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纠正学校教育工作中的偏向
湖北文教厅自我检讨
号召所属贯彻中南文委会的指示
执行稳步改革学校教育的方针
【本报讯】长江日报消息：湖北省文教厅于本月十七日向各专署、市、县教育科、局发出通知，检讨和纠正该厅六月十二日关于加强土地改革教育的通知所犯的原则性错误，并责成各专署、市、县教育科、局应即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本月五日的指示，（见本月二十一日本版头条消息。这条消息标题“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指示”应补正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发布指示”。）结合长江日报社论进行检查和检讨，纠正偏向。通知全文如下：
“本厅六月十二日通知的错误。正如中南文委会及长江日报社论所指出的，主要的是不应该规定在学校中“严格检查教职员中过去和现在有无瞒田夺佃，私卖倒算，欺压农民等行为。”“如不坦白承认错误而发现上列不法情事，就必须送交当地政府，依法惩办。”虽然在通知中指出了：“在处理此类事件时，仍应掌握对知识分子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要任意打击，造成惊恐与混乱。”但是如果依照通知精神执行，实际上必然造成在学校中对地富出身的教职员进行清算斗争，结果将会分裂教职员团结，使学校陷于混乱现象。其次，我们进行土改教育，在对土改运动本身的意义来说，原是为了使教职员和学生认识土改的重要性和正义性，帮助他们改造思想，站稳立场，以便我们在土改中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化阻力为助力，顺利进行土改。而我们通知的错误，把思想教育与法律制裁混淆不清，势必把农村阶级斗争方式搬到学校里来进行，实际上是简单的行政强制代替系统的复杂的启发自觉的思想教育。这样，就不可能达到上述土改教育要求的目的，对实行土改是不利的。
某些专、县过去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和在对待教师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曾经犯过“左”的偏向，我们曾一再提醒和纠正过；这次，则是由于我们的错误，或多或少的又会影响和影响了某些专、县和某些学校在布置和进行土改教育中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措施。如荆州区在部分学校举行突击性质的思想检查运动，开展“对地富思想的反攻”；武昌私立文学中学教职员学习土改，规定每人写一篇坦白书，并推人下乡查对（此事业已纠正）。
检讨我们在六月十二日通知这个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于土改教育的目的性认识不够明确，对于究竟怎样在学校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个问题认识还有些模糊；同时表现我们对中央与中南文委会历次所指示的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还缺乏深刻的领会与确切的掌握，因而在知识分子改造的工作上犯了急性病，采取了粗暴的、行政命令的办法。
由于在各地学校中接二连三的发生农民检举教员事件，使我们感觉问题的严重，相当的慌了手脚，以致匆匆地颁发六月十二日的通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经过周密研究和审慎的考虑，这又表现我们的轻率和粗枝大叶的作风。
各专、市、县教育科局应该重视中南文委会的指示，重视中南文委会指出的我们的错误，根据指示，好好检查过去的工作，特别检查关于土改教育和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布置和执行情形，并联系领导思想和作风，进行检讨，作出总结。同时根据中南文委会指示，切实掌握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和对教育改革的稳步前进的方针，研究布置今后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和土改教育的工作。
土改教育下学期在各校仍应继续进行，并把它当作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此工作应该予以重视，加强其领导。但应切实遵照中南文委会指示的三项原则，认真进行系统说理与启发诱导，不得在学校里运用农村阶级斗争方式；学习土改和部分师生参加土改工作，不得妨碍正课学习。应该着重指出：进行土改教育的目的是改造教职员和学生的思想，是结合当前湖北农村社会改革这个政治任务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教育工作，这一点不应含糊动摇。我们强调在进行土改教育中掌握系统说理与启发诱导，主要是指思想改造，思想教育的精神，乃是较长期的艰苦工作，其进行方式，不可性急强制，尤不可采取农村阶级斗争方式。但是学习土改一定要联系思想，批判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学习者了解接受和拥护土改政策，化阻力为助力，才能通过这一学习改造提高教职员和学生的思想水平。应该注意防止另一种偏向，就是脱离教职员和学生的思想实际，或害怕进行思想批判的教条主义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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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各民族新闻出版事业迅速发展
