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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俞铭传党籍的决定
俞铭传现年三十六岁，安徽省南陵县麟谭村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本人的成份是教员。一九四八年三月入党。现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俞铭传虽然在表面上参加了共产党，却在伟大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完全同情与包庇其地主、反革命的家庭，打击群众的斗争情绪。事实是：俞铭传的大哥俞鼎传是南陵县的地主和反革命首恶分子，历任南陵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主任、蒋匪职业特务机关“大生公司”的委员等伪职，曾杀害我干部及群众七、八十人，并于南陵县解放后破坏土地改革运动，于去年十二月被人民政府逮捕（现已被枪毙）。俞铭传得悉俞匪被捕后，竟接连给南陵县县长、麟谭村的干部等去信，以“共产党员”和工会“负责干部”的招牌，一再向他们威胁恫吓，要他们注意“宽大政策”，“不必过分地扩大打击面”，“否则就违犯了中央的政策”；并歪曲、捏造事实，为俞匪百般辩解，说俞匪“解放前还没有做过罪大恶极的事”，解放后拆卖瓦房“并不违反土地改革法”。同时，俞铭传并将俞匪的狗腿子俞昌华（国民党特务，现已被逮捕）来信中捏造的所谓“土地改革有偏差”等诬蔑人民的谰言向党组织反映，并要求党组织“指示皖南区调查”。
俞铭传是一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的。早在一九四八年秋南陵县解放以前，他就写信怂恿俞匪鼎传变卖田产；南陵县解放后又数次写信让俞匪变卖农具什物，并劝俞匪外出工作，以逃避人民的制裁。
俞铭传这种明目张胆地包庇地主和反革命首恶分子的行为，已激起了南陵县群众的极大愤慨，严重破坏了党的威信，这说明俞铭传显然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决定开除俞铭传的党籍。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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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学副教授、共产党员
俞铭传包庇反革命首恶被开除党籍
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副教授俞铭传（共产党员）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丧失立场，包庇地主、反革命首恶，已被开除党籍。
俞铭传是安徽省南陵县麟谭村人，地主家庭出身。现年三十六岁。武汉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一九四八年三月混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助教联合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重要职务。在皖南地区解放以前，他曾给他的大哥俞鼎传写信，怂恿他变卖土地，以逃避土地改革斗争；解放以后，又数次写信给他的大哥，叫他变卖农具什物，并数次动员他外出工作，以逃脱人民对他的制裁。
俞鼎传是一个什么人物呢？他是皖南区南陵县麟谭村的恶霸地主、反革命首恶（现已被枪决）。他过去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策划“清剿”我敌后游击部队，杀害我县委副书记、营长等革命干部及群众七、八十人。并向农民强行倒租、征实、征购、勒索巨款；抓丁拉夫近千名。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藏匿和焚毁重要档案、文件，以掩盖其血腥罪行。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地以后，他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和诬蔑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一九五○年十二月，由于群众纷纷告发，为人民政府所逮捕。
俞铭传在俞鼎传被人民政府逮捕以后，于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给南陵县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和麟谭村村干部、南陵县青弋江中学校长等先后写了五封信，多方为他的大哥俞鼎传说情辩解。俞铭传并且自称“在党内负着相当的责任”，用“共产党员”、中国教育工会全国经费审查委员会、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负责干部”的名义，威胁当地干部，打击该地群众的斗争情绪，企图以此达到其包庇地主、反革命首恶的可耻目的。
同时，俞铭传还和他大哥的狗腿子、蒋匪特务俞昌华保持着联系。俞铭传曾根据俞昌华给他的信中所捏造的“南陵县麟谭村土地改革有偏差”的诬蔑人民的谰言，向党作了不正确的反映，要求党组织“指示皖南区调查”。
