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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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发言
一致拥护开展反贪污反浪费运动
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昨日(三十日)进行大会讨论时,发言的各界代表共有四十一人,他们一致同意和拥护彭真主席的报告,并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猖獗的贪污风气的残余,特别是一部分留用人员的恶习,现在不但没有肃清,而且在继续勾引和传染好人。一部分新参加工作的青年甚至老干部,都被他们拖下了泥坑。因此,他们一致异口同声地称赞毛主席指示的及时和英明。大家认为现在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对于加强抗美援朝斗争和发展国家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公营工矿企业职工代表主张
把反对贪污浪费订入爱国公约
公营工矿企业职工代表发言时,石景山钢铁厂厂长周家华、北京铁路分局副局长李光禄、石景山发电厂副厂长王文斌、北京电业局局长李岩、京西矿务局副局长冯佩之、北京电信局副局长李玉奎、建设局工会主席仇方域、自来水公司工会主席李国瑞等,报告了这些工矿企业增产节约的巨大成绩。石景山钢铁厂职工,今年超额完成了相当于二十五架战斗机的超额利润计划,明年计划要增产节约二千亿元以上。北京铁路分局今年增产节约了一千亿元。京西矿务局煤的成本比计划降低了百分之七以上。另一方面,代表们还用具体事实说明工矿企业中存在的普遍而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从解放到现在,北京铁路分局在基本建设方面浪费了十三亿元以上。石景山发电厂因为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和计划不周,曾经浪费了五十亿元以上。关于贪污问题,北京铁路分局现在已经有五百七十六人坦白或被检举,贪污的钱约在九千万元以上。代表们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不法商人引诱干部、工人来贪污,并威胁他们不许坦白的罪恶行为。李玉奎代表说,一个贪污的干部想坦白,跑去找行贿的奸商商量,那个奸商居然以到“阎王殿”相见来恐吓。奸商的老婆也说:“你可别坦白。你要坦白了,我们一家子都受不了。”可是后来这个干部还是坦白了。他说,“我要不坦白,我也受不了呵!”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主张应该大张旗鼓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贪污分子坦白,发动群众检举,并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内容订到爱国公约上。
中直工程处处长彭则放代表和北京市建筑设计公司经理钟森代表发言时,说明了在建筑工程中的严重浪费现象。他们说,很多建筑部门设计前不好好调查研究,设计后不好好检查图样,施工时又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很多工程师有“杰作思想”,雇佣观点,对人民不负责任,因此造成很大浪费。北京市建设局派人到一个浪费比较少的工地去调查,发现建筑费浪费了百分之八点五。按这个数字推算,全市的建筑费浪费掉至少在两千亿元以上,中国建筑公司因为业主们要改变图样,损失了三四万张图样纸,合两亿元左右。彭则放代表说,“建筑业问题严重,既浪费,又死人,希望建立全市性的管理机构,加强领导。”钟森代表说,“工程师们改造思想,去掉资产阶级的影响,业主们也别轻易改变图样,这是消灭建筑工程中浪费的重要条件。”郊区农民代表说
只有人民政府才能彻底肃清贪污
郊区农民代表在讲话时,都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反贪污、反浪费的必要。第十三区东北旺村农会会员张继宗说:现在有些村干部挪用公款,甚至贪污抗美援朝捐献款,“已经有国民党保长那样的坏习气了”。像第十三区钓鱼台村一个公安委员,贪污捐献款五十二万元;罗皂庄村人民代表李兴挪用捐献款三十万元盖自己的房子。这些贪污行为实在可恶,我们应该发动群众来检举。第十一区南宫村农会小组长高淑珍说:我们农民还有很多浪费的地方,像婚丧嫁娶、小孩满月,就有很多人讲究铺张。瑞和庄王瑞安娶儿媳妇,把土地改革后积攒的五十多石老玉米都花光了,弄得家里没饭吃,一年后,儿媳妇也和儿子离了婚。瀛海庄的梁世同,结婚时花了两千多斤粮食,结果生活没办法,银行的贷款也还不了,他哥哥活活急死了。像这样浪费的现象真是应该反对。第十区大郊亭村农民协会副主任白玉山说:“这样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会办这样好事。”关于郊区农村的增产,张继宗说:彭市长号召我们今年增产半成到一成,现在我们差不多超过了一成,有的超过二成多。明年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增产节约,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商界代表一致表示
一定消灭贪污行贿现象
