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表现广大农民爱国主义新高潮
全国农业税秋征接近完成
【新华社讯】一九五○年农业税秋征工作，在全国各地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的计有察哈尔、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川北等省或行政区，以及武汉、广州两市郊区。苏北、川东、川南等省或行政区，据十一月中、下旬统计，即已完成应征公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皖南、浙江、河北、山西、绥远等省或行政区亦接近完成。其他各地如东北区、西北区、中南区的广东省和广西省、华东区福建省等，或因收获季节较迟，或因开征较晚，目前农民正在向仓库踊跃送粮。全国秋征，预计一月底就可基本上全部完成。
全国农民在向国家踊跃缴纳公粮的运动中，充分表现了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新高潮。这是秋征工作中的主要特点之一。事实证明：凡时事宣传比较深入的地区，农民缴纳农业税的热情也比较高。在十一月一个月中，察哈尔省全省农民即已将公粮交纳完毕，即为一例。此外，农民踊跃交纳的事例，不胜枚举。川北全区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底的四十天中，亦已将所有的公粮全部收齐。江西省鄱阳县十二区农民因为交的公粮又快，又合标准，曾得到上级通令嘉奖的表扬。江西万年县农民，在公粮分配到户后，即掀起了缴粮入仓的热潮，使公粮任务提前五天完成，所缴公粮都是晒干风净，粒粒饱满。该县六区新华乡青年团员李梅英说：“今年缴的是翻身粮和抗美援朝粮。谁肯缴坏的呢，我们的谷子不但晒的干，而且还吹了几次风。”苏北盐城专区不少区和乡的农民，在一两天或几小时内就交清了应交的全部公粮，该区滨海县临海区于开征的当天即扫数交齐，无一尾欠。
这次广大新区的秋征，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统一的农业税暂行办法进行的。各地由于执行了依税率计征的政策，因而使农户的负担更趋公平合理。华东区在这方面准备较充分，贯彻较好。该区在总结夏征后，曾进一步调查田亩，划分等级，定出常年产量。秋征开始后，各地就根据农村土地、产量、年景和社会条件等情况，实行依率计征，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秋征进展很快。
在秋征中，各地农民纷纷揭发地主隐瞒黑田、企图转嫁负担的阴谋，也是使负担公平合理、工作进行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川南各地这次查出的黑田，平均占地主所报土地的百分之三十。江西省会昌县农民由于查出地主的瞒田瞒产，使全县负担比例由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一，减为百分之十三。浙江省展开挤黑田斗争后，全省增加的田亩达总数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已完成秋征的地区现正修建粮仓并加强公粮的保管工作。江西省十一月份已将各地公粮征收委员会改组为护仓保管委员会。湖南省各地粮食保管部门，正在组织力量进行翻晒、倒仓和通风等工作。尚未完成的地区正在加强组织收粮工作，即将完成的地区已注意干部的松气情绪，号召再接再厉，迅速完成秋征任务。
第2版()
专栏：短评
认真处理秋征中的尾欠问题
目前各地区的秋征公粮，已大部入仓，有些地区已全部入仓。有些地区如山东的沂源县、浙江的寿昌县，没有一户尾欠，而且群众也很满意。但也有少数地区，干部有自满松懈思想，满足于“基本上”或“大体上”完成任务的数字，如浙江金华县仅完成应征税额的百分之八十五，即认为已胜利完成任务，很多助征人员要求“回家休息休息”，有的认为“尾欠数字不大，财粮干部搞一下就行了”。有的甚至秋征尚未结束，却把财粮干部抽出搞土地改革去了。认为“大致完成就行了，那年也少不了尾欠”。这是不利于财政收支平衡的要求和合理负担政策的原则的，而且“拖欠的沾光，早缴的吃亏”，给群众留下坏的印象，给来年征收造成困难。
过去，老解放区农民对秋征“拖尾巴”的现象，早就提出过批评，说这是“鞭打快牛”。由于一九四九年秋征中新区不少地主富农留下尾欠，新区有些地方的农民也表示不满说：“早缴的挨打，迟缴的挨骂，不缴的便罢。”个别的农民甚至说：“先交不如迟交，迟交不如不交。”土匪特务分子也利用了我们工作上的缺点，趁机鼓动农民进行“硬挨软拖”。部分群众受其蒙蔽也存在观望等待心理，这是不能不引起严重警惕的。
