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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松江被服工厂工会如何领导马恒昌式小组竞赛？
松江省被服二厂工会在党、行政、青年团的全力支持与紧密配合之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领导全厂职工群众，展开马恒昌式小组竞赛，保证了去年冬服任务的顺利完成。
去年该厂所作冬服是新式样，尺码复杂，很多工友没做过。任务催的又很紧。当时全厂反工活占百分之四十。工会抓住这一关键，领导全厂职工展开了马恒昌式小组生产竞赛。这次竞赛以保证质量，按期或提前完成任务为中心内容。
在小组竞赛还未开展以前，工会委员会首先开会讨论如何领导竞赛。会上，大家明确了劳动竞赛不是像“刮一阵风”似的“一股劲”就过去了，而是工会领导职工群众搞好生产的经常的主要方法。工会接着又召开了两次职工动员大会，在会上说明：开展劳动竞赛不但增加工人对国家的贡献，对工友本身也有好处。这样把国家利益和职工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职工劳动热情开始高涨。
开始订竞赛计划时，碰到好多思想障碍。有些工友说：“订计划干啥？保证完成任务就行了！”很多工友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计划订得具体。这时工会一方面说服教育职工，使大家认识到“竞赛要有计划，有步骤，不能瞎干”；一方面帮助几个小组提前订出计划，作好样子，启发带动大家。接着，各个小组都围绕着全厂和车间的主要问题，并根据本组情况，订出切合实际的竞赛计划，如全厂的竞赛内容是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提高质量，节省原材料。每个小组的计划就应把这个总目的放在第一位，并与本组关键问题相结合。如徐文阁小组过去的主要毛病是骄傲，总觉得本组技术很高，这次该组在计划中就订着：“我们小组，决不自满自足”。
订好小组竞赛计划，还只是竞赛的开始。下一步的工作是抓紧检查贯彻实现。
被服二厂工会采取了以下办法，领导群众执行计划：运用“小组计划检查统计表”督促小组执行计划。将各小组计划的主要内容制成统一表格，由各个小组每日按时填写执行计划的情况，半个月按表总检查一次，作为评奖材料。这样，各小组对自己的计划就更加重视了。田玉璞小组把计划贴在墙上，经常询问每个工友，使大家牢牢记住。各组之间经常互相检查。有的工友还把计划抄一份挂在自己的机器旁边。全厂每个小组、每个工人，都把这个《检查统计表》当作一面镜子，每天晚上填表时照照自己，看看有何成绩，有无毛病，把它作为第二天的改进目标。组长们说：“这个检查表真能帮助咱们掌握小组情况，无论劳动纪律、节约、浪费、产量、质量、只要一看表，就明白了。”工会委员会又拟订了“计划检查标准”，内分质量、产量、节约、利用废物、劳动纪律、团结互助、提高技术及各种制度等方面。根据竞赛的中心内容，分出主次，按类订出分数，作为检查标准。工会定期以个人为单位评分，最后把全组分数加在一起，就可看出各组成绩的好坏。
及时推广先进经验，也是工会领导生产竞赛的一个重要方法。田玉璞小组在完成冬服任务中，建立“三人互助组”，保证提高了质量。工会文教委员马上在黑板报上介绍这一经验，并号召大家学习。这一工作方法推广到全厂后，全厂反工活从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推广经验也要分主要和次要。那个经验能及时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困难，就首先推广那个。田玉璞小组的“三人互助组”，能马上保证提高质量，工会便及时地把这个方法推广到全厂。此外，工会和行政并共同制订了“暂行竞赛奖励办法”，使奖励制度成为巩固与提高小组竞赛的重要条件。该厂工会委员会，采用了上述几种主要办法，使群众积极性长久保持下去，保证了小组竞赛计划的圆满实现，提高了产品质量，并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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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恒昌小组三月份提前完成生产任务
再度实现向全国工人挑战条件
所做精密产品质量合格率达百分之百
马恒昌小组三月份又实现了向全国工人提出的挑战条件。
该组在三月份中改造了三种工具。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组内有四名技工初步学会了“高速切削法”创造了四项缩短工时的新纪录。其中佟俊山试用“高速切削法”车一个槽轮，由过去需要十四小时缩短为一小时五十分。组内师徒关系更加密切。全组九名徒工在师傅帮助下都已上车床做活，有的且能做比较难做的活。三月初，该组召开了诉苦会和座谈会，控诉日寇暴行。他们并在会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了二月份存在百分之零点六废品率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办法。结果，三月份全组所做六百三十八件精密产品的质量合格率已达到百分之百，并提前四天零七小时完成了全月生产任务，出勤率也和头两个月一样保持了百分之百。此外，该组还响应行政方面提出的保证完成全厂第一季度生产任务的号召，推选二名技工到该厂其他部门帮工七天，又为别组修理废品十三件，提出合理化建议十件。在三月中旬，该厂已提前十五天完成了首季任务。
