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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宣传员工作
宣传员杨春华怎样克服困难
白天明
中共鸡西煤矿区委员会在一九五○年五月间，通知各支部：“选择与群众有联系的、优秀的党员作宣传员，宣传党的政策，鼓励职工群众的生产热情。”滴道坑支部书记一面看着通知，一面就想起一个人来——曾经把工人业余文化学习搞起来，最近又被评选为全矿区一等模范的统计员杨春华。
杨春华当了宣传员，他以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写写黑板报。他就照例地每周出一期黑板报。但是看黑板报的人和往常一样，稀稀落落只有几个。
一天下午，煤坑突然“冒了顶”（塌了），采煤的设备全被压在里面。坑长听到这情况马上放下工作去抢救；可是坑长下坑之后，喊大家帮忙，大家都不理，低着头只顾刨煤。原来工人们是按件计资的，谁也不愿意误工少挣钱。坑长一赌气，一个人干了两个钟头。坑长从坑里出来，满身冒着热气走进了办公室，正好看见了杨春华，他连汗也不顾擦，就埋怨起来：“你成天写黑板报、宣传顶啥用？！工人只知道刨煤多挣钱，你若是宣传出煤来才算有本事！”旁边一个老工人也接上说：“工人是哑叭吃饺子，心里有数；伪满时打骂都不顶用，现在再鼓动也是白搭！”
下了班后，杨春华连黑板报也没写，一步变成两步地跑回了宿舍。坑长的话、老工人的话，一直在他耳边转。他心里想：行政上不重视，工人们不拥护，若总是这样干下去还不垮台？如果闹不好，不如干脆住手，谁愿意干谁干。可是在支部书记及其他同志的鼓动下，他又不得不勉强地按期出黑板报。
一天晚上，杨春华把局里奖给他的一直舍不得使的大金星钢笔从抽屉里翻出来。拿起笔，他想起发奖时自己兴奋得不知所措，后来见到报上登出自己的模范事迹，更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受奖以后，自己工作确实也更加卖劲了。但是想到这几天的工作，心里实在觉得抱愧。忽然，他又联想到：如果把奖励加在工人头上，他们不是也会更起劲的生产吗？！他决心要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但是宣传员除了写黑板报以外，还应当作些什么呢？他却又不知道了，只得每天翻看各地的报纸，找别人的宣传经验。有一天，杨春华突然看到报上登了一条表扬长春电车厂宣传鼓动工作的消息。他从头看到尾，看完之后却很失望，文章里面具体材料太少了！杨春华马上就给长春电车厂写信去问。第二天，可巧他有事要回家，他就趁机绕道到长春向电车厂去请教。长春电车厂的同志热情地告诉杨春华四条经验：（一）根据工人心理进行宣传；（二）开始做宣传工作时，对群众要多表扬少批评；（三）自己多用脑子，随时随地想新办法；（四）对落后的工人，要加强教育。杨春华如获至宝，一路上自己反复地叨念着。
杨春华回来后，就想办法使黑板报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开始他在黑板报的周围画上了花，可是看的人仍然和往常一样少。杨春华想可能登了批评稿子，大家不高兴看。于是黑板报上只登某小组产量高、出勤好……表扬的消息。又出了几期之后，看的人仍不见增加。杨春华又想：这一定是因为七天出一期，工人感到时间长。他马上把黑板报缩短为五天一期；可是情况还没改进。又改成三天一期，一天一期，人不但不增加，反而越来越减少了。杨春华索性把黑板报改为一天出两期、三期。这样，他满以为内容新颖，工人一定愿意看。但是恰恰相反，黑板报前连个人影也见不到，甚至有的工人从旁走过时，头都不歪。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可把杨春华装进闷葫芦里去了，一点也摸不着头脑。这时，他想起了长春电车厂的经验。趁着吃晚饭，他找了一个经常看黑板报的工人谈起来。工人说：“大冷的天，谁愿意在外边喝西北风？”杨春华这才明白，现在（说话的时候）已经是十月（去年）了，工人上下班都飞跑，想早点进屋烤火，谁还挨冷看黑板报呢？！于是他决定把黑板报改为墙报，用一张大白纸贴在换班的屋里。
这样一来，情况好转了，每天三班总有四、五十个人看墙报。但是一个坑口就有好几百工人，几十人看墙报还是太少。杨春华一到工人换班时，就去墙报旁边留心观察。他发现：看墙报的总是那几个人。他很纳闷，就再去问工人。杨春华走到交班屋里，正赶上发工薪，工人全来齐了。他就向大家大喊：“现在墙报是用纸写的，大家快来看啊！”工人对他的话不感兴趣，没有一个人回答。他接着又喊了几声，一个工人才说：“咱们大老粗，两眼漆黑，斗大的字不识一石，去看墙报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杨春华恍然大悟，马上想到：“工人不识字，画总能看得懂。”第二天，他就把墙报变成画报。自从墙报换成画报，一到换班的时候，画报前总是挤得满满的人；来晚的，个小的，都站在椅子上看；不识字的催着识字的给讲。有时画报换的慢一点，工人就去催问杨春华：“还不换新的？”
“换新的”又使杨春华为了难：日久天长那里有许多花样可变？也巧，一个工人送来表报，杨春华一看产量太少，顺口鼓励那工人一句：“要加劲干哪！”工人说：“坐飞机也赶不上！”这句话提醒了他，马上就画了个飞机、汽车、人力车，再把产量多的班写到飞机下面，少的写到人力车下面。工人看见画后，谁也不愿意拉人力车，都想坐飞机，于是各班挑起战来……
因为挑了战，许多工人被煤砸伤了也不歇工。杨春华一看各班只顾生产忽略了安全工作，继续下去一定要出事故。他就及时地画了一张连环画，需要注意的事项都分幅画出来，又贴上一副标语：“不论你产量怎样提高，发生事故前功一笔勾消。”工人看了之后，都自动地按着操作规程去作了。
抗美援朝运动一开始，杨春华马上编了一首快板：
杜鲁门 真混蛋
到朝鲜 来捣乱
志愿军 去参战
打他旗倒兵又散
同志们 加油干
多出煤炭顶炸弹
工人们念着快板，刨起煤来越干越起劲。可是还有一小部分落后的工人没积极参加竞赛。杨春华就用启发的方式，画了一幅奖励劳动模范大会的画。画上先进工人带着光荣花，坐在主席台上；落后的工人低着头站在台下，并起了个名字叫“想办法”。画贴出来后，落后工人一看，就是自己站在台下，真丢人。于是都纷纷“想办法”提高生产，全坑工人都参加了竞赛。
