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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中南区农村情况看土地改革法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委员会 调查研究处处长 张根生
（一）从中南区的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来看土地改革的必要。
刘少奇副主席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要实行土地改革，“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但在中南区各地联系本地区情况学习与研究土改工作的文件时，有人却提出了以下不同的说法：“中国土地制度的严重不合理现象，是指全国说的；至于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则不同于黄河流域和东北。”“连年战争，土地分散了。”“长江中游土地分散，没有什么大地主，地主已大部破产了。”这好像在说，土地改革在南方不如在北方重要，理由是南方地主已经很穷。这是不是实际情况呢？我们现有的中南区各省农村社会阶级情况的调查材料，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根据湘、鄂、赣、粤、豫五省整个经济结构的分析，根据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比较可靠的六十九个乡的调查材料的分析，从土地集中的程度来看，有下述三类地区：
一、土地最分散的地区。根据湖北沔阳县小河口村、武昌县黄土坡村、石山村，河南宝丰县官营村、洛阳孙村，江西高安十个乡、弋阳县复兴乡等二十一个村的调查，地主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五以上（包括公田——学田、族田、会社田等）；富农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土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劳动人民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占有土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二、土地集中程度一般的地区。根据湖北汉阳三区第一行政村、黄陂县石桥村，河南洛阳冢头村，江西宜春新坊村，湖南沅陵信平乡，广东龙川水背村等二十五个村的调查，地主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强，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包括公田）；富农占人口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土地的百分之十五；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十。三、土地集中地区。根据湖北黄陂新义村，河南潢川罗弯地村，江西南昌一个村，湖南湘阴县和丰乡等二十三个村的调查，地主占人口的百分之三至四，土地的百分之五十（包括公田），最多的达到百分之九十（包括公田）；富农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土地的百分之十五以上；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占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按照以上三种不同类型地区，根据各省的详细调查材料，我们研究了这三种类型地区在整个中南地区中所占的比重。研究的结果大致是：一、土地集中地区，约占全区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即约有六千万人口的地区；二、土地集中程度一般的地区，约占百分之四十，即约有五千万人口的地区。三、土地分散地区，约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即约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如再把各省情况加以比较，则湘、粤两省的土地集中程度最大，其土地集中地区约占全省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次为湖北省，土地集中地区约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赣、豫二省的土地则比较分散。
