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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领导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过
新湖南报编辑部
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在湖南已进行了三个多月，现已逐渐形成为全省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除新湖南报外，大众报、湖南青年报及各专区的建设报、湘中报、滨湖日报、资江农民报、岳南人民报、衡阳新闻、郴州群众报，都先后展开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中共长沙地委、常德地委和许多县委都发出指示，布置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常德、郴州、零陵等地委，有重点地检查了乡村干部的思想情况。汉寿、益阳等十余县在布置秋征的时候，都在干部会上抽出一定时间批判“李四喜思想”，以纠正干部中的松懈情绪。全省农民群众和绝大多数的农村干部都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提得很恰当，纷纷表示意见。因此仅新湖南报就收到来自全省各地的稿件和信件有两千余件。全省以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讨论得最热烈。
现在，许多农民已开始懂得“李四喜思想”是错误的。有的农民就这样来警告工作不力的乡村干部：“你快要当李四喜了！”长沙县十五农裕乡副乡长朱中立，今年五、六月间，坚决辞职不干；后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经过许多人的说服教育，才继续工作下去。在参加了这个讨论，并学习了党史以后，他的思想转变了，在区、县召开的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表示要努力工作。湘阴县包市乡乡长刘福保，在今年六月已卷起铺盖回家，但在参加本村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后，又背起行李回到乡政府工作，表示坚决革命到底，再不“闹情绪”。平江县公安乡乡长方崔楼，本来不想继续工作的，而在参加这一讨论后，已经安心工作，并且改善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作得很有成绩，使该乡成为全区工作最好的一个乡。这不过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此外还有不少乡村干部也在不同程度上扭转了松懈情绪，表示要继续工作下去。有的把克服“李四喜思想”订在自己的爱国公约里，或写信给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和报社，表示决心革命到底。
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我们在研究了目前农村情况以后，发现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有部分农会组织趋于涣散；乡村干部情绪松弛，许多人“请长假”回家，有的甚至私自将工作交给别人就回家了；不少民兵则把武器交给农会，说“地主垮了，没有事啦！”足证农民的麻痹思想是相当严重的。因而地主及其狗腿子就趁机篡夺乡村政权。今年四月底，汉寿县五区曾发生不法地主武装暴乱的事件。五月间，潜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相当猖狂，造谣、放毒、纵火，无恶不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报上也不断发出警号。
人民日报在六月一日“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的社论中，批评了“要发家、种棉花”的思想。这使我们开始感到：新湖南报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后来又根据上级的指示和薄一波同志“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和人民日报“加强报纸工作的思想性”等文章，对我们的宣传工作进行了检查，使我们进一步注意了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于是决定组织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最初，我们向读者发出的讨论提纲，偏重揭发批判“李四喜思想”，还没有把如何克服“李四喜思想”作为讨论的重点。这种提法是不全面的。因而在开始讨论的十几天中，我们曾被某些枝节问题所迷惑。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才明确认识应通过对这种思想实质的揭发与批判，进一步讨论如何克服“李四喜思想”，并弄清了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关键在于加强思想领导。现在，这个讨论是按照下列要求进行的：一、主要是克服乡村干部在土地改革以后产生的麻痹松懈思想，坚定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意志，使他们继续努力工作；二、促使各地领导机关重视对乡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政治教育，检查过去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三、使一般农民初步认识“李四喜思想”的错误，使“李四喜思想”在群众中孤立起来。
