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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时评
争取今冬三千五百万农民政治时事学习的胜利
将有三千五百万农民参加学习的冬学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或很快就要开始了。冬学是吸引男女农民群众参加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是目前向农民群众有系统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十一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已经发出了指示，明确提出今年冬学要加强政治时事教育的内容。
为了加强今年冬学的政治时事教育，各地从一开始就要防止过去某些地方存在的单纯强调文化学习，忽视对农民进行政治时事教育的偏向。有的人只看到农民文化学习的要求，忽视了农民政治学习的要求，没有深切认识到向农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因而片面地把识字作为冬学教学的唯一内容，甚至错误地认为进行政治教育会妨碍文化学习，把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对立起来，使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不能利用冬学这个重要的工具去加强对农民的政治领导。他们不懂得学习文化是为了达到进一步学习政治的目的，也不懂得冬学运动得不到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的支持，文化教育工作也无法真正作好。
为了加强今年冬学的政治时事教育，同时也决不应该忽视农民群众学习文化的要求，而放松文化识字教育，只满足于口头宣传鼓动工作。我们的政治时事教育有着十分丰富生动的内容，决不是单单讲述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可以代替的。为了防止这种偏向的发生，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渐地解决冬学的政治教材和师资问题。师资问题是加强冬学政治时事教育的一个成败问题。没有大批有着充分的爱国热情和对于当前政治时事问题有着正确了解的教师，要想在有三千五百万农民参加的冬学中加强政治时事教育是不可能的。中央教育部指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有些地方已经注意了训练冬学教师并供给他们必要的教材，这是正确的，必要的。
今年的冬学，是目前继续深入农村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有些同志却说：“现在的工作已经忙不过来了，又要办冬学，怎样能做得了呢？”他们认为冬学工作是妨害中心工作的，认为冬学工作与中心工作无关，只是文教部门的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冬学工作不但与中心工作没有矛盾，而且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冬学的宣传教育可以推动各种中心工作的进行；而不和当前中心工作结合进行的冬学，也不可能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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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阳专区是怎样在农村深入爱国主义教育的
平原省安阳专区在今年九、十两月，发动各级干部、党的宣传员与各阶层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近两万人，向全专区农民又一次普遍深入地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这次教育主要是结合各种工作进行的。其中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发动群众总结两年来的生产成绩，使农民认识到个人发家离不开国家政权的领导，个人生产与国家建设的一致性。例如淇县鲍庄村中共支部首先把全村两年来的变化向群众作了报告：一九四八年，全村只有一头牛，现在已有一百七十头；过去没有一只羊，现在有一百七十八只。全村曾被敌人抢得只剩下两条被子；现在每户平均有三条新被子。群众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改善，村里建立了三处民校，有六十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学习。指出这些事实之后，群众都感到生活变化得快，生产发展得快，接着各组、各户都展开了讨论和总结。如农民贾见说：“我家八口人，过去只二亩地，少吃没穿，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土地改革中我翻了身，政府又贷款帮助我买了骡子，现在我种十几亩地，养了三头牛，一头骡子，买了十只羊，盖了三间新楼房，还开了一个砖窑。要不是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怎能有这样好时光。要保住这好时光，我劝儿子参军上前线打美国鬼子，我在家努力增产捐飞机。今年我捐一百二十斤粮食。”全村十三个互助组，在总结中发现，今年增产了细粮九十六石。如贾乱妞家今年因为参加了互助组，每亩地比去年多上了十五担粪，谷子和玉茭每亩都比去年多收了五斗。家里添了一头牛、八只羊。他说：
