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新闻工作
目前通讯社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新华通讯社给各总分社、分社同志的信各总分社、分社社长和工作同志们：
在新华社工作中，至今存在着两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报道的全国观点问题以及分社的活动方法和组织形式问题。由于这两个问题没有真正彻底地解决，便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使稿件的质量在长时期内不能迅速地足够地提高。在新华社统一以后，上述两个问题就更加迫切地需要得到解决，而且也确实已经具备了更进一步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条件。
第一个问题是报道的全国观点问题。这就是要求各地的新闻报道，无论在内容方面和写作形式方面，都要做到适应全国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需要，满足全国范围读者的要求，能够教育全国的工作干部和广大读者，对全国的革命和建设能起推动和指导作用。也就是要求各地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不是仅仅计算今天发出了多少字数，而是首先要考虑到总社是否能够采用；不仅要求得总社能够广播，而且要考虑到全国有那几个地方的报纸能够刊登；不仅要使各地报纸能够刊登，而且要估计到发表出来以后，对于读者群众和工作干部能发生一些什么影响和作用。这些是对于一个国家通讯社的记者（分社实际上是记者组）的起码要求和基本要求。
从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来看，虽然某些总分社、分社已经开始能够供给一部分有内容、有分量的新闻，对于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工作起了一定作用；但大部分的新闻报道，却还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这种要求。各地发来的稿件，总社的采用率，一般仍然只有三分之一（和一九四九年年初一样），有三分之二只能作为参考资料。而就是总社已广播的稿件，各地报纸大体上也只能采用二分之一左右。可见从总社到分社，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是很大的。而更重要的是：虽然新华社的组织遍布全中国，但全国各地的人民生活和政府工作的全般情况却缺乏系统的反映介绍，许多群众中的创造和实际工作中的成熟的经验也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广大读者真正希望知道的事情，有许多我们没有能生动地介绍出来。由于各地区革命和建设工作发展的进度不同，系统地概括地报道某一地方的工作情形和经验，介绍某些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对于另外一些地方的人民和工作，往往能起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有时对全般时局都能发生相当深刻的影响。例如，正当全国尤其是南方新解放区工商业界遭遇困难的时候，刘少奇副主席在五一讲演中介绍了东北的若干重要情况，对于提高全国人民克服困难的信心发生了很良好的效果。可是，恰正在这方面，我们的报道工作存在着很大弱点。
我们的工作中所以存在这样的缺陷，首先是由于总社过去一年多以来对于分社在报道问题的指导上比较地薄弱，没有经常地及时地把总社的宣传意向告诉总分社、分社，给总分社、分社多出些报道题目，并指导总分社、分社采访和写作的方法。而另一方面，总分社、分社由于所处工作环境和工作范围的局限性，又未经常主动地研究总社的电讯和本身的工作，因此对于新闻报道如何适应全国需要这一根本问题，在观念上常常很不明确。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总社曾经发过不少指示，提过不少意见，但日子久了，就被渐渐地忘却，思想上又模糊起来。这种情形，越到下级组织就越是严重，而它们却是本社新闻的基本来源之一。如果分社和记者缺乏全局观点，那么，我们的新闻报道就将难于克服零碎片断和软弱无力的弱点，难于有系统地供给对全国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富有指导意义的新闻。
