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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武汉市建立工厂宣传网中的问题
段文
武汉市的工厂宣传员工作，在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宣传网的决定”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重点建立进入了普遍建立。并且出现了姚桂英、吕志寿、沈柏萱等深受群众欢迎的宣传员。在时事教育、业余文化教育、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评选模范运动和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运动之中，工厂宣传员都以各种方式对工人群众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武汉火柴厂在每一个运动中，都是有领导地充分发挥宣传员的作用。例如在最近武汉市举行劳动模范大会期间，十七个宣传员不仅在全厂普遍展开了当选劳动模范光荣的宣传，而且带头发起迎接劳动模范大会的挑战竞赛。在竞赛中适合时宜地提出节约、保健的口号，具体地帮助生产落后的小组，订生产竞赛计划。同时组织了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控诉大会，从而动员工人群众进入新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总的说来，武汉市的工厂宣传网已初具规模；今后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和巩固。
但是目前工作中还存在若干问题。首先是许多支部虽已建立了宣传员，但还没有在群众中进行有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有不少党组织书记还没有把对宣传员的领导工作列为自己工作日程的经常项目之一，对宣传员工作主动和经常的领导不够，把宣传工作仍然推卸在部分宣传干部身上。这种思想显然是和中共中央决定“把宣传员看成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而加以经常的领导、帮助和教育”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在宣传员已经建立的地方，党委会给以有系统的领导和管理是巩固宣传员并发挥其作用的基本关键。
其次，工厂党的支部还没有足够注意地来挑选党员和吸收劳动模范担任宣传员。党的宣传工作如不能拥有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劳动模范，那是不能保证宣传员的政治质量，会影响宣传工作的开展的。
上述问题说明这些领导同志对宣传员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认识不足。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认为既有党员，何必还要宣传员，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尽可布置党员去做，再建立宣传员不是多一层组织吗？还有人以为党委组织部领导的是党员，宣传部领导的是宣传员，是党的两套系统。
这种把党员与宣传员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正说明了他们尚未领会中央的决定精神：“共产党员的天职之一，就是随时随地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向一切反动的和错误的思想与主张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启发和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缺乏经常性和组织性的现象，势必妨碍共产党员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这种职责，放纵反革命分子的宣传活动和错误思想的流传，妨碍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加强，妨碍党的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的斗争……”由此可知，建立宣传员是保证党员经常地和有组织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的一种必要的固定制度。党如果没有一支经常性的宣传队伍，就无法履行上述任务，势必减弱党的宣传工作的力量，造成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撞骗，和某些反动的和错误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危害人民的事业。
第二，不愿让在群众中威信较高、生产工作较忙的党员和模范人物担任宣传员，认为他们反正实际上在做宣传工作，再担任宣传员是增加他们的“负担”，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产。
抱有这种见解的人，症结在于：一则认为宣传员工作总是一个“负担”。从现象上看是增加了一件新的工作，要化去一些时间，费去一些精力，增加一点“麻烦”。实际上这些“麻烦”的代价，是加强了党与人民的联系，纠正了干部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缩小了反革命活动及错误思想的影响，为一切工作开辟了道路，从而减少了许多由于宣传工作未做好而引起的真正麻烦。由此可见，这并不是负担。如果成了负担，那是由于形式主义地建立宣传员，不能充分发挥其效果的缘故。另一方面则认为劳动模范和干部党员在其它方面的工作比宣传员工作更重要些，宣传员工作是“附带”、“次要”的工作，他们不做也无妨，可以让别的“次要”的人去做。有这种看法的人表面上并不否认宣传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际上他们的认识和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许多事实证明与群众联系最密切的党员和劳动模范，一旦担任了宣传员，他们作的宣传工作最多，起作用也最大。同时他们担任宣传员之后，由于和群众的联系更加正常，也就更有利于自己执行其它任务，加强自己影响群众的作用，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
