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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答杨绍萱同志〔注〕
艾青
我们不是谈群众创作
在我们的戏曲改革工作中，存在着一种严重地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通常叫做“反历史主义”，就是当处理历史题材和古代民间传说的时候，把许多只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的人物和事件，拉扯到现代来，加以牵强附会的比拟，或是把只能产生于今天的观念和感情，勉强安放到古代人物的身上去。因此，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就出现了似古非古、似今非今的混乱现象。今年夏历七月节在全国各地涌现了许多这样的神话剧，有的把牛郎织女写成被贬下凡尘后，经过了劳动改造，成了劳动英雄回到天上去；有的是因为牛郎织女劳动观点强，二人订下盟誓，自愿一年见一次面；有的戏里牛郎穿工人服，织女穿学生服；有的以为原有的神话故事的主题不够积极，就在剧本里编造了许多新的情节，用以影射当前国内外的形势。我在
“谈‘牛郎织女’”一文中，一方面指出这些混乱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对处理神话剧的建议。因为这种混乱现象假如不加以克服，要产生好的神话剧是很困难的。
杨绍萱同志认为我是想把“人民戏曲文艺运动连根子都拔了”。这罪名也太大了。
杨绍萱同志指出，中国工农群众自从政治上获得解放后，“他们才真正有了文艺运动和戏曲改革运动。从而土地改革也好，抗美援朝也好，便就着各式各样的故事，处理成歌曲、小说、以至剧本而演出于舞台。这些作品，不管是文艺修辞或艺术形式，不消说有若干是很幼稚的和很简陋的。这在封建士大夫或资产阶级文学家们看来，会觉得是很粗俗的、很可笑的，以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这个运动越发展，他们就越不满意。”
这段话的意思不外是两种：戏曲改革是群众性的运动，对于他们的创作应该爱护和尊重；对目前的戏曲改革运动，不要用封建士大夫或资产阶级文学家的眼光来评判。
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是谈群众创作的问题。我们谈的是像杨绍萱同志这样一个对中国戏曲改革工作负有行政职务的人对待民族遗产、创作方法以及文艺批评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对某个小学的恳亲会的节目或是某个工人业余剧团的表演发表意见，我们是对像杨绍萱同志这样的专家的作品发表意见。假如杨绍萱同志把对自己作品提意见的人都看做是敌人，凡是对自己的作品有所不满的都是封建士大夫或是资产阶级文学家，这除了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之外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
“变样儿”
杨绍萱同志说：“要动就要变样儿，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历史与革命就是这样无情，它是不管你是什么‘为文学而文学、为神话而神话’文学家们愿意不愿意，它是一股劲儿在那里变……”
我们不是国粹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我们主张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也主张对所有的民间传说加以整理和改编，但我们也主张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民间传说无论是整理和改编都必须采取慎重的、严肃的态度。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极端轻率的、任意宰割的作风。
杨绍萱同志主张“变样儿”，我们完全赞成；但我们却要研究一下杨绍萱同志把“牛郎织女”这个神话变成了什么样儿。
杨绍萱同志在他的“新天河配”里“创造”了许多东西。他借这个神话宣传“保卫世界和平”。在他的剧本的十七场中，有十场是关于鸱枭与和平鸽之间的斗争。他说：“鸱枭只是涵蓄一般性的破坏分子，破坏人家的美满婚姻，破坏生产关系，亦即破坏生产，是封建主义的帮凶，自然里边也可能有帝国主义‘杜鲁门’。”
杨绍萱同志的理论是：“在伟大的人民革命时代为什么就不许‘借神话影射现实’而加以创造呢？”他又说：“你说神话不能影射现实吗？我说能的。你说不能借神话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等吗？我还是说能的。这个微不足道的‘新天河配’就是他的铁证。”
杨绍萱同志显然是说他做了的就是对的。这未免太不谦虚了。
我们暂且不说古代既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土地改革，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我们也暂且不说借神话来宣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是否合适。我们不妨看看杨绍萱同志是怎样宣传“保卫世界和平”的。
杨绍萱同志借鸱枭与和平鸽之间的斗争，来影射帝国主义阵营与和平阵营之间的斗争。这里，无论鸱枭也好，王母娘娘也好，都没有任何可以表现帝国主义性质的凶恶的侵略和压迫，鸱枭不过是受长老的供以神位的条件，到牛郎家去扰乱，使“家宅不安”（这在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现），王母娘娘不过是要织女不下凡嫁给牛郎，如此而已。而这场斗争，是由于长老没有被邀请去喝喜酒所引起的。这斗争不等于是儿戏么？难道帝国主义是这样的么？这个关系全人类命运的斗争，在杨绍萱同志看来，只要织女的一支“宝箭”，一只“宝梭”，也就解决了问题。这不是拿政治开玩笑么？杨绍萱同志提出了何等庄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回答却又是何等滑稽！
