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朱自清先生的诗和散文
王瑶
一
朱自清先生在大学里学的是哲学，我们在《新潮》上还可以看见他写的关于心理学的文章。五四的浪潮促使他走上了创作的路，他开始写诗。诗是“文学革命”最早结有果实的部门，虽然不像小说那样一开始就有了丰硕的收获。这在当时是含有一点战斗意义的。因为小说还有水浒红楼等旧小说可以借镜；而韵文又是旧文学自以为瑰宝的。文学革命一定要在诗的国土攫有权力，那才算是成功，才不只是“通俗教育”的东西。因此在《新青年》上，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不以诗人闻名的人，也都有作品出现。用鲁迅的话说，是“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集外集序言）在这种情形下，为五四浪潮觉醒了的青年们，捺不住热情的冲涌，许多人也都纷纷地喊出了他们的声音。朱先生开始写诗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据《雪朝》），正是五四的前夜。初期的新诗，虽然标示着要靠“语气的自然节奏”，但大都没有脱离旧诗词的影响，但朱先生的诗更多地摆脱了旧诗词的束缚，使新诗向前跨了一步。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之一。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诗》月刊，是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算作文学研究会的定期刊物。朱先生说，“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新文学大系诗集：选诗杂记）在上面他写了好些诗。茅盾先生曾说：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一般地以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在正视现实和面向人生的态度上，朱先生的诗也毫不例外地表现了这种精神。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的诗合集《雪朝》，作者八人，朱先生是第一位。他的长诗《毁灭》写在一九二二年，是五四以来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当时水平的力作。末段说：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
且必将磨灭的，
虽然这迟迟的行步
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
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只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悦——那些远远远远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别耽搁吧，
走！走！走！
诗中写出了五四高潮过去后青年怎样摆脱了“诱惑的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就当时一般为五四觉醒了而未能和革命主流相结合的知识青年说，苦闷仿徨是普遍的现象；有的颓废苦闷，有的绝望空想，但他却以正视人生的态度，“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终于促使他走向了人民。这诗发表后，俞平伯先生即有《读毁灭》一文，备加称誉。一九二四年他的集子《踪迹》出版，在读者中有过很大的影响。郑振铎先生说：“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的超过尝试集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绝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全力来写着的。”（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但《踪迹》以后他就很少写诗了。《背影》序说：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
朱先生是三十年来没有中断过写作生活的人，那样勤恳认真，写的散文也不少，说“懒怠”是托词；“诗情枯竭”倒是真的。这也不是他对诗已经没有兴趣，他还不断写诗的评论，为新文学大系选诗集，一九三六年写过《新诗杂话》两篇（《文学》新诗专号），抗战期中又写了若干篇，成《新诗杂话》一册，直到死前还在提倡朗诵诗。但自一九二五年到清华教书以来，生活定型了，热情也减退了些，日常生活的感触和思想都是用散文写更比较方便；五四期的高亢情绪潜伏下去，诗就少了。到闻一多先生遇难后，他又压不住愤怒的火焰，拾起久不写诗的笔，写下了诚挚沉痛的《悼诗》。人民的力量激发了他的诗情的复苏。他是诗人，早期给人的印象也是诗人。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创造十年》中，还称他为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那时他已久不写诗了。
