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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斗争报》编辑部的话
斯大林
本文是斯大林所创办的在巴库出版的高加索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非法报纸《斗争报》第一期的社论。原文系格鲁吉亚（旧译乔治亚）文，俄文译文见一九四六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印行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在这篇社论中，斯大林对于报纸应当力求成为工人群众和全体人民群众的领导中心，应当注意国内政治情况和每一社会现象并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批评，应当与读者建立密切的联系等项革命报纸工作的原则，给了重要的指示。
——编者
我们深信自由的定期出版物对于觉悟的格鲁吉亚读者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我们深信今天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拖延下去就只能给共同事业带来损害；我们深信觉悟的读者会满意地来迎接这种出版物，并且从自己方面给它以各种帮助，——我们，一部分格鲁吉亚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要迎接这一需要，竭尽我们的力量来满足读者的愿望。我们出版了格鲁吉亚第一个自由的报纸《斗争报》第一期。
为了使读者对我们的出版物、特别是对我们有一定的看法，我们来说几句话。
社会民主运动不曾让我国任何一个角落没有被触动过。就是我们称为高加索的俄国这个角落也未曾避免得了，而且同高加索一起，我们的格鲁吉亚也未曾避免得了。社会民主运动在格鲁吉亚还是不久以前的现象，它一共才有几年，更确切些说，这个运动的基础是在一八九六年才奠定的。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在我们这里最初工作也没有走出秘密活动范围。鼓动与广泛宣传，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并且不管愿意与否，一切力量只得集中在几个小组内。现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工人群众中间获得了传播，而且工作也走出了自己狭隘的秘密活动范围，抓住了很大一部分工人。公开的斗争开始了。斗争在头一批工作者面前提出了许多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是被湮没着的，而且解释它们又没有感到很大的需要。首先尖锐地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什么手段去更广泛地展开斗争呢？口头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很简单和容易的。而事实上所得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不用说，广泛地宣传与鼓动革命思想对于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运动是主要的手段。然而革命者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条件，却是如此地矛盾，如此地艰难，并且要求作这样大的牺牲，以致无论是宣传和鼓动，要像运动最初时期所需要的那样，往往就成为不可能。
在小组中借助书本与小册子学习成为不可能了，这首先是由于警察情况，其次则是由于事情的处理本身。鼓动工作在第一批逮捕之下就松懈下来。与工人联系及常常到工人那里去，渐渐成为不可能，而工人却等待着解释许多迫切的问题。工人周围是残酷的斗争，政府运用一切力量来反对他们，他们没有可能批判地来对待目前的环境，他们对于事情的本质没有任何的材料，只要他们邻近的什么工厂遭受了小小的失败，常常就足以使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灰心丧气，失掉对将来的信心，而领导者就不得不重新吸引他们来参加工作。
借助只解答某些具体问题的小册子来进行鼓动，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很少效果的。创作解答每天问题的著作就成为必要。我们且不去证明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真理。在格鲁吉亚工人运动中已经到来了这个时机：定期出版物成为革命工作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关于合法的报纸，我们认为必须说几句话以供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参考。如果工人中有谁认为合法的报纸，无论它在任何情况下出版，无论它的方向如何，总是工人利益的表现者，那末我们认为这是很大的错误。在“关心”工人的政府那里，对于合法的报纸是处理得很好的。一群叫作检查官的官吏被指派到这些报纸那里去，他们专门监视着这些报纸，只要一有真理的光芒通过缝隙透露出来，他们便诉诸红墨水与剪刀。通告一个接着一个飞向检查委员会——“不能透露任何一点有关工人的消息，不许公布某一事变，禁止议论某事和某事”以及其他等等。当然，在这种条件下，报纸是不能办理适当的，工人在其篇幅上、甚至在字里行间，要寻找关于他们的事情的报道和正确评价，是枉然的。如果认为工人可以利用某一合法报纸的仅仅由于刽子手检查官的错误而脱漏出来的顺便涉及他们事情的寥寥几行，——那末应该说：把希望寄托于这些片断，在这种小事上建立任何宣传体系，都是证明对事情的不了解。
我们且重复一遍：我们说这个仅仅是供若干没有经验的读者参考而已。
因此，格鲁吉亚自由的定期出版物是社会民主运动所迫切需要的。现在问题只在于：怎样来办理这个出版物，它应当以什么为指南，它应当给予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什么东西。