杨绍萱同志就是这样地，把原有神话的主题和情节都“变样儿”了。并且把原来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悲剧，改成了喜剧。大家都知道，原来的神话故事是结合了天上星象的变化而构成的，牵牛星与织女星只能一年相会一次，现在牛郎织女既然团圆了，这个神话故事就完全丧失了根据。
我所说的“完全成了另外的东西”，就是指像杨绍萱同志这样的把原有神话一脚踢开的，所谓“一股劲儿在变”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但是破坏了民族文化的遗产，也是把我们当前的政治斗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了。
艺术呢？魔术呢？
杨绍萱同志的创作方法，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在他的创作里，人物既没有一定的性格，也没有一定的思想。一切都跟着他自己的天真的构思和设想而打转。
杨绍萱同志在他的“新天河配”里，宣传反对迷信的思想，当牛郎哥哥说“总要选一个好日子”的时候，牛郎的嫂嫂说：“你还是有点迷信，那天也不如今天好。”当舅爷把长老赶出来的时候他说：“你这老迷信，现在要打倒……”这种反对迷信的思想，就连靠迷信吃饭的长老也有，当他向王母娘祷告的时候，他说：“王母娘娘那儿会说话呀，我拿着王母娘娘骗人，我可不能骗我自己……”
但在剧本里，王母娘娘出现了，王母娘娘既然是迷信者所供奉的偶像，她怎么又真的能下凡呢？她怎么又能把织女从人间捉回到天上去呢？杨绍萱同志是先向群众宣传应该反对迷信，再又向群众宣传
“神是的确存在的”。难道不是这样么？
在杨绍萱同志玩弄魔术的笔下，这个王母娘娘一下神通广大，一下又会变成毫无办法。当她要下凡捉织女的时候她可以不带一兵一卒亲身把织女捆绑回去；但当老黄牛告诉牛郎“你到了清水池边，看见岸上白罗衫儿，抢到手中，织女便不能上天，王母赶来，也就无济于事了”的时候，她不是毫无办法么？这个剧本的结尾是说鸱枭被捉住，牛郎织女团圆，这个王母娘娘不也是毫无办法么？
至于织女，当牛郎要救鸽子的时候，她说：“这里现有弓箭，此箭乃用神针造成，百发百中”；但当牛郎射了鸱枭之后，她马上又说：“此事不好，”“那鸱枭乃王母所养，此番中箭，必去哀告王母，倘那王母下得天来，只怕你我夫妻就要被她拆散了哇。”而当她被王母囚禁的时候，身上又有了“宝梭”，托鸽子带给众姐妹为她织天罗地网，把鸱枭捕捉起来。
杨绍萱同志编造了一个“老黄牛和破车”结婚的故事，用以象征“生产手段和劳动工具”的结合，他借长老的嘴，赞美自己的“创造”：“这倒新鲜。”
这件事虽然“新鲜”，但却也很困难。老黄牛和破车的关系虽然很密切，却不一定会有什么感情，因为破车对老黄牛无论如何只是一种莫奈何的负累。当牛郎织女结婚那天，牛郎嫂嫂突然说：“真是的，你总惦着那老牛破车，就那么办，今天叫老牛和破车也结婚，你们后边换换衣裳。”
就是这同一个嫂嫂，在他丈夫提出要给牛郎娶媳妇的时候，她曾说：“兄弟的终身大事，可不能麻胡，那得向他商量商量，问问他的意思才行。”现在她在这个能念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老黄牛和破车面前，却连一点民主也不讲了，索性下一道命令叫它们结婚。当然老黄牛和破车是不会有什么抗议的，因为这一切原不过是一些天真的笑话而已。
杨绍萱同志的所谓“创造”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创作作风是七拼八凑的，所以里面矛盾百出。他
“创造”了这样的一些人物，像哈哈镜里所照的脸形，一下拉长了，一下又成了扁的，一下万能，一下束手无策，一下讲民主，一下又主张包办婚姻。我们可以想像得到，杨绍萱同志在创作时，存在着许多矛盾心理：他想写神话故事，却又怕宣传了迷信；写了反迷信，情节不能向前发展了，还是要请菩萨下来；他想写爱情，却又怕被讥为“儿女之情”，于是提倡生产，把生产工具发展史、生产手段和劳动工具的结合都安放进去；这还不够，怕不能结合当前的现实斗争，于是想到应该写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等。于是艺术成了魔术，里面好像什么都有，结果是什么也没有。
“新涵义”、“新语言”
杨绍萱同志随便地引了一段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在处理“神话剧历史剧运用新语言和新涵义”的理论根据，我是看了几次也没有看出马克思的话和他的创作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的。
杨绍萱同志在写作时所采用的语言，是最混乱的语言。在他的剧本中，掺杂了拙劣的旧诗词，庸俗不堪的陈词烂调，不必要的土话，以及许多文法不通的所谓“新语言”。这里顺便举几个例子：
我，牛大郎，务农为业，父母下世，剩我兄弟
二人，娶妻田氏，倒也贤惠（恐系慧字之误），
只有兄弟尚未婚配，叫我十分挂心……
前面说“剩我兄弟二人，娶妻田氏”，人们会以为两兄弟合娶一妻，后面说“兄弟尚未婚配”，成了矛盾。当然杨绍萱同志的意思是指弟弟还没有娶妻，但这里的两个兄弟实在把人给搞糊涂了。
柳阴中燕双飞风光如画
田园内俱都是禾黍交加好一个“禾黍交加”！
郎君靠着老牛破车，一年四季，辛苦劳作，支
持了这个过活…… “支持了这个过活”不知是什么意思？其他如：“专向人家闹糟糕”、“女呼娘来泪如梭”、“恩爱好比春之花”、“天配良缘好快哉”……实在叫人看不下去。
把这种语言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驱逐出去吧！
杨绍萱同志所说的“新涵义”又是什么呢？
杨绍萱同志在剧本中夹进了许多生硬的说教。剧本一开始就说：“男耕女织务农桑，春种秋收四季忙，饱暖全凭劳力取，卫国兴家得自强。”牛郎上场时说：“雄鸡知报晓，老牛能拖犁，男儿须立志，莫负少年时。”牛郎向织女求爱时说：“只是你要同我兴家立业。”牛郎哥哥从地里回来说：“今年粮食吃不了，我们国富民强属第一。”织女赞美鸽子时说：“……他在人间立功劳……志量光明达云霄……”读杨绍萱同志的这些说教，真使人产生回复到清末民初的感觉——太过时了。我们不知道杨绍萱同志所歌颂的究竟是什么时代？
杨绍萱同志就是这样粗暴地处理“牛郎织女”这个民间传说的。
“乌鸦”和“喜鹊”
杨绍萱同志说：“真正模糊了原来神话的线索，特别是模糊了意义，不是别人，而恰恰是艾青自己。”老实说，我没有像杨绍萱同志那样大的胆量和“创造”的才能。为了研究这个神话传说，我看的东西虽然不多，但像杨绍萱同志文章中所提到的材料也都看过。我所引的故事，也是从别人的著作中抄下来的。这并不是我想卸什么“模糊了原来神话的线索”之“罪”，只是我不敢掠他人之美。