“合作互助发了家，婚姻自主结了婚，没有国家政权对我的支持与领导，那有今天的好光景。”
在总结生产的基础上，安阳专区又向农民进行了革命前途的教育，并提出生产上新的奋斗目标，发动农民订出生产计划，鼓舞大家在政府领导下前进。由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一部分人产生了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的思想。因此，各地一面普遍向农民进行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准备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美好前途的教育，有的并组织农民参观工厂、举行展览会，或请赴城市参观了工厂的人回来作报告，使农民认识工业生产的先进作用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同时，专区领导机关又根据本区情况，提出了明年的生产计划。全区准备增辟两万亩水地，修八条公路，增加一千五百辆水车、五千架喷雾器、三百张新式犁、一百五十部铡草机和五十架玉米脱粒机，并计划今冬除搞好冬耕外，从副业生产中赚一千六百万斤玉米，作为农业生产的投资。这些措施，大大地打开了农民的眼界。普遍反应：以前总觉得生产和时光差不多了，现在才知道好的还在后头，还差得远哩，得加劲干。大家也感到这样大踏步地前进，“离了国家真不行”。各村、各组、各户都纷纷订计划，爱国生产的劲头都起来啦。
与进行生产教育同时，各地都加强了时事宣传工作。全专区一万一千多名党的宣传员、二千六百多处民校、数百个读报组、农村俱乐部、农村图书馆、农村剧团以及各村的黑板报、屋顶广播等，都开展了爱国主义的宣传活动。专区和各县并组织宣传团、报告团等下乡宣传，并携带电影、幻灯、收音机等宣传工具下乡。有的地方还举行展览会，组织庙会宣传等。在时事宣传中，许多地区深入进行了关于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教育，如在公审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控诉美、日、特务的罪行，在追悼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死难同胞的群众大会上举行控诉等。事实证明：过去进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宣传教育还是不深入的。许多干部认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已“宣传过了，都知道了”或者“不新鲜了，不起作用了”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淇县八十四个村在这次深入进行了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宣传教育之后，群众仇恨美帝国主义，爱国杀敌的情绪极度高涨，有三千三百多人表示要到朝鲜前线去参加志愿军。有的地方在时事宣传中并建立了经常“分析敌情”的制度，如汤阴四区在分析了当前本区潜伏的反革命分子还在用多种方法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以后，大大加强了干部与群众的警惕性，加强了群众的团结和警惕。
经过一系列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之后，淇县等地又发动群众检查修订爱国公约，开展“比思想、比内容、比行动”的三比运动，并评选爱国模范。各村从闾到全村，从干部、党员到群众，都按着自己爱国公约逐条讨论，评比各人的爱国思想与爱国行动，并选出认真执行爱国公约的模范。经过这样的评比，大大克服了爱国公约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偏向，推动了农村中抗美援朝的各种工作。（摘自中共安阳地方委员会研究室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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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证爱国公约条条不落空
平原省原阳县执行爱国公约特等模范互助组组长王书廷
我们互助组共有三户，六十亩地。从去年春天到今年五月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全组除去吃项，把老驴换成了一头好牛，买了三样小家具以外，还还清了两石五斗粮食的账。今年五月订立了爱国公约后，大家的劳动情绪更高。现在我们爱国公约上订的“增产捐献、扩大生产”的条件，已经实现了。捐献计划已经提前完成，并新买大、小牛各一头，买大家具五件，又还账四石二斗。
政府号召“要爱国，多种麦”，我们组就在爱国公约里添了一条，除留六亩棉田外，其余全种麦子。在订公约时，先叫大家商量，说明为啥要订这一条。在讨论中，贾方全就说：“咱麦罢了想吃白的，志愿军打仗当然也是吃白的好，咱不多种麦，咋能供志愿军吃白面呢？再说：咱们城市需要的麦粮，咱都得保证供给上。”大家就明白了为啥要多种麦，工作起来就积极。全组五十四亩麦地，不但种的快、应时，并且全部浸种，二十一亩生虫地还全是拌的种。组员王书祥说：“明年只要收的多，公粮一定一次交清，全交麦子。”这就是我们互助组订立爱国公约以后的新气象。
