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的真实感
苏联电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注一），是全面地、忠实地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事实的电影。据尔·尤里叶夫（注二）的介绍，不论是人物，是事件，是对话，都是真实的。是现在的和曾经存在过的人。是主人公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大多数的外景是在发生事变的原地拍摄的。这电影为什么采取这一创作方法呢？原因之一，我以为：由于现实的英雄及其业迹已经很能符合理想，用不着任何虚构。
但这一部依靠历史事实的艺术片，到底是艺术片。它和一般的记录片有显著的区别。主要的区别不在于它抓得住这一战役的要点，大胆地加以剪裁，又不减弱这一史实的壮阔规模；而在于它恰当地集中地描写了伟大的苏联红军对德国侵略者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这一紧张复杂的情景，能把代表的人物和事件，有秩序，有轻重，合理而生动地加以组织，并适当的运用想象，充分表现出这一大事件的深刻意义。
这一尊重实际，又不拘于事实的片子，和没有实际根据，为戏剧性而戏剧性，凭空制造惊人的情节，依靠偶然变故或意外遭遇来恐骇或迷惑观众，按题目的概念搭空架子的创作方法不同。也和大杂烩似地拘泥于真人真事、平板地记录现象的创作方法不同。
匆促间，笔者不准备全面地系统地介绍或分析这一影片在艺术上的成就。只试图举一两个有关人物性格和场面的真实性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电影能获得如此感人的效果的原因。首先，我们来谈一个人物。
大家都知道：这一战争是异常艰苦的。正如前线的崔可夫将军所说：“艰苦，从来没有的艰苦。”但斯大林明明知道交出斯城就是交出全人类的命运，他掌握得住防御的战略和进攻的战略，在他了解情况、决定方案、发布命令以及接见朋友时的动作、姿态、表情，都有一种显著的一贯的特征。——镇静、安祥和充满信心。
当他在家里和保卫察里津的老战友谈论战略的时候；当他称赞炮兵司令的充分准备，幽默地说着“聪明的小本子”的时候；当他指示前线指挥官对俘虏要“再宽大些”的时候；当敌将巴罗士被俘，敌人完全被消灭，斯大林宣告“斯大林格勒已经告一段落，今后该想得远一点了”，而且把扩大镜从地图上的斯城慢慢移向柏林，眯着平视的眼睛、象征着清扫希特勒匪窠的远景的时候；斯大林的风度十分镇静、安祥和充满信心，很容易理解。但是，当强大的敌人数度猛扑，战线部分被突破，斯城已变成一片火海，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很有完全陷落可能，敌人即将实现打通到莫斯科的道路的妄想，但掌握全部战役计划的斯大林，认为还不到增援的时机，因而发出“不管司令官如何叫苦，连一营人也不准调去安慰他们”的指示的时候；认为斯城前线必须增援，并警告担任增援任务的部队“不允许任何拖延，拖延就是对政治的犯罪”的时候；……电影艺术家都用的是虽然辛勤、谨慎、思虑，然而镇静、安祥、充满信心的风度来刻画着的。为什么在这一系列严重情节之前，作为艺术中的主角的斯大林，要用这样的风度来描写呢？没有别的，那因为在事实上，作为艺术之模仿对象的斯大林，本来就具备着这一性格的特征的缘故。同时，也由于他所处的客观环境虽然艰苦但是有利的缘故。这就是说：因为他长期经受锻炼，本来就具备着明朗、高尚、单纯、充满信心的性格，更因为他是一个热爱人民、相信人民、并受人民爱戴的领导者；因为他是曾经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和建国工作中贡献了无比的力量并为人民创造了无比的幸福生活，取得人民的爱戴和信托的领袖；因为他是一个有远见有创造性的军事天才；因为他是创造得出掌握得住从防御到反攻战略的最高统帅；因为被他领导的是经过革命的考验，热爱自己阶级，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劳动人民；因为他所领导的苏联具备着无比强大精神和物质的力量；因为他十分理解虽然疯狂、强大，然而是具有无法克服的弱点的敌人。那么，这种镇静、安祥和充满信心的形象完全是有现实根据的。
重复地说，电影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崇高伟大的形象，决不是因为艺术家只按照崇高和伟大的概念而妄加修饰，从形式出发来创造形象。无非是根据对象及其环境的特征，朴素地“模仿”着这一崇高伟大的世界劳动人民领袖的性格及其环境而已。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是不是斯大林传记的一部分呢？我以为：有传记性质，但不等于传记。正如斯大林在这一扭转反法西斯战争情势的战役中的伟大作用一样，这部片子，是着力地歌颂着斯大林的。但同时，这部片子也应该当成对整个苏联人的歌颂来看待。我以为：它着重地写斯大林的领导，同时也即是着重写着苏联人。