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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对斯大林新著作的研究
编者按：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及《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不但在语言学方面，而且在哲学、逻辑学、文学和教育学等部门中，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联科学界正在根据斯大林的新著作，批判与改进各种科学研究工作。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的这一篇文章，是介绍苏联科学院所属的哲学院对斯大林新著作研究的情形。这对我国学术界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启示。从这篇文章里，我们除了可以学习苏联学术界研究斯大林著作并用以改进工作的方法以外，还可以了解苏联哲学家对逻辑的意义及其有无阶级性问题的看法，以及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问题的看法。
苏联科学院所属的哲学院的全体工作同人，着手深入地研究斯大林的新著作——《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和《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这两篇著作是马列主义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根据院委会的决定，院的各部处都召集了扩大会议，各部处的负责人都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新著作对于发展哲学科学各有关方面意义的报告。
在各部处的会议上讨论了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以后（在会上有三十五个科学工作者、硕士和学士作了报告），于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五日，召集了院委会和院的党支部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七月十八日，哲学院的科学家协会和哲学工作者的积极分子一同召开会议。在会上，院士亚历山大洛夫（Г．Ф．Апександров）作了《斯大林同志关于论语言学问题著作对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展的历史意义》的报告。
亚历山大洛夫说，斯大林的新作——《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和《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对于马列主义哲学科学的发展有着历史性的意义。这是语言科学上的真正革命；斯大林同志所提出来的每一个理论命题都使马列主义的哲学丰富并发展了。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新作里特别详细而深刻地解答了历史唯物论中的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关于两者之间辩证的相互联系。人类社会的基础，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古典定义，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斯大林的新作概括了建设苏联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历史经验。
对于社会基础、经济制度发展问题以及与每一个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发展问题，斯大林作为伟大唯物辩证法的圣手，是严格的历史性地和具体地予以解答了。他强调指出，每一个经济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全面地说明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指出了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它对社会发展所发生的影响。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这并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伟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根除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基础之所以创立自己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为了要使上层建筑替它服务，要使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起来和巩固起来，要使上层建筑积极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
斯大林的著作《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和《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丰富并前进了一步。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的正确理解，斯大林提出了下列的论题：“从旧质突变为新质的法则，不仅不能适用于语言发展史上，而且也常常不适用于属于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的其他社会现象上。这个法则对于分成两个敌对阶级的社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这个法则就是不必要的了。”（同上）
这里表现了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见解：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规律的特征的认识是需要具体性和历史精确性的，特别是认识旧质突变到新质的规律和马列主义辩证法现象的特性显现，在划分为两个敌对阶级的社会条件下，以及在另一种条件下，那里压迫者和剥削者阶级被清除，社会建筑在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的一致性上，建筑在这两个阶级与知识分子的一致性上，是更需要具体性和历史精确性的。
斯大林的著作，对于在社会发展中的进化和革命问题，对于对立的斗争和统一法则问题，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等的最重要的论题，作了光辉的研究。
