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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大中城市普及抗美援朝宣传
部分地区同时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投票反对武装日本
本报特约记者富振声报道：东北各大中城市，自四月初以来，已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及普及深入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各地工厂在这一运动中并结合进行了爱国主义大竞赛、保安大检查等工作。据锦州、哈尔滨、旅大、齐齐哈尔、安东、沈阳、抚顺、鞍山、营口、西安、阜新、四平、牡丹江等十四个城市统计，共组织了报告员一千六百余名（部分地区的厂矿报告员未计算在内），先后进行了二千八百多次报告，听众约有一百二十万人以上；宣传员二万五千六百余人（部分地区厂矿和街道宣传员未计算在内），全部参加了活动。机关支部的宣传员普遍在街道居民中进行宣传活动。如齐齐哈尔市，有省、市机关支部宣传员六百六十七人进行宣传；沈阳和平区有六百多名机关支部宣传员参加宣传活动，最多的已宣传十次以上，最少的也宣传了一次。此外，该市还组织了临时宣传队二万多人，深入街道及市郊农村进行宣传。在哈尔滨市，临时宣传队共有一万零二百多人（包括机关干部、学生等）；锦州市亦有二千多人参加。由于宣传员报告员发挥了作用，并组织了大量的临时宣传队，目前东北地区各大中城市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正在蓬勃展开。多数地区正发动群众控诉日、美强盗和蒋匪的罪恶暴行。通过控诉，群众的旧恨新仇，就自然地集中到美帝国主义身上。旅大市公营工厂中普遍组织了控诉运动。抚顺市已组织一百一十次控诉，有二万二千人参加。阜新市也有二万七千人参加控诉。锦州市已举行控诉会七百四十六次，有三千七百五十八人上台控诉，十一万五千多人参加大会。此外，该市并组织了一次广播控诉大会，有二千多人参加，四十多人要求上台控诉。与大会同时，有三百五十个收听小组组织收听群众达十万人，参加会议的和收听广播的群众情绪均十分激愤。收听小组当场自动捐献了人民币五百九十四万元，东北币七百八十七万元。教员克志玉，当场将金戒指捐献出来，慰问人民志愿军。齐齐哈尔市亦于四月二十日举行广播控诉大会，有近两万人参加。部分地区与控诉同时举行了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投票。多数地区按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分别签订了爱国公约。经过这次抗美援朝宣传，显然大大推进了各项工作。旅大全市自从展开抗美援朝宣传以来，先后出现了三百九十个先进生产小组，据该市八个工厂统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职工参加了生产竞赛。抚顺露天矿这次宣传教育开展得好，使得保安大检查顺利完成。经过这次宣传运动，在大中城市中，已消灭了许多宣传工作上的空白点。例如，锦州全市的空白点，在四月初有百分之二十，四月中旬减到百分之十，四月十八日以后，经过广播控诉大会和小型控诉会以后，全市空白点最多不过百分之五。齐齐哈尔市二十万人口中，原有七千三百多人未受过抗美援朝爱国教育，现在减到二千一百多人，约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一。但在小城市及农村中，抗美援朝宣传运动要做到真正普及，还需要作严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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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惨死的全家报仇
——记张桂林三次进京检举反革命分子
本报记者 朱波
是四月的一个晴朗日子，一列从德州开往北京的火车，迅速地奔驰着。在这列火车的三等车厢里，坐着一位沉默寡言的青年农民，一直伏在火车的窗子上，默默地注意着辽阔的原野。他是河北省恩县南宋庄的人，名叫张桂林。这是他第三次到离家七、八百里的北京，检举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满开荣。
列车急骤地奔驶，张桂林的心情也急骤地在变化，一会兴奋，一会又很沉重。他渴望人民政府给他作主报仇。他永远清楚地记得，过去被满开荣所蹂躏的家庭的悲惨景象。
是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恩县城被日寇占领了，但偏僻的农村暂时还是一片干净土。国民党军队早就跑远了。但是，留下来的蒋匪帮的喽囉们，却依靠着日寇的势力，对广大农村进行疯狂的洗劫。满开荣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由蒋匪帮的乡长摇身一变成了日伪的乡长。他的二儿子满运盛也在恩县城内当汉奸；干儿子胡金亭是恩县的伪县长；两个把兄弟，一个叫胡金生，是本区的伪区长；另一个叫满恒保，在本区当伪警察所长。满开荣就仗着这些人的势力，在南宋庄一带胡作非为。于是这里的农民遭受了从来没有过的灾难。那时候每天都有人被满开荣吊在伪乡公所里，轻的挨一顿毒打，重的丢了性命。张桂林家就是这些受难农民中的一个。
一九三九年的六月，张桂林正在外边学生意。他的父亲——铁匠张希海，给伪乡长满开荣作了一把铡刀，满匪却没有给钱。张希海找去要钱，就这样得罪了满开荣。满匪派他的护兵把桂林父亲和二哥抓走，硬说他俩私造军火，要送他们到伪县政府治罪。张家托了很多人来保，交了三百元伪钞的罚款，才脱过这场灾难。