二
鲁迅先生曾说：
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朱先生早期的散文，如《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都是被称作早期散文里的代表作的。这些正是像鲁迅先生说的漂亮缜密的写法，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的。自从停止写诗以后，散文就写得更多。像《你我》，《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各书，都是抗战前写的。朱先生的生活和职业都使他很难走在时代的前面，而他又不甘写一些身边琐事的幽默小品，心境是很苦闷的。一九三一年他写道：
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外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
但近来在戴译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摘自《你我》：论无话可说）
我们不惮烦地引了这么许多，因为这最可表示他在抗战前十年间的心境。《欧游杂记》序说：“书中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这是有意避免的：一则自己外行，何必放言高论；二则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伦敦杂记》序也说：“写这些篇杂记时，我还是抱着写《欧游杂记》的态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现。身边琐事还是没有，浪漫的异域感也还是没有。……只能老老实实写出所见所闻，像新闻的报道一样。”因此当《论语》《人间世》等刊物提倡幽默小品的时候，他没有参加；而为鲁迅先生等所支持的散文刊物《太白》出版时，他是编辑委员之一。以后他叙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曾说：“知识分子讲究生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标准与尺度：论严肃）。他对人生向来是很严肃的。
这一期的作品很注意于文字的洗炼，所用全是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偶有一些文言成分，念起来也有口语的韵味。读后觉得作者态度亲切诚挚，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欧游杂记》序说：“记述时可也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觉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难。显示景物间的关系，短不了这三样句法，可是老用这一套，谁耐烦！再说这三种句子都显示静态，也够沈闷的。”《伦敦杂记》的避免“我”字句，都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他说用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这我们也看得出，他注意于文字的表现方式，但与一些在文字上专门玩弄技巧的作家不同。他用的是口语，而且是提炼了的活的口语，诚挚的态度又流贯在文字间，说专给中学生看只是谦词，对于需要一点语文训练和写作修养的人，这些文字在今天也还够得上是典范。叶圣陶先生说：“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中学生》二○三号：朱佩弦先生）
抗战期间写过一本散文《语文影》，因为书店压着没有印出来，现在编在全集里。中分两辑，《语文影之辑》是讨论语文的意义的；《人生一角之辑》是讨论生活片段的。文字更精炼了。他自己说：“叶圣陶先生曾经写信给我，说这些文章青年人不容易看懂。闻一多先生也和我说过那些讨论生活片段的文章，作法有些像诗。我那时写这种短文，的确很用心在节省字句上。”（《标准与尺度》自序）这书不只文字比较隐晦一些，内容也是稳健的中年人的情感；反不如也是写于抗战期中的《新诗杂话》和《语文零拾》（批评性质的文字）的文字优美流畅。
胜利以后他写的文字很多，主要收在《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两书里。因为思想有了变化，所谈的也都是现实的问题。这时的文章偏于说理，情致虽然不如早年，但思想坚定，针对现实，文字又周密妥贴，影响之大，非早年所可比拟。他自称为杂文，可以看出他自己意趣的归向。因了多年研究古代历史的关系，他分析现实问题也常常从历史的发展来说明，但娓娓动听，使人知道今后的发展也是“其来有自”和“势所必至”的，一点也不学究气。他说他讲话是“现代的立场”；“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论雅俗共赏序）这时期他了解了文章的力量，写得很快很多，他说：“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娈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又说：“经过这一年来的训练，我的笔也许放开了些。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说，他觉得我的文字还是简省字句，不过不难懂。训练大概是有些效验的。”（《标准与尺度》自序）他不断学习，把写作当作工作任务来努力；又处处为读者着想，要求文字能更普及，多少改掉了一些向来重视文字修饰的习惯；这都是他靠近人民的结果。
