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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几种好的宣传方式
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
东北鞍山化工部洗煤厂党支部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创造了很多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推进了增产节约运动。这些宣传形式中，有一种是“挑战对话板”。宣传员先把煤块画成一个人，张嘴大叫道：“我是矿山大煤块，经过多少年代才长这样大，现在主人把我送到你们这里来加工，支援抗美援朝，你们能保证吗？”洗煤机和破煤机的工人马上把机器画成一个人来回答道：“我们的主人早跟你的主人联系好了，保证把你加工好，发挥你的抗美援朝的力量，敢向你保证！”这对工人群众的鼓动作用很大。工人群众看了说：“一定要好好加工，好好配煤。”工人曲连庆在工作中打盹，机器划破了皮带，宣传员马上画了一张“皮带控诉主人”的漫画。“破皮带”说：“我主人在工作时光打盹，不看管我，以致我受了重伤，缩短了我的寿命，影响了生产，大家说他应该不应该受到批评？”这就很深刻地批评和教育了曲连庆。还有一种算细账的宣传方式也很好。过去煤车常常打扫不净，损失很大。宣传员就给大家算账说：“每辆车上每次总剩二十五公斤煤，每天一百辆车上的剩煤，就等于五十五个工人一天的工资。”职工们听了大吃一惊说：“以后可要算细账。咱们管理工厂，就跟一家人过日子一样，非细打细算不行。”经过“算细账”以后，煤车打扫干净了。同时经过“算细账”，洗煤灰分亦由百分之七·二降低到百分之六·二五，完全达到了炼焦要求的标准。工人们还创造了光荣榜等宣传方式。这些宣传方式鼓舞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使大家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生产热情。因而保证了八月份完成增产节约百分之一百六十的任务，九月份则完成了百分之三百。这样使全体职工对完成“在一九五一年年底增产节约一百一十八吨粮食”的任务充满了信心。我们认为这种宣传鼓动方式是值得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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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南阳地委会
举行人民爱国常识测验
河南省南阳专区进行人民爱国常识测验，有力地推动了该区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发展。
南阳专区过去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中，有了不少成绩。但过去大多只作了自上而下的宣传；不少乡、村干部在宣传中只满足于形式主义的做法，因此宣传不够普遍和深入。中共南阳地委会为贯彻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在南阳县常庄乡进行了人民爱国常识测验的典型试验，并自九月中旬起，结合该专区秋收、秋耕、秋种运动普遍推广人民爱国常识测验的办法。
各地在举行“人民爱国常识测验”时，首先进行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中共南阳地委和县级直属机关的报告员向干部、群众作有关时事政治的报告；各县又以区为单位召开宣传员会议、乡干部扩大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传达报告员的报告。会后由干部、宣传员和农民代表采取“包干制”的分工宣传的办法，分别召开村民会、小组会并运用了广播筒、黑板报等宣传工具向群众进行宣传。然后中共南阳地委会和南阳专区抗美援朝分会共同提出五个测验题目。各地把题目公布并说明测验的意义后，发动群众作充分地讨论，最后进行普遍考试或抽考。
测验题目公布后，各乡各村很快地形成了学习热潮。村头、场院、路上、田里、烟坑上、饭场里到处都有人在讨论研究测验题目。为了使人人受到教育，各村又召开了户长会，动员户长回去在家庭会上进行讨论，这样使各户男女老幼也参加了讨论。南阳县英庄乡一个老太婆一个晚上就曾四次找妇联主任研究问题，并向其他妇女解释问题。有的人在讨论中检讨了土地改革后基层干部中想“换班歇工”不积极工作的思想。各地测验的成绩一般都很好，南阳县英庄乡抽考的一百个农民中，八十分以上的就有五十多人，不及格的只有五人。