一九四一年，满开荣又找到张桂林家去，要把桂林的姐姐嫁给伪警察所长（满的把兄弟）作小老婆。桂林父亲坚决不答应。桂林二哥愤愤地对满匪说：“俺家虽穷，也不能给人作二房呀！”满开荣一听，拍桌子瞪眼大骂：“天生是属狗肉的，上不了桌子，不愿意，哼！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五月二十五日，满匪勾结了一股蒋匪帮的散兵土匪，把南宋庄抢了个乱七八糟。土匪走后，满匪就到伪区公所报告去了，说张桂林的父亲、叔叔、二哥都是土匪。接着他就带领伪军包围了南宋庄，要抓人。当天张桂林父亲和二哥到桑庄打铁没有回来。满匪又带着人包围了桑庄把他们抓住，当场就把桂林二哥枪杀了。桂林父亲也在南宋庄村边被杀。满匪并没有满足，又把桂林家全部财产没收，把桂林的祖母和姐姐赶了出去。
桂林祖母逃到桂林的姑母家，吓得混身发抖，吃不进东西，成天喊桂林父亲及二哥的小名，不到十天死去。桂林的姐姐东躲西藏，因为满匪还派人找她，不久也被逼得无路可走，跳井自杀。一家人只剩下叔父（满匪抓他的当天，他正在赶集，听到风声后逃走了）和在外学徒的桂林，流浪在外边不敢回家。
恩县解放后，张桂林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家里。他跪在父亲、祖母、二哥、姐姐的坟上痛哭了一场。他向已死的亲人发誓：“我要报不了这个仇，我不算你的好子弟！”从那时起，桂林就到处打听满开荣的下落。后来，他知道满匪跑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住在养羊胡同，又和蒋介石匪帮勾搭上了，他的二儿子满运盛和干儿子胡金生都当上了蒋介石匪帮的特务。
一九四九年，北平刚刚解放，张桂林就准备了路费来北平找仇人。同年四月里，他在养羊胡同找到了满开荣，要和他一块到市人民法院打官司。这个一向作威作福的匪徒一听桂林要告他，吓坏了，赶忙托人说情，甜言密语地诱惑张桂林，要怎样解决都行，只要不在人民法院告他。张桂林没有答应，准备去人民法院告状。他首先打听了一下，像满匪这样的罪犯该判个什么罪，一位刑事审判员说，顶多判六年徒刑。张桂林听了之后，他想，杀了四条人命，只判六年徒刑，这官司暂时不打了，以后再想办法。但是又想到满匪已经知道风声，如果不设法稳住他，他可能逃跑。于是张桂林又找到满开荣，答应他可以“和平解决”。满匪很高兴地约请了十几个人在前门大街一家饭馆子里说合这回事，商量着给张桂林二两金子，作为桂林父亲等人的安葬费。此后，张桂林伤心地回家去了，他把二两金子存起来，准备在报仇时还给满开荣。
一九五○年八月，张桂林听说人民政府要镇压反革命，他认为是时候了，于是拿着恩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的介绍信，第二次来北京检举反革命分子满开荣。这次他找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不料，公安局的一位同志回答他：手续不清。并且说：如果要逮捕满开荣，须经过河北省公安厅，再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批准才行。张桂林心里凉了半截，无奈何又回恩县去了。
这回，是张桂林第三次来北京了。他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他看到本县一些罪大恶极的家伙已经被人民政府处决了。他非常兴奋，心想：这次一定能报仇了；如果这次还报不了仇，我就告到毛主席那里去！本村的群众也鼓励他：“去吧，这次准行，千万把他（满匪）押回来，叫咱们都解解恨！”大石庄的军属李恩深也来找张桂林说：“咱们是一样的人，你知道满开荣说我通八路，把我全部财产没收了，逼得我全家逃到东北流浪好几年，解放后才敢回来。你这次到北京去，说什么也要把他逮回来，出一出我这几年来的闷气。”这样更坚定了张桂林来北京的决心。他卖了五斗老玉米，又借了八万元作路费。
张桂林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他对公安局的同志说：“我还是来告反革命满开荣，这次如果不给抓起来，我就亲自和他（满匪）拚了。”公安局的同志安慰了他，并肯定地答复了他的要求。市公安局很快地就命令外五分局，逮捕了满开荣，并且函告恩县人民政府公安局，要他们派人来北京押解满匪回本县处理。
当张桂林看到他的仇人被人民政府逮捕起来时，他高兴极了。他说：“这三次总算没有白跑，我家的仇报了。这次我算真知道人民政府是为我们作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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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
讨论执行抗美援朝等三大任务
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本月九日至十六日举行。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当前的三大中心工作：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
