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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万余天主教徒
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大会
通过全市教友爱国公约，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
天津市天主教人士于今日举行盛大的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大会。参加示威游行大会的有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主任委员吴克斋、天津教区副主教赵振亚、全市各天主教堂中国神父、修女、教徒及天主教十五个大、中、小学校师生和郊区农民教徒等共一万余人。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叔韬、天津市抗美援朝分会主席黄松龄也应邀参加。
大会由吴克斋致开会词。他说：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成立半个月以来，爱国的教友们召开了许多次座谈会、控诉会，大家在思想上已初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利用教会进行侵略的本质。今天的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大会就是在教友们的要求下举行的。
周叔韬、黄松龄分别代表市人民政府及天津抗美援朝分会欢迎天主教徒的爱国行动。他们指出：天津市天主教徒与全天津市人民一起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是天主教徒在历史上的光荣的行动。
赵振亚副主教在讲话中说：我们应该再接再厉地展开革新运动，一定要达到将帝国主义连根拔掉。他还号召爱国的教徒，要与非教徒团结一致，反对美帝国主义单独对日媾和、重新武装日本。
会上，天主教学校代表范恩锟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外披羊皮内藏狼心的真相。他说：帝国主义分子不承认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但是他们却组织了“公教报国团”这种特务组织。帝国主义分子说宗教是超政治的，但于斌就参加了反祖国反人民的政治活动。他们把这些不算作反圣教法典，却来责备中国教徒的爱国行动。津沽大学学生代表刘学义、圣功女中学生代表李增志并用实例说明帝国主义分子在天主教学校中如何麻痹与奴役青年学生，并进行特务活动。他们一致表示，要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肃清帝国主义在我们思想上留下的毒素。教友代表西开教堂老会长萧天如列举了五十余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号召全体教友起来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大会接着宣读并通过了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公约，全体投票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并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大会向中朝人民部队献锦旗及慰问品后，即开始游行。
游行队伍由吴克斋、赵振亚及全市三十一位中国神父、二十余位修女为前导。在游行行列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抱着乳婴的妇女。离天津十五里路的纪庄子，全村一百二十余天主教徒就有七十余人赶来参加这个大会。该村七十三岁的刘老太太，七十年没有来过天津，今天她带着儿子、孙子赶来参加。六十多岁的何老太太，解放前他家没有一亩地，四个儿子都给地主当雇工，现在她已经分到七亩地，今天她家除二媳妇留在家中看小孩外，其余的人都参加了这个大会。何老太太说：我为的是爱国、爱教、爱毛主席给我们的胜利果实。游行队伍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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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兴梅专区公安部门
破获梅县美国教会间谍案
广东省兴梅专区人民行政专员公署公安部门最近破获梅县天主教美国玛丽诺外方传教会的间谍案。该教会在中国以传教为掩饰进行间谍活动，已达二十余年之久。间谍分子、美籍主教福尔德（Franois. X. Ford）及其秘书黎安清（Joan. Marie Ryan）已被逮捕。
该案破获经过如下：去年十一月间，梅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曾协助江西会昌、寻邬等县公安局追捕由赣逃梅的“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室”系统的特务分子曾忠干、恶霸地主曾维华，几经查缉，由我检查人员在梅县白渡镇将该犯等捕获，始悉该二人曾被福尔德窝藏于梅县天主堂达一月之久。与此同时，广东平远县破获“乌军”（国民党匪帮的土匪组织）土匪案一起，据案犯天主教徒刘壬生供出：他是在福尔德主教的策动下加入“乌军”的。据此，梅县公安局即行对该天主堂进行检查。结果，查出藏匿该堂未报户籍的江西雩都人、嫌疑分子萧普德等四人，并在教堂内搜出福尔德在二十几年来给美、日帝国主义递寄的包括军事、政治、公路交通、农业生产的各项情报副本、密码等件，以及一九四八年福尔德替国民党反动政府草拟的转给伪广东省主席宋子文的“广东省共乱解决办法”的文件副本。此外，还搜出福尔德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间将由绥远集宁逃梅的汉奸分子许德神父送往香港的重要罪证。