如果从旁边一般地来看格鲁吉亚报纸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看它的内容与方向的问题，那末可能使人以为：这个问题是自然而且简单地自行解决了：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运动不是孤立的、不是仅仅单独的具有自己纲领的格鲁吉亚工人运动，它是与全俄的运动手携手地前进的，所以它服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由此就很明白：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应当只是地方机关报，主要是阐明地方问题和反映地方运动。但是在这个回答后面却隐藏着我们所不能回避的而且必然将碰到的困难。我们说的是文字方面的困难。当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借助全党的报纸有可能解释一切总的问题，让自己的区委员会只阐明地方问题的时候，——格鲁吉亚报纸在内容方面就处于困难的境地了。格鲁吉亚报纸同时应当起全党的、以及区的、地方的机关报的作用。因为大多数格鲁吉亚工人读者不能自由地利用俄文报纸，格鲁吉亚报纸的领导者就没有权利把全党的俄文报纸正在讨论和应当讨论的一切问题不加以阐明。这样，格鲁吉亚报纸有责任使读者认识一切原则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同时它有责任领导地方运动，以应有的方式阐明每一事变，不能留下任何一个事实不加解释，并且回答地方工人所关心的一切问题。格鲁吉亚报纸应当把格鲁吉亚战斗的工人与俄罗斯战斗的工人联系起来，统一起来。报纸应当向读者报道地方、俄国和国外生活中一切他们所关心的现象。
我们对格鲁吉亚报纸的看法一般就是如此。
关于报纸内容和方向的几句话。
我们应当要求它，就像要求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一样，主要是注意战斗的工人。我们认为说什么在俄国以及一般在各个地方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被历史赋以解放人类并给世界以幸福的使命，乃是多余的。显然地，只有工人运动才有自己坚固的基础，也只有它才摆脱了各种空想的谬论。所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的报纸应当领导工人运动，给它指示道路，保护它不犯错误。一句话，报纸最首要的责任是尽可能地靠近工人群众，能够经常地影响它，成为它的自觉的领导中心。
然而因为在俄国今天的情况下，除了工人以外，作为“争取自由”的战士的其他社会分子同样可以发动起来，并且因为这个自由是俄国战斗的工人的最近的目的，——所以报纸应当给予任何革命运动以地位，纵然它是发生在工人运动之外的。我们说不仅仅对于消息或普通新闻要“给予地位”，——不，报纸应当特别注意其他社会分子中间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革命运动。它应当解释每个社会现象，从而影响每个争取自由的战士。因此，报纸一定要特别注意俄国的政治情况，估计到这个情况的一切后果，以及如何能够更广泛地提出政治斗争必要性的问题。
我们确信：无论谁也不能利用我们的话来证明我们似乎是拥护与资产阶级联系和妥协的人。给予反对现行制度的运动的弱点和错误以应有的估计和指点，——纵然这个运动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不能把机会主义的污点加在社会民主党人身上的。我们在这里只是不应当忘记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与革命斗争的方法。如果我们以这个尺度来衡量每一运动，我们就会能避免任何伯恩斯坦式的妄想。
这样，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应当明确答复一切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问题，阐明各个原则问题，从理论上阐明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芒来照明工人所遇到的每一种现象。
报纸同时应当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者，及时地向读者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所抱持的一切策略观点。它应当告诉读者：其他各国的工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是怎样地来改善自己的状况的；它应当及时地号召格鲁吉亚工人在斗争场所上发动起来。同时报纸对任何一个社会运动不应不予以考虑，不应不给予社会民主党的批评。
我们对格鲁吉亚报纸的看法就是如此。
我们既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读者，誓以我们现有的力量来完全执行这些任务。为了使报纸办得不错，就需要读者与同情者方面的帮助。读者会看到第一期《斗争报》有很多缺点，但这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如果读者方面能给予帮助的话。在这里我们强调地方新闻中的弱点。我们远离故乡，没有可能注观格鲁吉亚的革命运动，并及时地报导和阐明这一运动中所发生的问题。因此，从格鲁吉亚本身来的帮助是必要的。谁愿意在著作方面帮助我们，无疑地谁就会有办法与《斗争报》编辑部建立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
我们号召全体战斗的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热烈关心《斗争报》的命运，以各种办法协助它的出版和发行，从而把格鲁吉亚第一个自由报纸《斗争报》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