俞铭传所表现的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行为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严重地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俞铭传的错误被揭发以后，他虽然承认“等于包庇”了他的大哥，但是仍然强词辩解，说“主观动机并不是包庇”。对于他大哥的重大血腥罪行，俞铭传只是含混地说：“伪县政府做过许多坏事……当然他知道的一定不少。”
俞铭传身为共产党员、人民教师、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的负责干部之一，在伟大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不但不坚决地支持农民，反而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明目张胆地充当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包庇地主和反革命首恶分子，打击群众的斗争情绪。他的立场、观点和党的立场、观点毫无共同之点。他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于十月七日召开了党员大会
（并邀请非党员的教授、同学、职工参加），由党委负责同志报告俞铭传犯错误的经过，指出他的错误是严重的，应受到党纪的处分。到会的全体同志同意党委对俞铭传问题的正确分析，一致要求党的组织给他以严厉处分。
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决定开除俞铭传的党籍，中共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批准这一决定，并于十月十一日发布了关于开除俞铭传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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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在对敌斗争中站稳党的立场
一个共产党员，在一切对敌斗争场合，必须清醒地站稳党的立场，首先从阶级观点分清是非，决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而模糊了敌我界线。否则，就不可避免地会动摇起来，以致走上像俞铭传这样的可耻道路。
伟大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曾经波及到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家属。在这种情况下面，有些共产党员，经不起考验，他们不是首先同自己的地主阶级的家庭划清明确的敌我界线，而是作了地主或反革命分子的俘虏。他们有的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家属是地主或反革命，却偏偏挖空心思地找藉口，想办法，为地主或反革命的家属排解开脱。于是“罪恶不大”，“人性还好”，“能够改造”，“劳动起家，不该斗争”等等谰言，就一股脑儿地搬到了人民政府的面前，搬到了正在同敌人进行紧张斗争的群众面前。他们有的甚至利用职位，采取一些流氓手段——威胁、恫吓群众，借以达到包庇地主或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这些人的行动，有的根本不够一个起码的共产党员的条件；有的更严重地投到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立场上去。这种人实质上是混到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这种分子当然应该从共产党内部清除出去，各地的党组织也正是这样作了。俞铭传就是最近被清除的一个。我们完全拥护开除俞铭传党籍的决定。要求每一个同地主家庭有着联系的党员必须站稳自己的阶级立场，清醒地为坚持党的原则去同阶级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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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包庇反革命首恶分子错误行为的自我检讨
俞铭传
在三大运动中，我丧失了党的立场，包庇了反革命，破坏了土地改革，使党和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尤其严重的，是党在耐性地教育我，而我还不能迅速地认识全部的错误，还在替错误辩护。我所以会犯这么一连串严重错误，是因为我在思想上没有入党，还有浓厚的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受了长期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虽然十几岁时就接触到革命，但没有好好学习，没有真正理解革命的道理；对劳动阶级只有表面的同情，没有深切的爱；对剥削阶级只有表面的憎恶，没有切齿的仇恨。一九四八年入党之后，仍旧没有彻底检查自己的思想，把那些反动和错误的成分完全肃清。因此，当革命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冲突时，我就始而立场动摇，观点模糊；继而丧失党的立场；终于产生了包庇反革命的行为。