福尔德在梅县教区中，经常利用“祈祷”等集会，散布谣言，公开污蔑人民政府，并将香港出版的反动小册子《真理小丛书》大批散发。福尔德还起草了一个破坏天主教三自运动的“计划”，积极进行破坏活动。
梅县各界人民代表一百五十余人于本月十三日举行会议，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将福尔德逮捕法办。该县公安部门遂于十四日将福尔德及其秘书黎安清逮捕归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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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联合集会
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残害我国人民罪行
与会者要求政府严办残害我国儿童三百余名的宋伯华和进行间谍活动压迫职工的沙淑明
重庆市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于四月十五日联合举行控诉帝国主义分子罪行大会。到会各教会团体代表一千余人。大会主席、基督教卫理公会重庆教区区长陆光廷在致词中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破坏我们祖国、危害我国人民，是每个教徒的责任。我们今天开控诉大会，就是要提高教徒的觉悟，坚决与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
会上，有从天主教真元堂教会系统主办的沙坪坝育婴院逃出来的孤女黄开明、汪世英、陈光惠等和天主教主办的仁爱堂医院的工友唐俊柏以及教徒等二十余人，愤怒地控诉了教会内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
黄开明控诉天主教育婴院院长宋伯华（法籍）残害三百余中国婴儿的滔天罪行，她说：“宋伯华将进院婴儿关在一间狭小而又潮湿的屋子里，交给身体残废的孤女照护。婴儿们的食物统由宋伯华支配。两岁的婴儿吃稀饭和菜根。一周岁的幼儿吃米浆汤。许多婴儿都患消化不良症死了。宋伯华及所有的外国人吃井水，却要中国婴儿、孤女、工人吃经常洗衣服、洗马桶用的池水。有些婴儿就是吃了脏水患腹泻、痢疾、脱肛等病死的。宋伯华只学过几年护士，便兼任院内医生。她给孩子看病时，不诊断也不开方，乱用药品试验，因而很多小孩吃了药当天就死了。宋伯华当院长的五年中，全院共收养四百零八名婴儿，其中三百名被残害死了，死亡率达百分之七十三以上。重庆解放后，宋伯华继续收养了婴儿三十一名。这三十一个婴儿中现在已死了二十九名，剩下两个瞎眼的也寄养到别人家里去了。”
黄开明的控诉，激起了与会全体教徒的极大愤怒。他们一致高呼：“请求人民政府惩办杀人凶手宋伯华，为惨死的三百多个婴儿申冤复仇！”汪世英、陈光惠等宣读她们请求人民政府接管育婴院的请求书时，全场掌声如雷，千余与会教徒齐声高呼：“拥护！”
仁爱堂医院工友唐俊柏控诉了该院法籍修道女沙淑明进行间谍活动和压迫院内职工的罪行。他宣读了该院全体职工一致通过的请求政府接管仁爱堂医院的请求书，并控诉沙淑明的罪行说：沙淑明在修道院内藏着收发报机、军用电话机、美国海军腰刀以及香港出版的反动书籍多种（以上物件经该院职工检举后，已由重庆市公安局加以没收）。她常假借下乡医病为名，到处散布谣言。在院内，她经常打骂工人，甚至有时强迫工人一天作二十三小时的工，不准女工生孩子。她还无故开除三个工人，其中有一个在该院做工已达三十年。解放以后，沙淑明禁止工人参加工会活动。
在这个控诉大会上，天主教徒女护士唐正娱、基督教卫理公会重庆教区区长陆光廷及安息日会修徒赵明学等相继控诉了教会内帝国主义分子的各种罪行。
最后，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向人民政府提出要求：严惩帝国主义分子宋伯华、沙淑明等，成立包括各界人士参加的调查育婴堂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婴儿的罪行的委员会，接管育婴院和仁爱堂医院。
现重庆市人民政府已接受与会代表的意见，成立了调查委员会，积极进行调查和处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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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九三学社在京社员集会签名
