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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工人通讯员
（与《工人通讯员》杂志工作人员的谈话）
斯大林
原文第一次刊登在一九二四年六月第六期《工人通讯员》上。现在编在一九四七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印行的《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编者
工人参加领导报纸的意义，首先是在于使得像报纸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武器能够从奴役人民的武器变为解放人民的武器。
只有工农通讯员才能实现这个伟大的转变。
只有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工农通讯员才能在报刊发展的进程中起着无产阶级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的作用，起着苏维埃社会缺点的揭发者的作用，起着为改善我们的建设而始终不倦的战士的作用。
工人通讯员是否要由工人大会选举或是由编辑部挑选呢？
据我看来，第二种办法（由编辑部挑选）是较为适当的。这一事业的基础应该是：通讯员不依赖所属的机关而独立，不依赖在自己工作中与之发生某种关系的人们而独立，然而这决不是说他们不依赖一种无形的但是不断发生作用的力量而独立，这种力量叫作无产阶级舆论，而工人通讯员应该是无产阶级舆论的传达者。
不可把工农通讯员看作只是将来的狭义的新闻记者或狭义的工厂社会活动者，——他们首先是我们苏维埃社会缺点的揭发者，是为消灭这些缺点而斗争的战士，是无产阶级舆论的指挥官，这种指挥官力求指导这个伟大要素的不可耗尽的力量来帮助党和苏维埃政权进行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由此就产生了工农通讯员中间的教育工作问题。给工农通讯员以某种最低限度新闻技术的训练，这当然是必要的。但主要的并不是这个。主要的是要使工农通讯员在自己工作进程中学习并给自己锻炼出新闻记者——社会事业家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通讯员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这种感觉是不能用技术意义下的什么人工训练方法培植出来的。
对工农通讯员直接实行思想领导的，应当是与党有联系的报纸编辑部。通讯检查应当集中在报纸编辑部手中。
迫害工农通讯员是野蛮行为，是资产阶级习气的残余。保护自己的通讯员不受迫害，应当由报纸本身负责，因为只有报纸才能掀起剧烈的揭发性的鼓动来反对反动的蒙昧主义。
（曹葆华、毛岸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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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各地报纸给新闻总署工作报告的综合介绍
新闻总署研究室
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五、六月份各报给新闻总署工作报告的中心问题之一。
新湖南报说，在五月份的“十七天当中，有六次带有批评性的报道，是在一版或二版头条的地位刊出的；二十三篇社论、短评与编者的话当中，有九篇是针对各项工作的缺点或错误所作的带批评性的评论；在一版所刊载的十件读者来信当中，有四件是对工作的批评。”黑龙江日报六月份发表的批评性稿件“计一七七篇，占来稿发表总数（指各地通讯员来稿，电讯稿及文艺专刊除外）九○七篇之百分之十九强。”过去较少刊载批评性稿件的私营报纸，也逐步展开批评，并有了较好的成绩，上海大公报五月份“在考虑上海实际情况下，谨慎地进行批评的工作，反映大体是良好的。”上海新闻日报也有了较好的成绩。
批评展开了，这就帮助了政府检查工作和纠正错误。新湖南报在报告中说：“批评加强以后，对工作已起了推动作用。例如报纸发表南县忽视春耕领导的批评后，常德专署和地委立即通知该县检查工作，分别纠正了生产救灾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侵犯中农的偏向。”这样的具体效果在其他地区也有显著的表现。
由于报纸大力贯彻了中央的决定，群众的顾虑开始打消了。辽西日报说：“从读者来信看，开始时读者思想还有顾虑，如五月来批评信三十一件（另有七人来报社申诉），六月增至一二三件（另有七人来报社申诉）；五月来信多系以第三者自居，提的问题也不具体，六月就敢大胆出面说真心话了。……说明群众开始敢于批评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了。……从农民来信也可以看出，他们是看了‘群众园地’登的读者来信受到启发以后写来的。”新湖南报说：中央的决定“对群众印象很深，许多读者都是看到这个决定以后，才大胆给报纸写信，对工作提出批评。”浙江日报说：“由于初步开展批评的结果，报纸与群众的关系稍有改善，社会服务组五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收到信稿一六六八件，其中有关批评建议的从百分之四增至百分之十五·八。某些群众开始信赖报纸。”由于群众的顾虑开始打消，积极性初步发扬起来了，因此，如河北日报所说，报纸上“开始增加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如文安一个农民叫王玉琨的，请小学教师代笔批评该县粮库，文安县立即根据报纸的意见，帮助该粮库进行检查，证明批评完全属实后，该库负责人即在报纸上公开检讨。”
