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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无废车间”的光荣称号是怎样得来的？
——介绍东北某厂第四车间党支部在质量检查运动中的政治工作
编者按：东北某工厂第四车间党支部领导质量检查运动的经验说明，要使生产运动形成群众性的运动，关键在于作好党的政治工作。这一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东北某工厂第四车间在开展质量检查运动中，由于车间党支部注意了对职工的政治工作，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彻底消灭了废品，获得了“无废车间”的光荣称号。并在这一基础上顺利地展开了增产节约运动。
第四车间的党支部在质量检查运动开始时，便认定加强全体工人的思想教育工作，是搞好质量检查运动的关键。因此支部首先召开支部委员扩大会议，统一党和行政、工会、青年团的领导思想，树立共同对产品质量检查的负责的观念。当时全车间工人的思想是比较混乱的。一般是强调“技工少，徒工多，机器不精密，材料不合规格”等困难；有的则表现了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认为“质量就是这样啦，没法再提高”。或者说：“要质量就别讲数量，要数量就别限制质量，那有两全其美的事。”或者认为质量检查是专找毛病，不解决问题。或者对质量检查存在着“过关”思想，设法躲过这一关。这些思想严重地阻碍着质量检查运动的开展。支部发现这些思想情况后，首先在支委会上进行分析批判，统一了认识，然后召开党员、团员及工人积极分子会议，动员大家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解释，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同时支部委员分工深入现场，协助党员、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调查产生废品的原因，和大家商定改进的方法。当第一班发生废品后，支部委员即发动大家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因为该换的刀具没有换，以致出现了废品。支部便通过这一具体事例，向工友们说明，一时疏忽，就会损害国家利益。号召大家要把工厂当战场，生产比作打仗；决不能粗心大意，否则就要失败。通过生动有力的实例教育，克服了工人群众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而不多想办法的错误思想。使大家相信了只要主观上努力，产品质量是可以提高一步的。这一来，很多人反应：象这样的废活，过去产生过很多，就是没有找出原因来；今后一定要从主观上去想办法。
支部为巩固工人的生产热情，给质量检查运动打下稳固的政治基础，便领导全体职工修订爱国公约。将提高产品质量当作爱国公约内容之一。在修订爱国公约之前，首先进行了思想动员，着重说明了消灭废品、保证质量就是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在修订爱国公约中，支部注意了与行政、工会、青年团各系统的干部实行具体分工，深入小组进行具体帮助。由党员、团员带动全体职工提出个人计划，经过几次讨论修改最后通过。支部采用了这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但使全体职工能够自觉自愿地执行爱国公约，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人政治觉悟。
支部委员在运动中，又深入到各班去总结典型经验，全面推广。当发现某班某种产品的废品率，由百分之一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二，最后消灭了废品；某种产品，完全消灭了废品后，又增加了一倍产量的新纪录时，支部委员即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使全车间找到了消灭废品的方法。
支部又利用壁报、黑板报、废品台、展览会、光荣榜、漫画等，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发现废品后，便将损失的数量和造成损失的原因，以及对国家建设的损害，使用各种宣传工具，采用各种宣传形式进行宣传，以教育大家。这样，就提高了全车间工人的政治责任心与积极性，保证了产品质量。
在支部的推动下，第四车间全体工人，终于作到了在生产中全部消灭废品，创造了“无废车间”。增产节约运动就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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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田家窑村的宣传网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中共山西忻县田家窑村支部的宣传网工作作得很好，推动了各种工作的先期完成，因而这村一直保持着“先进村”的光荣称号。
这村的宣传网工作所以有很大成绩，首先是因为支部注意对宣传员的思想领导，及时解决宣传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问题。比如今年二月建立宣传网时，宣传员思想上有很多问题，最普遍的是“工作忙，干不了”。宣传员贾接福曾说：“人可长下几个脑袋？咱工作这么多，还要当宣传员。”支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就召开宣传员会议，组织宣传员学习党中央关于建立宣传网的文件。经过讨论，大家打通了思想。