这不仅因为片子中有很多场面是写的忠诚、勇敢、坚决地接受命令执行任务的干部与群众，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本身就是群众愿望和理想的代表，智慧和力量的化身。斯大林是片中一个主要人物，但着重描写斯大林并不等于忽视其他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意义。正相反，笔者以为：斯大林的崇高和伟大，和拥有清晰思想、坚忍品质与忍耐精神（注三）的苏联人民的特点分不开。正如前方的胜利不能和斯大林的英明领导分开一样，群众的积极性组织性是反过来保证斯大林领导的正确性与创造性的条件。描写群众以及敌人是为了描写斯大林；同时，描写斯大林以及敌人是为了描写群众。如果不是把这一钢似的巨人照应地穿插在钢似的将士中间，如果不是和其实是脆弱，然而是疯狂、凶猛的敌人作着鲜明的对照，就较难真实地而不是空泛地引人崇敬，如此可信地而不是概念地认识到不朽的斯大林的伟大和崇高。
不论如何，斯大林的形象是刻画得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优秀的剧作者恩考莱·维尔塔熟悉了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文件、计划、地图、作战命令、情报、俘虏口供、记录、照片和电影片；如果不是从元帅和将军直到士兵、城市居民得到剧作上的帮助；如果不是导演甫拉季米尔·别特洛夫和斯大林饰演者阿略克塞·吉基对于巨人斯大林的肖像、姿态、语言、心理、气质的关心与钻研；而是为照应而照应，为对比而对比，要能如此确切地细腻地生动地刻画出令人十分敬爱的斯大林本人似的形象，那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试谈一个群众场面。
贤明的观众当然能够回想：这部片子的场面充满了异常丰富的变化。敌人两度大规模的疯狂的进攻，增援斯城的红军在猛烈炮火之下的两度强渡，车站与巴甫洛夫大楼的肉搏，前线将士们的宣誓和忠于职责，曾经是高傲的欧洲的胜利者，开始时的狂妄、凶横，和以后在饥寒与死亡面前的狼狈；等等，等等，都是惊心动魄的、富有魅力的、充满变化、充满实感的场面。而且，都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为了恰当交代主题的场面。都不是为了新奇，而是为了准确的刻画形象的场面。笔者不准备一一地比较和研究这许多场面的真实感；仅就华西列夫斯基与马林科夫将军向斯城保卫者号召加强战斗的场面，发表一些观感。
斯大林格勒是决定苏联命运决定全世界人类命运的战略要地，是致命地打击法西斯德国的枢纽。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子的守住都有其重大意义——赢得时间，彻底消灭敌人。因此，斯大林宣布：“不论任何牺牲，不停止战斗，日夜攻击敌人，坚守斯大林格勒。”（大意）所以，代表最高统帅部的马林科夫将军号召这英雄城市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们……“不要发生恐慌，不要惧怕无耻的敌人，……坚决保卫斯大林格勒……”。而那些具有崭新的思想意识，十分懂得自己光荣任务，有革命的优良传统，忠于苏维埃祖国的斯城人民，是用行动，用血肉来响应这一号召的。他们知道，不如此，就不能完成历史所给予的任务，同时等于帮助全苏联全人类的敌人。按当时情况，保卫是艰苦的，但是人民懂得保卫斯城的重大意义。
在艺术手法上，电影如何处理这一大场面呢？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们、市民们从各个街道汇成铁的人流，经过废墟和瓦砾场（自己辛勤地建设起来的曾经美丽过的街市），庄严地沉默地、带着沉重的仇恨和决心，走向前线。尽管那代表着斯大林（也就是代表全国人民）的马林科夫将军向前进着的英雄们说着“斯大林同志虽然不在这里，但是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响亮的、动人的话，而这些钢铁般的人，除了部分人用眼睛明显地回答号召之外，绝大多数是沉重地、严肃地前进着——照有些人的说法，是“没有表情”地向前行进着。但这真是没有反响没有表情吗？不是的。这沉默和稳步前进就是最大的反响，最明显的表情。这表情说明英雄们在心的深处深刻地铭刻着“斯大林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号召的意义。
假如说，这一艺术品的制作者不从实际出发，不忠于具体情节，误解激情而用常套的表现方式，一般化地高呼“斯大林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或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或高呼着“响应斯大林同志号召”，那效果如何呢？不用说，即使表面上显得激情，但绝不能如实地、准确地、明朗地，刻画出这些处在什么样的特殊环境里的特殊的人物及其心理。本来是愉快活泼而又是认真的苏联人，而今满怀着对被毁的用自己劳力建立起来的城市的惋惜，对已经和那时被屠杀和蹂躏的亲骨肉的哀悼与关怀，对苏维埃祖国的无限的爱，对凶猛而愚蠢的敌人的仇恨，和不怕流血的自我牺牲的决心。艺术家必须如实地把这种心理状态介绍给观众。这一场面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心理的。同时艺术家知道这一场面中应该着重描写什么，什么是应该着重描写的。而观众从现有的处理方式，分明地体会得出这种特殊的复杂的心理，因而对这一场戏充沛着由衷的共鸣。
