要的警惕,予以调查研究及揭发。因此也使他作反革命宣传及欺骗教徒的胆量更大。此外,我也对我们杭州的一部分同道提出批评,对顾仁恩生活腐化,是不配做传道圣工的人,但是他们受了隐恶扬善不敢开罪人的影响,不去公开地揭发,使他胆大妄为,进行反革命活动,污辱妇女,并造成了为求医治病的几百个人民的身体、精神、金钱上的损失,甚至因而死亡。这样,客观上是包庇了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特务活动十恶不赦的敌人。


第6版()
专栏:

  控诉基督教败类顾仁恩
天津基督教革新推进委员会副主席 乔维熊
顾仁恩是一个基督教的败类。他曾在北京卫理公会亚斯理堂“布道”,前往听“道”的青年人很多。我为了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兴奋布道家”,也去听了一次。原来他在台上不是讲“道”,而是宣传他曾当过电影明星,演过《空谷兰》,认识上海的帮会头子们,横行霸道,说什么“手枪出笼,谁人不怕”,“挥金如土,谁人不爱”,像现在在他自己供状中所供的一样下流无耻并认为无上光荣。他在圣洁的礼拜堂内任意捆绑主持礼拜的牧师,然后他再解开,表演从魔鬼捆绑得到释放,进行迷信宣传。当时,我觉得这不是布道,而是胡闹!
一天早晨,我遇见他在交道口大街练习骑脚踏车,扶着几个青年妇女,态度十分丑恶难看。我当时便劝青年同道团契契友不要去听他讲“道”。过了不久,听说有位患精神病的妇女去亚斯理堂找他,他避面不见,那位妇女竟将身上所穿的衣服完全脱下,赤身露体,被人送到医院里去。这件事立刻传遍了各教会,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为什么这位妇女会因他发疯。这次看到四月二十日北京人民日报登载杨绍彭同道的控诉,才知道那位妇女就是被顾仁恩强奸以致精神错乱的杨秀英。直到今天,那位可怜的同道姊妹,还因顾匪的残害而被铁链捆在床上。顾仁恩十年前就是品行不端的基督教的败类,无怪乎他甘心作美国特务麦森的爪牙,进行反革命活动了。
其次,我控诉顾仁恩是一个美国特务分子。去年夏天我们在天津又知道他在天津大沽路中华基督教会,滨江道卫理公会维斯理堂,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和九江路中华圣公会等处布“道”。他还是那样丑态百出,欺骗别人,夸耀自己。而且他竟在维斯理堂“治”起“病”来。他是怎样“治病”呢?比如有一位跛腿的,架着双拐,前去看病。他抹了油,过来两个人一架,便拖了出去,立刻广播说:“跛腿的走路了!”其实是以两个活人代替了两个木拐,那人出了礼拜堂还是跛腿的。他治不好病,就说病人“信心不诚”。比如有一次一位瞎眼的去看病,他祈祷抹油后,手中拿个表,问病人说:“你看这是什么?”病人说:“我看不见。”他就用手一推说:“去!去!信心不诚!”病人要分辩,他就立刻说:“唱诗!唱诗!”唱诗班就大家唱起来,瞎眼的病人被拖了出去。顾仁恩“治病”是不灵的,但在他的欺诈下,部分落后群众却受了他的愚弄。他就是利用这种手段,甘心作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反革命活动。人民政府逮捕他是完全正确的。我要求政府严厉惩办他,为人民为教会除害。
但是顾仁恩被捕的消息传到天津后,教会里的一些特务分子乘机造谣说:“基督教受迫害了”,“上海有好几千人要保释顾仁恩”。更威肋说:“控诉顾仁恩的就是离经叛道”。致使一小部分落后同道,受过他欺骗的都不敢控诉,甚至为他祈祷。这是我们教会的耻辱。我们要加强学习,提高警惕,检举教会内的特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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