其次从大革命以来土地占有状况的变化上来看。这种变化是有的，尤以江西、湖北一部地区较显著。在这些地区，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比之过去是分散了一些；但从上述的调查材料来看，在绝大多数地区，地主阶级却仍然占有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以上的土地。现在的情况是：全区农业人口每人平均约合土地一亩半到二亩，而地主平均每人则有十亩到二十亩，贫农却不过半亩。这就是说，地主一人仍超过全部农业人口每人平均数的十倍以上，如和现在贫农的土地比较，则要多三、四十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不少反动官僚及地主趁机霸占了大批土地，所以有些地区如粤、桂两省及湘省大部地区，土地不但没有分散，反而更形集中。湖南洞庭湖滨许多大地主勾结伪政府大肆霸占滨湖土地，每年即近万亩以上。当地农民有“一望之地”的说法，意思是说，只要用眼望到的土地，全归地主所有。湘阴县和丰乡共有二万斗田，地主即占有一万四千斗；农民一千三百余人，只有五千斗。广东的军阀官僚都占有极大量的土地。据江西兴国四个村调查，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之后，四户大地主就增加了六千二百石谷田；其中枫林村大地主谢思风，原有田四千二百石，现在增至六千石。浮梁北乡区大地主姚以南，原有地四千亩，在工农红军撤退后，又霸占了七千亩，现在共有一万一千亩。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大革命以来的战争，曾使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的土地依然集中在少数封建地主手中。从此可以证明：江南的农村土地情况，并不比北方分散。如果把地主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情况对比一下，那么，土地改革之在中南新解放区也和在全国其他地区同样是必须进行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现在各地农民也积极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三月间举行的湖北省农民代表会上，各地代表提出的二百多件提案中，就有八十几件是要求实行土改的。江西赣西南行政公署每天平均接到农民要求土改的信件达二十五封到三十封之多，这些信件，许多是几十个农民联名写的。总之，从中南新解放区农村的情况调查来看，土地改革是为全区一亿二千万以上的广大农民所热烈欢迎和希望的。“南方特殊论”，是毫无根据的。
（二）从中南区农村各阶级情况来看土地改革法的几项重要政策。
土地改革法正确地规定了各种政策，根据我们调查所得材料来看，它完全合乎中南新解放区农村的实际情况。
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
甲、一个调查材料
湖南长沙县一区榔黎乡十一保地主黄步云，有田二千余石，全部出租。除去押金及额外之送礼、帮工等剥削外，租额是百分之五十，无论水旱虫灾，一律不减；其押金与租额相等；租谷要经二次风车，指仓交纳，让农民送往长沙；佃户拿钱折租，每石还要交纳银洋二角作运费。
该保五甲农民吴丙明，弟兄四人，民国九年合佃黄家五百二十石谷田（按产量计），押金银洋一千二百四十元，租额二百四十石，每年另须支付利息谷六十二石。民国十年，吴家退佃八十石谷田，应退押金六百元，但地主只退给流通券六百，仅值银洋一百元。三十余年来，黄家每逢婚丧，全要吴家送礼、帮工，仅黄家一次作寿，吴丙明等即帮工六十天。民国十二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皆遇旱灾，仅有五六成年景，租额亦不准减，结果将全部粮食夺去。此外契约上还载明佃户每年给地主抬轿五十天。十保农民王佑光等佃耕黄家一百石谷田，原定租额三十石，第二年即加租五十六石。总计黄家一年收租千石以上，并把收取之押金放高利贷剥削农民。一家人大都住在长沙，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以上还只是整个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一个平常事例，也就可以看到整个地主阶级的罪恶是如何深重了。
乙、地主阶级绝大部分完全靠地租生活，他们对生产从不过问。江西宜春县南庙区新坊村的十九户地主中，只有三户雇有雇工，自己经营一部土地，其余十六户则完全靠地租生活，其一千三百亩土地中也只有八十亩是自己经营耕种。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不但自己不参加劳动甚至连生产的经营也丝毫不加过问，农民虽极愿好好经营土地，但因其收入多被地主夺去，没有能力去很好经营。