艺术家之所以不愿在表面上显得激情，不愿为了表面化的激情而任意支配自己的角色，正好说明这些优秀的艺术家是忠于现实，也考虑到这一场面应有的效果。一句话：其所以能使这些场面、表情具有高度的真实感，应该归功于艺术家对于情节的理解的认真和深刻。
当然，不是说这种情节的处理方式是唯一的，但确是最有真实感、最有说服力的。
不用说：这样的场面和按照战略计划包围、压缩、各个击破敌人之后，在卡拉奇会师时狂热地欢呼等等场面的表情迥然不同。在卡拉奇会师，如果不狂热的欢呼，而要教条主义地讲究含蓄，硬要充满着不可抑止的狂欢心情的英雄变哑巴，那是一种艺术上的犯罪。但同时，赴战场这场戏如果滥用口号，同样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两个不同的场面有两个不同的内容，因此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很显然，这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本来就存在于现实本身，无非在艺术上比较集中比较单纯，也比较强调地加以表现而已。如同整个片子都掌握得住现实本质一样，其实，这些场面的描写，基本上是朴素的“模仿”着客观实际的。我们只要回想或分析一下敌我双方两种不同的战争目的，两种不同战略思想，两种不同军事干部，两种不同士兵群众，……就可以断言整部片子的一切手法都根据着一定的内容。
这部片子，当然不是没有欠缺的（在结构上，后半部某些场面还可以压缩些，线索还可以再分明一些），它虽不是最好的片子（不久将看到更好的“攻克柏林”），但它确是一部值得学习的好片子。正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本身一样，它也具备着鲜明的独创性——正面地“记录”历史而又不是平板地抄录着史实的材料。可喜的是：常常使观众忘记自己是在电影院里做看客，而同被炸死孩子的失神的母亲一同充满仇恨，同等候增援的前线官兵一样紧张，同坚守大楼的十二个、三个、一个战士那样坚苦地经历着战斗；深深体会到响应号召时说出“不是牺牲就是守住”的崔可夫将军的坚决。……一句话，由于电影在各方面所造成了强烈的真实感，把我们带进一九四二年的大战斗中，同战斗者一同呼吸、一同愤怒、一同愉快。笔者虽然只提到一个人物一个场面，贤明的读者决不会因此忽视了丰富的内容，或以为笔者只满足于一个人物一个场面的好处。
（注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东北电影制片厂一九五○年配音复制。（注二）参看中央电影局发行处宣传科编辑“好电影介绍”的译文《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注三）参看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五月二十四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欢宴指挥红军部队将领时，斯大林大元帅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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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人民的第一部影片——《我的故乡》
钟惦棐
朝鲜人民在不到两个月的反侵略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华尔街的大亨们自然会感到“出人意外”！但是对于我们，对于全世界英勇斗争中的殖民地人民，则是很可以了解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摄影所的第一部电影《我的故乡》（华语翻译片正在本市放映——编者），便有力地说明了今天朝鲜人民这种力量的来源。四个月前，当这部尚未翻译的影片在北京试演时，虽然为了语言的隔阂，观众还不能全部领会，许多人还是受到了感动。这便是因为中朝两大民族，都前后遭受过同一厄运，并走上了同一的斗争的道路。当我们在“九·一八”前后感到民族危机已经深重的时候，朝鲜人民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二十年！——从一九一○到一九四五这三十五年之中，朝鲜人民一切生存的自由都被剥夺。朝鲜人民“生活在恐怖与贫困中。……但是他们依然进行反抗，依然为争取自决权而斗争。他们仍旧爱自己的国家，他们有他们的自尊心，有决心并渴望挣脱日本的枷锁。‘国家’这一概念，对于朝鲜人来说，是一种比国旗或传统更伟大的东西”。（见罗伯特·奥里维尔著《朝鲜——被遗忘的国家》——转引自伊真译《我们看到了朝鲜》）朝鲜人民并没有屈服，而且深深地蕴藏和积蓄了一种坚实的力量；也恰如中国人民百年来所蕴藏和积蓄的力量一样。一旦爆发，便成为燎原之势，成为勇不可当的巨大力量。