斯大林新作中所提出的论点，不仅对于语言学问题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其他科学也有伟大意义。斯大林关于语言和它的发展规律的见解，对于正确解决逻辑学上的问题提供了确实的方法，并终止了迄今尚存在于许多同志脑中的那种由教科书和逻辑学讲授所构成的糊涂和混乱思想。我们必须强调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和它的发展规律与社会历史和人民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这一论题对于逻辑学的重大意义。根据斯大林的定义，如果说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那么逻辑学就是人类所具有的用以正确思想的确实的思维法则的总和。斯大林说，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下来，这个指示在逻辑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后者以它的理解、范畴和法则记录并概括了思维活动的结果——这也即是人的认识活动的结果。这里也包含了基本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共同意义，对于每一个有着健康思想的人，不论是属于那一个阶级，那一种社会集团，都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这些论题和法则。
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著作，对于钻研逻辑学的问题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清除了逻辑学上糊涂、错误、伪科学的观念，并为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指示了研究哲学知识这些部门的正确道路。
斯大林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成就是哲学上的伟大革命。同时，斯大林又再次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先前的哲学思想的关系这一见解所具有的伟大科学意义，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创造者——的事业是基于马克思以前时代的哲学和科学成就上。
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斯大林关于科学的发展和靠着批评自由所获致的经过思想斗争的成就的这一论题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理论和历史意义。只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科学发展的原则才成为发展的规律，才成为科学知识不断进步的源泉。只有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一致的人民，只有苏维埃人民才可能有这样的自由和力量在自己的伙伴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巩固了苏维埃的秩序，揭露了科学发展的毛病和缺点，改正了这些毛病和缺点，并因此保证各门科学强有力地无限前进。
在讨论亚历山大洛夫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时，曾邀请哲学科学学士彼特鲁歇夫斯基（С．А．Петрушевский）、朱陀夫（А．А．Чудов）、哲学博士列奥诺夫（М．А．Леонов）和卡玛利（М．А．Каммари）、贝烈斯特聂夫（В．Ф．Берестнев）教授、哲学科学学士库兹聂卓夫（И．В．Кузнепов）、哲学院副院长哲学科学学士斯杰派仰（У．А．Степанян）、哲学院的科学工作同人契尔特柯夫（Б．П．Чертков）、费陀罗娃（А．Т．Федорова）、特罗菲莫夫（П．С．Трофимов）、《哲学问题》编委科学哲学博士凯德洛夫（Б．М．Кедров）。所有讲话的人都指出斯大林的新著作不仅对于苏维埃语言学，而且对于各种科学特别是马列主义科学的发展有着巨大意义。
彼特鲁歇夫斯基描述斯大林的著作是我们思想生活中的最巨大事件。斯大林天才的威力允许解决各项新的复杂的社会主义科学的发展问题，我们骄傲我们有斯大林清晰伟大的智慧照耀着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然后，彼特鲁歇夫斯基又详细谈论了斯大林同志文章中直接提出的对于苏联心理学者的某些问题。
列奥诺夫说，斯大林指出了语言的全民性和无阶级性，同时斯大林又强调人类、单独的社会集团、阶级，并非对语言是毫无差别的。这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也可以这样说。关于自然的科学，它本身所获得的事实证明并不是有阶级性的。然而人类、社会集团、阶级并不是对科学的态度毫无差别的。科学的理论，这个或那个知识领域世界观的解释，换句话说，科学的哲学是有上层建筑和阶级的特征的。放在马克思哲学面前有着巨大的任务。苏联哲学家必须在理论上领导科学的发展，而为此必须深入研究自然科学和其他具体的知识部门。
在库兹聂卓夫的演说中，主要说明自然科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与生产和哲学的关系。
契尔特柯夫然后讲话，他指出斯大林同志关于整个社会历史中的语言发展的指示，对于社会科学有着重大意义。从斯大林的著作中，我们必须研究辩证法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中的表现的具体形式。斯杰派仰的演说，指出了斯大林新作对于苏维埃社会理论发展的意义。苏维埃社会的发展，从旧质形态到新的过渡，并不是经过突变的，而是经过在共产主义基础上逐渐改造的路线。斯杰派仰说明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苏联正在创造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与这个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苏维埃社会一出现，国家本身就具备着并正在实现着飞跃。这个飞跃并不带有突变的性质，所以这样，这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在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之下正在准备并在实现着飞跃。比方，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即为一例。
联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护农田的种植森林遮护带的决议中，说到实现改造自然的斯大林计划，保证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飞跃。因此，从旧质突变到新质的飞跃方式这条辩证法普遍规律是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表现为多种多样的。
贝烈斯特聂夫在自己的演说中谈到斯大林著作对于马列主义美学发展的意义。费陀罗娃谈到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和党性问题。