工商界代表在发言中一致表示:工商界一定要消灭贪污、行贿现象和一切恶习陋规。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傅华亭说:工商界有许多不法分子,损公利己,行贿勾引工作干部,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正当工商业者对他们这种犯法行为,非常痛恨。我们工商界一定全体动员起来,为彻底消灭贪污行贿现象而奋斗。我们已开过大小一千五百九十六次动员会,参加人数四万五千二百六十八人,在二十六、七两天,坦白和检举的人已有四百多。不过,有些工商业者对这个运动的认识还很不够。因此必须继续进行普遍深入的宣传动员,作到家喻户晓。全市工商业者对贪污行贿事实,要忠诚彻底地坦白,勇敢地检举。工商联合会和各行业同业公会的委员如果自己不干净的,应该首先坦白。糕点糖果业主任委员马兰亭说:为了国家经济建设和正当工商业的发展,我们工商界一定向行贿的不法商人进行围剿!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乐松生、营造业主任委员刘元敬和粮食业主任委员常子久,在发言中更进一步揭发了工商界中行贿和收买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乐松生说:根据最近几天各行业的工商业者的坦白材料,行贿、陋规,普遍存在。据无线电业的人说,全业会员有一百多户,约有八十多户有这些现象。针织业联营第一组替百货公司加工做绒衣六千五百打,按照“规定”:每块纱交绒布一百零三两,实际上不止出这些成品,但他们只按“规定”数交了货。最近,展开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后,他们才交回绒衣四百二十六打,价值两亿多元。还有很多工商业者坦白了自己的恶习和行贿行为,检举了一些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例如:某机关在鲁麟商行前后共买两亿多元的货,就加了两千多万元的“回扣”;初起造纸厂去年十二月间卖给某机关灰报纸二千五百令,每令十三万八千元,发票上却开成每令十四万元,经手人员共得“回扣”五百万元。乐松生代表说:“现在,我们工商界正在积极开展这一运动,希望全市各界,特别是工人朋友们,积极帮助我们,彻底肃清贪污、行贿和恶习陋规。”刘元敬代表说:营造业行贿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行贿的结果,使国家的基本建设工程遭受严重的损失。这几天,已经有五十多个营造业单位,坦白了自己的行贿行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运动中努力改造我们营造业。常子久代表说:我们粮食业有
一种恶习,就是凡是机关团体来买东西,先和采买人讲底子钱。掌柜的总是告诉学徒说:“只要他吃一个,我们就能至少得两个。”意思是说他贪污对我们就有利。解放后,虽然也碰到好的干部,拒绝这一套。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认识这种恶习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现在我认识到勾引干部贪污,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建设。只有把这可耻恶习消灭,工商业才会有正当发展。我一定把大会的精神传达给工商业户,使同业消除顾虑,勇敢地坦白和检举贪污行贿事实。新药业主任委员王敏生在发言中指出工商界的自新之路,他说:现在有些行贿的人存在各种顾虑,不愿坦白。这是大错特错的!各界人民都已经动了起来,布置下天罗地网,希图侥幸是不行的,坦白承认错误,才是自新之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王纯在发言时,用很多事实说明一部分曾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的人员的贪污行为和不法商人的勾引。他说:合作社贪污分子的“技巧”很高,有二十多种贪污方式。他们说:“这是旧法新用、有所不同。”原来在旧社会里贪污是公开的,现在要偷偷摸摸。同时不法商人的勾结干部,更是千方百计。比如合作货栈一干部和私商讲买卖,在背上抓了一下痒,这商人马上就送来治痒的药;某肥皂厂经理,看见区联社副主任上医院,他在后面跟着追问要买什么药;干部自行车上灯不亮,他就送磨电滚子;假若你是回族干部,他买了点心特意告诉这是清真的;他说:“没有上不了我的钩的人”!他们说勾引干部有五部曲:先请吃香烟,然后到街上转一转,碰上小馆吃便饭,洗个澡,上戏院,最后再问“同志,有没有困难”。不法商人就这样无耻地勾引干部。最近,干部要坦白贪污事实,他们竟又设法威胁干部,说:“某干部贪污的少,我给他说贪污很多,结果法院叫他劳动改造去了。”某店员检举了经理和零售公司干部勾结贪污行贿以后,接到一封信说:“我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对这样抗拒运动的不法分子,王纯主任建议全市召开大会,把这些人拉到台上,镇压他!最后,王纯主任说:这运动开展后,群众非常欢迎,合作社的信誉马上提高了。贪污干部雷鸿康的老婆说:“这回可好了,政府管教他去了!”私营企业工人代表发言
决加强劳资团结增产节约