分社和记者组，都是新华社的派出组织，是我们的外勤记者。他们在各地进行采访活动，所报道的自然是一个地方的人民生活和工作情况，因此，必须深入当地群众和地方实际工作中去。他们的活动越是深入，了解地方人民生活和工作情况越是深刻和全面，掌握的材料越是充分和具体，就越能写出有系统的或典型性的出色的报道，对于全国的宣传教育作用也就可能更大。曾有若干分社和记者，由于对于当地当时的群众活动和实际工作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而又能适应全国读者的需要，因此，写出的新闻报道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果以为进行全国性的报道，就可以不深入地方实际，可以不到当地人民群众和实际工作中去采访，可以不调查，不研究，可以粗枝大叶，夸夸其谈，那是极大的错误。这是必须在思想上明确起来的。另一方面，现在存在着的一种主要偏向，是许多分社的记者，仅仅考虑到与地方实际结合，而忽视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必须适应全国的需要。他们对于作为新华社的分社和记者的工作任务和活动方法缺乏研究，以为是与地方报纸一模一样的。他们不了解：新华社的任务是向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进行宣传，在全国范围交流革命工作状况和经验，借以推动全国各地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新华社的分社和记者，在一个地方活动，调查和研究当地人民生活和工作情况，写成新闻报道，对于当地工作虽然也会起一定作用；但这是次要的，其基本目的仍是在把它们介绍到全中国去，向全国各地的人民进行宣传，使其他地方的工作人员了解有关的情况，得到有益的借鉴。至于向当地人民进行宣传和推动当地工作，那是当地地方报纸的任务。正因为他们对于这一重大的区别认识得不够清楚，甚至误解与地方实际结合这一要求，以为要采取与地方报一样的结合方法，所以往往把地方报在地方范围内的报道内容和采访写作方法全套机械地搬用过来，而不问这样搬用的结果，报道出去的新闻，全国各地报纸能否采用。例如，曾经有某一个分社，它把记者分散地派遣在几个工厂里，一点一滴地搜集许多零星材料，有一件事报道一件，但对当地的全般工作情况却缺乏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至于总社在广播些什么东西，一个时期的时局动向如何，更属若明若暗。这样做工作是辛苦的，但效果并不好，因此，工作同志也就很苦闷。这个例子说明，新华社的分社和记者，一定要弄清自己的新闻报道是向谁宣传，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它和当地地方报纸有什么不同，应该采取一些什么不同的工作方法来完成任务。这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树立面向全国来进行报道的观点。
明确地树立报道必须面向全国的观点，并保证自己不至于因为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得不到总社的指示，而在观念上模糊起来，就应经常注意下列三件事情：（一）要经常地研究总社广播的全部新闻电讯（也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特别是仔细地研究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重要社论，掌握时局动向，了解各地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发展情形和问题，熟悉全国范围内一般人民群众的政治情绪和要求；同时，又深入当地的人民群众和实际工作中进行采访，尽可能求得了解当地全般情况。这样，把自己所掌握的地方材料和所了解的全国情况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究竟一个时期有些什么材料可以和需要报道出去，以满足全国各地读者的要求，推动全国时局，并帮助其他地方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二）要经常地估量一般读者的政治水平和理解能力，在介绍某一工作情况和经验时，务必做到使一般读者能够了解和接受。比如，在报道老区的工作时，就应设法使新区的读者能够懂得；在报道工厂的生产时，就应做到使没有过过工厂生活的群众也发生兴趣……。这就往往需要简单地分析一下某一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增加若干必要的说明，来帮助读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新闻报道的效果就将大大降低，有时甚至还会发生反作用。（三）要经常地考虑到总社新闻广播的容量及各报采用本社稿件的能力，从而调节自己发稿的数目，并不断地提高稿件的质量。
