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共产党员要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了三十年光荣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党领导中国革命获得历史上伟大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巩固的理论基础上的、代表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党。在我们党内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最有觉悟、最勇敢坚定的儿女。他们不论在战场上，在劳动中，在各种工作中，以及在反动派的监牢里，大多数都对革命事业表现了无限忠心，紧密联系群众，遵守党和人民的纪律，勇敢坚定，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而艰苦奋斗。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成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勇敢、最有纪律的部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最先进的部队，这是党的总的情况和主要情况。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获得了胜利，在党内却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有的原来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参加革命之后，并未真正改造自己。有的是过去对革命曾有所贡献，在同拿枪的阶级敌人、民族敌人斗争中，曾经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愧自己的英雄称号，但是没有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在不拿枪的敌人面前，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就是中国革命业已“完成”，他们不是准备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而是一心一意想发展“私人事业”，“享受”（正确地说是盗窃）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这些人完全忘记了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所提出的“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的警告。他们发展了同共产党人的思想完全不能相容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这种思想，使他们屈服于资产阶级反动影响之下，产生了贪污浪费堕落腐化的行为。其中有不少的人已经身败名裂，断送了自己的光荣的革命历史，走上了毁灭的道路。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侵入革命队伍的这个严重事实，和由此所造成的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事业的严重危害，可以从各地已经发现的下列一部分材料中得到说明。
第一、有些人勾结私商，盗窃国家财产。东北区百货公司人事室主任邓赤（一九三二年入伍），勾结私商，盗窃国家机密多种，贪污大批国家财产。该犯利用生日，大规模地“做寿”，骗取财物，并窃夺公家大量金钱，替儿子在私人企业中入股。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务室主任兼广播器材科科长路星元（一九三八年入党）在任职九个月中，利用职权，勾结私商，接受贿赂，先后贪污人民财产按目前价值计算达五亿零六百余万元。中南区税务局印刷厂厂长陆松，在去年六月至今年六月中，贪污舞弊侵吞公款达四亿五千万元，接受私商贿赂八百万元。
第二、有些人任用反革命分子作为窃取国家财产的爪牙，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辽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企业处前在天津经营生产的负责人刘治宇（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在天津经营生产过程中，丧失立场，贪污受贿，任用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当营业主任，任用美国间谍当工程师，致使国家财产损失了八亿三千七百多万元。
第三、利用小公家名义，假公济私，营私舞弊。山西省交城县县长张进才任意挥霍国家财产，并非法经营木材工厂，从中取利。当上级检查时，他竟捏造假账，隐瞒国家财产达小米七十一万余斤，洋布三百余匹，并冒领运费三万六千斤米。事情被发觉后，张进才先后用小米九万五千多斤，贿赂县、区干部；给木厂工作人员一律按原薪三倍加薪三个月，并让替他造假账的人员大吃大喝十余天，浪费小米一万余斤。河北省立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楚竹青和司药员马芝瑞，用假造购药单据的办法，贪污了药款三千四百万元。
第四、追求资产阶级堕落腐化的生活，完全被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习惯所溶化。沈阳某工厂厂长擅自动用基金，买美国汽车，供其私用。党的总支提出批评，他反说总支管的太多了。原中国建筑公司中南办事处副主任谌剑和秘书主任竞锐，腐化堕落，借招待贵宾为名，浮报开支，每月平均超出规定百分之四百四十八。竞锐结婚时大摆场面，收进大量礼物。
第五、明目张胆地铺张浪费，挥霍人民财产。中南区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武克仁在其任民众乐园管理处处长职内，一个人租了一幢房屋，家里用了一个勤务员，一个通讯员，一个保姆，一个司机，一个厨师，一个娘姨和一个看花的，共达七人之多。
以上这些，只不过是各种堕落犯罪行为中的一些例子。这些人，有的已经受到应得的制裁，有些人的案件正在处理。应当指出：这些人在党内虽不过是一小撮，但是他们的为害，却很严重。这些堕落分子背叛党、背叛阶级、背叛人民的行为，证明反动统治的残余作风和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正在侵蚀革命的队伍。无论是奸商也好，地主也好，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也好，以及混进到我们队伍来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也好，都在施展他们最卑鄙的手段，向着党内缺乏革命意志的分子进攻。因此，
