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党对地方出版机关的领导
苏联·Ｋ·勃戈莫洛夫 Ｈ·洛吉沃诺夫
原刊“布尔什维克”一九五○年第十一期
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是我国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运动的最主要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在劳动群众的思想教育方面进行着巨大工作，它每天都在关怀着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关怀着丰富的精神文化的建立。内容丰富而正确的书籍在共产主义教育中起着莫大作用，书籍已成为苏维埃人民的日常必需品了。书籍用那些为了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祖国幸福而劳动的必要知识来武装苏维埃人民。苏维埃书籍是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动员和组织群众去执行经济与文化建设任务的有力武器，是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苏维埃文学的高度思想性，赢得了世界一切正直人士对于它——苏维埃文学——的爱戴和尊崇。
苏联书籍出版事业的繁荣，是我国文化迅速发展的明显指标。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年代里，我们出版了一百万种左右的书籍，总印数达一百二十六亿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印数是八亿二百万册。一九三八年最初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用六十六种文字印行了二百三十四次，印数约在三千五百万册以上。科学和文艺书籍的印数，更非常巨大，一九四九年一年中就出版了六亿八千三百万册书籍和小册子，等于一九四○年出版册数的一倍半以上。出版事业如此宏伟的规模，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
苏联书籍出版机关的三分之二，分布在各共和国、边区及各省（譬如，乌克兰有二十二个出版机关，乔治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十六个出版机关等）。所有这一切出版机关主要是用本族语言来出版书籍的，因而促进了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的发展。由于苏联各族人民文化的高涨和地方出版机关的加强，我国已经可能用一百一十九种文字来出版书籍。在过去没有自己文字的四十个民族现在已经有了文字和书籍。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几乎全部居民都是文盲的地方，现在已经用本族语言来出版列宁和斯大林、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家、苏维埃优秀作家的著作了。
在所有加盟共和国中，现已出版了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本族语译本。在鞑靼和亚库梯自治共和国，也正在出版斯大林著作的本族语译本。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有四十处以上的出版机关用本族语发行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著作。
各书籍出版机关应由党组织经常领导，这是各出版机关顺利工作的必要条件。最近数年以来，党组织根据联共（布）中央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大大改善了对出版机关工作的领导。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联共（布）区委和省委，已开始深入地研究出版书籍的内容和题材，以提高书籍的思想的、艺术的和科学的水平和完美的形式。各共和国、边区及各省，作家人数日益增加，他们的创作能力逐渐提高；地方作家团体的工作大大活跃起来。最近数年以来，在各地涌现了不少荣膺斯大林奖金的苏维埃文学的作品。譬如，现在苏联各个角落里，都在阅读着乌克兰共和国斯大林省出版局首次出版的Ｂ·坡坡娃著“钢铁与矿渣”和Ｎ·勃克良赤著“蓝芙蓉”两书。
应使地方出版机关的成就巩固和扩大起来。苏维埃人民的文化要求是与日俱增的，必须大大增加一切知识部门的书籍出版数量，并更进一步地提高它的质量。党组织应当经常领导出版机关工作，深入地研究事业的每一个项目，从与作家订立合同起，直到在广大苏维埃读者群众中进行宣传与发行工作为止。各共和国、边区与省出版机关的基本任务，在吸引地方的作者以地方生活的题材来出版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内容丰富的书籍。出版机关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还有着许多缺点。出版机关对于那些把共和国、边区、省的工业和农业前进生产者的经验综合起来的群众性通俗书籍，出版得很少，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现有技术成就以及科学与生产的创造性合作的普及工作，做得也不够好。时常在那些介绍农业前进生产者的书籍里，仅仅叙述获得了那一些重大成就，但并未说明这些成就是怎样获得的。