落后的工人一有进步，杨春华马上就进行表扬以巩固他们的成绩。工人杨慈云，三年来一贯落后，竞赛时产量突然提高到全坑第一，杨春华马上编了一首快板贴出去：
杨慈云 真不赖 一心要得大红旗
上个月 不积极 稀理糊涂过了去
不上火 不着急 成天成日闹脾气
本月挑战对了敌 上旬全坑他第一
别看从前落了后 现在还得向他来学习
从十月到年底（去年），工人的劲头像股麻绳，越拧越紧。生产任务平均每月超过百分之五十。杨春华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坑长一见他就说：“真行！倒底把煤给宣传出来了。”可是杨春华没有满足，仍然不停歇地研究着他的工作，一心想把工作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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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数学是我国人民所擅长的学科
华罗庚
从前帝国主义者不但在经济上剥削我们，在政治上奴役我们，使我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时又从文化上——透过他们所办的教会、学校、医院、和所谓慈善机关——来打击我们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政治侵略是看得见的，是要流血的；经济侵略是觉得着的，有切肤之痛的。唯有文化侵略，开始是甜蜜蜜的外衣，结果使你忘却了自己的祖先而认贼作父。这种侵略伎俩的妙处在不知不觉之中，有意无意之间，潜移默化地揽得我们自认为事事落后，凡事不如人。无疑地，这种毒素将使我们忘魂失魄，失却斗志，因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实际上我们祖国伟大人民在人类史上，有过无比的睿智的成就，即以若干妄自菲薄的人认为“非我所长”的科学而论，也不如他们所设想的那么空虚，那么贫乏。如果详细地一一列举，当非一篇短文所能尽，也不在笔者的知识范围之内。现在仅就我所略知的数学，提出若干例证。请读者用客观的态度，公正的立场，自己判断，自己分析，看看我们是否如帝国主义者所说的“劣等民族”，是否如若干有自卑感的或中毒已深的人所说的“科学乃我之所短”。
在未进入讨论之前，我得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中国数学史家，我的学识也不容许我做深刻的研讨。本文的目的仅在向国人提示：数学乃我之擅长。至于发明时间的肯定，举例是否依照全面性的范畴，都未顾及。同时我也并非夸耀我民族的优点，而认为高人一筹的，我个人认为优越感和自卑感同是偏差。只有帝国主义者才区别人种的优劣，而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主义做理论基础。有发现的，发现得早的固然是光荣，但没有早日发明的民族，并不足以证明他们的低劣。因为文化是经济及政治的反映。所以如果拿发明的迟早来衡量民族的智慧，那也是不公平的偏颇之论。
（一）句股各自乘，并之为弦实，开方除之，即弦也。
有人异想天开地提出：如果其他星球上也有高度智慧的生物，而我们要和他们通消息，用什么方法可以使他们了解？很明显的，文字和语言都不是有效的工具。就是图画也失却效用，因为那儿的生物形象也许和我们不同，我们的“人形”，也许是他那儿的“怪状”。同时习俗也许不同，我们的“举手礼”也许是他们那儿的“开打姿势”。因此有人建议，把左边的数学图形用来做媒介。以上所说当然是一笑话，不过这说明了这图形是一普遍真理的反映。而这图形正是我先民所创造的，见诸纪载的就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当然这也是劳动人民的产物，用来定直角、算面积、测高深的。其创造当远在纪录于书籍之前。我们古书所载还不仅此一特例，还更进一步地有：“句股各自乘，并之为弦实，开方除之，即弦也。”换成近代语：“直角三角形夹直角两边的长的平方和，等于对直角的边长的平方。”这就是西洋所羡称的“毕达哥拉”氏定理。而这定理的叙述，却较毕氏为早。
（二）圆周率
谈到圆周率，我们也有光荣的历史，径一周三的纪载是极古的。汉朝刘徽（纪元二六三时人）的割圆术，不但奠定了计算圆周率的基础，同时他也阐明了积分学上算长度算面积的基础。他用折线逐步地来接近曲线，用多角形来逐渐地接近曲线所包围的图形。他由圆内接六边形，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等；逐步平分。来计算圆周率。他算出的圆周率是三·一四一六。在宋时（纪元四二九——五○○）祖冲之算得更精密并且预示着渐近值论的萌芽，例如他证明圆周率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与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间。并且用２２ ７及３５５ １１３做疏率和密率。在近代渐近分数的研讨之下，这两个分数，正是现代所说的“最佳渐近分数”的前二项（下一项异常繁复）。祖冲之的密率较德人奥托早了一千多年（奥托的纪录是一五七三年）。
（三）大衍求一术
又名“物不数”、“鬼谷算”、“隔墙算”、“秦王暗点兵”、“物不知总”、“剪管术”、“韩信点兵”等等，欧美学者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问题叙述：“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算法歌诀：“三人同行七十稀，
五树梅花廿一枝，
七子团圆正月半，
除百零五便得知。”
算法：以三三数之的余数乘七十，五五数之的余数乘二十一，七七数之的余数乘十五，总加之，减去一百○五的倍数即得所求。例如：前设之题：二乘七十，加三乘二十一，再加二乘十五，总数是二百三十三，减去二百一十，得二十三。