我们在组织这一讨论的过程中，曾遇到一些思想障碍。例如：有些人认为湖南解放不久，乡村干部的“退坡”思想是个别现象，不如老区的严重。有些人认为乡村干部产生松懈麻痹情绪是必然的，每进行一项中心工作以后，总会有这种现象。有些人认为讨论固有必要，但目前工作太忙，无法进行。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乡村干部生活困难。归结起来，都是不大赞成这个讨论，至少是目前不必讨论，等一等再说。也有人认为讨论是必要的，但不必讨论太久。当时由于思想水平的限制，我们还不能对这些意见进行批判，反受了它们的影响，以致表现了犹豫。直至八月下半月——讨论的第二个月以后，由于在全省第一次宣传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问题，中共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强调指出批判与克服这种错误思想的重要性；会后，王首道同志又写了“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的论文；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杂志、长江日报又都发表和广播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的文章，才纠正了上述不正确的意见，引起各地对这一讨论的重视。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曾采用了以下方法：（一）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教育群众。例如：举出许多不法地主反攻倒算的事实，以说明土地改革的完成，并没有“万事大吉”；举出不法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篡夺乡村政权破坏生产的事实，以说明只顾生产、不问政治是不行的。（二）发表有“退坡”思想的干部的自我检讨或克服这种错误思想的经过的文章。（三）表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四）发现新问题，及时提出讨论，以使讨论逐步深入。例如：我们曾发现有些乡村干部认为“轮流当干部是合理的”。他们说：“?蝈（青蛙）跳三跳，也要歇下气！”“应该像国民党时代的甲长一样，六个月轮一次，免得一个人吃亏。”我们就把这种思想提出来讨论，这就使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深入了一步。我们又发现有些领导干部认为：乡村干部的松懈情绪用“压任务”的方法可以解决。对于这种错误思想，我们也提出来讨论，并给了它以严厉的批判。（五）组织与发表本省各地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调查材料，推动全省各地党委领导这个讨论。有一位县的负责干部最初认为问题不严重，说该县有“李四喜思想”的乡村干部，最多占全县干部百分之二十。经调查后，发现有“李四喜思想”的干部竟占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七十。这一来，该县也就注意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此外，报上还每月作讨论小结。
但是，正如人民日报十月二十九日“党的生活”栏编者按语所指出的：“这一讨论目前还不够深入，这是因为有些地方的干部对教育农民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开过一两次讨论会就以为‘没有问题了’。有的地方，领导机关虽作了布置，但未督促检查，因此，这一讨论也未能很好地展开。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应注意克服某些形式主义的缺点，把讨论深入一步。”我们完全同意这一意见，并努力经过我们的宣传工作来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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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党委要加强增产节约运动的思想领导
毛主席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以后，全国各地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东北局、西南局、华东局、华北局和上海市委员会等，先后都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由党的负责同志作了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在各级党的组织领导和推动下，不少工厂企业和机关已经开始了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这个运动还刚刚开始；推进这个运动使它真正具有全国规模、深入每个地区每一单位并发生巨大作用，是各地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首要任务。为了推动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上海市委所提出的办法是值得提倡的。（该文见今日本报一版）这就是：党委的负责干部亲自动手，组织群众性的民主检查；教育每一个党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带动广大群众；工矿企业以及机关团体，应制订切实可行的具体节约方案，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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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是怎样合并的？
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副 主 席 赵今声
一九五○年六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明确规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与任务。在整顿和改造高等教育以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方面，公布了一系列的决定，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奠定了改革旧有高等教育的基础。同时指出院校合并、院系调整在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
有着五十六年历史的北洋大学和有着四十八年历史的河北工学院，由于校址距离很近，系组设置相同，来往关系密切，提供了两校合并的有利条件。经过一年多的充分酝酿，我们两校就依据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合并改革的要求，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同意，于今年五月初，两校行政、工会、学生会等代表在教育部领导下进行商讨，确定组成并校筹备委员会，具体领导并校工作。
