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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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各级党委
加强购棉工作的政治教育
编者按:加强对棉农的政治教育,发扬棉农的爱国热忱,自觉地把棉花售给国家,这是在购棉工作中党的组织应负的主要的责任。中共河北省省委及时地指示所属各级党委加强对棉农的政治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特摘要发表,供各地参考。
河北省是全国主要的产棉区,该省能否按照国家的预定计划完成购棉任务,对全国纱厂正常的生产,军民衣着的供应和物价的稳定有着重大的关系。因此,积极完成国家的购棉任务,乃是河北省当前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共河北省委为此于十月十二日发出加强购棉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认真接受已往的经验教训,本着对国家对人民切实负责的精神,作好宣传工作,以保证购棉任务的完成。
在宣传内容上省委指出:要结合棉农的切身利益进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农民从远大利益上来看目前的利益,要提高工农互助的思想,打破部分棉农不用钱不卖棉,看涨惜售,怕露富,怕借贷等保守思想和错误思想。为此必须向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民反复说明:(一)棉农种棉发家,是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大力扶植和奖励、帮助的结果。没有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没有合理的棉粮比价,没有粮田、棉田同等负担的政策,没有国家的贷款贷肥和及时领导棉农战胜灾害,就没有棉产的丰收,棉农就不会发家。因此,充分及时地供给国家用棉,供应纺织工业原料,是棉农对国家应尽的职责。积极把棉花卖给国家,就是热爱祖国的实际行动。(二)工农联盟,城乡互助,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策。农民应当供给工人以充分的工业原料,以发展工业生产;工人则应当供给农民以工业必需品,以保证人民生活的需要。工业发展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才能继续提高。因此,必须进一步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三)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强占台湾,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想从经济上窒死我们。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长期革命传统的河北省人民,一定要配合志愿军的英勇作战,展开热烈的售棉储棉的爱国运动,把棉花赶快卖给和存给国家,以支持国家的工业生产,更有力地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四)迅速出卖棉花给国家,对棉农本身是有利的,因为国家已委托各地合作社统一收购,价格合理,手续简便,节省时间,棉农不致受投机私商剥削。
除教育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外,同时要教育棉贩私商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强调要他们小利服从大利,个人服从国家。绝不允许私自抢购,哄抬市价,扰乱市场。
在宣传方法上:(一)产棉区党的支部,首先应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进行动员,打通党员思想,提高党员的政治认识,总结过去售储棉花的经验,具体研究目前全村的存棉情况与棉农的思想情况,订出发动群众卖棉的工作计划,并教育党员首先以身作则。然后,有领导地分头召开团员、宣传员、合作社员及妇女代表会议,进行充分地动员和讨论,打破顾虑,帮助他们作出卖棉计划。产棉区党的支部与宣传员,要把这一工作,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宣传员传授站应将购棉工作普遍进行传授。各级报告员向产棉区进行报告时,都应把动员群众卖棉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二)发动各产棉村从检查与修订爱国公约中,开展售棉运动。把售储棉花列为公约的主要项目之一;通过爱国公约的检查与修订,有效地推动购棉运动。(三)召开各种不同性质的群众座谈会议,说明道理,解除顾虑,启发大家回忆,发动竞赛。尤应开好家长座谈会与家庭妇女座谈会,发动他们和志愿军比爱国、比艰苦、比功劳的竞赛运动,推动售棉工作的开展。
省委最后指出:在宣传动员中,应注意防止强迫命令,防止提出过高的口号(如不留一斤棉等)。应是除掉自用的以外卖给国家。并应注意和当地经济部门密切结合,根据物资供应实际可能的条件进行宣传,不要盲目地“许愿”太多,结果实现不了,引起群众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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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谈写作
茅盾
鲁迅不相信“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一类的书籍真能解决问题。“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他又认为“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他并没写过“创作方法”或“我的写作经验”之类的专论,然而有许多宝贵的意见,散见于他的遗著中,是从事写作者的我们应当奉为指南针的。
这些宝贵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二类:
论思想意识与生活经验的;
论写作方法的,包括人物描写、炼字、炼句等等。