这次爱国常识测验使全专区爱国主义教育更深入了一步，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该专区的抗美援朝运动。该专区七个县一个区的一千四百三十五个乡在测验后已有一千三百六十四个乡的农民修订或补订了爱国公约。全专区自九月中旬至十月底止，爱国捐献缴款数从四十五亿元增加到一百二十九亿八千多万元。由于群众学习情绪高涨，读报组也有很大发展，全专区十月份各种报纸的发行数增加了三千多份。农民在测验题目的讨论中普遍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好处，于是纷纷参加互助组。全专区的互助组并先后制订了冬季增产计划，发起挑战竞赛，展开了冬季爱国生产运动。（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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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忽视在产业工人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是错误的
最近华北、华东等地党的领导机关开始研究和计划在产业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这是党在工人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两年来全国各地工人一般地都已经受到了一次政治教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人经过诉苦运动、社会发展史学习、民主改革运动和三大运动的锻炼，阶级觉悟已经大大提高，过去那一套时事政治教育办法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有些党的组织和工会文教部门忽视了这种新的情况，他们没有认真研究工人阶级当前政治上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有的竟片面提出：“政治教育告一段落，今后要以文化教育为主。”也有的提出：“今后要以业务教育为主。”这实际上是取消政治教育的观点，也是忽视在工人中进行政治工作的一种表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应当肯定：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工作今后不但不应减弱，而且应当继续提高和加强。为此，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纠正过去政治教育中内容一般化，教学不固定，缺乏统一领导等缺点，严肃认真地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最近华东等地党委宣传部门专门召开了产业工人政治教育会议，制订了教育计划、步骤和实施办法。华东区确定在一九五三年以前对全区产业工人普遍进行一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这种全面的教育计划是完全必要的。
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来进行。有不少地方采取了党员与非党员上党课、夜间党校、工人政治学校、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等形式，这些形式各地可以灵活采用，教学内容也应依据工人觉悟程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基本的一环是这一工作必须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组织对工人政治教育工作要有计划地全面地负起先锋队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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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
思华
北京西什库“仁慈堂”是法国天主教“仁爱会”于一八六二年创办的女孤儿院，从一九四六年起接受美国津贴。正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创办的其他孤儿院一样，它是一个摧残中国儿童的罪恶机关。据该院前任院长法籍修女雷树芳承认，该院自创办以来，八十九年间，入院儿童共二万五千六百七十名，死亡二万三千四百零三名，死亡率竟达百分之九十一。解放以后，这种现象并未改变。
北京解放以后，该院儿童尚有八百余名。北京大学医院曾对院中的儿童举行了一次检查，证明她们都是营养不良，发育不正常的。在四百十八名受检查的儿童中，体长只有三个合乎正常标准，一般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与正常的七、八岁的孩子一样高。体重合标准的只有十八名。有一百七十八名比正常儿童的体重差十公斤甚至差一半。
儿童们每天五时就得起床，直到夜晚七时以后方得休息。在一天中，她们要“望弥撒”、“做本分”（如擦地板等）、做活计、背诵经文。