马恒昌小组在总结三月份工作后，决定四月份除积极实现二月底订出的“五一”节前的三项奋斗目标（除了徒工，全组学会“高速切削法”；消灭文盲；全组徒工技术提高一级）外，并提出还要做好两件事：（一）响应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和东北总工会的号召，做好春季保安检查工作，由组内选出专人负责检查技术操作规程，保证机器和人身的安全；订出经常保持环境卫生和身体卫生的制度，保证工人健康生产。（二）继续加强团结技术人员和加强技术学习，每周请技术人员讲“高速切削法”原理、技术理论各一次。（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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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界的抗美援朝运动与税收工作
杨济之
全国工商业界自以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首，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以来，已经五个月了。这一运动已由大城市带头而逐渐推广到中小市镇，偏僻而辽远的边疆地区也受了若干影响。参加到这一运动中的，有大工商业家，有座商、有行商和摊贩。运动展开后，普遍得到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和当地党政首长有力的支持和鼓励，工商界的爱国认识，因此更加提高了。
这一运动在逐渐走向深入，并和工商界的爱国行动密切结合着。一般的过程是：由学习时事，座谈时局，通电慰劳，示威游行，发展到积极改善经营，反对投机倒把，协助政府稳定物价，踊跃缴纳税款。中国工商界以这种规模宏大的爱国行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国民党匪帮统治时代，工商界纳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今天则变成光荣的任务！工商界对国家税收的新认识，是工商界很大的进步。这样不仅改善了纳税者和收税者（国家）的关系，而且会将国家的税收工作引到一个新的阶段上。工商界踊跃纳税继续贯彻和深入下去，使国家收入占很大比重的各项城市税收，能按期解入国库，保证了国家的各项支出，这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
全国工商界抗美援朝运动发展的情况及由此所造成税收工作上的新形势，应该加以注意。
根据五个月运动发展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九五○年十一月初，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工商联合会，均先后召开了各行各业代表人物的时事座谈会，热烈讨论了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和周外长的声明。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表示无限的愤慨。各大城市工商界代表人物均发表谈话，号召工商界起来，参加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天津工商界十一月十四日通过四项具体任务，作为行动纲领，北京工商界也订立了爱国公约，其中一项是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不扰乱金融。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工商界代表也先后讨论了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任务，并定出爱国公约。
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工商界，首先发动了全市四万二千九百余人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是日全市悬挂国旗，参加游行者锣鼓喧天，高呼口号，游行者气概轩昂，行列庄严，白发苍苍的老人和青年管帐先生们都参加进来，通过三项决定，并致电毛主席，表明天津工商界抗美援朝的决心。毛主席特于十二月二日复电，鼓励他们这种爱国主义的行动，并号召全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从此，这一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便普遍展开了。
北京十二月九日举行了五万三千多人的大示威，每个参加示威的单位根据自己经营的业务提出具体的爱国公约。上海工商界三百多行业十五万人，也于十二月十六日举行示威大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走到那里，那里就燃放鞭炮，工人学生及其他人民团体组织成几十个鼓动站不断地鼓动他们前进。重庆、南京、武汉、长沙、桂林、沈阳、青岛、杭州、西安、济南、太原、张家口、福州等大中城市均一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制定爱国公约，示威游行，募集慰劳品，支援去朝鲜的我国志愿部队。
工商界更进一步以相互竞赛方式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天津一九五○年度下半年工商业税，仅仅半个月便完成了全部申报、评议手续，纳库日期原定十二月十六日开始，但许多行业在规定的日期之前即把税款集中到同业公会或存入银行。上海十一、十二两个月中，根据九个区税务分局材料统计，分别缴清欠税百分之六十四到百分之九十。华东区一九五○年冬季各项税收均超额完成了任务。皖南大通市工商联合会以完成纳税向芜湖市挑战，苏南无锡市绸布业缴清一九四九年所得税，一天完成百分之八十，仓库业一天内将税款全部缴清。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南京市一万多工商户举行了集体缴纳一九五○年秋季营业税的大游行。在游行之前，已有三十七个行业预先集体缴纳了税款，占全部受评七十四个行业的二分之一。是日，集体缴税的队伍清晨分头出发，汇成长达数里的队伍，前往税务局指定的地点集体缴税，沿途受到各界人民的欢迎。