这问题不但在历史上有他的崇高的地位，就是到了今天，如果和外国的数论书籍上的方法相比较，不难发现，我们的方法还是有它的优越性。它是多么地具体！简单！且容易算出结果来！
这方法肇源于孙子算经（汉时书籍）较希腊丢番都氏为早。光大于秦九韶之数学九章（一二四七年）较欧洲大师欧拉（Euler,1707—1783）拉格朗日（Tagrange,1736—1813）高斯（Ga,uss1777—1855）约早五百年。同时秦九韶也发明了欧几里得算法。
（四）杨辉开方作法本源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３ ３ １
１ ４ ６ ４ １
１ ５ １０１０ ５ １
１ ６ １５２０１５ ６ １
这种三角形之构造法则，两腰都是一。其中每数为其两肩二数之和。此三角形是二项式定理的基本算法。这就是西方学者所称的巴斯噶（Pascal,1654）三角形。但根据西洋数学史家考证，最先发明者是阿批阿奴斯（Aplanus），时在一五二七年。但我国的杨辉（一二六一）朱世杰（一三○三）及吴信民（一四五○）都在阿氏之前，早发现了二百余年。
（五）秦九韶的方程论
大代数上的和涅（Horner）氏法是解数值方程氏的基本方法。是和涅氏在一八一九年所发明的。但如果查考一下我们的数学史不难发现在“议古根源”（约一○八○年）早已知道这方法的原理。中间经过刘益、贾宪的发展，到了秦九韶（一二四七）已有了完整的方法，比和涅早了五百七十二年，续用此法的李冶（一二四八）朱世杰（一二九九）都比和涅早了五百多年。
（在古代天文和数学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对天文学也有他光荣的史实，如郭守敬的岁差等等，但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当然如果我们继续发掘，我们还会发现更多更好更宝贵的材料。但也不必讳言，在元代末季之后，我们的数学曾经停滞过，甚且退步了些。停滞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民的智力衰退，而是因为环境的改变，元代的崇尚武力，明代的八股取士等等。同时生产情况也一直留滞在封建社会阶段，而欧洲却继文艺复兴之后，转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因之他们的数学突飞猛进了，造成了目前的显著的差别！
但这差别是暂时的！而不是基本性质的！
注释这几句话是并不困难的。在古代时候，我们进入文明阶段为早（指恩格斯所说的文明阶段），所以我们的数学发展开始得比欧洲为早。在欧洲蒙混时期，我们已有显著的贡献。我们不妨为我们先民的伟大成就而感到光荣和鼓舞，但我们不可引以自满，而产生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后来欧洲资本主义的崛兴（当时这种制度也有他的进步性），催促了数学进一步的发展，而我们反而暂时显得落后。所以我们也不必要为了这落后现象而自馁地认为凡事不如人，而产生自卑感。今日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来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相比较，则优劣之间又差了一个时代。所以我敢断言：在不久的将来，在毛主席所预示的文化新高潮到来的一天，我们的数学——实则整个的科学，整个的文化，都将突飞猛进，在世界上占一特别重要的地位。苏联的近况，就足以证实这一点！（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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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
伏尔科夫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是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作者的目的是用马列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学说来武装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以便在思想上击败教条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这两类人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失，教条主义者否认马、恩、列、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学说；经验主义者不了解革命理论的组织、动员及变革的作用，两者都同样地歪曲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忽视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也忽视了列宁的反映论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命题。