一切党的组织，必须严重注意党员、干部被反动统治的残余作风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所腐化的危险，坚决地揭露和打击一切贪污浪费的行为，大张旗鼓地检查和惩治贪污蜕化分子，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深刻的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倾向，使内外反动派的坏影响坏习惯的腐蚀作用无从得逞。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整饬党和国家的纪律，提高工作效率，转移社会风气。
也可能有人问：何必这样大张旗鼓呢？关在屋子里整岂不是更好一些吗？关于这一个问题，中共中央东北局所领导的大张旗鼓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成功经验，已经给了明确的回答。东北的经验证明：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目前是一个完全必要的、紧迫的任务。这样做首先可以严肃党的生活，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贪污浪费的行为在群众监督之下无处容身。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社会，也就是贪污盛行的社会，一部分人对于贪污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在群众性的反贪污斗争中，开始受到粉碎性的打击，党和非党干部以及广大群众都公认贪污浪费是最丑恶、最可耻的行为。其次，经过党内外的民主检查运动，可以彻底地揭发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的某些错误倾向，如马列主义教育进行的不够，不问政治，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组织不严密，特别是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严重倾向。人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的庇护所，是贪污、浪费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党和非党干部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积极性和对党对人民的负责精神。这对于在今后机关的和党的生活中建立民主制度，加强党内外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以及杜绝一切贪污浪费的可能性，会发生直接的帮助。最后，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广大群众正日益加强对于党的组织的拥护。过去对共产党“会不会腐化”抱有怀疑的人，现在才相信“共产党永远不会腐化”，才相信“中国真是有前途”。他们看到在党内起决定作用的是大多数的好党员，他们看到我们党的大批优秀干部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他们将更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共产党是掌握着马列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党，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怕批评和揭露自己还存在着的、那怕是相当严重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暴露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订出办法，决心把它纠正。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党同群众的关系必将进一步加强。使广大人民更加相信党，热爱党，决心跟随着党一同前进。
现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已逐步展开。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一场紧张的政治斗争中去，坚决地勇敢地粉碎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每一个党员和革命干部都要在斗争中下定决心，改造自己。为进一步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为提高共产党员标准而斗争。在这里，让我们牢牢记住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给我们的宝贵指示：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等精神，才是值得尊敬的模范。”
第3版()
专栏：
纠正反贪污斗争中的几种错误思想（东北日报社论）
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按其思想性质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装的工人阶级思想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作斗争，并且要彻底战胜它。因此，在反对贪污腐化斗争中，必须纠正障碍这一斗争开展的各种错误思想，以划清思想的界线。这对教育和挽救某些贪污腐化分子来说，特别对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觉悟来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把反对贪污腐化斗争中的思想工作做好了，就能使这一斗争得到深刻的效果，并为今后进行经常的反对贪污腐化斗争打下这样一种基础，像斯大林所教导我们的：“就是在这些贼周围造成一般道德抵制及周围群众憎恨的气氛。”
贪污腐化是剥削阶级所特有的丑恶。因此，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剥削阶级能够认真地反对贪污腐化，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反对贪污腐化，并最后把它完全肃清。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历代的革命者，在革命和他们自己尚未成功与胜利的时候，他们还代表着进步的被压迫群众的要求，还能保持他们原来的革命的品质，但