许多出版机关乐意翻印莫斯科出版的文艺书籍，对地方作家的组织工作却是很脆弱的。他们往往将已发表在文艺杂志上和收在文集中的创作，依样葫芦地拿来翻印一道，没有作必要的修正。有的出版了许多狭隘的本位性的和不迫切需要的书刊；这是不对的。地方出版机关出版的书籍常有文字费解的地方，形式也很坏。
党组织应当帮助出版机关清除这一切缺点。党的各省委和区委应认真领导出版机关的工作。譬如，联共（布）中央沿海区委局在去年对出版机关的领导工作中，只批准了编辑计划。又譬如，莫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局于一九四九年在讨论个别出版问题时，对出版机关工作并未通过一件包括出版书籍的批评和决定进一步领导出版工作的广泛决议。可是，党委不仅应当研究出版工作的个别问题，更要缜密地分析出版机关的整个工作。
事实证明：出版机关的工作没有党的经常领导，出版物的思想的、科学的和艺术水平就很低。联共（布）北沃舍梯省委，在对本省思想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在对地方出版机关的领导上，犯了严重错误，这个例子给与我们作一个教训。以北沃舍梯国立出版局局长扎齐也夫和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马穆苏洛夫为首的一群人，因为省委对出版事业毫不过问，就垄断了共和国刊物的出版，阻碍了青年作家走入出版界的大门。为什么北沃舍梯省委看不到出版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呢？原因是：省委某一些工作者本身就是不熟练的编辑者，同时他们就是供给没有多大价值的稿子的人。北沃舍梯省委虽然担负监督共和国的出版事业的责任，他们却把出版事业中的缺点掩饰起来。
党机关应当认真注意出版工作的设计问题。出版工作是否成功，主要是以每一年度的编辑计划拟订得是否正确为转移的。苏维埃出版业是不能任其自流的：它必须组织那些在内容上符合读者要求的书籍的出版与准备工作。为了正确地拟定编辑计划，必须经常去研究这些要求，综合图书批评，并熟悉共和国、边区、省的党政工作和经济建设的迫切任务。只有照顾到这一切以后，出版机关才能正确地拟定编辑计划。可是，有许多出版机关，只是用闭门造车的方式来拟定计划，时常把偶然收到的稿子和由作家自己拟定的题材，机械地列了进去。
最近数年以来，地方出版机关编辑计划拟定得好一些了：它们已接近于实际和生产。可是，一九五○年度个别出版机关的计划中，还有重大缺点。譬如，所拟定的政治书籍题材范围很狭隘；历史性的题材过多；在计划中没有充分反映迫切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综合共和国、边区、省的工业与农业优秀生产者的经验的书籍，普及科学与技术成就以及党工作经验的书籍等的计划出版数量是很少的。许多出版机关对于有关地方风土的书籍出版的重要性估价不够。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的大多数出版机关计划中，预定译成本族语的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家、荣膺斯大林奖金的苏维埃作家的文艺作品数量极少。在计划中，所谓“其他”刊物的部分，数字过于庞大；而且在这一部分里，常列入许多不能畅销的书籍。拟定编辑计划时，不能不照顾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希望。特别是在各企业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及知识分子间，组织作家原稿讨论会的经验已证明：讨论会的参加者对于书籍内容经常予以重要的修正，并予作家以珍贵的指示。
某一些出版机关把还没有编好的计划送往党的省委、区委，他们马上就批准这些计划，这已成为一种形式了。自然这样一来，计划中的缺点，就无从发现并加以修正了。如果联共（布）莫尔多瓦省委，在核准一九五○年度共和国出版计划时，能认真地研究一下它的内容，那末，便可以发现这个计划的严重错误。譬如，各出版机关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以地方生活为题材的群众性政治书籍没有预定在今年的计划里。出版机关漠视读者对于苏维埃作家优良书籍的兴趣：预定就斯大林奖金荣膺者的文艺作品，以莫克善族语出版的书籍只有一册，以爱尔疆族语出版的书籍甚至一册也没有。在计划中，关于共和国农业的许多迫切问题并没有预定出版的刊物。虽然计划中有着这些缺点，省委局却不加修正地把它批准了。
有一些党委在批准编辑计划以前，首先注意到预定出版书籍的内容，这种办法是正确的。党机关认真地检讨出版机关的编辑计划，可以防止不必要的书籍、甚至恶劣的书籍出版。
在我国，对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已建立了必要的条件。对于这一文化领域的领导，已集中于统一的联盟中央机关——苏联部长会议印刷出版及发行总管理局。在各地设有印刷出版及发行管理处。印刷出版及发行总管理局及其地方机构负有领导苏联全国印刷工业与出版发行的发展的责任。
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于地方出版机关予以莫大的帮助，供给它们纸张、装订材料，拨给必要的经费。各出版机关及印刷厂工作人员的义务是要善于应用政府的帮助。