杨绍萱同志说我“把天帝剥夺劳动人民婚姻自由的罪行写在了乌鸦的账上，即把反动统治者的罪行他亲笔转写在人民的头上”，“放走了敌人，加罪于人民”。我竟犯了弥天大罪！但是我想原来故事里的乌鸦，指的并不是人民。拿乌鸦当人民或是拿人民当乌鸦的是杨绍萱同志。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乌鸦是比拟灾祸的。乌鸦衔天帝之命，通知牛郎织女，是一种狗腿子的作用。
杨绍萱同志说：“喜鹊搭桥使牛郎织女能见面”是“王母娘娘圣旨钦定的”。又说：“如果说喜鹊或百鸟象征群众的话，那么这种群众是在受着王母封建主义的奴役呀。这个神话不明明是烙着封建阶级的烙印吗？由此可见，艾青所喜爱的神话，所欣赏的所谓‘优美’‘极美’等等，那里边是充满着人民的痛苦呀。”杨绍萱同志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欣赏着人民的痛苦。杨绍萱同志刚才把乌鸦当做人民，现在又把喜鹊也当做人民。能处处想到人民是好的。但喜鹊搭桥是由王母圣旨钦定，这也只是杨绍萱同志的解释。我的看法倒以为喜鹊同情牛郎织女的悲剧命运，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搭桥使牛郎织女相会的。所以有的传说中说喜鹊在七夕后头上脱毛。而杨绍萱同志却把喜鹊改成了和平鸽，从此
“鹊桥相会”成了“鸽桥相会”了。
杨绍萱同志的逻辑
杨绍萱同志三番四复地提到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意思就是说他是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的。事实却并不如此。杨绍萱同志对处理神话剧的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论的。他的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理论和他所运用的思想方法，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实事求是，而杨绍萱同志却处处显得不老实。
杨绍萱同志对待文艺批评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以为自己写了抗美援朝，谁批评，谁就是反对抗美援朝；写了保卫世界和平，谁批评，谁就是破坏世界和平。因为我在“谈‘牛郎织女’”一文中，轻微地提到了杨绍萱同志的创作，杨绍萱同志封给我多少的称号啊：“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神话而神话”、“封建士大夫”、“资产阶级文学家”、甚至“为杜鲁门服务”、“资敌”，真是罪该万死了。这当然只是杨绍萱同志的逻辑，这种逻辑，在革命阵营里是不流行的。在革命阵营里，任何工作都一样需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取得进步。即使批评的人再多么“低能无知”，也不妨“倾听”一下。“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我对戏曲本来是外行，但当我看了一些奇特的“创造”而不能自己的时候，也就大胆提出一些意见。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希望杨绍萱同志能学习一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诫”的宽大风度。这对你的工作是会有好处的。在作战时，我们是反对浪费子弹的，因此我们对没有瞄准敌人的射击可以提意见；我们是爱护民族遗产的，因此假如有人在敦煌壁画上涂上一些标语，我们也要反对。我们就是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自己并使自己日益坚强、日益壮大的。像杨绍萱同志那样，为了有人提到了他的作品的错误和缺点，马上暴跳起来，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样子，显出了无比的混乱、烦躁、愤怒，实际上已经开始丧失一个革命者最起码的品质了。希望杨绍萱同志能及时警惕一下。〔注〕作者的这篇文章是为答复杨绍萱同志企图辩护他在戏曲改革工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而作。杨绍萱同志原文“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载十一月三日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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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山西省委员会领导秋季爱国丰产运动的经验
今年六月，山西省各地有不少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将政治斗争任务和作好农业生产工作对立起来，准备放弃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而专门领导政治斗争。例如中共榆次县委认为：“搞不好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千年绊脚石。至于生产，今年耽误了，明年还可以搞。”特别自从山西全省展开大规模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普遍提高，很多干部更发生了错觉，认为：“政治搞好了，生产自然会好起来。”“生产不用领导，群众也能干起来。”在这种片面思想支持之下，全省不少地区的农业生产一度陷于自流状态。
中共山西省委为了保证爱国丰产计划的实现，针对干部的错误思想，及时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在党内外开展了反对忽视领导农业生产的思想斗争。为此，曾在山西日报上著论重申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生产季节，准确掌握以农业生产为农村工作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指示，严格批判