《我的故乡》这部影片，通过了一个朝鲜青年观弼、他的弟弟观植、和他的爱人玉丹，这出生动曲折的故事，反映了朝鲜人民解放的道路。观弼的父亲是个朝鲜独立党的革命者，在“三一”运动时，牺牲在日本人手里。观弼幼年的时候，便曾经身受到一种阶级的不平——地主家里的孩子，可以嬉戏游乐，养尊处优；而他，则只能在风雪的侵袭中给地主家烧炕。后来，他在夜校中受到革命教师对他思想上的启示。在观弼这一幼小的心灵上，便深深地印下了阶级烙印，使他后来成为有骨气敢于反抗的青年。电影一开始描写观弼看见他的弟弟观植去城里接地主家的儿子，他立刻感到了极大的愤慨，当着地主儿子的面责打了观植。地主于是对他们施以报复，要收回他家的土地。观弼并不因此示弱。警察逮捕了他，把他关进监牢。在这时候，他又受到了朝鲜革命斗士金学俊的启示和教育。金告诉他：“日本鬼子是我们的仇敌！地主也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们和他们应该展开无情的斗争。”这使得观弼的意志更加坚强起来，后来并和金学俊一起越狱逃向金日成将军所领导的游击队里。观弼像千百万个斗争中的朝鲜人民一样，拿起了武器，毅然地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的朝鲜地主阶级。
当观弼参加了游击队以后，在森林中他在开始学习瞄准、射击，学习如何去进攻敌人。集体的斗争生活，使他迅速地成为一个坚强的游击队战士。所以当后来游击队把爆炸军需工厂的任务交给了他时，他便能够极其智慧地组织了厂里的革命同志，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暮色苍茫中，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窗前映现着他穷愁的慈母的身影。但是他明白，这不是他的故乡，故乡还沉浸在日寇和地主的淫威之下。他于是默默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我的故乡》。
玉丹这个女子，沉默寡言，但却具有一付硬骨头和一颗坚贞的心。不怨穷苦，不屈服于开始是地主家的儿子、后来是日本警防团长仁达的威胁与利诱，始终殷切地期待着观弼。这是一种革命人民的志气。而最后，他们终于在经过了种种磨难与斗争之后，得到了圆满的团聚。
观弼在离家之前，便曾对玉丹说过：“打倒日寇，我们的国家才能独立；消灭地主，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这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思想，而这个思想是正确的。观弼和玉丹，一直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之下和成千万的朝鲜爱国主义者在一起进行了绝不屈服的斗争。后来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解放了“我的故乡”——朝鲜人民的祖国。
中国人民对于朝鲜人民所进行的这一巨大斗争，感觉到异常亲切——从银幕上，我们看到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互相勾结，他们误以为对人民已经胜利，花天酒地；以至于日寇在扫荡中让老百姓走在队伍前面，企图避免游击队的打击；以至于无限制地在国内抓捕劳工，为他们去做长年的无偿的劳动；以至于游击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斗争，并且和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如此等等……可以这样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制订的血腥的镇压统治政策，是首先在朝鲜实施，然后用之于东北，然后用之于大半个中国。中朝两国人民受难与斗争的经历虽然有先后，但其性质和样式都大体是相同的。《我的故乡》所反映和指出的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道路，不仅引起了我们由衷的共鸣，同时，我以为也足给今天重新踏上与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同一道路的美帝国主义者如杜鲁门、杜勒斯之流以教训！
朝鲜人民的电影事业，也大体和中国一样——正走着一个“从无到有”的路程。而这部新摄的影片，无论编导、摄制和演员表演上，都显示了朝鲜人民电影艺术家杰出的才能。尤其可贵的，是这部影片在艺术思想上，说明了朝鲜电影艺术一开始便走上了新现实主义的道路。《我的故乡》中表现着朝鲜人民在民族和阶级敌人面前的十分坚定、勇敢、有信心、不可屈服；演员们在银幕上那种健康有力的形象，给人以极大的感动。当战争胜利以后，青壮年农民从矿坑里出来，妇女们从她们被奴役的工厂里出来，簇拥在火车上，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愉快和欢欣。直至最后，影片巡礼着祖国辽阔的土地，从这亲爱的土地上，朝鲜人民将建设自己美满的未来。