这种踊跃纳税的运动正在大中城市展开，广东汕头市工商界打着锣鼓扭着秧歌去缴税，中小学校学生和店员职工组织秧歌队口琴队自动参加集体缴税的行列，女学生们很热诚地对他们说：“我们要向你们致敬，希望以后仍要保持今天的缴税热情。”感动了工商业者，他们说：“青年们献身保卫祖国，我们工商业者要再瞒税、拖税，有何面目见这些热血青年？”并说：“青年参军，我们缴税，国家一定胜利。”这运动也逐渐向小市镇发展，福建省南平工商界一手拿着红旗，一手拿着用红纸包好了的税款，在剑津中学腰鼓队的伴送下，不到一小时就缴清了全部的税款，获得缴税模范的称号。少数民族地区如内蒙古札兰屯，西北区甘肃省的临夏市纳税均比过去为快。
工商界踊跃纳税的运动又和各地政府税务机关的表扬纳税模范相结合着。如北京市分区举行了工商业组长奖励模范联欢大会，分别授与奖旗奖状或物品。南京的授奖大会不仅有党政首长参加，工厂企业的劳动模范及职工代表也来参加，受奖者每人胸前都挂上了大朵的红花，给予了工商界以莫大的鼓舞。工商界自动给国家缴税成为光荣，受到人民的尊敬。反之，偷漏及拖欠税款便被认为是耻辱，受到工商界自己的检举和批评。
工商界的抗美援朝运动为什么如此迅速进展呢？这是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的奴役压迫，不仅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身受其害，民族工商业也一样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排挤和摧残，他们感到抗美援朝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全国解放以来，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会中均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参加，他们有职有权，感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有他们一份，工商界是四个朋友中的一个，新中国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如扫清帝国主义势力，废除封建剥削，保护发展私人工商业，均对他们切身利益攸关。尤其重要的是一年多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等正确方针和有效措施的保障下，私人工商业者在经济上有很大发展，自去年调整工商业以来，全国私营工商业均逐渐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以天津为例：全市去年工商业开业共计六千五百十四户，歇业四千五百九十五户，开歇相抵实增一千九百十九户，小型手工业和摊贩还未包括在内。上海工业用电量如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数字为基期，一九五○年四月以前最低时仅达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自六月份起逐月增加，十一月份约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二。上海主要工业品产量，如以一九五○年十一月份和六月份比较，棉纺增百分之四十以上，染织增百分之三十，造纸增百分之八十一，丝织增百分之三十四点六。今后私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领导下，仍将继续发展，我们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威胁，正是使全国工商业能有一个发展，事实上自抗美援朝运动发动以后，工商业已经受到很大的利益，因此，这一运动能如此蓬勃热烈不是偶然的。其次，由于我抗美援朝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前线一次又一次的辉煌的胜利，扭转了国际局势，大大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各国人民中的威信；这使工商界深信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正确，而以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而感到莫大的兴奋和光荣，作为中国人民，有钱出钱依法纳税自然是义不容辞的应尽的责任。
这一运动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今后应注意的是：
第一、应该巩固已有的成绩，把运动继续普遍和深入下去，把这种爱国主义的积极性具体贯注到各项工作中去，发展生产，改善经营，活跃城乡贸易。应把按期缴纳税款成为全体工商业界的自觉运动。开展工商界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南京万人集体缴税大游行，提出“自整自肃”“向工人农民看齐”收到良好的效果。在上海工商业代表会议中，工商界也对破坏爱国公约、投机倒把、逃税漏税等行为进行了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事实证明，工商界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展开的。目前漏税现象仍很严重，旅大在一九五○年十一月所得税重点复查中，仅查一千八百余户，有问题者达二百四十户。因此，堵塞逃税漏税，仍然是工商界自己尚待继续贯彻的任务，在今后抗美援朝运动中在这方面应该收到更大的效果。