一到革命及他们个人胜利与成功之后，就少有不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的，失去他们的革命性与进步性，而成为革命与社会进化的障碍物。……因为过去的这些革命者，都是代表剥削别人的阶级，所以在他们的革命一经成功之后，他们就要反转头来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而成为革命继续前进与社会进化的障碍物。所以历代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与成功之后，要腐化、官僚化以至堕落，失去他们的革命性，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规律。然而，这种情形，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无论如何不能、也不会是这样。因为我们所代表的是完全被剥削而不剥削别人的无产阶级，所以它能使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解放全人类，完全从人类社会中最后清除一切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现象，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及国家机关，来和一切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从党内与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的分子出去（不管这种分子是怎样的‘伟大人物’），而保持党与国家机关的纯洁。无产阶级革命党中的这一特点，是历代革命党中所没有的，而且也不能有的。”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为了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就必须从组织上、思想上保持我们革命队伍的纯洁，反对贪污腐化斗争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队伍空前地扩大了，有相当数量的思想上未经彻底改造的人员参加了各方面的工作，而在进入城市以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也加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队伍内部的一些还没有确定革命人生观的人和思想不坚定的人，就受不住各种反动的影响，而发生了贪污腐化行为，并且散布着一些错误的思想，正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不断侵蚀我们的革命队伍。
为了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展开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为了这一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就要首先彻底粉碎产生贪污腐化和漠视贪污腐化的严重危害的错误思想。
第一种错误思想是：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了，由乡村进入了城市，就应当在生活上力求讲究（而这种所谓讲究实际就是要把自己的生活向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看齐），否则就是所谓“农村观点”；认为艰苦奋斗作风，只适于过去的困难的环境，而今天再来提倡它，就是不合时宜了。
这种思想所以是错误的，首先因为它曲解了由乡村进入城市这种巨大转变的涵义。这种转变的主要内容是：一、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以城市为中心，以城乡互助和城乡结合的观点来进行工作。二、要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而其中心关键是依靠工人阶级，加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这样才能发挥城市领导乡村的作用，从而巩固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工农联盟。三、要求各种工作的集中统一，反对松懈散漫；要求各种工作科学化，加强效率，讲求准确。总之，中国革命从乡村进入了城市，任务更加繁重了，不是减轻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由此可见，把由乡村进入了城市，了解为生活上要力求讲究，而不知摆在面前的极为严重的任务，是极端错误的思想。
其次，这种思想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把革命者必须具备的艰苦奋斗的宝贵品质，了解为已经过时了，而不需永久保持和发扬。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要改造世界，要解放全人类。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但是比起我们的远大理想来，正如毛主席所说：“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是更复杂更艰巨。因此，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仅为我们过去需要，而现在和将来尤其需要。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给延安各界的复电中，曾经发出一项伟大的号召：“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和发扬了我们这种光荣传统，我们就可以克服各种困难，就可以完成各种任务。反之，如果因为中国革命取得了城市，就松懈了自己的斗志，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丢掉了自己的光荣传统，而一心去追求个人享受，那就是失掉了革命的宝贵品质，让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吞没自己，其结果是非常之危险的。
第二种错误思想是：认为现在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了，应当“享受”一下，也不算过分。