其次支部经常教育宣传员要了解群众思想情况，用活人活事去宣传。女宣传员解爱贞在宣传温汤浸种时，群众因怕烫死种籽，不肯浸种。支部便告诉解爱贞可用实地试验的方法打破群众的顾虑。解爱贞便先向人学会浸种的方法，然后把妇女们召集起来，一面宣传浸种的好处，一面作给大家看。大家的顾虑消除了，浸种的方法很快推广开来。以后的抗旱保苗等工作，都是这样推动起来的。
第三，支部建立了对宣传网的领导制度，如宣传员接头会，宣传员会议。这些制度都是在宣传员思想自觉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大家都能遵守。原先是没有这种制度的。在发动捐献飞机大炮时，宣传员们事先没有开会研究，就行动起来，结果没有很好地把群众发动起来，群众捐献的情形不够热烈。支部就召集宣传员开会研究，使宣传员认识了，这是因为没有向群众说明捐献飞机大炮的意义，所以群众捐献不多。于是宣传员重新进行宣传。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群众就捐献了一百八十四万元。支部抓住这个实例，教育宣传员有事就要开会研究。从此大家自动规定了接头会等制度。他们的接头会虽然次数较多，但都是利用互助组在一块作活、休息或上民校见面时来进行的，所以并不妨碍生产。
第四，支部充分利用了各种宣传工具。田家窑村有许多很好的宣传工具和很多非党宣传组织，计有十六个黑板报、二十个“鼓动牌”、广播筒，五个读报组，另外有拥有男女学员一百八十九人的民校。“鼓动牌”的宣传作用很大，它是用一块长二尺、宽五寸的木牌作的。每个时期村子里的中心工作，都编成简捷生动的口号写到上边。如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时，鼓动牌上写着：不因朝鲜谈判而放松抗美援朝！发动群众修路时写的是：提前修路，准备秋收。群众很欢迎鼓动牌，说：“作啥事一看这牌就明白了，还能帮助认字。”支部对上述宣传工具和宣传组织很重视，都派有宣传员参加掌握和领导。每当一个宣传任务到来时，支部就通过宣传员运用这些宣传工具和宣传组织进行宣传。这不仅统一了宣传工作的步调，利于集中作战；而且团结了非党宣传工作者一道进行工作。
此外，田家窑村支部还注意了各种群众组织中的宣传工作，将宣传员分配到青年、妇女、民兵等组织中去，实行“包干制”：当一个中心工作到来时，各人完成自己的宣传任务。
这样，田家窑村的宣传工作，真正形成了一个“网”。现在只要支部将一个宣传任务布置下去，很快就可以贯彻下去，作到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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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改造思想，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
从头学起从新做起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兼植物病理研究所所长 戴芳澜
在解放以前，多少年来因对当时的反动统治不满，常常盘旋于我脑中的有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何能把我们这个饱受内忧外患的祖国弄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吧，我在国外留学期间，亲眼看见资本主义国家内贫富悬殊，议会为有钱的人所把持，认为不合理。不过那时也提不出来究竟应该怎么办，总觉得这条路在中国是不合适的。那末，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吧，我那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一个模糊概念，并且受过反动宣传的影响，很怀疑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一直到解放以后，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尤其内中讲到我国爱国的人士，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在寻找复兴国家的正确的道路中实行了许多办法，都没有收到效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我不觉大彻大悟，多少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得到解答。那时心情的愉快，非言语可以形容，就很自然的“一边倒”了。解放后虽因个别党员的偏差，使我受到打击，但我仍敢于对他们提供意见。我素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如果不是“一边倒”的话，就不会这样做了。
解放时，我满以为从前教学做事都是相当负责的，并且百折不回的坚守岗位，想来是可告无罪的了。等到进行了学习以后，对以前种种开始怀疑起来，再经过初步分析，更明确了个人过去的错误。首先讲教学吧：那时我拿出预定的一套标准，不够这标准的学生就给他们以不及格的处分。对于成绩坏的学生，并没有辅导他们学习，使他们学好。也没有让他们批评我的教学法和教学内容。
再讲教的课程和教学内容吧，虽说就地取材，但是，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编定并未考虑到当时的需要，与实际是脱节的。这样的教学，简直是误人子弟！这种无目标、不切实际的作风，无疑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