丙、南方农村中严重的封建宗族会社统治，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毒辣手段之一。各地的户长、方长、族长、会社长差不多都被地主恶霸所掌握，他们对农民有无上权力，并进行各种非法剥削。江西许多村庄除宗族长外，还有二三十种以上的会社，如红帮、青帮、新建会、保产团、军界建新社、标会、堂会、七支会、九支会、四年团、神社等等。会社最多的地方如兴国县长径村，竟有九十五种之多。这些会社都占有相当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也完全为地主恶霸所操纵，归他们收租管理，任意贪污挪用，不少土地则逐渐被他们据为己有。据湘、赣及湖北江南地区调查，公族田一般皆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以上，广东则一般皆占百分之三十，最多的是西江地区，通常都占百分之四十，顺德县则占到百分之六十。
从以上情况来看，少数的地主阶级占有了整个耕地的大部，每个地主通常都要比全部农业人口每人平均数多十倍以上。这就说明了，每个地主都夺去了几十个农民应有的土地，地主阶级每人都在吸吮着几十个贫苦农民的血汗。当然那些据有几千石田，甚至几万石田的大地主，其剥削范围也就更大了。他们对生产只有障碍，没有一点好处。因之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及征收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会社团体等公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是完全合理的。也只有这样，农民生活才能得到改善，才有力量去扩大再生产，以发展农业生产。
二、对富农经济的调查与分析
甲、根据前述的调查材料已可看出：富农在中南区一般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占有土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如从其占有土地的每人平均数来看，一般相当于当地每人平均数的二倍，有的则到三倍以上。如湖北黄陂石桥村浠水连桥村等三村，每人平均土地一·二八斗，富农每人则有四·五七斗。
按地区来比较，则河南的大部、湖北的沿江地区以及江西的老苏区，富农经济比重较大，有些村的富农，比地主土地为多，有的甚至占到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乙、中南区农村的富农，有许多是出租土地的。据河南十三个县三十二个村的调查，在四百二十二户富农中，出租土地的达一百四十一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出租土地占其土地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据湖南长沙等三个县十五个保的调查，富农户数共计二百五十六户，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户出租土地，出租土地占其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二。江西上犹黄沙乡富农的封建性更为浓厚，二十八户富农，共有土地一九七九·八亩，仅自耕一千零一亩，雇长工十五个，其余则全部出租，二十八户中仅只有一户没有出租，放高利贷者则有十八户，地租与高利贷的剥削收入差不多要占其全部剥削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中出租土地超过其自耕及雇人耕种之土地者，有十户，即所谓半地主式的富农。
丙、富农一般占有较好的生产资料。根据对长沙明望乡、黎托乡、秋塘乡及湘阴县和丰乡，邵阳县震中乡等五个乡的调查，富农皆占有全部耕畜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他如水车、犁、耙等农具亦较齐全。
根据以上调查、分析，土地改革法对富农政策的规定是完全适合中南地区情况的。总的来说，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富农自耕与雇工经营部分的土地及保留小量出租土地，对于孤立地主阶级，团结中农，稳定生产情绪是有重大意义的。而且在一般地区，不动富农土地，只没收征收地主及公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亦可以大体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每人大约可得到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左右的土地，如再加人民政府积极对生产的领导扶助，及农民自己积极经营，即可以求得初步生活改善，并能增加一部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但是另一方面，也确有一部分地区如河南北部中部、及江西老苏区、湖南南部、湖北沿江地带，土地比较分散，富农占有土地很多（约占全部土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而且大量出租土地，这样的地区如果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一部，则贫雇农所得到的土地就太少了。