毛泽东这篇著作即关于变革的革命实践以及它与革命理论统一的作用的著作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这篇著作中渗透着党性和对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以及庸俗经验主义的不可调和性。它的目的在于教育干部来进行中国革命，它是在这个斗争正进行的过程中写的，因此，它是理论与实践之统一这一命题的活生生的体现。这篇著作具有一种简单、明了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地将得到裨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列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的重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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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首先分析生产活动的作用，认为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为目的之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及科学知识的基础，他说：“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在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以外去考察认识的过程，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与人间的其他一切关系（政治的及文化的）——包括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在内——也要“经过生产活动”来认识。同时，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它的阶级性；二、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于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以及它的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之后，毛泽东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客观主义”统治的时期，“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因此，只是到了具有高度生产力的近代大工业及近代无产阶级兴起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出现才成为可能，“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
根据斯大林这个著名的命题，毛泽东说：人们的社会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社会实践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如果人们要想在实际工作中不致失败，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他们“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为了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的无上重要性及作用，作者引证列宁的“哲学笔记”中的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毛泽东随即解释马列主义的反映论。人们对自然界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随着人们生产活动之逐步发展而趋于完善的，就是：“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在感性阶段（感觉，印象）时，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只反映了现象、事物及客观的若干片面。由于数量累积以及感觉和印象“多次反复”的结果，认识发生了辩证性的突变，产生了性质上与感觉不同的概念。概念意味着已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这样就到了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高级阶段，作者称之为理性或论理阶段。这里，他根据的是列宁的命题：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思维——如果正确的话——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列宁）毛泽东说：感觉可以解决现象问题，可是，本质问题只有理论才能解决。“感性与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毛泽东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实践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意义。他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在资本主义还未出现时，不可能在封建社会中就认识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作者嘲笑那些自命“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牛皮“秀才”。
作者强调：必须亲身参加实际斗争，“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同时，作者也指出：间接经验也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经验一切事物。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与外域的知识。”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作者结语称：“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十分正确的。