鲁迅曾屡次强调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如果不在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锻炼,就不可能获得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可能改变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他把那些一夜工夫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叫做“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这样的作家“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鲁迅指出:创作的基础是生活经验;而所谓生活经验是在“所作”以外也包括了“所遇、所见、所闻”的。“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叶紫作“丰收”序)他把“亲历”和“经历”区别清楚;他不主张把生活经验的意义缩小到个人亲身的所作所为,但也驳斥了没有生活作基础的“体察”。作家不必亲自去做贼而后能写偷,不必亲自去私通而后能写通奸,在这里,诚然有“体察”在起作用;然而“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因此,他劝告当时的有志于革命文学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作家,“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就是说,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坚决为人民服务。但他又告诫他们:在思想尚未成熟、生活经验尚未足够丰富的时候,不要生吞活剥,“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他就当时的客观条件,说明了暴露旧社会黑暗、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人物的作品在“当时”还有存在的意义,“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在这里,一针见血的话语是:“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而所以“必将觉得写完”,并不是“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再也没有存留了,而是因为作者的思想停滞不进,思想停滞就不能有新发见,不能有新发见,便会觉得“写完”。换言之,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如果不能改造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便不能对于新事物有锐敏的感觉,便会“到一个时候,必将觉得写完”,即使那题材是属于他所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鲁迅这个预见,到今天已由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再看鲁迅对于写作方法,人物描写等等的意见。
他在题为“不应该那么写”的一篇短文内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
在“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鲁迅指出:“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写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六、不生造除自己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鲁迅在此答问中,谦虚地说自己“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因而答问的第五条“看外国的短篇小说……”云云,是说他自己最爱看东欧北欧的作品,也看日本小说。但除了这第五条是个人经验,其他各条,可以说都是写作的金科玉律。从第一到第四,——这四条戒律,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容易犯的,不过犯的程度有深有浅而已。
把鲁迅的意见引伸起来,第一条“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是要我们熟悉多方面的生活,先了解全面而后深入一角;如果对于全面毫无知识,也就不可能深入一角。这个道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人们往往只求掌握他所要写的一角的具体材料,而认为此外的材料(或知识)都与他无关。这样做,可以写成一篇平稳无疵的作品,但不能保证这作品一定也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第三条“模特儿”云云,是说人物典型的创造的方法。鲁迅在别的地方又曾说:“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我是一向取后一种法的”。(“出关”的“关”)“阿Q正传”的“阿Q”就是现成的例子。第四、六两条,都是关于炼字、炼句、篇章结构之类的原则。在这方面,比较研究大作家同一作品的未定稿与既定稿,就是最有益的学习方法。
鲁迅屡次说,他不相信“小说作法”这一类的书籍。他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否认了写作(小说)应有法则,而只是反对那些穿凿造作、卖弄技巧,而实际是叫人钻牛角尖的所谓“作法”、“法程”一类的庸俗的书籍。他的答问,明明告诉我们:写作要好,必须谨守若干法则。这些法则,看去颇为简易、平凡,远不及“法程”或“作法”之类那样五花八门,“像煞有介事”,然而它们却是基本的原则,而且,如果不下苦功,也是一定做不到的。在这里,鲁迅又警告我们:写作之道,除了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下一番工夫,是并无其他捷径的!
(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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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容情地对敌战斗
许广平
在鲁迅逝世了十五周年的今天,我们来回顾他的一生,什么是他的生活中的特点呢?恐怕是他的不容情的对敌人的战斗吧!我们若看看他的一生,立刻就会联想起他那辛辣的,有如针刺,有如匕首般犀利的、扑向敌人要害的文字以及那些透露在文字里的精神。今天我们要向美帝国主义匪帮及其走狗们作斗争,我以为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现在还是值得提倡、发扬和学习的。
毛主席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不错,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硬骨头,以便为保卫我们的胜利,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而努力不懈地工作!