不错，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绝大多数干部和全体人民的一致辛勤努力，东北经过几年来的经济建设，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在人民生活改善的前提之下，我们工作人员的生活也应当有一定的程度的改善，这是合理的。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改善到什么程度和如何求得改善。
一切革命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因此，革命工作人员生活改善的程度，必须与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相适应，如果超过了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就是不正确的。而更重要的，这种改善必须由国家统一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提高自己的生活标准，更不允许任何人以窃取国家的财产来满足个人的私欲。谁那样作了，谁就是破坏国家的法纪，为国法所不容。
有人以为钱是他赚来的，他有权首先享受；有人认为他经历了革命的艰巨时期，今天革命胜利了，他有功劳，“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应当享受了；有人认为他用的是本机关生产来的钱，并没有动用国家的财产，因而多花一些没有关系。所有这些观点，很明显是十分错误的。一个革命者为人民事业出力效劳是应当的，这是为了实现自己所抱负的远大理想必须尽到的责任。而任何人所创造的成绩，比起伟大的革命事业来说，都是微小的一部分，丝毫也不应居功自傲，更不应以此为藉口来向革命要求过多的报酬。光荣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没有党和人民的力量，凭着个人，决不能完成任何一件事业。国家的财产和革命组织的一切财产，都是人民的财产，绝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动用，否则就是贪污枉法，就是破坏革命利益。对于这种贪污枉法的行为，人人有责任有权利来检举，来反对，政府须给以应得的处罚。
我们更应看到：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面前还放着极为艰巨和极为繁重的任务。现在，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个农业国，要达到工业化还需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我们的国家还受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侵略的威胁，我们的国防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巩固。中国人民的生活仅是开始改善，还必须逐步地从发展生产中求得更多的改善。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目标，是要在中国实现人类最美满最幸福的生活制度，即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有这些，不是正要求我们应更加刻苦努力，难道反而允许我们来谈什么个人享受吗？每一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更好地为国家工作，更认真地爱护国家财产，把国家每一分有用的钱都用到最急需的事业上去，不得有丝毫的浪费，更不得以任何藉口来贪污窃取。谁盗窃贪污国家财产，谁就是帮助了敌人，而成为革命的罪人。尽管贪污有多少之分，犯罪程度有大小之别，而其破坏了革命事业这一根本性质则是相同的。
第三种错误思想是：原则上也承认国家规定的各种制度应当遵守，但是认为不应机械遵守。因此，有利或无害于他的，他就遵守，不利于他的，他就不遵守而加以破坏，并且美其名曰“机动灵活”，曰“有气魄，会作事”。
应当承认，这种对待工作制度的错误思想，不但是贪污腐化分子进行其犯罪活动的藉口，即是在我们某些头脑糊涂的工作干部中间，也存在着这种错误思想。它造成一个漏洞，使得贪污腐化分子可以钻来钻去，得其所哉，而不能被及时发现和及时受到处罚。这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
怎样看待我们各种工作制度才是正确的呢？
制度是国家的法规，是革命队伍的具体的纪律。它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既经国家规定之后，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坚决遵守，而领导人尤其要以身作则，成为遵守制度的表率。制度不允许“机动灵活”，否则就等于没有制度，或者成为只约束别人，而与自己不相干。当然，由于客观情况变化了，根据过去情况规定的制度也应当改变，但是必须经过原规定制度的领导机关来改变或批准，绝不允许下级随便改变，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至于用破坏制度来满足个人私欲，更显然是严重的犯法行为，为国家法纪所不能容许的。革命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各种制度，绝不是处理问题机械，而是应有的纪律精神，是必须具备的高贵品质，是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具体表现。绝不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一方面任意破坏各种制度，而另一方面还能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
过去由于制度不严，使贪污腐化分子有了可乘之机，现在已经到了根本改变这种状态的时候了。在遵守制度上的各种有害观点，现在也到了彻底澄清的时候了。在目前反对贪污腐化斗争中，必须切实检查我们各种制度执行的情况，揭发这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根据检查的结果，把各种工作制度更严格的建立起来。
第四种错误思想是：把贪污腐化看成只是生活小节，似乎它和革命事业没有多大关系，也并不损害革命利益。