会议一致认为：半年来中南区的各项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工作方面。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数月来中南地区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规模异常巨大，发展异常迅速。据各地极不完全的统计材料，全区抗美援朝游行示威有九千六百多次，参加人数二千五百万人；举行时事座谈会三万一千多次，参加人数七百多万人；举行控诉会二万二千次，参加人数九百二十万人，在这运动中共出动各种宣传队四十五万人，宣传员四万六千多人，报告员二千人。从以上一系列的统计数字中看出，这是一个具有全民性的广泛运动。这是中南区一亿四千万人民解放两年以来政治觉悟程度初次集中的表现。这一运动，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加强与巩固了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推动了各种实际工作；推动了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工人中的生产竞赛，农民中的爱国增产运动，工商业界的稳定物价、缴纳捐税，宗教界的三自运动，都是在这个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关于土地改革，中南区在去年十月至十一月中旬，是土地改革典型试验时期，当时部分农村工作干部不够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这一缺点在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方针后，即有所转变。从十一月下半月至十二月半是重点推行时期，局部地区在掌握政策和工作方法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混乱现象，但由于领导机关即时强调了依靠群众、稳步前进的方针，很快得到纠正，使得工作大大地进展。十二月半至现在，是全面开展时期。目前，除河南省播种季节较晚，土地改革工作还可继续进行到麦收时期外，其他各省都在四月中旬告一段落，以不违农时，转入春耕生产。半年来，在五千万农业人口地区进行了分配土地运动；在一千万农业人口地区结合分发土地证进行了复查运动：在将近三千万农业人口地区进行了清剿土匪、反恶霸和减租运动。综计全区约有九千万人参加了斗争。在已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约有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以上的土地，从地主手中转为劳动人民所有（河南每人分得土地二亩至三亩，湖南、湖北每人分得土地一亩至二亩五分）。农民还得到了一批生产资料。仅粮食一项，每个缺粮的贫雇农民，少的分得二十斤，多的分得一百斤。在这些地方，地主也同样分得一份土地和生产资料，取得劳动改造的机会。各地在运动中法办了一批恶霸，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在广大乡村实施了人民民主专政。经过这一运动，已有近二万个乡的农民协会组织得到整顿，涌现出大批农民领袖。农业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的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组织，奠定了民主建政的基础。今后计划是按照时间与力量，一九五二年春前在五千万农业人口地区完成土地改革，其余二千万人口地区（除去少数民族居住区）将在一九五二年冬完成。
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南地区潜在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大，过去一个时期，反革命的活动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仅零陵特务纵火事件，即使二千多人民无家可归，损失达一百五十九亿元之多。去年全区被反革命分子所杀害的干部即达五千余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片面宽大的偏向，致使许多罪大恶极、怙恶不悛及解放后仍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自从去年秋季以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伟大运动，全区广泛地展开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斗争。几个月来，全区党、政、军、民一致努力，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破获了大批反革命案件，关押与管制了大批的职业特务、惯匪、恶霸、组织暴乱残害人民生命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并处决了一部分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当镇压了这些万恶的反革命分子以后，各阶层人民表示热烈拥护，有的摆酒相贺，有的自动检举土匪特务，有的送情报带路捉匪，或相率上山捉特务。湘西有一万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上山剿匪。河南匪首陈子亮藏于地洞内数月也被群众搜出。广西朗墟处决了三个匪首后，全村人民自动起来搜捕散匪，不到三天即捉匪一百三十多名，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高潮。