苏维埃书籍，在印刷形式上应具有高度品质。联共（布）中央在关于“书籍印刷形式”的议决中（一九四五年七月）责成了出版机关经理和印刷厂厂长每天要亲自来检讨印刷形式问题，缜密地研究和决定书籍的艺术装帧、开本、页边尺寸、版口、字体及字号，印刷与装订工作的品质，吸引高度熟练的造形艺术工作者来参加书籍的美术工作。
我们的书籍的印刷与艺术形式已经大大改善了。出版机关在这方面累积了不少经验，图案画家和书籍的美术设计者人数已增加起来。最近在莫斯科由印刷出版及发行总管理局举行的书籍、图案和招贴画的展览会，证明了印刷与出版工作者，在联共（布）中央议决指示下，已经做了大规模的工作。有许多地方的出版机关，在书籍形式的质量方面，并不亚于中央的出版机关，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但是，不应安于既有的成就。为了改善书籍印刷和艺术形式，还得要下一番工夫。
编辑委员会在提高书籍的质量方面有着重大意义。在联共（布）中央一九四六年七月通过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立联合出版局工作”的议决中，已经决定了编辑委员会的任务。各编辑委员会负有审核出版机关工作计划以及检讨各出版机关所收到的各项文稿的任务。各出版机关经理，对于各项原稿应先经编辑委员会讨论后才可公布。乌克兰、阿塞尔拜疆及其他共和国许多出版机关的编辑委员会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
提高出版刊物水平的最重要条件是出版工作人员的正确选择。特别要注意出版机关领导干部——经理和总编辑——的人选。直接担任书籍出版准备工作的编辑，起着主要的作用；为了完美地编辑一本书，并对作家予以帮助，编辑应有渊博的学识。可是，某一些出版机关并不认真地去选择编辑。我们在政治的、文艺的、农业的、医学的及其他书籍中，可以看到一个相同的编辑的姓名。一个没有相当修养的人怎么能够编辑书籍呢？每一个出版机关都有可能吸引个别知识部门的专家来编辑书籍。同时，编辑工作人员应每天地提高业务水平和政治水平。
可惜，常常有一些不能使我们信任的人侵入到编辑、出版工作部门。这种现象是在党对干部的选择不予以监督的地方发生的。此种出版机关所出的书籍，总是有不少是很恶劣的，这已成为定则了。用爱沙尼亚国立出版局在其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事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把俄罗斯语书籍译成苏联各族人民的语言，这是国家应负责的一件事。翻译的高度质量，对于任何一种书籍——政治的、文艺的、科学技术的——都是必要的。地方出版机关对于由各种语言翻译出来的书籍，应负保证不失原书精神的重大责任。这一点，只有在认真地选择翻译与编辑干部，并由党组织经常完善地来领导出版工作的条件之下，才能达成。
在政治、文艺和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工作方面，还未曾到处都达到完善的领域。某一些党组织，对于这个工作领导得不够。在许多共和国里，把翻译工作委托给未经选择的、政治水平很低的，不充分了解俄文和没有翻译经验的人们。
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乌兹别克译本中，发现了许多缺点。在乌兹别克斯坦，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是由没有足够熟练经验的、未经选择的人来翻译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虽然接到关于翻译错误和翻译干部选择失败的消息，可是并未予以注意。在检查以后判明，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乌兹别克语译本有严重的错误。书中所用术语并未统一。翻译人员对于那些已经成为各族语言都通用的语句，硬要译成乌兹别克语，结果把众所周知的政治术语，译成歪曲了这些术语意思的封建宗教式的词句。
爱沙尼亚共和国文艺书籍翻译工作是由毫无学识的，未经选择的人担任的，从这个情况中，就可以了解，对于翻译工作如不予以监督，将要引起怎样的严重后果。个别书籍的译本与原本不符，歪曲作品的意思。Ａ·冈察尔著的《旗手》这篇小说的爱沙尼亚语译本中，有很多严重错误；斯塔尼斯拉夫斯基著“我的艺术生活”及其他若干书籍翻译得很坏。
在从俄罗斯语译成苏联各族人民语言的书籍中所以有严重错误，原因全在翻译干部没有足够的修养。到现在为止，在许多地方还没有有组织地培养翻译人员的工作。高等教育部应有计划地来做这个工作。印刷出版及发行总管理局对这个工作也要负责。在各地大学语文系或师范专门学校语文系，应建立培养和提高翻译人员熟练程度的训练班网。这些训练班应备有必要的参考书籍，首先要有民族语字典。外国文和各民族语字典出版局，所出版的民族语字典为数很少，这些字典的准备工作，不应像我们在目前所看到那样的只是狭小范围内少数人的专利事业，而要由广大社会团体、学校和科学机关来共同参加这个工作。
报纸中的批评，对出版刊物的质量有着重大影响。现代的详细书评可以帮助各地方出版机关的工作，也可以帮助读者去认识受批评的书籍。
定期刊物中的批评是群众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联共（布）中央在一九四○年通过的“论书评与图书介绍”的议决案中，责成各报馆根本上改善书评与图书介绍栏的工作，要有系统地刊载关于新书的资料。责成各共和国、边区和省的报纸经常刊载新书介绍和关于最重要的文艺作品的评论，并保证对于地方出版机关所出书籍要刊载评论。可是，在某一些地方报纸中，书评与图书介绍栏的水平很低，或是完全没有这一栏。譬如，依凡诺夫省“省区工人”报中完全没有图书介绍栏或书评栏，对省出版机关所出书籍的评论刊载得很少。在罗斯托夫省报“锤”中，很少刊载新书介绍和对地方出版机关所出书籍的评论。