解放之前，当我知道俞鼎传加入国民党做了伪县参议员和伪县参议长时，我只认为他这样地堕落下去，完全葬送了他个人的前途；却没有分析他的堕落的根源，没有认识他对革命的危害性。我还把他当做一个“走上歧途的伙伴”，却没有认识到他已是人民的仇敌。
解放后，我仍极端错误地认为他是一个“罪恶不大”的反革命，以为他还可以改造自新。我一味替他个人的前途设想，完全忘掉革命的利益；我一再要他到北京来学习，工作，却忘记了他是一个反动党团分子，他的罪恶应该受到当地人民的清算。因为我在思想上成了地主反革命的俘虏，于是他对当地干部的谩骂并没有引起我的愤恨。我没有把它们当做反革命言论，却认为是确有其事的“偏差”。
因为我站的是俞鼎传的立场，不是党和人民的立场，所以当我知道他被捕时，就先在思想上对他包庇起来，错误地认为他的罪恶还够不上逮捕。我不但没有从阶级本质去认识他的反动性，反而毫无阶级观念地以为他的“性格”和“为人”还不坏。我不但不相信当地党和政府的措施，反而相信他自己的“不会作恶”的谎言。我不但不认为他的成为“绅士”是地主和国民党勾结的结果，反而以为由于他对当地“人民”有些好处的原故。我不但没有分析他在解放后的思想，认清他的反动本质并没有改变，反而以为他已在诚心改造自新。他不肯离开家乡，基本上是舍不得放弃家产，我却替他开脱，认为他是“心中无愧”，不愿被人当做逃亡地主。由于这些极端错误的认识，我便怀疑当地干部有“偏差”，恐怕他的被捕未免“冤枉”了。
我既然有了这些包庇的思想，同时又极其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和纪律，于是没有向支部报告和请示，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写信给村政府，申述我的意见。当时自以为站稳了党的立场，把我的意见提供村政府“参考”，其实我根本就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希望达到开释反革命的目的。因而凡是对反革命有利的地方，我就夸张地叙述，凡是对反革命不利的地方，我就轻轻地放过去了。我在信上又暴露了职务和党员身份，表示自己比村政府负责同志高明，给他们一种威胁，使他们重视我的意见，也就是把反革命从宽处置。如果当时我真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我就应该对这个伪县参议长的被捕感觉愉快，希望村政府认真为人民除害。
过了几天我见到俞昌华的信，说土地改革工作队在“乱抓乱打”，并为俞鼎传的被捕抱不平，要我“救救我乡广大的群众”。我在思想上早已和地主反革命站在一起，这些话正和我的思想一致，于是我认为土地改革工作队真有过“左”的“偏差”了。我不但不认为俞昌华是地主反革命的狗腿，反而以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干部。因此我就颠倒了是非，把土地改革工作队看成“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敌人的狗腿当做“革命干部”，于是俞昌华对土地改革工作队的辱骂并没有刺激我的情感，我更没有从这辱骂中推测他的居心。所以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正因为狗腿的反映符合俞鼎传的利益，土地改革工作队的措施却和他的利益相抵触。我向党组织反映情况，一面是希望纠正所谓普遍的“偏差”，一面也是希望在所谓“纠偏”中可以求得俞鼎传的开释，达到包庇他的目的。在向党组织的报告中，我没有提到逮捕俞鼎传的事，表面上是避免包庇他，实际上正是要包庇他，因为如果提到自己的哥哥，党组织就会怀疑，也许不会去调查，不会去“纠偏”了。我这样不全面的反映就是对党不老实，欺骗了党。
我给县长写信，除掉重复了我给村政府写信时的各种严重错误外，更替俞鼎传辩护拆卖房屋的事。我对这事没有调查过，只凭俞鼎传所告诉我的来替他开脱。这也是我丧失立场，不相信干部而相信反革命分子的另一表现。
四月下旬，我知道俞鼎传被枪决了，虽然认为“调查许久，大概没有冤枉了”，却也没有因为消灭了一个首恶而感觉高兴。如果我已抛弃了地主反革命的立场而站到党的立场上来，我就应该为了一个反革命首恶的枪决而欢欣。
当我知道了他的被枪决，我已初步地发觉自己犯了错误。当时我想：对他的情况太不了解，为什么那么冒失地写信到南陵去呢？那样天真地以为他对我十分诚实，但他连“戡乱委员会主任”的事都瞒着我，我却仍旧在情感上包庇他，没有分析他的反动本质，因而只觉得他“可恨”，只后悔不该过分相信他而过问了他的事情，却没有把他当做人民的敌人来仇恨。我对自己的错误虽然稍稍有些认识，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性。我不认识这是丧失了立场的根本错误，只以为是普通的“不了解情况乱发言”，因为我还没有站到党的立场上来认识这个错误。又由于我极其自高自大，怕丢脸，于是我就没有把自己的错误报告组织，只想偷偷地改正这个“冒失”的态度，以后多多警惕。这又是对党不老实的态度。当王志诚同志得到刘仁同志的指示，要我把向党组织反映所谓情况的底稿交去时，我仍旧没有觉悟，没有把写信给南陵方面的事说出来，这更是有意对党隐瞒自己的错误。