对批评采取置之不理甚至压制报复等不正确态度的事件，已开始减少。河北日报说：中央的决定发表了之后，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上已获得空前的进步，基本上已消灭了对批评置之不理或打击报复的不正确的倾向。一般地在报纸批评之后，均及时进行了检讨处理，回答报纸。”大众日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济南市委曾公开在报纸上发出支持工人批评的文件，在工人群众中有较好的反响。至于被批评者，过去一般的不理睬态度也有转变，过去批评后三五个月没有表示态度的，也纷纷来函表示态度。”这些又为进一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创造了条件。
取得了这样一些成绩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政府和中共各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中央决定发表之后，各省市大多发表了贯彻中央决定的指示，下级党委也多数能加以注意，河北日报在发表了文安县农民王玉琨对粮库的批评之后，“该县县委号召全县通讯员向农民王玉琨学习，努力引导群众批评领导机关和干部的官僚主义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要求全县干部倾听群众的批评。”私营报纸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特别感到了党政领导上的大力支持的巨大作用，大公报在报告中说：“一个多月的批评工作是一个相当良好的开始，而地方党政领袖对这一工作的重视与倡导，也是促成这一相当良好开始的极大动力。”
其次，报纸对于展开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沈阳劳动日报“以沈阳为重点，召开通讯员代表会议，讨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困难，如何贯彻中央决定，通讯员应如何掌握与写批评稿件，……组织了通讯员写拥护中央决定、联系自己思想检讨的稿件，作为思想酝酿，并突出地刊载了工人通讯员的批评稿件。”这样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发扬工农通讯员的积极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与抗拒和压制批评的恶劣倾向作必要的斗争，对推动工作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苏南日报在批评了周福赓压制批评事件（编者按：本刊第十二期报纸述评曾有介绍。）之后，“一方面是合理地解决了这一事件，推动了该厂工会的改进，另一方面提高了读者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识，鼓舞了群众开展批评的信心和勇气。事后有些工人敢写批评稿件，来电话要求编辑记者去帮助他们写。而对于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良好的教育，说明不应该对压制批评采取自由主义，而应该进行严肃的斗争。”
由于这些原因，“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努力已开始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而报纸工作人员在展开批评的过程中，也初步取得了一些经验。
主要的经验之一是报纸编辑部必须慎重处理批评稿件，以“区别正确的批评和错误的批评”。沈阳日报在报告中说，他们在批评上已收到了一些效果，“这主要是由于掌握了真实情况，尽可能避免了被批评者借口‘有出入’，‘不符合’而拒绝批评。同时，我们不是批评他的零碎末节，不关痛痒的事，而是尽量抓住中心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这是建筑在报社负责同志对该部门工作的熟悉了解，对中心工作的钻研，对党的政策的体会上的。”黑龙江日报在这方面有了这样的认识：处理批评稿件“一定要以极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不能凭一时的意气或主观的愿望，轻率的决定取舍。首先要分析和判断稿件的真实性，其次要判断批评是不是建设性的，再次要分析批评的内容，那些部分是夹杂私人意气的，那些部分是属于片面局部观点的，那些批评是分寸不恰当的，那些关键是含糊不清的，根据情况负责予以删除、修改或加按语。如果我们不能判断稿件真伪的话，应当向有关方面查询，听取有关机关意见，直到基本上弄清楚为止。”为了保证批评的真确性，这样做是必要的。
自然，所谓要慎重处理，决不是积压拖延，或者束手束脚的意思。黑龙江日报说：“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强调‘慎重’，强调发表批评的同时要‘有结果’（即有有关机关或当事人的答复或检讨），这不但注定了我们的批评稿件不能及时发表，而且，经验证明：经过这样处理的批评稿件，很多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有关机关或当事人对于我们‘从下面递过去的’读者批评，并不在意，只把报纸看作是群众意见的收发处，而读者群众也认为是把他们的意见经过报社这个‘机关’再转送有关机关，而不是直接在报纸上公开批评。”这样显然是不对的，应该在慎重的条件下同时注意“在能判断来稿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有发表的价值，就可以立即发表。”