所谓“做本分”其实是一种苦役。许多孩子由于这种苦役变成了残废。就以擦地来说，不管冬天多么冷，儿童们依旧跪在门外磁砖上用小布块蘸凉水擦地。孩子们的膝盖都长了一块树皮一样硬的厚茧。儿童王毓琴就是这样累死的。崔大杨、保灵、马玉华、戴淑琴等都因此成了残废。
除了“做本分”外，还有各色各样的生产劳役。儿童们被强迫拿起体力所不能胜任的重镢头去种菜。冬天，她们要到城外收白菜。菜上结了冰，划破她们的手臂，血直往外冒，也没有人管。夏天，她们要到复兴门外去拔草喂鸭子，火样的太阳晒得喘不过气来，饿着肚子从早晨五时一直干到午后四时。大部分儿童都是全日劳动，活计忙时晚上加工。在日伪时期有时加工到夜里一、两点钟。活计有“定额”，孩子们做不完，于是上厕所也拿着做，“散心”时也拿着做；再做不完，夜晚偷偷到厕所里去加工。这样，儿童们劳动的收入，竟占了该院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院里膳食非常恶劣，就是在解放以后，儿童们的伙食每日每人也没有超过一斤小米。一周岁以下的婴儿，吃的是抽去油的牛奶水。儿童不论大小，一律按定量分配食物，许多孩子都吃不饱。院里从来不给开水喝，许多孩子由于喝生凉水得了病。
儿童们经常受到各种残酷的虐待。“姑奶奶”（修女）们对没有完成工作或背不出经文的孩子，加以各种体罚：打耳光、拉辫子、拉着两个小孩的头互相碰撞、饿饭、罚跪、禁闭……。被她们认为有“大错”的，便拉到换衣室去，脱光衣服，毒打一顿。有一个叫柯妞的儿童把“姑奶奶”给她补袖口的青布片丢掉了，“姑奶奶”不答应，不给她饭吃，非要她找回来不可，逼得她跳了井。甚至有病的儿童也不能幸免这种虐待。一个名叫顺利的儿童在病中尿了炕，除挨打挨骂之外，还被罚跪在冰冷的地板上顶着尿湿了的褥子，她的病因而加重，终于被折磨死去。这些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所给与中国儿童的“仁慈”！儿童们的卫生条件很坏。小孩院院内空气混浊，尿臭味很浓，饭厅与厕所设在一处。孩子们经常坐在便桶上吃饭。多数孩子满头满身都生了虱子，有的头痒得抓烂成疮，修女们也不给治。
在这样苦役与虐待之下，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之下，儿童们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根据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的检查，该院儿童有头虱的占百分之七十五·七，营养不良的占百分之五十九·三，有痧眼的占百分之七十四·六，有疥癣的占百分之五十七·五，患淋巴腺肿大的占百分之五十八·三。
在“姑奶奶”们虐待下，儿童们有病也不敢说。等到病重了，往往不治而死。管病房的“姑奶奶”根本不负责任，有的儿童病了，卧在地上无人看管；有的在自己爬向厕所的途中昏迷死去；有的病了渴得不能忍了，自己爬起来找水喝，就摔死在地上。帝国主义分子雷树芳之流，就是这样残害着中国的儿童。甚至她们曾经让狗咬死院中的婴孩。
雷树芳等不但这样摧残着中国儿童的肉体，而且毒害儿童的思想。在她们的教养下，儿童们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以为一切都是“神主”的意旨。雷树芳等时常对孩子们说：“你们吃的都是天主的，为天主受苦吧。”孩子们死了，雷树芳等就对活着的孩子说：“我们应该为死了的小马利亚们快乐，因为她们现在已经升到天堂去了。”
帝国主义者不仅以“仁慈”的名义掩盖他们残害中国儿童的生命，剥夺中国儿童劳力的罪恶，而且更以“仁慈”的名义干着贩卖人口的勾当。“仁慈堂”过去每卖一人索现洋六十元或玉米五、六石。有时是用欺骗的办法，把孩子骗出去的。李金花十八岁时，被骗嫁给一位六十岁的老头。蔺武才被骗嫁给一个傻子。
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以“慈善”为名，残害中国儿童的。这里所揭发的，只是他们的罪行的一部分。该院前院长雷树芳害怕正义裁判，为了消灭罪证，竟把全部档案和文件都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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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团支部不应该干涉团员的婚姻自由
董桂英
我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女团员，我的娘家在北京市第十一区大红门村。一九四九年由父母包办和本区时村杜文清结婚。结婚以前，我曾经坚决表示不同意和杜文清结婚，因为我怕走了姐姐的悲惨道路。我姐姐十五岁那年，就由父母包办嫁了出去。夫妇感情不合，她经常受丈夫打骂，最后活活被折磨死了。
现在我结婚将近两年了，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但是也没有敢想和杜文清离婚。