并校筹备委员会组成后，我们感觉需要把并校工作放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来共同参加，于是就另外成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一、编制委员会：任务是草拟大学的编制、人事的调配、工资的调整、宿舍的调整等方案。二、系科组调配委员会：草拟系科组的调整、设备的调整、厂房实验室教室的调整等方案。三、计划委员会：草拟本年度招生及设备购置计划、系科组的设置计划、教学计划、发展计划等方案。四、校产清理委员会：草拟清点统一办法方案，并负责督导清点。
每一个专门委员会都由筹备委员会分别领导，并由委员参加。前三个任务比较繁重的委员会，两校行政负责人均参加。在这里须要加以解释的是：北洋大学原来有十一个学系，河北工学院有化工、机械、电机、水利、纺织五个学系，都是和北洋重复的。两校合并以后，因为任何一处校舍都不大，无法容纳全部学生，故暂时仍须分在二处。何系设何处，教学设备如何调整搬迁，教职员工住房，厂房实验室等如何调配，均须一一加以计划，故有调配委员会的设置。
各个专门委员会所拟定的计划草案均印发工会各小组、学生会和各班研究讨论，让他们提出意见。由专门委员会作必要修正后，再发给小组、班和学生会讨论。最初一个月，工会、学生会会员对并校工作不甚注意，许多小组、班会把草案搁置起来，不进行讨论。因而使并校工作拖延下去了。后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曾昭抡副部长亲自到天津向两校全体师生员工说明并校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与两校教师开了座谈会，解除了一些思想上的顾虑。筹委会也把各种计划草案向两校师生员工报告。经过这次动员以后，群众对并校工作展开热烈讨论，并提出了建议。这样，并校工作才顺利地推动起来。所以从一开始就让全体师生员工明了并校是一件重要而严肃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来搞，这种走群众路线，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作法，是我们并校工作成功的原因之一。各专门委员会的计划草案，经过上述的多次讨论，最后由筹备委员会修正通过，制成了并校计划，呈送教育部，经教育部审核批准。
我们在并校工作中所遇到的另外一些困难，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校名问题。这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还是宗派思想在作祟。在教师和学生的政治认识都提高以后，这个问题是解决了。
第二、院的存废问题。北洋大学原分为工学院及理学院，在行政组织上有院一级，但在教育部所颁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中，院是不存在的。在并校筹备中，对于院的存废曾有过一些争论，最后由教育部核定不设院。
第三、分组问题。每一学系分设多少组，在集中力量和重点发展的原则下，决定暂以不超过三组为原则。
第四、系科组调配问题（就是何系设在何处的问题）。因为天津大学是逐渐向旧北洋大学校址集中发展，所以大家都想先集中在新校址；但因房屋限制暂时又办不到。最后还是本着设备最少搬动的原则，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五、人事调配问题。原来两校各行政单位各有负责人，并校以后，必须重新聘定。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是以资望、工作能力、工作态度作为衡量审定的标准。工作繁重或必须分设两处的行政单位，斟酌设置副职。职员重新编组时，事前先调查了个人志愿，在编组时尽量照顾其志愿。在做这件工作时，大体未遇到困难。
第六、课程分担问题。某位教授在某校原来担任某课程，并校以后，难免有所更动，如何安排课程，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最后终于克服了。所用的方法是：尽量使每人所担任的课目减少，增加同一课目的授课时间。这样可以使教师更为专业化，更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这对于改进教学内容及深入研究是有利的。
这样，经过五个多月的筹备，一个新的、人民的、综合性的工业大学——天津大学正式成立了。
本来，两校合并的条件，是早就具备了的，但为什么两校在解放后两年才能合并？为什么在一年前提出合并的时候不能立即合并？这就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各种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诚然，我们并校的胜利，也就是我们全体师生员工解放后两年来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的胜利。但是，我们这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两年来并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进行自己的思想改造，因而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尤其是改革高等教育和思想改造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思想上各式各样的缺点。我们并校工作的过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思想问题。假设我们的思想都已搞通了的话，那么我们的并校工作在一年前就可以开始了。一年多的酝酿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思想斗争过程。在筹备工作当中，每一工作的顺利完成，主要的都是由于思想认识的一致；每一工作所以遭遇困难，也就是思想问题在那里作祟。我们正确地认识到：院校合并、院系调整、课程改革，完全决定于我们的思想改造。没有正确的思想基础，即使有着充分的客观条件，也不会胜利地完成任何任务。正如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所指出的：“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通过这次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我们相信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必能更顺利地向前推进。也惟有这样，才能避免若干错误和缺点，更好地完成这一伟大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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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加强各民族的友好团结而斗争
鲍尔汉