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子恢副主席在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开展和深入，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要通过这一运动彻底肃清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残余，分清敌我，认清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土地改革是解决农民生活与生产的基本问题，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情绪即会高涨。国家工业化建设必须建筑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事实证明：镇压反革命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许多地区过去曾发生过“宽大无边”的偏差，群众是不满意的。现在对首恶与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加以严厉镇压后，不仅广大群众积极地以实际行动拥护，而且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也大大地减少了，各项工作也得以迅速开展。因此，邓副主席指出：今后必须继续普遍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迅速转入生产，未经土地改革地区应抓紧时间清除土匪，反对恶霸，进行减租，发动群众，为土地改革准备条件；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必须大张旗鼓，严厉镇压首恶分子，并要向群众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检举，以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新华社）（附图片）
上：山西平定县城关居民举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拥护缔结和平公约追悼革命先烈及死难同胞镇压反革命大会
下：山西平定县人民持枪示威，拥护镇压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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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组织群众参加广播大会的初步经验
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
为大力动员天津市广大人民协同政府一起来镇压反革命，并进一步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曾于三月二十九日转播了天津市市、区各界代表扩大会议的实况，并于四月十四日举行了“彻底摧毁反动会道门广播大会”，特地以五个波长同时联合广播，大力组织了全市人民进行收听，并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把组织收听的过程、收获和初步经验分述如下：
（一）大会前的组织动员工作
一、事先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动员工作，按天津市各组织系统作了具体布置。首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在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以后简称电台）召集了全市党、政、工、团及其他人民团体领导机关的联席会议。会上着重说明镇压反革命的重大意义和电台转播的目的，以及转播与收听工作的具体计划。最后并通过由到会的市人民政府、市总工会、电台等八个单位联名发布通知，组织收听广播。会后，市公安局、各人民团体、工厂企业的党、政、工、团领导干部，分别按各单位系统立即布置了这一工作。为组织一般市民收听，在中共区委会领导下，配合各有关部门，由各公安分局通过派出所组织收听。中学则由市教育局通知各校停课收听（以后补课），并由各学校行政分头掌握。许多小学和大学也自动停课收听。各机关干部则由市府及各领导部门分别通知组织收听。此外，并通过市公安局及工商联合会动员商户将收音机扩大器向街头放送，以供流动市民收听。二、电台为了动员各厂广播站与家属委员会全体人员，能紧密配合各单位党、政、工、团作好组织收听工作，并在其中起骨干作用，在大会前，曾召集了全市广播站与家属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到会有八十三个单位。由电台具体布置了组织收听的工作。电台全部记者则及时深入下层组织收听与检查工作。同时以具有收听设备、有集合的会场和大部工人及一般市民都能收听为条件，并照顾到“面”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市区中选择了一区（市中心区）、五区、九区（大部为郊区）、七区（大部为家庭收听）为重点。在工厂中，则以棉纺一、二厂、钢厂、被服厂第四缝纫部、造纸总厂、铁路局、电车公司为重点；并根据生产时间、性质、收听设备、集中地点等具体情况，确定了收听的对象和组织办法。仅棉纺二厂一处，即有职工及其家属约三千人组织了集体收听；在市民中仅八、九两区，组织集体收听者，即达九万一千余人。其他各区都组织了一百、二百、五百、一千到五千人集体收听。此外，并由各派出所及户政代表有重点地分别赴各区组织了六千五百个收听小组。
（二）收听过程中的情况
据天津市公安局、教育局以及各工厂、机关及塘大区的汇报统计：当晚收听市、区各界代表扩大会议的实况转播的工人、学生及各界人民，即达五十万人（以后又陆续转播，收听者共约九十万人）。电台的九部电话机，仅在当天三小时内，即收到各界人民的电话二千多次，信件六百余封，一致要求政府严惩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当大会上王淑云控诉恶霸王士姜时，各处收听群众，情绪骤然高涨，愤恨异常，大声疾呼：“枪毙王士姜，为死者报仇！”有的街头上的行人止步了；不少三轮车工人连坐也不拉了；有些小贩连买卖也不作了；有的医院的病人也收听起广播来了。当会场宣布押出来一批反革命罪犯时，电信一分局的听众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往前看，忘记了自己不在会场。在举行“彻底摧毁反动会道门广播大会”时，约有四十六万群众收听广播。一贯道道徒在听了天津市黄敬市长的报告以后，当晚有一万二千人，分别以电话通知电台或亲至派出所声明退道。大会的情况至为热烈。