到了七月间，当宋硕同志问我时，我才把写信到南陵去和俞鼎传已经枪决的事完全说出来。等我看了关于他的材料，我一面恨他血债累累，作恶多端，
一面还在思想上包庇他，怀疑解放前南陵的各种反革命罪恶是否可以全部归罪于他。当时我对他已有仇恨，认为确实应该枪决，但又觉得放开县长，要他一人负全部罪恶责任，对他有欠“公平”。对于拆卖房屋等等，我还是相信他自己以前所说的话，不相信组织上的材料。我所以会这么顽固，还是由于我没有离开地主反革命的立场，认识他的反革命本质；还是由于我不关心人民的利益，却关心反革命的利益。
党对我是很爱护的。刘仁同志和宋硕同志一再启发我的自觉自悟，但因我基本上是站在地主反革命的立场上，而且没有组织纪律的观念，非常自大，不肯暴露错误，不肯彻底检讨错误，于是便不能及时地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及时地真正觉悟。等到王学珍同志等和我谈过两次话，我才初步地认识到错误的严重，但还不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等到开过两次小组会和一次支部会，同志们提出更多的意见，使我得到更大的帮助，我才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对“包庇”的认识还很表面，没有从思想情感深处去挖掘根源。在党员大会上听了王学珍同志的仔细分析，会后再从思想情感深处去分析自己写信的企图，我才认识到自己一开始就在主观上包庇了地主反革命，即使没有写一封信，思想情感上也是彻头彻尾的包庇。我所以这么不易于认清自己的错误，完全因为没有一下子就离开俞鼎传的立场，彻底斩断封建的兄弟情感，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只有先站稳党的立场，然后才有正确的武器，才能切实揭露自己的错误。
由于我的错误，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首先是在南陵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印象，使农民对党和人民政府怀疑。其次是打击了当地干部的威信，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缩手缩脚。第三是推延了惩办反革命分子的日期。第四是给各级党委带来了许多麻烦。第五是影响了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的工作。我觉得异常痛心，不知道怎样才能补偿这么大的损失！
总起来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一是因为我有浓厚的地主阶级意识，浓厚的封建情感；一是因为我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自高自大，无组织无纪律，甚至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错误。我没有让个人的利益来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却要使党和人民的利益来服从个人的利益。
这些反动和错误的意识，大大阻碍了我的进步，使我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平时虽也觉察到自己的毛病，但总没有严肃地对待它们，没有深刻地检讨。因此，到了一个重要关头，这些毛病就发展为最大最严重的错误。党给我严厉的处分，不仅纯洁了党，也给了我一次最深刻的教育。我决心从头虚心学习，时时警惕，时时反省，真正站稳党的立场，努力工作，来补偿我给党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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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加强文艺工作者和群众联系的一个良好方法
北京青年服务部和北京市图书馆近来分别经常召开文艺作品读者座谈会，借以推动群众阅读优秀的文艺作品，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
北京青年服务部从四月起到现在，已经举行了九次座谈会，讨论了“平原烈火”“鼓风炉旁四十年”“丹娘”等作品。北京市图书馆从八月起到现在，召开了三次座谈会，讨论了“平原烈火”“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参加座谈的读者有工人、学生、战士、机关干部等。这些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也同时被邀出席。参加者一致认为这种座谈会是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加强作家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一种良好方法，作家和读者都表示欢迎。在读者方面，不但可以在会上谈一谈自己从作品中获得的教育，和向作家直接提出对该作品的意见，而且可以直接从作家方面了解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经验，帮助自己更深一步地去理解作品；在作家方面，可以直接和他的作品的读者见面，听取群众意见，使创作提高一步。