因此，改变秋征中拖泥带水的现象，及时、认真和正确地处理尾欠问题，用事实纠正“带头缴粮吃亏”的顾虑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事。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必须认识处理尾欠问题是执行条例贯彻政策最后的和必要的一个步骤，它应该成为一个群众性检查政策执行情况的一个运动。为扫清尾欠而扫清尾欠是不对的，“以扩大减免不了了之”也是错误的。应该深入了解尾欠原因，按条例办事，做到“当减者减，当免者免，依率计征，十足收齐”。
根据我们的了解，一般尾欠的原因，主要是：（一）减免不当。如平均主义的减免，当减者未减或少减，不当减免者倒减免了；（二）对烈士、军人、工作人员家属，老弱孤寡无劳力困难户照顾不够；（三）个别烈士、军人、工作人员家属，荣誉军人和干部存在特权思想，想少缴或不缴；（四）个别产量畸高畸低负担不平衡；（五）个别因缴粮质量差被退回和粮库闹意见；（六）懒汉二流子把粮食浪费掉，按期交不上；（七）不法地主故意硬抗软拖；（八）个别自私刁滑的有意拖欠。从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来检查这些原因，可知主要的有三点：（一）减免政策贯彻不够，这是受灾户、无劳力困难户尾欠的主要原因。（二）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不够。这是二流子、自私刁滑户拖欠的主要原因。（三）对不法地主及土匪特务镇压不够，致使他们敢于抗缴硬拖。据上分析，处理尾欠的原则，应当是：“该减免者依法减免”，“能负担有意拖欠者，教育追清”，“故意抗缴者依法惩办”。清理的方法应当是：对尾欠户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分析其拖欠原因，根据具体情况和上述原则，通过群众，予以清理。对尾欠马虎从事、置之不理或不分皂白地强迫追缴，都应加以防止。
华东、中南各省秋征经验证明：凡采取“宣传条例、发动群众、调查定产、按率计征、依法减免、十足收齐”的方法，并自始至终加强领导、不懈不怠的，是既稳且快；而急于求成、麻痹大意的则往往是欲速不达。至于拖拉迟缓贻误时机，更会给下一步工作造成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应即接受教训，抓紧时机，及时处理尾欠，使国家的征收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第2版()
专栏：
京郊双槐树村的新气象
石岩
土地改革后，北京西郊双槐树的农民，经过一年紧张的劳动，获得了丰富的果实：全村去年共产粮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石，比前年多打三千二百四十八石粮；比常年多打二千四百三十七石粮。新翻身的贫雇农，大都已经够吃，少数还有了余粮；中农则一般的都有了余粮。
该村合作社秋收刚开始时，每天只卖出货物五六十万元，进入十月（秋收后）每天售货就增至二百万元左右。以前，农闲时到沙子坑去筛沙子的，都是带窝窝头和白薯，现在都带上了白面烙饼。贫农张国柱愉快地说：“前年光吃棒子面，还得吃稀的；现在，我们不但一天两顿干的，每隔三五天还吃一顿白面。”往年，贫雇农到冬季，都是把穿过好几年的破烂棉衣，缝补一下，凑合着过冬；现在，好多人都换上了新棉衣。不少人家把旧房子修理一下，有几户还盖了新房。
有余粮的农民，准备今年扩大生产：去年秋收以后，全村即有二十多户农民买了五头骡子，十五头毛驴，九辆大车。现在有的正在修车修农具；有的计划打井、买水车，继续变旱地为水地；有的买了苇子，要在园地边夹风障或在园地上打阳畦种细菜。
我特别去访问一家翻身雇农王德元。一年前，他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完全靠他三个儿子卖力气挣钱吃饭。“吃了上顿愁下顿”，饥饿经常威胁着他们。土地改革时他分得十三亩一分旱地、三亩三分水浇地，共收获了四十八石粮，不仅全家六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用余粮买了一头骡子，打算再买一辆大车，并计划今年春天变八亩旱地为水浇地。王德元家的生活就是京郊翻身农民走向富裕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美好的果实，不是轻轻易易得来的。