而这又是与报纸的独立负责精神分不开的。河北日报编辑部在“中央决定公布后，对批评和自我批评报道的处理较为大胆了，明确了应该独立负责。”黑龙江日报对这一点的体会是：“所谓独立负责，除了指对有关机关（常常是被批评者的上级机关）不要存在依赖心理以外，特别是当有关机关以这个或那个理由不同意这篇批评在报上发表的时候，我们在充分考虑了有关机关的意见以后，认为稿件的真实性没有问题，批评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稿件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发表出来对于工作有好处，就仍应当负责予以发表，不能和有关机关那种不愿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而愿意‘私下了事’的消极的不正确的态度相妥协。”黑龙江日报这样做了，并且在批评洮儿河镇赉段修堤反工的事件中，起了好的作用，使原来曾不同意发表的省水利局认为有好处，并将报纸上的有关材料“指示所属进行学习”。
黑龙江日报并取得了“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经验。他们在报告中说：“所谓由小到大，是指的把带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批评，做‘面的扩展’，在牵连的范围上，扩大批评的影响，也就是所谓‘一牵连一串子’。群众揭发的问题，一般地都是由较小的问题上开始，只要我们认真地及时地发表，就能逐渐启发群众进一步揭发更严重的工作中的毛病。在实际的规律中，严重的工作毛病的揭发，也往往是由揭发一部分进而达到揭发全部。比如我们发表了读者批评几个县立医院的来信，就同时发表评论号召各公立医院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给省卫生处去信，请他们对这事发表意见，采取办法。后来就接到了一连串的读者批评其他医院的来信和医院的检讨，省人民政府也发出了‘树立医务工作者新作风’的指示，令各医院普遍检查工作，这就在涉及范围上扩大了批评的影响。这主要靠组织工作。所谓由浅入深，是说要把批评的‘是非’提到政策原则上来认识，直探问题的本质。这主要靠报纸上的评论工作。具体的说，即当批评发表以后，一方面要帮助被批评者进行深刻的检讨，一方面又应当争取党政领导机关对事件作出处理的决定，发出指示，根据‘事件’的教训普遍检查工作，检查思想，进行学习；再由报社发表言论，作出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从个别的评述，进到比较深刻的批评，进到概括批评的结果，表明由于批评的结果，我们在建设方面获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的口号庸俗化》）”
以上这些成绩和经验都是应该加以肯定的，这说明自从中央决定发表之后，两三个月中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已经初步展开了，这是可贵的收获。但是还不能说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已经完全走上坦途了，正相反，在我们面前还是有问题和困难的。从各地报纸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虽然压制批评或对批评拖延不理的现象已经开始减少了，但是仍旧大量存在着。这是尚待大力清除的障碍。据苏北日报统计，他们在“五月份读者服务栏刊登批评稿件十三篇，有答复的仅有八篇；转有关机关调查答复的批评信，三十四封中仅有二封有答复和检讨。”新湖南报在报告中反映，各级、各部门有许多“都普遍建立严格的审稿制度，对于批评稿件，往往一经过审查就被扣留了。有些县下面写的稿件，由区里审查一次以后，送到县里再审查一次。各县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就是经过区审查的稿件，连一篇批评区领导的也没有，由县审查过的，也就没有批评县领导的稿件。不经过区审查的，则间或发现少数批评区领导的稿件。浏阳三区在减租时，干部有一次把二十四个地主放在台上跪着，对群众说：‘你们要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有一个同志因此写了一篇批评稿件，此稿寄到县以后，县委虽然根据这个材料发了通报，但把稿子却压下来了，不给报社寄来。可见审稿制度虽然有其一定的优点，但是对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却是一大阻碍。”个别的干部或部门，甚至有“很重的抵抗情绪”。这种情形就需要我们一方面继续进行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也需要报纸编辑部加强注意，订立一些制度以保证批评的贯彻。苏南日报在报告中检讨说：“……我们自己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仍存在着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不去关心批评的效果，大多数的情况是：把批评的新闻和信件发表以后，就好像结束了似的，不去查询，不去组织有关批评的结果的报道。因此，我们除了要大家认识这一问题以外，还规定了凡是报纸上已发表的批评信件或新闻，编辑部的同志必须立即去查询，以至采用实地调查及其他办法，达到有结果，有效果。总编办公室应按时对此进行检查。对于以前所发表的重要批评事件，如无答复的即进行清理，继续追询，取得答复。”辽西日报等也都规定和实行了对批评事件的追查制度。