毛泽东以列宁斯大林式的不可调和性，尖锐地抨击唯心的唯理论者。他们硬说理性认识的来源不是感性认识，他们否认客观经验并断言只有理性是靠得住的。他说：“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
同时，也有一些沉溺在“庸俗的事务主义”之中的人，他们轻视理论，因此“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他们的见解也同样是极不正确而且有害的；他们“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这些经验主义者不了解：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作者带着讽刺的语调结语称：“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马克思主义承认理论的能动作用，因为，正如列宁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虽然唯理论与经验论在表面上似乎有很大的分别，但在本质上它们是相同的——两者都不能了解认识的历史性与辩证性。这两种思潮都是很错误的。停止在理性认识上也是不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利用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说：还需要更进一步，就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认识的辩证进程，在这进程中，实践是认识之发展的无尽循环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同时，接着又是第一个）环节，而同时，“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为了证实这些推论，作者引证列宁的话：“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以斯大林的话：“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革命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毛泽东问道：这样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接着他作了唯一正确的辩证回答：“是的，完成了，又没有完成。”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等，都是具体实现了一个目的，“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社会实践中的不断发生、发展与消灭的过程正如人们对相对真理之认识的发生、发展与消灭的过程一样，是没有穷尽的。因此，正如列宁指出：无数的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
毛泽东断言：“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坚决地揭露了不可知论及僧侣主义想混入科学及认识论的一切企图。
在结论中，作者对人民社会工作（实践）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需要与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哲学上的根据。他说：因为任何过程“由于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与发展”，所以，真正的革命领袖不但应该改正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中的错误，而且应该在提出任务时，极力不使自己落后于急速发展的局势。
（转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中文版第七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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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
“中国原始社会陈列室”开放
【本报讯】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原始社会陈列室”，已于本月二日在午门该馆东朝房正式开放。该陈列室是该馆所计划的中国社会发展史陈列的第一部分，其余各部分正在筹备中。
该陈列室依照社会发展史，根据考古学上的实物，用布景箱、模型、绘画来表现。使观众能认识到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斗争，如何克服自然，用劳动来创造世界。
该室陈列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
旧石器时代依据今日所发现的材料，分五十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北京人”，二十万年前的“河套人”和十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三个阶段。
新石器时代，按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陈列：计有主要生产工具的石器、代表当时文化的陶器、渔猎、牧畜、农耕、纺织等，以及家属组织、酋长选举、艺术迷信等场面。