最后还应提醒大家一点，武汉市的工厂宣传网虽已初具规模，但须注意防止自满，领导上应当根据中央决定经常检查宣传员工作进行情况，保证中央决定的正确实现。在检查方法上要掌握逐级检查和深入基层这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这就是说，一方面应逐级检查党委会对宣传员工作的领导，总结他们对宣传员工作领导的经验。区委一级对宣传员的领导是比较要紧的一个环节，因为区委会负责代表市委会进行对于支部宣传工作的经常领导，直接执行对于本区工厂、学校、机关、居民各种不同性质单位的宣传员的领导任务。另一方面不应忽视深入基层，要着重了解宣传员在每一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注意从群众的思想收获上来检查宣传员所起的作用，总结宣传员本身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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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天津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上
黄火青的开幕词
今天召开的全市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到会的有全市各界代表，各区协商委员，各民主党派的党员，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及被害群众代表。
大会主要是报告讨论惩治反革命罪犯和控诉反革命的罪行。
最近市公安局根据两年来的周密调查与广大人民的协助和要求，逮捕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特务、汉奸、恶霸和反动会门头子。这是天津解放以来，在对敌斗争中一次伟大胜利。（鼓掌）这些反革命分子，过去一贯站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一起，欺压人民无恶不作，不知有多少人受他们的摧残蹂躏，家破人亡妻子离散，牺牲许多人命。解放后他们对待胜利了的人民仍然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处处与人民为敌，反革命到底，他们反对各界人民革命的大团结，进行挑拨离间，他们仇视日益繁荣的经济建设，纵火烧毁工厂仓库，破坏机器，他们特别对我们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文化生活上所得的自由和幸福，表示憎恨，幻想恢复其反动统治。
现在市人民政府把人民死敌统统抓起来予以严厉的制裁，（热烈鼓掌）完全是代表人民利益和符合人民要求的行动。我们坚决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的贤明措施，大会应庆祝这次对敌斗争的伟大胜利。（鼓掌）全市职工和被害人民到处开会控诉特务恶霸罪行，像纺织各厂、天津钢厂、机器厂、颐中烟厂、橡胶分厂等，都一致认为这些坏蛋早就应该抓起来，政府眼睛真亮，一个也未抓错，过去他们吃喝顺气，现在该咱们顺气。（鼓掌）电车厂抓走了薛福珍等四大金刚，工人见面互相道喜；华洋烟厂逮捕伪工会理事长匪市党部委员罗云时，全体工人立刻向公安人员围起控诉；福兴面粉厂把特务抓走，劳资双方异口同声说今后生产竞赛一定可以搞好；棉纺五厂的家属委员会决定每人宣传八家居民。这都说明咱工人们是一致拥护政府这一措施。
一般市民也是一致拥护的，协助政府捉特务的姚大娘是其代表，（鼓掌）他们纷纷建议政府对这些反革命首恶分子必须严厉惩办，不要轻易把他们又放出来害人。也有少数不了解政策的人，提出疑问或顾虑，为使大家更清楚了解，特召开今天的大会，请黄、许二市长向大会报告及被害人民控诉反革命罪恶事实，并希到会代表讨论如何惩治这些反革命分子。我们的政府是广大人民民主对反革命分子专政的政府，今天大会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大会，下面请许兼局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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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天津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上
许建国兼公安局长
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主席团各界人民代表同志们：
关于镇压反革命和处置反革命罪犯问题，自中央人民政府屡次指示后，就成为我们天津市全体人民当前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了。天津市在过去的一年，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已在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过详细的报告，经过大会切实讨论后，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作出了今后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为了忠实执行大会决议，又根据中央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精神，详细地清理了在押的积案，并根据公安局两年来积累的系统的经过长期慎密调查的材料，又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历史上一贯进行反革命的首恶分子，以及经过人民政府宽大后仍不改悔的反革命分子。这些首恶的反革命分子除在解放初期逮捕了一批外，其余一批因匿名潜藏本市甘心与人民为敌，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逍遥法外，而且很猖獗。另外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是自军管会第九号布告颁布登记办法以来，他们不甘心向人民低头认罪，戴罪立功；反而采取了假登记，拒绝登记或登记时隐瞒了反革命组织，欺骗人民政府，并利用“合法”掩护，仍进行破坏活动。再就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残余匪帮依靠香港和台湾训练特务间谍派遣来津搜集情报窃取国家机密，搞暗害活动，破坏国家建设危害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的人民和人民政权仍然受到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骚扰和破坏。这种情况，我们人民政府和津市二百万人民，是不能容忍的。