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展开，报纸编辑部工作人员中认识还没有完全明确，因此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和态度。苏南日报“在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步展开之后，已发现有个别记者存在着一种‘权威’与‘打抱不平’的错误思想，采访时不是谦逊谨慎，与人为善，认真负责的态度，而是气愤、抱不平，随便替人下结论。”新湖南报发现“个别记者由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作祟，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在采访与写作中，给人家的印象是‘钦差大臣满天飞’，‘下来检查工作’，引起对方不满，有的机关已正式来信，对此种作风提出批评。”甘肃日报也说：“在批评问题上，编采人员中已露出以揭露为快事的情绪，须加紧教育，防止单纯揭露，不从团结与改进工作出发，以及在零碎琐事上打圈子等偏向。”这种错误的思想作风是应该立即加以纠正的。
另外，有的编辑人员在处理稿件中发现了粗枝大叶，夸大事实的偏向，例如沈阳劳动日报检查出“有一个稿件，工人通讯员原稿只是说胶鞋裂了口，提请鞋厂注意改进，我们却加上两句‘两个礼拜就坏了，谁也不爱穿。’”又如浙江日报检查出“个别信件中无批判地发表‘某县百分之九十以上村干部贪污’等错误意见，对广大下层干部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是一个打击。”类似性质的现象是如辽西日报所说：“在加‘编报人意见’的时候，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往往重复读者来信中的话，或者命令惩办口气太重，如‘严重错误’，‘必须惩办’等，这也可能助长下面的惩办作风。”这些现象都是应当注意的。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虽然报纸开始有了自下而上的批评，但一般地说，在比重上依然很不够。如苏南日报所说：“目前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的自下而上的，特别是来自劳动人民自己所写的批评为数极少。……如果没有广泛的自下而上，来自群众，特别是来自工人农民的批评，要坚持和进一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将是不可能的。”有的地方的情形如苏南日报，“农民及基层农会干部来信比工人稍为多些，但所占比例也很少。”有的地方如济南大众日报，则感觉到“农民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接受力远不及工人，他们又分散，不便于接受这方面的教育，领导机关对他们多作启发就非常重要，因为这方面做的还不够，所以报纸上反映农民的批评还显得十分少而无力。”无论是那一种情形，总的特点是还没有做到广泛地吸引工农群众在报纸上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他们成为监督政府和党的工作的巨大的政治力量。而这和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展开是密切联系着的，报纸应当用更大的努力来发展他们的工农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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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华书店发行本刊单行本
本刊自第十五期起，每期另印十六开单行本，委托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发行，每期基价六角。订阅或零购本刊者，请迳向当地新华书店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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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队报刊的主要任务
陆军中将 萨蒂洛夫
我们的军队报刊是与所有苏维埃报刊一起成长、发展，并光荣地完成着它所面对的任务的。他在苏维埃战士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伟大的。士兵和军官习于阅读报纸、杂志、书籍，并且把它们当作一种生活的必需品，我们的战士们在书籍和报纸的篇幅上找到帮助他们开展政治和文化的视野、帮助他们改善战斗技术和正确地理解当前事件的资料。我国人民的劳动成就，苏维埃战士的军事研究，忠诚服务祖国的令人鼓舞的范例，在军队报纸和杂志的篇幅上，得到正确而明了的阐述。
苏维埃军队报刊在宣传马列主义、斯大林军事科学中，在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友谊、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中，获得了不少的成就。
最近，军队报刊更好地、更充实地阐明着部队和联队的生活，他们的战斗和政治学习。许多报纸成功地介绍着部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实践和战斗与政治学习的优良经验。它们成了指挥官、政治机关和党组织活动中的真正助手。