地方报纸应不断地提高书评的质量，客观地和有原则地批评每一部新书。高尔基曾说：批评应当教导我们简单地、清楚地、切实地去写文章。在报纸上完美地进行书籍的宣传，是书籍顺利推广的条件之一。不仅书籍出版，是一件重要的事，把书籍送到读者的手中，也同样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党组织经常要注意书籍的推广。许多出版机关都关怀如何把书籍送到读者手中。可是，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已经印好的书籍放在印刷厂、仓库、省和共和国各中心城市的书店里不往外运，而各地区、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却都在等待阅读这些书籍。
由于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高涨，并为了满足苏维埃人民有增无止的精神上的需要，就必须迅速地去发展出版事业。地方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委的任务，是要经常领导出版事业，来提高我们的刊物在争取共产主义建立的新成就斗争中的作用。
（南致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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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发展史读物中的若干问题
王城
学习社会发展史，在一般干部、工人、学生及其他人民间形成了热烈的运动。这对于改造思想，建立革命的人生观，起了重大的作用。著作者和出版者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读物出版得很多。不过，在这些读物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里就个人所见到的若干问题，提出来与大家商讨。
社会发展的基础问题
大多数社会发展史的读物，开头总谈到社会发展的基础问题，这确乎是学习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那么，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规律是什么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就是生产发展的规律。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近来出版的社会发展史的读物中，除了极少数几本宗教书之外，一般都能根据科学观点来解释社会发展。但是，有些著作中，对于有关生产的一些问题了解得还不大正确。比方说，知识书店出版的“社会发展史学习提纲”一书，附有一个“社会构造图解”，在“生产方式”一项里，标明生产方式系“劳动力”与“生产手段”（按应为生产工具）两者构成的。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生产方式”，只不过是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生产力；而生产方式的另外一方面——人们的生产关系，就没有提到。这是对马列主义的错误解释。
对于社会发展最基本规律另外一种较普遍的值得商讨的论点，表现在关于社会的生产力的问题上。很多书认为社会的生产力是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构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认为三个要素的说法不妥。为了搞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研究一下：什么是社会的生产力呢？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有过杰出的阐述。他说：
“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合起来，就构成社会的生产力。”（见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这就是说：社会的生产力是生产工具（或劳动工具）和生产者（或劳动力）两方面的要素构成的。对于人（生产者）来说，又特别强调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能。这里没有提到生产对象（或劳动对象）。