从五四开始，朱先生是写作了三十年的作家，《全集》所收，达两百万言，努力的成绩很可观。从他写作的开始起，就是正视人生的；不断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是他一贯的态度。中间虽有一段时间在思想上略嫌停滞，但并没有走错了路。一个真正“为人生”的作家最后走向了“为人民”的道路。经过了多年的苦闷和摸索，到他的晚年，朱先生终于勇敢地靠近了人民；同时人民也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在如火如荼的反美扶日运动中，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顾自己病体的衰弱，毅然地参加在革命的青年人的行列里，热情地工作，直到他积劳成疾辞世的一天。要不是生活在黑暗残暴的国民党统治之下，经历着长久的颠沛艰苦的岁月，朱先生是一定能活到现在，亲见祖国人民的解放的。假若这样，他在中国的文化战线上将有何等珍贵的贡献啊！
一九五○年八月五日为朱先生逝世二周年作（附图片）
朱自清先生遗像
第5版()
专栏：
马铃薯甲虫与蜜橘
——东欧杂记之六
冯至
五月二十日前后，东欧各民主国家的报纸都用显著的地位发表苏联决定削减德国赔偿费百分之五十以及把二十三个企业所有权移交给德国人民的消息；这消息获得了各人民民主国家普遍的赞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衷心的感谢。正在这时候，常常有一架美国飞机飞入德意志共和国境内，掠过萨克逊省慈维考区的天空，谁也不知道这飞机是为什么飞来，对它也没有加以注意。但每逢飞机过后，农人便在生长着马铃薯嫩苗的田野里发现了大批的马铃薯甲虫，可是人们并没有把田里的害虫和天空中的美机联系在一起。等到后来不只在田地里，却在美机飞过的市场上，住宅房顶上也发现同样大批的甲虫时，人们才想到，这些甲虫不是地上生长的，而是经过美国飞机从天上落下来的。因为害虫只能孳生在田地里，绝不会生在房顶上。于是德国政府发动了几万人，才把那些甲虫扑灭。这罪行引起德国人民普遍的愤怒，他们都说：“今天用害虫来毁我们的农田，明天说不定就会用原子弹来戕杀我们的生命。”
这事发生了不久，德国的青年在柏林会合，柏林东区形成青年的世界。一天，在与美国占领的西柏林相毗邻的波茨坦广场上青年的男女正在歌唱舞蹈，边界上开来一辆美国摄制电影的卡车，从车里抛过来无数金黄色的美国蜜橘。德国是很难得到南方的水果的，美国人想，这些孩子们一看见珍贵的水果，必定争先恐后地抢着来吃，他们便可以把这幅《抢橘图》摄入电影，给争取和平反对美帝的青年一个有力的嘲笑：在美国蜜橘的面前低头就等于向美帝手里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美元——投降。不料，青年们把橘子捡起来并不吃，却一个一个地向着那辆美国卡车抛去，致使摄影师脑里盘算的一幅画图完全改变了形象，他感到失望，只好垂头丧气放下了他的摄影机。
从飞机里抛下甲虫来伤害农田，从摄制电影的卡车里抛出蜜橘来诱惑青年，这是多么无聊，多么卑鄙，但同时也充分地刻画出华尔街的仆役们的特性：奸狡与愚蠢。
这种特性，有一次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又得到一个表露的机会。我在一旁倾听，随时都想到慈维考田野上刚刚消灭了的甲虫和波茨坦广场上抛烂了的蜜橘。全德青年大会结束后，德国新闻局局长召集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为了这次德国历史上破天荒的青年大会，各处记者来的真不少：苏联的，中国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西德的，西欧各国的，美国的，都聚集在柏林采访大会的新闻。德国新闻局局长认为是必要的，请各国代表在记者们面前发表一些对于大会的批评和感想，同时也希望记者们把大会的真象报道给他们报纸的读者。代表们对于大会的成功都感到兴奋，尤其对于德国青年争取和平的决心与国际主义的精神表示敬佩。许多进步记者也趁着这机会向各国代表从正面提出许多他们需要了解的问题。但是其中有一小撮帝国主义者豢养的记者们却发了些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愚蠢的怪问。
主席刚刚宣布开会，说完简短的致词，一个荷兰记者便发言了，他说，听说这里有从荷兰来的代表，他希望听一听他的同乡的意见。荷兰代表发表了他对于大会的肯定的意见后，那记者便摆出阴险的面目问：
“你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说吗？我好把你的议论在荷兰的报纸上发表。”
“我到柏林后，我的名字发表不只一次了，你略微看看东柏林的报纸便会知道。”
荷兰的青年回答后，会场里起了一阵笑声。