“生产自流论”的错误观点；并阐明生产工作必须与政治工作密切结合的道理。
二、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全省抽调县级以上干部二千一百余人，组织了强大的农业生产检查团，由各级负责干部亲自率领，深入区、村进行检查，并帮助当地工作。
三、以县、区为单位，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传员代表会议，以及互助组（包括互助组长、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等）、青年、妇女、民兵等各种代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对生产工作普遍进行了检查、动员和布置。参加以上各种会议的代表，全省有十万余人。这批力量对扭转生产领导的自流现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以上各种会议的代表回村之后，在群众中积极展开活动：一方面继续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政治教育；一方面以身作则，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展开检查与修订爱国公约的运动，把爱国公约作为推动爱国丰产竞赛的有力武器。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爱国丰产竞赛的高潮。全省有二千五百个农业互助组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有十五万个农业互助组相互展开了爱国丰产竞赛，超过了夏季竞赛的规模，保证了今年丰产竞赛计划的实现。全省有三千七百万亩谷物较往年普遍多锄一遍，一千余万亩玉茭、高粱大部上了追肥。为了消灭蔓延着的棉蚜灾害，有一百二十余万农民群众卷入了扑灭棉蚜运动，将三百余万亩耕地面积上的棉蚜全部扑灭。使群众相信了科学技术的力量，相信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相信了生产必须领导的道理。为了防汛保苗，各地都注意进行挑挖渠道，加高堤岸，作好闸堰的工作。在汛期内完成重要的防洪工程四十余处，挖蓄水坑七万八千余个，排水渠二万二千六百余条，沿河防洪造林一百七十万株，大大减少了雨涝成灾的可能性，今年的水害已比去年显著减轻。
由于各地在爱国丰产运动中普遍注意了爱国主义的政治宣传，使绝大多数互助组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并且成立了读报组。经过政治宣传，农民对工农联盟、城乡互助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对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如棉、烟叶、麻等）的积极性提高了；而且更加注意了提高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目前秋收已结束，除受灾地区外，一般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丰产计划。有些农民创造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榜样。如曲耀离的水地棉花，每亩收到九百二十斤籽棉；温国思的水地小麦每亩产七百一十五斤；赵德宽旱地玉蜀黍每亩地产九百三十斤；邵双合的谷子每亩平均产八百四十五斤。
根据这一段的运动看来，把分散的农业生产者组织起来，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除了提高干部政治思想水平，并在群众中进行爱国丰产的宣传外，还必须善于运用以下组织形式：
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并以人民代表会议为中心，运用各种专业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去发动群众。山西的经验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因为出席各种代表会议的代表，都是由各村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他们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可以经过他们集中群众的意见、创造和经验，又可以经过他们去带动分散的群众一块去为实现党与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而斗争；这样，干部缺少的困难也可以解决了。
二、把代表会议的形式和爱国公约的形式联结起来。这就是要运用爱国公约去组织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农民群众。各种代表会议的代表要以身作则，把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精神，贯彻到爱国公约中，以便把广大农民群众的行动统一起来。
三、充分发挥“组织起来”的作用。对一切临时的、小型的或长年的而且计划性较好的互助组，党和人民政府都应该加强领导。经验证明：通过参加互助组的群众去推动分散的个体农民以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是很有效的办法。
四、发挥党的宣传网的作用。组织宣传员到处展开宣传鼓动工作，及时地表扬群众中好的典型，揭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指出改正的办法，以便把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生产工作前进。