第二、工商业者和税务机关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家办税，大家动手，收税不仅仅是税务机关的事。这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过去需要很长时期经过很繁杂的手续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则大大缩减了征税手续，并能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如大连上海等城市的情况证明了这点，这说明工商业者思想上有了进步，使税收工作增加了有利条件，税务机关应更加重视这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协助这种条件的发展，大力支援工商界的抗美援朝运动。税务机关应该总结抗美援朝运动以来的工作经验，与工商界相配合普遍开展踊跃纳税运动，并使之经常化。工商界亦应在这群众运动高潮中充实和改造工商联合会的组织，使更加有力地领导抗美援朝运动。
第三、根据当前税务工作发展的情况，税务机关应该加强对工商业及市场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正确地掌握税源和工商业发展的趋势，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改进评税征税方法。其次是防止自满的情绪。自去冬以来，城市各项税收在完成任务上是很顺利的，有的并超过任务，这是大家的努力的结果，但是过去所估计的计划数字，应该说还是比较慎重和保守的，经过一年来的工作和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的情况证明，正确接近实际的计划只有在工作过程中根据变化着和发展着的情况来补充修正才行，因此不能以完成原定任务或超过原定计划为满足。工作中尚有很多缺点，还须进一步努力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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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八千多乡已完成土地改革
翻身农民积极积肥兴修水利迎接春耕
中南区各省的土地改革工作，自去年十一月开始后，近五个月来已获得巨大成绩。目前全区六个省已有八千五百多个乡完成了土地改革，另有一万多个乡正在进行。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一千四百多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每人平均分得的土地，其常年产量约在七百斤左右，基本上可以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农民并分得了一部分耕牛、农具、房屋和粮食。翻身农民现正忙着耕田、积肥和兴修水利等工作，迎接春耕生产。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乡村，争取在春耕的紧张季节到来前基本上完成分配土地。
中南区在这次土地改革中，一般说各地都正确贯彻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农民队伍得到很大发展。河南省农民协会会员已达九百七十多万人。在江西省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三千七百多个乡里，农民协会会员已由土地改革前一百二十万人扩大到三百一十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土地改革运动中并涌现了十余万与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农民积极分子。全省民兵武装也比土地改革前壮大了三倍多。据乐平、吉安、南康等十个县调查，团结在农民协会周围直接参加土地改革斗争的群众，共有一百六十多万人，已达该十县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各地发动广大农民的较为成功的办法是把农民代表会议与个别“访贫访苦”两种方式结合进行。农民代表会议的好处可以广泛联系群众，容易集中大多数农民的意见，特别对进行时事教育和宣传政策，以及解决全乡性重要问题、统一群众行动等方面，都有很大成效。但单靠会议上的宣传动员和少数代表的活动是不够的，必须结合“访贫访苦”的方法，使干部深入到个别贫苦农户中去，以交朋友的方式，慢慢启发农民诉苦，提高其阶级觉悟。然后再由这些觉悟了的农民串连群众（特别是贫雇农），逐步扩大农民的队伍。