前年冬季，土地转移到农民手里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普遍高涨起来。拣粪的人增加了很多，拉了排子车或赶着大车进城去拉炉灰沟泥的，从前冬到去春就没间断过，有的甚至昼夜不停，如雇农陈永贵，白天拉的卖了维持生活，晚上拉的上到自己地里。高昆玉地里有个小石子都要捡出来；王德元把新分的高低不平的旱地，收拾平匀，改成水浇地；陈云贵在白薯埂边开沟拦上粪，白薯长得特别大。他们都知道：“人勤地不懒，只要你用工夫去收拾它，它就能给你多出产粮食。”
农民对人民政府在他们生产上的帮助，是很感谢的。去年春天，新翻身的农民缺乏资本，人民政府即贷给二万三千多斤小米，解决了一部分困难。
同时推广胜利一百号优良品种白薯，在增产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前年，一般的都种本地品种，每亩产量一千五百斤。去年经人民政府号召推广，几乎全部种了胜利一百号白薯，每亩产量都在两千斤以上，种得特别好的，每亩竟产五六千斤，如农会主任邓福元，种了二亩二分白薯，出了一万三千多斤。
双槐树村封建地主家的坟地很多，坟墓以外还占着大片土地，荒废着不能生产。在以前，农民没有地种，也不敢开，即使开垦出来，也往往被地主所霸占。如日本统治时期，郑王坟农民曾开出百来亩地，全被恶霸地主关长福所强占。去年，在人民政府奖励开荒的政策下，共开荒一百三十余亩，这对增加生产上，也有其作用。
双槐树的农民都还清醒的记着日本鬼子统治北京最残酷的年头，那时种地的人，每天在粮店门前排着队，等候着买日本人“配给”的混合面。国民党二次回到北京以后，带给人民的更大的苦痛，别的不用提了，单是抓兵一项，就把农民搅得坐卧不安。一直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来了，才使他们结束了悲惨的生活。
当他们听到美帝国主义侵略了我们的台湾，又在朝鲜点燃了侵略的战火，一直向我国东北边境燃烧的消息时，他们愤怒了。他们决心以“搞好冬季生产，支援志愿援朝部队”的实际行动来回答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的用烂菜叶沤粪，有的赶了大车去市内去打扫炉灰道土，都在预备今年大生产的肥料。已有二百多人到沙子坑去筛沙子，一个普通的劳动力，每天可挣一斗玉米，一个冬季，就能挣五、六石玉米。卖菜、卖黄土、上窑背砖，每天每人也能挣十来斤玉米，一冬天可挣三、四石粮食。
解放后一年，双槐树的农民，已经在生产线上打了一个胜仗，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今年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2版()
专栏：答读者问
关于华北地区秋征折谷问题编者同志：
一九五○年在华北地区的秋征中，忽然采用了以米折谷征收的办法，而且计算上有些不合理，因而引起了缴纳公粮的农民不满，所以我请你们说明一下：为什么要采用这个办法及怎样折算？
王洛山王洛山同志：
你所提的征收折谷办法，在华北地区某些地方确是一个问题。据我们所知，一九五○年全国秋征会议上计算任务时，为照顾各地负担平衡，因而决定全国杂粮区除小麦一斤顶一斤外，其余粮食如粟、谷等都是按一百斤折成米七十斤计算的。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便利游击战争的供给和分散保管，以及防止敌人对公粮的抢夺与破坏，所以，公粮征收小米。现在公粮保管已由分散改为集中，征米容易腐蚀发热，不便保存，因此规定全国都是征原粮不征米。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地的任务，是按各地产量规定的，华北产量的调查是以谷为单位的。计算任务时，先将产量按每百斤谷折成七十斤米。因此，征收时七十斤米亦应折成一百斤谷子缴纳公粮。计算任务时的谷米折合率，应与征收折合率一致。这样，公私才能都不吃亏。比如产量一百万斤谷，折七十万斤米，按百分之十三点五的税率，应征任务为九万四千五百斤米。该地以谷征收亦应以七十斤米折一百斤谷，实收谷子十三万五千斤，才是合理。如果算任务按七折，收谷按七四折，则九万四千五百斤米的任务，只交十二万七千斤谷。这样等于把税率降低，是不合理的。