第二个问题是分社的活动方法和组织形式问题。分社的任务是报道新闻。这种报道是全国性的，因此，需要较高级的成品。它不能如报纸那样直接依靠广大的通讯员，也不能完全依赖地方报纸和机关团体的现成材料。地方报纸和机关团体的现成材料，是我们新闻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有些材料比较成熟，但大部分对于新华社的需要来说还需经过加工改造的过程，如补充背景材料和其他必要的解释，略去仅有地方兴趣的细节，整理研究，改写成为富于概括性、富于普遍兴趣、便于向全国宣传的东西，才能成为向全国报道的好的新闻。所有这些，包括搜集地方报纸和机关团体的现成材料在内，都是新闻记者的工作。所以，无论从新华社的工作性质和任务以及客观的工作条件来看，分社都应该以记者活动为主要的工作方式。新华社的各地分社实际上都是记者组，主要负责人也即主要记者。
所以，新华社的各级组织，机构越简单越好，一般地应该很少层次或没有层次；很少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在实行薪金制以后，更可把行政事务工作减到极小限度。各级组织的干部配备，除了总分社需要个别的编辑人员和资料人员和必须印发总社电讯稿的分社要有若干服务、译电和缮写人员以外，一般分社应该都只有记者，而无其他非记者的工作人员。采访、资料、编辑，这三件工作可以合一进行，一个记者分担一定项目的任务，自己采访，自己搜集和整理资料，自己编写。就是总分社，也应把尽可能多的力量抽出来进行外勤的采访活动，并实行编辑、采访、资料三项工作合一的制度。分社的主要负责人，是本社派驻一地的记者中的骨干。他的主要任务是写出一些重要的和模范的新闻（包括内容复杂和有迫切时间性的新闻），同时指导和帮助其他记者的工作。有些城市的分社和记者组，只要两三个或四五个工作人员就够了，那样，分社社长或记者组长便是一个特派记者，其他人员则是这个记者的合作者和助手。总分社的社长或编辑主任，也应亲自动手采写，保证一个月写出两三篇好的新闻。采取这种方式活动，把全部或大部人力，首先是负主要责任的熟练劳动力，集中到采访写作的业务方面来，我们的工作效率一定可以大大提高，并有希望更多生产出一些优秀的成熟的新闻作品。
但过去我们是很少这样做的。一般总分社、分社都是机构庞大，层次重叠，人员众多，工作手续繁琐。往往一个总分社或分社要分设许多部门；社长之下有四五级之多；一篇稿件要经过四五道或七八道手续才能发出；而行政人员和业务干部的比率一般都达到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社长、总编辑、编辑主任等等，忙于日常的行政事务工作，如审核财政预决算，处理人事问题，一道又一道地修改记者、编辑的稿件，而自己则没有或很少亲自动手写稿。那些社长、总编辑、编辑主任，原本都是老记者、老编辑，他们是比较地具有采访写作的能力和经验的；而现在在做采访写作的记者和编辑却多数都是新干部，他们只要努力学习并得到上级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好记者、好编辑的，但目前一般地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还是比较低的。这样，便存在着一种很不合理的现象，即：作为新华社主要业务或唯一业务的新闻报道工作，主要地是依赖那些不熟练的新干部在作，而且因为机构庞大、层次重叠，很不容易取得主要负责人在业务上的直接指导和帮助，因而进步比较缓慢；而那些在业务上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干部，却实际上已经脱离新闻业务，成为行政事务头子。这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毛病。我们曾经检查了若干分社，发现有些社长并不到社办公；有些编辑主任忙于盖章和谈话，四五个月只写过两三篇新闻；有些主要人员在发生关系重大的而又难于采访的新闻时，并不亲自出马，只派一个不熟练的记者去应付，却埋怨社内干部质量太弱。可以确定地说：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干部也很难迅速地提高。因此必须来一个坚决的转变。
自然，形成上面所说的不合理现象，是有它的原因的。过去总分社、分社的任务比较复杂，除了向总社供给新闻外，还担负许多地方任务；组织上与地方报纸合在一起，兼任报纸的采访通讯部门；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交通不便，生活和器材的供给又必需自行办理；那样不能不有一个较大的摊子，主要负责人员也不能不分出许多精力去照顾行政事务，否则业务便无法保证。这是客观原因。而在主观方面，总社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虽然已经发现必须改变各级组织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但却没有进行系统的说明，使大家在思想上有所酝酿和准备，以便及时地求得解决。现在，一切客观条件都已成熟，总分社、分社都已进入城市，有些地方已经实行薪金制，新闻总署作出了新华社工作统一的决定，各级组织的工作任务已比较地单纯，实在再无理由不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了。如果这时再不改变，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受到损失，而且往后的困难还会增多。