科学家协会、院委会和哲学院的支部，根据院士亚历山大洛夫的报告，通过了一个扩大的决议。这个决议说，哲学院全体工作同人将依照斯大林著作的最丰富的理论内容来作为自己科学工作的引导，并确定具体步骤对斯大林文章中所提的各种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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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新作布置杂志的工作，在《哲学问题》杂志的编委会上，编委莫洛卓夫讲了话。大家知道，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的新作——是对于马列主义科学的一个新贡献，它进一步丰富了我党的思想宝库——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同志在语言学方面给了我们完整而结实的学说，揭露了苏维埃语言学中的错误，明确了苏维埃语言科学上的目的和任务，打开了它的内容，并解决了全部语言学上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斯大林同志又为语言学指引了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道路。斯大林同志的新作在这方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但是斯大林同志著作的意义，远非仅仅是语言学本身。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里，解决了许多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会成为哲学工作的指导者，我们杂志工作的指导者。
我们必须帮助哲学干部深切理解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的伟大著作，清楚认识斯大林同志所解答的各项问题，估价其历史意义，并作出为理论和宣传活动均所需要的必要结论。在最近几期的杂志中我们必须刊载关于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所叙述到的若干最重要问题的文章。
莫洛卓夫同志详细谈论着这些文章的构思。首先，在最近一期的杂志中必须刊载这样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与科学。很明白，共产党和斯大林个人永远不断地帮助科学使其毫不停止地前进；苏维埃社会在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它的全部活动是以科学基础为根据。我们的任务就是——指出科学在向共产主义前进中的意义，斯大林同志在社会主义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还必须刊载这样的文章：说明斯大林的著作对于社会主义语言科学发展的意义。
关于语言学的讨论显示了哲学家对于与他们这样接近的科学，如语言学，是没有紧密联系的，我们此刻的任务就是要消除这个空隙。
为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承认编委会犯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的杂志向宣传员们刊载了马尔的理论；我们的责任就是揭露这些错误，并在杂志篇幅上加以全面分析。
我们还必须刊载批评最近发表的各种关于语言学的书籍。
为配合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指示，杂志必须刊载论述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文章。
斯大林著作中发挥了关于民族形成、社会主义民族起源和发展问题，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语言发展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总括，我们都必须在最近期的杂志中阐述。
斯大林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过去时代文化关系的指示也同样应成为我们最近几期杂志文章的题目。
我们必须广泛发挥斯大林关于辩证法规律在存在着敌对阶级的社会条件以及在没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种不同特征的表现。这会帮助我们克服在把辩证法运用到各种不同知识部门中去的教条主义。
我们必须不断揭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科学知识发展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的杂志也是落后的，我们的杂志是缺乏同志般的商讨的。
在我们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始终不变的以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所表现的那种伟大思想为依据。
在莫洛卓夫同志的演说结尾，他又详细地谈论了心理学和自然科学上的若干问题。
在杂志的工作讨论会上，曾邀请马克西莫夫（А．А．Максимов）、凯特洛夫（Б．М．Кедров）、佛朗采夫（Ю．П．Франчев）、列奥诺夫、斯杰派仰、诺温斯基（И．И．Новинскtй）参加。他们均就编委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并确定了以斯大林同志的新思想作为改进杂志工作的具体办法。
（杨重光译自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五○年第一期《科学生活》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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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七十三期介绍
【新华社一日讯】《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七十三期已出版。
该刊本期社论题为《为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社论总结了一九五○年和平民主反帝阵营的伟大胜利和与此完全相反的帝国主义阵营、战争阵营的分崩离析的景象。社论指出，一九五○年是各国人民为了和平而顽强斗争的一年，是世界和平运动空前发展的一年。在和平民主的堡垒——苏联，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都获得了重大的成就，苏维埃人民正满怀信心地向着共产主义前进。远东和平和安全的砥柱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与经济制度的伟大改革，鼓舞了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亚洲各族人民，来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波、捷、匈、罗、保、阿等人民民主国家，在苏联大公无私的援助下一天天地强壮，正在为它们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欧洲和平的堡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积极战斗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把西德变成新战争的跳板的图谋，来争取把一切德意志人民团结到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德国里来。