最近我们已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天津市第三届第一次代表会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决定的精神进行了检讨，这些原因是由于过去对于执行毛主席及中央所拟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体会得不够。过去的工作的确有了很大成绩；可是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上，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就是对反革命的首恶分子和解放后仍然坚决继续作恶的怙恶不悛分子镇压得不及时，有些处理太慢、太轻，不应宽大的宽大了。有些罪大恶极作恶多端的首恶分子和经过宽大后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我们没有坚决及时予以镇压。在这一点上我们天津市的人民对我们是不满的，因而妨害人民群众对反革命进行斗争的积极性，客观上助长了和鼓励了反革命的气焰，使他们能够继续逍遥法外和钻了我们的空子。这就是我们犯了“片面宽大”的错误。由于这种错误，使那些残害过人民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彻底地肃清。这些社会中的罪该万死的渣滓，如果不把他们清除干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呢？天津市的各种建设又怎么能得到顺利的进行呢？
为了执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根据中央惩治反革命条例所规定的量刑标准，我们最近已将过去积压的和目前逮捕的反革命案件初步清理出来了一批，就中许多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罪大恶极的应当偿还人民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应当迅速坚决予以严厉镇压，（鼓掌）这些分子例如军统特务吕一民，从事反革命活动二十余年，是捕杀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的凶手。朱世荫抗日期间曾帮凶日寇，造成潘家峪烧死一千二百余人大血案的凶手。大汉奸高铁侯外号高阎王，任北戴河警察所长时，屠杀我人民及干部前后达六十多条人命，军统特务沈景桂从事反革命二十一年，保定解放前一九四八年，主谋制造了保定大屠杀惨案，这些都是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首恶分子。解放后怙恶不悛，仍然继续反革命活动的，例如孙福锐、李仲锷、周大文、杨逸民等都是伪军出身，历任匪党要职，曾暗杀我革命干部赵洛云等五人，解放后拉拢我对外贸易局留用人员郭晏廷刺探国家机密，勾结反动地主组织搜罗蒋匪散兵游勇阴谋暴动。又如“华北区义勇救国纵队”案主犯王永恒、张鸿川、李琴声，解放前在河北工学院校内为匪帮制造黑名单，破坏学生运动，解放后受匪“平津冀热调查处”领导潜伏该校内，纠合本市中统及三青团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并企图于一九四九年国庆节时，用手榴弹破坏会场。又如棉纺一厂阎三贺，过去是日寇特务，曾在山西杀害我干部多人，解放后伪装积极，隐瞒身份，混入共产党内进行奸细破坏活动。刘礼达是蒋党区分部委员、青帮头子，潜藏海河工程处修理厂内，将一尺长的铁棍塞入电动机内，破坏机器，打断工人手指。
蒋党区分部书记吴树田，连续在造纸厂铡苇室放置手榴弹进行破坏，特务苏迪安，潜伏在供应局内窃取了该局一九五一年保管工作计划，潜伏在棉纺一厂的中统特务贾祥麟、欧司春等将锯条四片投入清花间五号车清花机内，并连续三次使马达爆炸引起火灾，毁掉织布机七台。这些匪徒的猖獗，实在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了。有些是作恶多端的恶霸流氓，如“十大恶”之一王士姜，“四霸天”之一王嘉宾、王嘉祺、王嘉宗，“东霸天”孙起三都是飞帖打网，鱼肉人民的恶霸，我们能让他们逍遥法外么？还有些是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的头子。如世界新佛教会的王紫泉、贾祥麟等解放后组织“八卦军”阴谋暴动，一贯道匪首王景文接受蒋匪特务组织国防部二厅的任务，组织反共义勇军，企图暴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人反对政府，恫吓人民，我们不能不予逮捕，（群众呼声：要逮捕）不能不予镇压。（群众呼声：要镇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逮捕镇压是否妥当呢？请各界人民代表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批评监督和审查，作成决定，以便依照执行。
像这样的破坏分子被逮捕了以后，天津市的人民欢喜若狂，这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最为恰当，就是“人心称快，特务恐慌”，（鼓掌）自这些反革命分子逮捕后被害者纷纷控诉，他们说：“政府睡醒了！”“现在才真正是有法有天”，有些市民说：“这些家伙早就该逮捕了！”并且还说：“有些坏分子为什么不逮捕”。自这些分子逮捕之后，人民认为这才是为民作主替人民报仇雪恨了。最近公安局每天平均要收到三、四十封检举信。（鼓掌）同时也是对反革命破坏分子一个很重大的打击。（鼓掌）因此有些反革命分子自动向公安机关自首坦白。群众觉悟一天天提高，隐藏的特务分子绝逃不出人民的巨掌。（鼓掌）所以反革命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向人民低头，向政府坦白，戴罪立功。这样一来政府的政策是否变了呢？我们回答是没有变，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这是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过在过去一个时期内，在掌握执行上发生了“片面宽大”的偏向，在宽大方面有点无边，就是对于首恶分子，怙恶不悛分子该镇压的没有及时镇压，或镇压不够，自从人民对我们提出意见之后，我们就检讨了和纠正了。这种宽大与镇压政策包括些什么内容呢？