反动记者好像都是白痴，对于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大会他们仿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有丝毫的感觉与反应。他们都和荷兰记者一样，专门要求他们国内进步青年的代表发表意见。法国的记者请求法国代表说话，法国代表说，“这次大会是帝国主义者的大失败。我们法国青年永久不充当对苏联作战的炮灰。我们确信，在这一点上德国青年在和我们并肩战斗。”会场上没有英国代表，于是英国记者不放松澳洲的代表，澳洲的代表却说，“这次大会对于帝国主义者的计谋和体面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我希望每个参加这次大会的记者都应该拿出他的良心来纠正反动报纸的造谣。”
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进步青年的代表都不曾被他本国反动记者怀有恶意的问题吓住，却反过来给他们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一个美国记者，据说是《纽约邮报》的，他看他的世界真是宽广，好像把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也看成美国的一州，他以傲慢的态度提出一个问题：
“我要问一问厄瓜多尔的代表，不知他能否说明，南美洲有许多国家，为什么只来了一个厄瓜多尔的代表？”
厄瓜多尔的代表还没有站起来，主席便微笑说：“我奉劝这位先生，这问题最好在华盛顿提出！”紧接着厄瓜多尔的代表给主席的话作了一个具体的说明：“在我们国家，领一个到德国去的护照只有经过美国才能办到。进步的青年是很难得到的。所谓美国使馆在南美洲各国并不是外交代表住的使馆，却都是监督本地青年的警察站。”
人们听了这段话，立即看出来美帝国主义者在南美洲的狰狞的面貌。
这些帝国主义者的记者们都怀着抛掷马铃薯甲虫的毒狠心肠来伤害进步青年的代表，但他们得到的回答都像是抛回去的蜜橘一般，使全会场发生一阵哄笑。他们自知无趣，招待会没有完结，便三三五五幸幸然退出了会场。
最可怜是一个西德傀儡政府支配下的广播电台的记者。他既没有英美法反动记者那样自觉“理直气壮”，以为他们侍奉的政府随时都能够有权力把这些“反叛”的青年代表抓到监狱里去，但他又要向他的主子献媚取宠，他提出的问题更是颟顸而可笑。他说，“我要请教诸位代表，你们是否要在世界上创立一个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
又是一阵笑声。主席环顾全场，问大家，“这个问题有回答的必要吗？”大家只是继续着笑。
但是他并不知趣，经过一些旁人的问答后，他又向中国的代表提出问题，“听说中国现在在民主世界里（这回他不说民主国了！）是仅次于苏联的大国，外边的标语上也写着向中国青年学习，请问中国代表，中国青年是不是也把终日在大街上游行示威作为他们唯一的工作呢？”
“中国的青年取种种的方式来保卫和平，”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许立群站起来说，“游行示威也是其中的一种；可惜西德的青年就是游行示威也是不可能的。”
一片掌声使这位西德的记者面红耳赤，低下头来。
从飞机里投掷甲虫，从卡车里抛出蜜橘，在记者招待会上不从正面，只是歪曲地提问题：这代表着帝国主义者在现阶段上一贯的作风。他们被局限的头脑再也没有能力理解人民远大的目标与坦白的胸怀了，他们只能愚蠢地在暗地里损害人民的事业，自以为很聪明，很得法，但得到的结果只是显露出自己本来的丑相。
（附注：关于投掷马铃薯甲虫事，中国的报纸上也曾登载过，见五月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
第5版()
专栏：
纪念朱自清师逝世二周年
柏生
在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和朝鲜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老师。
我还记得，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为了反美扶日，拒绝美援，从清华园里展开了热烈的爱国运动。六月十八日那天，有人到朱自清先生家里征求他签名。当时，我亲眼看见他毫不迟疑地在签名书上写下了他的名字。谁都知道，当时一个教授的生活是多么清苦，何况他还养活着一家人。但他签名时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当天晚上他还在日记上提到这件事情，他写着：“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用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由己身做起。”直到他病倒在医院里，已经开了刀，还谆谆地嘱咐师母要她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上签过名的，绝不能领取救济粮。”自清老师的这种不畏强暴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给了我一个永久不能磨灭的印象。