这种办法是学习苏联图书馆和别的文化事业机关所创造的先进方法。北京青年服务部和北京市图书馆采用这种方法，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是值得仿效和提倡的。这种方法不但适用于文学作品，也适用于戏剧和电影。经常召开作家、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读者、观众见面交换意见的座谈会，对于加强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的联系，帮助文艺工作者吸收群众意见，是有益的，是使人民的艺术事业能够经常在群众的协助下不断提高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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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重复文学批评中的反爱国主义观点
苏联真理报专论
编者按：苏联真理报的这篇专论，批判了苏联文艺批评家阿·古尔维奇的反爱国主义的错误观点。阿·古尔维奇在第九期“新世界”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正面范例底力量”中，充塞着对俄国古典文学伟大遗产的反爱国主义观点，无视于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高尔基的许多伟大作品对俄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认为“伟大的俄国作家们没有创造出具有正面范例底力量的有全部价值的人物形象”。在分析和评价苏联文学中正面人物形象时，阿·古尔维奇把今天全世界人民都引为优秀范例的苏维埃正面人物形象也一笔勾消；力图说明除了阿札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外，苏联文学中再没有出色的、有意义的作品；力图缩小、贬低苏维埃文学的成就。阿·古尔维奇对于某些美学问题的论点，也是错误的，如把艺术对象仅仅归结于某种抽象的“人底内心世界”。
真理报的这篇专论对于这些错误论点，都进行了严格的批判。专论有力地指出：这些错误和缺点表明着，文学批评中反爱国主义观点的复发，是由于对苏联文学采取非关怀态度而造成的。
真理报的这篇专论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它对于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应该注意在自己的工作中加强警惕，防止该专论所批评的类似的反爱国主义的思想倾向。在我们的某些批评论文中，存在着企图抹杀我国古典文艺遗产和新的工农兵文艺的辉煌成就的错误论点，这种论点虽是个别的，但仍应引起我们注意。同时，从积极的一方面，我们应该进一步地加强认识与研究我国伟大文化遗产，这篇专论在这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文学批评面前的重大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问题，用各种方法促进苏维埃文学底繁荣，提高它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每一个想从理论上阐明苏维埃文学紧要问题的重大尝试，每一论述苏维埃作家创作的内容丰富的发言，都得到我国读者底关心和赞同。
“新世界”杂志第九期发表了阿·古尔维奇底一篇论述重大问题——创造艺术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形象——的论文“正面范例底力量”。
这位批评家在论文第一部分中肯定说，伟大的俄国作家们没有创造出具有正面范例底力量的有全部价值的人物形象。如果也有“无可争辩的正面形象”，那也“几乎全是女性”。是的，这些形象——据批评家自认——“仅仅在一种关系方面……在恋爱中”表现了自己的美德。如果相信这位批评家的话，那就是俄国现实生活没有给作家们足够的材料以创造“该时代最先进的人物”形象，俄国现实生活底主人公乃是各种类型的“懒散人”。
这位批评家所提的第一个论点就是如此。
论文第二部分的任务是：指出如何解决苏维埃文学中创造正面人物形象的问题。如果说这位批评家在论文底第一部分中为了自己的结论竭力整个地引用古典文学，那么在第二部分——论文底主要部分中，他实际上只从整个苏维埃文学中取了一本著作——维·阿札耶夫底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古尔维奇把阿札耶夫底书同其它的艺术作品比较时断言说：“这部长篇小说才是现在苏维埃文学底最重要的，劳动战线上的枢纽阵地。它开辟了一条走向伟大共产主义建设的史诗底康庄大道。”
这位批评家所提出的第二个论点就是如此。
这位批评家把他的论断建立在决定文学分析方法的美学要求基础上说：“意识底美学形式有自己的对象。它底特有的和无所不包的对象，就是人底内心世界。”作品中有无某种“人的灵魂底后备力量”，乃是艺术性底主要标准。
这位批评家所提出的第三个论点就是如此。一论到俄国古典文学时，该文作者断言似乎俄国文学没有能够把当时的先进人物包括进自己主要的主人公内。按照他底意见，俄国古典文学中“用各种形式，常常歪曲地刻划了新的人物底个别特征，但整个的人物却没有为作家底手所掌握过”。