遭受到美国侵略者卑劣攻击的英勇的朝鲜人民，高举着解放斗争的旗帜，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的则有中国人民的光荣的儿子们，他们在严重的关头，给予了他们的邻邦以兄弟般的援助。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正在继续不懈的斗争，争取自由与民族独立。社论指出，在另一方面，一九五○年美国帝国主义者从准备侵略的政策转入侵略朝鲜和中国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在国内则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的剥削。在马歇尔化了的国家中，杜鲁门及其在西欧的走狗们正积极奉行希特勒的“大炮代替黄油”的政策，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标准每况愈下。帝国主义者并用恐怖来抑制民主和平力量的生长。社论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正以更大的警惕与团结来回答帝国主义者。他们具有充分的决心，来防止一个新的世界战争。共产党与工人党的成长和加强，是各族人民将在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获致新的成就的保证。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结成一个单一而坚固的阵线，踏进了二十世纪的下半世纪。社论指出，在二十世纪的前半世纪，改变了世界面貌的这个伟大的转变，乃是所向无敌的马列主义思想威力的明证。以其全力为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而斗争的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在一九五一年无疑地会赢得新的成功。和平的力量一定战胜战争的力量！二十世纪是列宁——斯大林世纪。二十世纪将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压倒万恶的资本主义奴役的世纪。
该刊本期以显著地位刊登了罗曼诺夫所作《列宁主义的〈火星〉报的战斗传统》的论文。另外登载了法国总工会总书记佛拉商的《法国经济的凋零与法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康斯坦丁纳斯古的《罗马亚尼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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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友协总会邀请各团体
协商发展组织开展宣传工作
【新华社一日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于一日上午邀请各有关团体单位举行联席会议，协商关于发展中苏友好协会组织和开展宣传工作问题。出席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民主妇联、全国学联、全国文联、全国音协、美协、剧协、全国教育工会等团体单位代表以及中苏友好协会正副总干事钱俊瑞、李德全、赵仲池等共三十余人。会议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主持，他根据中苏友好协会全国工作会议关于继续加强与发展中苏友协工作决定的精神，提出今后如何动员各方力量开展中苏友协组织发展会员及有效地进行中苏友好宣传工作等问题。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和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并一致认为作好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通过各群众团体及其他方面协同推进。会议最后决定：一、提议各群众团体、中央机关和军委总政治部把中苏友好和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列为重要议程，于最近进行讨论，做出决定，指示所属全国组织进行这一工作。二、提议各团体及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将开展中苏友协组织发展会员及中苏友好的宣传教育工作，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内，作为重要任务。各群众团体，首先是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团体把系统地介绍苏联以及关于发展中苏友谊的宣传工作作为自己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各团体及军委总政治部等单位经常取得密切联系，有计划地在一定时期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邀请有关团体单位具体研究各种专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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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目前大学教育工作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 张如心
（一）如何进一步开展教学研究指导的工作
去年六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曾经解决了高等教育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会议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成就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同时“准备和开始吸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进我们的高等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其次，是通过了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原则与方法；除此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教研组的组织和任务的规定。关于后者，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的第四章曾经把它列为教学的基本组织并明确规定了它的职责为：（一）领导本组全体教师讨论及制定本组课目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二）领导及检查本组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三）领导与组织本组学生的自习、实验及实习。