满清政府、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对于少数民族所实行的政策，是压迫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造成民族仇视，阻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的进步发展。现在中国人民革命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树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时国内各少数民族才获得了解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里边的有平等权利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给各民族开辟了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康庄大道。从来没有文字和字母的民族，现在有了创造自己文字，用自己语言编写课本、出版刊物、创作文艺等的机会。
但是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以及一部分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例如大土耳其主义者、大伊斯兰主义者们，还在进行种种反动宣传，企图转移各少数民族广大劳动群众的视线，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各族的团结。同时，在我们的有些干部及青年中间，对于民族问题还有种种糊涂观念，他们在青年运动中，在工作中，提出问题时，有意识地或不自觉地表现了右的或“左”的倾向，如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大民族主义倾向、民族歧视倾向等。这些倾向不利于各族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阻碍着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统一战线之巩固和发展。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就在简单地讲讲大土耳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的反动实质，讲讲民族运动的标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我们目前的任务等问题。希望读者和研究民族问题的同志们，加以批评和指正！
一 大土耳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的反动实质
我打算首先来讲讲大土耳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因为直到现在还有好多人不了解这两种思想的实质，从而作了它们的俘虏。所谓大土耳其主义，是主张一切突厥语系的部落、种族联合起来，建立
一个服从土耳其统治的大土耳其国家。它认为凡说突厥语的部落、种族，应当组成一个“民族”。所谓大伊斯兰主义，是主张凡信仰伊斯兰教（回教）的部落、种族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以土耳其的“哈力法”为教皇。它认为凡信仰伊斯兰教的一切部落、种族，应当组成一个“民族”。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民族？斯大林在一九一三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中按照科学的历史研究对于民族作了如下的定义：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言语、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人们的稳定的共同体。
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像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
依照斯大林的规定，只有具备了上边所引的这些特点，才可构成一个民族，如果缺少一点，就不成为民族。
由此可知，一切突厥语系的人民，并不能构成一个“民族”，因为他们并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状态。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一切人民，更不能构成一个民族。
由此可知，大土耳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以“语系”和“宗教”为出发点的“民族”理论，是彻头彻尾地错误的。
帝国主义者经常利用大土耳其主义、大伊斯兰主义做他们的工具。关于这一点，可举出许多例子来。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后，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和德国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所有一切反革命分子——白俄，大伊斯兰主义者、大土耳其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托洛斯基派，都勾结在一起，在中亚细亚进行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一九二四年，土耳其的哈力法（国王兼教皇——著者）制度覆灭以后，英帝国主义者们就利用这个时机来实行他们的侵略政策。他们曾经企图在印度建立哈力法（教皇）制度。为了这事，他们在麦加、开罗、耶路撒冷等地召开了宣传哈力法制度的会议，大肆宣传大伊斯兰主义。他们把英国伪装为拥护伊斯兰教的国家。
以前德意志、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也没有袖手旁观。它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侵略政策，也广泛地利用了大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他们也假装成为伊斯兰教的保护者。