新药业工会主席刘政宗、油盐粮业工会主席高福、铁工业工会副主席高金铎、建筑工会副主席崔海澄、用品修造业工会主席施雨人、五金业工会主席马景和等私营企业工人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不法商人勾引干部,偷漏税款,盗窃国家财产的情况是严重的。刘政宗代表说:“五金业工人开了四次座谈会,参加的一百五十多人,就检举了行贿、受贿事件五十多起。新药业工人在一个四、五十人的座谈会上,也检举了三十多起。五金业有个资本家大量漏税,被查出后,马上托人‘说合’行贿,光给‘说合人’就给了七百多万元,贿赂贪污分子的当然更多。”崔海澄代表说:“私营东生营造厂和海丰营造厂用下饭馆、跳舞等手段,勾引某军区建筑部副经理支振斌,又行贿几千万元,让支把标底卖给他们。”代表们说明了有些资方还在阻挠、破坏这个运动。刘政宗代表说:“他们坦白时避重就轻。有的把自己行贿说成干部借钱;有的只说请客吃饭,不说大量行贿;有的只说干部贪污,不说自己偷税盗窃。还有些资方找工人座谈,想摸工人的底,堵工人的嘴。”施雨人代表说:“华东电料行经理李锡朋屡次把劣货高价卖给公家。经店员李源告发后,他就找岔把李源打了一顿。大中华钟表店经理周香璞,去年少报流水三亿多,贿赂干部一个手表,怕工人告发,就想尽办法,非要解雇工人不可。但是,不管不法商人怎样阻挠、破坏,我们工人还是要大胆检举的。”崔海澄代表说:“四明电料行包做公家工程,勾结干部,多报工数,浪费器材。工人夏德龙检举了资方,资方就把他解雇了。政府应该迅速将资方法办,并表扬这样的工人。”代表们指出:一年以来,私营企业中增产节约成绩很大。但是少数资方,却以增产节约为藉口,任意延长工时,降低工资,降低伙食标准,这都是不合劳资两利的政策的。代表们并表示:一定要纠正资方这种错误行为,加强劳资团结,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文教界和青年、妇女代表表示
积极参加这个运动改变社会风气
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代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师范大学教授祁开智、北京大学医学院学生汪有蕃、清华大学学生凌瑞骥、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代表郑芸、学生代表乔墉、学校工友代表丁砚农等,在发言中都指出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在学校中也是存在的。同时他们批判了认为教育工作者“不管钱、不管账,无污可贪”的“清高”思想。郑芸说:去年以来,在中小学中就发现了二十多起贪污案件。凌瑞骥指出清华大学合作社和北京大学都发现有贪污的事情。浪费的现象在学校同样是普遍而严重的。祁开智说:学校中对时间的浪费值得注意。凌瑞骥说:清华大学半年来损坏的仪器就值两千多万元,大图书馆的书籍杂志也丢了一千多本。至于浪费水、电和损坏桌椅等现象在各校都很普遍。因此代表们一致认为在教师学生中加强思想改造和对学生大力进行“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并通过这次运动,在学校中树立起新的道德,新的风气。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书记杨伯箴,表示一定发动全市青年,积极参加这个运动,他说:现在已经有儿子检举父亲贪污、女青年检举丈夫贪污的事情了。这次运动;也挽救了不少青年,同时经过这个运动,像打了防疫针一样,青年再不会犯贪污行贿的病了。
文艺界代表市文联秘书长王亚平代表文艺、新闻工作者发言。他说:代表们都表示愿意用各种文艺形式和新闻报道来宣传这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机关代表、市妇联妇女儿童福利部副部长钱玲娟、邀请代表军属王伯超、区域代表钟履祥在发言中,都表示回去后要大力宣传,坚决肃清贪污浪费分子。
妇女代表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秘书长张洁潔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与我们妇女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我们全市妇女立即应该积极的行动起来,动员有贪污行为的丈夫、父亲、儿女自动坦白,他们若坚决不肯坦白,就应该勇敢的向人民政府检举。妇女代表北京市税务局职员汪婉珍说:税务局自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以来,已经有九百多人,坦白了自己的贪污事实,牵涉到极大数量工商户。她希望工商界的代表们回去后,积极发动工商户勇敢的坦白向税工人员行贿的事实,并大胆地揭发和检举税工人员勒索、赊欠的贪污行为。
(北京市新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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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近郊文物的发掘与保护
郑振铎