但是在我们的报纸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是由于指挥官、政治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在整个教育工作制度中，不善于利用报纸而来。经常，当指挥部提出部队战斗和政治教育的重要计划时，报纸却没有及时地参与这件事情，而停留在一旁。
军队报刊工作中的缺点，很大程度是由于某些报纸工作人员很少知道部队生活，在报纸上提出的各部队和联队战斗学习的当前问题，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主动积极性。这些工作人员不是迅速地反应这一或另一事变，抓住先进的、新生的事物，帮助它在生活中肯定起来；却相反地，他们规避着生动活泼的问题，并落后于事变。
军队报纸的许多工作人员缺乏为推动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斗争的精神，他们不能把开始了的事情推行到底。例如：不久前在选举报告的党大会和党代表会议上，党员们揭露了党生活中的许多缺点，他们并作出了克服这些缺点的具体决议。报纸关于这方面曾揭载了不少重要的材料。但是两三个月过去了，若干报纸对这件事不感兴趣了，似乎党员们所提出的建议已经实现了似的。
直到现在，某些军队报纸在总结党的政治工作经验方面，还做得非常不够，它们没有传播最好的政治机关和党组织的经验。
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缺点，都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只是需要愿望，主动积极性和工作中的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
军队报纸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为战斗的和政治的教练的高度水平、为巩固部队中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而作的斗争中，尽力帮助指挥部。报纸对于培养优等兵是能够而且应该作很多事情的。必须广泛地吸引先进的战士来为报纸写稿，不倦地宣传他们的经验，使这些经验成为所有战士的财产。
《苏维埃战士》报（主编是加尔波夫斯基同志）在这方面表现了应当表扬的主动积极性。该报有规律地发表着介绍优良经验的论文，并且热心地发表优等兵的文章。该报帮助指挥部准备和举行优等兵联谊会。很早以前就在报上辟了“迎接优等兵联谊会”栏，发表许多荣获优等兵奖章的战士和士官的内容丰富的文章。
宣传战斗条例，顽强地将这些条例贯彻到部队的日常生活中去，深刻解释军人誓约的要求，宣传战斗传统，培养战士和士官的战斗协同精神——所有这些，是与为发展战斗和政治教练的优等兵的斗争，不可分离的。
必须以更大的坚持性与贯彻始终的精神，不倦地宣传苏联劳动人民生活中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组织和鼓舞的作用，宣传生气勃勃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民族的和军队的自豪。在这件事情上，《为了祖国的光荣》报（主编是斯米尔诺夫同志）正确地懂得自己的任务。该报有规律地刊登着有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文章，阐明着战士与工厂及集体农场的来往信件，公布休假兵的故事及其他关于祖国、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关于苏维埃人民的生动材料。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人员赞美我们伟大的苏维埃祖国，说明我们祖国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优点——这是何等高尚和尊贵的任务！
但是必须生动地和使人信服地来作这件事。必须深入生活，搜集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巨大增长，证明苏维埃人幸福生活的不断改善，证明科学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最引人兴趣的和有教育意义的事实，范例，对照。必须用一切力量，使人信服地、明了地暴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祸害与罪恶。
现在，在和平条件下，我们的士兵和军官有一切可能来系统地和深刻地研读马列主义的古典作品。在不倦地提高自己宣传工作的思想理论水平时，军队报纸应该给苏维埃战士以大力帮助，帮助他们掌握马列主义理论，以对祖国和列宁、斯大林党无限忠诚的精神，以对共产主义伟大思想的真诚精神来培养苏维埃的战士。
必须比现在所做的更深刻、更彻底地阐明部队中进行着的群众鼓动工作，普及先进的鼓动小组的值得学习的经验，不倦地为群众政治鼓动的高质量和效果而斗争。报纸的义务——就是帮助巩固在选举运动时期所达到的群众鼓动工作的成就，并为其进一步的提高而斗争。
在我们报纸的篇幅上，必须系统地介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怎样为战斗和政治学习中的先锋作用而斗争。为此，必须很好地知道党的和团的组织生活，善于及时地注意他们工作中的新鲜事物，广泛地阐明其积极方面和缺点。
军队报纸的工作人员应该熟习和广泛地解释中队的生活，因为中队是党的政治工作、战士、战斗训练和教育的中心。同时还必须加强注意部队的其他联队。军队报纸的坚决转向中队、转向中队的党的和团的组织，将对战斗和政治教练质量的提高，对教育工作的决定性的改善，起重大的促进作用。