根据上列各典型村调查，有的（如湖北武昌黄土坡等村）则只能得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五十，甚至还少于百分之五十，这样就使广大贫苦农民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能维持。因此在这种地区，经过省人民政府以上的机关批准，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之一部或全部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对所谓半地主式的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加以征收，分给贫苦农民，对发展生产是极为有利的。因为他们出租大量土地，他们自己已过着半寄生虫的生活，如果保留下来对生产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之在上述二种情况下，征收富农出租之大量土地一部或全部，是和保存富农经济，以利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完全一致的。
三、小土地出租者
根据湖北黄陂新义村、石桥村、武昌黄土坡村等三村调查，乡村中普遍皆有一部分手工工人、小贩、医生、教员及个别的残废、孤、寡、老弱者，占有一部较一般农民为多的土地并出租。他们占有土地平均不到当地每人平均数的二倍，一般说生活并不特别富裕。而且他们本来多是劳动者，其土地来源也多是劳动得来的，现在我国对这些人还没有社会保险，他们一旦失去土地，则无法生活；况且这些人数不多，所占土地比重不大（一般在百分之三到五），而对农村生产不利影响也小，因之土地改革法第五条之规定，是极为必要的。河南土改的经验证明，这一政策颇为广大人民所满意与同情。这样贫农虽然少分得一点土地（每人相差只几厘地），但可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同情；并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
四、巩固团结中农问题
中农在新解放区农村中，没有像华北老区那样大的比重，他们占有的土地也没有像老解放区中农那样多。在湘、鄂、赣等省，中农一般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土地的百分之三十稍多一点；在广东有些地区则更少，有的只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因此在中南区农村中，中农因为自己地少，兼租地主、富农一部土地者很多。黄陂县新义村的一一九户中农中，即有三八户兼租土地一部。其他各地通常也都要有三分之一的中农兼为佃户。因之在今春减租中，中农都积极参加运动，参加农民协会。土地改革法又规定了保护中农财产与一般不动富农财产，这必然更加有助于对中农生产情绪的稳定与政治上的团结。但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在分配土地时，必须按照土地改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在抽出地主土地分配时，对原耕农民加以适当照顾，这无论对恢复与发展生产以及巩固对中农的团结上，都是极为重要的。
五、贫雇农及其他劳动人民
从前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中南区各省农村中的贫农及雇农普遍要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雇农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人口的百分之八，占土地的千分之五），而只占有土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湖南益阳箴言乡十六保总户数是一、二○三户，雇贫农即占七八一户，为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如连手工工人等劳动人民计算在内，即有八八二户），占有土地则一般只有全村平均数的五分之一，而丝毫没有土地的赤贫就有二五九户。这些贫农的生活，只靠耕种自己的土地是没法维持的，所以十分之七八的贫农要租种地主田地或借用地主高利贷。他们终日辛勤劳动，但一年所得的大部却被地主剥夺而去，不够吃、没得穿。因而有许多农民连自己仅有的一点自耕地，也全被地主剥夺了去，不得不去当雇工，甚至逼得流浪各地去谋求生活。