每一个稍微知道一点俄国文学的人都明白，这位批评家底论断是与历史的真实相违背的。伯林斯基早在百多年前就在他底论文“思想和俄国文学的笔记”中写过：“对于我们社会来说，文学甚至是现实道德观念底活的源泉。”而在给果戈里的著名的信中，他骄傲地说，俄国社会“把俄国作家看作自己的唯一的领袖，逃避俄国专制的保卫者和救星”……
谁不知道，先进的俄国作家发展了高尚的爱国主义与解放的理想。而且这些理想具体表现在一定的形象中，这难道不明明白白吗？非常重要的是：列宁在谈到先进革命理论底作用时，一九○二年曾提到“俄国文学目前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对生活底要求非常锐敏的先进的俄国作家，曾在其作品中创造了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底高尚的范例曾积极地影响了社会的前进力量，教育了这些力量。不能用衡量我们苏维埃时代的人物的同一尺度来衡量已往的人物。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提出了自己时代底一定的先进人物的典型。只有从历史条件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论断这一或另一文学中的人物。在格里巴叶托夫〔一〕和普希金、十二月党人作家们底作品中，在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其他许多作家底作品中，都描写了当时的正面人物。
而“新世界”的论文底作者是怎样看俄国文学呢？他实际上甚至否认革命家拉赫麦托夫这一形象范例底力量。根据这位批评家底论断，车尔尼雪夫斯基底长篇小说“何为”底主人公拉赫麦托夫——“不仅是一个插话式的，而且是一个硬加进去的人物……他没有参加实际行动，也就是没有参加生活本身的运动”……换言之，结论就是拉赫麦托夫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不是现实的人物。
实际上，拉赫麦托夫底形象体现了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运动所锻炼出来的一个职业革命家底特征。大家知道，列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底长篇小说“何为”评价得多高。这本书教育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底后代。“……从来没有一本文学著作——季米特洛夫写道，——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底长篇小说这样强烈地影响过我的革命教育……我所特别喜爱的是拉赫麦托夫。我抱定目的作一个果敢的、坚忍不拔的人，在同艰难和困苦的搏斗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使自己个人生命服从于工人阶级伟大事业的利益，——一句话，作一个我所想像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底毫无瑕疵的主人公那样的人物”。
甚至在如列宁所称的那善于穿过一切障碍实现农民革命理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创作中，这位批评家也没有发现正面英雄人物底鲜明的典型形象。对于古典文学底这一出色成就避而不谈——就是对于体现在古典文学中的俄国人民底革命传统，每一个苏联人所珍贵的传统弃置不顾。
首先在世界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俄国人民，有权以其革命传统而自豪。他也理当以俄国的古典文学为骄傲，这个文学以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先进思想而超群出众。
斯大林指出：“全世界革命工人底领袖们都无厌地在研究俄国工人阶级底最富教育意义的历史，工人阶级底过去，俄国底过去，同时知道，除去反动的俄国外，还存在过一个革命的俄国，拉季雪夫〔二〕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席尔雅鲍夫〔三〕和乌里雅诺夫、哈尔图林〔四〕和阿列克谢叶夫〔五〕底俄国。这些便在俄国工人底心中种下（不能不种下！）能排山倒海，能创造奇迹的革命的民族骄傲的感情。”
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在其优秀作品中正确地刻划出了革命俄国的活动家们底许多特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乃是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可分的联系的艺术创作发展底新阶段。苏维埃文学一方面在质量上优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一方面又继承着与创造地发展着俄国与世界古典文学底优秀的传统。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底创建者，天才作家高尔基高度地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底高贵传统，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传统，增加了我们祖国文学底荣誉。还在十月革命前，他便在无产阶级中看见了英雄——世界底改造者，并把他们作了自己作品底中心人物。高尔基在世界文学中第一个以超群的艺术力量创造了俄国革命工人、争自由的斗士、新生活的建设者底形象。