此外，在领导新区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南各地的经验是必须正确掌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第一、在运动的指导方法上，必须紧紧掌握“由点到面、点面结合”波浪式发展的规律。首先应从几个重点乡做起，吸收附近乡村（即附点）农民代表参加学习；这样就可以使干部的使用较为集中，创造经验，扩大影响。待重点乡工作告一段落，再从重点乡抽出一批干部和附近乡农民代表，把运动扩展到附近乡村。这时，附近这些乡村又成为第二批新的重点，依此波浪式地逐步扩展，使土地改革工作迅速而又有秩序地在全区或全县展开。第二、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应首先发动群众打落地主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威风，然后方能达到在经济上彻底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根据各地一般的经验，首先应从反恶霸、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入手，结合复查减租的斗争；主要在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当权派。然后即转入划分农村阶级，分清阶级界限，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向地主阶级展开全面进攻；并结合进行反对地主分散和隐瞒土地、财产的斗争。待农村各个阶级划分准确之后，即可开始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第三、土地改革必须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及农村生产密切结合进行。如有些地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结合了抗美援朝工作，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时事宣传，揭穿了地主阶级捏造的各种谣言，并使广大群众从许多生动事实中进一步认识地主阶级与美、蒋反动派相互勾结的阴谋，更加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大大推动了土地改革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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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区一月份歼匪七万余
广西七十一县已基本肃清股匪
林彪等嘉奖剿匪有功部队
中南全区武装部队一月份战果辉煌，共剿灭土匪七万六千零四十四名。计毙伤土匪一千八百十二名，俘虏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三名，向我投降自新者三万八千八百五十九名。缴获各种炮四十八门，土炮九百零八门，掷弹筒三十五个，各种枪枝（包括轻重机枪）共九万八千九百八十一支，各种子弹一百三十六万发，电台十四部，电话机二百二十部，骡马二百四十一匹及其他军用物资多种。毙、伤、俘、降重要匪首一百六十六名，计毙伤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湖南突击第五纵队司令”许朝若、匪“川湘黔反共救国军司令”龙云飞等匪首二十二名；俘虏匪“湘鄂边区剿共救国军总司令”姜自瑞、匪“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司令”杨淞涛等九十七名；投降自新匪“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副司令”陶正禄、匪“剿共游击总队副司令”侯仁榜等四十七名。
又，广西省剿匪部队二月份获得辉煌战果，共歼灭土匪六万三千余名。大小徭山、大明山及宜山、天河，思恩三县交界三个重点地区，在我剿匪部队英勇包剿下，已基本上完成肃清股匪任务。桂（广西）东南、桂北、桂西等地七十一个县已基本上消灭了股匪，其中四十五个县并已大体肃清散匪。
二月份广西省共歼灭土匪六万三千一百五十一名，计毙伤匪一千四百零四名，俘匪二万四千二百四十六名，投降匪七千四百三十名，自新匪三万零七十一名，其中毙、伤、俘、降重要匪首计陆华山匪部“副司令”黄恒等一百三十五名，缴获六○炮、土炮共三十九门，掷弹筒、枪榴筒三十五个，各种枪枝共八万三千三百一十九支及其他军用物资甚多。
又，中南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邓子恢、谭政、赵尔陆、陶铸诸首长先后于三月三、四两日发出通令，嘉奖广西、湘南、湘西诸剿匪部队。该通令嘉奖了上述地区剿匪部队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发挥高度的积极性，正确执行剿匪与发动群众的方针与政策，因此获得完成剿匪任务的光辉战绩，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发挥革命的英雄主义，为完成上级授予的一切光荣任务，创造更大的成绩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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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市郊区六十八个乡
胜利完成土地改革
广州市郊区六十八个乡的土地改革，自去年十二月中旬开始，历时三个半月，现已全部胜利结束。全郊区土地改革中，共没收地主土地和征收公田、祠堂田八万三千多亩，并征收了富农的出租土地和工商业家在郊区的农业土地等共一万四千亩。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农业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将这些土地除留出少部分作为建立国营农场和市政建设之用外，绝大部分已公平合理地分配给郊区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其他没收地主的二百多头耕牛，七万多件农具和多余的粮食、房屋等，亦全部分配给缺乏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农民分得土地耕种以后，生产情绪极为高涨。他们在郊区农民协会领导下，已订出了全郊区的爱国生产公约，争取今年农业增产百分之十。为了完成这一个伟大的增产计划，各乡农民正在忙着翻田、积肥、添置农具和作其他有关春耕的准备工作。沥滘乡全胜、合记等五家小型农具工厂，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但仍供应不上农民订货的需要。全胜工厂工人们高兴地说：“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我们也忙起来了。”