九三学社在北京社员于四月二十二日举行集会，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及反对武装日本，并举行座谈迎接“五四”。到社员许德珩、孟宪章、黄国璋、薛愚、严济慈、杨钟健、黎锦熙、俞平伯等。该社主席许德珩报告开会意义，号召全体社员用坚决的行动来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广泛地团结文教科学界的人士，为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反对美帝国主义单独对日媾和及武装日本，主张签定全面的对日和约，并为发扬“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光荣传统而奋斗。继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及关于日本问题的签名。全体到会社员一致签名，并发动每一社员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们签名。在发言中，大家一致认为今天纪念“五四”必须发挥“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发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的光荣传统，广泛地团结全国文教科学界的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领导之下，为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艰巨任务，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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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
发动群众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
到会代表举行关于日本问题的投票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
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十一日至十八日举行。会议讨论了普及和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及市政建设方针等问题。出席代表八百余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代表发表了意见。
会议听取了陈毅市长的“一九五一年上海市工作任务”的报告后，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刘长胜向会议作了“关于上海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他说：上海抗美援朝运动已经有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还有不少的缺点。例如：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在深入群众与联系当前群众实际问题方面还做得非常不够；许多地方还没有签订爱国公约，已订的爱国公约还没有很好地执行；全市尚未受到抗美援朝教育的人约在百分之十以上，而在分散的居民中及工作较差的地方，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为了进一步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会议接受并通过了刘长胜主席向会议提出的建议：（一）把镇压反革命作为目前抗美援朝运动的主要内容，并推动全市人民普遍订立与执行爱国公约；（二）以上海市各界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会议所通过的“上海各界人民共同爱国公约”作为全上海人民的共同斗争纲领；（三）全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宣传教育机构，应在所属范围内订立在今年内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四）从四月下旬起，在全市召开各种会议，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及关于日本问题的投票；和筹备纪念“五一”节相结合，同时开展关于镇压反革命、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宣传工作。到会代表一致举手赞成“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的决议”，并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了名。会议通过了致中国人民志愿军电，保证以全力支援志愿军。
会议听取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杨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报告。各界代表一致认为：上海过去是反革命分子集中的巢穴，解放后又有许多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从其他地方逃来上海。这些反革命分子曾经百般地危害人民事业。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对反革命分子必须予以严厉的镇压。各界代表在会上纷纷控诉了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有些代表对市人民政府过去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上的“宽大无边”偏向，提出了批评；有些代表检讨了自己的麻痹思想。民主党派代表谢仁冰说：过去我们民主党派对镇压反革命问题认识不足，思想麻痹，使反革命分子钻了空子；今后必须把镇压反革命工作与我们民主党派巩固发展组织的工作结合起来，严密我们的组织，分清敌我，绝不让反革命分子把我们民主党派作为他的防空洞。代表们对镇压反革命工作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责成市人民政府对一切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的镇压，并指出镇压反革命是全市人民每一个人的责任，全市人民应拥护并积极协助人民政府执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