订立公约以后，检查也是大事。不检查就不容易执行好。种麦时，我们组原订的要拌种，可是因为不习惯，临种前，忘了买药，在检查爱国公约时，发觉了这个情况，马上就叫人到城里去买了药，达到了爱国公约上的要求。
我们组里执行爱国公约有了成绩，现在人人都说：“咱要经常检查修订爱国公约，保证条条不落空。”（士杰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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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美援朝中的科学工作人员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那一天，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曾代表全国科学工作人员，宣言将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到底。这集中表现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爱国意志。
中国科学工作者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单医务人员就组织了五十多个志愿医疗队奔赴朝鲜前线，在敌机轰炸扫射下，不顾一切地救护人民志愿军伤员。大城市里的开业医师向来是养尊处优不问政治的，也纷纷参加工作。长沙市八十五个开业医师，就有八十二个报名志愿赴朝鲜前线工作。不少营养专家热情地为志愿军设计和制造干粮。工业、农业、教育工作岗位的科学人员，虽然没机会走上前线，也在积极地为增产节约支援前线而努力。东北的国营公营厂矿的科学技术人员和职工一起，在今年下半年，除完成原订生产计划外，还计划增产节约一千多万吨粮食。全国各大学的各院系掀起了增产捐献运动。中国科学院上海工学实验馆，只三十个同事；也立约增产二亿元。
我们反观美国的科学工作人员，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朝鲜、台湾，抱着什么态度呢？有良心的科学家们，如天文学家锡伯莱，物理学家莫利逊，化学家保林等，是一贯地赞同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到远离美国九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为了军火商人的利益来当炮灰，自然引不起科学工作者的赞同与拥护。因此，美国统治者不能不用“忠诚宣誓”、“非美活动审判”等方法来威胁科学工作者为侵略政权服务。美国科学周刊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发表了一个美国科学工作者写的书评，曾这样写道：“每个有常识的人疑惑着是否在我们政府机关里，尚能留得住一个有骨气有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人员……从若干政府官员的眼里看来，没有人再比一个科学工作者为更可疑、更奸诈、更不可靠了……。”从这篇文章里，也可以看出美国科学工作者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再从美国科学工作人员的后备力量来看：美帝国主义为侵略朝鲜战争征召十八岁以上的壮丁入伍，因此大学入学的学生大为减少。今秋美国各大学入学的学生要比去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一。据今年六月底美国科学周刊所发表的数字，美国各大学的工学院毕业生，在一九五○年为五万二千人，今年已减少到三万人，预计到一九五四年则会减为一万七千人。理学院方面也有同样现象。像今年美国理、工学院毕业人数，在平时已不敷用，再加战时军火生产，技术人员的需要激增，技术人员的缺乏，遂成美国战时生产上极严重的问题。若是朝鲜战事延长，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将更为增加。
我国科学界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我国因为人力资源的充足，和平建设的需要，不久的将来，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将大大扩充。据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委员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在五、六年内将要培养高级技术干部十五万人。两年来我国生产战线上的巨大成就，使我们相信这个数字是很有把握的。
所以单纯从敌我双方的科学技术人员的情况，也可看出：我们一边抗美援朝，一边和平建设的前途是十分光明；而敌人侵略朝鲜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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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要大家动脑筋，就能增产节约
天津市一等工业模范小组唐德鑫小组
我们是中华火柴厂排梗工段中的一个生产小组。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将上车间（理梗工段）理成了盒的火柴梗子排成板，交给下车间（沾药部）蘸药头。