（《斗争报》第一期，一九○一年九月。原文未署作者名字。译自格鲁吉亚文。）
（附注）《斗争报》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及其列宁《火星报》集团的第一个非法的格鲁吉亚文报纸。斯大林是创办《斗争报》的倡导者。《斗争报》的出版是从一八九八年起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麦撒墨达四”社中革命少数派（斯大林、克泽霍越里、楚鲁启则）在创办非法马克思主义报刊问题上所进行的反对该社机会主义多数派（饶尔丹尼亚及其他等人）的斗争的结果。《斗争报》由巴库的地下印刷所排印，这个地下印刷所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革命派委派斯大林最亲近的战友克泽霍越里创设的。发行报纸的实际工作都由他负责。《斗争报》上关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纲领与策略问题的指导性论文都是斯大林写的。《斗争报》出版了四期：第一期在一九○一年九月，第二——三期在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月，第四期在一九○二年十二月。《斗争报》——仅次于《火星报》的俄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坚持了南高加索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与全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时，《斗争报》像列宁的《火星报》一样宣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必须转到群众性的政治鼓动、转到与专制制度作政治斗争，它并且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列宁思想。在与经济主义作斗争中，《斗争报》论证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揭露了自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及一切五花八门的机会主义者。列宁的《火星报》指出了第一期《斗争报》的出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俄文版编辑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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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巡礼
报纸巡礼
应当宣传的事情
川西日报七月二十二日以重要地位刊出川西行政公署处理各界人民六月份来信的消息，八月十七日又继续刊出处理七月份来信的消息。这两次消息是由两个政府公告转录而成的，内容是说明川西行政公署六月份收到各界人士关于批评、建议、询问、要求、检举控告等不同性质的来信共八百六十二件，七月份收到九百九十四件。在一千多位不同的来信者中，包括了各种不同阶级和不同职业的人民，当然也包括少数地主阶级分子。来信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了行署工作的每一方面。行署对这些来信一一作了答复并进行了适当的处理。并在公报中说明，其中未能处理的是因为什么缘故，性质如何。
在六月份公报中，川西行署作了这样的说明：
“政府中少数工作人员，在处理来信中还不够认真和及时，甚至有少数来信至今尚未作复。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认真而及时的处理各界来函，接受群众的批评建议，欢迎群众监督我们的工作人员。解释和答复群众的疑问，这乃是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很明显，我们必须重视这件事，必须改进这项工作。”
七月份公报则是以这样的话结束的：
“对于处理各界人士来信这一工作，我们正在开创，正在改进，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反映，我们还知道得很少。为作好这一工作，望大家继续多来信联系。”
这是何等谦虚的和充溢着自我批评精神的态度！
西南是新区，解放还不到一年，川西各界人士在六月份一个月内就向人民政府提出了八百六十二件诉愿，七月份又多提出了一百三十二件。这说明广大人民对人民政府的信赖正在不断的增长，也说明在我们的政府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需要借各界人士的批评和建议来进行改善。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事业，我们必须广泛地听取、吸收人民大众的意见，并且鼓舞他们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各级政府机关对各界人士来信的适当处理，便是联系群众、鼓舞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还处在建立人民国家的初期阶段，可以想像，每个地区的政府机关，几乎每日都可以收到各界人士的来信，假如在全国范围内来个统计，这种来信的数字一定很大。但是，我们很少见到关于各地区如何处理这种来信的报道。川西行署对待各界来信的态度，我们认为是应当很好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
可惜的是，发表这些消息的川西日报没有发表与此有关的言论，使读者更深切地来注意政府重视人民意见的严肃认真的作风。
谈谈新闻地图
打开一张报纸，看到有关战争或交通的消息，我们总希望能同时看到说明这些新闻的地图。在这种情况下，附张的地图或插排的简图，其作用不只是因为它是地图，而主要是因为它是新闻。一个重大的军事或交通新闻，字面上往往不能完全表达出它所具有的力量，假如同时刊出有关的地图，就可以使新闻发挥更大的宣传力量。