会议通过了陈毅市长的“一九五一年上海市工作任务”报告，审查与批准了潘汉年副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一九五○年工作总结”和盛丕华副市长的“关于一九五○年市决算及一九五一年市预算的报告”。会议接受潘汉年副市长的建议，由代表胡厥文等六十多人组织工人居住区参观团，冒雨访问了沪东、沪西两个工人居住区，并由民主党派代表孙大雨向会议作了访问的报告。出席会议的代表一致认为：上海工人住宅区的水电供应、道路、消防和卫生设备等很差，急需改进。会议认为陈毅市长所提出的为生产服务、为工人服务的市政建设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会议经过讨论和研究后，认为国家财经情况尚未完全好转，目前只能采取“一般维持，重点建设”的方针。许多工商界代表表示愿意首先执行劳动保险条例以增进工人福利。
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自本届第一次会议开始代行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本次会议选举了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选出陈毅为该会主席，潘汉年、刘长胜、胡厥文、金仲华为副主席。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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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团体侵华的实例
——记广东梅县美国天主教会的间谍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匡
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间谍活动和反动宣传，在最近破获的广东梅县（嘉应）的美国间谍案中，再一次得到确凿的罪证。
梅县虽然是个山区，但它是控制着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通的要冲，并且是中国人民革命最早的策源地之一，因此特别为美帝国主义者所注意。天主教会在这里已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早在一八四○年，法国巴黎会就在梅县设立了教会。一九二五年，法国将教权转让给美帝国主义御用的玛丽诺外方传教会。于是，有三十多个美籍传教士被派遣到这一地区来进行活动。他们以梅县为中心，把势力伸布到周围的大埔、蕉岭、平远、兴宁、五华、龙川、忠信、和平等广大地区。
梅县主教福尔德是一个长期居留中国的美国间谍。他于一九一八年来华，曾经做过广东阳江天主教主教。他是美国玛丽诺外方传教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二五年曾代表美国天主教会出席“九国公约”的在华“治外法权”会议。他在美国宗教界中是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物。
广东兴梅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搜获到的材料显示：这个美国的天主教会，从它开始在梅县存在的时候起，就是替美国政府服务的情报机关；福尔德主教是一个十分狡猾的老牌的美国间谍。
用密电码送情报
二十几年来，福尔德和他的教会，给美国政府搜集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谍报。递送情报的方法，除了经常在信件中、在教会的年报中夹递、与其他教会互相传递，以及福尔德本人或其他传教士定期回国报告以外，还用密电码与美国领事馆秘密通报。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汕头美国领事辛克给福尔德的一封信，透露出他们曾借用汕头浸信会的密码互相通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辛克寄了一份由他亲自设计的密码给福尔德，他在信上说：“亲爱的福尔德主教：这里我寄给你一个电报密码，给你作为与本领事馆秘密通信之用。这个密码是我专为这个目的而设计的。”
供给军事情报
从已获得的材料中，发现福尔德主教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就已为美帝国主义刺探情报。在北伐军由广东北伐前的一个多月，汕头的美国副领事柏兰曾致函福尔德，要他供给北伐军的人数和行动的情报。下面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柏兰给福尔德的信：
“阁下：
整个潮梅地区显然将有重要的军事行动，本领事馆深切地注意到有关的发展，你可能注意到的部队行动特别是它的人数和方向，设若能够及时通知我们，我们非常感激。关于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合作，谨预致谢忱。