一九四九年冬天到一九五○年春天，我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不久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后经过在区团工委训练班的学习，我清楚地认识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害处，知道了婚姻自由是受政府保护的。于是在今年七月里正式提出和杜文清离婚。想不到，我马上遭到村里各方面的反对。连村干部也说：“你离婚不够条件。不缺吃，不缺穿，离什么婚哪！”他们还说：“村里人要都像你这样，我们就不用工作了。”还有人说：“像她这样的妇女就是该打，先押她几天就好了。”但是我没有向他们低头，我坚持要求离婚。最后终于在十月二十日由人民法院判决离婚了。
在我提出离婚时，受到时村青年团支部同志的严重阻挠。他们一听说我要离婚，就吵嚷起来了。团的小组长孙延寿说：“青年团是起带头作用的。她这样闹离婚，叫群众说‘你们青年团就是带头离婚’，以后谁还参加咱们的青年团呢？”青年团支部书记于德江还专为此事召开青年团支部会议，他质问我：“你离婚有什么条件？人家杜文清家有吃有喝，不打不骂，你到区团工委训练班学习时，人家还给你送钱，你要怎么样？”又说：“你自己不好好生产还要离婚哩！”他们也不问我为什么不好好生产，就一股劲责怪我。我看见说不清楚，就一声不哼。以后又开过两次青年团支委会来“教育”我，继续劝我不要离婚。他们的理由是：“离婚影响不好。”后来经过区团工委的同志对他们进行教育，他们才在表面上同意我离婚。
时村青年团支部在其他工作上是很好的，就是看不惯离婚，看不惯自由恋爱。该村青年团副支书邵世华因为有一次请女团员马魁英帮忙裁了裁衣服，有些青年团员就起哄，在会议上还批评邵世华。又一次邵世华帮助女团员阎淑琴家拉了一车土，团支委就一次一次地召开会议批评邵世华。最后把邵世华气哭了，邵的母亲也气哭了，觉得日子没法过下去。时村的团支部就是这样，不准离婚，不准恋爱，也不准男女团员自由说话。
我离婚以后，团的组织关系要转到大红门村团支部去。这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大红门村团支部组织委员萧学珍听说我离婚后要到大红门来，就说：“我们团里不能要这种闹离婚的团员。我们团里的女团员很多是结了婚的，叫她来领导我们离婚吗？”她并且专门召开团支部会，讨论要不要我这个团员的问题。在她的领导下，封建思想在团里占了统治地位。有一个女团员说：“哟，怎么碎铜烂铁的都到我们这里来啦！”有的说：“她刚离了婚，来我们这里不是破坏我们团的名誉吗？”萧学珍说：“是啊，她要来了，把我们团闹得脱离了群众，以后团员怎样进行工作？”这次会议以后，萧学珍又跑到区团工委会去，反对把我的团组织关系转到大红门去。萧对区团工委会的同志说：“我们村的女团员都很封建，董桂英来了，女团员都不参加团的会议怎么办？”后来经过区团工委的解释教育，她的思想还是不通。她说：“关系转来就转来吧，以后要好好改造她。”我到大红门团支部的当天，萧就同我作了个别谈话。她说：“你闹离婚闹得影响很坏，你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
我真不知道我的离婚怎么就会丢了他们的“脸”？为什么这两个村的团支部这样对待我这个刚刚从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站起来的青年妇女？他们甚至考虑要不要我这个青年团员，并且为这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他们为什么不为那些还在受压迫、受虐待的青年妇女开一次会，讨论讨论怎样帮助她们站起来？大红门村村长的儿媳妇李秀英是一个青年团员，被家里管着不能参加团的会议；女青年团员杨淑珍也被她的公公管着，不能参加团的各种活动。对这些问题，他们为什么不专门开会讨论讨论呢？我不明白，一个在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妇女参加了青年团以后，是不是就不能离婚了呢？青年团员的婚姻是不是一定要由父母包办呢？青年团员应该成为服从封建婚姻制度而一点不反抗的“模范”呢，还是应该成为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模范呢？干部们说我闹离婚闹得群众影响不好，我不明白我们青年团员是应该用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去影响群众，还是应该跟着某些受封建思想束缚的群众做尾巴呢？一句话，我不明白这两个村的青年团组织究竟为什么一定要干涉团员的婚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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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穆家营村青年团支书王永全等
干涉婚姻自由捆吊青年男女