自清老师那时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但是他的思想却是越来越年青，越来越前进。由于黑暗统治势力的压迫一天比一天厉害，他对反动派的仇恨也就一天比一天加深。他勇敢地参加了青年人的行列，向反动派作斗争。同时他又是那么爱护同学们，每逢学生运动达到高潮时，他总是唯恐同学们遭受到反动刽子手们的毒害，他的亲切的关心，更加强了同学们斗争的力量。
他的进步是很快的。他不但和同学们一起战斗，并且还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同学们举办的许多集会、讲演、座谈，当时有些人还不敢参加，但是自清老师几乎是每次都参加的。记得四七年的除夕，清华中文系举行了一个同乐晚会。当时从解放区带过来的秧歌，已在清华园里流行。那天的晚会主要节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烈地扭起来。同学们给他化了装，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他这种精神使许多师生受了感动。
有一次在班上因为讨论一个文学观点的问题，联系到知识分子的改造，他谦虚而诚恳地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的确不如你们青年人来得勇敢。我们走得太慢了。我们过群众生活还不太过得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事实上他是不断地跟着时代进步，而且进步得很快，很踏实。
然而，自清老师的身体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从昆明回到北京，他的工作比以前更劳累了。生活穷困，又经常闹胃病，但他却还是不断地埋头写作。在“标准与尺度”的自序里，他说：“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容易懂些。……”此外他还为闻一多老师编全集，又给中学生编国文课本，在和反动派作斗争中，更写了许多战斗性的杂文。如在“标准与尺度”中的《论吃饭》《论气节》等。在《论吃饭》中，他说“要吃饭”是人民大众基本的权利，并且说明了群众的伟大力量。他响亮地大声喊出：“没饭吃要吃饭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儿压得下的。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罚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这是多么坚决有力量的话语！
不幸，自清老师生活在那黑暗的摧残文化和折磨学者的时代里，而正当黎明刚要到来，广大人民就要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时候，他却由于过度的劳苦而死去了（注）。“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这是他放在案上玻璃板下鼓励自己努力工作的话，同时也说明了他晚年那种为追求光明而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
自清老师死后不到半年，北京便解放了。关于他的评价，我们读到下边的这段文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新华社社论：别了，司徒雷登！）
我们要向自清老师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我们要学习他那种民族的英雄的气概，那种向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作斗争，宁死不屈的精神。他虽然死去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年青一代的心里。
（注）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病逝北京大学附属医院。
第5版()
专栏：
《说说唱唱》半年来编辑工作检讨
《说说唱唱》编委会
本刊已出满一卷，共六期，现在把这六期，作个总的检讨：
我们当初计划办这个刊物的时候，意思是想用它直接来为广大的群众服务的，因此就规定了两个特点：在内容方面：规定“用人民大众的眼光来写各种人的生活和新的变化。”在形式方面：规定“力求能说能唱，说唱出去大众听得懂、愿意听。”现在就根据这个标准，来检查一下我们发表出去的东西，那一些为大众所急需而且能直接接受，那一些尚不能完全合乎我们原来的要求，甚而违背了我们的目的。
一、我们做到了些什么？
在这六期中我们一共发表了大小三十三篇作品（大众诗选与民歌选未计在内），其中有七篇写工人生活的，十篇写农民生活的，两篇写部队的，十四篇写临时主题或其他不属于工农兵特有生活范围，但也是我们新社会所应涉及的。这些作品，有的表扬了劳动人民奋斗的精神，有的配合了当前的政治任务，绝大多数尚合乎我们原来的规定，其中在思想上值得特别提一提的有五篇：第一期的《香炉回家》，写出前进了一步的人马上带动了落后一步的人。第四期的《游京城》，提出了在新的城乡关系下，双方应取什么态度。第五、六两期连载的《小力笨》，说明了手工业学徒和经理的关系怎样才能算正常。六期的《张树元参加农代会》，解除了一部分农村党员对农代会作用的误解。同期的《胡小虎与赵有能》，提醒了增产不应只凭劳动强度而应恁发明创造。这几篇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写出了事实上需要而别人尚未写到的内容。在形式上也有四篇值得特别提出的：第一期的《香炉回家》、第二期的《送红袄》、第四期的《游京城》、第五期的《二小重逢王秀娃》。这几篇的形式有个共同的特点是突破了旧形式，同时又完全合乎民族化。