首先讲宽大吧！就是对于那些虽然有过严重罪行，而现在确已真诚悔改，并为人民立功的分子；对于那些曾经被迫参加反革命的胁从分子；或者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的分子，这些分子过去我们已经对他们宽大处理了，现在还是对他们宽大处理，今天和过去仍是一样的对待，并无改变。我们在被押人犯中经过清理后还要释放一批，今后诚心悔改并向人民低头认罪，愿对人民戴罪立功的一般反动分子，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宽大待遇的。有些被管制分子只要他们立下决心回头向善立功赎罪，经过群众证明表现良好者，即可解除管制，恢复公民权，予以重做新人的机会。还加上对自首分子，立功分子的宽大。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那些在解放后怙恶不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对于那些经过宽大后又再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罪恶严重的惯匪、恶霸、流氓、杀人犯、反动会门头子，对于那些死有余辜的不可救药的反革命分子，是绝对不能宽大的，（鼓掌）是应该严厉予以镇压的。（鼓掌）如果不这样作，人民生命财产不能得到保障，建设不能顺利进行，人民就要遭殃，国家政权就不能得到巩固。因此：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正确政策，必须兼顾，二者不可偏废。这是毛主席和中央英明的指示。
为了保证这个政策的正确执行，我们又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规定了一些具体执行办法，这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依靠证据不轻信传言。在逮捕一个人犯要经过五道手续的审查，如果对某一个小节发生怀疑时，宁可不捕不许弄错，至于判刑与处决人犯时，采取了更严格的手续，有些经过军管会、市长、人民法院，甚至中央人民法院审查与批准方能执行。
这样既能保障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松一个反革命分子，使之逍遥法外。
对于群众告密与检举信的处理问题，我们也是采取上述的原则，绝不粗枝大叶的草率从事，而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并以高度的责任心向人民负责，防止诬害好人或公报私仇现象发生。我们两年来都是在毛主席、中央和我们天津市黄市长的正确领导下兢兢业业认真执行的。这就是我们过去执行政策的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
这一次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对人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两面性和卑鄙毒辣的手段。他们残害了人民，在反动统治之下，人民敢怒不敢言，还有好多人不知道；解放了之后往往还认为他们是人民的朋友。现在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恶都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眼前了。这些反革命分子活动事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麻痹思想，从恶霸地主吴存卓事件我们就可以得到许多教训；一个满身血债的恶霸地主逃到天津，借亲戚朋友的关系作掩护，进行破坏生产建设，残害革命干部的反革命活动。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不提高警惕，不严厉镇压反革命，让敌人活下去，我们人民的生命就必然要遭到死亡的威胁。还是让敌人活下去呢？还是让人民生命财产得到安全保障呢？两条路必须选择一条。现在我们肯定的说：要让人民活下去，要让人民幸福地活下去。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公开的拿枪的敌人虽然已经消灭，但是暗藏的敌人仍旧想用最凶狠的手段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分清敌我，打破私人情面，人民和政府团结一致来完成这个长期艰巨的政治任务，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鼓掌）坚决无情地镇压反革命活动，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新中国的各种事业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掌声不绝）
在镇压反革命过程中，有少数人怀疑不安，发生恐慌。这也是必然的。其中有三种人是不相同的：由于解放前敌人长期的反动统治和欺骗宣传，使一些人受到敌人的毒害很深，解放后或多或少地流露些落后思想的表现；又由于我们干部作风上存在着某些缺点，使得一些人心怀不满，因而表现了一点对抗情绪，这些人就恐慌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已经说过，这是我们四个朋友内部的事情，不能与反革命相提并论。什么是反革命呢？就是参加过反革命组织，解放后还未与敌人脱离关系，接受其任务进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企图颠覆人民政府的破坏分子。
另外还有一些人明哲保身，对镇压反革命漠不关心，认为这是政府和公安局的事，把政府和自己区分开，失去人民的立场，单纯“人道”观点，甚而存在可以与反革命分子和平共居的思想，或者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留有余地，而置身于镇压反革命斗争战线之外。这种消极思想和态度应当加以克服，大家都有责任帮助他们纠正认识。告诉他们革命与反革命是誓不两立的，组织他们和大家团结一体共同镇压反革命。
对于那些曾经参加过反动的党团或一般防奸小组的分子，也发生了恐慌。