平原省获嘉县二区穆家营村治安员王永全等侵犯人权，干涉婚姻自由。该村青年团组织委员原廷朝与宣传委员穆兰英（女）在工作中发生感情，进行正当恋爱。但该村治安员王永全（该村青年团支部书记）早想和穆兰英结婚，曾托副治安员宋天金（女）前往“动员”穆兰英，遭兰英拒绝。王永全怀恨在心，派青年团员暗地监视廷朝、兰英的行动，企图伺机破坏廷朝、兰英的关系，但没成功。王永全遂与宋天金商定办法，诬蔑廷朝、兰英二人曾在尖妞家发生过肉体关系。七月二十一日晚，王永全、宋天金二人派四个民兵、青年团员先将尖妞娘叫到宋天金家中，捆绑起来，强迫尖妞娘证明“原廷朝、穆兰英在尖妞家搞过三次腐化”。接着，又派民兵将廷朝、兰英叫来坦白，承认“错误”。廷朝、兰英坚不承认。王、宋二人便将廷朝、兰英吊起，一夜吊了数次。宋天金并恫吓说：“打死三个两个我都负责任”。天明时，王、宋二人才令廷朝、兰英取保释放。并规定廷朝、兰英两人以后不能在一起；更擅自停止廷朝、兰英两人的团籍各两个月。
事件发生后，该县有关部门均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前往调查处理，于九月十九日召开了穆家营等四个村的群众大会。会上，政府宣布撤消王永全、宋天金的职务；县人民法院宣布判处王永全有期徒刑一年。王、宋二人均被开除青年团团籍。宋天金并当场承认错误。王永全畏罪潜逃，归案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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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八区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组
召集婆婆丈夫举行座谈会
虐待媳妇、妻子的都承认了错误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市第八区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委员会检查组重点检查第十二派出所辖区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经过普遍宣传，开片会、院会，又分别召开了婆婆会、丈夫会与媳妇会。在婆婆、丈夫座谈会上，凡是虐待过媳妇、妻子的，都当众进行了自我批评或受到批评，并承认了错误。在婆婆会上，安李氏说：“我过去经常骂儿媳妇，也打过。现在知道是错了（不仅是错，而且是犯法的！——编者）。我以后保证不打骂媳妇了，有什么事全家商量着办。”应马氏不承认打骂媳妇的错误，到会的婆婆们批评她说：“你的事，咱街上谁不知道？你打骂媳妇是不对的，应当承认错误，今后改过。”最后她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有的婆婆说：“过去咱们做媳妇的时候，受婆婆的气。现在咱们做了婆婆，就不应当再虐待媳妇。”当场她表示以后不再干涉女儿的婚姻自由了。会后，很多婆婆马上改变了对媳妇的态度。安李氏回去之后，当天就向媳妇承认了过去的错误。马李氏过去不许媳妇上夜校，开会回去之后，立即叫媳妇去夜校报名。在丈夫座谈会上，大家对马玉琦打骂妻子的行为展开批评。马玉琦最初不承认打骂妻子是不对的，他说他“打老婆是因为她把棉被烧了。”大伙就以“烧了棉被是否应当打”为题展开讨论。马启明说：“烧了被子是一时粗心大意，不应该打。”有人说：“不管什么事，打人就不对。”“打骂妻子的行为，说明了他还有很浓厚的封建意识。”最后马玉琦承认了错误，并作自我批评说：“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我保证今后不再犯了。”会上还有另外七、八个丈夫检讨了过去打骂妻子的错误行为。在媳妇座谈会上，很多人都申诉自己过去所遭受的痛苦，要求政府对婆婆、丈夫进行教育。她们并感到，有了婚姻法，妇女的权益才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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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松滋县永兴场乡召开婆婆会
许多婆婆明白了虐待媳妇的害处
湖北省松滋县永兴场乡于八月下旬召开婆婆会，对婆婆们宣传婚姻法，进行反对虐待媳妇的教育，收效很大。该乡很多婆婆都虐待媳妇，以致很多家庭都经常争吵打骂。该乡乡长和妇女代表认为这种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个严重问题，乃于八月二十七日召集了九十四个婆婆开会。开始漫谈时，很多婆婆都错误地认为：“现在当婆婆的有罪啦，所以才找我们来开会。”后来干部向她们解释了婚姻法，并说明了民主和睦的新家庭的好处，指出虐待、打骂媳妇是不应该的，犯法的。经过讨论，多数到会的婆婆才把道理弄明白。韩明文的婆婆说：“我也当过媳妇，受过婆婆的打骂，当时认为‘当婆婆的就是应该打骂媳妇’。开了这个会，我才知道那是不对的，应该是婆媳商量着把家务搞好。‘全家和睦，黄土变成金’，大家不吵闹了，才能搞好生产。我今后再不打骂媳妇了。”会后的第二天（二十九日），该乡黄子英的妈妈就把她的童养媳送到了农民协会，不愿意叫她的儿子和童养媳结婚了。她说：“只怪过去（封建社会）兴的这板眼（指童养媳的婚姻制度）不好。先前是我做的事，现在还是我送她出来。她来我家八年了，如今我送她一身士林布衣料，谷一担，让她回娘家去吧！”童养媳妇很感动地说：“亏了毛主席想出这样的婚姻法，我才翻了身。”（转载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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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员会