为什么社会的生产力是生产工具与生产者两要素所构成，而不是生产工具、生产者和生产对象三要素所构成呢？因为社会的生产力这一概念，是表明人们对于物件和自然界力量的关系而说的，而这些物件和自然界力量是被利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明白了这一概念，就会知道：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以及他们所掌握的生产工具，是主动的、积极的，是在人类发展史中变化较快、比较活跃的因素。而自然界则是消极的，被动的，它的变化极其微小。我们看一看人类的历史就会明白：人类从最初使用石器到现在发明了原子能，人类从原始生活进化到高度文明，而这多年来，自然界可以说没有什么很大变化。由此可知，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完全取决于人们运用什么工具，取决于人们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能。铁矿在原始共产社会并不是在自然界不存在的，但人们当时并不会用铁器进行生产；制造飞机和轮船的材料在封建社会也存在的，那时人们可并不会制造和使用飞机轮船。所以说人们对于自然界物质运动变化法则掌握的程度，在这里是起着重大的作用的。因此，社会的生产力不包含生产对象这一要素在内，理由是很明显的。斯大林告诉我们：“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问题”正是具体的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曾把从古到今生产力发展的情景，给了一个鲜明的图画。他说：
“以下便是从古到今日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情景。由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并与此相适应由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由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口锄等等），并与此相适应而过渡到种植植物，过渡到农业；金属的制造工具继续改良，过渡到冶铁风箱，过渡到陶器生产，并与此相适应而有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的分立，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手工业工厂生产的发展；由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厂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再进而过渡到机器制，以及现代机器化工业的出现，——就是人类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致而远不完备的情景。同时，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当然是由参加生产的人们所实现，而不是与人们无关，所以，由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人们，即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原素，也随着变更和发展起来，他们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更和发展。”（同上书）
斯大林关于生产力的解释，在这里说得非常具体透彻。这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贡献。然而，很多著作对于生产力的解释并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阶级起源问题
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主要内容。学习社会发展史必须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若干社会发展史的读物中，关于阶级起源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例如：
石啸冲先生著的“社会发展史学习提纲”（世界知识社一九五○年六月版）一书中说：“阶级在人类历史中不是向来就存在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着。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产生了阶级。”这是不错的。但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说：“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有了分工，分工有了发展，生产手段变成私有，社会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见“建立阶级观点——阶级斗争”一节）这就是说，阶级产生是基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而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则“由于社会有了分工”。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同样的见解，我们还可以在雪松先生著的“社会发展史学习手册”（普文出版社一九五○年四月版）中见到。该书说：“阶级的出现是跟社会发展的全部行程密切联系着的，在氏族社会（原始公产社会）末期，畜牧业和农业已有了第一次的分工，因而畜牧业发达，尤其是农业的发达，提高了劳动生产性，因而有了生产品的剩余，这剩余生产品的出现，是阶级出现的一个主要条件。”（见“阶级斗争与革命”一章）这也就是说：促使阶级的产生，剩余生产品的出现是主要条件，而剩余生产品的出现，是由于“畜牧业和农业已有了第一次的分工。”从上面所引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论点：由于分工，出现了剩余生产物，有了剩余生产物，才产生阶级。这就给读者一种印象，以为生产的发展以至有了剩余生产物而产生阶级，是因为“分工”的缘故。显然，这样的理解不是正确的，因为分工是果，并不是因。因是什么呢？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有分工，从而分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愿在这里引用恩格斯关于阶级产生的说明，他说：