过去，因为大家只顾产量多，有浪费原料材料的现象。在今年六月到八月的爱国公约竞赛运动中，我们小组把减少浪费、降低成本订为爱国公约的主要内容。排梗工段浪费最大的是原料损耗，小组里一天要出三十五斤左右残废火柴梗子，全工段每月有两千多斤。这是因为排梗时梗子经常掉在地上，愈积愈多，鞋底踩、车子轧，好梗子踩毁了，轧断了，就给国家造成了损失。经过大家讨论，想出了勤扫地以减少浪费的办法。我们建立了排一车梗子，扫一次地的制度，并且分组分人过磅统计，互相比赛。这一来，残梗子大大减少了，由每月两千多斤降低到二百二十多斤，每个月节省的原料值五百六十多万元。
这一节约成绩引起了全部门的重视，鼓起了大家增产节约的信心。大家热烈地出主意，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节省原物料。比如：从前浇机器油的是一个辅助工，因为他不了解机器的具体情况，浇多浇少没个准，有时还浇得不及时，浪费了油还磨坏机器的轴瓦。这会，改为由排梗工人自己浇油，就消灭了这些缺点，减少了机器的损耗，每月油的消耗也由八十五斤减少到四十三斤半，节约了一百一十多万元。又如，过去机器不按时检修，保养不够，经常发生停机现象，不只耽误生产，每月还要花七百五十个修理工时。这会建立了负责制，定期检修，修理机器的同志还组织了技术学习，提高了技术。机器好使了，每月修理工也减少到只要四百五十六个工时，节约了五十六万余元。另外，煤油消耗从三十五斤降到八斤；废棉纱从三十斤降到十斤；机器零件节约约值二百五十多万元。只在这几项主要消耗上，每月就给国家节约了一千零三十万元左右，相当于本部门工资总额的一半以上。而且，通过节约，还建立了许多制度。小组根据节约后的成绩，作了小组的定额，进一步提高了小组的经济核算。
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开展增产节约来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我们从过去的实际工作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只要我们开动脑筋想办法，不但能够节约，而且能从节约中改进工厂管理，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我们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后，大家订出了今后的具体工作纲领。我们准备在十一月份再降低原有的小组成本各项消耗定额：原料损耗按原定额降低百分之十五，物料定额降低百分之二十五，修理人工减少百分之二十，产量质量提高百分之五。我们还要更好地和全厂各个部门的同志团结一道，互相学习，共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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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强的人们
——志愿军伤病员慰问记
韩枫、高克冬、张思恺
我们曾在某地医院里慰问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休养员。
每次到病房去，我们都看到休养员同志们在床畔的小方桌上写字、读书、看画报。有的同志还不能坐起，就侧卧着阅读。有的只能仰卧，就从床顶上吊下一个用铁丝做的“书架”，把书插在里面躺着看。
我们访问某院二队二十七号病房。病房班长李和清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全病房的休养员按文化程度分编三个小组，都参加了学习。每组选出了“小先生”。每星期上课三次，平常自己温习。
“早点休养好，回前方去。”这是休养员们共同的愿望。平时，他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同美国侵略军作战的经验，战友们的英雄事迹等。有的同志这时抚摸着伤口焦急地说：“快点好吧！我等着回前方哪！”
他们谈起“回前方”，总是避开残废了的同志。
可是，残废了的同志也都有自己的打算。
共产党员孙晋民，两眼负伤失明；两脚的脚趾和右手的手指都因冻伤而残废了。但这个坚强的人，还是充满了乐观情绪。到医院后，他用左手摸索着练习写字。我们曾看到他的学习本子。一行一行的字，写得很齐整。他每天请病房的同志读报、读书给他听。他一心向往着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保尔·柯察金。
我们怀着万分敬意去慰问他时，他满面笑容，对我们说：“同志，我以为我的眼睛没有瞎，身体也没有残废。我现在一样能学习。伤养好以后，也一样能为人民、为党工作。”
志愿军伤病员们生活得非常愉快。他们经常自动地组织晚会。一天下午，我们到一个疗养队去。一进门，正碰上伤员张和良同志坐在床边唱着快板。全病房的同志们一个个在笑着，点着头，有节奏地拍着手。手臂带花吊在胸前的陈雪山和一个小看护员，随着拍子在跳舞。病房沉浸在愉悦的气氛里。
他们这种坚定的意志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从那儿来的呢？一位伤员同志的话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祖国流过血，就更加知道祖国的可爱。可是光说爱行吗？爱祖国，就要把自己能够贡献的一切都拿出来。”左眼被炸伤，双手也残废了的顾革同志这样说：“我的眼睛受了伤，我的手残废了，可是我们保卫了祖国人民千千万万双眼睛，千千万万双手。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