山西许多先进地区的经验证明，上述各项组织形式如能很好地联系运用，就能够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领导原则；但目前大多数干部仍然存在着经验主义的偏向，必须用以上新的经验，不断地批判这种错误的倾向，才能有效地改进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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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学习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
中共山西省委领导秋季爱国丰产运动的经验说明，地方党委要加强对生产工作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就必须和在农业生产领导中的一切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引导农业生产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密切注视每一时期农业生产运动的特点以及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主要问题，定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山西省委在发现了干部将政治斗争任务和作好农业生产工作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后，当即集中力量，广泛地运用人民代表会议等各种组织形式，并组成了规模很大的宣传队伍，向农业生产领导上的错误思想展开了斗争，从而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水平，保证了秋季丰产运动的继续前进，超额完成了农业生产的任务，并在运动中出现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榜样。但是，有些地方现在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忽视对爱国丰产运动的系统领导，某些党的领导机关整天陷在事务主义的泥坑里，纠缠于枝节问题，不掌握情况，分析问题，找不到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或者找出了主要问题而不能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其结果使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也就完全落空。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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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监督检查婚姻法贯彻执行的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以来，由于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各级干部的努力执行，已收到显著的成绩。大批的男女因获得了婚姻的自由，提高了生产和工作热情，积极地参加了各种生产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活动；但另一方面也由于过去长期的封建统治，封建制度在一部分群众及少数干部思想中还存在着残余的影响，阻碍了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如有的干部对男女为婚姻自由的斗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不予积极帮助，甚至有的干部进行直接的干涉与破坏，以致还有不少地区特别在农村中仍不断的发生妇女被逼自杀或被杀的现象。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加以重视，认真处理。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已经发布了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一年来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虽有的对婚姻法的执行情况作过某些重点地检查；但一般对婚姻法的贯彻执行情况，有计划地组织监督检查注意的很不够。对执行婚姻法中，某些违法失职的机关和工作人员，例如对正确的结婚、离婚不予支持和帮助，或拖延不予处理，甚至对干涉破坏或作错误处理的事件，亦未认真的检查与纠举。因此，未能通过监督与纠举工作，对某些工作人员的残余的封建思想进行批判教育，以提高他们对婚姻法的认识，从而使婚姻法能更加顺利和深入的贯彻执行。
因此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必须认真地学习和讨论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充分地认识执行婚姻法的重要意义，推动各级政府组织对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并纠举其中违法失职的机关和工作人员。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应将此项工作做为经常的工作任务之一，有计划地进行重点的监督检查，通过监察通讯员密切联系和发动群众进行监督，对执行婚姻法的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必须予以纠举与适当惩处；同时对能认真贯彻正确的执行婚姻法的机关与人员，必须予以表扬，以教育与鼓励干部推动该项工作。并且要很好地进行宣传和教育，以加强和保证婚姻法的贯彻实施。
向以上希即研究执行，并望将情况和经验，随时我们报告。
主任 谭平山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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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各地普遍展开婚姻法的宣传教育