【新华社迪化二十一日电】新疆省解放以来，省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帮助各族人民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已获得初步成绩。在新闻工作方面，先后创刊和复刊的省级报纸，有汉文版、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蒙文版等四种文字的《新疆日报》和新疆人民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前进报》（维吾尔文）；各级地方报纸有伊宁出版的《新路报》（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锡伯文版共三种）、阿山的《自由阿山报》（哈文）、塔城的《民主报》（维文）、喀什的《天南日报》（维文），阿克苏、和阗、莎车也各出版维吾尔文地方报。上述各报包括日刊、隔日刊、三日刊三种，发行数量自二千余份至一万余份。
在广播事业方面，迪化市人民广播电台每日播音已由三小时增至五小时三十分，维吾尔语、汉语约各占一半。该台并于六月间先后在哈密、焉耆、阿克苏等地设立转音站。
在出版事业方面，已经出版的维吾尔文书籍除《人民政协文献》外，有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刘少奇副主席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张如心的《毛泽东之人生观》等书。发行数共达七万册以上。哈萨克文的《新民主主义论》正在印刷中。新疆省文教委员会领导下的翻译处，计划至九月底译出维吾尔文书籍二十余种，约五十余万字；哈萨克文书籍八种，约十二万余字。其中有维、哈文的中、小学课本，将大量印刷，以满足各学校下学期开学的需要。中苏友好协会新疆分会并以维吾尔文、汉文出版《中苏友好》月刊，已各出版两期。新华书店迪化分店和哈密、喀什支店，也分别组织流动小组，由迪化出发，至绥来、乌苏、伊宁、孚远、奇台等地进行宣传推销，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各民族文化界、知识青年、职工、政府工作人员对毛主席著作都争相购阅。如《文教统一战线方针》印出后（五千册），立即被抢购一空。由北京和内地运到新疆的各种书报、刊物的数量也日益增多。目前在翻译出版工作中急需改进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翻译书籍的慎重审核和校正，使翻译的文字能够完全正确。其次是减少印刷成本，适当减低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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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原省阳谷县四区政府
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
当地疫情严重，居然熟视无睹编辑同志：
我们是平原省聊城专署卫生科的干部。现在我们报告你们一件因为区政府的官僚主义而使人民生命受到严重损害的事件。希望你们在报上发表，以引起各地政府的警惕。
平原省聊城专区阳谷县第四区七级镇（区政府驻村），在六月底、七月初突然流行儿童细菌性赤痢。七岁以下儿童患者竟达九十余人，其中死亡者有十六人。但该区区政府对这严重威胁人民生命的疫情却视若无睹，既不研究防止办法，更不把这情况向上级报告。该区合作社主任姬茂忠同志曾向该区区长张瑞信同志两次提出，请他赶快报告上级卫生机关，设法防治。但张瑞信竟毫不在意地说：“我已和医院谈了（实际上并没和医院谈过）。”并说：“小孩已到死的时候，还能不死吗？”该区医联会主任翟瑞珂，住在该村，竟不为群众治疗，也不报告上级卫生机关。
直到七月二十七日，阳谷县第五区民政助理员孙纲同志的孩子也病了，而当时该镇附近的三里庄也发现了痢疾，孙纲同志就打电话通知第四区文教助理员并负责卫生工作的茅镇岱同志，请他设法组织医生治疗。但茅镇岱还是置之不理。孙纲同志又报告该县人民政府。县卫生所就在七月二十八日派五区安乐镇卫生分院林医生前赴七级镇治疗。林医生到了该镇，就和茅镇岱商谈扑灭病疫、组织群众预防的办法。林医生要求召开该镇群众会，以便在会上动员群众起来治病和预防。茅镇岱却强调群众落后，无法召集开会。林医生最后就问：“疫情已发展到这样严重地步（当时据初步统计，该镇附近三里庄、桑庄、东杨庄、郎集等四个自然村患者已有一百六十八人，死亡者有三十八人），你为什么不早向卫生机关报告呢？”茅镇岱竟说：“我工作很忙，那有时间报告呢？”林医生又提出要组织当地中西医生共同治疗，茅镇岱仍是一味推脱责任，不管这件事情。
七月三十一日，该县医院朱院长到七级镇视察疫情后，准备组织力量进行治疗，就到茅镇岱房里和他商谈，请他帮助发动群众。茅镇岱仍说：“下午要开教员会；还有麦征工作……无法帮忙。”朱院长说：“你的工作再要紧，晚几天不致于死人；这个工作不做，马上看着要死人。”仍再三要求他帮助。茅镇岱把脚一跺说：“你找区委书记杨同志谈吧。我没时间，要开会去了。”说着，就把朱院长撇在屋里，大踏步出去了。
以上情况，是我们亲赴该地详细调查来的。我们认为：该区区政府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使人民的生命受到很大损害。希望阳谷县县政府给该区区政府及渎职干部以应得处分。
平原省聊城专署卫生科 赵晓庭 李志竞
八月十七日