雇农的数量在江南地区数量也较大，通常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左右，而他们占有的土地却不到土地总数的百分之一，就是说，十户有八九户就根本没有土地。雇工工资也是很低的。湖南长沙榔梨乡十保共五十八个雇工，其中工资最高的只一个，一年才二十六石谷，有三十四个是十石到二十石谷，有十二个是五、六石谷，有十一个（内有女工二个）却只三、四石谷。雇主除给雇工吃饭外，其余一概不管，有病雇主不但不给医治，病间误工还要扣除工资。江西丰城二区丁村雇工工资原来一年就只十五石谷，今年反而减低到七石。而且不少地区许多雇工已被解雇，因之他们的生活就更加困苦。
此外乡村的手工业工人、小贩、自由职业者等劳动人民在南方农村中亦较多，湘、粤等省约占总户口、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鄂、赣稍差，约占百分之五，豫省最少，约占百分之一、二，在城市近郊农村中，个别地方有的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他们占有的土地一般很少，大多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一、二。在解放前后，因为城乡关系未趋正常，及某些手工业产品的销路减少，有一部分人生活亦感困难，他们希望在土改中能分到一部分土地，这是土改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综合起来看，贫农、雇农、及手工工人、小贩等，就要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只占有土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尤其在湘、粤两省，完全没有土地的赤贫农即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以上，甚至到百分之二、三十；所以中南全区八千万以上的广大雇贫农，就最为迫切要求迅速实行土地改革，以分得一份相当数量的土地，以利恢复与发展生产。土改之所以必须依靠雇贫农团结中农的道理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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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耕细作战胜严重虫灾
各地棉田一片丰收景象
部分地区农民欣喜收摘新棉
【本报石家庄讯】石家庄专区已开始收摘新棉，农民正以满怀愉快的心情，迎接棉花丰收。抗日战争以前，石家庄专区一带即为有名的棉产区；束鹿、晋县、藁城、正定、赵县、获鹿等县农民，更有多年种棉习惯，并富有经验。今年全区共植棉二百二十余万亩，超过抗战前约二十七万亩。经过半年来的加工培育，并战胜了不断发生的灾害，棉株枝粗叶茂，花桃满枝，每枝花桃平均都在十个以上，有的并已开裂，开始收摘。八月二十六日正定城集市上，新籽棉上市约有五、六千斤，新皮棉市上亦有三百余斤。
今年棉花的丰收，得助于人民政府对棉农的有力扶植，专区供销社曾以贷、卖、换三种方法，供给农民棉籽六百余万斤；细肥二千五百万斤（内有银行供给的一部）。植棉开始后，各级人民政府即以领导群众植棉为首要任务。各机关、团体、部队（分区司令部、独立营）、学校，并抽出脱离生产干部五千余人，帮助农民突击种棉。种棉末期，政府发现有的棉田出苗不全，即及时提出查苗、补苗、查成活率等号召，苗不齐的都进行了补种。植棉结束后，专区即抓紧技术指导，开办了整棉技术训练班（训练对象为各县农业科长、区生产助理员，农场技术推广干部，植棉有经验的劳动模范等）；各县也普遍对村干部进行了技术训练，并组织区干部学习整棉。一般区村干部都学会了配制杀虫药剂和移棉苗的方法，以及间苗、定苗、追肥、浇水、除草、治蚜等科学原理及办法。并经过他们，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植棉技术，使棉苗得以茁壮生长。
但是，今年棉花的丰收，其关键还是政府领导农民战胜了严重的虫灾。早在五月中旬，晋县、束鹿即通过教员、学生向农民进行了除草与防蚜教育；全专区展开了锄草突击旬，并推动了防蚜准备工作。五月底，全专区普遍发生蚜虫，受害棉田占全部棉田的百分之七、八十。如束鹿县共棉田三十五万四千五百六十一亩，就有二十五万亩受到蚜害。专、县领导上，一面指示所属：“把治蚜工作当成严重的政治任务去完成，就地发现，就地消灭”；一面从各部门抽调干部八百五十人，小学教师二千零五十六人（时值麦假期间），协同全体区干部，有重点地深入到村，领导群众除治。省棉产改进处石家庄指导区、华北农场、辛集农场等也派遣了大批技术干部，借出两千架喷雾器，指导农民使用除治。此外，专县供销社并准备了大批烟叶、石灰，供给棉农作杀虫之用。