研究工作也是一样应当检讨。我曾一度主持植物病理研究事业。那时主观上是想为人民服务的。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先到各地调查，搜集资料。经过考虑后，重点的规定研究项目，制订研究计划，按步进行。不过那时我们有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与老乡们间好象有一条鸿沟。我们只主观的下乡调查，并未去接近他们，去了解他们的困难，也未去向他们请教，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因此在进行工作时，没能把他们的宝贵经验提高到理论。后来主观的决定研究项目时，所决定的可能并不是当时迫切待解决的问题。这种严重的错误，都是由于我们平时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所造成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与实际脱了节。所得的结果，实际上未曾为人民服务，在那时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只作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粉饰工具。我们主观上原想为人民服务的，因为那时不知阶级立场这一真理，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了务。
在那时规定研究项目时，我们已预见到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实际工作很可能不会起作用。因此留下一部分的项目来进行基本上的工作——真菌调查与分类。主观上觉得这些基本知识在政治上正轨以后还是有用的。我个人就担任了这种工作。其实当时主要的动机，还是因为不满当时的统治阶级而又无革命的勇气，做这工作只是为了逃避现实，仍是从个人出发的，是超阶级思想。那时所作的工作虽与植物病理和其他经济建设有关，然而并未解决实际上的问题，对老乡们是毫无贡献的。
那时国内的农业研究工作，除了上面所指出的错误外，一般还有其他许多缺点：第一，从事研究工作的人，缺乏整体观念，只管做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不把工作联系到有关的多方面，以致得出来的结果无法应用。例如作物育种工作只顾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品种，而不考虑到它的抗病性或其他各方面。所育成的品种，时常是老乡们所不能接受的。第二，各人只做各人的，很少是集体合作的。“同行是冤家”，彼此间不但不合作，而且互相嫉视。有的人想多写几篇文章作为个人“往上爬”的工具。第三，研究机关也是一样各不相谋，因此难免与其他机关有重复的工作，浪费了人力与物力。还有的闹宗派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地位和势力，无宗派的人简直没有工作的机会。第四，据我知道的，以前从没有人搜集过老乡的良好经验，试把它提高到理论。第五，还有的不考虑老乡们的要求，无目标的进行研究。象这样的做研究，就是客观条件良好的话，也不能够对人民有什么贡献。
关于我个人方面还有最严重的一点须要提出的：就是从前既不满反动统治，对于共产主义又不自动的去深入研究，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这是一种要不得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仍是从重技术轻政治的超阶级思想中，产生出来的。
很明显的，这些超阶级思想，纯技术观点，个人自由主义，妥协性，保守性都是由于我过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作祟，这当然与我个人家庭出身——没落官僚地主阶级——是分不开的。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到今天在我们农业工作者中间，还是严重的存在着。这说明了为什么有些人对劳动模范曲耀离每亩出产九百多斤棉花还不相信。
前几天听到梁漱溟先生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致辞的录音，其中有一句话：“我很惭愧，我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这也就是我藏在胸中而未说出来的一句话。
在这样初步清算了自己以后，起初感到异常痛苦，因为生命的一大半算白过了，过去的努力也白费了。但是在经过清算以后，好象洗了一个澡，去掉很多障碍，精神上倒很痛快。有人说：“你否定了你过去的一切，是否丧失了个人自信心？以后还能工作吗？”在我来讲，经过清算后我不但没有丧失反而增强了自信心。因为我肯定我是能为人民服务的，而且有这个决心。不过以往走错了路，以致虚度半生，现在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认识了个人的许多毛病，正好对症下药，修正过去的错误，在目前空前良好客观条件下，抓紧时间用我余年尽量发挥能力来为人民服务，以弥补过去半生的虚度。
象我这样年岁较大的人，中旧社会的毒较深，更需要学习，这些毒素不是一时可以清除的，还须继续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检讨，才能逐渐的改过来。
现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展开了思想改造的学习，大家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彻底改造自己。解放后我们也曾进行了学习，已有相当的收获。不过进步很慢，与客观的发展不能配合，使我们这份力量不能在建设工作中，有积极的贡献。目前在学校中有浓厚个人自由主义的人尚不在少数，个别的系内部尚不能团结，个别的系还有严重的本位主义。照这种的情况，距离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系间和机关的合作等还很远。高等教育的改革，会受到阻碍。现在客观条件要求我们，赶紧地改造自己。这种改造象过去专凭理论学习是不够的，进步会很慢的，只有把学习所得的理论来检查自己，再由旁人来发掘我们自己所看不见的毛病，善意地来帮助我们改造，然后才能巩固我们既得的收获，并不断的改进。只有这样清除了我们思想上的毒素，大家才能发挥出我们的力量，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就能顺利的进行。