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这一指示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贯彻新的教育方针与课程改革必须把教员组织起来，加强学习，实行互助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因为教育方针与课程计划是要通过一定的人来执行和贯彻的，而在学校教学工作中除了正确地决定方针与课程计划之外，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就是教员。如果方针有啦，课程也改革啦，而不把教员很好地组织起来加强学习，实行互助，那末这些方针、计划也还是不能实现或是不能很好地实现的。所以高等教育会议关于实施全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决定的第八条也曾经这样写着：
“提高师资的质量和培养新的师资是实施课程改革的关键，因此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应努力加强自己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及研究工作，应就各项主要课程，组织教学研究指导组，由教师实行互助，改进教学的内容与方法。”
东北师范大学自从有了教研组以来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的经验证明了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过去经验指明：那一门课程的教师如果组织起来，加强学习，实行互助，那一门课程的教师质量也就逐渐提高了，教课的内容同方法也就得到不断的改进，从而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就比较好。
为什么要组织起来加强学习呢？这是因为新中国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的人民民主国家，而服务于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国防、文化建设的高等教育方针也完全是新的，课程计划也是按照新的教育方针以及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而改革过来的。我们现在高等学校开办的社会科学及文学课程完全是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讲授的；自然科学课程方面，虽然原有的许多好的知识都还是有用的，但是这些课程的内容也应该根据现代科学最新的成就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至若新中国学校的教学方法那也完全是新的。因此，我们要把这些新的课程教好，把教材编好，这是一件大事，就必须组织起来，加强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与业务水平。不学习是不成的。不仅过去在旧教育界服务过多年的教育工作者要很好地学习，就是参加过多年解放区文教工作的老干部也都需要好好地学习和提高，否则就无法完成新形势下的新的任务。
为什么要实行互助呢？这是因为这些任务的完成是不很容易的，并且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和知识都是有限的，就是专家也还是有限的，因此必须采取“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的方法，在个人努力的基础上面，实行互助。
在社会主义苏联的高等学校，他们早就采取了这个方法，并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苏联出版的许多有名的教科书：世界史、俄国史、战争史，都是经过一批教师、专家实行互助，集体研究，编写出来的。苏联这一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来学习的。我们应该承认集体力量大于个人力量，集体智慧高于个人智慧，这是一条不可移易的真理。
为要很好地实行互助，相互学习，以达到取长补短，教学相长，我们的教师就必须有虚心学习的精神。我们过去一个时期有少数教研组工作搞的比较好，教学质量比较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一部分教师比较虚心，能经常吸取同仁甚至学生的许多好的意见；有些小组工作成绩之所以比较差，就是因为这些小组的某些教员虚心学习的精神不够。古人云：“谦受益，满招损”，在这里也得到了证明。
再其次，团结互助，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教学相长——这些都离不开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不能这样设想：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这样一件庄严的事业（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转变）而可以不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够很好的完成的。经验指明：恰好相反，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教研组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教研组生活，因而也就不可能达成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任务。过去我们有好些教研组不仅制定课程计划编写教材是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提出意见，而且还组织了同仁相互听课，检查教学，并批判地吸取了学生的意见，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学习和工作就很有生气，教师的相互关系也搞得比较融洽。另外一些教研组因为大家客客气气，有意见不提，怕得罪人，或者被批评的人不愿意接受别人好的意见而固执己见，自行其是，因此学习与工作就无法开展。这里所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是指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这就是说：成绩与进步应该发扬，缺点错误应该纠正，同时指出缺点错误是有根有据，经过分析，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是自以为是，主观武断；批评的态度应该是诚恳的，与人为善的，而不是冷嘲热讽，闹私人意气；而被批评的同志则应该虚心倾听，抱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同时，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应该提倡自由思想，大胆辩论，深入钻研，追求真理的风气，使大家敢于把自己内心的一切意见说出来，经过争辩作出合乎科学真理的结论，以指导教学。这种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我们的工作，正象太阳光与新鲜空气对于人们一样是十分有益和十分必需的；而且从这一时期的工作经验来看，它的确是进一步开展我们教研组工作的主要关键。