这些作品中有十篇在北京已为艺人演唱出去，并且有八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常作广播，使它和广大群众见了面。
二、什么地方做得不够或错了？
要检查具体的工作中的缺点，必须要先检讨我们的工作态度，首先一点最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同人中间还存在着不自觉的自满情绪。例如：编委中有人说：“咱们的成绩还不错，能销两万七千份。”这就是一种要不得的自满情绪。实际上一个群众性的刊物，在全国只销到几万份，是很少的，是应该算作极需克服的缺点的。
因为有了对于初步成绩的自满情绪，所以不能更虚心一点，好好从政治上检查一下，以至于漏掉了好多极应反映的东西，甚至把主观的愿望停留在来稿的范围以内，让它自流下来。
其次，因为刊物性质的不同，收到的稿子合用的不多，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以致未能使每篇稿子都与当前的现实任务结合得很紧密，未能使每篇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提到我们主观上要求的高度。这些虽说都有客观的原因，但在这方面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是不够的：一般办刊物的常规是编者要主动地到各个有关方面去组织稿子，而我们则没有做到这种工作，只是坐等稿子自己来，那自然只能只来了什么用什么了。
第三、在第三四两期上，登出了题名《金锁》的一篇小说。这篇东西在思想上不健康，容易使读者读了把一个扶也扶不起来的叫化子误认为穷苦农民的代表，对读者是非常有害的。
第四、又因为：一来稿的地域远近不一（最远的有广东、兰州、东北等地），二来编委阅稿的时间地点不能集中，以致有些稿件积压过久，引起投稿朋友们的焦虑，来信指摘。我们觉着这是官僚主义作祟，不能光推到客观原因上，因此除负责向来信者道歉外，决定立即在最短期间清理存稿。
此外，编委在处理稿件的时候，未能十分细心地尽到修改的责任，使刊载出去的作品，不能每篇每字每句都合乎能说能唱的条件。这也是我们今后应克服的。
三、今后如何努力？
克服了自满情绪与编辑上的官僚主义之后，就须进一步改进下列要点：
第一、“直接为广大群众服务”这个特点我们认为是应该坚持下去的，不过既要“服务”，还须得与应服的“务”配合得更紧密一些。例如目前工业生产中的“新纪录的创造”、“奖励制度的改进”，有关农业的“土地改革”、“城乡物资交流”、“新农具的提倡”，有关时事的“反对美国野心侵略台湾、朝鲜”、“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这一切都是极应该反映而在我们的刊物上尚没有反映的。今后对这些极应该反映的东西，不能任其自流——来稿中有了极好，如果没有，编委会应该主动地想办法，或自写、或约人写、或征文、无论用什么方法，总得把应补的空子补起来。而且必须要能够指导现实真正解决问题的具体东西，不要弄些应景的不痛不痒的东西来凑数。
第二、在编辑方面，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稿约，把可能用的稿件，尽可能改到最好的程度。（转载《说说唱唱》第七期）
第5版()
专栏：
《水浒传》里的一个两面性的典型——何九叔
——读书漫记之一
王朝闻
《水浒传》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人物性格异常鲜明、异常丰富。不仅很好地刻画了许多英雄，也性格鲜明地刻画了许多不是英雄的人物。在第二十四、五回里，出现一个并非主要人物的何九，就具备了性格鲜明的特色。
何九，人称何九叔，是一位饱经世故，在旧社会里被称为精明能干的人物。圆滑、机灵、苟且偷安。他属于一种不敢一边倒，时刻设法适应环境以保护自己的性格。随着药杀武大郎的事件的发展，逐步在行动中表现出他的性格。作者没有在他的外貌上作什么琐碎的所谓具体的描写，也没有虚伪的过火的夸张。但这一个不敢积极参加斗争，被动地卷入了斗争的人物却好像就站在我们面前。在创作方法上，这个人物的出现，除开为了交代情节和丰富情节之外，可能是为了衬托武松这些为着一定的目的而斗争的敢作敢当的英雄；但也可以说是为了更真实的描绘封建社会的人间关系。
当何九出于意外地受到恶霸西门庆劝酒招待时，就显出他的机警。
“这人从来不曾和我吃酒，今日这杯酒必有跷蹊。”
明知西门庆不会无故送他银两，也不敢轻易接受他的银两，但他却不敢毅然拒绝。“小人无半点效力之处，如何敢受大官人见赐银两？”
紧接着就是妥协。“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处，也不敢受（银两）。”
明白知道这银两的代价是为了包庇一种罪恶，他仍装出忠诚拥护的神气：“是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银两？”