各地报纸都已经开始注意地图。可惜的是，粗枝大叶的作风侵蚀了我们新闻工作的严肃性。朝鲜战争开始后，各地报纸都发表过关于朝鲜战争的地图。但是这些地图，往往带来一些使读者感觉糊涂的错误。比如“对马岛”的主权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假如你要从报纸上的地图弄明白“对马岛”的主权问题，那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因为报纸上对“对马岛”的主权至少有着三种不同的处理：
一、列入朝鲜国境内的（本报【七月二十日附图】、解放日报、西安群众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长江日报、天津日报、上海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山东大众日报、南京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南方日报等）；
二、朝鲜本土与对马岛之间，不划线加以标志的（光明日报等）；
三、列在朝鲜国境外的（本报八月十三日附图）。
在这里，只有第三种处理是正确的，但是它的缺点是没有说明对马岛属于日本。
消灭不可容忍的错字！
报纸上的新闻先通过排印，才能到达读者眼前的。在排印过程中，校对是个重要的工作。校对的工作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我们应把它当作一种政治任务来对待，一个字、一个标点的错误都会引致严重的政治影响。中国过去把这种校对工作叫作“校雠”，意思就是说，要把错字当作仇人一样来校正。我们正应当以这样严正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校对工作。
但是，在我们的校对工作中，却大量存在着粗枝大叶的作风，以致报纸上错字层出，有时错到不能卒读，甚至形成政治问题。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是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应予严格整顿的。
试举几个比较重大的例子：
①“胁从不问”，错成“胁从必问”。（长江日报七月二十三日短评）
②“声援日本人民反美”，错成“声援日本人民反苏”。（长江日报七月九日大众园地《反对美帝扶日阴谋》文）
③“中苏友协”错成“中美友协”（新闻日报六月十八日本市版纪念高尔基新闻）
④“我们的土地改革也来采取绝对的平均主义”，“也未”错成“也来”。（重庆大公报八月六日三版头条答读者信）
以上仅举出了已经发现的几个较重要的例子，同样的例子还多得很。我们希望报纸工作者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坚决消灭这些不可容忍的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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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来办好广播大学
温济泽
这里所说的广播大学，是说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社会科学讲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帮助各地听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从今年四月十日起，增设了社会科学讲座。这个讲座的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讲解《干部必读》，一部分是讲中国革命问题和较浅近的社会科学知识。现在只开始办了前一部分讲座。
我们已经办了两个讲座，就是：艾思奇同志讲的《社会发展史》，和于光远、王惠德同志讲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讲座讲了从猿到人、五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与国家、社会思想意识等问题，连解答听众问题，一共讲二十三次，已经在六月底讲完。从七月起，根据许多地方听众的要求，正在请艾思奇同志讲第二遍。政治经济学讲座是讲解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重要的难懂的问题，连解答听众问题，一共讲了二十七次，已经在九月七日讲完。从十月四日起，将请郭大力教授播讲《帝国主义论》，在今年内还准备开始播讲《新民主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
各地机关、团体、学校等组织收听并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联系的，到九月七日为止，一共有四七一单位。分布在二十三省，内蒙自治区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西安、汉口、重庆等市。其中有些单位实际上是代表很多机关团体，例如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它就是代表了察哈尔省的几十个机关团体统一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系的。收听的人数，根据二九七单位的统计，共约八万六千人。在听众中，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委机关干部，其次是政府和解放军部队机关干部，也有一部分学生和少数教授、教员等。除去有组织的听众外，个别听者和电台联系的有五十多人，其中有学生、教授教员、医师、文化馆职员、市民、家庭妇女，还有几个在疗养院里养病的人。这个统计是不完全的，例如，据我们所知，昆明、桂林等地就有不少人收听，但现在还没有和电台联系。以听众人数之多和分布地区之广来说，我们把这个广播讲座叫做广播大学是名副其实的。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如匈牙利有自由广播大学，波兰有人民广播大学，我们的讲座虽然没有这样的名称，但实质上已经是一所广播大学了。