广州市郊区农民经过减租、反恶霸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的斗争，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现全郊区农民协会会员已达三万五千人，民兵武装也得到很大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民主妇女联合会的组织也都在各乡普遍建立起来。三月三十一日郊区土地改革全部完成后，农民曾在市区内举行了五万多人的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暨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大会。（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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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登报批评决不是污辱
玉田县长赵克俭压制批评应作检讨
编者按：一月四日，本栏刊登了玉田县第三区民政助理员郁自强关于“玉田县府没有很好执行政策，在有一些问题上言行不一致”的批评信。二月初，我们又收到郁自强来信，申诉他因写信批评政府工作而受到玉田县县长赵克俭的责问。经本报派人前往调查，证明事实属实。现将郁自强来信及本报记者的调查报告发表于下。
郁自强来信编辑同志：
去年年底我寄给你们的信，你们在今年一月四日《读者来信》上发表了。一月六日，玉田县赵克俭县长由三十五里外用电话叫我去谈话。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急忙去了。当天傍晚，我到了县人民政府。赵县长拿出报纸给我看，并问：“你这信经过审查了吗？”我说：“没有。我不知道有这种规定。”赵县长又问我写信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是为了帮助改进工作。赵县长就说我组织观念不强。他说：“你对上级政府的工作有意见，应该逐级向上反映。如果上级政府不接受你的意见，你再写信批评也不晚。”并且又说我写的内容有很多与事实不符，是污辱政府。我认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报纸，它是决不会刊登污辱政府的来信的。
现在这个问题还没结束。我要求你们把我的原信盖上你们的图章寄还我，以便解决这个问题。
郁自强
本报记者调查报告
玉田县赵克俭县长在看到本报登出对该县的批评信后，确曾向郁自强同志表示过上述不满意见。
赵县长并不否认“玉田县政府在执行政策中，确有许多言行不一致的地方”，但他却认为“郁自强同志在批评中所举的例子不恰当”。这有力地说明了赵县长对群众的批评不是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正确态度，而是企图从枝节问题上找借口，以便抗拒批评，压制批评。显然，这是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的精神。
批评信件应否先经领导机关审查？
赵克俭县长责问郁自强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你这信经过审查了吗？”在三月二日赵克俭县长见到记者时，他仍然坚持“这个稿子应该先经过有关部门看一看再寄给报社”。显然，这又违背了上述决定，该决定第三条中明白地写着：“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但赵克俭同志仍然坚持己见，这显然是坚持违反党的决定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不可容忍的错误。
党员是否有权直接向党报投书？
赵克俭县长责问郁自强同志的另一个理由是：“没有把对上级政府的工作意见逐级向上反映”之前，就寄给了报社。因此，批评郁自强同志“组织观念不强”。关于“共产党员向党报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是否合于组织纪律”的问题，本报早在一九五○年七月十八日一版的《人民信箱》中即明确指出过。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章第三条关于党员权利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在党的会议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人民日报既然是党的报纸，每个党员当然有权向它自由地提出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的任何意见、建议和批评。显然，赵克俭县长在这一点上是违背了党章的规定。
这种违背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的精神，有意压制或限制批评的思想和作法，还存在于玉田县其他比较负责的党政干部中。如三区区委书记王志仁对郁自强同志这种积极关心工作、勇于提出善意批评的行为，不仅不加以鼓励和支持，他同样向记者表示：“我同意赵县长的看法。郁自强应该把信先交给当地党委审核，并让县政府看一下。如果大家都没意见，再寄给报社。”并且他还说：“郁自强同志不仅是对县长，就是对专员，他也有点意见就说出来。太幼稚！”显然，他把郁自强同志敢于批评领导缺点的这一优良品质当成了缺点。