北京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如果追溯到远古时代,则中国猿人的发现地点——周口店就在围绕着北京的这个平原上。这中国猿人,学者们就定名为“北京人”。这是五十万年以前的住在今日的北京附近的原始人类。此后,住在这一代的原始人,如山顶洞人等,也陆续不绝地在创造他们的历史和文化,遗留下若干遗迹和工艺品,日用品等等。传说中的黄帝和蚩尤在涿鹿之野的大战就在这个平原上。有史以来,第一个比较可信的记载,是离今三千多年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的事。此后,历代的封建主们都很活跃地在今日的北京附近活动着。离今一千年左右,辽太宗升幽州为南京。离今八百年前,金海陵王奠都燕京。北京城的正式历史当开始于这个时期。元以北京为大都,明永乐时,大规模地营建北京城,从南京迁都于此。今日北京城的规模,都还是永乐时代(公元一四○三、一四二四年)所规定下来的。现在式样的北京城,是有五百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无数年代的人民,在这个肥沃的平原上,生活着,斗争着,以他们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无数的生产工具,以及种种武器,和自然界作斗争,和封建主作斗争;创造了无数的艺术品,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生于此,活动于此,歌舞于此,演出了无数的悲欢喜乐的动人的故事,他们死于此,葬于此。在荒烟蔓草中,埋藏了无数的人民和人民英雄乃至封建主;随同埋藏下去的是他们的心爱的艺术品,日用品,是人民创造的不朽的创作。经历了许多年代,偶然的在农人的耕犁下,发现了他们的墓坟和墓坟中所藏的文物。我们见到了那些文物,就仿佛见到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活动情况。在这里,被掘出的是若干页已被遗忘的历史,是若干种被遗忘了的人民的智慧和勤劳所创作的艺术品。这是足令我们兴奋的,且能使我们发生亲切之感,使我们对于古老的祖先的创作和蕴藏着这许多的宝藏的祖国,发生无限的热爱。通过那些文物,不仅足以说明今天我们人民的首都北京的几十万年,几万年,几千年的历史和活动在这个肥沃的平原上的人民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且也足以说明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的过程。
过去,没有人重视那些出土的文物;有好些人只是把他们当作了玩赏之物;没有人把他们和过去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更不想去整理、研究他们;渐渐的,便遗忘了他们的出土地点和伴同出土的各种东西,把他们一件件的孤立起来看;完全失去了他们的应有的价值和其所含有的重要的意义。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颁布了关于发掘的法令,保护古文物、陵墓的法令,十分重视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不仅是消极的保护,还要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从事于发掘工作,以期获得更多、更充足的资料,经过了整理、研究,公开地陈列出来,用以说明种种的问题,并用以表现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北京近郊的发掘工作,就是一个例子。
在唐山市附近(唐山市虽非北京近郊,但也是在围绕着北京的这个平原上),我们曾经发现了类似李峪出土的若干铜器,和类似易县出土的许多砖瓦和其他陶器。这是有史时代的最早的北京附近所发见的文物。这可证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北京附近曾经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城市,且其文化程度是很高的。在北京东郊高碑店村和北郊清河镇朱房村,我们曾发现了若干汉墓。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文物局和北京历史博物馆共同组织发掘队,在那些地方工作了一个时期,很得到些汉代的文物,主要的是陶俑,陶屋等。陶俑是用模子印制的,有点像四川彭山县出土的汉俑。这又可证明,在汉代,北京附近曾经也是人烟稠密的一个城市,那时所流行的艺术作风,和四川、中原是很相同的。
丰台羊坊村有汉魏六朝迄隋唐的墓葬区,西山青龙桥、红山口一带是明代的墓葬区。丰台区我们还没有去工作,青龙桥区我们正在工作着——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文物局合作——发见了很多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在那个区域里我们曾经发现过一座明武宗的一个妃子的坟墓;她死在嘉靖时候。坟里发现了她的凤冠和她的日用的东西,有黄金的戒指、臂镯、耳环、酒杯、水壶、水盘等等,有的是镀金的和银制的。制作的年代,有早到正德六年的。制作者有题着:“随驾御用监”,也有题着:“银作局”的。制作的技术很精工。我们还发现了若干明初的太监墓,有一个永乐时代的太监,名叫陈漌,是安南人;在他的墓里没有什么珍贵的艺术品;但他是崇拜道教的,有一部分东西,可能是和当时的道教有关的。这样大批的明代初期金银用具的发现,乃是一个重要的消息。这又可证明:六朝隋唐以来,北京附近仍是很繁盛的一个都市。我们的发掘工作如继续下去的话,北京的全部历史便可以写出来,且可以有种种的实物来证明。至于辽、金、元、明以及清代的建筑物,在北京近郊也被我们发见了不少,我们正在做着调查的工作。这也是应该尽量地设法保护、修整的。辽、金、元的建筑物,所存留的已经不多,应该全部加以保护;明代的建筑物,所存留的还多(但像庭园民居的已极少见),应该择其重要的加以保护;清代的建筑物,则到处皆是,应该选择其有代表性的,有文化、历史上的价值的,有重点地加以保护。