在五四前后,当封建传统成为中国民族生存的大敌时,鲁迅就站在反封建的最前线,成为勇敢的民族战士之一员。他提倡进化,批判复古,呐喊反抗,反对麻木,要国人改革自己的坏根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换货色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许多人所进行的思想改造,不进行这个思想改造,就不能保证我们民族能够健旺地生存。
“三、一八”前夜,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极其尖锐的时代,许多丧失民族意识的英、美、日帝国主义的走狗们都露出它的尾巴来了,鲁迅这时呼喊:“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他从“三·一八”惨案看出:“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他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鲁迅这时用自己的文字作武器,还联合青年们一起介绍苏联文学作品到中国来,以批判反动的东西,教育中国人民。而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渐成长起来了。鲁迅觉得要找生力军。“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作为民族的战士的他,这样说道:“请愿应该停止,继续战斗应该是革命。”他不能安静下去,现实主义者的鲁迅,到了厦门,不久失望了,就又转到广州。
目睹一九二七年血淋淋的大屠杀,目睹反动统治者背弃国共合作的盟言,他“被血吓得目瞪口呆”而离开了广东,并且“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因此,他勇敢地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自此以后,他的脉搏随着每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脉搏的跳动而跳动。他跟着时代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为着民族生存的需要而努力,出现在思想战线的最前线。
他剥掉军阀刽子手们的假面具,他打击帝国主义所豢养的卖国求荣的蒋匪帮,他经历了许多艰苦环境。这些艰苦环境反而把他锻炼得更坚实,更倔强,更勇敢。他的呼吸,他的喜怒,他的每一言动,无不贯穿着为了人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的思想。他二十一岁时的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说得最彻底,他至死不渝地实践了他的诺言。他是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好子孙的一人!从他临死前所说的话可以说明:“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他的确做到了为中国的进步和自由而战斗、流血的一个战士。不仅是他,近数十年来中国曾经产生了千千万万这样勇敢的民族战士!他们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参加保家卫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他们都有反抗压迫、追求真理为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决心。这是最勇敢的爱国主义者的最伟大的志向。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导之下的爱国主义者,才有这不可战胜的斗志和力量。 “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鲁迅认识到全国人民怒潮般一致要求抗日的思想,使他更加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病体,为了远大的目的而呼号。他响应了“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号召,无条件地加入了这个战线。而这革命的政党也即是中国共产党。这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早已完成,获得了胜利。现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各党派、各团体,加强团结,为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建设事业而奋斗。
今天中国人民日益强大,正如毛主席所说:使得帝国主义发抖。因此,帝国主义者嫉恨新中国,施展了各种卑污手段:造谣,陷害,诬蔑……。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霸占了我们的台湾。日本帝国主义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大陆的鬼计,已再度出现。美帝国主义者拖延谈判,破坏开城中立,暗杀,轰炸,横暴抵赖,但是他们的罪行已经清楚地暴露在全世界正义人民面前,正如鲁迅所说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不久以前,美英帝国主义者又在旧金山制造对日和约,企图扶植日本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以威胁我曾经多年遭受日本侵略的人民。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获得全世界人民支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容许美帝国主义者这种非法行为的;中国人民是不怕任何威胁的。他们懂得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彻底消灭美英集团的侵略,有赖于我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更加巩固与强大,有赖于我们与苏联友好互助。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方针、政策,也正是鲁迅生前所希望做到的事。毛主席亲自到莫斯科,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奠定了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我们倘若纪念鲁迅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以及拥护中苏友好的精神,则我们会更加满意于新中国成立才二周年就在各个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
为保障民族生存而努力不懈地工作的鲁迅,已经逝世了十五周年,在这十五年当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击溃了日本帝国主义与美蒋匪帮,中国人民已从黑暗走到光明,走到灿烂的五星旗帜之下。新的中国正在飞跃地成长,人民在伟大的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地团结一致,和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一道迈进,以巩固强大的国际和平民主阵线。新中国的路已经铺平、展开在我们前面了!百年来为争取解放、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战士们,连鲁迅在内,他们已经带领我们走过一段路程了,今后我们将更加勇敢、充满信心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的工作就是对他们的真正的纪念。(附图片)