对于已逮捕的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收到很多人民的意见，我们一定根据人民的要求，对应该镇压的严予镇压。对那些血债累累的罪该万死的首恶分子，怙恶不悛分子，历史上一贯以反革命为生，血债累累为人民深恶痛绝的惯匪，匪首恶霸，强占人妻霸占一方的大流氓杀人犯，以及抢掠人民财产，杀害人民经登记后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会门头子，必须严予镇压。（掌声四起）有些罪不该死，放在社会上又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依靠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统治，压榨迫害人民为生，直到今天还在幻想美蒋重来，恢复他们压榨迫害人民的生活，对他们必须长期关押改造，决不能释放他们出来再去迫害人民。（掌声）另外一些人要予以一定时期的管制，考验他们是否能够改过自新。政府绝对给予重做新人的机会，保证绝不错杀一个人，也绝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群众振奋掌声不绝）
各位代表们，我们对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了这样的一些措施，是不是做得对呢？请各界人民代表给我们以指示和公决，以便认真执行。
让我们人民高兴吧！反革命分子恐慌吧！（群众高呼口号掌声历久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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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
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 梅兰芳
为了加强戏曲艺术的研究与实验工作，提高戏曲艺术的创作水平，和培养下一代新的戏曲人材起见，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将原戏曲改进局的一部分编审工作与研究工作和新曲艺实验流动小组、戏曲实验学校与京剧研究院合并，改组为中国戏曲研究院。
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基本任务是这样确定的：
（一）选定旧有戏曲优良脚本，进行整理修改，并编写新剧本、新曲词，以保证必要的供应，逐渐克服剧本荒及戏曲上演的无政府状态。
（二）为建设爱国主义的人民戏曲事业，在戏曲艺术方面有重点地、较系统地、并互相结合地进行研究实验工作，并从实践中整理经验，予以推广。
（三）加强爱国主义的人民戏曲教育工作，往长远打算，用科学方法，有计划地培养戏曲工作干部的青年一代。
中国戏曲研究院是遵循了毛主席“推陈出新”的指针，承继了延安京剧院和中央戏曲改进局的京剧研究院及有关戏曲艺术的研究、教育工作的光荣传统而成立的。历史的经验已经痛切地告诉了我们，在旧社会，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实，就是说，假如不是在毛泽东的时代，假如不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重视与支持人民戏曲事业，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戏曲艺术的研究发展的意义说来，应该认为这是中国戏曲革命史以至文化史上的一桩重大的事件，值得我们戏曲界的战友们一致兴奋！在我个人，蒙国家如此倚重，让我和程砚秋、罗合如、马少波诸位同志共同负责院的领导工作，深深引为荣幸！谚云：“勤能补拙”，面对着这样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惟有倍加振奋，努力学习，以极其虚心、谨慎、严肃、负责的精神，以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态度，从事工作，把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全部贡献给国家和人民，贡献给戏曲改进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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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
清华大学教授 吴景超
我所参加的西北区土地改革参观团，于二月八日离开北京，在陕西长安县参观土地改革约一个月，并在参观的过程中，参加了一些工作。参观团已于三月十五日返抵北京。这一个多月学习所得，参观团已经写了一个总结，这儿不再赘述。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一次的学习，对于我个人思想上及感情上的影响。
马明方主席说：“整个土地改革过程，就是一个发动群众的过程，就是广大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地提高自己阶级觉悟的一个过程。”这一句话，我在以前是不十分了解的。一直到我在长安五星区的东大村住了一个星期，并把自己编在农民的队伍中之后，我才了解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斗争，而在斗争中的确可以提高自己的觉悟。在解放以后，我们也学过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但两年的学习，其所得似不如一个月的实践为深刻。在学校的环境中，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没有热烈的群众运动。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村环境，与此大不相同。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组织广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与地主阶级作斗争。此时乡村中每一农民的立场不许模糊。在两个阵营里，在封建阵营与反封建阵营里，你是站在那一边？你是拥护谁、反对谁？这些问题，每一个人都需要作一决定性的答案，连地主的儿子，在中学读书的，也在追求这个答案而致几晚的失眠。在这种斗争的气氛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明确地学会了阶级观点，与农民打成一片，把农民的问题看成自己的问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随同农民与地主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得到与农民在感情上与道义上一致的感觉。也在同样的斗争中，我们更体会到群众观点。在学校中，教学与研究的工作，大部分还是以小手工业的孤立方式进行的。这种散漫的、闭门自修的工作方式，也是不易养成群众观点的。但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村中，不问那一件事，那一步骤，如离开群众，必然是办不通。单枪匹马的搞土地改革，可以说是不可想像的事。自整顿农会，以至开诉苦会，反恶霸斗争，清查田亩，评定成份等一系列的工作，都要集合群众的力量，与群众反复商量讨论，才可以圆满完成。群众的智慧，高于个人的智慧，也在各种斗争的场合中，表现得非常透彻而明显，因此小资产阶级那种自高自大的心理，在群众的伟大力量之前，也就由减低以至于消失了。一方面认识个人能力之有限，一方面在群众的身上，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智慧泉源，便会诚心诚意的学习走群众路线了。