但在要求贯彻上述改变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方针时，却遇到了一些阻碍，这主要的是某些总分社、分社负责人员的“摆摊子”思想。他们因为长期地习惯于过去在农村环境中“摆摊子”的工作方法，而对于新的工作方法又缺乏经验，总认为没有一个像样的摊子不好办事。其中有些负责人员因为过去长时期地脱离新闻报道的业务，很久没有执笔写新闻，只善于指挥号令别人工作，今天一旦要他成为名符其实的新闻记者，便有些胆怯，害怕自己做不好。也有些负责人员则存在一种极端错误的名誉地位观念，认为要他们当记者是降低了他们的身份，有失他们的体面。这几种思想在某些场合常常结合在一起。事实已经证明，不是没有摊子或摊子小了不好工作，而正是因为摆摊子和摊子大了，分散了干部的力量，尤其是把许多主要负责干部的力量消耗于日常行政事务以及一层又一层的改稿工作上面，所以我们的工作才不能作得更好。许多地方都叫喊干部弱，有的还提出了“以量胜质”的口号。试问，老的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都没有或很少动手写稿，而只依赖那些新的能力和经验较差的干部去作真正的新闻报道工作，干部为什么不弱呢？如果我们把摊子取消或缩小，把社长、总编辑、编辑主任、科长、组长都集中使用到采访写作战线上去，力量不是立刻就增强了么？当然，一下子缩小摊子，改变工作方法，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我们估计所有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至于那种认为当记者不名誉或害怕亲自写稿的思想，更是十分有害的，倒真正会妨害那些同志的前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革命成功以后的建设时期，各行各业的工作干部都必须向专家方向发展，精通自己的业务，才能对国家和人民作应有的贡献，而个人也才有良好的前途，任何空头“政治家”是绝对吃不开的。新闻工作的基本业务是采访和写作，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是大批优秀的既有政治思想又有写作能力的专门性的记者，而不是过多的新闻行政管理人员。一个有才干的记者，他对社会的贡献可以比社长、总编辑为大，也就理应受到国家更大的重视和尊敬，正如苏联的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记者，比一般的厂长、经理更受重视和尊敬一样。而且，将来真正要充当一个好社长或好总编辑，首要条件也是必须在政治观察能力上、写作能力上比较强，善于写作新闻文稿。如果高高在上，不参加实际的新闻业务，以致逐渐丧失写作能力，那是很可惜和很危险的。我们那些由记者编辑出身的社长、总编辑、编辑主任等等，过去在写作上都有些基础，今天及时“下海”，重新锻炼，犹不为晚，千万不要错过时机。
总之，各地总分社、分社必须缩小摊子，减少层次，把人力集中使用到采访写作工作中去，采取记者活动的方法进行工作，使之真正成为新闻报道的组织，起着新华社记者的作用。
新华通讯社总社七月三日
第5版()
专栏：
通讯员·读报组和读者来信
各地报纸给新闻总署五月份工作报告的综合介绍（二）
新闻总署研究室
在各地报纸给新闻总署的五月份工作报告中，有许多对于联系群众方面的缺点，报纸工作中群众观点不明确的现象作了检讨。
平原日报说：“报纸是给群众看的，是用来向群众讲话的，……这个观点，我们思想上是长期不明确的。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群众是文盲，只有干部才能看懂报纸，我们便错误地把读者对象与服务对象混淆起来。这是我们群众观念薄弱的表现，是忽视联系群众的主要原因。”
在另一方面，平原日报又说：“我们的报纸不仅要面对农民群众，而且必需面对工人阶级及其他民主阶级的群众。这一个观点，我们也是不十分明确的。……省卫生局一个大夫向我们说：‘你们只是登生产救灾的事情，新乡市据估计现在有两万人患痢疾，莫非这与群众的生活无关，不是群众的要求吗？’充分满足工农的要求，同时照顾其他民主阶级的要求，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了。”
绥远日报也有同样的情形，他们在报告中说：“我们曾有严重的偏差，读者把我们叫《农民报》。基本上还是农村办报的一套，只见农民的活动，而没有或很少有其他阶级的活动，进入归绥以后，有了少许工人活动的新闻，也是零碎的、片断的，没有反映出解放后工人阶级的重大变化。对公务员、知识分子及学生青年，在思想上是轻视的，不注意他们的问题。对资产阶级，一进城报道了一些对打骂工人及无理解雇的资本家的处分，没有反映他们正当的活动。造成资本家看我们的报纸，抱着看‘斗了谁’，‘自己有没有危险’的心情。”