征谷办法既是为了负担合理，那末，为什么一九五○年征收时谷米折合率在华北地区某些地方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呢？华北地区有些地方一九五○年秋征向下布置任务时，没有规定每一个负担亩负担若干斤谷子，而沿用了过去的老办法，规定每一个负担亩征收若干斤米，再按七十斤米折成一百斤谷子的比例，让群众缴纳，因而发生了弊病。因为每百斤谷子的出米率在七十斤以上，有的出七十三斤或七十四斤、七十五斤米。这样，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误认为当地政府规定的谷米折合率不合理，加重了群众的负担。以为当地政府想向群众多要东西。凡是已经引起群众不满的地方，当地政府应向群众广泛地深入地说明：计算任务时的谷米折合率和征收折合率是一致的，这是公私都不吃亏的，并非想向群众额外要东西。并应向群众说明：我们计算产量，确定负担，都是按谷子（一石谷为一标准亩），那么，征收也应征谷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按谷子定负担，而按米折谷征收，则谷子好的地区沾光，谷子坏的地区吃亏。比如：假定每负担亩定征二十一斤米，则出七十斤米的地区，须交三十斤谷；出七十四斤米的地区，则只负担二十七斤谷子。但两者的收入都是一石谷，这样作负担就不够合理了。同时，在群众面前，当地政府亦应承认在秋季布置公粮任务时，没有规定每一负担亩负担若干斤谷子，是工作上的一个疏忽，是一个缺点。群众了解以后，自然会积极缴纳公粮和消除对政府的误解，从而密切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编者
第2版()
专栏：
平原省的农业展览会
倪建中
平原省农林劳模大会开过后，十二月十一日起农业厅主办了农业展览会。会期十天。在孟姜女河畔，新乡市解放路东首，前日寇“神社”原址，陈设了全省农业生产上的辉煌成果。展览品鼓舞了人们的劳动热忱和兴趣，并具体指示了增产方法。
水利馆中陈列着各种型式的井用汲水车。其中以解放式的为最玲珑轻便。统计图表说明全省灌溉水源主要是井水。仅安阳、新乡二专区利用河渠灌溉。馆内有二幅很大的灌溉和防洪模型，一是安阳专区一九四九年完成的主要水渠——胜利渠，全长十四公里，浇田三万八千亩，并供给南面的万金渠以巨大的水量；一是南阳湖堤，今年春季共修起五十三点五公里，加高二公尺，有电话通专署以为防洪指挥之用。水渠与湖堤的修成，对一九五○年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劳动模范事迹馆内陈列着该省特等劳动模范成百福和其他数位农林劳动模范的生产活动照片。劳动模范的生产成绩和被人民尊敬的图片，吸引了广大观众。
麦作馆里陈列着该省三大优良小麦品种：一、蚰子麦，多种在濮阳专区。特点是颗粒大，皮薄，出面多，收获量比普通小麦多百分之十五至三十；二、徐州四三八麦，多种在湖西专区，比蚰子麦还多收百分之二十；三、平原五○麦，这是一九五○年检定后在新乡专区试种的，品质好，收获多，麦秆有劲，能耐风。
棉作馆里主要陈列着斯字棉，这是公认的优良棉种。省立农场种的一亩斯字棉收了四百六十斤。该省已普遍播种，棉田达三、二八八、三○八市亩。该省劳动模范最高收获量每亩有收四百斤的。并附有如何达到增产的有关技术的说明。此外还陈列了中原纱厂纺纱过程及其出品的简单模型。
杂谷馆中陈列有高粱、玉米、大豆、红薯等作物优良品种的标本。谷子有华农四号；高粱有二○○四号、竹秆青；大豆有大黄豆；玉米有华农二号、大红袍；红薯有胜利百号和农林四号。封邱劳动模范种的一棵红薯重十八斤。此外并有沁阳县（怀庆）的特产山药，长一尺余，道口镇的五香梨和在新乡南新庄接种成功的郑州国光梨。
病虫害馆、畜牧兽医馆、林业馆、农具馆、推广部等，都是内容丰富，教育意义很大的。
第2版()
专栏：
新区农业税征收中的几个问题
左春台
一、新区农业税率比一九四九年降低，为什么有的地区，
在一九五○年的征收数额不少于甚至还超过于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年九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了降低农业税的税率（国家公粮占农业总收入，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十七，降低至一九五○年的百分之十三），而在某些地区征收数额却不少于甚至超过于一九四九年，其主要原因是：
一、负担面扩大了：一九四九年由于免征额太多，纳税户往往不及农业户口百分之九十。一九五○年的负担面，已规定一般不低于农业户百分之九十，某些富饶地区，则可超过百分之九十。如浙江金华专区十三个基点乡和杭县义桥乡，依一九五○年规定的起征点计算，农业户口的负担面，可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七、八十，增至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九十——九十三；嘉兴专区和苏南的富饶地区，则可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二、瞒田减少了。如浙江经过整理，土地面积一般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十至十五，杭县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个别的增加了一倍以上；皖南八县五十五个村统计增加百分之三八。五；苏南土地虽经四次整理，但一九五○年证明仍不彻底。一九五○年整理的结果，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三；同时一九四九年曾沿用旧赋元，估计无收益地约占百分之二十，在一九五○年进行整理后，却只占百分之八。