伤病员同志对祖国人民的热爱，更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对自己领袖毛主席的热爱与关怀。某院的志愿军伤员一入院，首先就写信给毛主席。信里报告了前方的胜利，报告了祖国人民欢迎和慰问他们的情况。并且表示决心：一定安心休养，争取早日回到前方和工作岗位去。最后要毛主席寄一张最近的照片给他们，让大家仔细看看自己敬爱的领袖。
不久，毛主席的回信来了，并且寄来了最近的照片。这一下，哄动了整个医院。大家兴奋极了，把信和照片按床轮流传着看。大家看了又看，关心地议论着。有的人高兴地说：“毛主席胖了！”有的人却说：“没有胖，恐怕是工作太忙了——毛主席可别要太累了啊！”但另外也有人说：“咱们这么大个国家，每天该有多少事情啊，毛主席怎么也不肯休息的！”……
总之，志愿军英雄们在负伤休养中，也在关心着国家，关心着自己的领袖。
（王乃壮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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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信箱
我们欢迎我们的教授进一步地改造自己
我们北京大学工学院有一位教授，在数周前教“变压器设计及制造”时，讲到“电机制造厂的组织”，一点也没有涉及祖国的实际情况，一点也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搬弄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一套制度。他说：工厂的最上层是董事会，董事会下面有经理、厂长，厂长下面有“监督”，再下面有“工长”，“工长”下面是工人。他还强调“工长”的重要性。讲了一个钟头，同学们有的听得发笑，向他提意见。但是他却说：“我想这些东西你们知道是有好处的，将来出去是用得着的。”“中国现在还没有什么规范。”“苏联的东西我不知道。”
我们青年学生毕业后都是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干部。我们的学校为什么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讲新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而偏要不加批判地硬搬美国帝国主义的一套管理制度呢？我们的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谁也不能忽视我们的工厂管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而这位教授还在教我们学习美国资产阶级野蛮地一层一层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并且强调骑在工人头上的“工长”的重要，这和我们新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是背道而驰的吗？
我们的工厂组织、工厂管理的材料，和介绍苏联先进经验的材料，在书籍、报纸、杂志中并不是找不到，我们的教师为什么对此熟视无睹，而恋恋不舍美国那一套落后的管理制度呢？这位教授讲课时，还时常夹杂许多英文。举例时动不动就是“AIEE”（美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如何如何。同学们听起来很刺耳，给他提了许多意见。经过提意见后，他已开始改用中文讲课了。同学们热烈欢迎他这种改进，并迫切地希望他在这次京、津大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中，在各方面有更大的进步。
北京大学工学院 关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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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抗美援朝工作简评
橱窗宣传工作应该经常化
橱窗宣传是爱国的店员和工商业者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一种新的创造。现在全国各主要的大、中城市都已经推广了这一工作。许多商店橱窗中陈列的抗美援朝宣传图片和模型，每时每刻地在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据武汉市统计，四个月中橱窗宣传的观众约有三百万人。北京市西鸿记布店统计，最近三个月参观他们的橱窗宣传的人有十八万。
但是，目前橱窗宣传工作最大的缺点是不能经常化。例如北京市最热闹的街道之一——大栅栏，七月份八十八家商店中有七十六家搞起了橱窗宣传，到十月初只剩下二十六家了。有的商店虽然还在搞橱窗宣传，但材料已经陈旧，早已失去宣传意义。如北京崇文门内大街建春茶庄，现在已到冬季，但他们的橱窗里还在表演“抗旱种棉”的活动模型。