从这些陈列中，可以看出农耕与牧畜的分工。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生产的日增，不仅艺术文化等意识形态日渐丰富起来，而且私有财产也逐渐产生，最后进到阶级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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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关于“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编辑方法
“我们伟大的祖国”图片的刊登，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很多读者来信给我们以鼓励，我们十分感激。有的读者问我们为什么采取现在这样的编辑方法，我们觉得有必要加以答复。
正因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是极为伟大的，我们的祖国古往今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的祖国东西南北有广阔的疆土，我国人民又正进行着伟大的复杂的革命斗争和各种建设劳动，所以要有系统地表现这样丰富的全部内容就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的事。无论按照历史的先后，或者按照地理的区划，或者按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分类来编辑，都会遇到许多暂时无法克服的困难，造成许多不合理的缺欠和颠倒。此外，这种编辑方法即令现在是可能的，对于日报来说，也有不适宜的地方，因为日报不是教科书，必须尽可能与当前的时事和季节相适应。
因此，我们目前不能不采取混合的错综的编辑方法。这样每日每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内容，比较生动活泼；又可以避免很多困难。按照读者的要求，将来刊行专集时，还可以重新选择，改变编排的方法。当然，按照这个方针，目前在编排上也仍然有很多缺点，希望随时得到广大读者的热心帮助，加以改进。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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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生医疗工作在新疆
——记新疆省卫生处长雅库甫伯克的谈话
叶群
一、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疾病灾难
新疆省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掠夺的结果，卫生事业极落后，各种疾病蔓延，严重地摧毁着兄弟民族的健康。以性病、天花来说，据去秋中央访问团的调查：性病患者在蒙古族同胞中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个别材料竟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某次代表会，三十三个代表中，有三十二个有性病。在患性病的妇女中，一般不生育的比能生育的多，出生后的孩子死的又比活的多，因此在性病较严重的地区，人口逐年减少。如伊犁专区的巩哈县，二十多年前有一万户人家，到解放时，只剩了三千户。其主要原因是性病蔓延影响人口繁殖的结果。天花的危害在当地亦很严重，每年春天一过，天花盛行区便到处出现死了孩子的母亲的哭声。据估计：在新疆省三岁以下孩子的死亡率达百分之七十，其中多数死于天花。此外，麻疹或急性肠胃病、脐风、疟疾、甲状腺病以及伤寒、痢疾等传染病亦很普遍。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绝大多数人在病后都不能得到合理的治疗。妇女临产普遍袭用老法接生。在游牧区，大家更认为生产是“肮脏”的事，产妇临产时，必须到野外去，产后收拾好才能回家。由于接产不消毒，不少婴孩染上脐风而夭折。
这些疾病灾难，和清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压迫、掠夺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远的不说，从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公开背叛新疆人民，国民党反动政府再度入新以后，他们非但没有对人民的疾病作任何有效的防治措施，反将当地人民在苏联帮助下开始创立起来的卫生事业也破坏了。例如在喀什一个设备比较好的医院，自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去的“院长”黄家农到任后，在他公开贪污和秘密盗窃下，医院里的设备一天少一天，到医院资产给他盗窃得差不多时，这位“院长”便“不辞而别了。”