“在一切部门——牧畜、农业、家内的手工业——的生产之增进，足使人类劳动力生产比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更多之物。同时它更增大氏族家，或单一家族的每个成员所负担之每日劳动量。新的劳动力之参加，是所欢迎的事情。它由战争而得供给——把俘虏转变为奴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社会劳动之最初的大分业，是因劳动生产性之增进，富之加多，必然地要引起奴隶制的。从社会劳动之最初的大分业，发生了社会之最初的大分裂，即主人与奴隶，榨取者与被榨取者之二阶级。”（见张仲实译“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
这就是说，阶级的产生，是生产力增长的结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了分工，分工又促成生产的发展，从而产生阶级。许多著作中对于阶级产生的这中间的关系搞得不大清楚，因此就没有从生产力的增长这一基本观点来看问题，简单地说，有了分工，就产生阶级，这是不对的。
劳动问题
学习社会发展史，可以使我们知道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从而使我们明白：人不是上帝造的，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发展成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也不是什么“上帝”鬼神创造的，或什么英雄好汉创造的，而是人类劳动的结果。这样，就会使我们认识到劳动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和劳动的可贵，消除旧社会看不起劳动人民，认为劳动可耻的种种错误观念，从而建立起劳动观点来。
但这里所谓劳动，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读物中，并不是都能回答得令人满意。我曾读过读者书店出版的“社会发展史简表”，其中有原始群所用的工具为“天然的木枝和石块”一点。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作者对于劳动的了解还是模糊的。我们所谓劳动，指人利用工具进行生产，生产生活资料而言。在古时候，类人猿只会使用天然的木枝石块，由于多少年的劳动，他们才学会制造工具（石器），用工具进行生产。这样他们就把自己从动物中区别开来，变成了人。因此，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论文中说：“劳动是同制造工具一起开始的。”又说：“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最粗笨的石刀。”很明显，我们所谓劳动创造世界，就是指这种劳动说的。如果说原始群所用的“工具”是“天然的木枝石块”，怎么能说那是工具？既然他们所用的是“天然的木枝石块”，他们又怎么是人呢？
贾祖璋先生著的“劳动创造了人”（开明书店出版），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也不大清楚。他在从猿到人的变化过程中，指出类人猿身体上种种的变化，指出这些变化，也都是因为劳动的关系。但这种“劳动”的含义是什么呢？这和作为人的特点的劳动是否同样的呢？书中没有交代。人们会问：旁的很多动物也会“劳动”啊，蜜蜂的巢，蜘蛛的网不是造织得很精致吗？它们的“劳动”与我们所说的劳动有什么区别呢？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发展史，首先就是生产发展史，而生产的变更和发展，无论何时又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开始。所以，对于劳动的正确理解，不仅关系到从猿到人这个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与上层建筑问题
一般社会发展史的著作，目次大都是这样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至于跟我们非常有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大都没有讲到。
显而易见，讲社会发展史，不联系实际，不讲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缺陷。出版较早的书，或者因为条件不够，尚有可说，新出版的读物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作适当的说明，是完全必要的。
还有，很多社会发展史的著作没有讲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一部分，也是一个大缺陷。因为关于国家、政党、宗教、艺术、思想意识等等，在不少人的脑子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错误观念，这些错误观念，是应该澄清的。