照片上的文字为:“鲁迅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照于上海时年五十。”
北京鲁迅故居中的“老虎尾巴”(即他的书室兼卧房)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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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士—鲁迅先生
——发表在一部分报刊上的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文字摘要
在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之际,全国不少杂志和报纸都发表了纪念文字,对这位中国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战士的一生战斗事业,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对他的文化艺术方面的许多卓越贡献,以及对他的革命思想、战斗精神,作了比过去更多的阐明。
冯雪峰所作的回忆录“回忆鲁迅”(“新观察”三卷一期起刊登,尚未刊完)和新发表的“鲁迅生平及他思想发展的梗概”(“文艺报”四卷十一、十二期合刊),比较周详地叙述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在一九二七年以前,鲁迅的思想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的唯物论的思想。但进化论只是鲁迅的唯物论的理论基础,他的唯物论的更重要的现实的基础则是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的革命要求与斗争。鲁迅前期思想的价值,就正在于他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要求与战斗意志,反映了革命斗争的历史与革命的现实问题。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一切反动势力。他的战斗是猛烈的、坚决的、正确的。他这时期的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有本质的不同。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仍旧看重鲁迅先生前期那样的战斗事业及其思想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承认他的战斗对于革命的伟大功绩,和他的思想对于人民与人类的巨大利益。鲁迅后期的思想,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战士和思想家,是我们党的一个亲密的战友,并且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的一个最英勇的战士。
鲁迅的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理论遗产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关于这一点,在陈涌的“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刊“人民文学”四卷六期)一文中,作了一些扼要的论述。他指出,鲁迅的文艺思想是战斗的,是在和各种敌对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不断深刻、发展和丰富起来的。鲁迅所说的“明确的是非,热烈的爱憎”,就是他对待一切问题,尤其对待思想问题的原则。他深恶痛绝地、无情地打击了封建的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以及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动文艺思想,并且与各种错误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也进行了严正的斗争。
从革命内部思想斗争的意义来看,鲁迅对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斗争,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因为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文艺工作者又多是出身于这个阶级,它的思想在文艺领域内,影响也是很大的,甚至经常侵入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的阵营里。因此,反对这种思想便成为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一个经常的严重的任务。鲁迅在与这种文艺思想的斗争里,初步解决了中国文艺斗争中许多带根本性质的重大问题,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文艺与实际生活与群众斗争的关系问题,以及文艺的普及工作问题等。其后,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明晰的、彻底的、完满的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的初期,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认为,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和写出无产阶级的作品,是极其容易的事。不需要经过什么严重的改造,不需要经过思想、感情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不需要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只要一朝一夕“受了无产阶级的精神洗礼”,便万事齐备,即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和创作出无产阶级的作品来了。鲁迅反对这种论调。他认为要想作一个革命作家,首先便要作一个真正的“革命人”,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称那些一夜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为“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他认为这些人即是写革命,也最容易把革命写歪。在一九三○年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刚刚在组织上形成,即“左联”成立时,鲁迅便注意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年轻作家,使他们注意在思想上保持队伍的纯洁,首先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他着重反对了小资产阶级脱离实际“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坐在客厅里谈社会主义”(“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倾向;以及反对了作家自视特殊的倾向。鲁迅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多方面的熟悉生活,熟悉社会各阶级,熟悉敌、我、友。