这篇自我检讨，尚嫌粗枝大叶，不够深刻。个人还有很多缺点尚未加检讨，希望过去和现在的同事们，新旧的同学们，朋友们不客气的对我提出意见，帮助我的改造。让我们大家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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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铲除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
中国协和医学院药理科主任 周金黄
在最近半年的工作和学习中，我开始认识到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是我的一切错误思想的根源。这种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是与我的家庭出身，特别是自己多年来所受的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分不开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已使我这根深蒂固的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不再继续发展，但我还不敢说这已经完全消灭了。因此，我愿意将我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批评和指教。
首先让我追述一段往事。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后，我就决定离开武汉大学医学院，一心一意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来。这时中南卫生部正需要我担任医学教育工作。我当时不肯留在武汉，又不敢坦白地承认内心的自私打算，拖延了几个月，情绪非常不安，终于屈服于个人利益，拒绝了政府的聘约。当时我坚持个人意见，强调为学术而努力的空话；口头上说是到协和来也是为人民服务，大可不必留在武汉，实际上完全是为个人打算。
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而还不觉得它是错误的呢？为什么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坚持要到当时美帝国主义办的协和来呢？
在解放之初，我绝没有仇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否则我就不会回到协和来。我是旧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一位“专家”，自以为还有一套科学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后面另一种思想——和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相结合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推动着我的工作。我认为：学了医可以不靠人吃饭，只有人求我而我不求人；有了技术就会成为有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协和在旧社会说来是中国“最好”的医学校。为了要进协和就必先念三年教会大学。为了更巩固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还得往美国去一趟。我的前途似乎就是这样妥贴地安排了，我也就本此方向迈进。
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协和确曾麻醉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无论从个人生活或工作兴趣的“自由发展”来讲，协和是具有它的特殊的诱惑力的。前年我要脱离武汉大学而回到协和来，岂不是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吗？今天还有一些“协和人”仍然留在美国，并不打算回来为祖国服务。这是个别的表现呢，还是协和教育的结果呢？为什么就从来也没有一个“协和人”长期地留在老根据地为人民服务呢？这些事实是偶然的吗？
我是旧协和培养出来的旧知识分子。旧协和的教育思想对我起了哪些影响呢？这些思想问题在今天的新协和是否还存在呢？
为了培养为美国资产阶级文化服务的人物，使他们成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协和在过去就鼓励一切从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思想表现在强调个人兴趣、盲目研究、自由营业。医生是为有钱的人服务的；医院是培养医学生的场所；临床研究是以主治医师的个人兴趣为主体，治疗是附带的工作；医院变成了吸收“有兴趣的病人”的一种手段。研究不是为了要解决多数人关怀的普遍的问题；教书也就成为教授们发挥个人研究“心得”和引经据典的机会了。一门功课由几位“专家”分别讲授，各人一套，固然是十分精彩，可苦了学生们。