三、产量的真实性提高了。如山东评定产量，比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约百分之十三左右；浙江苏南除部分地区偏低外，大部比一九四九年接近实际了。
四、江南租佃土地（包括祠堂、庙田等……）比重很大。为便于征收农业税，华东、中南曾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关于租佃负担是：凡不能归户的土地，皆按其租额的百分之四十计征（与条例第十三条不能按农业人口计算的祠堂、庙田等出租者的税率相同）。有的地区，租佃地约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五十甚至六十，这些地区仅出租田的应征税额即可达任务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五、有了比较完善的统一的条例，再有“整理土地，调查定产，归户造串，依率计征”的正确方法，便克服了按产量平均分配任务的盲目性，既纠正了层层加派、负担畸重的偏向，又使那些富庶的村户不能逃脱应交的税额，从而避免了畸轻的偏向。如杭县义桥乡六个行政村中，一、三村土地分散，一九五○年负担比一九四九年减少百分之十四至三十八，五、六村土地集中，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第六村全村平均税率达百分之三十一。这就是一九五○年贯彻合理负担，纠正一九四九年畸轻畸重的结果。
一九五○年九月六日，本报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后，曾发表“为正确执行新解放区农业税制而奋斗”的社论。社论中曾指出：“在农业税率降低之后，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条件而国家仍能保证大致相同于去年的农业税总收入”。事实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最近由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加强国防力量，公粮将有必要增收一些，以保证平衡财政收支。
二、按条例依率计征超过任务是否算违犯政策？
一九五○年整风以后，干部的政策观念普遍加强了；但当按条例依率计征超过任务时，便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按条例依率计征，超过任务，是否违犯政策呢？”甚至有的怕受检查而消极等待。这显然是将“政策”和“条例”对立起来的说法。其实条例是政策的具体化，按条例办事，就是正确执行农业税政策，其因任务分配不当，致依率计征后，较原分配任务超过或不及的现象都不算违犯政策。相反的，只有这种按税率来计算应征的数字，才真是符合于政策的。
有人说，一九五○年是否因丰收把产量定高，违背了按土地常年应产量为标准的原则呢？实际上，据浙江金华专区十三个基点乡的秋征总结上说：“定产多未达常年应产的标准，如建德杨村乡的定产便低些”。又如山东评定产量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百分之十三，但全省定产仍少于农业厅调查的实产量。
有人说，浙江杭县义桥第六村平均税率达百分之三十一，负担是否过重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各阶层负担额占全村税额的比例。根据调查，该乡地主十四户（占全村总户数百分之十强），负担额占总负担百分之五八·九五，祠田占百分之三·四六，富农占百分之一·八一，就是说，仅地主、祠田、富农就负担了全村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四以上，中农只负担百分之二五·九，贫农八·九八，其他阶层一·○一。土地多的负担重，这原是应有的现象。既然农业税的税率最高为百分之四十二，包括地方附加为百分之四十八，为什么收入较多（全村每人平均农业收入一、○九四斤）土地集中的村，包括地方附加，不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一呢？如苏南松江县城至乡全年收入在二十万斤以上的特殊户，包括地方附加在内得以百分之八十的税率计征的，就有三户，因此该乡平均税率自然更高些，但能否说该乡的负担过重呢？苏北有些贫瘠的乡村平均税率只达百分之八、九，能否说负担过轻呢？单纯从某地平均税率的高低来看负担的轻重，显然是不正确的。