五个月的广播有相当大的收获。许多地方过去因为请不到教员，自己看书又不完全懂，所以学习始终搞不好；有些机关曾经学过社会发展史或政治经济学，但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因而拖拖拉拉，学了很久，还没有学完。这次收听广播，解决了不少困难。两个多月的经验证明，广播是帮助干部学习的有效工具之一。它不但可以帮助许多地方解决没有教员和读不懂书的困难，而且可以成为学习的组织者，使大家必须按时收听，如果能做到按时收听，就一定能在规定的时期内完成学习计划。六月底我们总结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时，曾问各学习单位有些什么成绩和心得，不少单位回信说，这次学习比以往学习的收获大。例如营口市人民政府学习小组说：“每个同志思想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又如上海普陀区人民政府学习小组说：“一般同志经过此次学习，均能建立起劳动观点，加强认识了群众力量的伟大。”邢台专区供销合作社等学习小组说：“以前在学习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次解决了，思想上有很多糊涂观念，这次也搞清楚了。”察哈尔日报社学习小组在学完后并举行了考试，平均分数在七十分以上。
在组织收听方面的主要经验是：收听学习必须有领导，有组织。例如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在讲座开始时，就发出通知，规定了具体的办法，组织直属机关和所属省军区以上各机关干部收听，许多机关都组织了收听小组，许多小组都订出了严格的学习纪律，如不得无故缺席，不得迟到等；中共有些县委负责同志对收听广播十分重视，亲自领导，带头学习；保定女中的教职员学习小组由校长亲自领导大家预习、听广播和讨论；察哈尔日报社对收听学习规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分组学习、定期开讨论会、每星期各小组长接头一次，汇报本周学习情况并讨论下周学习应注意的事项等，最后还举行测验。像这样的小组还有不少。这些小组收听学习都有相当大的收获。在六月底社会发展史讲完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调查，据不完全统计，从填来的表上看，从头到尾坚持收听的共有一一六九四人，他们都学得相当好。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单位，学习是自流的，开始的时候听的人多，以后逐渐减少，甚至没有人听了。这其中虽然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理论水平较低，不适宜马上读《干部必读》，但多数人不能坚持收听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领导，没有组织。中共察哈尔省延庆县委有一个很好的经验：起初，领导方面不重视学习，不重视收听广播，认为“接受不了”，不组织收听，以后地委召开了广播会议，指出延庆县委不重视学习、不组织干部收听社会科学讲座是错误的，给予了通报批评，延庆县委在检讨后，对收听广播开始重视起来，把两百多干部按文化理论水平分成了若干组，其中有八十多人收听社会发展史，十多人收听政治经济学，其余的人学文化，并分别规定了学习的时间和办法，由负责同志亲自领导，按时收听，结果干部学习正规地进行起来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必须有领导，有组织，才能学得好。
因此，我们对各收听单位提出一点希望和要求，就是：组织和领导工作还没有做好的，今后要设法改进。还没有和广播电台联系的，快些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当地人民广播电台建立经常的联系，经常提意见，提问题，使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进播讲工作。我们认为，只有大家组织起来，才能把这个广播大学办好，才能使广播成为帮助干部学习的真正有效的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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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闻要有背景
陈克寒
任何新闻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产生的，因此，新闻报道要正确地反映事物，就常常需要介绍它的背景。
介绍新闻的背景，即介绍事物产生的历史和环境，目的在于帮助各种不同的读者更容易正确地了解新闻的内容，掌握新闻的中心思想，接受新闻所传播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工作的经验，并对新闻发生良好的兴趣。
新闻的背景往往是新闻本身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国由于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人民文化水平较低，知道他省他地的事情很少，而且各地革命斗争和建设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各地都因地制宜地进行工作，因此，在报道新闻时，就格外需要注意介绍它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农村工作为例，东北、华北老解放区，大多地广人稀，并已经过土地改革，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农民劳动互助，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农业经济。但江南某些新解放区的情形就不一样，那里一般地是地少人多，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如果不切实际地过早提倡劳动互助，反而可能妨害生产。他们的当务之急，不是组织劳动互助，而是发动农民，清除土匪，打倒恶霸，安定农村社会秩序，实行合理负担，减租，进而分配土地，使劳力和土地结合，以增加生产。这样，新闻记者不论是报道老区农民的生产互助运动或新区农民的反恶霸减租运动，都必须分别地说明这种或那种运动的背景，如地理经济情况和工作发展条件等，以使各地读者容易了解，并避免某些干部错误地搬用不同地区的工作经验。可见，介绍新闻背景这件事，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则。