为了使橱窗宣传工作经常化，我们建议各地店员工会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作为自己经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地工商联合会和美术工作者，也应予以支持和协助。一方面要教育店员并说服和动员工商业者，使他们明了爱国宣传是经常的工作，不要犯冷热病；另方面要建立一定的组织，指导店员与工商业者在每一时期选择适当的宣传题材，并帮助他们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同时防止产生宣传内容不正确的东西或产生铺张浪费现象。北京、武汉两市店员工会，都举办了训练橱窗宣传人材的店员业余训练班。上海、长沙等地店员工会按系统成立了橱窗宣传工作组，具体领导橱窗宣传工作，并在全市组成评奖委员会，评选橱窗宣传工作的模范单位，予以表扬奖励。许多城市的商店把做好橱窗宣传工作也列入了爱国公约。这些，都是使橱窗宣传经常化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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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我们要活下去！”摄制前后
——日本进步电影界为保卫和平而斗争
日本的电影事业，也和其他日本人民的文化、经济事业一样，几年来遭受了美国占领者严重的摧残。去年日本影片发行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给美国电影占了去。今年日本全国所有的头轮电影院，几乎全部被美国电影独占了。美国占领者更派军队围攻日本的电影企业，镇压和驱逐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解散工会组织。日本电影界的最优秀的分子都被他们解职了。剩下来的日本电影事业，也只允许拍摄一些和美国电影一样的宣传战争、宣传荒淫堕落生活的影片。
但是，日本人民和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对美帝国主义挑拨战争与摧残日本文化的野蛮行为进行了强大的反击。日本广大观众有组织地去看出现在某些影院中的健康的电影，进而发展成为从群众中募集零碎资金来摄制和发行进步影片的运动。今年六月间制成的日本影片“不，我们要活下去！”就是这样完成的。这部影片描写的主人公，是在东京过着最悲惨的生活的日本失业工人——失业和半失业工人在日本有一千八百万之多啊！——它代表着日本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统治的愤怒和反抗。
这部电影是日本的进步剧团“前进座”和电影工作者合拍的。他们没有资金、没有摄影机和录音机，也没有制片厂。他们在全国人民大众中间，以零星的出资和捐募来凑集资金。器材和舞台都是借用的。“前进座”的演员们，更利用他们公演的休息时间穿着戏装向观众募款。日本人民热烈支持了这一正义的斗争。广大工人、农民五元、十元地为他们凑集资金。东京饭田桥的日本工人，用业余劳动的收入为拍摄这部影片捐款。女学生们捐出她们节省下来的学习费用。一个敬老会的老太太，每天从孩子的洗澡费里节省下钱来捐出。拍摄这部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和演员，制片时只取膳食费，薪金都是在影片上演以后由收入中支付的。他们经过无数的困难来从事编剧和摄制工作。他们从日本失业者最下层的日佣工人生活中去找题材。他们不断地和检查当局进行斗争，还遭受了反动当局的种种阻扰，例如在五月十二日，“前进座”同人的集体住所就曾被一千多名警察搜查。但是，在广大日本人民的支持下，这部电影经过三个月的奋斗过程，终于摄制成功了。
这部影片制成后，日本全国所有影片经理公司和电影院都曾因怕受牵连而不敢放映。但是，由于日本全国电影群众团结协议会和广大观众与群众团体的要求，终于争取在今年夏天在日本全国二百家电影院开始放映，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应和称赞。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虽然想抹杀它的成就，但也不得不承认它是本年度的第一级作品。
日本人民用自己的手放映了自己摄制的影片，在每次放映时，都召开了保卫和平大会，发动了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签名运动。
日本人民和日本进步电影工作者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把电影当作战争工具的正义斗争正在继续进行。他们准备在今年内完成第二部作品，并发动了建立日本人民的电影制片厂和呼吁摄制“保卫和平的影片”的运动。
日本全国电影群众团结协议会，日本东宝劳动组合（按：东宝是日本最大的电影企业之一）和日本进步剧团“前进座”，曾分别写信给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以及中国全体电影工作者、中国的电影观众和中国人民，报告他们的斗争经过，呼吁全世界进步人民的援助。他们英勇地宣告：“无论敌人的攻势如何强大，我们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解放亚洲的斗争鼓舞之下，一定会担负起驱逐帝国主义者退出日本的斗争的一份责任，更进一步结合人民群众争取和平的斗争力量，在争取摄制进步影片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是的，日本人民和日本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正义斗争必然会获得胜利的，我国人民和人民电影工作者对这个斗争表示正义的声援。（附图片）
“不，我们要活下去”影片中失业工人毛利修三的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