请求政府接管仁慈堂
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具文呈请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仁慈堂。呈文称：“北京西什库‘仁慈堂’，系遣使会帝国主义分子，利用中国旧社会人民的贫穷，假借‘仁慈’的招牌，残害中国后一代的杀人工厂。帝国主义分子，虐待毒打孤苦孩子，并迫使孤儿从事牛马的劳役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八十九年来，在这黑暗地狱中残杀了我国儿童二万三千四百余人。从这惊人的数字，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残害儿童的罪行。”呈文称：“我们北京市天主教徒经过革新运动，曾召开了大小不同的控诉会。在九月十六日十七日两日天主教革新代表会议上，皆有教友及‘仁慈堂’的孤儿控诉‘仁慈堂’帝国主义分子的血腥罪行，在代表会议上全体代表表示无比愤恨，一致要求政府接管‘仁慈堂’拯救孤儿。本会代表两万余天主教爱国爱教教友，要求人民政府为死难的孤儿报仇，严厉惩办这些身披宗教外衣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迅速接管‘仁慈堂’，使尚在水深火热中的孤儿得到解放。”
北京市天主教北堂主教及全体司铎李君武等二十三人，亦联名请求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仁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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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检查青年团基层组织对婚姻法的执行状况
青年团员应该成为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模范，还是应该成为服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模范”呢？北京市郊区女青年团员董桂英提出的这一问题，值得各地领导机关尤其是各地青年团团委的注意。这并不是因为这一问题本身还需要讨论，而是因为董桂英所在村的青年团的支部实际上在保护着封建的婚姻制度，并且在错误地引导甚至强制自己的团员服从这种制度，以至迫使董桂英不得不大声疾呼，提出这样的问题。
董桂英的父母强制董桂英和一个陌生的男子杜文清结婚，这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董桂英的遭遇是如此不幸，青年团支部的全部同情，显然应该集中在董桂英这一边。但是，村的青年团支部却在支部书记于德江领导下站到了相反的立场上，对董桂英实行压制（支部把这种压制称为“教育”）。他们的理由，一是杜文清家“有吃有喝，不打不骂”。二是青年团员要离婚就会对群众“影响不好”。根据前一理由，似乎婚姻就不应该以“本人完全自愿”（婚姻法第三条）为条件，而应该以男家“有吃有喝”或仅仅“不打不骂”为条件了。根据后一理由，似乎青年团员就应该俯首贴耳地服从父母包办的婚姻，服从某些落后群众的意见，而不应该去争取婚姻自由了。
这种违反婚姻法的思想与言行，不但在该村青年团支部存在着，而且在其他许多青年团支部存在着。它们对于青年男女（尤其是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不是积极地予以支持和领导，而是以“开除团籍”、“开会批评、斗争”等完全错误的措施加以打击和压制。这种情形是必须改变的。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坚定地执行青年团“工作纲领”中的有关规定，对于一切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青年男女，热情地给以各种形式的支援。如果他们遭遇了困难，就应该帮助他们加以排除；如果他们受到了迫害，就应该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切实负责地保护他们的安全，并经过人民政府的司法机关，给干涉青年婚姻自由的分子以法律制裁。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应一致努力为保护青年的婚姻自由，为贯彻执行婚姻法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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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教育婆婆不许虐待媳妇