北京近郊还是一个“处女地”似的考古地区,我们必须以全力从事于调查和发掘的工作。这不是几个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孤军作战”所能够做好的。希望北京的全体市民能够合作,能够随时把他们所知的,所见的或所偶然发见的古迹、古坟墓以至古物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我们将把历次所发见的古代文物,用科学的方法陈列出来,逐渐发展陈列的规模,充实北京历史博物馆。使首都的市民见到了那些春秋、战国和汉代的古物,知道北京历史的悠久和它的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明白其有保护的必要,有加以有系统地整理和研究的必要。人人有责任来保护它们,不令它们有遭受破坏的危险。爱祖国的文化、艺术的遗产,乃是新中国人民的义务之一,也就是新中国人民爱祖国的具体表现之一。(附图片)
在北京市郊高碑店村南发现的东汉古墓第二号墓的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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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二一期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一期已经出版。
本期以“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战胜的”为题发表社论,纪念十二月五日——斯大林宪法日说:斯大林宪法具体表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伟大性。苏联公民不论属于什么民族和种族,在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或社会、政治生活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社论接着说: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宪法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类似苏联宪法的伟大原则。列宁曾一再说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最残酷的、最无耻的、准备毁灭千百万人民的帝国主义强盗的一个幌子而已。这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描写的正确性,在今天的美国得到了最生动的证明。在那里,一小撮帝国主义统治者就是在“自由”和“民主”的幌子下横行不法。美英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走狗就用一些“自由”与“和平”的虚伪辞句作掩护,来从事恶毒的战争宣传,加紧扩军运动,对爱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赤裸裸的侵略行动,以达到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目的。社论最后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和平,意味着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苏联所坚决执行的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政策,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日益深信:“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战胜的。”(斯大林)
本期发表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希基达斯的“在组织上经济上巩固匈牙利生产合作社的任务”一文。希基达斯说:今年匈牙利有些农业合作社的平均收获量超过了小农农场或过去地主庄园的最高收获量。有许多地方已经把合作社的初步分配计划公布出来。这些计划表明了在效率高的合作社内,每个社员的收入都超过了中农的平均收入,同时公积金的收入也随着增加了。希基达斯指出:虽然整个说来农业合作社的收成比个体农民好,但是它们还远没有发挥出一切的潜力。为了使我们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到彻底的胜利,除了使最好的生产合作社变为真正的模范农场以外,还必须做到使所有的生产合作社都能很快地效法最好的生产合作社。其次,发展合作社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是要有较好的领导。党和政府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合作社主席和工作组组长很快地具备管理大农场所必需的专门知识。最后,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必须给予合作社以更多的帮助。