在此以前，我们在学校中也常谈土地改革，甚至在大课中也讲过土地改革。经过一个月的实践，认识有何不同呢？我想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以前谈土地改革，只有理智的内容，而现在谈土地改革，则添了一些感情的内容。以前只是冷静的分析，条文的推敲，现在则充满了对于农民的爱，对于地主的恨，把土地改革看作与自己血肉相关的一件事情。这点感情的内容，是由于与农民共同参加反地主的斗争而获得的。理性与感情相融洽的认识，根据这一次的经验，证明只有在实践中才可获得。因此，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做教书及研究工作的人，应当争取一切的机会，参加群众运动，从群众运动中教育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锻炼自己的感情。闭门读书，最多只能做到一个半知识分子，而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半知识分子的用处是很少的。
北京解放了两年多，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对于中央的干部，增加了许多认识。但是地方干部的素质如何，我们知道得不多。这次在长安县，得到一个机会，听到六次大报告，都是与长安县第一期土地改革有关的。作报告的人，都是县级干部。我们对于他们分析的清楚，叙述的生动，感到无限的钦佩。在谈话的时候，我曾请一位县委书记，供给我关于长安县级干部教育程度的材料。很令我们吃惊的，就是这些干部，没有一个是进过大学的。但是我们都觉得，如请那些作大报告的任何一人到大学来教大课，其成绩都会超过大学中念过许多马克思、列宁名著的任何一位教授。后来我们到东大村去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工作组的领导者，是一位年方二十五岁的区委书记。他那种谦虚和蔼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握政策，是那样正确而坚定，处理问题，是那样周到而全面，都令我们这些中年的人，感到“向青年学习”这句话的亲切。记得有一次在检讨旧农会主任的许多过失之后，我们都主张撤消这位主任的职务，并开除他的会籍。这位年轻的工作组长，却主张保留他的会籍，留在农会中改造他，教育他。在同我们作了一点钟的说理之后，我们都为他的道理所说服了。他一天从早忙到晚，把整个的生命，投在土地改革的工作中。他对群众，对农会，对干部，每天都要讲几次话，从他那么多的谈话次数中，我们找不到他有一次犯原则性的错误。在短短的时期中，我们对于这位年轻的区委书记，发生了诚挚的敬爱。我们想，像这样的干部，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当以千万计。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迹。这种奇迹的所以造成，当然要归功于毛主席的领导及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这些干部的存在，使我们一方面对于毛主席及共产党加增了爱戴，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光明而伟大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我们到东大村的那一天，农民排队到五里之外来迎接我们。在由东大村折回西安的时候，全村的农民，和我们依依不舍。我的房东，那位七十三岁的忠厚长者，一直送我出了北门。其余的农民，不但送我们出村，而且还送我们出乡，直到我们都坐上了马车，才摇手告别而返。我们的感情都起了波动，心中都在想，我们过去所吃的小米，都是这些农民辛苦耕耘得来的，我们对于他们过去曾有何功何德，值得他们如此的深情厚谊？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农民觉得我们是由北京去的。而北京，在农民的心目中，是与毛主席分不开的。从毛主席那儿去的人，必会带给他们以幸福，农民都这样直觉地深信着。我们要珍重农民这点情谊与信任，要以行动来报答他们，正如他们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是要以行动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一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更要向人民靠拢，要与人民的事业打成一片。过去我们对于研究工作，常从兴趣出发，以后应当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人民的需要，在现阶段，是巩固国防，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我们的工作，就应当配合这些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从今以后，我们将更踊跃的投入人民的队伍，与人民齐一步伐，在毛泽东伟大的旗帜之下，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奋斗。
（转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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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战场速写 （铅笔画）（一）
“同志们！辛苦了！”（人民志愿军解放某城后，朝鲜人民欢迎的情景。）
侯逸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