有人说，从绝对数字上看，象杭县义桥乡比一九四九年征收额多七万斤，负担是比一九四九年加重了。但是，如果单从全乡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的负担数额来作比较，自然是加重了；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些增加的数字，究竟加在谁的头上了？那末，首先是加在一九四九年瞒黑田的人身上，其中地主是最主要的。据统计，仅全乡二十九户地主便比一九四九年增收了五万斤。其次，是加在人少地多的人身上，一九四九年浙江、福建等地，按户按田亩累进，这些人沾了光，更重要的是，一年来经过减租、增产、贷种、贷肥、收购农产品等措施，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一般比一九四九年增产一成至二成，个别的达五成），因此农民缴纳农业税后的剩余也比一九四九年大大增加了，从而农民的购买力也提高了，根据杭县乔司区、三墩区的调查，全年收入减去吃粮、留种、公粮后，乔司区每人全年剩余的购买力是大米三四八斤，三墩区是三二一斤，占全年农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三○·七。因此，单以一九四九年交粮数和一九五○年交粮数比较，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税率就是任务”，按照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和税率，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土地贫瘠、集中或分散、产量高低）实事求是地计算各乡各户负担，该多征的就绝不少征，该少征的就绝不多派，这样才算正确执行政策，圆满完成任务。某些地区照常年产量依率计征，可以超出任务，因此就有意识地压低产量，以为只要完成原来分配的“任务”就可以了，应该说，这是不能算完成任务的。
三、应该注意的几件事
正由于一般干部存在着“完成任务没问题”的思想结果便产生了盲目乐观和麻痹大意的情绪。如苏北江都县准备不好就开秋征会议，全县十八个区，就有九个区长没有到会；浙江金华专区部分县份也曾产生“急于求成，争取第一”的急躁情绪，永康有的地区粮串没造好，就发动群众送粮，以致工作忙乱，计算错误，引起群众不满，结果欲速不达。且因宣传工作未能深入，匪特便乘机造谣破坏，如说，“一百五十斤以上的政府全拿走”，“今年农业税全按百分之四十计征”等等。经验证明，把应缴税额征收入库还是一个艰巨的斗争过程。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应提高警惕，加强时事宣传和政策教育，密切注意匪特的破坏，并给以及时的镇压，把缴纳公粮，充实经济力量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结合起来，把惩办首恶匪特与教育群众结合起来。要肃清命令主义的作风，同时也要防止尾巴主义的消极情绪。
其次，应重视灾情减免和社会减免。个别干部以为“今年丰收了，用不着灾情减免了”。这是不对的。一般地区丰收了，但有少数受灾的地区，仍需要多方照顾。一般农民的收入虽已增多，但并不等于缺乏劳力的烈士、军人、革命工作人员家属，老弱孤寡的生活都不困难了。相反的，也不应当无原则地扩大减免范围，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损失。
第三，应正确解释和处理一九四九年的尾欠问题。不少地区的农民，对一九四九年拖欠不交的有意见，他们说，“早交的受苦，迟交的挨骂，不交的便罢”，“早交不如迟交，迟交不如不交”，因此必须打破带头缴纳吃亏的顾虑，同时也要做好一九五○年秋征的善后工作，防止前松后紧。最后，还须统一领导，集中力量，不懈不怠，贯彻始终，若急于求成，反而会使我们的征收工作“功亏一篑”。
把一九五○年的秋征工作完全作好，对于巩固国家财政、充实国家力量、抗美援朝，是有重大意义的。让我们继续努力，胜利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吧！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告状一年不得结果