中南各地普遍展开婚姻法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各地民主妇联、司法部门、法院等负责人，在各种会议上，做了婚姻法的专题报告，并组织干部和各界代表进行学习。湖北、河南大部分县及其它省一部分县的有关干部，并把婚姻法作为当前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湖南省、江西省、武汉市及各省部分专区和县的有关部门，在学习婚姻法以后，都派出检查小组分别到各地巡回检查。
各地在贯彻执行婚姻法中，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湖北省武昌县五里界区、沔阳县城关区和江西省信丰县安息区开展婚姻法宣传后，在八、九、十三个月中自由结婚的有三百五十三对。其中有遵照婚姻法的精神，解除了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后再结婚的；有寡妇改嫁的。人民政府干部就运用这些事例，向群众宣传。江西信丰县安息区有五十五对青年男女十月十五日在该区区政府礼堂集体结婚；区政府负责人在当地居民来观礼的时候，宣传婚姻法；新郎、新娘也自动向来观礼的群众说明自己自由恋爱的经过。这种宣传方法收效极大。广西平乐县月盛村有一对曾替地主做了十年牛马的长工和丫头在农会主持下，在该村庆祝减租退押胜利大会上举行婚礼，扩大了婚姻法的影响。湖北省松滋县与湖南益阳、衡阳、华容等县召开了婆婆会、青年会、妇女会和男农民会，结合当地真人真事，讲解婚姻法，使很多男女群众认识到旧婚姻制度的罪恶。松滋县永兴场乡黄老婆婆，在会后第二天，就把他的“童养媳”亲自送到农会，并送她一套衣料，一担谷子，让她回娘家。湖北的黄冈、浠水、天门等县，河南的鲁山、商邱等县，运用鼓词、快板、漫画、黑板报等形式，通过农村剧团、民校、冬学开展婚姻法的宣传工作。黄冈县琳山河区的妇女把自己过去遭受封建婚姻压迫的情形编成歌子到处宣传，启发妇女积极起来向封建婚姻制度斗争。很多地方还采用了就案宣传的方法。湖北省的礼山县、湖南省的武冈县，都曾召开过数千人的审判大会，把杀害妇女的凶手当场执行枪决。人民政府和民主妇联的负责人在会上讲话，具体揭发旧婚姻制度的罪恶，这对群众的教育意义很大。（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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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人民健康，为人民军队的健康而努力工作！
——纪念白求恩大夫逝世十二周年
叶青山
编者按：今年十一月十二日为国际友人白求恩同志逝世十二周年纪念日，白求恩同志，受加拿大与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到达延安，同年六月赴晋察冀边区抗日前线，在医疗设备与技术条件极度困难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手创模范国际和平医院（即现在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与白求恩医科学校（即后来的华北医科大学）。他以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亲临前线救治了大批伤员。在他的教育和模范行动影响下，培养了大批的医疗工作者。在十八个月的工作中，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白求恩大夫逝世以后，在人民解放军和各个解放区，都曾掀起了热烈地学习白求恩大夫的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我国人民大革命已获得了光辉的胜利、我国人民抗美援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的今天，我们来纪念白求恩大夫、学习与发扬他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更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我们现在发表叶青山同志的一篇文章。叶青山同志原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现任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曾和白求恩大夫共同工作了十八个月。
今年十一月十二日，是我们亲爱的国际友人——伟大的白求恩大夫逝世十二周年纪念日。
我同白求恩大夫一起工作了十八个月。十八个月后，他就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在当时的抗日战争最前线——晋察冀边区。他在工作中表现了高度负责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大小事情，只要伤病员需要，只要对伤病员有利，他就不辞一切辛苦去完成它；并耐心地把自己的高明技术和丰富经验教育我们，改进我们的卫生医疗工作，使我们当时卫生医疗工作迅速地得到改进和提高。这样崇高的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的伟大榜样，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