关于“国际水平”的思想问题：从过去的传统“荣誉”上说，协和有维持“国际学术水平”的标准。所谓国际水平，虽不完全是美国标准，但一切教学、研究、医疗无不以资产阶级的水平为准绳。例如对研究的估价就以这篇研究论文是否“荣幸地”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为依据。药物品质的标准不是按中国药典的标准，而是以英美商品为根据。记得在去年讨论编印新版协和医院处方书的时候，就有一位美籍教授认为应当将美国大药厂的专用药品名也放在我们的处方书里。虽然这本书没有印出新版来，但是旧版和它所代表的买办思想还是在我们中间流行着。对这样的思想是不能不予以清算的。
谈到科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不应当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的。那末，什么东西决定着我们对于一个研究题目的态度呢？为什么我们对于某一个题目有浓厚的兴趣，而对另一个题目又引不起很大的兴趣来？为什么对英美医学喧嚷一时的“副肾皮层促激素”（为内分泌的一种）的治疗作用很容易接受，而对苏联的“生物原刺激素”的研究就不太有兴趣呢？前者是不容易提炼的组织成分，后者是很容易制备的组织成分。我们学校虽然曾经进行了一些组织疗法的研究，但是就动员的人员来说，我们远不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就治疗的人数来说，我们又远不及平原省的一位乡村医生。为什么组织疗法在中国医科大学和平原省农村里会大量推行，而在协和就不被重视呢？我们担任研究工作的人，即使要从纯技术和个人兴趣出发的话，也不能不受到阶级思想的支配。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不清除，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会使我们去选择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的医药研究将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关于民主作风和集中领导的思想问题：在旧协和是连旧民主都不容易找到的，所能见到的只是“寡头制度”。行政领导方面既不和群众商量，又不采纳群众的意见。“合则留，不合则去”的雇佣关系在协和是明显的。今天协和的情况是否已完全改变了呢？我说没有，民主作风在协和还没有建立起来。除了“原薪原职”，我们还保留了“原制度，原作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协和又太“民主”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一年一轮的教务长制度。这便是美国“民主”思想的表现。我们坦白地承认，在这种制度下的教务处只能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掌握不了教学原则和计划，更无从发挥思想领导的作用。各系各自为政。各科教员在教学内容上缺乏联系，而且不切合实际需要。一切教学计划推到各系去自由决定。因此学校行政领导者对于学生暑期下乡的工作就没有领导起来，以为暑期的实地教育和在广大农村中的学习与工作是和协和的教学计划无关的。这样不重视实际教育的政策就不能使我们的教育计划配合目前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要彻底改革协和的教育制度，首先就得加强各科之间的连系，建立教务处的集中领导制度，使业务在政治思想的领导下稳步前进。
总起来说，在协和的长期教育下，我在思想上受到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这种思想毒害使我不能坚持人民的立场，不能热爱祖国和人民；缺乏斗争精神，不敢批评自己和揭发工作中的缺点。今天我必须对过去协和的一切加以彻底的批判。旧思想是不能再用来领导今天的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了。协和的同学们也热忱地企待着我们协和教师们的自我教育的成功，为我们学校的彻底改造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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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第六讲）
吕叔湘、朱德熙
第五段 问号、叹号
问号的作用。 问号的主要用处是表示一句话是问话。例如：
（一）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鲁）
（二）你看见过？这个是不是？这里有四个问句，都用问号标明。例（一）的第一句中间有疑问代词“怎么”，第二句末了有疑问语气词“么”，例（二）的第二句有疑问格式“是不是”。但是例（二）的第一句就是既没有疑问代词，也没有疑问语气词，也没有疑问格式；倘若没有问号，就不能表示这是个问句。（在没有标点符号的时代，这一句就非用个“吗”字不可了。）
用不用问号？ 有几类句子，是否该用问号，值得考虑。第一类是用一个问句做某一动词的宾语，例如：
（三）而我并不知道阿Ｑ姓什么。（鲁）
（四）让我去看看，他来了没有。这些都是明明不要求回答的。虽然底下的一半是问句的形式，整个句子并不是问句，只能用句号，不能用问号。但是有些句子，虽然也采取同样形式，实际上是要求对方回答的，那就应该用问号。例如：
（五）我倒要请教，这个字到底应该怎么写？
（六）这本书我可没有看过，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第二类是用一个问句做一个句子的主语，例如：
（七）这样做法是否对，是值得研究的。这一句的上半句虽然是个问句，可是它只是整个句子的一部分，所以“是否对”底下不用问号。可是如果语气舒缓，说成两句，第一句末了就又可以用问号了。如：
（八）这样做法对不对呢？我们应该再研究一下。