影片中描写了日寇的横暴，地主的凶残，但却没有过分着重它，以致把斗争描写成为过分的艰巨和可怕；而是着重地描写了人民在斗争中充满着光明的和积极的正面。比如观植奉命去接地主的儿子，它主要是为了描写观弼在遇见他们时所表露的那种阶级的义愤；地主开枪射死观弼，也主要是为了反映群众对地主这种蛮横行为的不满；后来在监狱中，群众看见了敌人设下的牢笼和刑具，但主要的却是看见了观弼和金学俊等人在监狱中的斗争。而最后，他们也终于在经过一场搏斗之后，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地主和日寇享乐腐化的镜头，对比出了朝鲜人民困苦的生活；而最后用了巨大的群众场面，来描写朝鲜人民在解放后那种兴奋愉快的心情。观弼的幼年生活，被插入观弼在游击队生活的回忆中，而不是一开始便给人以孱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的思想性是很强的。艺术性也是相当高的——曾经有一个时期，灾难深重的人民，在艺术上也往往充满了过多的鲜血和眼泪，有时竟压抑得使人透不过气来。而这部片子，却有意识地从艺术思想上克服了殖民地人民在早期艺术创作上那种被束缚于哀怨与痛楚的心情；这自然也是反映了今天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已经确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民对自己的解放充满坚强的信心。但是像这种健康的艺术思想和新的创作方法，从艺术上来具体地反映这一新时代的斗争，却也有着它不可忽视的优越作用。
上面这种思想，我以为也同样表现在这部影片的配音上。关于朝鲜音乐，我听得很少。但就从这很少之中，也给了我一种印象。这便是它充满了深深的压抑，甚至近乎痛苦的低吟。使人感到这个民族是长期的处于深重的灾难与不幸之中。而这部片子的配音，则充满了一种新的（坚定、强烈和愉快的）情调。只有在地主们饮酒作乐的霎那之中，在少女们无可奈何的舞步下，才出现了那种低吟似的朝鲜音乐的情调。关于朝鲜音乐的这一变革，我以为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它还不很成熟，但这却是朝鲜人民的新音乐，是能够传达站立起来了的朝鲜人民那种新的感情的。——哀怨与伤感已经不属于朝鲜人民，而属于那些在乞怜于“上帝”与“人道主义”的庇护，预感着末日已经来临的麦克阿瑟之流了！
朝鲜人民从艰巨的斗争中解放了“我的故乡”；而今天，朝鲜人民又从美帝国主义者无耻的侵略进攻中，英勇地保卫着“我的故乡”。多么美丽的“故乡”啊！在长年累月之中，有多少人曾经为了对它的钟爱而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而又有多少人被迫离开了它；他们曾经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因之，“故乡”一旦解放，它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湖泊和河流，都放散着醉人的芳香！美帝国主义者要想再在这块土地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已经是肯定地办不到了。
朝鲜人民永远是自己“故乡”的主人。
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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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蔚蓝色的道路》是一部优美的电影
袁水拍
战争已经结束，
我们却依旧身在战场。
敌人敷设着可怕的水雷，
在阴暗的海底的岩石上。
当你去捕捉它的时候，
你要勇敢和机智；
并且要牢牢记住，
一回弄错可没有第二次。
水雷手，水雷手，水雷手，
我们是波浪的朋友，
我们面对着辽阔的海洋，
在蔚蓝色的道路上战斗。
——片中插曲（大意）
在苏德战争期间，德寇用水雷封锁了黑海沿岸各港口。战争结束后，这些遗留下来的水雷威胁着苏联商船的安全。全国船只为了绕越水雷区域而多耗费的航程，每年达二十五万海里。船只如果误触水雷，更给国家带来生命财产的莫大损失。因此，清除水雷工作成为苏联和平建设事业中的重要项目之一。影片《蔚蓝色的道路》（注）描写红海军在敖德萨港口水雷区域进行扫雷工作。它成功地刻划了苏维埃人民的高尚道德和英勇行为；他们在和平建设时期，和在战争时期一样，在斗争中、工作中发挥着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具备着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和爱国主义、乐观主义的精神。
除了搜索水雷，加以爆炸外，海军方面还负有一个使命：要发现敌人制造新式水雷的秘密。这就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分解水雷的工作，把它们的机件从外到里拆卸下来，加以研究。影片极力描写扫雷和分解水雷工作的困难和危险，因此就更鲜明地衬托出水雷手们的献身祖国的英雄主义。