起初有些农民还有“棉花攒攒拳，一年顶二年”的错误说法，只急于收麦、锄苗，而对除蚜表现忽视；领导上也还只停留在干部重点试治与扩大宣传阶段。后经专区领导上提出“治蚜为当前第一位任务”，集中全力，领导群众突击除治，始形成群众性的灭蚜运动。到六月底，元氏、高邑、获鹿、灵寿等县，把生过棉蚜的三十万亩棉田普治了一遍（多的治到三遍），束鹿、晋县等十县，棉田面积虽大，也抢治了大部。后经太阳曝晒和暴风雨吹打，棉蚜始逐渐灭迹。这一胜利，不仅保住了棉花的收成，并提高了农民的灭蚜技术和信心，为今后棉花增产奠定了更好的基础。七月初，棉蚜甫告消灭，又在全区百分之八十的棉田里发生了火龙（红蜘蛛），来势异常凶险，专署崔民生副专员和中共地委书记郭芳及三个地委委员，立即率领干部下乡检查，并领导群众迅速除治。各县对此亦极重视，灾重县份暂时停止了其他工作，全力领导群众向火龙作斗争。晋县提出“从火龙嘴里夺棉花”的口号，将已准备就绪的党代会也暂时停开。专区供销社、土产公司供给了充足的硫磺（配治硫磺石灰合剂用）。经过全区农民一月的紧张斗争，至七月底火龙停止了蔓延，八月初基本上达到消灭。与火龙斗争的胜利，再一次保住棉花的生长。只有约近百分之二的棉花因灾重而脱落了叶子，减产了一部或全部，而这些棉田已部分地改种了荞麦或菜蔬。
两次与严重虫害斗争的胜利，鼓舞了棉农的生产情绪。现该专区农民正在继续进行整枝、顶尖工作，总结、研究除虫经验，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虫害侵袭，并以欢欣的心情，迎接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棉花的丰收。
（魏辛斋、张稚枫）
【本报运城讯】山西运城专区的一百万余亩棉田，现已普锄四遍，每株棉桃多至十几颗，少者也有七、八颗，累累盈枝，一片丰收气象。八月上旬，运城、临晋、虞乡、永济等县均已部分开始收摘新棉。这是全区棉农加工耕作和铲除了杂草害虫后获得的果实。早在棉花播种前，大部棉田均作到耕三耙四，部分地区用锹翻地松土，据七个县又四十五个村的统计，四十八万三千亩棉田中，有二十九万三千亩犁过三遍，三万六千三百亩犁过四遍以上。施肥也一般超过往年，据八个县七十五个村三十九万六千亩棉田统计，每亩平均施肥两大车半。植棉中浸种工作也较普遍。播种后，棉农积极加工细作，防止虫害，锄除杂草，浇地抗旱，造成目前可望丰收的良好结果。
（余学）
【新华社汉口二日电】中南区各省农民已开始收摘新棉。中南全区今年植棉达一千余万亩。除了河南省陕州、灵宝一带因气候干旱，棉桃较为瘦小，其他各地另有一百余万亩棉田因有水旱等灾减产以外，著名棉产区如鄂西荆州、沙市，河南洛阳、郑州，湖南华容、南县等地的棉田，均结桃累累，棉桃硕大，棉绒洁白。湖南省滨洞庭湖地区和河南省洛阳一带的棉田，每亩均可收皮棉三十市斤以上。预计全区今秋约可收棉三百万担左右，即可比去年增产三分之一。
今年中南区各级人民政府对保证棉花增产极为重视。河南、湖南两省今春即曾发放棉田肥料贷粮一千二百余万斤，部分地解决了农民的缺乏肥料的困难。各产棉区发生棉蚜虫害时，中南农林部曾拨发治虫经费大米七百六十万斤，在全区设立了十三个防治站，因而制止了棉蚜蔓延，保证了棉苗的正常发育。今年各地植棉农民生产情绪也高。如河南农民对棉田中耕多达五次到八次，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棉田也平均锄了三遍到五遍。
配合收棉工作，中南农林部即将颁布关于设立良种推广区和普通棉田的选种办法，领导各地农民选存优良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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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井陉植棉工作领导不力
造成棉农不应有的损失
县农建科在整风中已予检讨
【本报井陉讯】河北省井陉县农建科，在整风中检查了在领导植棉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井陉县地处山区，农民没有种棉习惯和经验。今春石家庄专署分配给该县种棉八千亩的任务。播种时，因种籽缺乏，县供销社曾到获鹿县接洽购买，初次运来一部，经过试验，发芽率为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乃让群众加倍播种。播种期间，幸遇透雨，又号召大量突击种棉，收效也不太坏。后因种籽不足，二次从获鹿运来棉籽一部，未经试验，即分发各区，结果发芽率只达百分之十到二十，造成劳民伤财的不良后果，群众表示不满。在播种中宣传教育亦甚不够，致使一部分村干部认为这是“给上级种棉”，平均分配植棉任务。如三区北固底村每户平均种棉一分半，五区西方岭村，每户平均分配棉籽四两半。群众缺乏种棉技术，县领导上未及时予以指导，如召开种棉技术训练班等；只依靠下乡干部到村宣传和帮助，而这种力量又很有限，因此在部分棉田中，棉花、芝麻混杂，有的还留成双棵；个别的则因打尖太早，使棉株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另外，有的区干部，未经棉农同意，即自己动手，强将棉苗间稀，引起棉农不满。由于棉籽品质低劣，使全县原播种的一万三千五百七十四亩棉田，仅出苗一万零六百三十六亩，又加培育不好，缺乏技术指导，现经各区检查，全县棉田恐尚不足八千亩。这是一连串的官僚主义作风所造成的恶果。