日本帝国主义者们，为了把全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曾派遣他们的走狗到中国各地，特别是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回教人民中间活动，把日本伪装为“回教的保护者”，挑拨回教徒反对汉族，企图使新疆与中国分离，以便成立伪回教国。一九三一年新疆省哈密掀起反对封建主和军阀金树仁政权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派大批间谍、特务、奸细到新疆活动，企图夺取这一运动的领导权。日本帝国主义并指使前土耳其哈力法的后裔，在喀什成立了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南疆利用大伊斯兰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敏博格拉、沙比提大毛拉等人进行反革命活动。日、英帝国主义的这种活动，一方面企图深入中国的后方，准备实行其大规模的侵略计划，另方面企图建立反对全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柱——苏联的根据地。如果这种反革命的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实现的话，那么，新疆就会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新疆人民就要给他们当奴隶了。所以新疆当时的一切先进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和英国的这种侵略活动，及时解散了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样，新疆人民也就避免了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们为了破坏中国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和为了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也利用大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做为工具。他们在中国回教徒中间广为宣传大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他们企图在西北地区，联合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的回教徒们，建立以军阀马步芳为首的伪回教国。而马步芳的驻新部队的军长马呈祥，则与新疆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如穆罕默德伊敏博格拉、艾沙伯克、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马恕基等辈勾结在一起，在美帝国主义在新疆的代理人的支持下，进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反对苏联的活动。
从上面所举的这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是为谁的利益而服务的，抱有那种思想的人是做了谁的代理人。自然我这里不是说那些不自觉地接受了大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影响的人们都是大伊斯兰主义者或大土耳其主义者，这是应当加以区别的。但同时我得指出，受了这种影响的人们应当觉悟过来，自觉地脱离这种影响。
二 民族运动的标准
民族运动的内容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马列主义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总问题的一部分。斯大林说：“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的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各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上，民族问题具有着与每一既定历史时期的革命性质相应的各种不同的任务。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也是要依照这点而改变的。”（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运动不是绝对的东西，它有先进的，也有反动的。这里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革命的利益，就是“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斯大林）。如果某一民族运动，不是在提高广大群众、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而是用各种捏造的思想、迷信或者宗教名义来麻醉他们的头脑，遮掩阶级斗争，说教狭隘的民族主义，鼓吹民族间的仇视和不信任，把很小的问题扩大起来使之成为反对另一个民族的藉口，把领导者私人利益看得高于广大人民——劳动者、农民的利益，把其他民族的某一个人的缺点和不合他们口味的事情看做整个民族的事情，那末这种民族运动就是反动的，因为这种运动的目的，不是在于保护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不是在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而是在于为了剥削和掠夺他们；不是在于展开本民族劳动大众的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利用群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来反对其他民族借以谋取自己的阶级利益。至于那种不是在于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在于和帝国主义勾结的所谓民族运动，更不待说了。
举两个例子。例如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在新疆和阗、喀什两地区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反动的民族运动，因为领导运动的是穆罕默德伊敏博格拉、夏满素尔、沙比提大毛拉、吉尔吉斯乌斯满等。他们在反对旧的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不但不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勾结英、美、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不是削弱了而是增长了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影响。同样，一九四九年在新疆解放以前，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大土耳其主义者、大伊斯兰主义者集团如穆罕默德伊敏博格拉、艾沙伯克、马呈祥、马恕基等所叫嚣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都是反动的，因为他们都是美英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卖国贼。