从这里我们大家就可以更深刻地体验到毛主席不久以前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的下列一段话：
“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惟一正确的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毛主席这一指示甚为重要。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根据共同纲领的标准，特别是其中关于文教政策部分的标准，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一切符合于上述标准的应加以发扬，不符合的或不完全符合应适当地加以纠正。这是开展教研组工作以至于整个教学工作的主要关键，也是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的基本方法。
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不要害怕自己的知识不够，能力不够；更不要害怕我们思想上存有旧社会的影响（这是难免的），我们只怕自己不认真负责，不虚心学习，不愿意采用毛主席所指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只要我们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经常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则没有知识与能力的，经过学习就可以逐渐获得知识与能力，知识能力不够的也会逐渐提高，旧社会的思想影响也会在长期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中逐渐得到批判和纠正。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些敢于经常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同志便是这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有心人。各系的系主任及教研组长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来影响全体教师学会这个新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使大家朝着这一方向不断地努力改进。
应该明确地指出：教研组这样的教学组织是新中国学校中所特有的，它在过去旧式学校中是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因在旧式学校的反动教育方针之下，教师不是被组织起来实行互助，而是各自为教，各行其是，甚至搞小团体、小宗派、闹不团结，是不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互相攻讦，互相排挤，或者明哲保身，得过且过。因此，我们要把这一新式的组织健全起来，很好地履行它的职责，就必须采用完全新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这就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团结互助，虚心学习的态度，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其中尤其是后者最为重要，因为能不能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正是考验我们全体教师对人民教育事业是否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主要标志，也是测量我们教研组工作以至一切教学工作的成绩的主要尺度。
（二）如何正确实现教学民主
什么叫教学民主？如何正确运用？过去我们有什么经验？那些方面需要改进？这是当前教学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在这里说一下。
据我所知，现在正规学校中对教学民主有两种不同的了解及做法。一种是提倡所谓“自学辅导”，过份强调学生独立“自学”，忽视或者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与教育作用。如有的学校学生上课时，教师站在一边，尽让学生去自由地民主讨论，或者把上课大部分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讨论争辩，只留下很少的时间给教师作总结，或者，学生对课程有疑问让学生自己去解答，教师只是从旁指导，有的学校对学生意见无批判的迁就，学校负责人及教员没有一定的责任制和工作计划。甚至个别学校为了要决定某一字的读法，采取了由学生举手表决的方法来解决。
这种“教学民主”实际上是对教学工作的放任自流，是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与教育作用，它对于教学工作是有害无益的。
另一种，是承认教师在学校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并提倡教师应适当地采用民主的工作方式来批判地吸收学生的意见，加强与学生的联系以改进教学。东北师范大学过去所推行的教学民主大体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做的。
为了更深刻地了解这一问题，我觉得对于学校的组织原则有说明的必要。新中国的学校（包括我们学校在内）的组织与管理原则应该是怎样的呢？有人说是民主集中制，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是民主集中制，则学校校长及教师应该是由大家选举的，学校应该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由校长向选民作工作报告，经过选民批准……。不是这样，学校校长（及其他负责同志）不是大家选出来的，而是上级人民政府委任的；教师是校长聘请的，不是学生选举的；学校校长受上级人民政府委托，代表上级政府来办理学校，重要决定须向上级政府请示，经过上级批准，日常工作则由校长负全责，教师是受校长聘任对校长负责进行教育工作。这就是说，学校的组织与管理原则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校长负责制，以及在课堂教育上的教师负责制。
但是为了搞好工作，学校校长及教师必须采取民主的工作方式，这就是说，应该向学校工作人员及学生吸取意见，集思广益，以便更有效的推进工作。校长为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在行政上应该定期召开各种会议如校务委员会会议，教务会议等，吸收一定负责同志（校部负责同志、系主任、教师代表、教研组长等参加，学生会及工会负责人列席），就学校工作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同大家商量研究办法，吸取意见。除此以外，还应该定期找下面的人员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吸取意见。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样的做法对于密切上下级的联系，及时地了解情况，研讨工作及总结工作经验，有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些行不行？那是不行的。但是上述的会议都是在校长及其他负责同志主持下，按照领导上的意图，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会议的决议要经过校长批准（后者对校务委员会及其他会议的决定在职权上可以否定），而不是像工会的理事会或政府的委员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解决问题的。这就是校长负责制与民主工作方式的结合。