因此，这一事实，即“正面范例底力量”一文底作者，在研究他所提的历史计划中的问题时，对高尔基艺术创作、他所创造的有巨大正面范例力量的革命战士的不朽形象底巨大社会意义一点一声不响，不能不遭遇到坚决的反对。
由此看来，古尔维奇在他的论文中正把反爱国主义的观点拖进俄国古典作家底伟大遗产中来，企图把苏维埃作家设想为一些六亲不认的张三李四。二这位批评家对苏维埃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是怎样分析和估价的呢？
批评家在其论文中，对苏维埃作家在创造正面人物形象方面的全部最丰富的经验避而不谈。结果是，仿佛俄国文学底发展中，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阿札耶夫之间，既没有过高尔基，也没有过马雅珂夫斯基、绥拉菲摩维奇、阿历克赛·托尔斯泰、萧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拉特珂夫等人底作品，没有过创造了我们时代底正面人物形象的苏维埃作家大军。论文作者实际上是不承认这样的形象，如富曼诺夫底长篇小说“夏伯阳”中的夏伯阳，萧洛霍夫底“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达维多夫，法捷耶夫底“毁灭”中的莱奋生和木罗式加，阿·托尔斯泰底“苦难的历程”中的杰列金，潘菲洛夫底“伯鲁斯柯夫”中的日达尔金，巴甫连柯底“幸福”中的伏罗巴耶夫，巴巴也夫斯基底“金星骑士”中的谢尔盖·图塔里诺夫，斐定底长篇小说中的伊斯魏柯夫，以及其他许多人物形象。
但是，这位批评家有时也提到这些形象中的某几个形象，但他是怎样提的呢？他使这些作家们及其作品冲突和对立。他是这样对待巴甫连柯底长篇小说“幸福”和阿札耶夫底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其中头一部小说似乎只反映了“苏联人民底灵感”，而第二部只反映了“苏联人民底意志”。为了想尽办法“抬高”巴特马诺夫底形象，批评家实际上把伏罗巴耶夫——长篇小说“幸福”底主人公，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之一——底形象的意义归结到一文不值。
这位批评家叙述了“伏罗巴耶夫底创作冲动”，但即刻就嘲讽地问道：“能长久处在这种状态中吗？”而跟着是：“伏罗巴耶夫底形象在作家底抒情的激动中放开到如此程度，以致使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线在消失。”这两句不大好懂的断语里面包含什么意思呢？如果相信这位批评家的话，那就是抒情的开端使伏罗巴耶夫底形象成了不是典型的形象了。“因此为什么，——批评家写道，——我们这样想在伏罗巴耶夫旁边看见文学中的领导者的共产党人底鲜明的形象，这形象不仅是苏维埃人民底灵感的化身，而且是典型的，同时又是个性突出的，具有非常明确特征的形象，独立存在的形象……于是出现了巴特马诺夫”。
这位批评家在继续其反对苏维埃作家底作品的方针时，并不仅限于歪曲事实。例如，他在把巴特马诺夫底形象同波果金底早期戏剧“我的朋友”中的加依底形象比较时，赞叹道：
“在巴特马诺夫与战前头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中的指挥员底典型之间，有多么巨大的不同，而波果金底戏剧‘我的朋友’中的加依就是这些指挥员的鲜明的化身……想一想，加依是怎样教育他底助手的：欺骗吧，偷窃吧，毁坏吧，不管怎么吧——只要完成任务和给国家以新的强大的企业就成。然后我们再分析吧！……”
首先，这儿表现了显明的恶意：波果金底剧本“我的朋友”中没有批评家所写的加依底那类说教，这些话不是加依，而是另一个人说的。还更奇怪的是批评家企图把那位照“欺骗吧，偷窃吧，不管怎么吧”原则工作的人说成是战前头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指挥员，也即是那些建设德涅泊水电站、马格尼托果尔斯克城、斯大林拖拉机工厂的人，创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人底典型代表。
论文中也用阿札耶夫底小说来反对潘诺娃底作品。这里又表露出批评家不是关怀苏维埃文学底发展，对这一或另一作家创作中的缺点不是采取原则的而同时是同志的批评，而是力图把问题说得这样，即似乎除去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外，苏维埃文学中毫无出色的、有意义的作品。论文中对潘诺娃也作了毫无根据的非难，说她底才能“担负着同才能不相容的维护旧的来排斥新的的使命”。
不，古尔维奇论文中所表现的不是对苏维埃文学的成长的关怀，而相反，是力图使苏维埃作家之间互相冲突，减少和降低整个苏维埃文学底成就。三古尔维奇对几个美学问题的论述引起了重大的反驳。这位批评家在把艺术底对象，归结成某种抽象的“人底内心世界”时，即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底基本要求的公然反对。