该县农建科在检讨中指出：由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的影响，使不少棉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我们在此次整风中曾深刻检查了在领导种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今后一定要下决心争取克服。
（杜根昌、李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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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家庄棉产改进指导区
扩建石家庄晋县轧花厂
为明年推广优良棉种奠立基础
【本报石家庄讯】河北省棉产改进处石家庄指导区，为了严格执行棉种保纯工作，奠定一九五一年的良种推广基础，保证并提高棉花的品质和产量，根据该区去年在石家庄设立轧花厂的经验：不但做到优良种籽的分收、分轧、分藏，提高了棉种纯度，同时还解决了良种供给问题，乃决定今年除扩充石家庄轧花厂的规模外，并在晋县增设轧花厂一处，以便大量控制斯字二Ｂ、四Ｂ等优良棉种，做到集中掌握、管理和有计划地推广。
石家庄轧花厂，数月来在全体员工的辛劳努力下，经过了修建工房、按装机器等工程，计增装三十六英寸辊轴轧花机二十台，清花、清籽、打包机各一台；为了节省人力并增强工作效率，又添设升降机两架；每个轧车还按装了二马力的小马达一架，以克服去年曾因马达发生故障而影响全部轧车开动的缺陷。有了这些新的设施，将使每日轧花量由去年的一万五千斤籽棉增至三万五千斤至四万斤。以上各项工程，不日即可竣工，近期将举行试车。晋县轧花厂因着手较迟，现正进行修建厂房及运输机器等工作。该厂今年将修建厂房六十八间，用六十匹马力柴油机带动轧花机四十台及清籽、清花等机械，预计轧花量可达每日三万斤至三万五千斤籽棉。
石、晋两座轧花厂建成后，在收购棉花时，将严格执行合理的棉花分收检验制度；奖励优种及质量好的棉花，掌握政府的棉粮比价政策，使棉农认识到好棉花能够多卖钱，以刺激、推动良种的推广工作。同时在籽棉加工前，决定实行摊晒，拣出劣棉，采取分别等级、分别轧花、分别储藏的办法，不使种籽稍有混杂，再经过筛选、拣籽后，才向群众贷发，以提高优良棉种在群众中的威信。这样，不仅石家庄区棉种的品质和纯度将因之而提高一步，同时将推动和保证石家庄区今后扩大棉田面积的开展，并加强国营贸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力量。
（一民、佩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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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冀鲁豫三省认真贯彻夏征政策
干部工作作风初步转变
部分干部思想作风还有缺点需要改正
【本报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夏征工作中由于强调贯彻政策，走群众路线，已初步克服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转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目前，河北、河南的夏征任务已基本完成；山东因布置较晚，截至八月十日止亦已进入大规模入仓阶段。根据三省的经验，要贯彻政策和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与强迫命令作风，必须做好四项工作。
全体干部深入学习政策减少了可能发生的偏差
（一）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政策，通过具体事实向群众宣传解释。过去有关征收政策的学习和研究，只是业务干部的“份内事”，今年很多地区学习政策的普遍和深入程度是空前未有的。山东沂水等专区号召党、政、民干部普遍学会政务院夏征办法，许多地区在学习中还做到了首长带头，如山东莱阳专署的专员和胶县的县长皆亲自领导专县干部的集体学习。沂水专区，不仅干部要学会办法，还组织区干部和聘用的助征人员集体学习，学习完毕以后并举行严格测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执行政策中间可能发生的偏差。