我们常谈群众观点和辩证法唯物论，但这种观点怎样真正与实际业务结合，在我们经常进行的新闻报道中表现出来呢？群众观点，对于一个新闻记者说来，首先在于发现与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生动的文字写出，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了解。使尽可能多的读者了解和接受，这是新闻记者时刻应该关心的第一件要紧事情。记者写作新闻，不是为了藏诸名山，也不是为了跟几个知心朋友品茗时吟咏，而是为了使读者知道世界上变动中的事物，接受新闻所传播的革命斗争和科学建设的知识和经验。要做到这一点，须要作许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对于新闻的背景经常作必要的说明。因为：读者范围很广，他们散居各地，各人的知识和阅历不同，甲地的地理历史、社会经济、风俗习惯，乙地的人不一定知道；工厂里的事情，农民懂得很少或完全不懂。你既然要他们读你的新闻，并对之发生兴趣，就总得想一些办法使他们读得懂。读者，是新闻记者的基本群众，一般地都是记者所要吸引和团结的对象，如果对于他们这种最起码的要求都不能加以满足，还如何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呢？至于说到辩证法唯物论，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学说，无论观察任何事物，都应该揭露它内在的联系，分析它的时间空间条件以及生长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的新闻报道不是正应该采取这种科学态度吗？
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常常有这种情形，就是孤立地报道某一表面现象，而不说明这种现象产生的环境和历史条件。这样的新闻本身是非常不完整的，读者要去理解它已经不容易，更难从这中间学到很多东西。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统治的结果，是一个文化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但在解放以后，却出现了许多惊人事迹。这些惊人事迹，如果不与产生它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条件联系起来看，有的会似乎颇不足道，有的又成为不可想像，有时甚至同一件新闻会令人发生两种互相矛盾的观感。例如，曾有某一新闻报道说，某某工厂在过去一年中增产百分之五十，其中甲类货品增加若干，乙类增加若干，丙类又增加若干…………合计是百分之五十，但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是怎样增产的。于是，有的人在读了新闻后会说，这有什么希罕，别的国家不是比我们增产得还要多些么？有的人则又持相反的见解：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生产设备根本改变。你能说这两种意见那一种是正确的，那一种是错误的呢？照我看来，两种意见可说都是正确的，犯错误的是我们写这件新闻的记者，因为他根本没有说明这个增产百分之五十的成绩，是在什么基础之上，具备着什么条件，采取了什么方法得来的。因之，这同一个数目字，可以说是太小了，又可以说是太大了。数目字如果不与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原本是毫无意义的啊。这就是说，孤立地报道工作成绩，而不说明产生这种成绩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原因，会使读者无法了解，乃至对新闻本身发生怀疑。在我们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用他们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奇迹，但我们的新闻记者却没有报道出它的什一；而已有的报道也往往只有骨头，缺乏血肉，引不起读者足够的重视和兴趣，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充分地反映劳动人民所面临的客观的困难条件以及征服这些困难所发挥的巨大努力。这是我们宣传报道工作者有愧于实际创造活动者的地方。
但孤立地报道某一工作成绩，它的害处一般地还仅限于不能真正充分地反映出事情的全面情况，使读者无法了解，从而减弱了宣传效果。更严重的是孤立地传播某种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而不说明产生这种经验的地点、时间以及客观的历史条件和主观的工作过程，这样不仅使执行同类业务的人不能有所取法，有时甚至被错误地机械搬用，发生一些不应有的流弊。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今年春天某些关于税收工作的报道。有的记者说：根据某地的工作经验，只有民主评议，依率计征，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有的记者说：采取自报实缴、配合查账的方法，还更科学一些；有的记者则说：我经实地采访证明，这两种办法都不一定行得通，应该采取定期定额的计征法。