列宁在致高尔基的信中写道：“不明白实际时，也就不能不是只了解人底……表象。”在描写人物时，不能把他们的内心世界同他们的实际、他们的社会、政治与劳动的实践分开。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苏维埃艺术文学和文学批评底基本方法，同时又要求艺术家正确地、历史地具体描写革命发展中的实际。同时，描写实际的正确性与历史的具体性应当同用共产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与教育劳动者的任务相结合。正确性，思想指导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艺术创作所提的最首要的标准。这位批评家却主张一种直接对立的东西。“诗人们所研究的未知量，——他写道，——是人的灵魂底后备力量。这力量无论表现在那种形式中，他都是谁都理解的。他联结着被空间、时间、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所分开的人们”。在这样的论点下面，任何资产阶级的美学代表都可署名的。
这位批评家就是以这种丑恶的观点分析阿札耶夫底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他不回答主要问题：长篇小说中反映了国家生活中的什么特异现象？作家在其作品中是以何种生活真实性与艺术明确性描写了这些现象？党关于思想问题的指示如何帮助了作家更深刻认识我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和更正确地在小说中反映了这些发展？这些问题对批评家是不感兴趣的。
大部分对小说中人物的分析是建立在学院式的推论上。巴特马诺夫只是被看作意志底化身，而查尔金特是智慧与博爱底化身。批评家最初是把巴特马诺夫提到苏维埃文学底一切正面人物之上，但现在，当他把他同查尔金特比较时，又推倒了这个人物。“……有一种感情和交往的境界，——批评家写道，——查尔金特对这境界的认识远比巴特马诺夫为深”。“巴特马诺夫聪明地重复着，但仅只重复着，而查尔金特却感人心腑……”
批评家在矫揉造作地比较这些主人公时，同时违背事实与理性，企图令人接受他的这一丑恶的命题，即查尔金特和巴特马诺夫性格的不同、他们工作作风、行为和对人态度的不同——这是“独特的冲突”。这是想着如何培养“忠实的孩子”的“‘父亲’与‘母亲’的冲突”。
批评家正确地指出小说中的集体写得很好。但在分析作品时，他不阐明作家用什么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任务。大家知道，共产党员、党组织乃是任何苏维埃集体底灵魂和领导力量。这也表现在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但是，批评家在他底冗长的论文中没有触及这一对我国文学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脱离实际的学院式的议论的滥用，结果使得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底内容也成了变态的了。
当然，在我们所论述的这篇论文中，也含有正确的看法和公正的评语，但是它们不能改变这篇论文底基本的不良性质。
如果在“正面范例底力量”一文中只是个别的偏差和部分性的错误，那就不会有必要来这样详细论述它了。但是论文底内容表示出我们面前是早被党所谴责过的文学批评中的反爱国主义观点的重复。
批评家古尔维奇底这些错误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苏维埃舆论在一九四九年曾揭露与谴责过反爱国主义的剧院批评家——世界主义者小组底活动，这小组中也包括古尔维奇。
这位批评家在其先前的论文中以古典文学对比苏维埃文学，为了降低苏维埃文学底最先进的现象。他在“寻找主人公”一书中宣传这一思想，仿佛苏维埃文学没有创造出真实的人物。他竭力在苏维埃文学底人物形象中寻找双重的与不完备的意识和性格，竭力对苏维埃人进行诽谤。
在现在这篇论文中，当然，批评家是用另一种形式，是用苏维埃文学来反对俄国古典文学。他需要这样作，以便歪曲地提出和抹杀苏维埃人民以之自豪的伟大的古典遗产。批评家在无分寸地夸赞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时，同时也就是企图降低整个苏维埃文学底成就。这位批评家又以同样的立场在潜意识的“深处”挖掘，仍旧归在寻找苏维埃人底性格中的老样的臭名昭著的双层性。
古尔维奇底论文在“新世界”杂志中的出现，又一次提醒我们：对想把不相容的反爱国主义观点拖进文学批评中来的企图绝对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龚远英译自十月二十八日真理报）（原载文艺报第五卷第三期）〔一〕格里巴叶托夫（一七九五——一八二九）俄国著名剧作家，著有“智慧的悲哀”一书。〔二〕拉季雪夫（一七四九——一八○二）俄国革命作家，其名著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之行”。
〔三〕席尔雅鲍夫（一八五一——一八八一）俄国七十年代革命民粹运动的著名代表，“人民意志”底组织者和领导人。
〔四〕哈尔图林（一八五七——一八八○）俄国七十年代最优秀的革命工人之一，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创始者之一。
〔五〕阿列克谢叶夫（一八四九——一八九一）俄国最早的工人革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