群众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沈阳日报征求读者的意见，有四条工人反映的意见是：“新闻质量提高了，指导性也加强了，但只是给领导看的，有关群众的事很少。”
这些现象必须大力纠正。山西农民报说：“从经验中证明了：依靠正确宣传政策来联系群众，联系群众才有灵魂；联系群众的实际生活和工作，来具体地宣传政策，宣传政策才有说服力量和实际效果。我们体会到：农民认识事物的习惯是：有‘理’没‘事’，他不接受；但有‘事’没‘理’，他也看不透，提不高。为了使文章的说服力提高，报纸的宣传效果加强，须要有事例，有言论。既不空说道理，也不单纯反映零乱的事实。”
纠正这些缺点的方法之一，就是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和建立读报组的工作，以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过去我们也是重视通讯工作的，但是诚如厦门日报在检讨他们的通讯工作时所说的一样，通讯员“以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工作人员为最多，占百分之八十，工人学生等占百分之二十。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工农通讯员很少。”新闻工作会议之后，各地报纸已经普遍地重视了这个问题，济南农民大众报取得了这样的认识：“通讯工作的好坏是地方报纸能否办好的决定环节之一。我们认为发动干部与农民积极分子给报纸写稿，是引导群众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以这种精神经常教育通讯员，不要单纯向通讯员要稿子，和单纯地告诉写作方法，要把发动通讯员写稿子与组织群众行动结合起来。不要把他单纯地看成编辑工作的附属工作，而要把他看成是与编辑工作同样重要的一项工作。报纸的编辑工作要善于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发问题，引导大家来讨论。”
许多报纸已开始在工农群众中发展通讯员，东北日报把新近发展的七十七个通讯员中的七十三个加以分析统计，他们“在文化程度上，目前相当于大学的有四名，高中四名，初中二十七名，高小的三十八名。在成份上工人出身的有七十名。学生出身的（已在工厂工作一年以上）三名。在工作职务上，工人四十一名，技术员五名，学徒一名，工会干部九名，党委团委十四名（工会干部与党团委亦是最近由工人中提拔的），此外有职员三名”。从这个统计可以证明，以为工农群众文化程度低，不能做通讯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工人是热心的，东北日报的报告中说到工人通讯员的反映：“‘我很高兴能做党报的通讯员，请报社的同志多帮助，我们一定多写东西，’这是普遍的反映。电二七厂熔炉工于显廷同志说：‘我很高兴当党报通讯员，但从来没有写过稿子，文化程度很低，这次一定要好好学习写。’（到现在为止，他是写稿最多的。）……铁路工厂张守茹同志说：‘我们这里有很多问题，过去没有好的通讯员，通不出去，这回可好了。’”这里，工人热心做报纸通讯员的情绪跃然纸上，报纸是应该重视他们的这些要求的。
况且，那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工农群众，也还是可以组织起来的。太原工人报说：“以前我们不了解，组织工人来信是报纸联系群众的最好方式之一。今后我们要有重点地建立车间、作坊通讯组，用‘××说××记’的方法动员知识分子通讯员与工人通讯员互助写稿，不怕零碎，大量反映群众的创造、建议、疑问、要求与呼声，以及识字不多的工友的写作等，以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自通讯员座谈会后，我们已收到并发表了不少工友来信、读者来信、劳模来信，一般的内容很实际，空话很少。
“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不但能加强报纸对广大职工的联系，而且能启发工人主人翁的责任感，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正因为报纸初步在群众中生了根，这次全总调整组织时，虽然决定没有太原工人报，但在群众的迫切要求下，市总工会决定竭力从各方面想办法，报纸还要办下去。”
开滦矿工报说：“开滦矿自五月十五日展开红五月生产节约创模竞赛运动，报社也发动了写稿与争取模范通讯员的竞赛，展开读报运动，为大家办报的组织工作打下了基础。密切报纸与群众联系，改进报纸工作。——通讯员组织的重点放在井下，其中唐家庄矿已开始发动起来，每天该矿通讯干事收到井下工友写的三言两语的稿子，如‘谁今天刨了多少煤，’‘谁棚的棚子得法’等四五十篇。”对于以工人群众为对象的报纸，从这些稿件中是可以提炼出许多直接反映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的新闻来的。