当他接了贿赂银两，来到武大家，首先从潘金莲外表上猜出了西门庆给他银两的具体原因。及至看到武大尸首，由于验尸的专门经验，使他立刻了解武大致死原因，处处显出他精明能干的特点。为了逃避责任，机智地巧妙地假装自己中毒，“大叫一声，望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
何九骗了众人，被抬回家去，私室里对哭着的老婆说明这不过是装病，也说出他在夹缝中的苦况。
“我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做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武大有个兄弟，便是前日景阳岗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
解救这种夹缝中的苦况的，是她的老婆的计策。——偷藏武大骨殖，以备万一武松归来追究时，好作为洗刷何九并非偏护西门庆的材料，使人相信他是公正的好人。
“他（武松）若回来，不问便罢，却不留了西门庆面皮，做一碗饭，却不好？”——分明是教导他两面讨好的方法。
同意这样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态度的何九，吩咐伙家们自去殓尸，回报出丧时日，伙家们可以分取钱帛，但是，“若与我钱帛，可不要。”处处周到地设法保护自己。紧接着描写如何巧妙地细心地偷藏骨殖，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追究等等，分明显出他的老练。但同时显出他的痛苦，他的怯懦。这位一向精明的团头，面临着卷起双袖握着尖刀申言着“……‘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你休惊怕……”的武松，完全失却了在西门庆面前的那种平静的态度，不能自持。作者进一步刻画了他的怯懦。何九交出武大中毒证件，又不直接说出杀人的具体情况；他介绍武松去找卖梨儿的郓哥，自己不敢到官府作证，中途告退。……这里更进一步地描写了他的自私。按作者的认识，真理当然在武松方面；不论这种认识是否十分正确，但是，真理至少不在西门庆那一边。何九明明知道什么是应该反对的，什么是应该拥护的；由于为了个人的安全，不敢挺身而出，辩明是非。在两种力量尖锐斗争时，常常是左右为难；当某一方面（当然也是他认为正确的一方）占了上风，虽然也出来说公道话，但他说公道话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是为了拥护“真理”，因此说话也不能理直气壮。他参加斗争完全是被动的，所以随时都想告退，不敢坚决斗争到底。他和武松、石秀等人相比较，区别是很显然的。
何九的两面性的形成，有他的客观原因。在西门庆这种恶霸势力压迫之下，如果不挺身而出，明明白白地和他们作对，或者甘心作爪牙，帮助压迫者压迫人民，常常只有暂时在夹缝中过活。
《水浒传》虽然没有十分明确地揭出这样的“聪明”人物的形成条件，但作者通过他和老婆的密谋之类的行动，并把他按插在把持官府的西门庆与杀人不眨眼的武松之间，把他按插在不顾一切，敢于出头到官作证的少年郓哥之间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这样一个自私的怯弱的狡猾的苦恼的“聪明人”的形成原因仍可以得到某些启示。
何九，确可以称得起是一种典型，他可以引起更多类似的联想。能够创造这样生动的典型人物，不能不佩服作者技巧的高强；但这只由于作者的技巧的高强吗？不是的。应该说是由于小说作者，或民间传说的作者们非常熟悉这一类人物的缘故。如同并没有上过美术专门学校的原始人，由于反复地透彻地熟悉着野牛，所以也能生动的刻画野牛的道理是一样的。
《水浒传》中的人物性格是多采多样的。何九，并没有因为他不属于一百零八人之列就被马虎处理，而变成无实感的影子。他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肉的活的而且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不管他在《水浒传》中所处的地位是不是为了衬托英雄，或者是不是为了交代和丰富发展中的情节，他确是被认真地处理着。在具体环境具体行动中被认真刻画着。要向旧文艺学习，决不是旧格调的套用；它如何可信地丰富而又朴质地刻画人物，就是很值得学习的好处之一。
《水浒传》除了创作方法上有很多可学之处，就是为了认识人，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由于旧社会给人们的毒害太深，在新社会里，近似何九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一下子不能绝迹。虽然我们和施耐庵所持的英雄与懦夫的标准不同，今天应该坚持的真理也不就是武松坚持的那样的“真理”，但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和方法是值不得原谅的。在改造思想与工作作风上，这部小说多少还有一些供参考的作用；不因为它是封建时代产生的旧小说而可以漠视。据说不少改革旧剧的朋友喜欢在潘金莲上面用功夫，但往往不能使药杀武大事件具备新的意义；我以为，如果以何九作为中心，改成一个短剧，适当的讽刺这样一种性格，不会比改写潘金莲之类的意义小的。
（附注：手边缺少更多板本，本文所引字句，是根据坊间普通铅印本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