婆婆虐待媳妇，是受压迫的妇女的自相煎迫。在旧社会里，这种自相煎迫的现象是普遍的，而且发展到十分残忍的程度。有的婆婆甚至打死或杀死媳妇。许多年代，许多妇女都没有摆脱了这种悲惨的命运。今天，人民革命胜利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了，妇女们可以摆脱这种悲惨的命运了。但是，有许多婆婆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她们仍然沿用着从前婆婆对待自己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媳妇。于是不幸的事件继续发生着，许多妇女的痛苦仍然不能解除。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就不可能出现真正文明幸福的家庭。甚至社会秩序和国家建设，都会受到影响。
湖北省松滋县永兴场乡召开婆婆会，宣传婚姻法，宣传婆媳和睦合作的好处和婆婆虐待媳妇的害处，事实证明这是改变婆婆封建脑筋和克服虐待媳妇的现象的有效方法之一。当着干部引导婆婆们想到自己从前受虐待的苦处和家庭不睦的害处时，她们的思想就渐渐想通了，有的并已见之于行动。当然，我们不能希望以教育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因婆婆虐待媳妇而造成的不幸事件，必须依法处理；有些妇女因受婆婆虐待而坚决要求离婚的，我们必须予以支持。但是，如果在宣传与执行婚姻法中对一般婆婆都能进行关于婚姻法的教育，有许多婆媳关系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希望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吸取永兴场乡的经验，好好教育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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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连工学院是怎样进行改革的？
大连工学院院长 屈伯川
（一）改革学制问题
大连大学是一九四九年创办的，它包括工学院、医学院及俄语专科三部分。去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明确提出了单独设立高等工业学校的方向以后，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即明令将大连大学取消，分别成立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及大连俄文专科学校。
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明令分校以前，大连大学也曾酝酿、讨论过分校的问题。当时在少数教师中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例如有些人认为大连大学应当扩充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学，应当增设文法学院，使其规模日渐扩大，将来能够在各处都有大连大学的校友。有些非党同志甚至怀疑为什么共产党把刚办了一年的大学就又拆散了呢？还有人认为“大学”招生比较容易，在一个多科性的大学里某一院系办得差一点看不出来，无碍大体。这些看法正如钱俊瑞副部长所指出的，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便是封建思想、宗派思想和本位主义思想。
在大家同意分校以后，新的思想问题又产生了：很多人主张把校名改成“大连工业大学”，反对叫
“大连工学院”，他们觉得“大学”比“学院”要高一等，要好听些。有些人认为大连工学院愈大愈好，他们一方面承认学校应当专业化，但另一方面又舍不得把较弱的系调整出去。经过上级的解释，这些思想问题总算解决了。
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分校，大连工学院正式成立。分校的工作是在校长和秘书长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当时着重提出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得争校产。
根据我们分校以后的实际经验，我们体会到一个独立的工学院是有好处的。
首先，减少了行政的层次。大连大学在行政上分为校、院、系三级，院长受不受教务长的领导、院长和教务长对系的领导如何分工等问题都不明确，有时候教务处作出的决定，院系全不接头。同时整个学校的领导机构过于庞大，开校务会议时各院互不关心，例如讨论医学院的事，工学院不关心；讨论工学院的事医学院同样不关心；谈到经费则又大家争。大连工学院则只有院系两级，系的数目也比较少，领导起来方便得多。