编者按：从赵晓庭、李志竞两同志的来信看来，平原省阳谷县第四区区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严重的。该区行政负责干部对关系人民生命的严重病疫竟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竟以工作忙、开会忙为借口来推卸救疫防疫的责任，这是十足官僚主义的表现。这些同志不懂得：救疫防疫工作正是很重要的工作，召开动员防疫的群众会正是很重要的会议。我们要求阳谷县政府迅速调查了解该区的疫情，纠正该区政府的严重错误，切实展开救疫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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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中共察哈尔省委开除傅贺章党籍
并建议政府依法惩办
傅贺章河北省易县人，现年三十三岁，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年参加工作，曾任张家口市区委组织部长，现任五岔新中煤矿经理，其所犯错误如下：
傅自到新中煤矿后，玩忽职守，不以发展矿业为己任，反而假公济私，贪污舞弊，勾结私商大搞其投机买卖。去年银行曾给该矿贷款四次，共计边币四亿七千万元，而傅竟以一亿七千九百六十万元作为私人资金，与蜕化分子刘贤、卢秉仁、奸商孙继武等假借公家名义共同经商，贩运违禁品——鸦片，并在工人中出售。去年公家投资该矿边币三千万元（折米五十大石），计划开采傍窑增加生产，而傅竟置国家财产于不顾，以其主要精力放在经营私人买卖上。致使傍窑未能开成，公家投入的资金都被他贪污浪费了。
其次，傅与孙继武等经常在工人中进行商业活动，买卖不公道，如球鞋一双，买价折米一斗二升四合，卖价则为二斗六升；且有强制工人购买的行为。当工人要求追付工资时，傅竟回答：“你们要工资吗？没有，给你们球鞋好了！”工人翟选因无法偿付大烟钱，被迫逃亡失业。更严重的是傅竟将矿工大枪借与孙继武向工人李吉逼债，将李衣服剥掉，并予扣押。
傅与刘、卢、孙等日夜混在一起吃喝玩乐，置公务于不顾。他自己又设立着小伙房，雇厨夫一人。他老婆没有工作，还雇着保姆和缝洗佣人，装作阔“大爷”、阔“太太”。矿上养马一匹，名义上是公家使用的，实际上成为他个人私有。为了和一个叫梅子的女人搞不正确的男女关系，就将和该女人同院的住户撵走。
傅贺章所犯的错误，在工人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损害了党的威信，他已失掉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为了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由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并由中共省委决定开除傅贺章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惩处，追回他所贪污的部分。
中共察哈尔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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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工作粗枝大叶的恶果
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南区公司
发错指示影响纱布牌价编辑同志：
八月九日重庆新华日报二版发表了“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南区公司粗枝大叶发错了指示，使万县纱价一度暴涨”的消息。这件事情教育我们：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给了人民多大的危害！我现在把这事转告你们，希望你们发表，使大家都能从这件事中取得教育。
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南区公司在七月二十二日用信指示中国花纱布公司万县分公司，按照信里所附重庆市纱布牌价，加上渝万间的运杂费用、税捐、利润等调整牌价。万县分公司在二十六日接到指示，就和工商局研究。二十八日，将纱布牌价调整：如绿飞艇纱原价每包五九五万，重庆牌价是六○○万，加上运杂费用、税捐、利润后，挂升为六五○万；渝荆州纱原价六一○万，重庆牌价是六一○万，挂升为六六六万；双喜白布原价每匹二十万；挂升为二十三万八千；美亭阴丹布原价五十万，挂升为五十七万三千。万县分公司并指示云阳、奉节两个小组也遵照调整，致使上述三地的纱布价格猛烈上涨。
二十八日下午，万县分公司将调整后的牌价报给西南区公司。西南区公司觉得很奇怪，当晚打电话给万县分公司说：“你们把指示的意思领会错了！指示只是叫你们调整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并不曾叫你们全面调整纱布牌价。”万县分公司就在电话中把指示原文念给西南区公司听。西南区公司说：“是叫你们‘逐渐’调整以达到这个指示的目的。”但是，指示全文中并没有“逐渐”字样和其他含义相同的字。当时万县分公司只好请西南区公司查查指示底稿，另作指示。二十九日晨，西南区公司又给万县分公司拍来电报，说指示是“专指调整花色布而言，标布、标纱原价不动”。三道指示，三个说法，弄得万县分公司业务科的负责人无所适从。最后，万县分公司又向西南区公司打电话，才知道西南区公司的指示，原意是让万县分公司把该地不合理的纱布价格，按照当地市场情况予以恰当的调整，使纱布价格逐渐地、稳步地上升到合理的水平。于是又与工商局研究，即日把纱布牌价挂低：绿飞艇纱每包挂低了二十万，渝荆州纱每包挂低了二十万，双喜白布每匹挂低了一万三千元，美亭阴丹布每匹挂低了五万三千元。而云阳、奉节两地，又无法及时通知，直至三十日才纠正。