另一方面，一九四四年在伊犁爆发而后来包括塔城、阿山两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却是革命的运动，因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它是全中国人民革命总运动的一部分，它是站在以伟大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方面的。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时，如果进行要求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独立的民族运动，那就成为反动的了，因为它在客观上破坏了各民族首先是本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帝国主义。所以任何一个运动，都是与条件、地点、时间相联系的。在一个时代里成为先进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里就有成为反动的可能。因此，认清时代与革命的发展阶段，是很必要的。（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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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苏联人民增产节约的经验
钦本立
斯大林同志说：“节约是社会主义社会资金积累重要法则之一。”
历史上曾有几种不同的工业化方法。斯大林同志指出：像英国靠劫掠殖民地以吸收外来资金的方法、像德国靠从战败国取得赔款的方法，这是用“龌龊办法来吸收工业化资金的。”还有一种方法，像旧的俄国，向帝国主义取得奴役性借款的方法。“这是一种奴役或半奴役的道路。”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这些方法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本性，对苏联人民都是走不通的。自然，对于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也都是走不通的。
只有一种方法，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工业而自己节约的道路，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这条道路，列宁同志曾多次地指出过，乃是我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见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下册第五八页）。这条道路，也正是我们新中国唯一的道路。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的建立，我们今天也已具备了这个条件。
我们新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只有走列宁、斯大林所指出的道路。苏联人民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所经历的道路，这就是从本国内部积累资金走向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个阶段，增产节约都是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十月革命不久，战争的创伤还未恢复，帝国主义又可耻地进行了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这时，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艰苦的。这时，列宁提出了斗争总口号，这个总口号就包括了增产节约的内容：
“精确而诚实地计算金钱，节省经济，不懒惰，不盗公肥私，在劳动中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却已变成目前迫切的主要口号了。”
列宁还精辟地解释了这个口号的重大意义。他说：
“一方面，劳动群众切实执行这些口号，便是挽救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强盗们（以克伦斯基为首）弄得半死半活的国家的唯一条件；另一方面，由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方法，根据自己的法令来切实执行这些口号，又是社会主义彻底胜利所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见列宁著：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
苏联人民经过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着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这时，斯大林就天才地指出了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并充满信心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积累的可靠的来源。虽然如此，但斯大林仍认为：
“不过事情不限于也不能限于积累而已。还要善于合理地、有计算地支出积累起来的后备金，不要白白花掉人民财力的任何一文，要使积累基本上用于满足我国工业化的重要需要。”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就要遭受浪费所积累的财力之危险，遭受把这些财力分散于既与发展工业又与推进整个国民经济毫无关系的各种大大小小支出的危险。”