某些报纸活动中的严重缺点，是由于它们与士兵、士官和军官群众的联系太差的结果。在一些报纸的编辑部中，是以一种不可容忍的，冷淡的态度对待读者来信和通讯的。个别报纸的编辑部以很恶劣的态度对待部队通讯员的材料，它们对来信的回答是陈腐的老套，是官样文章，缺乏我们布尔什维克报刊所固有的那种对人的真正关心。
改善读者工作，建立广泛的部队通讯员网——这是部队报纸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热情地关心地对待读者来信，有规律地与部队通讯员通信，举行读者代表会议，编辑部工作人员与部队通讯员和读者经常保持个人的联系等，会帮助报纸不断地扩大部队通讯员网，提高报纸质量，扩大报纸所阐明的问题的范围，并使报纸成为更有效果的，更能发挥积极作用的。
应该对服役人员的来信给予特别的注意。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注意阅读每一个人的每封来信，并用实事求是的精神给来信的预示和建议以反应。
军队报刊在战士文化教育中的作用，是大大增长了。然而不是所有的报纸都令人满意地从事这个工作。宣传自然科学知识、艺术文学，帮助士兵、士官及军官组织文娱活动，开展运动，艺术自修等等——所有这些，都应是每一军队报纸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在报纸解决其所面临的任务中，指挥官和政治机关应起巨大作用。他们的直接责任——就是日常指导报纸的活动，向报纸工作人员们提出生活和部队活动中的迫切问题，帮助编辑部解释战斗和政治学习的当前课题。指挥官、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应当教导和培养军事记者干部，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政治锻炼和业务能力。
斯大林同志、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府、陆军部长向苏维埃战士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任务：不倦的提高部队的战斗准备，竭力加强执行职务的一长制、纪律和秩序，不断提高战斗技术和政治知识，警卫苏维埃人们的和平劳动及苏维埃国家的利益。
在解决这些任务中，苏维埃军队报刊应起重大作用。毋容置疑，它将以更大的顽强性和主动积极性来为苏维埃战士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而努力。
（蒋齐生节译自一九五○年五月五日红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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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读者来信版和以读者来信为主要内容的副刊
最近几个月以来，各地报纸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及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一般地加强了联系读者的工作，扩大了刊登读者来信的篇幅。由于报纸实行了这样的有意义的改进，读者的政治积极性较之几个月以前业已相当的提高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步地展开了，从而也对党的和政府的工作给了不少的帮助。
但是经过这样一些改进以后，读者来信版和以读者来信为主要内容的副刊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是编辑部虽然重视了发表读者来信的工作，表现了对读者意见的慎重的态度，但是没有经常地认真处理读者来信中所提出的各种有思想性原则性的重要问题。这样的问题，例如：
“反对战争，是不是说一切战争都要反对？”（六月八日本报“保卫世界和平专刊”答读者问）
“原子武器可怕吗，否则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个全世界要求禁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呢？”（同上）
“‘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不是中国革命独具的特点？”（六月十六日本报“人民信箱”）
“为什么要保卫和平？”（六月二十三日“保卫世界和平专刊”答读者问）
“为什么要在和平宣言上签字？”（七月三日“保卫世界和平专刊”答读者问）
“美国为什么阻挠对日和约的缔结？”七月七日本报“人民园地”）
“共产党员向党报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是否合于组织纪律？”（七月十八日“人民信箱”）
当这些问题从读者中提出的时候，也许提法并不是很适当的，只要编辑部抱着热心的和关切的态度来对待读者来信，敏锐地辨明和接受读者的启示，就一定可以捉住问题的中心，用适当的提法使问题的重要性显露出来。但是，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往往宁愿个别作答或没有答复，很少是在报纸上公开作答的。而在报纸上答复的问题，又常是比较零碎的。当然，这也由于比较重要的问题往往比较难于马上答复。然而因此便放过这些问题，不组织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答，让这些问题继续在读者中存在着，是不妥当的。读者对编辑部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创造性的倡议，应当看作读者对报纸的一种有益的启示。善于接受这种启示，通过各种适当的方式予以解答或支持，是编辑部的责任。只有编辑部很好地履行了这种责任，报纸和读者来信的内容才有可能在相互影响之下进一步丰富起来。