由于西南区公司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发指示时竟把指示中“逐渐地、稳步地调整”的精神丢失，发生原则性的错误，致使万县、云阳、奉节三地纱布牌价朝订夕改，暴涨暴跌，引起当地市价陷入严重混乱，使人民大为不满。
闵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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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平原省农业厅
盲目招工受到损失
赵仲鸣同志来信批评
七月二十三号，专署接到平原省府电报通知，要我们“招收工人二百名，赴博爱农场工作。时间为三个月，待遇每人每天七斤米（未说明什么米）。”我们即于当日布置工作，拟在寿张灾区进行招收。但这个电报上对于路费、招工期限，及带领干部之供给等问题均没有明确指示。
我们曾几次写信向省劳动局请示（当时我们认为招工工作是由他们布置的。后据劳动局负责人谈，这个工作系由农业厅领导，并说已将我们的请示信转给农业厅了），但直至八号才发来停止招工的电报，此时寿张已招到工人一百二十人，定九号集合，十号送新乡。有的区里已集合五、六十人。我们即向工人进行解释，动员回家。但工人议论纷纷地说：“政府没真事……”影响极坏。同时已到之运输汽车，亦要求赔偿损失。显然地，这是农业厅办事无计划的结果。因此，我有以下几点意见，希望农业厅在报纸上公开答复。
一、第一次电示为何未将招工期限、待遇、路费等问题具体指示？接到下级请示信后，又为什么不及时批复，致使下级无从遵循？
二、如博爱工程早已完毕，不再需要工人，为何不早些电告停止招工？
三、此次因招工而受到的损失（汽车由聊城到寿张往返损失、工人生活费等），应由省农业厅负责偿还。
聊城专署工商科 赵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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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私人设厂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吗？
答工人王凤松问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磨粉厂的机器工人，现在准备四个人合开一个面粉厂，是否可向政府申请贷款？如果可以的话，需要什么手续？
王凤松八月十日
王凤松同志：
来信所提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答复如下：
目前我行对工商业的贷款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所以贷款的原则是：“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根据目前人民对其需要的程度，分别轻重缓急，在现有的基础上给以贷款，以帮助其发展”。也就是说，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工厂，自己必须有生产工具及流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临时发生资金周转不灵时，银行可以贷款扶植。如本身没有资本，专赖银行借款开工厂，银行是不能贷款的。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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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号 （中篇连载）
丁克辛 轻影作 庄言插图
六、吵吵嚷嚷应战
商宝恒刚念完；一个说：
“赛就赛，谁怕谁？”
另一个说：
“咱们有老英雄哩，保险赢他们的。”
老英雄说：
“那就开个会，大家合计合计，应人家的战！”
郑笃恭两个手指“劈”的一声，开了腔：
“他干他的，咱干咱的，我不找麻烦。”
一个叫孙效伯的司炉马上反对他道：
“老圣人，你整个满洲国思想？”
郑笃恭一听就火了：
“谁是满洲国？你别满嘴喷粪！”
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吵起来。
司炉胡春东把他两个拉开。这青年最讨厌顶嘴吵架，他说：
“咱是开会还是吵架？有劲没处使，卸煤去！”
商宝恒虽说有时也爱骂骂闹闹，本心里并瞧不起这帮子年青人。一见他们吵就拉长脸子噘着嘴说道：
“算球了，爱应战不应战，这会我不开了！”
说着拔腿就走出人圈外。
老英雄急忙抢上一步拉住他：
“商大车，你不能走，你是车上的老大，能不能应战全靠你啦。”
商宝恒这才停住。李永转脸又向大家说道：
“咱们有话慢慢说，别鸡毛蒜皮的！”他把眼向大家扫了一圈，继续说：“我看还是应战。我干铁路三十多年，商大车也是十多年，你们虽说年轻，也都七八年了，人家实行负责制，咱就不能？”
老商一听，那股不服人的劲头就上来了，右手往大腿上一拍，说道：
“没问题，他能跑一千，我不少跑两五百！”
这一来，孙效伯、张传忠、胡春东等都很高兴地嚷道：
“拥护拥护，说干就干。”
说完，大伙都瞅着郑笃恭。
郑笃恭长的机灵，鼻子一吸溜就出鬼招儿，所以大家管他叫“老圣人”。这人爱偷个懒，耍个滑，混一天算一天。他不佩服别人，就服老商有技术，文化高，资格老。主要的，还是因为脾气有点相同。
他见老商突然带头应战，又见大伙也都跟着干，就说道：
“谁也是两个肩膀扛着个脑袋，扯鸡巴蛋，干就干！”
大伙单等他这句话，他一说出来，人们就立刻推选老商写好应战书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