这个问题，对于苏联人民是一个新的考验。当时的情形，正如斯大林所说：“善于合理地、有计算地支出财力——这是一件最重要的艺术，这种艺术是不能一下子成功的。不能说，我们苏维埃的及合作社的机关，在这一点上，是十分精通的了。相反的，所有材料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差得很远。”另方面，列宁曾指出：“我们必须把国家机关中所有一切浪费现象的遗迹铲除干净，而沙皇俄罗斯及其官僚资本主义机关所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这种遗迹，尚是很多的。”同时，又正如列宁所屡次指出的，在无产阶级队伍里，还严重地反映出非无产阶级的浮夸的、懒惰的、奢侈的、自私的、保守的各种残余的意识。所有这些违反社会主义的积累原则、违反节约原则的各种意识和行为，在当时还在起着腐蚀的作用的。所以，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号召说：
“同志们，承认这是痛苦的，但这是一件不能用任何决议案掩盖的事实。”
所以，斯大林指出：“必须采取多种办法，以保护我们的积累，避免浪费，避免分散，避免把它蹧蹋于不需要的用途，避免使它离开了我们工业建设底基本路线，乃是必要的。”这正是推向远大前程的必要条件。
所以斯大林对于不爱惜人民财力的浪费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例如：斯大林说：“人们有时忘记了，没有一些最低限度的财力，没有某些最低限度的后备金，既不可能制作任何工业计划，也不能建设这样或那样
‘广大的’和‘包罗一切的’企业。他们忘记了这些，而跑在前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叫做“不量力而行”。斯大林指出：“我们既不需要落后于工业发展的进程，也不需要跑在前面。我们需要和工业的发展在同一水平上前进，我们需要推进工业，不使它和它的基础脱节。”这就是，工业计划不应当按官僚主义虚构的办法制定。不然，对俭省地合理利用积累的原则是不相容的。
例如：国家机构有过多的“冗员”及“大吃大喝”现象。列宁斯大林说：“工人和农民不堪忍受我们的庞大而昂贵的国家机关，不论如何需要用一切办法和手段，精简它们。”“最后，必须认真地以布尔什维克精神着手作这件事，要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斯大林举出了一个活的例子，就是粮食采办机关花掉了更多的钱去采办粮食。认为采办粮食之前，必须扩充自己的职员名额……“造成了一大笔非生产的支出，最后一结帐，发现我们的出口是不合算的”了。所以，斯大林指出：“如果我们不采取极严格的办法，来制止我们国家机关底大吃大喝，我们所积累起来的资财，就继续这样花掉了。”
例如：存在于生活中的各种浪费，斯大林说：“我们现在盛行宴会、各种节日、盛大会议、纪念典礼、纪念碑开幕等。这些‘事情’花了几万几十万的卢布。各种庆祝大会的发起人和盛大仪式的爱好者，在我们之间是很多的。半年、周年、二周年等等庆祝典礼，实在是惊人之多，要满足这种需要，真得有几千万卢布才行。”斯大林认为，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铺张行为。对于这种铺张浪费，斯大林指出：“如果我们愿意切实节用我们的积累，以应我们工业之需要，那就应该展开坚决的斗争，以反对我们管理机关及我们生活中的铺张浪费。”
“应该结束这种共产党人不应有的铺张行为”了。
例如：对于盗窃行为，斯大林严格地揭露了当时存在的一种情况。“在这里更值得注意的，不是贼本人，而是这种事实，即周围的群众，明明知道贼，不仅不和他斗争，相反的，拍拍他的肩头，称赞他的巧妙，因之，贼在人们眼里成了一种英雄。”“这是值得注意的，这也是最危险的。”为什么这是值得注意和最危险的情形呢？斯大林解释说：“当捉住了一个敌探或叛徒的时候，群众的愤怒是没有界限的，都要求枪毙。而当贼在大家眼中活动，盗窃国家财物的时候，周围的群众却限于慈祥的微笑和拍肩称赞。”针对这种危险的情况，斯大林特别指出：“很明白的，盗窃人民财物，损害国民经济利益的贼，也是敌探及叛徒，要是不更坏的话。”像这样的贼，虽有国家机关加以逮捕，但斯大林认为，“这里需要另外的、更有效更严肃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这些贼周围造成一般道德抵制及周围群众憎恨的气氛。”要使这些贼，在这种气氛里不能生活与存在。“消灭盗窃，乃是防护我们的积累，避免耗费的手段之一。”斯大林指出，必须和盗窃行为进行有系统的斗争。
此外，斯大林还揭露了一种浪费，这就是，“如果不停止旷工，如果劳动生产率仍滞留在一点上而不提高，我们便不能向前推进我们的工业，便不能提高工资。”所以，必须向工人们讲清楚：“旷工和不向前推进劳动生产率，便是有害于共同的事业，有害于整个工人阶级，有害于我们的工业。”（以上所引均见斯大林著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底政策）。
以上许多严重的浪费现象，在列宁斯大林谆谆地教导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苏联无产阶级坚决地对非无产阶级残余思想展开不懈的斗争下，迅速地被克服了，那种爱护和巩固公共财富，以及共产主义自觉的劳动态度，已成了苏联人民足以夸耀世界的高贵品质了。正因为苏联人民具有了这样的品质，他们便生气勃勃地献身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共产主义的建设。
也正因为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敌人带给苏联人民的物质损失，虽达六千七百九十亿卢布之多，但苏联人民展开增产节约斗争的结果，一九四八年，就超过了这一年所规定的降低成本计划。由于工业品成本降低而获得超计划的价值，就有八十多亿卢布。这一年的生产水平，就超过战前一九四○年的百分之十八。到一九五○年，工业产量已超过战前一九四○年的百分之七十三。大大地超过了斯大林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超过战前一九四○年水平百分之四十八的要求了。一九五○年的农业总产量，也远超过战前的水平。由于物价四次减低的结果，苏联人民就得益达三千零十五亿卢布之多。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的生活，也比战前提高。还大公无私地及时地给予人民民主国家珍贵的帮助。现在，苏联人民正在胜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战后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正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艰苦奋斗，增产节约，辛勤劳动争取得来的一个辉煌的例证。
苏联的现在，正是我们的未来。苏联人民的建国精神，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毛主席已在号召我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东北工人阶级已创立了增产节约粮食一千零四十万吨的良好先例，让我们在毛泽东的胜利旗帜下，学习苏联人民建国的先进经验，争取更大的胜利罢。（原载十一月十一日上海“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