石家庄日报在他们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也说：“通讯员网、读报组和领导与群众的经常接触，是报纸联系群众的组织保证。各单位的通讯员仍由小组具体掌握，总的政治领导和教育要有专人负责。要恢复通讯员指导刊物，并且要用代笔、电话、通讯等办法启发帮助占全数七分之一的工人通讯员写稿。”
在发展通讯员中，取得领导机关的帮助是很重要的。东北日报的经验是：“通过党委聘请通讯员，直接和通讯员见面，了解其政治、经历等情况及体会其生活和思想感情。这种办法是领导上指示的，是非常正确的。这可以在处理某些批评与表扬的稿件上，真实地反映工人生活、思想状况，在稿件处理上少走弯路、减少错误与偏差。”河南日报也注意到在工作中取得领导机关的协助，他们在报告中说：“我们在五月份一面自己在机关内学习讨论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一面商得省委同意，向省委（请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把此次会议主要精神作了一次汇报。同时我们也利用了政府召开的工矿会议工商会议，传达了此次会议文件中的通讯工作部分，这些工作对于我们执行新的改进方针上，因为取得了多方的了解，帮助很大。”
自然，一方面要发展通讯员的组织，另一方面还是要注意培养和教育。唐山劳动日报取得了这样的经验：“为着把工人通讯员的写稿能力提高一步，有重点地在厂矿中举办短期通讯员学习班，结合该厂生产生活上的实际情形，讲解写稿方法，边讲边讨论，讲完了实习，收效很大。南厂通讯员学习班办完以后，大家写稿热情和信心很高，而且稿件质量也提高了。所以，从三月下旬到现在，报纸上每天都有南厂通讯员的稿件，二月份该厂工人通讯员来稿只有十二篇，而且大部分不能采用，三月份竟增加到二十三篇，其中百分之九十都能采用。”
关于通讯员力量的使用，松江日报采取了约稿合同制。他们在报告中说：“……约稿的合同制是好的，应加以推动，并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作为继续贯彻合同制时的一个参考：Ａ、和约稿的通讯员建立经常联系；Ｂ、在约稿前要提出约稿的理由，并尽可能说明情况，供通讯员参考；Ｃ、经常督促检查，不能等待；Ｄ、来稿后，如有删改（文字上的删改除外），应尽可能向写稿人说明理由，在条件允许时，经取得写稿人同意后再发表。”
通讯员在大量发展起来之后，领导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苏北日报采取了经常举行全区性通讯工作会议的方式。他们在报告中说：“关于加强通讯员网和建立读报组工作，将作为苏北第三次通讯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经验证明，按时有一定中心内容举行通讯工作会议，作用很大，可以加强报纸的组织性，并使编辑报道计划较为实际。”
读报组在有些报纸中还是一项新的工作，但这却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是报纸组织群众工作中主要的一项。石家庄日报已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通过党委、工会及群众团体宣教部门系统地组织读报组，由报社的机关小组内外勤与他们联系，搜集意见及反映要求。在不妨碍生产原则下定期分别召开各单位党、工、团积极分子，劳模、通讯员及读报组的小型座谈，以保持报社领导与各阶层群众的经常接触，社委分工出席，每人每月至少一次。”
在组织读报组工作中，与消灭文盲运动相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旅大农民报在报告中说：“因为旅大在两年内基本消灭文盲的任务下，现在文盲正大批改变，从这里我们可以培养出好多的通讯员。……我们正通过识字学校、互助组，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始广泛组织。在这以前，我们曾在各地进行试验，并得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有一个互助组，六个文盲，通过读报不但能学习报纸上的经验，或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等等，而且还结合识字，全组除一名外，没有一个文盲，其余都能读能写。”实际上，消灭文盲与读报组的工作起了互相推动的作用。济南农民大众报也正在这样进行，他们的报告中说：“我们准备配合农村消灭文盲运动，大力组织读报工作，准备订出一个条例，省教育厅已允与我们配合组织发动。”