Ｃ·Ｂ（签名）”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组织了工农红军，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斗争。在这时候，福尔德接到美国领事馆的命令，担任他所在地区的对红军的侦察工作。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三十日，福尔德先后致函汕头美国领事斯密斯报告红军的移动方向，他在十月三十日的信上说：
“亲爱的斯密斯先生：
我知道你愿意得到这一带目前局势的信息，我可以满意地将迄今为止的我所知道的消息告诉你。……二十日那天，共军从福建到镇平城，随即去了松源，但又在那一星期内退回镇平。……二十五日（星期五）他们进占了嘉应城，我们的修院在城郊，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声。……在星期六四点钟的时候，政府军赶到击溃了敌人。……据报告红军已溯江撤向畬坑和丰顺……。”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汕头美领事斯密斯令嘉应（即梅县）美国天主教会供给关于红军解放嘉应的情报，原信称：
“嘉应天主教会诸位先生：
我们听说共军攻陷了嘉应，……我希望你们能供给我关于最近这次共军占领的任何消息。
同时，我还希望能由你们取到关于现在共军移动及嘉应一般形势的任何情报。
斯密斯（签名）”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福尔德函复美领事斯密斯称：
“……你本月四号的来信，问我关于共军最近占领嘉应的消息，我在十月三十日的信里已经预先说到了。……此后在十月三十一日，共军曾再一次试图攻夺这个城，……在城内的军队虽然只有五百人左右，而红军据说则有六、七千人。政府军打得很好，及至黄昏，终于把敌人击溃，当然，他们并不是全都有武器。……”
供给公路交通情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寇侵占汕头一带，兴梅山地成为日寇下一步的侵略目标。这时，美国政府以“作公路年报”为词。命令福尔德主教进行这一地区公路交通的情报工作。
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汕头美国领事意恩斯给福尔德的信说：
“先生：
华盛顿商务部准备公路年报，要本领事提供本领区内如附表所要求的公路情报。
由本区过去三年的情形看，想得到完整的材料恐不可能，但我希望你能把手边有的或是可以由地方上搜集到的任何材料供给我。感谢你的帮忙。
意恩斯（签名）”
福尔德主教接到这封信以后，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努力，即写回信给意恩斯，报告了广东东北部的整个公路网情况，并详列公路英里数、路站、桥梁、路面等材料。这件情报工作曾得到汕头美领事馆和华盛顿的赞许。
从一九四一年七月间意恩斯、福尔德往来文件中，还可以看出交通情报工作是福尔德的一项经常的工作。此后约每隔一年左右，福尔德主教就向汕头的美领事报告一次，“提供任何可能有的新材料”。
供给农业经济情报
与供给公路情报同时，美国政府又命令福尔德主教搜集有关农作物的情报。
一九四○年九月四日，汕头美领事意恩斯给福尔德的信说：
“先生：
最近你给我关于贵区公路的资料，甚为感激。现又接到上海商务专员关于本领事区内农作物的询问，他要获得以下的情报：
（一）预计今年柑桔收成如何？按百分比今年和去年相差多少？预计今年出口量比去年多或少？
（二）你区蔗的种植如何？估计今年的播种面会增加百分之多少？估计本年与去年的收成比较如何？其百分比大小？
（三）稻谷种植多少？产量程度如何？和去年相比，其百分比大小如何？如可能请估计其产量。
（四）从现在起至明年夏季需要自国外输入多少米？输入量比过去十二个月多还是少？输入的可能来源是何处？
（五）请告知米谷的价格。
（六）现在米有无进口？如有的话，请说明自何处输出，输到何处去？
（七）其他农作物如花生、豆类产量如何？比去年多还是少？
在此很难获得内地农作物材料，还须设法努力。如能尽量给我资料，我是非常感激的。……传教士能供给对此有利的情报。
意恩斯（签名）”
福尔德主教在这样的指示下，便向他教区内的二十五个传教士发出同样的通知。一个多月以后，他收到了“平远区农产情况报告”、“北部地区山地关于农作物的报告”、“南部山谷地的报告”、“西北部农作物的报告”等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各地美籍传教士通过他们的“教友”向农民搜集来的。福尔德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报告给意恩斯。福尔德还告诉意恩斯：“平远东石传教士梅神父的报告上说，为了可敬的意恩斯先生的要求，他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完成任务。有些居民们对他的动机还很怀疑。”意恩斯感到非常满意。在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写给福尔德的信中说：“亲爱的福尔德主教：我已接到你本月三日和五日的来信，供给我很多关于贵区农作物的资料，感谢你的协助，使我能够向上海农业专员提供本区发展的合理且清晰的一幅图画。”
给日本侵略者送情报
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福尔德担负了供给日本侵略军情报的任务。汕头美国领事杨格曾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以保护美国人财产为名，写信给福尔德称：
“先生：
汕头日本领事来函要求搜集美国产业所在而尚未被日军占领之澄海、潮阳、揭阳和汕头四周其他城市乡村或内地地方之地图和平面图，他要求在地图或平面图上要精确地标明美国国产业的位置，这类材料搜集好之后，将送交日本军事当局。