（三）会后的收获
天津市各阶层人民听完了天津市市、区各界代表扩大会议实况转播以后，都竭诚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措施，并坚决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首恶分子。在两次广播大会中，电台接到六万多市民签名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措施的稿件及连续三千余次的电话。长途电话有四十八次，检举稿件有十二件。电台还接到了一百多单位订立的反特务爱国公约。在工厂中工人们进一步联系了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订出了反特务公约和具体保证。仅钢厂、自行车厂、棉纺六厂、铁路局、棉纺机械各厂及码头工人等单位，绝大部分都订出了爱国公约或保证。工业局所属四十多个单位，展开了群众性的安全运动，提出推行机器安全负责制等制度。铁路局车辆工厂收听广播后，职工纷纷要求加入纠察队保护工厂，该厂现有纠察队人数较过去增加了一倍。被服四厂全体职工，在三月二十九日，一面收听广播，一面加紧干活，当天下午每人多出了两套活；产量并一直上升。通过这次广播，使一般市民更深刻地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人民对反革命分子更大的仇恨。一般知识分子及中上层人士，也进一步了解到反革命的本质，在枪毙反革命罪犯时，都一致称快。
（四）几点经验
两次广播大会，无论就发动群众的广泛性上与宣传鼓动所收得的效果上来说，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认为下面几点，可作为今后组织广播大会或大规模实况转播的经验。
一、组织广播大会，应密切地结合当前的中心工作。由于镇压反革命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因此，在大规模动员组织收听时，立即得到了各方面的协助。无论党、政、人民团体，都认为这次的组织收听和他们的工作密不可分，给与了极大的重视，踊跃地担负起组织收听的任务。各人民团体及公安部门，动员了一千余干部做这一工作。工厂的行政、市教育局自动停工、停课进行收听，中共各区区委书记、工厂厂长、工会主席有许多亲自出席掌握收听大会实况。二区更临时调动干部深入领导。中共区委会普遍召开了临时会议，布置了收听工作。
二、应抓住群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镇压反革命在群众中反映最多，在大会之前无论报纸、电台和其他宣传部门都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工作，许多区或派出所普遍地开过小型的控诉会，群众的情绪已经开始动起来，因此群众很关心这次的收听，形成镇压反革命的高潮。
三、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争取领导机关的协助。如第一次广播大会即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邀集了中共各区委宣传部、政府机关、工厂行政、工会等人民团体的会议，发出联合通知布置收听。事实证明，如果不通过各种组织——单依靠电台的力量，要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收听是不可能的。
四、抓紧检查和帮助，也是推动收听工作的重要一环。两次大会中，电台编辑部同志绝大部分到区和工厂学校里面，即时了解情况，提出建议，使这次工作推动得更快一些。
此外，在广播前，应通过报纸和各宣传部门进行宣传，方能帮助工作的开展。广播时间不宜太长，使群众集中收听，以三小时左右较为适宜。广播词力求通俗、具体、生动，切忌高深理论和冗长的演说。在收听时，电台应及时通过广播进行鼓动，使大会和小会密切结合，以饱满群众情绪。在组织收听方面：在大工厂中（如有收听设备和会场等条件），以集体收听较为适宜；在区、街，一般以分散组织居民小组收听较好；如缺乏收音机，要组织集体收听，人数不宜太多，以一、二百人较为适宜，且需要有人掌握会场秩序。
（转载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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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老
关键作
（一）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以后，住在鸭绿江北岸的东北胜利村的朝鲜族人民，纷纷回到朝鲜参加朝鲜人民军。翻身农民李老头的心里也不平静了。他想：“美帝国主义真是一只狠心狼！”
（二）李老头回到家中，对儿媳和孩子们说：“有帝国主义在，咱们的好日子总不能过稳！”李老头的儿媳妇，是胜利村妇女联合会主任。她听了公公的话后，就对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以后，还要侵略中国。这就像当年小日本一样！”
（三）孙儿在李老头的旁边看着画报；李老头却坐在炕上，回忆起过去受日本鬼子欺压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