读者来信和读者来访是报纸群众工作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报纸从这里与广大的群众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新闻工作会议之后，各地报纸都对读者来信予以更大的重视。许多报纸把读者来信作为副刊的主要内容。济南大众日报（这是过去读者服务工作比较薄弱的报纸）“把原来的副刊改为‘大众园地’，主要登载读者来信，批评，检讨，建议和对具体事例的表扬。……在‘大众园地’创刊时，主要的投稿人都是原来的通讯员，因为性质改变了，关于批评与建议性的各地来信已逐渐增多”。私营报纸在这方面也获得了显著的改进。上海文汇报“自从不断发表读者投书后，自本月开始，读者带有批评性的函件寄来本报的，在比例上讲是增多了。过去来信的比例，主要是求职、工业问答、医药问答等，读者对政府批评信件很少很少，本月份开始已陆续收到了”。
报纸这样做是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支持的。河北日报“五月下半月副刊改为‘读者来信’版……颇受读者欢迎，武邑一个名叫王文科的读者来信说：‘我见到举办读者来信版后，非常兴奋。’表示‘今后除自己多供给报纸材料外，还要在群众中宣传报纸。’”鞍山工人报也说：“由于报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加社会服务内容，报纸的指导性加强了，干部、工人都开始重视了这个报纸。……群众反映，报纸有劲了，报招人爱看了，咱有说话的地方了，社会服务栏给工人解决切身利益了。”福建日报说：“有三四十里路的农民送批评稿件来，要求一定要刊载，说这比法院解决问题还好。”这样，就空前地提高了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
许多报纸还以新闻版的重要地位刊载读者来信。新湖南报在报告中说：“除了在‘群众生活’（由原来的副刊和‘社会服务’合成的副刊—引用者）经常刊载读者来信之外，这一时期已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读者对工作有较大意义的积极建议，用读者来信或工作意见两种形式刊登在新闻版上，比较重要的放在一版的显著的地位。仅一二版在这十七天（自五月十五日到五月卅一日）当中所刊登的读者来信与工作意见即有二十六件，其中有十件来信，是登在一版上的。据现在了解，有些读者积极的建议与批评已对工作起了良好作用。例如五月二十二日读者对湖南土产公司收矾价钱过高的批评，以及醴陵瓷器没有销路的来信，已引起土产公司的注意，开始调查纠正。群众生活组每天收到的信件和到该组问问题或反映情况的，均显著增加，在来信中特别是对工作的批评与建议也比以前多了。”河北日报也“在处理读者来信时，除一般的放在读者来信版之外，特别重要的还放在要闻版的重要位置，因之，目前读者来信颇受领导机关、各级干部及广大群众的重视”。
报纸重视了读者来信，就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而且帮助政府改进了工作。然而读者来信的增多就要求报纸能作周密的处理。石家庄日报规定了这样的工作制度：“读者来信的处理不得超过三日，见报面的依其内容和重要性分发各版，一般来信在副刊版占比较固定的地位。对读者来信经过三次催促，逾期一月不复的机关或个人，应提到党政检查机关请予处分。”
另外，读者来访的工作也开始注意主动进行。长江日报决定：“在联系群众方面，除以‘大众园地’为联系群众的主要工具，发表读者来信，同时应付群众自动上门谈话之外，正计划主动约请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到编辑部谈话，定期召开各种座谈会。”
不过，深入检查起来，报纸对于读者来信的处理还是有一些缺点的。东北日报就作了这样的检讨：“……社会服务组所收到的来信不算少，但缺乏系统的研究，以从中了解群众当前的思想状况，再经过报纸对之系统地解答和进行教育。针对群众当前的思想进行宣传教育，应该是今后编辑计划中的一项重要节目。另外，从‘读者来信摘编’中，看出不少信件处理不当。应认真调查加以解答的，反送给有关机关参考；没有检讨必要的，要个别机关检讨；还有些属于普通常识问题的，自己也不能进行答复……这说明编辑部对社会服务组还缺少具体领导，社会服务组的同志对总的情况也不太熟悉。今后必须尽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才能真正贯彻加强联系群众的方针。”这种检查和纠正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沈阳日报的一种反映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自下半月（十六日起）起取消了二版和三版（学习版和副刊版）………但一部分读者（包括教职员、学生、机关干部和工友）有意见，他们说：‘尽是干巴巴的消息，没意思。’这问题需要很好解决。”报纸副刊用主要篇幅来刊登读者来信，当然不是要把他变成“干巴巴”的，而正是要使报纸上能更多地反映活生生的实际，如果刊载读者来信而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那是应该加以纠正和解决的。
第5版()
专栏：
谈搀用文言成分
叶圣陶