本函的目的就是请你协助把本领事区内的美国天主教会产业所在地的材料尽量地供给我。你大概晓得本领事区是指广东省东经度一一五度以东的地方，日本领事称，自空侦察，在各城镇上有很多第三国的旗子和标志，难于辨其真伪。
依此要求请即将你所有的材料迅速寄来，以后如有亦希陆续告我。
美领事杨格（签名）”
这封信不是一个最明显的历史罪证吗？不难想见，有许多情报由福尔德转经美国领事送达日本侵略军之手。
“广东省共乱解决办法”的起草人
日本投降以后，福尔德曾回国作了一次报告，不久便赶回中国，积极地帮助国民党匪帮反对中国人民。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写给鲁巴（Robba）神父的信中说：“海丰的政府官员（按指国民党匪帮）们现在似乎更加感谢天主教传教士所给予的反共援助”。
当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以后，福尔德因国民党匪帮的溃败感到十分焦急，他大写其反共文章，向其所属的教徒发出疯狂的叫嚣。他在一九四八年的复活节上规定每年五月二日“主日”那天，“为着拯救俄国和反对共产主义而举行一次特别仪式”，利用这种仪式“作广泛的宣传”。
这位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曾经替宋匪子文拟了一个所谓“广东省共乱解决办法”，这是从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给香港华南总修院赫利斯神父的信中发现的，详细内容至今尚未查获。那封信上说：
“上星期本地有一个官员请我草拟一个‘广东省共乱解决办法’，他想把这个办法送呈省主席宋子文（当然用其本人名义），……我犹疑片刻，但终于答应了。草拟本地区之共乱解决办法，这就给了我一次对现势发表我的意见的机会，事后我觉得痛快多了。……我常想找机会能够影响些官员，使他们认识到我所想的。”
与中国人民为敌到底
当我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挥师南下，广东国民党匪帮准备逃窜时，福尔德表示他和他的教会坚决反共，与中国人民为敌到底。他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给美国玛丽诺外方传教会总会的年报中说：“就全中国来说，只有教会一向采取了坚定的反共产主义的立场”。这位老奸巨猾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害怕会受到中国人民的惩罚，因此他烧毁了许多“怕共产党知道”的“秘密文件”，又在“慌乱之中，急忙把所有重要的文件都收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给巴达维亚代收的信）。
福尔德在梅县解放以后，继续进行了一连串的罪恶活动。一九四九年七月，他将窝藏着的汉奸许德遣送到国外去，许德是集宁教区的华籍教士，用福尔德的话来说，他是“在整个日本占领期内，一直与日本当局往来”因此为“共产党所不喜欢的人”。与汉奸一样为中国人民所痛恨的特务、恶霸分子，也受到福尔德的教会的庇护。一九五○年十一月，被江西省人民政府追缉的逃犯特务曾中干、恶霸地主曾维华，在福尔德的庇护下，在梅县天主堂以“学道理”为名，匿避了一个多月之久，但终于被我公安机关识破，加以逮捕。
福尔德并唆使教徒参加反革命的武装组织。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平远破获的“乌军（系一国民党土匪组织）”案中，有一个名叫刘壬生的土匪是天主教徒。据他招供，过去曾参加“三民主义维新救国团”，后在福尔德的怂恿下参加了“乌军”。
福尔德更经常在教堂中发表毁谤人民政府的谬论，传播“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等各种谣言。他还散布“今日之美国”及其他许多反动的小册子。当爱国的中国天主教徒发起三自革新运动以后，福尔德大为恐慌。他想出了一套诡计，阴谋破坏这个运动。他在他的上级的一个报告中说：“经济上的布置早有准备了。”同时，“为了开展工作方便”，他计划把教会预先转给“未来的本地人手中”。………并拟定了一个“主动转移的计划”，开列了一张他认为“最可靠”的“本地人”的名单。这就是说，他企图以假三自的方法来破坏中国教徒的爱国运动。
中国人民要撕下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羊皮
以上的材料，是在福尔德焚毁和掩护后所剩余下来的文件中发现的，但已足够证明福尔德的罪行了。尽管福尔德的诡计是多么巧妙和恶毒，但他毕竟逃不开中国人民的制裁。我人民公安机关应广大人民的要求，已将他逮捕！中国人民要剥下这些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羊皮，叫他们露出豺狼的原形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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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旺庄抗旱种棉
周学孟画
孟晓梦编
（二十四）村里的人，都羡慕王山的收成。有的说：“明年一定要换些大花籽种。”王山便告诉他：“明年种我的种子好了。”
（二十五）秋后，他们这一组二十四亩半棉田，共摘了五千斤花（最好的一斤纯花合八斤半小米）。大伙一趟一趟地把棉花送到合作社去换日用物品等。村里的人，都很羡慕地说：“他们要发家了！”
（二十六）棉花送到合作社后，看到的人都说好。他们换了足够的油、盐、布匹，又贷了一辆水车，准备来年早打井，装水车，多种棉花，把生产搞得更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