影片主角三级舰长拉他诺夫已被政府批准复员，可以恢复他在战前的商船船长职务。但他自愿为祖国更多地贡献他自己。当舰队找到了潜伏了三年的一个新式音响磁性水雷后，舰队里发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与其冒险分解，不如爆炸消灭它；另一种意见认为爆炸虽然重要，分解却更重要。因为不分解它，敌人的军事秘密将不能揭开。三级舰长坚持后一种意见，并勇敢地要求派他担任这项工作。他表示，如果遭到不幸，别人还可以继续他的工作，再去分解第二个、第三个……水雷。即使牺牲也是有代价的：人们可以吸收前人的经验，修正方法，继续工作，最后一定能获得胜利。影片告诉我们，他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
但我们的主角并不是一个勇而无谋的人物，他的勇敢是与智慧结合着的。影片作者借三级舰长的口告诉观众说：成功不能依靠侥幸，侥幸的成功并不算光荣。影片强调了他做分解工作时的刚毅大胆，同时也没有忽略他在事前的深思熟虑……他为计算埋藏水雷的地点经常失眠，有时一直工作到早晨四时。仅有忘我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辛勤的劳动和不倦的钻研。
影片从头到尾描写斗争任务的惊险，同时也处处穿插着三级舰长拉他诺夫和他妻子的爱情，他们家庭生活的幸福。从这种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的矛盾的统一的描写中，使观众认识了苏联人如何准确对待个人与革命利益的关系问题，表现出苏维埃时代的最先进人民的优美的品质，他们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使个人的幸福服从于集体的幸福。而所谓个人幸福，也是那样不可分离地交织在集体之中。三级舰长在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之后，对他妻子说：“只有现在我才感到自己的可爱……”（大意）接着又说，他下一次将更进一步地改进工作——“下次我将剪断红色电线……”（大意）——妻子回答他：“你是永远不会满足自己的……”影片在这些地方，充分表现了苏维埃人的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各方面。
影片细致地刻划了娜加的内心矛盾。舰长和他妻子的思想情绪并不是经常完全一致的。当然，他们都是新的人，娜加也是具有革命的人生观的人。但由于舰长所受的锻炼更多，因此有了一些轩轾。影片上出现的娜加时时在忧虑丈夫的安全，甚至有时候不很满意他的工作。但她总是克制自己的弱点，不断提高自己。
例如影片描写娜加在学校里上课，小学生提到水雷的可怕，她听到楼下卡车的隆隆声音，勾起了她的心事，不觉失态。但又立刻振作起来，批评学生的话不正确。在一次散步中，娜加向丈夫提到旁人们都能有和平幸福的生活，她却还要担惊受怕，像生活在“战时”一样。拉他诺夫再一次地鼓励她。有一次，她甚至想像：会有一天，丈夫真的一去不返。她在家里等待，突然听到敲门声，进来的是一个报告噩耗的水手，“他向我慢慢地脱下帽子。……”这时影片中明显地描画出娜加的惊惧悲痛的神情。但丈夫的沉着的声音重复克服了娜加的恐惧心理。他说，“要大胆！要勇敢！只要勇敢困难就不存在！”三级舰长给观众的印象也不单独是英勇无畏这一方面，他是十分理解，体贴和爱他的妻子的。但他坚持战斗，毫不动摇，他的坚强的意志，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影响了他的妻子，使她一次一次地坚强起来。……透过这些有矛盾，有斗争，有波折的生活和心理的刻划，我们从电影上所认识的人物就显得是全面的，整个的，真实可信的，而不是片面的，生硬的，干瘪的。作者深刻地发掘了，表现人物的内心的起伏明暗的各个侧面，和发展阶段。这种创作方法既不是脱离了生活实际，单纯地根据政治概念来凭空制造人物、情节；也不等于无选择地堆砌细节。而是把现实生活更集中，更提炼地反映出来，使作品的主题思想既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有很大的说服力。
三级舰长分解水雷这一场戏，是影片的最高潮。这一场戏处理得十分生动。观众和银幕上的观察分解水雷工作的委员会的人们，同样屏住呼吸，注视着远方的一个沉默的帐幕。帐幕中挂着水雷，拉他诺夫和他的助手正在一颗螺丝又一颗螺丝地拆卸。帐幕内汗流浃背的紧张状况帐幕外是看不见的。远远地只见风吹幕布，有一片布角微微飘动，显得沉默而不可测。用事物的外表和内部的不同，来造成强烈的对比，这手法是相当巧妙的。委员会的人们一眼不眨盯住这神秘的帐幕，连点燃香烟都没有转移目光；以及银幕上映出的桌上陆续增加的一颗颗螺丝钉；和表面的指针从早晨一直移动到下午……这寥寥几个镜头，强烈地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也因此充分表现了作品的思想内容。
苏联人民相互间的真挚的爱，特别是上下级之间，在这一场戏中也充分反映出来。在开会讨论分解水雷时，那深深地爱着自己部下的一级舰长，经过长久的低头思索后，才最后批准了三级舰长的建议，站起来庄严地面对着他吐出“执行吧！”三个字。在执行任务时，三级舰长和他的助手上士的亲切和严肃的关系，更被刻划得动人。舰长要剪断水雷内部的电线，不知道该先剪那一根。他知道这一剪子下去，可能立刻引起爆炸，于是想调开他身边的助手。那一段对白的大意是：