干部学会政策后，通过具体事实，向群众宣传正确的负担观念。如河南登封县石道镇代表高长远谈到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体验，他说：“交公粮保证打胜仗，修铁道送公粮给群众省多少工；开工厂咱的棉花有了销路，咱出的公粮又回咱自己手里来，政府钱粮多会给群众办更多的好事”。群众掌握了政策时，便会变成巨大的力量。过去有些地区怕群众匿报产量，扩大灾情，因此减免政策和办法只有干部掌握，不向群众公布。经验证明这样恰恰是束缚了自己。如德县某村今年减免办法没宣布前，报了三十户减免。宣布减免办法以后，有二十三户原报减免户自动退出。
事先调查麦田产量查出黑田负担公平
（二）深入调查研究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今年三个省各县大都事先进行麦田及产量的调查登记，省府并抽调力量深入检查协助。河南的新区并结合查黑田，南阳专区的未土改区，如邓县查出七万余亩，淅川查出二万余亩。掌握材料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关键在于深入群众，如山东省平原县，事先没有调查，心中无数，第一次全县麦征扩干会议，根据区村干部的报告确定每中亩产量为五十六斤，专署认为产量低，连开了三次区干会议产量也未能确定，最后，县长及县委副书记，领导全县的征收干部到群众中去调查，全县每中亩产量评议七十三斤，很多以前思想不通的干部当场检讨“通了”，“群众不是自己所理想的那样落后”。该县领导上检讨说：“有事向群众商量，到群众中去这一条道是打通思想克服官僚主义的好办法。”
启发群众检查干部作风提出意见揭露工作偏向
（三）通过各界代表会及报纸发动群众检查去年秋征工作及干部的作风，这是在今年夏征中克服政府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密切政府与人民联系的最好办法之一。在代表会上，群众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并揭露干部违反政策的事情。如山东东光县代表提了三十多条关于负担上的意见。山东大众日报揭露淄博专区不按常年评产等，群众敢公开在报纸上纠正政策偏向，检举干部作风，正标志干部民主作风加强对帮助领导机关检查工作及时纠正偏向起了积极作用。有些干部不理解这一点，怕“允许纳税人申诉”，怕在报上公开揭露缺点显然是不对的。
部分干部对政策领会不足致把政策和任务对立起来
但是部分地区，由于干部对政策精神领会不足，在执行政策上也发生了不少偏差。首先，部分干部把政策和任务对立起来，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河北有些干部认为“完成任务易，贯彻政策难，转变作风更难。”山东部分地区在布置夏征工作中间，“任务”就不敢提，有些干部，认为提“任务”就是单纯任务观点。齐河县在布置夏征会议上提出：“今年夏征不在任务多少，只要合乎政策就行，一斤粮食不征也可以。”文登专署和临沂县委会负责干部公开讲：“完不成任务受上级批评和上“监察院”可以，但不能多征了任务叫人民申诉上人民法庭。”因而在评订产量上，存在着“宁低勿高”，高了超过政策，低了就符合政策的错误思想。文登专署夏征会议上各县自报产量平均每亩一百零四斤，专署确定七十九点七斤，县里干部问这是否合乎“实事求是”的精神，专署认为这是“符合政策”的。在掌握减免政策上也曾犯同样毛病，只说：“当减者减，当免者免”，却不敢或不愿说：“当交者交”，因此批准减免时表现“宁宽勿严”，“宁多勿少”。群众评议减免户数少，区里评议减免户数多，如山东峄县店子村，二十七户减免户中有二十二户是不应当减免的。德县谭家村群众讨论六、七户减免，区里硬要村减免四十户。昌邑徐家村没有什么意外灾害，全村一百一十七户中却减免了一百零一户。
部分干部有尾巴主义的思想坐待群众自觉工作陷入被动
其次是干部有尾巴主义的思想偏向，如河北沙河、交河、永年等县，事先由于自己工作不深入，心中无数，临时发下表格调查麦田，结果越调查越少，无准备就开代表会评产，结果越评越低，干部既不敢强迫命令，又无材料和勇气打破本位思想。因此坐待群众自觉，工作陷入被动和拖拉。如河北邯郸专区至七月中旬有的县已经完成或入仓时，大部县份却仍未开征。
宣传政策存在着片面性光说群众愿意听的一面
再次，在政策的宣传工作上也存在着片面性，光说群众愿意听的一方面。如山东有些县说今年的负担政策就是“减轻负担”和“合法减免”，甚至仅仅拿大大减轻来鼓励群众的交纳情绪，这样显然会造成今年工作中间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困难。
此外，部分地区的干部，因减轻了负担而存在着盲目乐观麻痹大意的严重偏向，对匪特的破坏警惕不够。据河南省九个专区三十一个县统计，匪特放火事件达九十四次，抢劫公粮、杀害干部亦曾发生；仅潢川一县即被打死二人，伤一人。因此，纠正干部思想麻痹，提高警惕是十分重要的。
（财政部农业税处易之、左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