其他
以上所述，是说明社会发展史读物中存在的一些缺点，但并不是说，在社会发展史的读物中没有成功的著作。这里特别应当提出的是：艾思奇同志所著“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这两本书写得比较好。除了解放社出版的“社会发展简史”外，这两本书对初学读者的帮助很大。因为作者能“以社会发展史为骨干，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主要论点。”且能联系实际，使读者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不但对社会的发展有一轮廓的认识，而且能从学习中建立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而达到改造旧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的目的。艾思奇同志这两本著作，是应当向读者推荐的。
一九五○、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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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蓝色的多瑙河”
本刊曾收到朱菲同志对徐克刚译、冈察尔著、华东新华书店版“蓝色的多瑙河”的批评，指出译本上很多错误。但是朱菲同志所指出的译文错误还只是部分的，我们将他的意见转给了华东新华书店，希望将译本作全部的检查，并将结果告诉我们。华东新华书店在检查之后，发现了其他很多误译，原译者也作了检讨与声明。因为篇幅关系，朱菲同志的批评和徐克刚同志给华东新华书店的答复都不拟在本刊发表。现在，将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的检讨照刊如次：
朱菲同志对我们出版的“蓝色的多瑙河”（冈察尔著、徐克刚译）一书所指出译文的错误，经我们重新校勘的结果，发现了还有其他很多误译，这证明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粗枝大叶的作风，除将该书停止重印并通知译者外，特作检讨如下：
我们收到这部译稿的时候，因为那时缺乏精通外文的干部，就由一个稍懂英文的同志进行审查，该同志曾将译稿一部与原文作过校阅，因为限于水平，虽然也发现了一些个别不妥的地方，但并未能发现译文的严重错误，同时觉得译文还比较流畅，就粗心大意放松过去。而复审的同志，只注意政治上有无问题，未注意翻译上的毛病，因此未作深入研究和精通英文同志的详细校阅，就这样决定出版，这表现了我们对出版物的不够郑重和认真。
我们极其感谢朱菲同志对我们出版物的指正。我们以后一定以高度的严肃精神来处理稿件，切实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粗枝大叶的轻率作风。
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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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自部队中的一封信：
对三本连环画的意见
邵天才
连环画是普及文化、提高群众政治认识的有效工具，一年来出版的不少，购买阅读的人也很多，它代替了旧社会小人书的地位，深入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中去，因为这样，连环画的作者，应该力求提高他们的作品才好。我们最近买了一些，给连队阅读，很受战士们的欢迎，这是一种好现象。不过有几个集子大家有些意见提出来。
（一）“十九岁的连长”（灯塔出版社出版）——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都说真是奇怪：政治指导员长上了胡子。这不是战士们大惊小怪，事实上在解放军中留有胡子的政治指导员是找不到的。另外，有些不识字的战士们看到了该书中的小铁匠，大家都嚷着这个小和尚是干什么的，经过识字的人告诉以后才知道这是个小铁匠。书中五十四图里李老汉扛的那块铁和他后面的战士背的那一块，都是不合情理的幻想，大家以为谁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特别是书中第九图，战士看了都说：这些人怎么这样的傻呢？他们背着背包坐在土地上面，我们谁也不会这样吧。
（二）“宝山参军”（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家看了刘金莲和王小香梳着圆髻和大辫子，都说这那里是刘金莲和王小香呢？因为“宝山参军”中的人物，都是部队中所熟悉的形象，是解放区的新型妇女，他们有坚实健康的身体，愉快活泼的性格，绝不是几十年前的乡村妇女了。王宝山父亲的服装也不是一个辛劳耕作、终年被地租逼的要死的形象。大家都摇着头说：“有这样的穿戴，怎么会被租子逼死了呢？不会是真的吧？”
（三）“英雄的爸爸”（教育出版社）——在最后的处理上，固然使人对这英雄的爸爸有无限的景仰和尊敬，但是让他也背起武器，穿上军衣的处理是不大高明的。同时很轻率的答应一个烈士的父亲，上了偌大年纪的老人参军，也不是一个团政治主任会这样做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英雄的爸爸，在我们的社会里是有无上的光荣的，在社会上会享到崇高的政治地位的。如果把画面改为因为他的新英雄事迹而受到我们新社会的各方面尊敬而结束，意义要比让他参军来结束更好一些。