真是众论纷纭，莫衷一是；但大家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没有充分地说明采用某种方法获得成功的客观情况和条件。以后经过更深入的调查研究，证明：上述三种办法在一定条件下都是正确的，它由不同环境中产生，可以分别地适用于不同情况。工商企业有健全的会计制度，可资为征收确据者，可以采用自报实缴，配合查账的办法；不合这个标准的，可以采用民主评议，依率计征的办法；小工商业及小城镇，用查账和民主评议两项办法都有困难的，可以采用定期定额的征税办法。但如果把某一种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绝对化，根本抽去产生这一经验和方法的具体情况和条件，企图把它说成在一切场合都可适用的唯一无二的经验和方法，而排斥在其他情况和条件下产生的其他经验和方法（例如说只有民主评议，依率计征是唯一正确的办法），那就是不正确的了。经过一九四六——四八年关于土地改革宣传的经验，那种盲目地传播错误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的情形是大大地减少了，这是我们新闻界的一大进步，证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已有某种程度的提高。可是那种孤立地片面地宣传某一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而不说明这种经验和方法产生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的新闻，却不但没有消灭，而且还是很不少的。难道可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吗？这不正证明我们唯物论的水平还很不够吗？要知道盲目地传播错误的经验，固然是极端错误的，曾使我们的实际工作受到某些损失；但孤立地片面地传播那种只在一定条件才能适用的经验，而不说明它的界限，使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万一被错误地机械搬用，为害同样会是很大的。所以，报道各种事物，尤其是介绍工作经验和方法，都应该视其必要程度，酌量地说明它们的背景。
那末，是不是所有新闻都非有一套背景的描写不可呢？那倒也不见得。每件事情的产生都有它一定的背景，但有些事情的背景是不言自明的，就可略而不述；也有些事情的背景，起初需要一再说明，以后已为众所周知，就不必天天去重复地叙述它。譬如，现在各地人民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这个运动是因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而引起的，这已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就可不必再在每则报道这一运动的新闻中，加上“由于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等等字样。但却不妨在报纸上陆续发表一些介绍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情形的文章和资料，来增加读者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可是也有一些事情，它的背景当初曾经报道过，但时间隔得太久，已为大家所遗忘，在再报道这件新闻的时候就需要重新加以阐明。这些都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不是每则新闻都一定要有一长段背景的叙述，但背景的说明在多数场合对于新闻是很必要的。新闻记者的责任，在于介绍和传播各地革命斗争和建设工作的情况和经验。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就需要在报道新闻时注意反映全面情况，并照顾读者的条件，使他们得到正确的理解。
介绍一件新闻的背景，并不要太多的不必要的叙述、描写或议论，而应该用最概括最简洁的字句，求得把事情交代清楚。有的时候，只要一二句话甚或几个字，像画龙点睛那样，把事情点破一下，就可以了。仍然以某工厂增产为例。假定该工厂的增产，是由于工人改良操作方法的结果，而那件新闻的目的在于报道生产的成绩，那末，就不妨这样地写：“某工厂过去一年增产百分之五十，这是在原有技术设备和工人人数毫无改变的情形下，由工人以改良操作的方法获得的。”接着，就可叙述增产的具体情况。如果新闻报道的目的是要介绍工人改良操作方法的情形和经验，那末，就可以这样地报道：“某工厂工人改良了操作方法，充分地利用原有的技术设备，使该厂增产达百分之五十，而劳动力并未有所增加。”以后就可介绍改良操作方法的情形和经验。这里技术设备和劳动力状况的说明，实际上就都是新闻的背景的介绍，而所用的字数并不很多。用太多的话去噜噜嗦嗦地叙述背景，不但使文字臃肿不堪，而且会模糊新闻的主题，这是应该避免的现象。
第5版()
专栏：新闻线上
大众日报整风中向读者征求意见
济南大众日报开展从检查工作入手的整风运动，准备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中心，进行深入具体的检查。九月一日在报纸上发表了《为开展报纸工作的整风给本报读者的一封信》，向读者征求意见，意见的范围不加限制，另提出了一些问题供读者参考。列举的问题如下：
一、你觉得本报各版各栏的内容，那些是你需要的、爱看的，那些是你不需要不爱看的？今后那些内容需要增加？那些内容需要减少？
二、报纸这一时期登载的新闻通讯文章以及批评性的稿件，你看到有那些地方不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不能合乎指导当地工作、教育干部群众的需要？那些地方有违犯党与人民政府政策法令的地方？
三、本报对读者、通讯员的联系，有那些地方做得不够？有些什么缺点与错误？
四、对本报的发行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发行的时间性与准确性，有那些地方做得不够？
五、你所接触到的本报工作人员，思想作风表现上，你看到有些什么缺点？有何意见？
六、你听到各界人民对本报的意见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