自从我们全国人民为反对美国侵略、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而发起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以来，全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也积极地投入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中。纷纷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组织志愿手术队、防疫队，离开家乡，走出安适的医院、学校，穿上志愿军的戎装，奔赴朝鲜战场。他们在朝鲜前线，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积极地支援着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全国医药卫生工作者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我全国人民医药卫生工作者执行了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学习白求恩大夫国际主义精神。毛主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员每个都要学习他这种精神。”所以，我们要把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我们自己的事业。这是人民中国的医药卫生工作者无上的光荣。我们要珍惜它，发扬它。因此，我们丝毫不能骄傲自满，不能散漫松懈，而要更普遍地更深入地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得到国际主义精神的实际教育。
在抗美援朝最前线的同志们，要在战争中更好地锻炼自己，一切服从战争的要求，一切服从伤病员的需要。白求恩大夫说：“纵然不到前线救护，至少应在途中迎接伤员。”这就是说要懂得：在前方要争取早一分钟施行手术，要争取抢救每一个伤员——就是增加了抗美援朝的有生力量。在后方工作的同志们，要积极参加增产节约捐献武器的运动，认真订立爱国公约，加倍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为了祖国的需要，随时继续准备组织更多的志愿手术队、防疫队去支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争取中朝人民反侵略战争胜利而努力，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这样，我们前方后方一条心，一个方向，一个目的，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就无穷无尽，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为数不少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热烈地响应政府的号召，踊跃地参加国防军的卫生建设。为祖国保卫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健康而服务。因为他们知道：在人民的中国，为自己的军队健康而服务是最光荣的。因此，他们到部队里去工作以后，并不认为部队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差，会降低自己的“正式大学毕业生”或“技术高明”的身份，并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相反的，他们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因而，他们安心而积极地工作着，献出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来解除伤病员的疾苦，提高部队的技术水平。因为这样，也迅速地提高了他们自己的技术和政治觉悟。他们很快地就跟伤病员、跟部队同志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正因为这样，一方面部队工作同志得到他们的帮助，提高了自己的技术，另方面他们习惯了部队的生活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更感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要求和部队同志一样。如一位专家大夫说：“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用飞机请我也不去，今天穿上了人民军队的军装，我感觉到最光荣。”这就是人民热爱自己的军队，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实际表现。这就是白求恩大夫所说的：“我们必须为了千千万万人的幸福与昌盛而运用技术，而不是为少数人去致富。”如果，有的人有了技术只计较个人的得失，而不用来为人民健康服务，为自己的军队健康服务，那是辜负人民对他的教育和希望的。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对他进行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样，才能整齐我们的步伐，才能保证国防军卫生建设不断地得到全国医药界的支援，才会更迅速地开展国防军卫生建设，使人民军队指战员的健康获得充分的保证。
医药卫生工作者们！我们祖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不甘心朝鲜战场上的失败，正在加紧重新武装日本，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祖国的安全，也威胁着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会词中明确指示我们：“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更好地发扬和学习白求恩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苏联最先进的医学经验、军事医学经验；才会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在朝鲜战场上作出更好更大的成绩。这才是我们纪念白求恩大夫逝世十二周年的实际意义。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一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祖国人民健康，为人民军队健康而努力前进！（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