本期刊载了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蒙坦纳那的“意大利劳动人民为提高生活水平而斗争”一文,蒙坦纳那说:意大利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在一九三八年的时候曾降到最低水平。现在,意大利工人和职员的平均实际工资据官方统计刚达到一九三八年的水平,失业人数却比一九三八年要多得多。根据官方统计,每人平均消费每天至少应该有三千卡路里(热量单位),而目前平均水平还没有超过二千三百六十七卡路里。资方付给工人的工资有时一天不到三百里拉(意币),虽然每个家庭每天至少需要二千一百里拉。这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为什么热烈响应总工会的号召,坚决起来为反对扩张军备和争取提高生活水平而斗争的缘故。各种政治信仰的劳动人民,不论有组织的或没有组织的,在各处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都表示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劳动人民在进行斗争的时候,一方面要求增加工资,同时又需要从政府的关闭政策下挽救各个企业,防止大批解雇和制止民用生产转向战争的轨道。蒙坦纳那最后说:意大利劳动人民争取面包和适当的生活条件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整个工业的各部门的工人都参加了这个斗争。和工人并肩斗争的有农场雇工和贫农,他们在最近几个月占有了几万公顷(每公顷合十五市亩)荒废的土地。使这个斗争胜利的决定条件是工人阶级团结的日益扩展和壮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在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的团结。
本期发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科兹洛夫斯卡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党教育的经验”一文。作者指出:去年党教育的经验显示:学习指导员和宣传员的工作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基于形式主义和匆促的准备。许多训练班的情形是脱离现实的,缺乏适当的战斗性,对于加强革命警惕性也没有什么贡献。我们现在正在组织复习班,使学习指导员得到更好的准备。他们应当把理论的教授与日常生活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党中央委员会并根据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把党教育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党的政策的基本问题上。
本期还刊载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亨利·劳的“苏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一文。文中历述了苏联在各方面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复兴和发展的情形。文中指出:苏联仅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就供给了德国人民十万吨小麦、一万零八百吨动物脂肪和食油。为了便利德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苏联在一九五○年五月特地把赔偿的数目减少了一半。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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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五卷第五期“文艺报”介绍
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已进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检查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的阶段。“文艺报”五卷五期发表了这阶段一部分文艺界领导同志和文艺工作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并对其它地区文艺批评工作的情况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述。
“文艺报”发表的张庚等的检讨文章,具体批判了文艺思想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比较深刻地分析了错误的根源。张庚指出中央戏剧学院两年来工作中最严重的错误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让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电影工作者吕班和美术工作者任迁乔分别检讨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片面地追求艺术技巧的错误倾向。王亚平对于自己在创作上的粗制滥造、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甚至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也进行了检讨,并联系批判了北京通俗文艺工作和创作中的脱离群众,单纯套用旧形式的错误。黄钢具体指出存在于目前电影界的一些问题,他认为这次整风学习中广泛展开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