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作人员，是有远大政治理想与伟大政治襟怀的，时刻注视着我们的革命任务，绝不斤斤计较生活小节。我们认为如果只计较生活小节，对于革命事业说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但是，贪污腐化是生活小节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把人民和国家的财产，窃取到自己的手里，用来满足个人卑鄙的私欲，这是直接破坏革命利益，是从革命队伍的内部来腐蚀革命的力量，是破坏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为革命事业根本不能容许的反动行为。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彻底加以根除，就会把革命事业引向失败。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情，关系着革命的成败，怎么能轻轻地说成是生活小节呢？我们怎么能听之任之而不坚决反对呢？
反对贪污腐化，绝对不是计较生活小节，而是严肃地维护革命利益，是为了从组织上、思想上达到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有人把这种庄严的斗争，说成是缺乏政治家气魄的处事狭隘，他如果不是故意诬蔑，也是思想已经堕落到不堪设想的地步了。
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必须和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结合起来。往往人们对贪污知道憎恨，而对于浪费则不知坚决反对。事实上，铺张浪费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大于贪污所造成的损失。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虽然性质上有所不同，而从其产生的结果来看，则都是损害革命事业的。因此，我们要反对贪污，也要反对浪费。各种浪费现象，可能在我们各个机关、各个部门中间都存在，揭发它、反对它、肃清它，就更需要每一个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难以从每个角落里把浪费现象根除。
我们革命工作人员，必须深刻了解，多贪污浪费国家一分财产，就是减弱了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的一分力量；反之，多节省和维护国家的一分财产，就是为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增加一分力量。因此，不仅贪污浪费的人，应当翻然悔悟，向国家坦白过去的罪过，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而且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应该热烈地参加这一严肃的斗争，以对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揭发检举各种贪污浪费现象，不应抱着旁观者的态度，以为自己不贪污不浪费，就可算是问心无愧，对贪污浪费现象采取明哲保身的自由主义精神，听之任之。如果这样，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就没尽到一个革命者应有的职责。自由主义态度，无疑地会严重妨害反对贪污的斗争，我们必须坚决克服这种有害的态度。
粉碎了贪污腐化分子的各种荒谬的藉口，纠正了某些人的错误观点和旁观态度，才会使得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充分展开，并且收到圆满的效果。
第3版()
专栏：
扫除科学技术书籍中的崇美思想
——评许靖的“铁路统计学”
曾文经
在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运动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已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某些有关科学技术一类的书籍中，仍然常常渗透着这些反动思想，十分容易贻害读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许靖著的“铁路统计学”一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这本二十万字的书，用了百分之六十的篇幅来贩卖美英两国的铁路统计方法。作者对美英帝国主义几乎崇拜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在解放后作者所写的增订本序中，盲目歌颂着美国“从无实际与理论脱节之说”。“关于各国铁路应用统计……美国铁路最为完善，种类最多，运用最广。”该书第四百六十八页中，作者甚至荒谬地认为祖国的语言，不能确切表达统计术语的真实意义。他说：“其内容（指中文的统计术语）均与文字之表面不合，非用英文对照分析，不易显其暗含之弱点。”
作者既然这样崇拜美国，那么，他对人民中国的看法就可想而知了。在增订本序中，他一开头就说：“现时国内一般经济情况，较战时更为艰窘。”他把国民党反动政府所造成的经济凋蔽和民不聊生的罪行轻轻放了过去，而对于解放后人民政府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迅速修复大陆铁路网等的伟大成就，却一笔抹煞！
不仅如此，在解放后该书出第二版时，许靖还特地写了第三十二章“我国新订铁路货车周转率及其有关办法之分析论”，来反对目前人民铁道所采用的苏联先进方法。他开始说：“货车周转率据云系由苏联专家设计，早已轰动全国各路，同时引起学界之普遍高度注意，惟因办法复杂，详情未经明文规定公布，难得全部真理。”他虽然不知道“详情”，但因“美英先进铁路不曾有此”，他就武断地下了结论：“缺点太多，不合科学原理，决无实效，既不易于推行，又不宜于推行，理应及早废止。”这样武断的态度，根本就和科学精神相反，足见其盲目崇拜美英帝国主义思想的严重程度。然而，事实胜过他的诡辩，目前“货车周转率”却已经被公认为衡量铁路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了。
铁路统计是反映铁路的经营管理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铁路管理的目的，正如许靖在第一章第一节所说，是“庶可于近代百业竞争局势之下立于不败之地位，而维持其生存”。然而这种管理——整个社会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资本家的管理——在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铁路是公共所有的，它的经营管理是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是和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这一个基本点许靖却完全不懂得。就拿“货车周转率”来说吧，它是计划运输制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只有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计划运输制度下才能产生，也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因为计划货车周转率，就是根据货主所提出的需要车辆计划及参考以往统计材料，拟定货车平均周转距离，以便预计运用货车数目，保证对整个人民经济最有利的运输，减除对人民经济不必要的运输，高度发挥人民铁道的运输效能。这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铁路全部国有，整个人民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逐渐获得有计划的发展的新中国，是完全有条件来实行这种办法的。