上述情况的产生，主要由于玉田县的某些领导同志没有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党中央的决定，甚至完全采取忽视的态度，像赵克俭县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当记者询问赵克俭县长是否看过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时，他的回答是“不知道有过这样一个文件”。该决定发表至今已将近一年，本报为贯彻上述决定，曾不断向压制批评的现象作过斗争；郁自强同志在一月六日同赵县长谈话中也曾提到这个决定。而至三月二日，赵县长还是没有看到过这个决定，这种对党的决定置若罔闻的态度实在太不应该。因此，我们除建议中共玉田县委会应认真组织干部普遍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外，并要求赵克俭县长对这一压制批评的事件进行公开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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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聊城地区中等学校太少不能满足群众学习需要编辑同志：
翻身后的农民子弟迫切要求学习，在某些中小城市，中等学校太少，已显得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
平原省聊城联合师范学校，今冬招考新生一百五十名（男生一百名，女生五十名），在数天内，报名者已达二千七百余人（男二千五百人，女二百人）。他们来自聊城附近十几县的农村，冒着严寒，携带被褥、干粮等，从几百里外徒步跑来投考。但因招收的名额太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均不能被录取。因此，我觉得政府应在农村和小城市中多建立一些中等学校，以满足广大农民子弟们的学习要求。
读者 谢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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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河北丰润县人民政府检讨拖沓作风编辑同志：
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上，刊登了一封读者的信，这封信批评我县十区溪歌庄干部没有按照政府规定，优待烈士梁贵同志的家属，我县认为这样提出批评是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以往办事拖拉的作风。
梁贵同志自一九四五年九月参加革命后，政府对其家属即按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梁贵同志牺牲时，当时县府不知道。后来得到证实，为补发抚恤金，即于一九四九年三月由区政府将牺牲证明表发给梁贵同志的家属梁宝万。但他一直未交该表，至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才由该村财粮委员梁宝儒送到县人民政府。而梁宝儒对于为啥拖延一年零八个月才报县的情况又交代不清。为慎重起见，我县即让来人将表留下，以便调查，经过区、村了解属实后，即呈专署审核批示，在今年一月十八日批准后，已将梁贵同志牺牲抚恤金小米八百斤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全部发给。
除将以上情况告知外，我们亦应检讨工作浮浅和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今后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作风。
丰润县人民政府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山西孝义县人民政府对未发烈士家属优抚粮问题的说明
编辑同志：
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载了对我县不发给革命烈士冯芝松同志家属抚恤粮一事的批评。兹将经过情形答复如下：
我县在一九五○年以前，凡烈士家属持有部队证明或烈士同事及区村证明，经审查属实者，一律按规定发给抚恤粮。一九五○年三月二日，专署拨粮时曾指示：今年的抚恤粮，须持有部队证明者才可发给；如系私人或区村证明者暂不发给，待省人民政府指示后再说。同年四月十八日，省政府通知说：顷接内务部指示，补发抚恤粮问题，正在研究；因此个别同志证明者，暂不发给。及至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公布五个优抚条例时，我们已奉令结束一九五○年的发粮手续。故一九五○年中，对个人及区村证明的革命烈士家属，就都没发优抚粮。
冯芝松烈士家属来县人民政府领取抚恤粮，是在一九五○年三月间。当时我们就说明原因，没有发给。此后，该同志家中也就再没来领过。到了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专署给拨下本年上半年的优抚粮后，我们即通知冯芝松烈士家属前来领取抚恤粮。三月十四日，他家已领去了抚恤粮。
孝义县人民政府民政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