周文的“‘实践论’与文艺上的反映问题”详细地阐释了文艺怎样反映现实的问题,对于推动文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有帮助的。
在“文艺报”发表的读者意见中,指出上海文艺工作两年来表现了令人非常痛心的思想上的混乱,许多坏作品如影片“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都是在上海拍摄的,但上海文艺界,尤其文艺领导方面,却没有对这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过比较深刻地分析和讨论。这位读者希望上海文艺界也迅速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广泛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改进工作。
“文艺报”对目前某些不重视甚至抗拒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现象,进行了严正的批评。读者姜素明具体指出,“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自己的工作,十分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人民文学”发表了不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如“我们夫妇之间”、“改造”、“烟的故事”、“老工人郭福山”等,但“从来没有作过比较深刻的检讨”。此外,“昆明文艺界对范启新错误言论的批评”一文,对昆明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和对待群众批评的错误态度,进行了批评。昆明文艺界在广泛展开对范启新错误言论的批评和讨论时,昆明文联不仅没有很好加以重视、鼓励和帮助,使之更加深入,以澄清昆明文艺工作者中间的一些错误思想,相反地,他们却害怕群众批评,并且错误地加以阻挠和压制。“文艺报”指出这是和中共中央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的精神完全相违背的,这种现象应引起各地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的注意。
这期“文艺报”继续发表了“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读者来信,这些来信一致认为目前存在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问题是严重的。“文艺报”五卷二期提出这问题以后,已普遍引起各高等学校的师生的重视。有的文艺教师已开始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研究,虚心检查自己,有的教师并开始作了初步的自我检讨。这是好的。但另外有些教师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还缺乏正确的认识,缺乏思想上的自觉,不愿正视自己教学中所存在的偏向,这种错误的看法和做法应得到及时的纠正。


第3版()
专栏:

北京近郊发见汉代古墓多处
北京近郊发见汉代古墓多处。在东郊: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于朝阳门东南十五里高碑店村南,发见了汉墓。今年四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发掘队从事发掘,先就高碑店村南三里的南岗西部发见的圹砖处向南北开掘(即一号墓),发见主室及前后室。同时在它的东边也试行开掘,又发见了一处墓葬,有前室后室和两侧室
(即二号墓)。综计全部发掘的东西,有铜镜、汉五铢、新货泉、残铁、琉璃耳瑱、陶器、明器等。从古物的形象观察,更证以出土的货币,可断定这两个墓葬是新莽(公元九年至二十三年)或东汉
(公元二十五至二百二十年)的遗迹。在首都的北郊,今年四月在清河镇西北二里的地方发见汉代墓葬一处。汉墓的西面,清河大楼的东南,同时也发见古墓,该墓的发掘在今年六月间开始。完毕以后,又发掘了它近旁的清雍正六年蔚州知州杨实显张氏墓。同时还发掘了朱房村北某砖厂附近的瓦棺群和汉朝居住址。清河大楼东南古墓的发掘中,发见头骨一具、骨骼一具(次序已紊乱,足证曾被盗掘过),又有很多的五铢和铜刀、匕首、书刀、铜镜(残)、银钏、蝉形玉琀、玉豚、陶俑、陶器、明器、残铁、漆棺和漆器残片。经过专家研究,断为汉代(公元前二百○六至公元二百二十年)的东西,也可能是西汉(公元前二百○六至公元二十五年)的古物。从出土的古物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生活的情形,髹漆工业的发达,和营造的技巧。朱房村北半里多路地方,挖土时曾经发见灰土层,其中有不少的陶瓦残片、石臼、铁制工具,附近又发见了砖井四处,从形制上看,都是汉代的古物。它的北边又有陶井一处;在陶井的北面,有瓦棺群,在内发见有婴儿头骨。这里的发见品,也是先秦的(至晚不过汉代)古物。瓦棺出土地点的东边,发掘出两个仰身葬的尸体,其中一个尸体的耳部有“大泉五十”一枚,这可能是西汉平民埋葬的场所。