“上士同志，请你离开得远些，我要剪这根电线。”
“不，三级舰长同志，我是水雷手，这工作让我来做，这是我的任务。”
“上士同志，我也是水雷手，这也是我的任务。”
最后，三级舰长用命令来教他离开工作地点，上士才不得不出去。可是他始终不放心，不肯走远，还是逗留在舰长工作的帐幕外面，守候着，保护着他的上级，以防万一。果真，这根电线一剪断，水雷立刻爆炸，拉他诺夫被轰倒。上十不顾危险，冲进帐幕抱起舰长飞奔出外，才把他救出了危险。
在这之前，当上士守候在帐幕附近时，另一个助手也来到，上士知道情势的危险，立刻让他跑开，就像舰长支使他自己跑开一样。这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相互的爱和坚持原则性的结合，是很动人的。这爱的纽带把苏联人民团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这样的集体，这样的人民，怎么能不胜利！
导演曾用一个静止的镜头摄出帐幕中上士的一个侧面像，他的脸部的紧张的肌肉，突出的颚骨，全神贯注地看着舰长的动作的睁大的眼睛……这幅肖像画是美丽的。这虽不是什么独创的手法，但在这里运用得很恰当。记得《大转变》中也有相似的特写镜头。那口中衔着电话线，死在火线上的汽车司机的头像，也在银幕上停留了好几秒钟，给观众以思索回旋的余地，得到一个不易磨灭的印象。电影镜头一般都是连续不断的动作的急速变化，偶然插入一个完全静止的像雕刻似的人物特写的镜头，这种表现方法是美妙的，对主题思想的表现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蔚蓝色的道路》虽不是记叙一大战役，一大历史事件的巨构，它的规模较小，但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积极的教育意义，又充满着生活气息和抒情成份。它不失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注）基辅艺术电影制片厂一九四七年出品，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一九五○年六月配音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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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试谈《大转变》的军事思想
丁里
《大转变》（注）——这一部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的军事艺术片，它给了我们，特别是在军队中工作的同志以极深刻的印象，主要的，表现在军事思想方面。
看完了影片之后，我得到了这样一种认识：坚决保卫斯大林格勒，并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对城市防御的目的，它只是整个战役的一个重要的步骤；通过它，也就是说，更重要的是以防御的手段，争取适当的时机与有利条件的成熟，按照预定的计划，给敌人以无可逃避的全部包围歼灭。我想，《大转变》中所表现的基本的战略意图便在于此；因之，坚决保卫城市是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的，那就是迫使敌人以更大的甚至是全部兵力投入进攻，把他们装入口袋，而一举歼灭之。
在影片中的前线总指挥穆拉维约夫上将是作为斯大林式的指挥员的典型同我们见面的。在他受命指挥战线之先，前线指挥得很糟，几乎是处在一再失利而又极端严重的情况中，那主要的是由于威诺格拉道夫上将（老的将领，后留任副职），缺乏战略眼光，不能贯彻大本营的战略意图，没有高度的战略思想，机械地单纯地进行了“防御”，结果，不得不一退再退，造成危局（克里文告中将曾对穆拉维约夫谈到“在威诺格拉道夫防御之下，敌人可以进至乌拉尔”的俏皮话，倒是很中肯的）；他甚至于拟定了极危险的撤出城市的计划，从他的经验主义出发，他要把部队撤到伏尔加河的彼岸，想利用天然的屏障再进行新的防御了。穆拉维约夫纠正了他，停止撤退，“要坚决挡住敌人，不仅要挡住敌人，还要以积极的进攻来击溃敌人，使之不能恢复”。这样的决定是极为重要的。由于这样的措置，他把消极的防御变为积极的防御——以机动果敢的攻击行动削弱敌人的实力，疲惫敌人的攻势，这就逐渐创造了有利条件；把被动的态势转为争取主动；克服了撤退思想，恢复了战胜的信心，战局开始改观了。
克里文告中将同样缺乏远见，并且看不到全局；满足于追求属于自己部属的微小的胜利；他不满于威诺格拉道夫的防御，力主攻击敌人，虽然积极求战的精神是好的，但实质上是一个拚命主义的冒险者，他并不是从全局的利益出发的，当穆拉维约夫命令他向敌人侧翼进攻时，他是不满于“又是替别人打仗”的。
穆拉维约夫，按照大本营的意图，在纠正着这种或左或右的思想。