天津市人民法院应检查处理编辑同志：
我是运输工人出身，扛了二十多年的脚行，积下一点钱。解放前，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西景玉的人，他说能将我的钱投资到中康贸易公司，还能教我在公司当工友，每月赚小米四百斤。我一听：一则我的钱有了安置，二则我本身也有了工作，因此就将我的积蓄凑了大五福布九十匹交给了西景玉去入股。
过了几天，我向西景玉要股票并要求工作，才发现西景玉是个骗子。西景玉在日伪时代当过水上警察的大队长，日本投降他又摇身一变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第二科当检查组长，他骗去我的布，还不讲理。
解放后，我就到天津市人民法院告了状，请法院追究骗犯，讨还失物。在第一次开庭时，被告就当堂承认他拿去我的棉布九十匹，我指望法院即能追还失物，惩治骗犯。不料天津市法院竟迟迟延延，至今一年有余，不得结果。先是隔二、三个月过一堂，问不上三言两语，又搁将下去。最近四个多月，连过堂的消息都断了。我连递申请书数十张之多，法院皆置之不理。西景玉拿着骗得我的钱，吃着、花着，和我打着官司，还大言地说：“钱已到我手里，打官司又怕什么？”
现在我家中老小十余口，有冻饿之忧。我不知道天津市人民法院对于这有证有据明明白白的官司，为什么竟延宕不予处理。我毫无办法，只得请编辑同志把这信登在报端，请天津法院给我一个答复。
北京市外五区龙泉寺四号 王庆猷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不能让美国强盗把灾难带到我们祖国！
——摘自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一同志从朝鲜前线写回的信
我们的仗打得漂亮，打得好，在报纸上你们都能看见了。
出国演戏一个半月了，经常夜里带着几十个同志翻山越岭，跑几十里路给战士们演戏。环境相当困难，但是想到为人类的自由，为了捍卫祖国，什么困难都能愉快地克服。
现在说起“自由”、“祖国”这些名词，已经不是生硬的口号了。在实际战争生活里，我们感到人类是多么需要和平、自由，祖国是多么亲切美好。
和平的城市、乡村，一分钟前还安静地存在着，转眼之间，就被美国野兽摧残成焦土……一看到这些，我便想到我们祖国的人民能在太阳里自由呼吸，能挺着腰板在马路上迈步，这该是多么高贵的自由幸福！
看到朝鲜人民，背着大小包裹，四五岁的小孩子驮着粮食……看到这一些，我便想到祖国的孩子们读书、看画，在和暖的屋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使我更增加了为和平而斗争的意志。
为人类争取生存的自由，为自由的人民复仇！
我们决不允许侵略者、美国强盗把灾难送进我们的祖国！
美帝的凶暴残忍，增加了我的仇恨，使我更关怀、惦念着我们的祖国。经常在梦里梦见祖国的城市，田地里象象耳朵一样的向日葵叶子；有时也梦到美国飞机飞进祖国的上空，便抓起枪来要打，吵着骂着醒来。
我们时常听见，从外国朋友的嘴里说出“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听见这个名字，就感到满身披着光荣！
现在我们在胜利前进，相信我会很好地在胜利的日子里看到你们。
第2版()
专栏：来信述评
司法工作者应迅速准确处理群众控诉案件
人民法院的工作，在全体人民司法工作者的努力下，过去是获得了很大成绩的。但必须指出，这个成绩和群众的要求比起来，还有相当距离。根据各地读者来信反映，对法院意见最多；最不满意的，是拖延搁置案件。这些被拖延搁置下来的，包括各种各样的案件。人民的案件被搁置的结果，是使人民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
如长治邮局局长张文秀私设刑庭逼死该局女邮务员王惠春案（见本报一九五○年八月九日《人民园地》），事情是去年五月十七日发生，到现在辗转半年多，仍未处理，这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该案几度转手，去年八月十六日由山西省邮局将张文秀送山西省法院法办。我们曾几次询问该案处理结果，直到最近一次，山西省法院回答：因为没有材料，还不能处理。（根据山西省检察署给本报来信，说事情已调查清楚。）又说：我们的中心工作是处理反革命案件，因此未抓紧。是的，反革命罪犯是人人痛恨的，应该抓紧处理。但是其他案件，象张文秀这样违犯了人民法律的案件，就可以拖延搁置起来半年还不解决吗？
是不是对反革命罪犯案件都抓紧处理了呢？这里有一封房山县公安局长张林同志去年十二月上旬的来信：