其次，加强了领导——特别是对于教学的领导。大连大学的教务长是学工的，他对工学院各系的课程比较熟悉，因此他能领导工学院的教学，但医学院及俄文专科却说他照顾不够。分校以后，院长和教务长能深入地领导各系，审查教学计划，检查教学情况，因而也就可以真正实行院长负责制。
从我们分校后一年多的经验，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单科性的工学院是有很多优点的，因而我们也就觉得大连工学院进一步的专业化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有八个系，冶金系已决定并入东北工学院，现在还准备把几个系分出去。系别少领导起来方便，也可以多招学生，节省教员，节省设备。举个例说：招生五千人办十系比办五系所需的教员是要多些。
现在东北教育部正与东北工业部讨论把东北几个高等工业学校的相同系科，合并起来分别成立土木学院、水利学院、钢铁学院等。从全国来看，东北的工业规模最大，但技术人员缺少，必须进一步调整院系，集中人力物力以培养大量的工业建设人材。
（二）教材问题
我们根据去年高等教育会议的决议，尽量采用中文教材。现在大连工学院各系总计用现成的中文教材共五十三种，自己编的中文讲义三十九种，翻译了十二种苏联教材（其中已有三种出版），参照苏联教本所编的教材有三种。
用中文教材对学生说来是有很大的方便的，可以节省学生的精力，也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同时，通过编译教材也能使教师的业务水平提高。过去有些教员用外国文教材，讲错了大家不知道，他往往可以借洋文掩饰自己的缺欠，但用了中文教材，教师讲课就不能马虎了，他必须格外认真地进行教学。
由于我们鼓励教师编译教材，有了上面所说的一些成绩，但我们的教材只是中文教材而不是中国教材，我们的教材中的图例大多是外国材料，这是需要改进的。
（三）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问题
两年来我们的教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及“论列宁主义基础”这四本书，又经过了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教师的思想水平都大大提高。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及提高同学的思想水平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通过这几次学习，教师们体会到共产党对于非党同志同样是关心的，党把大家当做自己的干部，并经常注意培养和提高他们。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
关于同学的辅导工作与政治工作，除进行政治课以外，并成立指导室，每班设一指导员，由助教兼任，指导员受指导室及系主任的双重领导，负责指导同学的生活与学习。一年来的经验证明，这种指导员制度是好的。
同学们每月举行一次生活检讨会，并规定每个同学在修毕一年级的课程后要做思想鉴定，二年级生要写自传，这样就使学校对三年级以上的同学的思想与历史情况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教师们也在参加同学的思想鉴定工作中，受到了教育。
（四）向苏联学习的问题
在教学方面，我们在去年高等教育会议以后就成立了二十七个教学研究室，今年增加到三十六个。我们曾派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学习如何组织教学研究室。根据我们一年来的经验，教材必须经过教学研究组的讨论，这样才能提高教学质量。上学期我们的口号是“搞好教学研究组，提高教学质量”。这学期我们的口号是“搞好课堂辅导，提高教学质量”。通过课堂辅导，我们的教学效率提高了，同学的消化能力也提高了。
我们从教学中体会到苏联的教材是世界上最好的。根据许多教师的经验，凡是参考了苏联书的教师，教课一定教得好；有很多教师和苏联专家谈过一次话以后，也能得到新的启示，改进了自己的教学工作。我们有些教师是一边学俄文一边翻译教材，这样一来，俄文学好了，教材翻译出来了，自己的教学能力也因而提高。
教师学俄文的风气很好，像数学系就提出到一九五二年要全系的教师都能看懂俄文书。
我们正在学习苏联的经验，充分利用教室与实验室：规定每个实验室每周用八次。
最后附带谈一下关于我们学校的仪器设备。我们的原则是：能自制的就自制；能在关外买的不到关内买；能在国内买的不到国外买；能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买的绝不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买。同时，我们自己制造了很多仪器，给国家节省了很多钱，并且还给大连医学院等学校制造仪器；而仪器的图样则是经过教学研究组讨论后设计的。这样也就提高了教师的业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