我们不否认许靖在美国确实学到了若干生产知识，但不幸他同时又中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思想毒害，他看惯了美英财政资本垄断的无政府状态的铁路管理，和与此相适应的铁路统计，他不知道在旧世界之外，还另有一个科学技术蒸蒸日上的新世界。他像蝙蝠一样看惯了黑暗和星月，但在阳光普照下，他的微弱目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许靖在解放后仍一口咬定美英的铁路统计、术语以至“所有设施”都是好的，货车周转率既是美英“不曾有此”，就一定不好，也就一定不能用。这么一来，许靖就成了义务性的帝国主义文化贩子了。然而他却毫无自知之明，他居然自称“生平研究各种铁路交通问题，不分工程管理，尝以坦率态度，一本大公无私之旨，掘发真理，阐明是非优劣，未敢稍有苟且，既无故意鸣高之心，更无诋毁他人之念。”中毒之深，一至如此！
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开展，我们也需要在科学技术界进行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把像许靖这样的思想扫除得一干二净。只有扫除了这种坏思想，科学技术工作者才能够去掘发真理，科学技术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第3版()
专栏：
青年团员薛建栋拒绝受贿 勇敢揭发霍文虎贪污罪行
使国家免受一百六十五亿元的损失
陕西省清涧县人民银行工作人员薛建栋（青年团员），革命立场坚定，拒绝接受贪污分子霍文虎的贿赂，向上级报告了霍犯的严重贪污罪行，为国家保存了一百六十五亿多元的巨额财富。
霍犯文虎今年二十一岁，河北省密云县仓头村人，地主成分，一九四九年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霍犯偷盗国家财产的事实和企图，根据清涧县人民法院初步审问和霍犯交出的证据，情况如下：
今年十月初，霍犯乘清涧县人民银行行长去绥德开会，把对外营业的行章、钢印和负责人的私章，偷到宿舍，又取出汇票，开了汇往西安、汾阳、太原、石家庄、天津、北京、沈阳、汉口、上海等地的五十张汇票，共一百五十三亿八千五百万元。另有信汇四张，共十一亿九千万元。这两宗汇款，只缺行长的签字和密押手续。还有汇往西安人民银行营业部的九百万元的一张汇票，行长签字（是他套的行长的笔迹）和密押手续都办好了。以上三宗共一百六十五亿八千四百万元。另外，霍犯过去在绥德中心支行工作的时候，曾经贪污了一千四百多万元，已经汇出三百五十万元。霍犯打算把这些汇票手续办好汇出去以后，就按照预定的路线脱逃。先到各城市取出款子，存入国家银行生利息；然后转到小城市或大城市，混到学校里隐蔽起来。霍犯为了实现这个可耻的犯罪计划，事前偷了行内私人存款一百多万元，缝了一身便衣，准备脱逃的时候穿。又刻了三个假名私章（张广辑、夏生、张晓铭），准备到以上各地取款的时候用。
霍犯很早就有了偷盗国家财产的企图。他初到清涧县人民银行，就学行长的签字笔迹，配制管押箱的钥匙。十月间，他给青年团员薛建栋一把票子，企图拉拢薛建栋和他一起逃跑。薛建栋因为受了党和青年团的教育培养，立场坚定，没有上他的圈套，并且报告给领导同志。行内行政方面和党的组织查清上述事实以后，在二十日召开了全行干部会议，揭露了霍犯偷盗国家财产的罪恶企图和事实，当天送交县人民法院关押处理。
清涧县人民法院还在继续审问这件案子。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已经派专人去帮助处理。陕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已经分别指示绥德专区监察处和清涧县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派人协助处理。
（原载十二月十日陕西日报）
第3版()
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爱护国家财产检举贪污分子
陕西省清涧县人民银行青年团员薛建栋拒绝受贿，勇敢揭发霍文虎贪污罪行，保护国家财产一百六十五亿元免受损失的正义行为，是新中国青年应有的优良品质，也是新中国的干部和全体人民应有的优良品质。新中国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应该发扬这种对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向一切偷窃国家财产的盗贼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毫不留情地揭发他们的恶迹和罪行。
像薛建栋这种勇敢检举贪污分子的干部，是到处都有的。对于这样的干部，各地领导机关应该加以鼓励，坚决支持他们的行动。但是过去有些领导人员对于这种事情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因而打击了干部和群众的政治热情。例如陕西省郃阳县有一个干部向县的负责人之一报告第六区发现大贪污案时，这个负责人竟责备报告者说：“我原来叫你去调查什么的？谁要你去了解这些事情？”领导者对国家财产这样漠不关心，官僚主义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干部、群众对贪污分子的检举揭发是很难开展起来的。这样的教训无论如何是不能再重复的。
我们要求有类似情形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立即彻底地改变这种可耻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深入的教育，充分地发扬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政治积极性，让每一个人都能拿出主人翁的态度来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勇敢地检举贪污分子。只有如此，才能使一切贪污分子和盗贼无地自容，彻底消灭贪污现象。
第3版()
专栏：
喂，醒醒吧！ 韦启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