教员对教课负完全的责任，但为了搞好教学工作也必须采取民主工作方式，经常注意了解教学的情况，批判地吸取学生的意见（同仁的意见更应吸取），其方法和形式可通过课代表反映情况和意见（这是经常的方法），或者自己抽出时间参加一个小组询问学生的意见，或者定期召开各种座谈会（吸收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或全体学生会议（以某一门课程的需要吸收某一班学生参加，更普遍的问题吸收更多的学生参加）。通过课代表及上述会议，教师一方面可以了解教学的情况，吸取学生中有价值的意见，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同时另一方面，又可通过这些形式了解学生的具体思想动态，对学生进行有关于方针政策、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的教育，及时纠正学生中不正确的偏向。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教学工作完全建筑在学生自觉的基础上面，同时又使它能够更加密切地结合学生的实际（如学生的实际文化水平，接受能力，学生的思想实际等等）。
但是这些会议必须是在教员或教研组长负责主持之下进行，同时为了开好这些会议，在事先应有所酝酿，有所准备，使会议有领导有组织有中心地来进行，而不是无领导的，漫无边际的，让学生自己去讨论，因而得不到任何结果。其次，这些会议的决定必须取得教师或教研组长的同意（与整个系有关的问题还要经过系主任批准）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或者无原则的迁就学生意见。这就是教师负责制与民主工作方式的结合。
这种民主工作方式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为人民服务的负责观点与群众观点的具体表现。因为教师在学校教育工作中是起主导作用的，教师给学生教课是一种严肃负责的工作，是对上级负责，同时也是对学生负责的（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所以为了把课程教得更好，学生学得更好，除了上级正确领导与教师自己努力（这是主要的）之外，还必须加强与学生的联系吸取学生有价值的意见，这样做是只有好处而没有任何坏处的。但是如果否定教师的负责制而去空谈民主则会失去领导而走向放任自流，其结果对教学工作是有损无益的。这样的做法不叫做有群众观点，而是对于群众观点的误解。
东北师范大学过去的经验证明：采取这种科学的民主方式是有不少的好处，学生通过课代表及各种座谈会反映了不少情况，提出了不少建议（从教学计划、教材、讲课内容与方法，甚至某些教师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都有），这些建议对于改进教学工作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经验指明：那一位教师能够采取民主工作方式，批判地吸取学生的意见，那末他的课程讲授内容和方法就比较地能够适应学生的实际文化水平及接受能力，而得到不断的改进，从而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学习成绩也就比较好。
另一方面，过去的经验又告诉我们：学生的意见中的确有不少不妥当，甚至是错误的意见。如有的学生对于学校方针认识不清，对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有好高鹜远及脱离实际的各种错误想法，有的课代表反映的意见常常只是代表程度较高的学生，有的学生给教员提意见不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等等。这些想法和意见有时是难免的。对此我们不能作无原则的迁就，对不妥当的意见应适当地加以解释和纠正，对根本错误的意见和态度应严肃地进行批判和教育，不然会妨碍教学工作的进行。我们过去大体是这样做了，今后仍应本此精神办理。
再其次，我们有些单位召开的座谈会是由课代表主持，这是不妥当的，应该由教师或教研组长主持，属于全系的学生座谈会应由系主任主持。
这里附带的谈几句关于“师生座谈会”的名称。过去东北师范大学好些单位召开的教学座谈会曾命名为“师生座谈会”，这一名称多少含有师生双方平等协商的因素在内。其实教师与学生，在政治上人格上固然是平等的，然而在工作的责任上是显然不同的，学生在学校的唯一的任务是学习，而教师在职务上担负着教育学生的责任。因此，严格地说，把这种教学座谈会冠以“师生座谈会”的名称是不恰当的，今后不宜继续采用。
总起来说，在教师负责制的基础上，运用民主的工作方式，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教学民主，也就是所谓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教学民主。以往的经验证明：这种民主工作方式的正确运用不仅不妨碍尊师与教师在教育上的负责制，而且可以更好地融洽师生关系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及教育作用。过去我们一方面教导学生尊重教师，另一面又建议教师采取民主工作方式，以加强师生的联系。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那里教学质量就比较高，从而教员的威信也比较好，师生关系也就比较融洽。这种民主工作方式，特别在从旧型正规教育转向新型正规教育中有它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应适当地加以总结和发扬。
最后还应该指出一点：这种科学的民主工作方式，民主的作风只有在人民的学校中才有可能被提倡与发扬，而在旧式学校是从来没有过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过去中国封建社会里头的师生关系是一种等级服从的关系。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贯彻其养士政策与愚民政策，因而把教师的地位提得比较高（天、地、君、亲、师五尊中，师长被列为一尊），教师在学生前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学生对教师只是盲目的服从而教师对学生反可以随便打骂侮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时代，这种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本质上没有多大改变。这种风气是与当时政治上的反动专制主义相结合的。现在我们是处在新中国的时代，我们的学校是人民的学校，因此学校中师生关系也就不能不随着整个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有所改变，这是很显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