“……反革命杀人罪犯、军统特务罗襄（又名罗赞侯），房山县四区天开村人，日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历任伪军及房山县保安队小队长、中队长、警察四分所所长和军统情报组组长等职。一九四七年三月，他亲手杀死天开村村民张尚贤及张文汉之妻、二龙岗村曹明等，并主使特务队长隗永福于二龙岗包围我五区干部五人，用机枪打死我区长韩晓耕。一九四八年冬房山解放时，该犯缴械投降，回村后又组织反革命分子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经群众控诉，我县人民政府公安局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将该犯逮捕，四月三日向县人民法院起诉，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县人民法院才宣判该犯有期徒刑三年。但因刑量不当，河北省法院通县分院指示更审。县司法委员会又于今年十月二十一日重新研究，决定改判死刑。但至今已有一个月又十六天，我县人民法院尚未向上申报。”
该县同样的案子还有两起。
这几个案件拖了已近两年，直到张林同志来信时止，房山法院仍没恰当的处理。
就从一件诉讼财帛纠纷的民事案件来说，也是拖延。今天发表的王庆猷来信中所叙述的案件，也有一年多没有结果。孰是孰非，我们不知道。但天津市法院无论如何是不应当把这个案件积压一年而不处理的。
群众就是希望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是非曲直弄清楚，迅速求得解决。很明显，迅速而准确地解决群众的这些案件，就是保护了群众的正当利益。
确实，人民的司法工作者是繁忙的。各大城市解放后，人民的控诉很多，这说明了广大人民信任自己的政府能给他解决问题，这是人民觉悟的表现。我们的司法工作者因此也更应担起自己的重任，不要辜负了人民的期望。
第2版()
专栏：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
检查电报电话的使用严重浪费情况已改变
对人民日报批评的反应
编者按：本报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刊载对中国粮食公司苏北分公司使用电报电话严重浪费的批评后，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将他们对使用长途电话情况的检查来信告诉我们。为了今后更有效地节省国家的开支，该公司特拟定了今后使用电报、长途电话的办法。这种虚心检查工作，对国家人民严肃负责的作风是好的。下面是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给本报的来信：
编辑同志：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为便利工作，节省国家开支，对使用长途电话，早经规定办法，但多未按照执行。有些同志对爱护国家资财认识不够，不分轻重缓急，使用加急电话，且在通话前不作充分准备，拖延了通话的时间，以致造成浪费现象。我们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如下：
本公司业务处物价科科长郭德同志于十一月四日向石家庄打加急电话一次，共用时间达四十八分，合款三十八万四千元。该科齐润棠同志于九月十二日叫长途电话后，既不等候，又未委托他人代接，竟回家吃饭，及至电话来了后，才到他家找到他，以致延长了通话的时间。业务处物价科办事员陈宪宣于十一月十三日向汉口打加急电话一次，计时三十九分钟，需款八十二万五千元。十二月八日向天津打加急电话一次共三十九分钟，需款十五万六千元。按这些电话本来都是可以用普通电话即能解决问题的，同时在讲话前也未曾作充分准备，致使时间拖延很长。储运处运输科办事员朱世湘于十二月四日向济南叫加急电话，用时四十二分，需款四十六万二千元。他挂上加急电话后，自己不进行讲话，竟委托新来的某同志代讲，结果把事情未交代清楚，并延长了通话时间。
对上述问题，我们已经进行了检讨和处理，并决定今后各处科向外叫长途电话，一律应由正副科长负责。需要超过三次或需加挂加急电话时，应经处长允许。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以来，本公司从十月份开支电报电话费三万九千多单位（每单位一千五百元），十一月份仅开支一万二千个单位。这说明了我们在使用长途电话、电报上过去大部分都是浪费。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