第三类是一些“形式”问句，实际是不要求回答的，那也就不必用问号。例如：
（九）谁知道他已经走了。如果带惊叹或失望的情绪，可以用叹号。如果平平地说，可以用句号。但决不能用问号，因为不是问“谁”知道。
第四类是抉择式问句。这种句子的中间虽然有语气词，有停顿，可是一定要合下半句才成为一个完整的问句：那末，中间不应该用问号。例如：
（十）今天去呢，还是明天去？可是如果作为两个并列的问句，那还是可以用两个问号。例如：
（十一）今天去呢？明天去呢？我倒有点决断不下。
问号的位置。 我们常常先叫一个人的名字，然后问他一句话，象“王家骏，看电影不看？”可也有时候，先问话，后叫名字，问号还是应该放在末了。下面（十二）的标点是对的，（十三）是错的：
（十二）“怎么的，你老人家？”萧队长问。（书）
（十三）你说的是谁啊？小福子！（作）
问号表示“有疑问”与“不明”。 除了用在一句的末了，问号还可以放在某一词语的后面，表示对它有疑问；或是放在某一个词语的地位上，表示不知道。例如：
（十四）惟有台城，挂残阳水远（绕？）山围。（书）
（十五）疏林暮鸦，聚看（？）远浦，落雁寒沙。（书）
（十六）韦应物（七三六——七九○？）
（十七）罗邺（八二五——？）（十四）的意思是“远字疑是绕字之误”。（十五）的意思是“看字疑有误”，但不能拟测是何字之误。（十六）是说韦应物死在七九○这个说法有疑问。（十七）是说罗邺“卒年不详”。
叹号的作用。 叹号用来表示说话时带强烈的情感，用在一句之末或不成句的词语之后。例如：
（十八）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十九）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啊！（鲁）
（二十）“阿Ｑ，你这浑小子！……”（鲁）
（二十一）“唉，唉！……”他说。（鲁）（十八）是口号。（十九）是本来的感叹句（凡用“多么”“何等”等副词的都属于这一类）。（二十）是不成句子的感叹语。（二一）是两个叹词。
用不用叹号？ 叹号和问号不同，用与不用，多用少用，大有伸缩。我们拿几种情形来看看。第一，头上有个叹词，底下是个感叹句，是不是两处都要用叹号？还是只用在末了？同样，连用两个叹词的时候，是用两个叹号，还是只用一个？照（十九）和（二一）的用例，是只用一个，放在末了。但是也有两处都用的。
其次，我们知道，除本来的感叹句外，直陈句、命令句、问句，全都能用来做感叹句。例如：
（二二）“嚄，阿Ｑ，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上城去了！”（鲁）
（二三）“还早哩，再睡一会罢！”她惊惶地说。
……………………………
“还早哩，再睡一会罢。”她说着，同时抬起眼睛，无可告诉地一看破旧的屋顶以上的天空。（鲁）
（二四）“阿弥陀佛，阿Ｑ，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阿Ｑ且看且走的说。（鲁）（二二）有两个直陈句，“回来了”和“上城去了！”，都是阿Ｑ回答酒店掌柜的话，一个加叹号，一个不加。这表示这两句话一句是平平和和地说的，一句是得意洋洋地说的。（二三）是“颓败线的颤动”里摘录下来的，相隔四行的同一命令句，第一回用叹号，第二回不用。只要留心一下“惊惶地说”和“无可告诉地一看……天空”这两处附加说明，就可以知道这叹号的有无不见得是偶然。有人误会，凡是命令句都要用叹号，实在并不一定。（二四）一问一反问，一用叹号，一用问号。老尼姑的问，不一定不要求阿Ｑ回答，但是情感强烈，所以用了叹号。阿Ｑ的回答，也不一定要求老尼姑回答，其实只是一种“遁词”，不过理不直，气不壮，“且看且走的说”，所以只用了个问号。
其次，我们常常先向对方招呼一声，然后说话。这个“呼格”名词，可以加叹号，也可以不加。例如：
（二五）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鲁）
（二六）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鲁）一般地说，不加叹号的多。（比较二十、二二、二四诸例。）
“！？”“！！”“！！！” 问句常常用做感叹句，有时候决断不下到底是问多于感，还是感多于问，有人就用上个“！？”号。这也还是不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用做感叹句的问句都可以用这个符号。还是应该在这两种符号里选择一种。
又有人为了表示感情的特别强烈，用两个叹号和三个叹号。多半是在叠句的时候，例如：“起来！起来！！起来！！！”单独用两个叹号的可说没有，单独用三个叹号的间或还有，如：
（二七）“道翁！！！”四铭愤愤的叫。道统给这一喝，不笑了。（鲁）无论叠用或单用，都以少用为宜，用滥了反而没有作用了。
批评性的叹号。 有时候在引用别人的话中间，插进一个用括号括起的叹号，表示不同意或不满。这是跟用问号表示有疑问相类似的用法。例如：
（二八）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鲁）
（本段完，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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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翠花改嫁
方增先
（七）翠花等了好久，也没得到回音。这天区里吴同志来村里传达工作，她便硬着头皮自己跑去探听消息。
（八）王老头是村里的干部，这天他也在场，他见翠花来了，便赶出来对她说：“吴同志在布置工作，你有什麽要紧事？”吴同志也随口说：“什麽事？明天再谈吧！”翠花羞得满面通红，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走了。
（九）这事不久便被她婆婆知道了。于是婆婆追问她是怎会儿事？翠花就鼓着勇气把这事情讲了。她婆婆不但不同情，反而骂她“破坏门风”，并说以后不准她出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