威诺格拉道夫与克里文告，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缺乏自信，这是与军事情况的失利互为因果的。威诺格拉道夫曾热中于第二战场的开辟，天真地认为退出城市就会出现第二战场来解救危局。穆拉维约夫纠正了他，告诉他：“第二战场是由我们来决定的！”这样使他清醒过来。
当城市危急时，为了军事上的需要，穆拉维约夫决定克里文告担任城防司令，他拒绝了；马上，他就受到了撤职的处分，而由工兵中将潘特列夫担任他的工作。这表现了布尔塞维克的原则精神，与军队的高度的纪律性。虽然他们是老战友，感情深厚。但是，人民的利益是丝毫不容许与友情相混淆的。事后前线军委会委员顾虑到这样处理会影响到别人对克里文告的信任而向穆拉维约夫提供意见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他自己都不信任自己，别人还是不要信任他好！”这样严肃不苟的与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精神是穆拉维约夫获得成功的主要的原因。
战略预备队的掌握与使用的问题，在影片中显示了它对整个战役的决定作用。尽量地保持着强大的预备队，绝不分散地零星使用，这是贯彻着“把全力放在打击上”这个重要的战略思想的。所以要严格地掌握它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整个战线的胜利，过早地或不适当地把预备队投入战斗，就会失却弹力，贻误战机，影响全局。
在影片中有三次提起使用预备队问题：威诺格拉道夫准备用预备队掩护城中的部队撤出城市；克里文告要求增调预备队给他，以便夺回河岸的阵地；穆拉维约夫毫没放松一步。当敌人投入最大的兵力猛烈进攻时，也正是城市最吃紧和有利条件渐近成熟时，城防司令潘特列夫中将向穆拉维约夫要求增调预备队的一节是很生动的！（潘，为了保卫城市着想要求要三个师，穆从全局着想，最后只答应给潘两个师；商讨变成决定之后，他俩都很愉快地说出了心里的话。穆说：“我以为你和我要四个师哩！”潘说：“我以为你只肯给我一个哩！”于是他俩人都感到是“赚了”而满意地笑了。）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插话，它准确而深刻地描写了两种不同情况下的两种典型的心境！预备队的可以动用，已标志着胜利的加速到来。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果过早地使用了预备队，在那样的情况下，是只会对敌人有利的（从敌人方面看也是如此）。因为：假如使用的少就会为敌人所乘，——敌人曾掌握了十个师的预备队，摆在机动位置，就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变化和准备猎取增援部队的。——假如使用的多了，就会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敌人就会摆脱开战场，使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着是早已在预料之中而由穆拉维约夫坚决地执行了。
在斯大林格勒的火海中，坚守阵地，逐屋争夺的英勇的保卫者们，是经得起考验和完成了所担负的光辉的战略任务的！巴甫洛夫中士和他的战士们，就是最突出的典范！由于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及苏联人民的日日夜夜持续不倦的战斗，把有利条件（不要忘记，时间！）造成了！——那就是说，经过无数次无数次的反复争夺，守住了！并且予敌人以惨重的杀伤，迫使敌人一次再次地把机动兵力投入新的进攻。其次，敌人过低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在他们来得及逃脱之前，从未觉察到，要把他们驱向死亡的无敌红军的强大打击力量，已开始向他们前进；再就是，由于冬季的威胁以及希特勒企图挽回濒于破产的“吹牛”而被迫全力进攻等等，——伟大胜利的条件成熟了！
斯大林大元帅的命令来了，早已急不可待的强大预备兵团，不再在幽僻的山林中“采蘑菇”或“抓鹌鹑”了。——这是穆拉维约夫的幽默。一切都按照伟大斯大林的命令，异常准确地进行着，这样就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最光辉的伟大的胜利。
这胜利也是属于全世界的进步人类的！
《大转变》这部电影，集中地反映伟大斯大林的军事科学的辉煌的胜利，以及在他指导培育之下如何使他的“致胜科学”在不同典型的各个指挥员之间得到贯彻，而成为胜利的主导因素。因此，《大转变》具有普遍的军事教育的意义。如果从所展示的思想状况来看，有很多地方对我们并不是陌生的，甚至曾经在我们周围也发生过，这就是它对我们也会发生实际教育意义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它为什么会是使我们感到是亲切的，和极感兴味的。
（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出品，一九四九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配音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