这一回谈谈搀用文言成分的问题。身子不好，头胀眼酸，只能少谈些。
为什么搀用文言成分？理由很多。咱们读过文言。咱们没有学好语言。咱们感觉现代口语贫乏，好像不够用。咱们分不清文言跟现代口语的界限。还有其他。
可是一般的读者未必全读过文言。他们的语言训练也许比咱们好，说来又纯粹，又不感觉贫乏。凭他们的语言习惯看咱们的夹七夹八的东西，即使不至于不能了解，至少感觉不怎么亲切似的。
还有，现在报上的材料有很多要从电台上广播出去，要在读报小组里由一个人念给大家听。为了照顾听众，第一要避免噜苏的繁复的语句，第二要尽量少用文言成分。像近来差不多每天可以看见的“日趋好转”，一个“日”一个“趋”就是文言成分；还有，近来天天可以看见用作连词的“则”字，这是从文言来的，必须熟悉文言的语调（不是口语的语调），才能了解。对于这些个，咱们自己是太熟悉了，可是能够保证听的人听得真吗？（如果用拼音文字来写，这些个成分过了一天半天，连作者自己也要认不清了。）
现在举一些例子在后面，请读者从看下去听下去两方面想：看下去是不是有点异样？听下去是不是有点不顺耳？
（一）经过反复宣传，与中共支部党员、各行业能手的带动……——四月五日第二版《宁、宝重灾区战胜冬荒》
（二）该市行将有三十四万多失业工人参加浚河……——六月十九日第三版《各地人民政府和工会组织用多种方式救济失业工人》
（三）此次各公营企业税收计划之所以能按期如数完成——四月八日第三版《张市公营企业完成纳税》
（四）比较适当的方法是编制一定范围的统一价格标准材料，或由一定部门统一作价，才能减少偏差，避免过分悬殊——六月四日第二版《东北清理资产的几点经验》
（五）这里林立着一座座的工厂——四月八日第三版《渤海区劳动教育所访问记》
（六）劳动保护规程和制度的制订和执行，也是非常不力的——四月九日第二版《东北公营企业实行劳动保护，五十五万职工福利改进》
（七）去年南距该村五里的莫台寺村群众——四月十日第六版《荒山变成了松山》
（八）这就充分的表现了这些同志对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改正工作缺点的重视之不足——四月十日第一版《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处理密山县拆房事件》
（九）说明该厂领导干部力图跳出事务主义圈子——四月二十日第一版《石景山钢铁厂……普遍开展民主管理运动》
（十）但与现在的记录比较，依然是逊色的——四月二十日第二版《恢复中的广东糖业》
（十一）有数种商品的价格几与产区持平——六月十一日第一版《物价由落转趋平稳，武汉市场情况好转》
（十二）还有少数工厂则偷工减料牟取非法利润——六月十九日第三版《工业局指导私营机器铁工业成立加工订货管委会筹备会》
例子是很多的，节省篇幅，不能多抄。就前面的例子来看，这些语句里的文言成分个个都有口语的说法，并不是口语贫乏，非借文言的光不可。或者以为用文言可以经济些，说口语必然说得多。我说经济是要讲的，可是应该就通篇讲，就一段一段讲，单在一句里打算少写几个字，那是讲不好的。还有，为什么这一部分用文言，那一部分又不用呢？这是答不上来的。说到这儿，可以说随便用些个文言成分也是一种自由主义——不照顾看的人听的人，自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想劝朋友们改变这种自由主义，咱们只要记住一句话：为看的人听的人着想。
随便用文言又不熟悉文言的规律，有时就不免发生错误。举两个错误的例子在这儿。
（十三）岛中部为五指山脉所分布——四月二十一日第一版《海南岛介绍》
凡是说“…为…所…”“为”字前头的部分必然是“所”字底下的动词的对象。譬如一句文言说“敌军为我军所歼”，“敌军”是“歼”的对象。“分布”是个自动词，“岛中部”不是它的对象，所以这一句话是不能采用“……为……所……”的方式的，应该说“五指山脉分布于岛中部”（还是文言）。
（十四）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于十九日致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主席赛鲍尔，通知其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没有参加对日管制委员会的资格，必须将他们从该委员会的各项机构和会议中驱逐出去，同时通知其我中央人民政府已任命周士第将军为出席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六月二十日第四版《我周外长电盟国对日管委会要求驱逐蒋匪帮“代表”》
这两个“其”是用错的。历来的习惯，“其”不作单纯的受格用，这儿却作单纯的受格用了。“其”也作受格用，可是有个条件：对于底下的动词它又是主格，它一身充两役。举个例子来说容易明白些。譬如一句文言说：“嘱其以时赴会”。“其”是“嘱”的对象，对于“嘱”是受格，同时，“其”又是“赴会”的主体，对于“赴会”是主格。（十四）例两个“其”字底下的话可跟“以时赴会”完全不相类。照文言惯例，这两处也不需用代名词，把“其”换成“以”，作“通知以……”就成了。如果爽脆说口语，当然不妨说“通知他……”。