他曾经批评过那些不去研究敌人,对敌人无所知的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不知道敌人,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鲁迅在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上,也有深刻的见地。他主张“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使大众能懂,爱看,挤掉一些陈腐的作品。他深刻了解群众的欣赏习惯和需要,特别强调作品的故事性。对于旧形式的利用上,他将旧形式的使用与新形式的创造统一起来。他认为“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论旧形式的采用”),这些都是被今天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关于鲁迅先生在编辑出版工作方面的伟大贡献和对于青年作家的爱护和培养,臧克家的“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新建设”五卷一期),和韦丛芜的“回忆鲁迅先生”(“文艺新地”八期),野夫的“令人不安的回忆”(同上)的文章都作了一些记述。鲁迅在编辑出版方面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在他的一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总的业绩中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一方面对专门投机牟利,乌七八糟的出版商人,以及一些既图利又图名的“商定文豪”,自封的“作家”的无耻之徒进行了揭露,并对含有反动毒素的、粗制滥造的文艺书刊,施行猛烈的攻击,使青年群众和广大读者的思想得到保卫;一方面鼓励与扶持好的出版社或自己创办出版社,把健康的、有滋养的精神食粮供应给青年。
此外,何其芳的“学习鲁迅先生的工作作风”(“新观察”三卷六期)及陆万美的“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王瑶的“鲁迅和北京”(以上见“北京文艺”三卷一期)、陈汝惠的“鲁迅先生在厦大”、王西彦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以上见“文艺报”四卷十一、十二期合刊)、冯雪峰的“鲁迅跟少年儿童在一起”(“中国少年儿童”五十一期)、何春才的“鲁迅在广州的生活点滴”、徐仑的“鲁迅和瞿秋白同志”、柳倩的“鲁迅和他的先生”、川岛的“鲁迅先生和杂文”以及冯雪峰的“鲁迅为什么不承认他自己是天才?”(以上见“文艺新地”八期)等文,都比较详细地,亲切地叙述了鲁迅先生的认真严肃,丝毫不苟的工作作风,他对各种各色敌对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实例,他热爱青年儿童,热爱战友,以及他对人对事坚持原则等典范性的为人作事的态度。
读者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到这个民族的伟大战士的面貌。(本报综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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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文化生活简评
建立工商业者学习会
北京市工商业者在各区协商委员会和区公所的领导协助下,本着自办自学的精神,建立了学习会的组织,有计划地学习政策法令和时事。
这些学习会自创办以来,已经取得以下的成绩:
(一)帮助工商业者了解政策法令,加强了政府与工商业者的联系。如工商业者经过学习劳动政策、工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令后,便初步认识到劳资两利的基本精神,批判了过去认为劳资两利是劳资平分、公私兼顾是“大(有)公无私”等错误看法。参加学习的工商业者,大部分都能成为遵守政府法令,帮助政府推行法令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仅能依法解决自己企业的问题,减少或避免了劳资争议的发生,而且还能在学习会上反映工商业者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政府能够掌握具体情况,及时处理。
(二)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爱国热情。多数学习会均能结合抗美援朝运动,进行爱国主义的时事教育,许多工商业者经学习后在宣传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增加了工商业者新的政治知识。有的区在学习会上讲解“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工商业者已经得到关于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新知识。
(四)加强了工商业者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能够交流经验、改进经营。
建立工商业者学习会,是有许多好处的。但应注意在开始建立这种组织时,必需通过工商业者的自愿,而在进行学习中又需要加强思想领导,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秧歌队应注意清除病态和丑恶的形象
国庆节前后,若干秧歌队出现了一些病态和丑恶的形象,给观众以恶劣的印象。据本报读者张增寿、老梅、赵秀琴等六人分别来信反映:在河北正定县石家庄专区制鞋厂正定分厂秧歌队里,出现了满清腐化官僚的形象;在北京,某秧歌队演出“小车会”时,车里面坐着一个女人,车上放了一双假的小脚,旁边有一个化装成流氓的年青人做出各种各样轻浮下流的调戏女人的动作。还有一些秧歌队里,有男人装成奇形怪状的女人,耳朵上戴两个红辣椒,把旧社会凌辱妇女的痛苦标记夸张地表现出来。像这种低级趣味和丑化劳动人民形象的现象,本报曾刊登过一些批评文章,如马少波的“清除戏曲舞台上的病态和丑恶形象”(载九月二十七日第三版),和力群的“提高春节文娱工作的政治性思想性”(载一月二十六日第三版)等。希望各地秧歌队注意并纠正这种不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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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兄弟会晤 马克明 秦征合作
(七)“四百个锭子!”河南渑池县的植棉模范杨生福听说特等劳动模范朱玖能看四百个锭子,十分惊奇。他说:“在我们乡里,手工纺纱的能手一天顶多也不过纺四两。”他表示回去后一定要动员乡亲们增产棉花,把收的棉花交给工人老大哥纺,又快又好。
(八)在参观行列中,有一个身上穿着绣了“售棉模范”字样衣服的农民,他是河南陕县的售棉模范许满场。他在购棉储棉运动中,懂得了工人没有棉花纺纱,就会影响到物价稳定,使全国军民穿衣发生困难,就把多年积蓄准备结婚用的一百六十八斤皮棉全部卖给国家。并且又动员附近十几个村的棉农售棉八千九百多斤。这位售棉模范特别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九)当农民代表参观工厂完毕,到工人俱乐部休息时。工人劳动模范周桂香、张翠珍和余李氏等顾不得换下工作服,就赶来招待。工人们很亲切地注视着农民代表们,听他们讲售棉的事迹。湖北省沔阳县特等劳动模范汪才方说:“过去一担籽花只换二丈布,现在能换十丈布。我们多种棉花,就是为了祖国人民有衣穿,同时也为了自己有衣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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