以上北京近郊出土的文物,都陈列在北京历史博物馆。这些古物,说明了我们伟大祖国首都的文化,至少已有二千年的可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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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白刃的“目标正前方”歪曲了战士和工人阶级的形象
十二月二日本报批评了白刃的“血战天门顶”(长篇“战斗到明天”中的四章),指出这个作品有歪曲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品质的严重错误。
作者的另一作品“目标正前方”(“战士生活丛书”之一,中南军区及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出版),同样也歪曲了现实,歪曲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英雄,并且也歪曲了工人阶级。第一卷第六、七期“解放军文艺”已连续对这篇部队通俗文艺作品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对于作者、对于文艺创作的改进都是有益的。
作者的企图是通过故事来批评部队中的“功臣思想”,并阐明工人阶级为什么是领导阶级的思想。但是作者完全不适当地选择了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人物——一个战斗英雄,作为小说的主角,将许多突出的落后思想(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思想等)集中在他身上,使这个过去“全师有名”的钢铁排长,也是部队中的一面“战旗”的“特等射手”,在进入城市以后,毫无理由地突然变得十分落后。他厌恶和辱骂城市女工;和工人比生活待遇;看不惯火车中的乘客和坐汽车的干部;甚至因此而“生气”得把自己胸前的毛泽东奖章都收起不戴,把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都否定了。作者捏造了这样的英雄,又虚构了一连串的巧合的事实,硬要叫主人公几次三番地和一个女工巧遇,发生一种似恋爱非恋爱的关系,以造成他的转变,使他认识工人阶级的伟大。作者在这里已经把部队政治工作、党的领导作用,一齐抛到了脑后,而代之以个别战士的瞎摸瞎碰。这难道不是歪曲现实生活、歪曲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吗?
作者在表现工人阶级和说明工人阶级为什么是领导阶级这些问题上也犯了错误。他把工人阶级歪曲为迎合监工的下流心理、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膝的人物。他从消费观点(“工人生活苦”)来说明工人阶级的伟大。后来虽然提到生产,如参观工厂等,但对错误的观点缺乏有力的批判。并且为了“证明”工人生活的“苦”,作者不惜捏造情节,把解放后的工人生活写得和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工人生活差不多,把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写成和庸俗的小市民一样的爱面子,讲究应酬交际。此外,作者还把解放前工人的护厂运动描写成少数工人(女工)向敌人使用类似美人计的个人冒险的举动。这难道不是歪曲工人阶级吗?
“目标正前方”是一篇不真实的生拼硬凑的作品,利用人为的故事的曲折性和庸俗低级的趣味,来吸引一部分落后读者,实际上玷污了人民的部队和工人阶级。造成这些严重缺点的原因,是作者的文艺思想具有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作者应该从这个失败中接受教训,全盘检查自己的创作思想,改正自己的创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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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为贯彻“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已选送重庆市各工厂、机关的工人和工农干部六十三人到重庆大学和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学习。重庆大学和西南工业专科学校,特别为这批优秀的工农学生开办了预备班,使他们能在一年以内,补完数学、物理、化学、史地、政治、外国语等中等学校的课程,然后按他们的志愿和程度,分到各科、系参加学习。
▲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月一日开始播送广播体操节目后,各地工人、学生和机关职员等都积极参加广播体操。北京、天津、武汉、沈阳和绥远省等地的有关机关团体、曾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各单位协助推行。天津和武汉并成立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为了培养广播体操的骨干,北京设立了“广播体操短期训练班”;天津设立了“体操学习班”和十几个“体操推行站”;武汉设立了二十五个“传授站”;河北省计划以保定为重点,训练体育干部,取得经验后,再向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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