第二，有许多报纸已经按照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的提示，实行了副刊以读者来信为主要内容的方针，因而使这些副刊获得了新的面目，但是各地报纸所发表的读者来信的题材内容还是比较狭窄的，还是不够多方面的。读者来信之所以值得重视，原因之一也由于它是报纸题材的无尽藏的源泉。全国人民处在目前这样广泛的、高涨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运动中，新鲜事物正在一切地方的人民生活中不断产生。而读者来信，这个报道新鲜事物的可靠的来源，只要勤于发掘，并加以充分而有效的利用，便将使报纸成为有力量的和有兴味的。现在的事实是，报纸一方面鼓励了来自读者中的批评性的信件，发掘了这个源泉的异常重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读者来信的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没有或很少发掘这个源泉的其他部分，没有启发读者来对目前伟大斗争的许多动人事件进行报道，也没有对读者来信的处理采取更多样的方式。
本刊第六、七期所载《报纸编辑部怎样处理劳动者的来信》一文，曾经对读者来信的丰富的题材和多样性的体裁作了详尽的说明。那篇文章的作者指出，读者来信“不仅应当包括批评性的材料，而且应当包括积极性的材料”。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为例，作者写道，“在这一种报纸的篇幅上，常有这样的信件，其中记载着这一种或那一种积极性的事实。例如，在一个‘愉快的旅行’的标题下的来信中，详细叙述了从莫斯科到拉岷斯考耶的电气列车对于乘客们的文化服务的情形；在一件‘他们已回来工作’的来信中，谈着苏维埃社会对于卫国战争的荣誉军人的注意。”
在同一论文中，作者所列举的例子也不仅包括了许多读者批评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故事，而且包括了许多读者热情地报道各地情况的生动的事实。他举出苏联报纸发表读者来信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并介绍《真理报》的例子说，还“可以广泛地引用于各种文章中，如论文、述评、小品、对于一种具体事实的锐利的短评”。
我们的编辑部如果清楚地认识了读者来信的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学会从多方面吸引读者来信，用各种办法给读者以启发，并且用各种不同的、新鲜的方式发表和利用来信，便能正确地执行副刊以读者来信为主要内容的方针，使报纸不致流为“干巴巴的”。
第三，报纸应当满足读者的文学艺术的要求，应当与当地所有的作家合作，加强对读者文化生活的领导。我们的大多数报纸一向比较缺少文学艺术趣味，不但评论中很少关于文学艺术的题目，而且自己制造一种僵硬的观念，以为关于文学艺术的稿件只能在副刊上发表。因此，在副刊改以读者来信为主要内容以后，一部分过去以副刊为唯一地盘的文学艺术的稿件被取消了。从一方面说，取消那些并不足以真正反映人民实际斗争的文学艺术的稿件，而代之以生气蓬勃、内容丰富的读者来信，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以为从此可以放弃报纸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发表、介绍和批评，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文学艺术是帮助广大人民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很多读者希望能从作为日常读物的报纸上找到为他们所需要的文学艺术的最新作品，他们要求获得关于文学艺术作品的通俗的解释和原则性的正确的批评，使他们在自己的文化生活中因为有领导而感到满足。我国还很少文学艺术方面的专门性报纸，我们现在的报纸必须担负这个任务，决不应当放弃对读者的文化生活的领导，也决不应当拒绝在文学艺术方面满足读者的要求。
有一部分报纸，包括本报在内，都出版着一种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的文艺专刊和书评专刊。这种专刊大部分是有影响、有读者的。但是，不够满足读者的需要。报纸的文学艺术的活动，应当与其他新闻活动一样，成为报纸工作的经常的一部分。在苏联重要报纸的组织机构中，一般都设有文学艺术部和书评部，他们不是把文学艺术和书评稿件集中起来出专刊，而是经常地登在第二、第三或第四版的任何一个地位上。他们对本国现在的和历史上的作家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常常不惜用大量的篇幅来刊载他们的作品，或关于这些作品的评介，以满足读者的要求。我们的报纸虽然不必因此而放弃关于文艺和图书的专刊，或因此而将关于文艺和图书的文字排除于副刊之外，却应当学习这种重视文艺和文化生活的精神。
及时地解答读者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努力传播他们的有益的倡议，使读者来信多样化，改善读者来信的处理方法，加强对读者文化生活的领导，满足读者的文学艺术方面的要求，这就是进一步改进报纸工作的几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应当善于与读者、作家、批评家、诗人、导演、作曲家、美术家和影剧工作者进行广泛的合作，充分地运用报纸为人民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