以上三个问题都反映了作者对于群众生活体验不够丰富，或者是注意的不够。一个工农兵文艺作家（包括美术工作者），必须有了丰富的工农兵生活体验，才能写出或描绘出完全符合工农兵生活的作品，才能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因此作者必须认真地、深刻地、实事求是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了解群众，那末他的作品便不会使群众感觉陌生了。
编者按：邵天才同志这封信是从绥远寄来的。它反映了部队同志们对三本连环画的集体意见。我们希望读者们多提这样集体性和积极性的意见。这样的意见，是非常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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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之声
对复兴生物学修正版的几点意见
王彦远
陈桢著 商务印书馆版
陈桢先生这本“高中生物学”，是我做学生时用的课本，现在我在做教师，又用它做教本教学生了。通过这本教科书已经培养了许多青年，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这样我们应当重视这一本书。这里想谈谈我对本年修正版的几点意见。
（一）本书修正版将孟德尔遗传学一部分删去了，同时把米邱林、李森科的遗传学放在演化内来讲，不像过去单有遗传一篇，这是很好的。因为遗传是演化的一部分，是不可割裂的。第八篇讲生物与环境也很得体，这正可以使同学从相互关系上看问题。
（二）书中讲达尔文学说的出现时，说当时是有很多人尽力反对，但“………幸而有能文善辩的生物学家赫胥黎出来替达尔文作辩护人，经过几年的论战以后，学术界里渐渐的知道了达尔文举出的证据，演化论才得着最后的胜利。”我想这样写不如写点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最盛时代（一八四○——一八六○）较为适当，因为这种背景和当时生物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强调“幸有能文善辩的赫胥黎”的个人作用，是一个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完全的观点。
（三）书中讲天择论，在这方面，很显明的，达尔文是受了人口论的影响的，最近就有很多文献批评过了。这里陈先生没有作适当的修改和批判，在开端时，仍用鲫鱼惊人的繁殖来叙述，用草履虫繁殖来叙述，并引用空间和别种生活条件是有限的这一点来解说，不复重陷于人口论的故辙了，这一部分，还应该彻底修改一下。
（四）书中写米邱林、李森科的学说的各节，材料都很精简，主要的理论和方法也都能包括了，给中学读我想是适合的。不过如果再加上一些米邱林、李森科的奋斗史以及他们的惊人成就、对人民的贡献，然后再提一些我们农业上是如何的须要改进，这样一定可以更加鼓励学生的学习情绪。我想这样的材料，中学课本里是需要的，这是联系实际的一种方法，更贯彻了新教育所需要的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的精神。
（五）书中讲生物与环境时，写道：“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普通是被动的，受环境支配的………。但是有的时候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也能是主动的，也能改造环境适合自身的需要………。”这虽已是较好的说法了，但说得还不大明确。本来写中学课本是要在描写实例中贯串正确的观点，深入浅出，这是非常难的。像陈先生这样有时写成被动，又有时写成主动，不免有些含混。应该说：环境创造了生物体，生物体又能影响环境的发展。
（六）书中讲异种生物间的关系，对隐身色、警戒色与拟态等，这样写道：“生存竞争是生物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为了攻击和防卫，生物形体上往往生出很多种的适应。锐利的爪牙角刺之外，又有毒液，隐身色，警戒色，拟态等。”关于隐身色和警戒色等，要向同学解释的完全正确很不容易，稍有偏差就会落入唯心论。如果解释为了攻击和防卫，因而有隐身色、警戒色等适应，那末，好像生物体的颜色是被攻击和防卫决定的。这就更容易使人觉得什么都为生存竞争似的了。实际上动物的色彩，系由于生理上的化学作用（及物理作用），不是由于生存竞争，不过如那动物的颜色隐晦，不容易被看出，那么，对于生存也有利益（就是所谓隐身色）。至于警戒色，举有毒的动物来说，不是有毒液的动物就有鲜明的颜色，毒蛇有的色彩显明，有的也很隐晦。此外，如蜈蚣生着红色的脚，颜色显明，但蝎子颜色很隐晦，与砖石及泥土的颜色很相似。
（七）书中第三章“同种生物间的关系”，中间谈道：“同种生物之间也有生存竞争互相残害的现象，不过因为同种生物的能力相等，不容易分别胜负，所以发生这类现象的机会，是比在异种生物之中少些。”对于这一问题，李森科的“生物学的现状”中曾讨论到。李森科认为同种生物的个体间是没有斗争的。
（八）最后，在插图方面，二八八页二一六图没有中国北京猿人图，在教学时同学们会提出疑问来的。我想至少应该增上“北京人”的头盖骨的图。
读者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