二、解放后的人民保健事业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国内外胜利形势和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下，新疆省全境和平解放。十二月间，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省卫生处也建立了。当时全省的医药卫生情况是这样：一九四四年开始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一九四七年正式宣布自治的伊、塔、阿三区（全省解放后，三区人民自动将“自治”名字取消），医疗机构的组织较健全。一九四五年以来，先后做了许多预防天花、班疹伤寒、白喉等流行病的工作和培养中级医护干部等医学教育工作。其他几个刚从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解放的专区及所属的医院，则普遍存在组织不健全、设备简陋、没有正规的医疗规则等现象，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亦极不明确。针对这一情况，省卫生处决定在一九五○年上半年一边进行治疗防疫工作，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整顿组织、初步充实设备等方面。各专区先后成立卫生科，建立上下级经常的领导关系和各种制度。政府在困难的经济情况下，拨出了小米三百九十万斤充作卫生事业经费，先后装备了三百张病床，成立了一个爱克司光室，为照顾当地的贫困群众，冬初中央拨发少数民族医疗免费专款一百五十万斤小米给新疆，从十二月份开始规定在全省七百多张病床中，有二百四十五张是免费病床。对没有设立医疗机构的县，则指定靠近的专区医院兼管医疗业务，在各级机构中，都普遍开展了政治学习，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经过这样一连串的措施后，干部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在组织方面也逐渐地扫清了过去的混乱现象，工作开始步上正轨。
由于机构逐步健全，业务方面也有了开展。据去年一月到九月的统计：门诊治疗三十三万四千五百多人，住院的一万三千六百多人。在防疫方面，一九五○年初南北疆发生天花时，省卫生处即派干部携带痘苗往发病地区发动各种力量成立防疫委员会，组织防疫队、防疫组，配合当地驻军，开展种痘工作，前后共接种一百万人，其中居民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有效地制止了天花的蔓延。像这样大规模的种痘运动，在新疆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其他地区，对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伤寒、霍乱等也及时地进行了治疗或预防。这是该省在解放后群众所以能增产的因素之一。
在整个治疗防疫工作过程中，为了能同时提高群众的医药卫生常识，各地在某些公共集会通过广播、演讲、挂图宣传等方式，对群众广泛地进行医药卫生常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维文版和哈文版的新疆日报上，定期介绍某些较普遍的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去年九月中旬，以沈钧儒为首的中央访问团带着中央人民政府对兄弟民族的关怀到达了新疆。其中部分做卫生工作的团员随同分团，先后访问了焉耆、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伊犁等八个专区的医院和四个县卫生院，举行了三次座谈会，了解和研究当地的卫生情况，对开展今后卫生事业提供了很多宝贵资料。访问团带去一部分送给兄弟民族的药品器材，包括三百万单位的油质盘尼西林、磺胺片以及显微镜、橡皮手套、医学书籍等。其中二千七百多瓶油质盘尼西林正在有重点地给有性病的孕妇注射。
三、一九五一年的计划
新疆省是我国最大的一个省，相当于十六个浙江省面积的总和，但这里的卫生工作基础很薄弱。目前全省有十二个医院，七百三十五张病床，分布在迪化及其他九个专署所在地；有五个药房、五十一个卫生院（所），医护干部共四百六十二人，其中高级医师仅十五人。解放后，这些机构虽已得到部分改进和调整，但跟需要比较起来，还差得很远，需要不断努力来逐步改善。一九五一年中央拨发卫生事业费九百七十万斤小米（包括医疗免费在内），这对今年防疫医疗、医学教育的发展与推动，将有很大的帮助。
根据去年全国卫生会议所决定的“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及新疆省目前的条件，一九五一年将进行的工作如下：一、大力开展防疫工作，首先是对传染快、危害性大的时令病如天花等，今年全省准备接种牛痘一百万人。至于各种社会性慢性传染病与地方病，这是在许多因素下逐渐形成的，在短时期内杜绝还不可能。因此，在目前首先进行实际调查，研究病源，在可能范围内施行有效防治。二、推进卫生保健工作，建立专区和县一级的保健机构。保健工作的重点是妇幼保健，因为母亲的健康与否将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成长。为了使这一工作能逐步开展，各保健单位将按实际情形减费或免费接产，训练助产士，改造旧产婆，并配合医疗机构免费治疗孕妇的性病。此外，今年准备拟定公共场所、工厂、城市、学校等地方卫生条例，初步改善环境卫生。三、加强医药卫生的教育工作，继续培养中级医护干部。新疆省现在有一个中级医药学校和一个医学专修班，共有学生三百三十二人。今年除继续加强对这两个学校的领导与帮助外，准备再训练护士四十名、化验员二十名、助产士四十名，时间是六个月到八个月。对于一般具有医学常识、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中医，则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和政治认识，团结他们参加若干医疗及防疫工作。
此外，为使科学的卫生工作能为群众所接受，医护部门必须配合当地地方政府，商同有关机关，利用各种通俗易懂的材料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启发群众对科学的医学常识的认识。四、进一步整顿现有机构。根据目前条件，先将伊犁、喀什、迪化等地的医院设备改进一步，使能既可照顾必要的治疗，又能机动地指导各县卫生院的业务，帮助解决治疗技术上的困难。某些离专区较远而又无医疗机构的县，今年除有重点的建立县卫生院、普设县卫生所外，并准备同时采取巡回医疗和发动地方医务人员来解决那些地区的部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